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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裕棠（一八八０—一九五八），生于上海市。号光藻。一九０二年与人合办大隆铁厂，一九０七年后独资经营。同时拉拢英、日商人经营房地产，获取高利。一九一五年租办苏纶纱厂。一九二七年建立光裕公司，总管大隆、苏纶两厂，自任总经理。同年由于杜月笙的主持，买进苏纶厂，逐渐发展成棉铁联营企业，抗战前总资本已达五十万元法币。上海沦陷后，企业为日军强占。一九三八年开办上海泰利制达机器有限公司，聘美商为董事长。一九四０年以出让大隆为条件收回苏纶等企业，并做五金、地产等投机买卖。抗战结束后，赎回所有企业。一九四八年去台湾，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在台湾病故。 洋行中的小仆欧 晚春的天空像空阔安静的大海一样蓝湛湛的，没有一丝云彩。空气湿润润的，呼吸起来感到格外清新爽快。 坐落在上海市区南部的豫园更加楚楚动人。层峦叠翠、峰回路转的大假山中漫步着一个十多岁的少年。他生着一张聪明俊秀的脸。他的笑容虽然很甜，但是显得有些调皮；他的眼神虽然流露着愉快和坦率，但是有点过于凝重，咄咄逼人。他身穿长衫，看上去非常合体。身旁跟着一个蓝眼睛的年轻男子，他的举动那么温雅。两人边走边说，兴致勃勃。只听那男孩用英语对身旁的蓝眼睛男子说道： “此园建于嘉靖年间，占地七十余亩。原国主潘允端当时任四川布政使，为了让他的父母欢度晚年而建此园。‘豫’的词义是‘安’、‘舒’‘乐’嘴’” 那蓝眼睛的男子赞不绝口说： “0K！此园风格独具匠心，布局奇特，具有以小见大之特色，引人入胜之魅力。” 那男孩说：“老师真是独具慧眼！” 他们凭栏仰观，山景尽入眼帘；步入复廊，复廊中隔漏窗。左看流水山石，右看楼台掩映，一步一景，情趣盎然，万花楼前华林绣谷，曲槛如云，似在万花拥抱之中。尤其从鱼乐榭中观隔水墙下的流水，使人产生小溪流向远方，不知何处是尽头的感觉。水中倒影宛如图画。看得蓝眼睛男子激动得举起双臂高呼。男孩的脸上露出一副得意神色说： “还是我们的中国好吧！” 这个男孩就是严裕棠。跟在他身旁的那个蓝眼睛男子是他的外籍英语教师。 严家多是吃洋行饭的，严裕棠的父亲也从事此种职业。由于朝廷软弱，自广州开埠以来，上海等地也相继开了埠。于是上海便成了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心。这个港口有着特殊的地理位置，诱起了外国商贾来此发财的梦想。他们蜂拥而至，凭借着运用自如的领事裁判权，大发其财。由于人生地不熟、语言不通，他们便雇用了一批有身分、有信誉的中国人，为他们服务，负责推销、管理等事务，于是买办应运而生，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特殊阶层。他们起初只限于行内事务的管理，随着洋行业的逐步扩展，他们既经营钱财的出入和保管，同时也参与业务经营，成为洋行和中国商人之间不可缺少的中介人和代理人。 严裕棠从小在父亲的影响和熏陶下，对买办这一特殊职业也产生了兴趣。叔父们凑在一起经常谈论洋行中的种种事务，他感到非常好奇。他经常缠着叔叔严小坪、严赓庸、严延龄问这问那，问得叔叔们不知说什么好。他还经常自己编织着美好的梦，幻想着有朝一日自己也能成为其中的一员。他自小对英语就有特殊的天赋。这些，作为父亲的严介廷，看在眼里，喜在心头。 随着形势的变化，严介廷看准了气候，便为儿子请了外籍教师，专门传授他英语。严裕棠聪明，接受能力强，老师非常喜欢他。他很快和老师成了知心朋友，两人无话不说。老师对中国的古典文化很感兴趣，于是两人互相取长补短。严裕棠给老师讲古典文学，讲唐诗宋词，外国佬听得津津有味。严格棠便见缝插针地询问有关外国人的生活习惯与秉性特征。 “老师，我听叔辈们说，洋大人不好眼侍，稍不小心便要受惩罚，洋大人真的这么厉害吗？” “N0！N0！不是这样的。我们的人做事要认真，要大大地赚钞票，有真本事是不会受惩罚的。” 就这样，严裕棠逐步地掌握了外国人的生活习惯和特点。随着知识的增长，严裕棠的心也长上了翅膀。他整天给叔辈们打进步，想让叔叔为他在洋行找个差事做。叔辈们心里明白，小机灵鬼是有用意的，便极力回避他。可严裕棠做的事是无人能阻止得了的。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严裕棠的努力下，终于感动了叔叔。叔叔严小坪经不住他的蘑菇战术，只好答应他在洋行里为他谋个仆欧做。仆欧是外国叫法，其实只是听差的，在洋行里的地位较为低下。严小坪以为小机灵鬼不会看上这个职位的，没有想到严裕棠闻听后眼睛里顿时闪起了异常欣喜的光芒。 严小坪一言既出，又有些后悔。心想：这小子，鬼头鬼脑怎么愿做这种差事？给洋人做事可不是闹着玩的，稍有不慎是要吃亏的。就是这小鬼头想去做，大哥也未必同意。于是，便带他来到严介廷面前。严介廷听了，心想：儿子年纪轻，但头脑灵活，还未涉足社会，不知世道的险恶，先让他吃点苦头也未尝不可。让他对人生和社会有所认识，不是没有好处的，自己也是这样过来的，自从父亲因为参与“小刀会”起义之事而荡尽家产，自己先后走南闯北，吃尽苦头，饱尝世间辛酸，熬至今日成了个小买办，不知经受了多少周折。今日儿子自己提出来，理当让他自己出去闯一闯，让他品尝一下什么叫生活。 父亲的应允更增添了严裕棠的信心。他的心和一个新生婴儿的心一样烂漫舒服：好像是晴天，四周的一切辉煌灿烂；好像是雨天，空气特别新鲜清爽；好像是夏天，充满了花和蜂蜜；好像是冬天，寒气喜盈盈地刺着脸颊和鼻子。严裕堂兴奋得一夜未眠，天放亮才睡着。次日，他跟着叔叔来到洋行。从此，他开始了新的生活。 严裕棠进了洋行，不仅手脚勤快，而且肯动脑筋，仔细观察各方面的事物，一一记在心上，就连大班所抽的雪茄的牌子他都了如指掌。没有多久，严裕棠已熟悉了洋行上上下下所有的业务和人员。有时大班不在，一些事他都能应酬。解决不了的他就认真用英文记下来，待大班回来交给大班，这使大班非常惊讶，他发现这个中国仆欧非同一般。 有一次，在传送业务单据时，严裕棠发现有几处差错。他权衡利弊，考虑再三后提了出来。这可非同小可，这需要有一定的业务水平和心理素质。从此，大班便刮目相看，经常派他办一些重要事务，并且给他一些好处。严裕棠越干越红，却惹恼了叔叔严小坪。严裕棠知道此事之后，便毅然决然地离开了洋行。 不甘居于人下 黄昏日落的时候，严裕棠独自站在江边，眺望江面。汹涌的江水混沌一片，那么沉重、黯淡，急匆匆地老是向前流着。一眼望去，那动荡不已的流水、忽隐忽现的旋涡，正如头脑里涌起的许多杂乱的思想，永远在那里闪现。严裕棠此时的心情也同这江水一样此起彼伏，怎么也平静不下来。他望着江水，心想：人也应当像这江水一样勇往直前，向前看，千万不能退缩。一时软弱有可能丧失一生的机遇。他细细地回忆着离开洋行后的许多往事： 原来，严裕棠自离开洋行后，便由父亲介绍到公兴铁厂跑街招揽生意。公兴铁厂系民营机械制造厂，由徐福寿、杜阿宝、王兴发等人合伙在杨树浦路三三０二号租地造房创办，刚建厂几年，主要业务是修理小火轮、纺织机等，还承担打铁翻砂业务。 公兴自开业以来，生意虽说过得去，但谈不上红火，仅仅维持而已。其主要原因，是缺少一个对外承揽生意的人。以前也有几个跑外的，有的混日子，有的身在曹营心在汉，都不堪重用。此番徐寿福听严介廷说要将在洋行做事的儿子送来为他跑外。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他如获至宝，心想；据说这小伙子既精明又会说洋话，实属难得。是上帝保佑我，从此我的财源定会滚滚而来。当严裕棠衣着整洁、彬彬有礼地站在他面前时，他上下打量着这个小伙子，由衷地喜欢上了严裕棠，说道： “从今后，你专门联络外国船生意。此路走通可为咱厂赚大钱，此差事办成，我是不会亏待你的。” 严裕棠听了觉得这个老板很有眼力。自一八四二年吴淞之战，上海成了五口通商之一的口岸，洋船纷纷而至，黄浦江顿时热闹非常。洋人霸道成性，为了他们的利益，江上被蛮横无理地划定了“洋船停泊界”。开始只限定南起洋径近、北至苏州河口的一段江面，在这一停泊界内，中国民船不许停留。后来，其上限和下限几次调整。到一八九六年后，上限已经扩展到董家渡，于是，从董家渡到洋径港的一片水域都划为洋船停泊界了。其实，就是水上租界。船来船往，哪有不坏之理？机器一坏，船就得抛锚，哪有不就地修理之理？这就叫生意经，可真正掌握并运用好实属不易。这对雄心勃勃的徐福寿来说，怎肯放过。而生意世家出身、长期深受其潜移默化、具有生意天赋的严裕棠更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如今这主仆两人可算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洋人的钱是赚定了。 严裕棠的脑子灵活，加之人也勤快，不多日，便接到几笔外国洋人的生意。徐福寿对他奖赏了一番，并更加重用。渐渐地，把较重要的事交与他办，并从旁仔细观察，多方考验。徐福寿觉得严裕棠还算可靠。于是，对他便不再过问了。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间，大半年过去了。在此期间，严裕棠一心一意为公兴奔波，公兴的日子越来越红火。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公兴铁厂原先跑外的有个叫朱顺生的，因与徐福寿有隙，被辞退了。朱顺生一直怀恨在心，总想找机会报昔日上仇。自严裕棠来厂后，公兴越来越发达，徐福寿的腰包越来越鼓，朱顺生的气不打一处来。他盘算来盘算去，都无处下手。猛然间，他突然想到了严裕棠。心想：此人虽然聪明能干，但还是个雏。只知道傻干，不知赚钱，纯属傻蛋。只要我把他开导好，便可借他的手为我报昔日之仇了。此计绝妙，此法乃称借刀杀人也。朱顺生越想越得意，便选了个良辰吉日在路上将严裕棠拦住，软硬兼施把严裕棠拉进一家酒店。严裕棠无奈，只好奉陪。酒桌上朱顺生异常热情，推杯换盏，把严裕棠灌得迷迷糊糊。朱顺生见时机已到，便劝他进过老板自己做私生意。开始，严裕棠觉得这样做不够义气。可经朱顺生再三开导，终于不再坚持。朱顺生见严裕棠不吱声，心想：有门，今天的钱没有白花。常言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朱顺生今天便报此仇了，此仇不报非大丈夫也。 严裕棠和朱顺生敲定后，便多联系点私活。朱顺生手下有一帮专门做私活的师傅。这样一来，利益均沾，自己手头也宽裕了许多。严裕棠逐渐尝到了甜头，便越来越胆大起来，对公兴的感情也淡薄了。 严格棠作梦也没有想到好景不长。没过多久，朱顺生为了打击徐福寿，又走出第二步棋子，他把严裕棠的所作所为暗地里派人告诉了徐福寿： “老板，近日公兴的活儿见少。您老可有察觉？” 徐福寿不解地问： “此话怎讲？” “您老还蒙在鼓里，厂里谁人不知？可能只有您一人不知。” 徐福寿闻听话里有话，便问： “此话怎讲？” “据说有人身在曹营心在汉，拿着您的钱跑外，却赚钱往自己腰包里塞，长此下去公兴便成他的了。” 徐福寿听了，有些半信半疑，思忖半晌，沉着脸说： “以后不要乱说，严裕棠整日辛苦，东跑西颠顾念公兴。有些人就愿嫉妒别人，岂有此理？” 徐福寿嘴上这样说，心里却犯了嘀咕。他开始留心观察，果然发觉不对头，气得险些昏过去。冷静下来时，经过周密思考，觉得严裕棠人才难得。小伙子一口流利的洋话，头脑灵活，办事能力强。全厂上下找不出一个能与他相比的。小伙子年轻，难免有点过失。也许手头紧，迫不得已而为之，也是情有可原的。思前想后，决定找严介延谈谈，严介廷是个聪明人，要他出面予以训导，严裕棠定会改邪归正的。于是，马上拜访严介廷： “严兄，近日可好！” 严介廷见徐福寿突然来访，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估计定是严裕棠有事，便问道： “仁兄，可有事？” “无事。多日不见很是想念，故来看看严兄。” “犬子近日如何？” “贤侄聪明能干，只是滑头，还请严兄予以训导。” 闻听此言，严介廷心里明白儿子不曾犯有大的过错。心想：不甘久居人下才有上进，“在情场上，在战场上，用什么手段都应当”，这句英国谚语可谓精辟至极。想到这里，严介廷不禁微微含笑，只是装聋作哑。 徐福寿三番五次暗示严介廷都不见成效，无奈只好决定当面教训教训严裕棠，警告一下，以免他胆子越来越大。没有想到，自己刚开口，严裕棠早有准备，几句话说得徐福寿闭口无言。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严裕棠早已扬长而去。 此时，严裕棠面对黄浦江，心情异常复杂。与公兴关系破裂，使他久久酝酿的计划终于付诸实施了。这是他有生以来从未感到的兴奋，他将自食其力，自己当家作主，不再寄人篱下，受制于人。他渴望独自闯荡社会，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干出一番大事业来。这是他有生以来的第一件大事。此事正像一件价值连城的珠宝放在他的面前，光彩夺目。他决定要拿它，但是他深知要付出许多，或许倾家荡产也不一定成功。虽然决定了，但是他仍旧有一点对于失败的顾虑。眼前困难重重，自己对招揽生意虽说有一些路子，但对生产技术还不够熟悉。另外，手上资金不足，独资办厂也有困难。更使他头痛的是如何向父亲说清此事的原委。于是，各种复杂的思想来到了他的脑子里，使他时而高兴，时而忧虑。他并不注意周围的一切。他沉溺在自己的思想里，久久伫立在江边，渴望江水洗刷他的烦恼。 大隆机器厂一显身手 一九０二年，是严裕棠一生中重大的转折点。这是他步上近代著名企业家行列的起点。 其实，严裕棠的担心完全多余。他父亲根本没有责怪的意思，反而似乎还流露了赞许之意。严裕棠的那些小伎俩早被老人看穿，只是不想干预，因而放纵和怂恿他到今日。严家毕竟是个买办家族，长期与洋人接触交往，有意无意地浸透了西方风气，家庭空气中既保留着中国传统式的家长威严，又较民主。严介廷虽有家长的威严，却从不蛮横专制，而是根据孩子们的个性任其发展。 严裕棠见父亲如此通达，也就不想对他有所隐瞒，便把自己的打算全盘托出讲与父亲。 原来，严裕棠早已与铁匠褚小毛合议成功，两人合资办厂，各出二千五百两。褚小毛铁匠出身，精通手艺，处事粗中有细。当初合议时褚小毛便坚持帐房由他找人，严格棠心里明白褚小毛的用意，非常爽快地应允了。心想：公兴老板也算是老混社会的人了，都被我玩于股掌之中，何况你一个粗人呢？今日能与你共事，只是借你一用罢了，岂有他哉！ 严介廷听了儿子的计划，觉得不止资金短缺，尚有许多事情需要解决。姜还是老的辣，严介廷老谋深算，为儿子请来了老亲家公及叔辈等，让他们帮儿子一把。 事情正如严介廷所愿，众人相帮解决了严裕棠的大半难题： 严裕棠的岳父答应帮助一股； 叔父严小坪承担了以老公茂洋行的名义向国外进口机器一事；其他亲属也许诺了他们力所能及之事。 一切进展顺利。严裕棠出面租赁了杨树浦太和街梅家弄的两间平房，用作临时厂房。 同时，招收了七个熟练工人，四个学徒，与穆湘璜所办的益泰轧花厂和德商老湖丝厂建立了业务关系。最初因没有设备，从事的无非是一些简单的零星的修理。 不久，由老公茂洋行向国外订购的机器到货，计有：八部车床、牛头刨床和龙门刨床各一部，二十匹马力的水门汀炉子引擎设备一套。设备安装后，便显出厂房不敷应用了。 严裕棠再次找父亲商议。严介廷思忖半晌说： “前年我在平凉路买了一块地皮，约有二亩半，有铁皮木板平房十二间，暂时尚未派上用场。” 严裕棠迫不及待地说： “父亲先租给棠儿受用如何？” 严介廷点头说： “当然可以。只是租赁，租金按月付清。亲是亲，财是财，一定要清清楚楚。你明白吗？” 严裕棠诺诺称是。 于是，“大隆”机器厂便正式开张了。 严裕棠和褚小毛各负其责，对外的一切事物均由严裕棠经手，他招揽来的生意交与褚小毛组织工人干。 严裕棠在公兴接过外国船的修理业务，轻车熟路，所以，他始终将目光盯住了黄浦江。来沪的外国船只，若不是有特殊情况，一般都不必要停靠码头，因为一来停靠码头要纳税，二来也没有那么多场地供所有船只停靠，所以大多数在黄埔江抛锚。机器出现问题，一般是上岸找中国厂家修配。如今，严裕棠主动服务上门，免除外国船家到处奔波之昔，乐不得将修配活儿交与这个年轻人去做。 与洋人打交道，对严裕棠来说已是老将。他从小跟随洋老师，刚一涉足社会便在洋行做事。对洋人的脾气他了如指掌，知道航海人的脾气，无非是吃喝玩乐。于是，每当租船运载修配的轮船机件时，都要捎带些洋酒、洋烟上船，与洋人喝上数杯，便与他们载歌载舞。一通胡闹之后，他便信口开河，漫天要价，外国人自然不加计较，稀里糊涂地签了字。严裕棠心中暗暗好笑，马上便可去轮船公司取款，百八十两赚到手，而所花费用却只有微乎其微的几两。 自打开张，严裕棠便忙得不可开交。严介廷也很忙，但他总放心不下儿子。其实儿子已经长大成人，又如此精明强干。这可能是天下父母的特点，不管孩子多大，在他们眼里都是孩子。于是，严裕棠常要回家汇报一下战果。他总是眉飞色舞地讲述怎样与洋人周旋，怎样赚洋大人们的钱。父亲看到儿子生意蒸蒸日上，事业发达，心里暗暗高兴。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不久，严裕棠又为大隆取了个英文名Oriental EngleeringWork，Ltd，这也是为了日后的方便。现在的大隆已今非昔比，在外轮中也享有盛名。于是，严裕棠又准备置备两条小拖轮。除了修配外轮机件外，其他厂家的机件修配生意也逐渐承揽起来，陆续增加的长修客户已有永茂轧花厂、中美面粉厂、日商云龙轧花厂、美商增裕面粉厂等等。 大隆的兴盛，又使严裕棠生起许多想法。他逐步感到合伙经营互受牵掣，多有不便。当初合伙是因资金短缺，条件不成熟，暂借褚小毛一用而已。如今一切条件具备，完全可以独家经营了。严裕棠眼珠一转，便计上心头。 不久，褚小毛心中大为困惑，他总觉得有些不对头，平日里厂里活计非常忙，到了年终一结算，除了一些开销，却不赚钱，有时甚至还有亏损。 褚小毛哪肯吃这种哑巴亏，心想，肯定其中有鬼，只是苦于抓不住真凭实据，但他还不愿做冤大头。于是，他找严裕棠想问个清楚。不料这一问，却惹了一身臊。严裕棠倒打一耙，派了他一身不是，并说帐房先生是他自己的人，还要他自己将此事说明白。真是欲查不成反被咬了一口，严裕棠提出让他退股，他感到有一只无形的大手掐着自己的喉咙，喘不过气来。他满脸通红，一直红到发根，鼻翼由于内心激动张得大大的，额头冒出豆大的汗珠，一条深深的皱纹从紧咬着的嘴唇向气势汹汹地往前突出的下巴伸展过来……眼里闪烁着一股无法遏止的怒火，他紧紧地握着拳头。心想：树活一张皮，人争一口气。于是，一纸诉状递上公堂。 此时的严裕棠觉得无比畅快，心里越想越得意。没有想到，不久接到传票，先是吃了一惊，马上又冷静下来。几年来，严裕棠在外面已建立了许多社会关系，既通洋人，又通地痞流氓，只是与官府没有联系。但他深信钱能通天，常言道：有钱能使鬼推磨。何况人乎？他通过熟人，将上上下下打点一番。官方筹划完毕，又私下里将帐房先生找来说： “褚老板把我告了，你准备如何？” 帐房听了，忙点头哈腰说： “一切听严老板吩咐，不敢妄言。” 严裕棠听了，点头说： “我知道先生是聪明人，聪明人好办事，只要先生守口如瓶，将帐面文章做好，我想该是万无一失了。” 此时的帐房先生哪有不从的，自跟了严老板后，进账十分可观，远非昔日可比，他哪肯把吃进去的再吐出来。何况，他深知严老板的厉害，怎得罪得起呢？可一想到打官司，不免有点胆战心惊，自己的身家性命全押在严老板身上了，现在只能死心塌地跟定严老板，才能保证全家老小平安度日。想到这里，他咬紧牙关说： “请严老板放心，这场官司绝对没有输的道理。” 作好帐面文章，这是起码关节。办案人的心中非常清楚，他们见多识广，哪里会不了解暗中的勾当。当时机器厂很少，修配生意多，本来就是一项好买卖；为外国船作修配，更是利市百倍。另外，中外生活水平相差悬殊，外国船来华运输又可大发其财，因此，只求如期修好，可心满意，并不计较价钱。他们的小出手，放到机器厂已是大利钱，利润少则百分之五十，多则百分之二百。不赚已经讲不过去，哪里还谈得上亏损这一说法呢？要不是严裕棠有点背景，要不是严裕棠里里外外都已塞饱、摆平了，他们便要随意重判了。现在当然不得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拖一拖再说，官样文章照做不误。 褚小毛几乎跑断腿，终归毫无结果。 严格棠稳坐泰山，仍然是天马行空独往独来。 就这样一年有余，官司从一九０五年拖到一九０六年，最后还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 褚小毛也明知这场官司打下去实在没有意思，自己总算领教了严裕棠的本事，虽然恨得咬牙切齿，但也被拖得精疲力尽，已无心再打官司了，有了早点了结的愿望，只是无人来搭这个台阶。 此时，有人已看出火候，便出面做和事佬。这个人名叫穆湘潢，是益泰轧花厂的老板。 益泰轧花厂与大隆业务往来很密切，自大隆开业之日起，益泰轧花厂便将机器修配业务交给了大隆，彼此来往密切。自从严、褚两人打起官司以来，机器修配便受到影响。即便他与严裕棠的关系很好，可他也不愿得罪褚小毛。因此，对此事他一直抱着回避的态度，不想介入。但是，他心里非常明白，即使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他也应该出面。 当前，事有转机，严裕棠和褚小毛的态度都已明朗化，何不顺水推舟呢？ 于是，穆湘潢出面将此事了结。褚小毛同意按目前总资产的三分之一退股，严裕棠三日内如数付清。就这样，长达一年多的持久战便告结束。 见风会使舵 严裕棠终于如愿以偿。只是如期退还褚小毛的股金尚有困难，穆湘潢慷慨解囊垫借一笔钱，使严裕棠如期退清了褚小毛的股金。不久，便传出震惊行业的消息：严裕棠放弃外轮生意，把生产业务转向纺织机件的修配生意上。 此消息一传出，众说纷纭，说法不一。谁都不相信，怎会有这样的傻瓜，肯放弃咬在嘴里的肥肉呢？ 原来，褚小毛自退股后，便带着他的班底离去，虽然在生产经营管理上给严裕棠带来一些困难，但这毕竟是暂时的。这几年来，褚小毛已为大隆打下生产技术基础，训练了一批学徒。严裕棠的妻子对经营管理有点经验，于是，他把妻子招进厂来，应付这个非常时期的内部管理。夫妻两人齐心合力，生产秩序很快就正常起来。 严裕棠还是一如既往地上外国船包揽生意，又是两年过去了。 这两年中，严裕棠将穆湘潢和岳父钱恂如的钱都偿还了，大隆此后便完全由他独资经办了。 严裕棠喜欢交游，其实兜揽生意本来就是各处走动，需要广交各路朋友，以便有急事时帮忙。渐渐地，他不仅与洋人巧为周旋，且与流氓地痞称兄道弟，自己也随之名声在外了。严裕棠深知，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一个好汉三个帮。平素，他每每进行感情投资，从不吝惜钱财。只是妻子有时不免心疼，常常唠叨。严裕棠听了，总是暗中发笑，心想：真是妇人之见！ 严格棠在杨树浦一带人头熟，叫得响，吃得开，除了承揽业务不成问题外，朋友也找他做点别的生意。日商日新洋行大班川村千山经常找他代买地皮，承揽建筑。起初只是受人之托，后来，严裕棠发现这是一条更大的财路。 有一天，川村无意间说： “日商内外棉株式会社已来上海设厂，我马上将就任内外棉的大班，以后内外棉的机件修配交由你来承办。” 严裕棠听了，真是喜出望外； 有的人遇有高兴的事就大喜过望，忘乎所以。可严裕棠却与众不同，他越是在高兴的时候越是冷静。此时，他又开始编织新的故事了。心想：为外轮搞机件修配，已远不能满足大隆的胃口。来华的外轮虽然在增多，但做这项生意的人也在增加，长此下去，狼多肉少。外国人虽然在中国赚钱赚得容易，但用钱也不是毫不计较的。竞争的人越多，外国人当然要趁机压价，对专门从事修配的厂家来说，钱就不如以前那么好赚。这种危机一天强似一天。与此相比，因外国人相继来华建厂，机器输入成倍增加，其中，纺织机器又占很大比重，纺织机件的修配生意前景看好是不言而喻的。内行的人都知道，纺织机零件多，耗损大，动力用的引擎也容易出毛病，常常需要修理。既然需要多、利润大，生产业务朝这方面转向是极自然的事。目光短浅者为蝇头小利所惑，看不到这一点；心气不高者前怕狼后怕虎，又不敢顾此失彼；我严裕棠定要棋高一着。况且，我输得起。大隆的实力已非初办时可比，已经训练出了一批学徒，又积累了相当的生产技术经验，修配能力大大增强，此时不去顺应，更待何时！ 严裕棠正想得出神入化，忽听有人喊： “爸爸，你在想什么？”严裕棠抬头一看，原来是儿子庆祥。这个十多岁的男孩是严裕棠的大儿子。他的身后，跟着他的马术教练、英国人法兰克令。 庆祥和法兰克令满面春风地走进来，严裕棠忙转身让座。法兰克令是英商恒丰洋行特聘的机械工程师，也是大隆的编外技术顾问。自严裕棠与褚小毛分道扬镳之后，褚小毛带了一班人马，办了一个比大隆更大的铁厂，叫发兴铁厂，本来想与大隆比个高低，但办起来就觉得力不从心，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支撑了一阵，还是倒闭了，如今穷困潦倒。褚小毛一走，生产技术上给严裕棠出了难题，严裕棠便经常请法兰克令帮忙，解决一些疑难。前不久，法兰克令为大隆承揽了一项业务，为恒丰洋行代制传动装置。他具体负责监制。这样，他就名副其实地成了大隆的技术顾问。 恒丰洋行专门经营机器订货业务，主要是面粉机和纺织机。为了减少运费，牟取暴利，英商决定将其中的某些部件包给中国厂家代制，名义当然还是用恒丰的招牌。法兰克令便推荐了大隆。 严裕棠得到这一笔大而稳定的生意，非常感激法兰克令。更令严裕棠高兴的是传动装置是整个机器体系的附属部件，制造比较容易，制造的图纸和技术指导都是恒丰洋行提供的，大隆可以从中学到更先进的生产技术。 大隆确实不负众望。几个月后，恒丰洋行非常满意，法兰克令举起大拇指赞道： “大隆工人的技术水平比一般机器厂确实高出一筹。” 这样一来，大隆的名声便传扬出去了，川村千山听了半信半疑，但他没有食言，在他就任内外棉的大班后，就将内外棉的机器修配陆续转给大隆承办，但他没敢把所有的活儿全部给大隆，唯恐出了问题不好交代。此事严裕棠心里清楚，但不便说破。 内外棉的动力设备是自设的蒸气锅炉发电机。有一次，发电机上的S形管锈蚀了，内外棉去请瑞熔机器造船公司承造。这是一家著名的英商造船企业，却因修配不符合要求出了洋相，返工数次也没有解决问题。川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来到大隆。按常理严裕棠本应难为他一番，可严裕棠没有这样做。他想：此事不是帮川村的忙，而是帮自己的忙，如果S形蒸气管的试制装配成功，洋人就会明白，中国人不都是孬种。洋人做不了的事，中国人能做。让洋大人们知道知道大隆的实力。 从此，川村干山心悦诚服，佩服得五体投地。内外棉相继成立的各厂的修配工程都承包给了大隆。大隆的信誉不胫而走，其他日商厂家不约而同与大隆往来。 严裕棠没有因此而得意忘形。他牢记中国有句古训：“吾日三省吾身。”如今世事艰难，他每走一步要看三步。当初将大隆的业务从船机修配转到纺织机修配，不知有多少人认为他发神经病了，但事实证明严格棠的决策是有远见的。谁能审时度势，谁能够知己知彼，谁就能立于不败之地。 有一天，严裕棠和川村聊天，无意中川村透露，内外棉的规模再扩大的话，也准备自己建一个修配厂。此消息使严裕棠深思了许久。都说严家是专吃外国人的饭的，现如今这碗饭能够长吃下去吗？恒丰的生意也是说停就停，靠不住。摆在眼前的事实规律是优胜劣汰，弱肉强食。这是谁也无法改变的。只有着手对大隆的扩充，壮大自己的力量，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于是，他马上沿平凉路增建厂房，添购机器，招收工人和学徒，不仅要维持老关系，还要拉拢新客户，使大隆站稳脚跟。他先后与固本肥皂厂、广益书局、沪宁铁路局建立关系，为自己预留后路。仍然以纺织机修配业务为主，衣食住行，衣是首位嘛。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列强卷入战争漩涡，长期受到扼制的中国民族工业得以复苏，纺织业发展更快。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在上海周家桥首先建立了纺织厂，取名申新。这对严裕棠震动很大，他马上意识到大隆也要逐渐与外国在华企业脱轨，转向与民族工业合作。于是，他与荣氏兄弟敲定申新的机器修配任务就由大隆包了。 早做一手安排 严裕棠在生意经方面可以说是炉火纯青。大隆自转向后，大量招收学徒。学徒时间为三年，但实际上都要三年以上才能被允许满师，事假、病假，还有节日例假都要照补的。一年假期只有春节四天，端午、中秋和老板爷的生日各一天。学艺期间，伙食吃老板的，每个月初一、十五有肉菜，平常全是粗饭素菜。老板按月给二百枚铜板，是月规钱。逢节另外有节规钱。出门做事补贴二十五枚铜板作中午饭钱。每天工作时间为：上半天从六点钟做到十二点钟，下半天从一点钟做到六点钟；学徒还要加两个半钟头夜工，上夜班从六点半到九点钟，下夜班从九点钟到十一点半。学徒期间表现好的，可以提前满徒。大隆的工头、领班都是由出师的学徒提升的。 大隆，一直都是重用学徒的，一般是三成工人，七成学徒。一则是可以少费心思，一般情况下，他们就由他们的业师管教，有事时，业师为了挣面子，也不会声张。学生毕竟是学生，学艺心切，也不会投机取巧，有时候倒比老师傅做得卖力气。二是开销也省，无非是吃点饭，与他们创造的价值相比，简直是微乎其微。修配粗砂机上的一只纱管螺丝，配价是五钱银，一磅元铁用料只值银六分，学徒学艺三个月以后，一天可以做四十只左右，销货收入二十两，除了所费的原料，还有吃饭的开销，大约二三两光景，进帐不是满可观吗？ 于是，严裕棠的生意越做越顺手，效益也非同小可。一天，川村千山精神焕发地跨进严府。严格棠拱手道： “川村先生，有何喜事如此高兴？” 川村说： “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生意越做越大，怎能不高兴！” 严裕棠不解地问： “此话怎讲？” “难道严公不晓得，年前，大日本提出了‘二十一条’，你们的大总统已全部接受了？总统死后，现在的北京政府又与大日本友好。我们的生意就越做越大，以后中国的每个角落都会有大日本的工厂。” 严裕棠听了，如五雷轰顶。前时，日本提出了“二十一条”，暴露了它想变中国为殖民地的狼子野心，而热衷于卖国和复辟帝制的袁世凯几乎全部接受了下来。袁世凯死后，日本又支持了掌握北京政府实权的段祺瑞，继续步步进逼。想到此，他感到毛骨悚然。他转身走了；出了屋子一路走去，仿佛有人挥着鞭子在后面赶他那样；连马车都不叫一辆。看见空荡荡的江沿，寒冷的江水，反而好受些。他心绪非常之乱，慌慌张张的。又是慌又是气，隐隐有点着急，就像自己造成了什么大错，而这些错误的后果他一时还看不到似的。他的思想又仿佛旋风似地在脑海里回旋，一个念头突然出现：应马上赴美国，让正在美国留学的次子庆瑞转去日本留学，这样，将为大隆增加一份安全。 严裕棠是个想做就做的人。他要离沪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他将把厂务交给长子严庆祥，所以，他就让庆祥辍了学，带他去熟悉客户，另外，要他尽快掌握机务，到时候，独立管理起来，就不会被人家捉弄。 一切安排妥当，严裕棠悄然离沪而去。对于离沪的最终动机，他对谁都没有吐露半分，连家人也只是知道他去美国一行，因为次子庆瑞正在美国留学，探望一下原是人之常情。 两年后，严裕棠方返回上海。此行使他大开眼界，他更加热衷于房地产生意了。 此时，大连湾路的新厂房正在兴建，严庆祥望着即将完工的厂房浮想联翩。他对大隆的进一步扩充是满心向往的，尽管父亲仅是托付他代管厂务，但终究是要全部交给他的。他是长子，子承父业是天经地义的事。再说，父亲热衷于房地产生意，没有时间来顾及厂子。这对自己来说，正是求之不得的。上海滩上的任何事，只要把规模搞大，才能名利双收。这样，才能显赫，才能成为社会上一个有头有脸面的人物。严庆祥越想越是信心百倍。但眼前的倒闭风也使他头疼。 阴历年底，照例应该是机器厂最忙的时候。一是新春将至，有的厂家歇了工，正好利用假期，来修整一下机器；二是天寒地冻，机器的故障增多，也要修理。但这一年，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机器厂的业务受到了影响。大隆虽具有一定规模和技术，其业务也出现了明显萎缩。 世界大战已经结束，外国资本卷土重来，又开始了对中国的渗透，致使许多在大战期间发展起来的民营企业纷纷倒闭破产。风云突变，使市场经济出现了极度混乱，引起了倒闭风。尤其是棉纺工业和其他轻纺工业的衰颓，给民族机器工业的继续发展以极大的打击。原以近七十万资本开办的求新机器轮船制造厂，已经奄奄一息，传闻将中法合办。灾祸当头，人心恐慌。 严庆祥的心中也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危机感。但他是个不服输的人。他认为，这种情况也会给大隆造成一个大好机会。 于是，他大胆地承揽了许多别人做不了的疑难活儿。他先后接受了芜湖豫中纱厂、福新面粉厂的活儿。芜湖豫中纱厂的活儿原先是来沪找瑞熔船厂的，因为引擎地轴损坏，停顿一日，就要损失一日之利，所以急需赶修。偏偏瑞熔船厂鸡蛋里挑骨头，不肯接活儿。豫中纱厂立即找到大隆，并许诺愿出加倍工价，只求救急。严庆祥满口答应，如期交付使用。 福新面粉厂的新机安装了底脚。装好后，一直像打摆子似地颤抖不停，无法使用，也找到了大隆。大隆派人一看，仅用几根Z字铁一绑，就治好这一毛病。 为了弥补平常业务的不足，严庆祥又利用一般厂家春节放假的机会，接下了崇信纱厂要求将大批机器上的铜轴承改装为滚珠轴承以提高机器转速的工程，避免停工装修。 大隆的所作所为，不仅使它获得了丰厚的利润，更使它的信誉得到了扩大。 但近来，严庆祥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隐约觉得父亲在卖厂。当他确定这是事实时，心中有种说不出的难过。当他想到自己的一切希冀都将成为泡影，一切美梦都将告终时，便不顾一切地找到了严裕棠，跪在父亲的面前苦苦哀求。 严裕棠看着儿子那副诚恳的样子，听他说出一番至情至理的话，心中感慨万千。他自己何尝愿卖厂，大隆凝聚了他十多年的心血，他怎能没有感情！但自己真怕受了形势的影响，到时候维持不下去，办也不是，不办也不是，让一堆机器，不，让一笔财产成为废铜烂铁。不过，庆祥说的也不无道理，权当当初没办这个厂，且让儿子办办看，实在过不去再收拾也来得及。想到这里，他深深地叹了口气，思忖半晌，觉得不卖厂有不卖厂的好处，眼下难些，日后定会有转机，况且现在尚未到山穷水尽的地步，自己还有房地产经营作后盾，大隆不会轻易倒的。 严裕棠没有估计错，倒闭风日盛，但严裕棠有房地产经营作后盾，大隆始终屹立不动。 父亲一吐口，严庆祥马上加快大连湾路新址的厂房兴建工程，于一九二０年完成全部搬迁。并在平凉路旧厂房，修建了严家的住宅和工人宿舍。 严裕棠看到儿子长大了，做起事来井井有条，心中感到无限欣慰。 几笔漂亮的房地产生意 大隆搬迁后，除了原有的设备外，严庆祥又添置了一部分进口机器。加上大隆自己制造的工作母机，大小机床已有百余部。厂里又招收了近二百余名工人学徒。这段时间，严庆祥特别卖力气，但是事无巨细，严庆祥一律向父亲禀报，从不擅自作主。他心中的愿望驱使他不断地显露自己的才能，以博得父亲的信任。 严裕棠怎么会不知道严庆祥的心思？他觉得儿子虽然初出茅庐，但确实深得家传，把厂务管得井然有序，对外业务也有所开拓。自从让他独当一面掌管厂务以来，自己腾出手来搞地产生意，进帐也很可观，一切自然不错，这厂长非他莫属，只是他有些年轻气盛，遇事沉不住气，让人有些不放心。另外，儿子身上沾染了不少洋场恶习，在这一点上，严裕棠时有所闻，也侧面敲打过。年轻人有些荒唐，情有可原，但凡事总要适可而止为好。严裕棠考虑再三，决定由庆祥当厂长。庆瑞刚留学回来，让他负责生产工艺。父亲的安排，严庆祥心里非常明白，这显然也是一种监视，自己更要好自为之。 这时，正是中国输入机器的高峰时期，尤以纺织机器为多。纱业兴旺，机器修理业也应运而生，生意的兴隆加剧了同业的竞争。 严庆祥稳坐钓鱼台，大隆的基础既固，关系又广，谁能与之抗衡？ 大隆仍以修配纺织机为主，但内容和范围都比过去明显扩大了。与大隆往来最多的要数日本纱厂，由于甲午中日之战和辛丑条约、中日马关条约的订立，日本人瞄准了中国大市场，纷纷前来办厂。纺织一业，两年前还只有纱锭二十多万锭，现在剧增到八十多万锭了。严庆祥正是看到这一点，周旋于日人之中，先后与喜和、公大、东华、大康、同兴等日商纱厂建立了关系。加上原来的内外棉，已相当可观了。这当然是其他的机器厂所望尘莫及的。在国人方面，严庆祥也一样虎视眈眈。申新、崇新、鸿裕、博益等大纱厂的活计也揽到大隆来了。路遥知马力，大隆到底是大隆呢！正是由于大隆的声誉日隆，才使一般厂家也趋之若骛。大隆除了继续为自来水厂承造各种尺寸的自来水管和阐门外，还为公共租界工部局制造路牌和阴沟盖。这些也是大隆的业务。最使严庆祥自豪的是，大隆不仅仅只能修配一般机件和引擎，而且已承揽制造全部传动装置的生意。这项生产尽管是大隆在平凉路为恒丰洋行代制后承继下来的，但独立设计承造却由严庆祥开始。他的那位马术教练不仅马术高超，在机械制造方面也有超一流的水平。严庆祥当时不仅受过法兰克令的训斥，甚至还挨过他的马鞭！那时，相对来说，严庆祥比较喜欢川村千山。川村永远是一副笑嘻嘻的样子，有时和你一起玩耍，但在工作上，他们两个倒是一样的，一样认真，一样挑剔，一样一副公事公办的面孔，决不肯有丝毫通融。日后想起来，严庆祥是很受启发的。 严庆祥已满足现状。到底是没有经过风浪长大的，要说居安思危，在严裕棠面前，严庆祥还是有点欠火。 严裕棠经营房地产，远非一朝一夕。上海原是江南临海的一个小县城，在鸦片战争不久才辟为商埠。此后，外国势力相继侵入，先后派来领事，设立租界，通商贸易。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上海人口的急剧增长，使其地皮随之日益昂贵。一些头脑灵活的买办、商人、官僚乃至外国的冒险家，见有文章可做，有厚利可图，纷纷投机，热衷于这地皮生意。 严介廷当初就置过小房地产。严裕棠自小耳儒目染，岂有不懂其中种种关节之理？办厂之后，只因在杨树清一带人头熟，英商、日商洋行便不时委托他代买地皮，使他渐渐精于此道，日渐不甘于专做居间取利之事。手头稍有积蓄，便在杨树清一带贱价买进小块小块的地皮。严裕棠的眼光很毒，这里办厂日多，地皮看涨不看跌。 严裕棠做了几笔很漂亮的生意。他杀价买进小块地皮，再在这块地皮旁边陆续小块小块地买进，不久就已连接成片。有一次，恰好有人要在这片土地上建厂，前来洽谈，严裕棠趁机狮子大开口，高价卖出，每亩价格哄抬到七千两，而他买进时仅七百两。 即使是零星地皮，只要看得准，也可成为“串心烂”。“串心烂”就是在人家的大块土地中，夹着你的一块小地皮。不要看这块地皮小，如果有人派上用场，可就值钱了，否则，不就成了眼中钉、肉中刺了。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严裕棠对经营房地产兴趣更大了。严裕棠认为：经营企业，虽然也很赚钱，但风险大，总不及搞房地产，既赚钱又稳妥。他在房地产上的经营，不仅坐收高额租金，更主要的是用来作筹码，买进卖出，向洋行做抵押借款。所以，他一直和外商联系得很密切，尤以英商德和洋行为最，无论经租或借款都找德和洋行。后来感到德和洋行的经租费太高，就自己雇人办理，但仍用德和名义，奉送佣金。 严裕棠对自己在房地产生意上的门槛，一向引以为自豪。且不说在宁、苏、常等地他都置有房地产，单就上海一处而言，他在抗战前即拥有大小里弄、公寓、大楼二十余处，地皮一百五十八亩。在约一千七百名私人业主中，严家跻身于前十名之列。 严裕棠认准了，大隆之所以没有像有的厂家那样一遇风浪，或摇摆，或倾覆，反而能够以不变应万变，确实是全靠房地产的有力支撑。 事实也证实了，由于大隆的存在，提高了严裕棠的社会地位和名望，增加了经营房地产的力量。两者缺一不可。 争气不争财，赔本的生意倒做活了 严庆祥对父亲的思想终不得要领。他的心一直不舒坦，按理说，父亲做房地产生意做得起劲，大隆的事完全可以少管甚至不管，但是却事事不放心，事事要过问，事事要来干涉，而且牢牢地掌着财权。自己名为厂长，实为傀儡。 严格棠对儿子的心思了如指掌，知子莫过父嘛，但他不予理睬。近日，他又有新的想法在孕育着。 原来，前几天有位朋友带了两个江浙商人来访。江浙商人一见到严裕棠便称赞说： “久仰严公的威名，今日相见三生有幸！” 严裕棠拱手说： “不敢当，不敢当。不知二位光顾寒舍有何要事？” “听说贵厂信誉极佳，我等想向贵厂订购一些农机。” 严格棠不解地问： “二位仁兄可有销路？” 两个商人笑道： “现在的农村，特别是江浙一带，新式的富农经济正在产生。他们想利用一些小型农机来改变原有的农事方式。” 严裕棠送走客人后，心想：如此说来需求量一定不小，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中国本是个农业大国，有广阔的市场，正可以拾遗补缺。何况大隆已有制造机器的能力？以此为契机，同时也可试制纺织机器，大隆不能只靠修配度日，大隆要发展，要与洋人抗争，中国人要有自己的民族机器制造工业。想到此，他马上找严庆祥布置此事。 大隆本来就有制造工作母机的经验，出产引擎和小农具，自然也就不难。 引擎是仿照美国慎昌洋行的国际牌制造的，先制成二匹半马力的一种，将燃料从煤油改为柴油。这一改进具有极大的意义。当时，向中国倾销洋油的主要有“美孚”、“德士古”和“亚细亚”几家外商石油公司，而从属于美国洛克菲勒财团系统的纽约美孚石油公司是其中规模最大的一家，原以销售煤油为主。一九二０年以后，随着机器的普遍使用，美孚将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到汽油、柴油和润滑油的推销上来。大隆的这一顺应措施无疑是极其聪明的。大隆在引擎制造上减少了工序，降低了成本，又因柴油比煤油便宜，很受农民和商人的欢迎。 试制纺织机器成功是大隆生产业务发展的关键。这是因为当时的工业中只有纺织业比较发达，机器制造工业只能和它相联系，才有所依附，得以发展。同时纺织机器既是一个体系，又可分部单独成机，整套棉纺机器中一般包括五十多种单机，如清花机、梳棉机、并条机、粗纱机、细纱机等等。 大隆的生产之所以沿着制造棉纺机器的路线发展，除了业务关系外，还有生产技术上的原因。因为纺织机器的制造，既不需要特殊的材料，也不需要特别精密的技术。于是，说干就干，此时的严裕棠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雄心勃勃。大隆试制织布机成功，实现了他多年的愿望。他兴致勃勃地亲自拟定广告信向各处寄发。 严裕棠深知：以前，大隆的生产业务主要是和日商以及英商联系的，但如今，当大隆已经发展到能够制造机器时，便不可能再由他们来支持了。外国人来华办厂原是为了就地推销商品和榨取廉价劳动力，它的机器设备都是从国外运来的，这是它向中国输出资本和商品的一项内容，断没有使用中国机器的可能。但国人总该使用吧。 老谋深算的严裕棠此时变得何等幼稚啊！ 当荣宗敬接到大隆的广告时，又感动，又为严格棠担忧。他想起去年在总商会会长聂云台的创议下，荣宗敬等纱厂老板集资在吴淞蕴藻洪开办了中国铁工厂。这是中国首家纺织机器制造厂。他们何尝不是雄心勃勃，想改变洋机一统天下的局面；他们何尝不是想入非非，在心里描绘了一幅幅广阔的前景！在经理兼工程师黄朴奇的主持下，最先制成了若干种纺织机器，同仁们哪个不感到振奋？但是结果呢？连各个股东经营的纱厂也不敢用，都怕因此影响了纱布质量，耽误了生产。这是一个教训，教训了幼稚的中国人。现在严裕棠再蹈覆辙，怎能不令人感动和担忧呢？他不愿伤严裕棠的心，购去了十部，却弃之不用。对于朋友来说，这已经是仁至义尽了。严裕棠寄发的广告如石沉大海，前来订货者寥寥无几。他深感自己的处境不佳，不得不四出奔波。 严裕棠送给穆藕初两部，穆藕初当时既办有豫丰等几家纱厂，又就任于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理事长。严裕棠心想：穆公总能理解自己的良苦用心。当他看到穆藕初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时，他完全明白了，产销矛盾严峻地摆在眼前了。 严裕棠心绪不宁地各处奔波着。他从来没有做过缩头乌龟，这一次也一样，他不是轻易改变主意的人。争气不争财，即使是赔本生意，他也一定要坚持下去！ 大隆织布机的产销矛盾，使严裕棠寝食不安。纺织机器既然上了马，并且给严裕棠带来了声誉，“他自然不愿就此罢手收摊，让别人看笑话。为了给这项事业以大力扶植，在机器修配业务上加强了开拓，在日常开支上进行了压缩。 在这一点上，严庆祥与父亲的看法是一致的。纺织机器的制造，使大隆在同行业中鹤立鸡群，而主持厂务的却是严庆祥。 但是，严裕棠、严庆祥父子之间的矛盾也由此产生，并且第一次公开化了。 原来，由于纺织机器的滞销，大隆生产资金的周转明显不灵，而机器修配业务却有增无减，无法一一承接，严裕棠便打算再办一家修配厂，想不到此议遭到严庆祥的坚决反对。 严格棠到底不是意气用事之人，回头想想，觉得严庆祥的分析还是有其道理，便自己取消了办修配厂的打算。但要让他放弃蜂拥而来的修配业务，他也不甘心， 在一次倒卖地皮中，一块地皮使他茅塞顿开。这块地皮地处光复西路，大概有七十余亩。若将大隆迁到此地来，足以扩展。而且，此地临苏州河，日后的运输也便利。考虑成熟，当即购进。 大隆迁到光复西路后，规模大，业务多，工人人数从三百人猛增到七百人。由于在各个管理层位置上的，几乎清一色是大隆的师傅及由学徒升任的人，所以，一切都按部就班，井然有序。 严裕棠忙里偷闲，在过问了大隆经营之事后，便来到河边走走，或坐在船上观赏苏州河。另有一番情趣。苏州河显示着一种单纯的、质朴的、天然的美，恰如山区那些不事装饰的女子。顺着河岸走，好像走不完的长廊。它的流水虽然不算太清，树影映在水面上，却能看见枝权问的鸟巢。只要你在苏州河上航行过，一定会产生一种奇异的感觉：天地之间的界限似乎完全不存在了；鸟儿在水底飞翔，鱼儿游上河岸；人呢，根本搞不清自己到底是在水中，还是在天上。周围的一切都是绿的。绿得教人心醉，唯独在河道的远方，蒙蒙的雾气，荡漾着一抹幽蓝。这蓝色时时召唤你，引诱你，逗起你的无尽遐想。可是你往前走，那幽蓝又变成绿的了；你永远别想到达那个境界。 每当这时，严裕棠总把它和自己的生意联系起来。那幽蓝和自己的生意一样，永远达不到那个境界。不！一定能够达到！严家要像愚公移山那样：我达不到，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有我的孙子。祖祖孙孙是没有穷尽的！ 有人要求见严庆祥，严庆祥热情地接待着。 来人是中国铁工厂的经理兼工程师黄朴奇。由荣宗敬、聂云台等纱厂老板在一九二一年集资开办的中国铁工厂，在黄朴奇的主持下，曾经先于大隆制成若干种纺织机器。但因为各个股东经营的纱厂也不使用，终于在一九二七年瘫了下来，改为国民政府制造军火。黄朴奇无意再留任，又不甘于埋没自己的专长而脱离机器业，于是就想到了大隆，想到了严庆祥。 严庆祥本来就与黄朴奇相识，知道这个人长于机械设计，极富事业心，为人也耿直，平时也有一般交往。假如不落难，他决不会奔大隆而来，而大隆自此次迁厂以来，正求才若渴，黄朴奇主动找上门来，严庆祥哪会拒之门外呢？天意相助，严庆祥大喜过望，择了个吉日，设宴款待黄朴奇及他的班底，欢迎他们的到来。 严庆祥的礼贤下士，博得了黄朴奇及其随行人员的交口称赞。患难之中见真情，怎能不感激涕零！ 依照中国铁工厂的规矩，严庆祥依然将黄朴奇聘为经理兼工程师，负责大隆生产和业务的领导；对黄朴奇手下的原来班底，也一一作了相应的安排，都处理得很妥帖。 黄朴奇及其随行人员都感到非常满意，既无后顾之忧，便一门心思致力于推进生产技术和工艺组织的发展，并为严庆祥出谋划策，按照机器类型把车间分为车床工段和刨床工段，设立了装机间，还成立了由黄朴奇牵头计有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十一人的设计室。同时生产技术也得以改进：根据英国勃兰特厂的产品，改进了布机，使其容易被中国工人所掌握。农村用的小引擎，除二匹、三匹马力的之外，又研制成功了六匹、九匹的，还制成了更高质量的其他农业机械。纱厂用的部分机械，如清花机、回丝车、粗细纱机，以及罗拉大牵伸等，也相继试制并且获得成功，陆续投产。 为了保证日常动力的正常供给，严庆祥马上授意自己的得力助手唐志虞拟定了厂规，并规定学徒也实行日工资制。 严祥棠对儿子这一阶段的所作所为非常满意。看到儿子治厂有方，严裕棠深感欣慰，一场因祸得福的风波过去了，严裕棠对大隆的前景更加充满了信心。 盘下“苏纶”，创办光裕公司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严庆祥以洽记公司的名义向业主盛记公司租办苏纶纱厂后，历时一年有余，一直不顺手，使他大伤脑筋。真是祸不单行，只这一件事就够头疼的，偏偏苏州当局以苏纶厂房有倒坍危险为名，勒令停工。严庆样找到业主，业主反咬一口，说是严庆祥在承租期间不事保养，反加损坏，拒不承担修理之责。严庆祥是哑巴吃黄连，有口难辩。但他忍不下这口气，愤然起诉。官司打了几个月，毫无结果，更添损失。 此事被严裕棠知晓，预知不妙，便想找杜月笙出面了结事端。严庆祥闻听吃了一惊，心想：请杜月笙，简直白日作梦，何人能有此本事？严裕棠知道儿子半信半疑，便说： “我不但要了结这场官司，还要把苏纶盘下来。” 杜月笙是大青帮头子，浦东高桥人。尽管出身卑微，曾因在“大世界游乐场”门口摆水果摊而得了个“莱阳梨”的浑名，但发迹以后，便一改过去的形象，总是斯斯文文的。他不愿人家像对黄金荣一样称呼他为“老板”，而喜欢别人叫他“杜先生”。杜月笙既与南北军阀、官僚政客、外国名人广泛结交，又体念手下，一向以不挡人财路而为江湖弟兄所称道，特别在工商界，只有找他出面，才可平安无事。 严裕棠还真的请动了杜月笙。 一九二七年底，盛记公司将苏纶纱厂作价三十万两卖与严家。严裕棠是以光裕公司的名义买进的。 众人不得不佩服严裕棠的本事。 严裕棠成立这个光裕公司是颇费一番心思的。光是公司的名字，他就斟酌再三。最后，他从自己的号“光藻”中取一“光”字，从自己的名“裕棠”中取一“裕”字，组成“光裕”。光裕公司是大隆和苏纶的总管理机构，由严裕棠自任总经理，严庆祥任副总经理。副总经理代表总经理具体领导所属各厂，总经理作最高决策。这样，严裕棠就将他的事业在经营管理的组织形式上划分开来，进一步体现了自己的集权思想。 此举对儿子们震动很大。他们议论纷纷，庆瑞说： “父亲真有本事，有胆识，非一般人所及！” 三子庆祺说： “二哥所言极是。不过老头子可不光是‘胆’，而是眼力毒。在他的头脑中，铁棉联营的思路越来越清晰，他甚至已经看到了铁棉联营的广阔前景，才不惜血本拼老命了。” 孩子们说的一点不错，买下苏纶后，由于整修扩建和经营的需要，额定资本为八十万两，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严家的，少数由严家亲友投资。严裕棠又争取到中国银行为期三年的长期贷款计一百五十万两。 苏纶原有纱锭二万余锭，经过一年多的修整，焕然一新。开工后，营业情况一反过去二衰三竭的状况，为一般纱厂所望尘莫及。 一番忙碌之后，大局已定。眼看年关已近，在严裕棠的授意下，严庆祥马上安排为地方绅查机关委员选择要人赠送礼物。此举为一种物质表示；另外还要对于当时官绅有名的人物发出贺年红片，此举为礼貌的周旋。 严裕棠为笼络苏州地方势力所支出的特别费用是庞大的，苏州地方势力也同样给予严裕棠特别的惠顾。 苏纶纱厂不久即增设分厂一所，计纱锭二万锭，接着又成立了附属的织布厂，初有布机三百台，后陆续增至一千台。苏给隼销纱二万余包，布十一万匹。苏纶出品的天宫牌纱，以其优良的质地，成为上海交易所中做期货的筹码。苏给的纯利，每”年均达四十万两之多。 严裕棠自买下苏纶纱厂后，进行大修整，增置二万纱锭。除一部分机器进口外，都是大隆制造的。其中包括粗纱机、细纱机、回丝车、并条机等等。以后增设的一千台布机，也是大隆制造的。大隆生产业务的发展，主要靠铁棉联营推动，苏给的扩展确实为大隆的机器制造提供了一条生路。 严家事业上的成功，导致内部矛盾爆发。有关资料这样描述了严家内部矛盾的产生和激化。 严庆祥此时羽毛丰满，对两个弟弟弃而不用，极力提拔自己的嫡系。严庆祺忍不下这口气，便找二哥发泄： “大哥存心不良，为何将我弃之不用？” 严庆瑞闻听，说道： “我何尝好过，在大隆，虽说经理是我，但厂长黄朴奇是大哥找来的，副厂长唐志虞是大哥的亲信。我这个经理是有其名无其实，你以为我很滋润吗？” “严家的财产本应兄弟们各有其份，为何大哥一人独揽？父亲难道不晓得吗？” 庆瑞低头不语。庆祺见二哥不语，继续说： “大哥这样做是想独吞家产。我看他每日的花费甚大，财路从何而来？这其中一定有鬼。” 庆瑞说： “这话算说到点子上了。你我兄弟若占据这些位置，大哥如何营私舞弊？他能瞒过父亲一人，能瞒过我们兄弟吗？” 庆祺瞪大眼睛问： “真有此种事？” “你何时见我扯过谎？” 庆祺目不转睛地看着二哥，仔细回味着大哥的所作所为。苏纶方面都是大哥的亲信，经理由他自己兼任，厂长张子梁、副厂长潘耕苏、徐佐舜都是大隆学徒出身，都是大哥的铁杆。这些粗人能爬到现在的位置，岂不是一步登天，怎能不感恩戴德？肝脑涂地也会心甘情愿的。此时又听二哥说： “当初，父亲有意让你去苏纶，我估计是想牵制大哥，但大哥却说你对政治有兴趣，宜从政而不宜搞实业，便一直不予重用。” 庆祺说： “听说大哥在外面养女人无数，这得需要多少钱呀！” “大哥经营大隆十年有余，每年赚万把两没问题，这点钱算得了什么？” 严庆祥真的有私弊吗？一点不错，严庆祥对父亲一直执掌财政不肯放开是极度不满的，甚至是愤恨的，所以在暗地里也不时做一些手脚，隐匿下一些资财来，以应付自己的额外开销，以图自己日后的发展。起初不免瞻前顾后，后来也就满不在乎，觉得理所当然。大隆的资本额，少说有二十万两这个数，还不包括父亲其他的资财房产，而自己自一九一六年掌管厂务以来，已有十余年，从中又有多少进帐呢？于是他便狮子大开口，将银子落入私囊。 兄弟两人越说越觉问题的严重性，便双双来到父亲面前告严庆祥。 听罢两个儿子诉说的种种迹象，严裕棠也感到问题的严重。但怎样来解决呢？严裕棠也感到踌躇。这些年来，自己致力于经营房地产，疏于对厂务的具体管理，如果再统管起来，一则没有这么多的精力，再则也未必能一一管好。而严庆祥这些年来，驾轻就熟，一呼百诺，已是一把行家里手。此事尚需慎而又慎，免得影响生产，也免得人心不服而导致人心不稳，况且，事出有因，总得有个缘由。严裕棠背着手，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一言不发。 严庆瑞、严庆祺见父亲如此烦躁，便屏住呼吸，不敢出声。 严裕棠此时仔细揣摸庆瑞所言的真实程度。在他的心目中，庆瑞确实是个老实人，甚至老实得过分，尽管在美、日等国留过学，但似乎不曾受到那里风气的影响，他的话，虽嫌证据不足，但却可信。想到这里便说道： “你们回去吧，全当今天什么事也没发生，此事我自会处理。” 几天后，严裕棠威逼唐志虞坦白他的所做所为。唐志虞额头上沁出汗珠来。他知道大祸临头了。有关严家父子之间的矛盾，他是有所了解的，但是他没有想到会弄到自己头上来。唐志虞回忆了一下严裕棠所说的话，觉得严裕棠不过是想诈自己。什么暗帐？为了隐瞒盈利和保守营业秘密，以及偷税漏税，哪一家企业不搞两套帐册，大隆岂能例外？严裕棠是内行，不会不懂。至于暗帐之外的帐，只要当事人不松口，连神仙都无法搞清楚。归根结底，倒霉的总归是自己！事到如今，是武大郎服毒——吃是死，不吃也是死。于是，他断了一截手指，挥指写道：苍天可鉴。 严庆祥当时在场，他心里再清楚不过了，老头子明明是敲山震虎，表面威逼唐志虞，其矛头所指的正是他自己。唐志虞做了他的牺牲品。 事后，严庆祥打听到唐志虞的下落，遣人送去一笔钱，以此作为补偿。唐志虞便集资开设了一所机器厂。严裕棠得此消息后，立刻又给严庆祥一个警告。 这是一九三０年冬。严裕棠的小儿子刚好从德国留学回来。严裕棠借机对两厂的人事作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大隆的经理：严庆瑞，厂长：严庆龄； 苏纶的经理：严裕棠，厂长：严庆祺。从此，严裕棠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将严庆祥架空了。 支持小儿子引进西方技术和管理方式 严庆龄自德国学习机械工程归来，意气风发，决意要大显一番身手。他中等身材，头发乌黑而厚，额高而聪明，鼻孔轩豁，富有热情，气度诚挚稳重，仪表英俊而富魅力，整个面貌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傲和若有所思的神态。严裕棠看着小儿子，分外喜爱。有关资料这样描述一场父子对话。 “龄儿，你看咱们的大隆如何？” 严庆龄毫不掩饰地说： “父亲，您是让我说真话，还是说假话？” “何出此言？” “父亲若是让我说真话，儿子可要开口了。您千万不要动气。” 严裕棠望着儿子，眯着笑眼，默不作声。严庆龄见父亲没有动气的意思，便说： “我对大隆的发展极度不满，它由始至终贯穿着封闭、守旧、缓慢、落后。中国工人的工资只及德国工人的四分之一，若将生产技术和工艺组织加以改进，提高对工人劳动的有效管理，则中国制造的机器至少在价格上可以与外国机器竞争，有希望向南洋一带的经济落后地区行销。这样，就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场了。” 严裕棠听了大喜，心想：看起来只有龄儿的想法与我如出一辙。于是说道： “你有把握吗？” “父亲若信得过我，儿子敢与您老立军令状！” “好！一言为定，自明日起，大隆就交与你管理。有事父亲为你兜着。” 严庆龄听了，更加信心百倍。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日本关东军在柳条沟自行“炸毁”南满铁路，进攻北大营，制造了武装侵略东北的九一八事变。九月十九日，日军又出兵占领沈阳、长春等地。消息传开，中国民众无不义愤填胸，上海三万五千码头工人率先于二十四日举行反日大罢工。时隔两天，上海人民举行抗日救国大会，同仇敌汽通过了对日宣战等决议案。接着，北平各界人民在故宫太和殿前也举行了抗日救国大会。十一月三日，全国性抗日救国大会在南京开幕。由于全国民众抗日爱国情绪日益高涨，日货受到抵制，各行各业的资本家也减少甚至停止了对日本机器的进口，纺织业同样如此。于是，对国产棉纺机器的需求急剧增加。大隆可谓适逢其会。 此时，严庆龄的准备工作早已进行。他聘请了连忠静为工程师，实际执行总工程师的职务。连忠静是严庆龄留德期间的同学，是内燃机制造专家。当初，严庆龄出面把他介绍给大隆，曾被严庆祥拒用，严庆龄因此在心中打了一个结。如今轮到自己当了大隆这个家，他当然要一了夙愿，也有出一口气的意思。严庆龄同时还聘请了两位德国工程师：顾德华和许廉士，一个是铸造专家，一个是工具机专家。大隆第一次设立了总工程师办公室，在铸冶、机械加工、量具制造、热处理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的技术改革。 铸冶方面：设计制造了每小时熔铁三千公斤的冲天炉，代替了原有的三节炉，对节约原料、提高熔化能力、降低废品率都起了显著作用。设计制造了翻砂机，推行型板造型，使原来一只一只起模子进步到十只、二十只一起，节约了时间，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同时还设计了“Roots”鼓风机、筛砂机、坭心格炉、铸造喷砂清除设备等等，大大提高了铸件的质量，降低了成本。为此，严庆龄还建立了实验室。 机械加工方面：大隆原有的车床多系皮带带动、宝塔盘式变速的车床，这时又自行设计制造了一种皮带带动、灵活盘式、齿轮变速的六英尺车床。此外，还设计制造了十六尺龙门刨床、可以同时刨十二根罗拉（纺织机上的重要零件）的罗拉刨床、八轴转床、有四个铣头可以同时铣削三面的龙门铣床以及锡林车床等等。在切削刀具上，淘汰了高碳工具钢，推广了高速钢的应用。 量具制造方面：严庆龄为了达到主要零件的互换性，建立了量具制造工段，同时着手训练了一批制造量具的技工，彻底扭转了过去对这方面极不重视的状况。 热处理方面：严庆龄认为不能仅仅由锻工来搞，设立了热处理工段淬火间，并且在整个上海首先采用了高温含氰盐浴渗炭，以代替过去的木炭固体渗炭，使纺机主要零件的产量和质量大大提高。这一切使严格棠耳目一新。留过洋的毕竟不一般，严裕棠对严庆龄不禁另眼相看。 严裕棠极力配合，全力支持。严庆龄如虎添翼，在工艺组织上也进行了改革。原来大隆的工艺组织分为制造和原动两部分，严庆龄取消了原动部，制造部的性质也改为安排生产和组织生产。对各部场内组织分工做了进一步细化，在有条件实行流水作业的产品中，组织了流水线。 正当他们热火朝天改革之际，严裕棠突然被绑架。全家人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严庆龄主张告官，严庆祥坚决反对，他要请杜月笙出面解决此事。众兄弟都觉得严庆祥的主张比较稳妥，于是，纷纷推举严庆祥出面办理此事。严庆祥也觉得自己是长子，人头熟，理当担此重任。他义不容辞，自去行事。 严庆祥不负众望，终于在两天后将父亲接回家。严裕棠受此一惊，总想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但杜月笙坚决不让再提此事，免得再生是非。严裕棠总觉得心里不舒坦，便决定去香港散散心。严庆祥亲自把父亲送上码头。 走近码头，风愈加大了起来，扬尘播土，江浪如山耸。严裕棠望着浊黄的江水，浮想联翩。他回过头来，望着儿子老泪纵横。 收回已交给长子的大权 送走父亲后，严庆祥耳边不时响起父亲临行前的话： “创业难，守业更难。这个家该由你来当了。兄弟之间有矛盾，在所难免。你是兄长，你要让让他们，不要计较，宽容一些。……” 自香港回上海后，严裕棠一直有点后悔，当时真不该心血来潮，对严庆祥说了那一番话。 此时，严庆祥受政府委派，先去欧美考察，然后又随中国雇主代表团出席日内瓦劳工大会。 严庆祥从国外回来，正值棉纱销路滞极，价格急剧下跌，跌到民国元年以下的水平。原因是一九三一年秋初，天津、河北一带及长江流域洪水泛滥，农田大部淹没，不但当年颗粒无收，而且因为积水不易疏通，影响到冬耕，以至第二年春收亦大为减少；春耕缺乏种籽，不能普遍播种，从而又影响秋收。几经折腾，百姓食不果腹，更未逞添补衣着。严庆祥瞄准机会，在同行不曾提防、市价不易波动之时，吃进大量种子，狠狠地赚了一笔。 紧接着，又一个机遇接踵而来，中国、劝工两银行以债权人的名义拍卖隆茂纱厂。 隆茂纱厂最初是永元机器染织公司，系一九一七年国人首创的利用新法漂染的工厂，因经营不善，于一九一八年转卖给日商东华纺织株式会社，改称为该社的第一纱厂。一九二九年又因营业不振卖与华商，更名隆茂纱厂，结果又赔钱过重，负债累累。由于原有机器厂房年久失修，加之纺织业正遭受空前的灾难，无人愿意接手。 严庆祥仔细调查后，又一次以其过人的胆略与精明，以三十五万两的廉价购得。之后，资本额定为一百万元，也和当年改建扩充苏纶纱厂一样，由大隆将原有机器整修扩充为一万七千余锭，并新增布机四百七十余台，相继开工，又一次扩大了铁棉联营的规模。 严庆祥在社会交际中极为活跃，在经营场上又频频获利，一时间声誉鹊起，确立了在纱界的名人地位。 这时，严家参股的常州民丰纱厂、郑州豫丰纱厂和江阴通仁毛棉纺织厂先后提出，请严庆祥兼任三厂的总经理。 形势逼人，严裕棠此时无法装聋作哑，想来眼下有些事，只能靠严庆祥去办，至少便当点。假使不给他点好处，不压担子，他肯卖力气去办吗？办好了，是应该的；办不好，我就刮他鼻子。于是，他马上召齐所有的儿子，庄重宣布了自己的决定：由长子继承父业，为光裕公司总经理，各厂均受其管辖。 严庆祥心想事成，当然十分得意。众兄弟都很不满，但只能暗地里发牢骚而已。 此时，严庆祥除了父亲名下的房地产无法过问外，光裕公司所有的一切都执掌在他的手中了。大隆的资本额为五十万元，苏纶的固定资产则达一百三十万元之多，庞大的流动资产还不计其内，还有其他厂家的股份。梦寐以求的幻想终于变成了现实，怎能不让他心花怒放？ 有一点严庆祥看得很清楚，就是在外国在华企业的倾轧下，在本国官僚资本企业的排挤下，民营企业得以生存已属上上大吉，至于发展全靠机遇，当企业积累不能转化为再投资时，便只能转向投机。一般人，一听“投机”二字就莫名其妙地深恶痛绝，而聪明人正是因为会投机才成其为聪明人的。其实，严庆祥对父亲把资金转向房地产经营一直有看法，他则是更热心于搞花纱交易。在他看来，经营房地产好比种树，桃三杏四梨五年，收获太慢，而花纱交易则是打靶，打一枪是一枪，中与不中立刻见效。交易所的老手哪一个不是赤手千金，大发其财！ 严庆祥是做花纱交易的老手，静安寺路十号的华商纱布交易所里，没有不认识严庆祥的。过去手头紧，只好小玩。前两年大做了一笔美棉生意后，连号称“长枪将”的陶继渊都敬畏他三分。 严庆祥还想在众兄弟面前炫耀一下自己。于是，有一次，他赚进了一大票后，正值父亲生日，他请全家吃素菜馆子。严裕棠看着严庆祥得意忘形的样子，多次提醒他。如今的严庆祥手里有了本钱，更想跃跃欲试，怎能听进去呢？ 一九三五年，国民党政府因白银外流、银根紧缩、财政困难、军费浩大等诸种因素，决定实行法币政策，国内的报章杂志上连篇累牍地发表了大量文章，展开大规模的宣传。法币政策付诸实施后，大量收兑银币，收回六成银币，即发行十成法币。表面看来，基本上统一了全国币制，也缓和了国民党政府的财政困难，但却埋下了通货膨胀的根子。 严庆祥春风得意，哪肯放手。华商纱布交易所里，买进卖出，依然一番热闹气象。陶继渊等人忙得不亦乐乎，大家碰到一起，依然用手势交换着一些不可为外行们知悉的行情。但是，对于法币看好与看坏，似乎都各怀鬼胎，不置一辞。 严庆祥虽然谋到了光裕公司总经理的高位，但各厂的厂务都有各个兄弟处理，无须严庆祥特别操心，常常闲暇无事，便不时出入交易所，窥伺动向，以求一逞。其时，花纱市价不振，按严庆祥的估计还会下跌。严庆祥暗自在心里盘算一下，便避开同行耳目，大出手，在市上抛售空花纱期货。谁知事与愿违，花纱市价竟直线上涨。木已成舟，一闷棍之下，匆匆了结，已经亏耗了八十余万元！严庆祥元气大伤，捶胸顿足，痛惜不已，无地自容。 严裕棠得知此事，忧愤之余，深感自责，大错已经铸成，唯有亡羊补牢了。他立刻罢免了严庆祥的总经理职务。严庆祥早已明白自己的这个短命的总经理已经做到头了。 严格棠没有流露丝毫怜悯，说他专制也好，说他冷酷也好，在贯彻自己的经营路线上，他不愿感情用事。 连续遭受无情打击 通过严庆祥一事，严裕棠意识到，将全部家产交付给儿子中的任何一个都是冒险。好在是八十万，若被严庆祥全数压上去，岂不要倾家荡产？自己的大半辈子心血付诸东流，全家老老小小好几十口沦落街头，自己还有何面目活在世上？严裕棠想到这里，倒吸了一口凉气。 他冥思苦想数日，便决定在光裕公司内部设立一个“中央业务会议”机构，将各厂的负责人召集起来，轮流担任主席。一来可以避免大家各自为政，使每一个人考虑问题时能从公司的整体利益出发，而不仅仅着眼于自己的一个厂；二来也可以减少他们兄弟间的矛盾，轮流做庄，机会均等，相互督促，相互竞争。 世事多变，每周开一次会，既可以通一次气，又可以制定相应的措施。当然，会议的决议属于建议，采纳与否及如何执行须经严裕棠最后裁决。 中央业务会议的轮流执政，很快就暴露了它的弊端。各厂的业务性质不同，主攻方向不一，兄弟间不免相互干涉，时起争端，严裕棠的耳根子越发不能清静了。 权衡利弊，严裕棠再次应变。各厂相继成立了董事会。严裕棠走这一步无非是对各个儿子的权限的一次再分配。这样的分配是迟早要进行的。分而治之或许比笼而统之更有利于发挥各厂的积极性，更有利于经营。 光裕公司随之撤销。此时，政局骤然紧张起来，日本对中国步步进逼。随着形势的变化，严裕棠突然热衷于创览报纸，关心时局了。 在此期间，中国各阶层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呼声越来越高，反日情绪日甚一日，反日运动到处兴起。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九日，日本驻华大使川越气势汹汹发表谈话，希望“中国再次认识日本”。中国面临着外寇深入、山河破碎、遍地烽火的最危急的局面。 严裕棠时而烦躁，时而沮丧，时而陷入长久的沉思之中。西安事变之后，他的心中曾经燃起一线希望，如今连这最后的一线希望也破灭了。他考虑得最多的自然是严家偌大的一份家产如何保住，这可是他大半辈子的心血。然而，他又不能不抱有一丝侥幸，但愿自己设想的最坏的局势只是杞人忧天而已。 七七芦沟桥事变的炮火又一次震撼了严裕棠，上海面临更大的威胁，严裕棠陷入了更深的矛盾与痛苦之中。这时，政府专员林继镛抵沪与工商界人士组织上海工厂内迁委员会，将大隆也列入委员会。严裕棠觉得多此一举。 这年八月十三日，日军在上海开辟第二战场，进犯吴淞、江湾等地，上海朝不保夕。 严裕棠开始实行他的预定计划。他首先把贵重的机器材料迁进租界，寄存在江西路禅臣洋行仓库。这是通过严庆祺、严庆龄的种种关系接洽的。掸臣洋行是一家德商洋行，十九世纪末就在上海设立了分行，设有机器、保险、生镍检验及工业机械等部门，恰可对号。其时，德国正称雄欧洲，日本也不至于找德商的麻烦。 为了应付内迁，严裕棠将一些比较次要的机器装船，沿苏州河西上。此举正在进行中，大隆已被日军占领。 盛夏镇暑，连日奔波，一个年近六旬的老人，加之内心郁积不舒，怎能经此打击？身子顿时瘫软下来。在病榻上，他吩咐严庆祺马上去重庆加强与政界朋友的联络，保持关系。严庆祺领会父亲的用心，即刻起程，前往重庆。 所有的工厂被日军占领之后，一段时间里，严裕棠及其儿子们无所事事，显得无聊起来。 严裕棠盘算着，大隆未及撤出及运往苏州损失的机器设备和原材料制品等占百分之六十四强，而运入租界保存下来的只占百分之三十五强。他越算越感到痛心，越算越感到烦恼。如此坐吃山空终究不是办法！ 正当严裕棠煞费苦心却又一筹莫展之际，严庆祥带来一个消息，说是上海滩的一批绅商闻人马上就要组织成立“上海市民协会”，号召救济难民，恢复生产，允许重操旧业，也允许新办实务。 严庆祥带来的这个消息，使严家又活跃起来了。严庆龄第一个蹦起来要大显身手。既然如此，那就无须舍近求远了。虽然看起来，迁厂的损失是巨大的，但立厂的精华到底还是保存下来，这是足以自慰的。 不管别人如何，严裕棠总要仔细斟酌利弊。心想：自上海沦陷之后，大江南北也相继沦入日本人手中，各地的官僚、地主、富商巨贾纷纷麇集上海租界。租界的畸形繁荣又告复活，旅馆、影剧院经常满客，茶楼酒肆高朋满座，各家商号无不生意兴隆，被称作“孤岛天堂”。故此工商业复业者日多，特别是纱布生意，因为战时纱厂毁损最大，纱布筹码枯竭，价格步步上升，投机分外热闹。纱业的畸形兴起，对棉纱机器的需要顿感迫切。要进口机器，不仅外汇困难，在时间上最快也得等上一年左右，远水救不了近火；上海原有能造棉纺机器的厂家内迁的内迁，毁坏的毁坏，仅有的几家哪里能满足市场的大量需求；即使新办的纱厂，大部分是急功近利，购买旧纱厂的机器来东拼西凑，以敷一时之用。这对于拥有生产设备、具有生产能力的严家来说不正是难得的机会吗？ 严裕棠立刻拍板，让严庆禧与严庆龄联手筹备。这两兄弟同在德国留过学，都堪称机械方面的专家。严庆禧为人随和些，肯礼让三分，配合较为骄纵的严庆龄，又是最适当的人选。 厂址很快就选定了，设在越界筑路的渚安浜路，以借租界保护。为更隐蔽起见，不用大隆名义，而是假借了美商的头衔，取名为Union Iron ＆ Foundry works，中文名“美商泰利制造机器有限公司”。资本定为法币五十万元。严庆龄任总经理兼厂长，严庆禧为经理，副经理人选是由严庆龄提名定下的支达栓。支达铨是大隆学徒出身而步步擢升的，一直是严庆龄的主要帮手。为了使人觉得名副其实，严庆龄找了美商恒丰洋行的安特生来，挂名为董事长，并请安特生派出一位美籍会计师，建立了一套英文帐册。为了利用与华商的联系，严庆龄又灵机一动，设立了一个名叫元生企业公司的机构。 泰利的一切进展，都令严裕棠十分满意。一年后，严裕棠满面春风地站在渚安浜路上，眯缝着眼睛，打量着簇新的泰利，七百一十平米的工厂和二百一十平米的二层楼房的办公室和宿舍都树了起来。想起大隆初创时的景象，严裕棠不禁感慨万千。 这天，严裕棠突然从梦中惊醒，窗外尚是漆黑一片，一阵阵轰轰隆隆的大炮声和掠空而过的飞机呼啸声在耳边响起。他以为日本人又在举行军事演习，无奈地摇一摇头，唯有仰天长叹而已。人尽管还是躺着，可哪里睡得着！ 自从上海沦陷以来，他就对日本人充满了憎恨。从个人利益来说，大隆已被日本占领，因为以前曾为内外棉修配机件，就由日本军方交与内外棉接管了，改名为内外铁厂，现在又改了，叫大陆铁厂，专门为日本人生产军火；而苏纶、仁德两纱厂也一样厄运难逃。自己辛苦了大半辈子，好不容易挣下来的家当，被人轻而易举地就夺去了，而且不能够说半个“不”字，哪能不痛心呢！想想自己已年过花甲，遭此战乱，不禁潸然泪下。从大处说，国力不盛，政府无能，泱泱大国竟受弹丸似的小东洋统治，国人因此受欺凌，谁人的心里能好受！何时能还我山河？前思后想，不觉东方发白。飞机声更是震耳欲聋了、这时仆人进来，严裕棠忙问： “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老爷，大事不好！日本已向英美两国宣战。停泊在黄浦江上的英国炮舰‘彼得烈尔’号已被击沉，美国炮舰‘威克’号已升起白旗投降。据说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了！” 严裕棠闻听，匆匆起床，洗漱一下，急忙出门。他想尽快见到庆龄。他对庆龄格外关心，不仅仅因为庆龄是老儿子而怜爱少子的缘故，更是由于这个儿子凭其交游之广、经营之得法，实际上已成为严家出头露面的人物，成为他最得力的臂膀。泰利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资产增加四倍，这本身就是一个证明。 前些日子，严庆龄在公共租界威海卫路另办了一家德孚机器厂，将泰利一部分较好的机器和大批原料转了过去。 泰利地处越界筑路之处，不甚安全。开始严裕棠猜测严庆龄的本事不过如此而已，但当庆龄向他说起只雇用二十余名职工时，他心领神会了。原来这德孚机器厂只是个虚名而已，并非生产机构，实际上，不仅可以保护机器，而且可以搞五金买卖。 简直是一箭三雕！这正是严庆龄的过人之处。因为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连雇用的二十余名职工都不是从泰利过来的。到时候，以压缩生产、变卖机器为名来裁减泰利的富余人员，不是显得严庆龄是出于无奈、不得已而为之的吗？此事干得真漂亮！ 枪打出头鸟，严裕棠一直为庆龄担心。果不出所料。当严裕棠听说庆龄被日本宪兵部押走了，他仿佛看见用香烟头烧炙人的脸、手及背部，用辣椒烟熏鼻孔，用橡皮包着木棍或铁管打人，还有电刑，最为残酷的是狗咬。 严裕棠再也支撑不住了，他昏厥过去了。当他醒过来时，马上派人去找严庆祥。 此时的严庆祥情绪消沉。他觉得自己很早就为严家撑持门面了，但自几个弟弟相继从国外留学回来，他就觉得父亲对他日渐疏远。尤其那笔花纱生意做亏之后，他更加失势，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去年夏天，政府召集战时被日军接管的华厂的厂主商谈发还复业事，是严庆祥出面，要求发还被占的大隆、苏纶、仁德三厂。当时，日军提出必须以内外棉收买大隆为前提，对于大隆厂基房屋及原来留存的机器材料只答应支付三十万日金，而严家则必须对于内外棉在苏纶的扩建和存货作三百三十五万日金的补偿，如此，仁德便可无偿发还。在那种胁迫下，严庆祥亲赴日本向内外棉社长活动才放宽了条件。虽然严家仍须以三百三十五万日金赎回苏纶，但大隆的卖价到底还是从三十万升到一百八十五万日金。 严裕棠知道他们兄弟之间的不睦，他还是说服庆祥将庆龄活动出来了。 严庆龄回厂没两天，日本人借口水电供应紧张，将泰利的水电统统断了。断了水电，岂不是断了工厂的活路！ 对于泰利的困境，严庆祥巴不得袖手旁观。自一九三五年投机失败，失去花纱界名人的地位后，严庆祥一直被严裕棠闲置一旁。严氏家族的各个企业分别由庆龄、庆祺、庆瑞执掌，他只挂了一些董监事的虚名。 如今，严裕棠不得不重新考虑。苏纶、仁德两厂由庆祥出面收回后，理所当然地归他掌握。赎回苏纶，虽然严裕棠忍痛出资三百三十五万日金，但内外棉在占用苏纶时不仅机器设备有所扩充，而且所遗存货甚多，这笔交易也是可观的。严裕棠正是经过反复权衡才拍下板来的。至于出卖大隆一事，尽管兄弟间各执己见，但迫于情势，也怪不得谁。由于严庆祥与日人的关系，严裕棠也不得不对他另眼相看，事事处处让他三分。 严庆祥将当年的亏空一一弥补。收回苏纶之时，纱布正是百货之宝，他便以苏纶为基地大搞花纱投机。为了调转银根，又办了裕苏实业银行，在苏州设总行，在上海、昆山等处设分行，以吸纳官僚资本为主。官僚资本包括“财政部长”周佛海、“中央储备银行副部裁”钱不愧、“江苏省长”李士群以及公馆派的一批大汉奸。其时，他们正利用职权，动用大量公款，以放款的形式贷与某些私人银行或企业公司，中饱私囊。严庆祥近水楼台先得月，好处自然是没法说。 严庆祥现在掌管着苏纶、仁德两厂，手头又有一家银行，势头正旺。严庆龄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怎肯让这位他看不起的长兄占了上风？于是向父亲提出去常熟办两三个小型纱厂。严裕棠直截了当地问： “你想与兄长较量吗？” “不完全是。眼下，沪上工商界中人都在寻找分散财产、保存实力的道路，有人已在上海邻近地区伸出后脚，直接在常熟、无锡一带产棉区兴办小型纱厂。这些小型纱厂的兴办，对泰利来说，是一笔可观的生意。要将泰利维持下去，本来就要保证泰利生产的机器设备有销路。但泰利的生产能力已经远远超出了市场的接受能力，矛盾是显然的。如何解决？一是压缩生产、裁减人员，二是自己办纱厂，进行调节，并坚持铁棉联营。” 严裕棠听了，连连点头。心想：这个想法很好，只是资金周转很难。既然庆龄不提此事，我何苦操心呢？于是，他满口答应。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严庆龄的努力下，常熟泰昌、泰新两厂都进入了实质性的筹备：泰昌是联络了前中国银行副经理顾善昌后决定开办的，由顾出现金，严家出机器，机器设备计八百锭；泰新也是严家与人合办，出资者是中华纱厂老板王和轩等人，机器设备也是八百锭。两厂的董事长、总经理都是严庆龄，实际经营管理工作则由严庆龄派去的支达铨负责。 正当严庆龄喜不自禁之时，严庆祥却带来使他一筹莫展的消息。原来先是因为上海最近有大规模囤积物资事件，“财政部长”陈之硕、“实业部长”袁愈全、“上海市政府秘书长”赵尊岳、“商统会监理官”陈允文等奉命彻查，一时间，银行、钱庄加紧收回放款，市面银根紧俏，货物大量出笼，纱布价随之下跌。接着，商业统制会又实行强制收买棉纱、棉布的暂行条例，以蓝凤牌棉纱每包作价三百七十五元为标准，而当时的市价，棉纱每件四万元，龙头细布每匹一千三百二十五元，收买价仅及市价的四分之一左右。 纱布是上海市场上最主要的一种物资，所谓囤积物资，主要就是囤积纱布。囤积纱布既是保本之举，又有投机之利。因为黄金、股票等多少带有不稳定性，虽有涨，也有跌，但纱布则易涨难跌，而且上涨的幅度和速度都大大超过黄金和股票。无论栈单或现货，都是最受欢迎的抵押品，所以豪门巨富不惜倾其所有予以囤积。如今突然以远远低于市价的标准收购，而且价款的半数付给远期中储券，等于付给废纸，另一半标金还要分期付清，也有到期不兑现的风险。 严庆龄即使有回天之力，也无济于事了。他的情绪一落千丈。还是严裕棠沉得住气，他极力安慰庆龄。在父亲的慰藉下，严庆龄稍稍平静下来。 严庆龄到底不是等闲之辈，在父亲的支持下，他为弥补损失、再求发展，做开了积极的准备工作。 利达重工业银行于一九四三年底开业，行员工友不足十人，严庆龄自任经理。 为了从事投机经营，或做拆放获取高利，当时各个行业正争相自办银行，以往来透支吸引同业存款。而严庆龄是靠利用各种关系，打通了各处关节，吸纳了中华书局以及大成、安达等纱厂的存款。 利达银行的架子虽然不甚像样，但业务却不小，它的资本额仅六百万元中储券，存款却经常有数千万元之巨。在币值日跌、行情万变之际，利达能经常掌握这样大量的存款，从经营高利放拆、地产、物资和股票中获得的利润，甚为可观。 严庆龄从心里感激老父的一片良苦用心。 老谋深算的安排 天空暗云低垂，天色虽然还没有黑尽，路上的车迹还看得见，在前面微微地发亮，可是两旁的景物都变得模糊了。每一样东西的轮廓连在一起，成了一些大的黑块。这是一个昏暗的夜。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像一枚照明弹，照亮了夜上海。 瞬间，上海像开锅似地沸腾起来了。人们像发疯似地狂欢着。马路上人山人海，男女老少，人人精神振奋，个个笑逐颜开。 严府的家人手里拿着报纸兴奋地喊道： “特大喜讯！日本宣布向盟国无条件投降了！” 严庆祺和严庆龄几乎同时奔出来。庆祺一把将报纸夺到手，看着，看着，他的眼睛亮了，放光了，睁大了，黑团团的字把他的眼睛和心完全吸引住了。他的手止不住地抖起来，报纸给抖得跳起舞来。 此时，严庆祺兴致特别好，形势的发展按他自己的预料进行着。在庆祺的心目中，极其佩服父亲。父亲虽然不太关心政治，也说不清这其中的道理，但是他却看得准。这种本事不是一般人学得会的。当初，抗战一开始，父亲就叫他到重庆去、一九三九、一九四０年间，他从重庆回到上海。由于当时搞纱布投机可以大发其财，原来的棉布商和麇集上海的富商巨贾纷纷都想办纱厂。父亲也跃跃欲试，想让他出面搞一个厂。他开始全力筹备，拟与国信银行经理、华商证券交易所的张慰如合作。人家张慰如也蛮诚心的，到严家来开过两次发起人会议，参加的还有薛笃粥、袁良等人，共同商讨了创办纱厂的各项事宜。 他当时真是雄心勃勃，觉得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厂无论如何都要办起来的。想不到父亲一下子就改了初衷，因为据说苏纶等马上可以赎回。 这使他很失望，但更使他失望的是：苏纶、仁德赎回后，竟直接由严庆祥管理了。这一切还不是父亲一个人决定的？谁能改变他呢？交给别人也就罢了，偏偏让严庆祥当家，父亲真会利用人！此时的严庆祥知道形势对自己不利，近来一直深居简出，倒是把大部分心思放在了苏纶、仁德的经营管理上，以此来安定自己一颗动荡的心，使自己尽量减少胡思乱想，尽可能躲避那随时可能临头的灾祸。但是躲得了和尚躲不了庙，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苏州方面已经有人来几次敲过竹杠了，恶狠狠的。虎落平阳被犬欺，严庆祥只能忍气吞声。长此以往，怎能吃得消？所以他匆匆赶回上海，想让父亲拿个主意。 严庆祺的估计没有错。抗战开始时，严裕棠曾命他赴渝活动，以保持和国民党的关系，笼络感情。这不能不说是远见卓识。如今抗战胜利了，严裕棠耳闻目睹了这一切，忧心如焚，他决定撤销严庆祥的职务，由庆祺、庆瑞接管苏州事宜。 严庆祺现在是春风得意了。他一到苏州，以他和政府官员们的广泛关系，四处拜会，笼络旧交，结交新知，天天有请，日日有宴，出入亭台楼馆，一掷千金，一时间竟得了个“苏州大少爷”的雅号。 既然严庆祺如此侠义大度，众多食客便趋之若骛，严庆祺也就来者不拒。 不久，这个严庆祺突然充任了苏州“参议会会长”，当选为国民党“立法委员”。 在此期间，严庆祺在苏州与人合伙办了一个苏州纱厂，计八千锭；扩充了苏纶，一下子增加纱锭一万五千锭；还开设了鸿盛、鸿源两家钱庄；此外，据说还有在其他企业的投资。 严庆祺在苏州大显神通之际，在上海的严庆龄也并不闲着。他有足够的能量可以发挥，在上海市长钱大钧、国府文官处长吴鼎昌那里，他都有门路可通，他同样可以大有作为。 大隆自被挂上“上海机器厂第一厂”的招牌后，久久没有开工动静。直到一九四六年二月，在工人要求复工的压力下，才部分开工。敌伪统治时期，大隆有一千多工人，这次仅复工一百人，后来也不过增至三百人。 不止是大隆。一个个工厂封在那里，已激起各方面越来越强烈的反对，接收的工厂越来越成为经济部的包袱，于是，内部便有了发还民营的迹象。严庆龄见时机已到，就出面活动，提出要赎回大隆。 严庆龄的努力没有白费。行政院允许将大隆交上海敌伪产业处理局估价。严庆龄获得这一消息，马不停蹄地通过钱大钧打通了各路的关节，将大隆赎了回来。严格棠感到特别欣慰。 大隆是以五千五百两黄金价卖出的，现在的核定赎价七十五亿法币，折算成黄金二千三百两，一出一进，净赚了三千二百两。价款已经讲妥分三期缴付。严裕棠是精明过人之人，他深知：后来日本人加造了锯齿式轻型机工场、铸工场、轨铸场，增加了铸钢电炉一座，添置了从英国人工厂搬来的镗床、横臂钻床，仓库里据说还存放着不少材料和马达。严家已拥有了好多厂，但厂家再多，严裕棠对大隆的感情不会有一丝一毫的淡薄。风风雨雨四十多年了，大隆能够支撑到现在，严裕棠怎么会不感到慰藉呢？在将大隆交给儿子们掌管的日子里。他总是经常到厂里走两圈，看看，听听，闻闻，心理上就获得了一种特殊的愉悦和分外的满足；即使在日伪统治期间，大隆断送给了日本人，改作兵工厂后，他也曾忙里偷闲，在厂门口有意地经过一下，心底翻腾起那遥远的思潮，剪不断，理还乱。严裕棠知道自己并不属于多愁善感的人，但对大隆，他怎么也难于大割大舍。大隆的赎回，在他的生命历程中，又矗起了一座铁的丰碑。 此时的严庆龄忙得不可开交，为了苏纶的补充和扩建的需要，他已经对泰利作了一些重整旗鼓的措施：聘请了一些技术人员，增招了近五百个工人。此外，他还要兼管泰利事务所。这个事务所自利达银行脱胎而来，不单单掌握泰利的财权，他在常熟开设的三家纱厂以及大隆的资金调拨运用都归到这里，一切都是暗帐，不得不亲自掌握。当然还要靠铁吃铁，严庆龄正在套购官价外汇以进口大批生铁。这是利市百倍的买卖，在外汇上，仅官价变黑市，赚进的又何止十几倍。 免得节外生枝，倒耽误了正事，严庆龄在三天之内，将资委会的主管、副管、不管摆弄得眉开眼笑。 自“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签订之后，美国在中国的特权变得合法化了，造成了“工业美国、农业中国”、“资本美国、劳动中国”的主仆关系。美国货泛滥于中国市场。甚至连身穿白色服装的美国海军和黄色卡其制服的美军兵士也充斥街头。战事刚结束那阵，他们翘着大拇指向中国人喊“顶好”，中国人也回一声“顶好”。但中国人的这声很快就喊不下去了。国内通货不断膨胀，外汇头寸捉襟见肘，在汇价变更、汇率调高之后，法币更是一日千里，不可收拾。 内战即起，政局动荡。严裕棠再也无意观望了。前些日子，他就授意庆祺去香港开办了恰生纱厂，先占个落脚处再说。关于去台湾开设裕隆机器厂的事，他与庆龄也已商议了很久，看来只是实施的问题了。然而他不能不留恋上海，他对时局还抱着尚未完全破灭的希望。至少，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他严裕棠是不愿意离开这块生他养他的土地的。 但是不久，一条新闻映入他的眼帘，从明天起改革币制，发行金圆券。严裕棠向西望着那轮渐渐下沉的夕阳，心中感到无限失望。国运衰颓如此！共产党的军队势如破竹，胜券在握。严裕棠的心中有一种莫名的恐惧。他感到，几乎触摸得到地感到，是该下决心了。 几天来，他想：这些年来，生产上基本都是由儿子们各自经营的，以后也照此办理。我需马上随庆龄去台湾，将格隆机器厂开设起来。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把家业大致分定了，让他们各自努力去做，免得再受牵掣。大隆和泰利的事交给庆禧，他经过留学深造，具有专业知识，懂管理经营。庆龄掌管大隆有日，掌管中难免在上上下下得罪了一些人，再说这小子脾气刚烈，更是让不少人望而生畏，难保没有仇家，万一有变，恐怕会因此而吃亏。而庆禧则比较随和，比较平稳，让他管理大隆是最合适不过了。庆祺去香港，怡生纱厂初办不久，头绪繁多，自要一一应付，苏州的事只能由庆瑞承当。眼下，美棉倾销甚烈，求保图存也并非易事，庆瑞在苏州不如庆祺路子宽，但没有谁比他更合适的，只有让他承当了。严裕棠无形中想到了长子庆祥，其他兄弟的手里都有实业，唯有他一失足成千古恨，好在他手中还有一些房地产，也可作为筹码继续做下去。 严裕棠站在甲板上，不由想起当年因绑架去香港时的情景。今非昔比，送行的人，有老年人、童年的伙伴和孩子们，甚至连狗都来到了码头。喇叭手奏着离别曲。他的事业、他的朋友、他的童年都在给他送别。 他举起了手，对着所有的人微笑着告别： “我不会忘记这块自己土生土长的土地……永远不会……再见！……”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在离开上海的第十一个年头，七十八岁的严裕棠病逝于台湾。临终前，他的两只手朝着大陆的方向抓挠着。而他那双痉挛着的眼睛，直到医生用手给阖起来的那个瞬间为止，还是流露着遗憾不尽的样子。 （丽君） 转载请保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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