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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丽玲心里有点心慌，只能搪塞说： “你放心吧，车到山前必有路。我肯定能再找到钱。” 池田步步相逼：“你告诉我你到哪里去找。” 张丽玲却无言以对。 当时如果张丽玲再找富土电视台投钱不是不可以，不过那样富士电视台就会干预很多，收视率，拍摄方法等都要干预，张丽玲咬着牙挺着，自己想办法。 等摄制组实在没钱的时候，张丽玲回过一次国，找到在国内做了老板的好朋友，向他诉说了拍片的情况，并说：“我肯定会还你，但你要做好我还不起的准备，在我还不起你你还要借我的前提下，你才能借我，但我这一辈子会尽我的最大努力去还你。” 朋友马上借给张丽玲十万美元，对张丽玲说：“你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我借给你钱虽然是看你的情面，但更重要的是凭我作为一个商人的直觉判断，我觉得你所做的事情很有希望，才会把钱借给你的。我知道你的性格，过去你是从来不借钱的，现在你借，说明你对未来抱有信心。你尽管用，不要内疚，只要把片子拍好，什么都会有的，钱更不用愁。” 张丽玲回到日本，日方摄制组的人总是追问她向谁借的钱，要去采访人家，要去感谢人家。张丽玲劝阻了，因为朋友有言在先，他不要任何名誉上的回报。 拍摄在继续，张丽玲与张焕琦的担心也与日俱增，因为他们越来越发现池田率领下的摄制组不能达到他们的拍摄要求，张丽玲多次找横山隆晴，想把情况如实地反映给他，可是到哪里去找他的踪影呢？一年要负责300部片子的拍摄，他怎么可能有时间再来过问一个与他本职关系不大的片子呢？张丽玲忧心如焚，却不知道怎么办。 对于这一段拍摄的情况，张焕琦与张丽玲一样刻骨铭心：“对日本人的摄制组来说，这个工作是太辛苦了，心里不太乐意。更重要的是，这些摄影助理经验不足，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人，生活磨练也不够。我一看这架势不太像拍纪录片的。 一到现场，架起三角架，有的时候没拍上，还要人家重来一次。 “这些日子是难忘的日日夜夜，磁带一天要拍十盘左右，每盘五六千。我们看一盘还剩五分钟，也舍不得剩着，还让摄影师拍掉。拍摄时，早上起来，7点钟集合，算一下人数，到便当店按照人数，买快餐盒饭和饮料，三张一千日元的票子就没了。我们想，别人赚钱盖房子，我们干自己想干的事。这样拍纪录片听都没听说过。一块相处的朋友，都站了出来，一给他们打电话，他们说，原来都开始了，要不要帮忙？星期六星期天找人见面，喝杯咖啡，三个人一千五，三次见面五六千日元，那是小事，朋友说我怎么帮你，一个朋友刚刚学完车，答应帮忙开车，这下我们不用拿着三角架挤地铁，至少可以免去繁重的体力劳动了。就这样，从冬天到夏天，从夏天到冬天，一天也没休息过。不是不想休息，而是不行，星期六星期天全都泡上了。” 有时摄像师人手不够，张焕琦就充当摄像师，《家在我心中》里丁尚彪与女儿地铁中分手的一节就是张焕琦拍摄的。很久以后张焕琦还忘不了他当时拍摄的情景：“丁尚彪和女儿在东京地铁分手的时候，我比老丁还紧张。我一直在琢磨，分手时会发生什么事。我想必须保证全景。我带着耳机，别人提醒我：‘你哭了。’我尽力保持冷静和头脑清醒。老丁毕竟曾经当过工厂的领班，起初克制住了眼泪，老丁下车了，再也克制不住如注的泪水，我将镜头徐徐地从他的女儿的泪脸变焦移到了站台上的老丁，车内安静极了，一直到成田机场，没有—个人说话。眼泪模糊了我的双眼，我摘下眼镜使劲地擦了又戴上。” 九个月过去了，张丽珍、张焕琦、张丽烨以及每一个被拍摄过的中国留学生都付出了心血和热情，当然池田领导下的摄制组也付出了心血和热情，可是他们不知道这些心血和热情能换来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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