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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似乎倏忽之间就要过完了，又是年底了，横山隆晴终于从诸多事务中分身出来，来看一看张丽玲的拍摄情况。他得知张丽玲要带领摄制组到东京郊外的高尾山进行现场拍摄，就跟着一起来了。 11月16日，张丽玲在高尾上拍摄的是一个在日本生活多年的“黑人”小陈，他在日本没日没夜地打工，连一天也没有休息过。决定回国了，他听朋友说过，东京郊外的高尾山是一处十分漂亮的地方，从那儿可以看到东京的全景，他想在回国的前一天，最后看一眼他生活了多年的东京的全貌。 池田等一拨人跟着张丽珍、张焕琦按照原来的方式拍，他们用固定三角架，拍摄纪录片中的人物，有时因为一个画面没有拍好，甚至让被拍摄者重新走场。张丽玲偶尔问小陈几句话，与小陈进行简单的情感交流。 与往常相比，应该说那天的拍摄难度不大，拍得比较顺利。可是在拍片的过程中，横山隆晴一直沉默着，一句话也没说，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凭张丽珍的直觉，横山隆晴是发现了什么问题，也许是对拍摄的，也许是对她的采访的，她心里一直在想：我今天对小陈的采访有失误吗？是不是不符合纪录片的规律？ 拍到晚上，该收工了，横山隆晴还是没说一句话。回到东京，横山让张丽玲和张焕琦到富士电视台的地下食堂，这时巳近夜间12点了，横山隆晴突然来到张丽玲面前，对张丽玲鞠了一躬，悔恨而又严肃地说道：“对不起，张丽玲，我非常失职，我想我一直都在给你帮倒忙，耽搁了你将近一年的时间，我向你道歉。” 接着横山隆晴对拍摄中的许多问题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指责，他说：“你们简直不是在拍纪录片！” 从此，一切开始了180度的转变，横山隆晴把池田的人全部撤掉，换上一流的可以配得上拍这部片子的人，包括一个叫做远藤一弘的摄像师、后来的剪辑师和另外一些技术人员。 对于那天在高尾山的拍摄，横山隆晴后来有过一段详细的心理剖自：“我决定跟随他们去，从早上到晚上，我一句话没说，我心里想，这样的拍摄砸锅了。这些人根本没有明白纪录片是怎么回事。作为有经验的导演，我感到恼怒。也感到悔恨不已。我后悔竟然借口自己工作忙，耽误了接近一年的时间。我默默地看着他们拍摄，一句话也没说。直到太阳落山，我们收拾家当往回走的时候，我说能不能请摄制组到富土电视台食堂吃顿饭。在食堂，我抑制一天的怒气爆发了。这简直是不可饶恕的罪过。我说，你们的设想的确是了不起的，我怎么能够一次也没有到现场去！我谴责自己，我决定马上减少手头的工作，解散了原先的拍摄队伍，派出第一流的摄影师远藤参加拍摄。当然我征求了远藤的意见，远藤是在和他们接触了以后，自己决定作为自愿者，不拿薪金加盟。” 张焕琦后来说：“到了红叶红了的日子，我们要拍一‘黑户’，横山也一块去了。 我们拍到很晚。横山请我们一起到富士电视台吃饭。横山问我们拍的感觉怎么样，我们说我们就这么工作。横山却发火了，说道：你们的拍摄方法太奇怪，让人再走一遍，这是违反纪录片规则的。其实我和张丽玲对这种做法也感到怀疑，但是我们是受援助的人，不敢说。横山决定把班子全部换掉，换上正式拍录片的远藤。这次交锋使我们明确了许多，最重要的是对于纪录片的创作态度，纪录片强调对被拍摄人的尊重，不干涉他们的生活。日本人认认真真地执行这一点。这次交锋持续到早晨，在争吵中所有的问题都谈到了。我们找到了强烈的自信。那就是只要把全部的心灵都拿出来的话，那至少是真诚的。这次争论使得拍摄走上了正轨，从这以后，我们的拍摄全部符合国际规则： 对生活的自然运转保持默默的静观和跟踪。” 但是那天横山隆晴也不是没有收获，在他沉默、愤恨和自责的过程中，他发现了一个纪录片的天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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