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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夏，我在监狱内的监狱被关了两年半以后，又被放回了生产队。这就是分流分场一队。分流一队位于分流庙拘留所的东北方向，这里集中了57年以来到那时还没有解除劳动教养的，以及场员而再次被劳教的人。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一个老改造队。所以派来担任主管的张管教是一个很凶狠的队长，这只要从他对待一位姓高的老者的态度就可以明白了。高、张两人原来是邻居，同为失业之人，50年代，两人同去江西路的同一个失业登记处求职，姓高的走到了民政局的窗口，而张则去公安局的窗口登了记。不久，通知下来两人都得到了安排。张当了警察，而高则到白茅岭做场员。57年农场性质改变，高的地位急剧下降，在困难年代又被判了劳动教养；张则也从上海被派到白茅岭，恰好成了高的顶头上司。可是就我所见，张对高决无宽容之意。从这两人的关系也足见机遇之作弄人了。 我到了一队又碰见了许多老朋友，大多是比较性格倔强的人，或者是所谓的有历史问题的人，因为后者的解除劳动教养与否根本与表现好坏是无关的。我到了该队日子并不好过，因为我早已成为了白茅岭的知名人物，谣传我如何如何地“反改造”。所以第一天那张队长就叫我去训话，叫我要“老实些”不要找他的麻烦。 重逢的朋友中有同船来农场的温健、原右派队的彭君毅和林学成。彭原是上海机械专科学校（即国立高机）的教师，是极为爱护学生的一位好教师，还曾经是地下共产党人。他为人刚直，是右派队中最受人尊敬的人之一。在分流一队也受尽歧视。80年代平反后已届退休之年，住房得不到解决。有一年夏日炎炎，居处不堪其热，不得已而去外地谋职，在广州市火车站突发心脏病不幸去世。 彭的妻子胡女士是位家庭妇女，对丈夫忠贞不渝，也不畏强暴。有一次来农场探亲，那张队长在让他们见面前先来个下马威，对胡无端训斥一番。胡女士答道“你说他反动，他如不反动也不会到这里来了。政府既然把他交给你管教，我又不和他生活在一起，倒是我应该责问你为什么没有把他教育好？怎么你倒说起我来了？”张管教队长无言可对。 林原是某轮船的三副，随船于50年“起义”回大陆。回来后就明升暗降调在陆地工作，再也上不了船。平反后在港口工作，95年患肝癌去世，家属欠下医药费万余至今未获报销。这些都是后话。 分流一队也有一些来历很神秘的人，这都是由游民场员而转变身份来的，例如有一个姓潘的心脏病病人，常年不能劳动，当他忽然死了以后，仍有大笔汇款寄来，而汇款人的地址全是假的，无法退回。据说此人还是国民党的一个中将，又与共产党上层有关云云， 但传说的事就不去管它了，且说有一个名叫李妙龄的故事。李妙龄在读中学时，在一位爱国教师的影响下随许多同学一起去了浙江省四明山抗日根据地，加入了三五支队打游击。那支队伍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战胜利后，他曾来上海做地下工作。他很得意地说起，有一次他受命在大柏树骑着摩托车待命等人，当有人在他肩上按暗号拍打时便载着那人向市区驶去，再次暗号时则将搭车人放下，但不准回头看那人。果然那人按时来了，当车行至虹口体育场时，听见后面爆炸声响，次日读报方知是江湾军火库被炸了。后来由于王孝和破坏发电厂案被捕，他们慌忙逃离上海。于是他辗转到了苏北根据地，曾在一电台工作，又做过李立三的司机，后来在进攻上海时，他是陈毅的司机。他说： “忽然前线传来上海已解放的消息，大家都感到快得有点意外了，陈司令员高兴得不得了，马上带着大家出发去上海。我开的是第一辆车，心里想会不会有地雷？为了首长的安全，就把车往边上一靠，说是抛锚啦。让其它的车走在前头。” 进了上海以后，他仍是陈的司机，并负责做司机的小组长。他部下的那些司机大都是接管过来的人员，即留用人员。有一天，一个原上海籍贯的参谋对他说： “小李，开我去一次某地。” 他心想肯定是这参谋想要坐车回家炫耀一番，就回了一句： “是公事还是私事呢？”那参谋愣了一愣，李又说了： “不是我不肯开，司令员说过了一滴汽油一滴血，不能私事用车呀。”那参谋只好作罢而去。 过了几天，他因琐事和手下的一名留用人员司机争吵，那司机回嘴说： “你有什么了不起，你从前也因某事被批斗过。” 李想这事该司机如何得知？必是那参谋因用车不成，怀恨在心于背后挑动那些司机不服他管。他说： “那时我们还很民主，我和那参谋是一个党小组的。在开会时，我就此事对他提意见。我越说越激动，那参谋被我说得直冒汗，我看他将手伸进裤袋，我一时情急就掏出了手枪。但其实他是在口袋里摸手帕。 “这下可糟了。我被缴了枪，关了禁闭。禁闭后我就被调往吴淞口处的一个电台工作，那是一个干扰台，我被安排去管发电机。可是那电台的台长竟就是和我一起上四明山的同学，还是个女同学！我这个大男子怎么咽得下这口气？ “我就闹情绪不干，跑回上海，去军管会找粟裕，他是个好人，对我好言安慰了一番。我坚决要求开车，但结果只能让我去开运输卡车。我终于不服，闹情绪，最后以无理取闹的罪名被送劳动教养。但我来农场后还是受到很好对待的，不久脱了帽，当上场员。但我又怎能安心一辈子就这样呢？ “我逃跑到上海，站在大世界门口，靠在铁栏杆上望着马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不胜其伤感。这时，忽然有一只小手来拉我裤腿，悄悄地说：爷叔，你饭吃过吗？我问他什么意思，他说他有钱，要我带他去吃馆子。原来这是一个小偷，他靠摸口袋偷的钱，可是人小怎能独自上饭馆呢。 “于是我们去了饭馆，我们点菜吃喝，完了他从桌下把钱塞给我，我付了账还有钱多！这样我就干起了这一行。当然，我不愿回农场又能有什么生活出路呢？最后，好景不长，我以教唆犯的罪又来劳动教养了。” 我听了他的故事也很为他惋惜，要是能给他以出路又何至于此。 再说我在禁闭和拘留中度过了两年半，实际上是更进一步地与世隔绝了，那几年发生的四清等运动，我都不知就里，但从一件事看已可见那时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已发展到可怕的程度了。那是有一次我因开大账买东西，去到管事务的一个队长那里，另有一个人掏出香烟来敬那事务长，后者说不会吸，还说抽烟有害的话，前者看见身边一张报上有毛泽东的新闻相片，随口开玩笑说 “要是毛主席给你香烟呢。”事务长马上不加思索地回答 “那我连烟灰都吞下去。”说时那脸上一脸的谄笑简直令人作呕。但他们两人嘻嘻哈哈，不以为耻。 却说到了11月中的一天上午，我刚到田里劳动，忽然被叫回去，队长指着一个干部说 “这位是总场的某队长，你现在马上回去取些随身替换的衣服，他带你回上海探亲。”张队长的态度从来没有象这样的和颜悦色，我知道这绝非坏事。 我并不怀疑家中有什么不幸，因为劳动教养的人，即使家中有丧事也绝不可能请假回去的。我在路上问那个带我的队长，他也完全不知是怎么回事。我们搭便车到了总场，在那里我知道这个队长是两个押送一批人出场的干部之一。我遇到了几十个出场的场员，他们都兴高采烈，大多是回了上海再转去其它乡下的人。我们一同被用客车送到湖州后乘船到上海。在上海码头，队长说， “你回家好好看看，到时候我们会来叫你回去的。”至于什么时候，他们也说不上。 回到家中，见到了父母，兄妹和妻子，当然非常高兴。我这才知道了是怎么回事。原来我父亲有一个老朋友，名叫孙厚生，老先生是老同盟会人，跟随孙中山先生革命的，在广东省时曾任造币局局长。国共合作时期结识了周恩来、董必武等人。50年代，他与一个姨太太蛰居上海，因为路近，常来我家闲谈。他那时靠在文史馆挂个名，每月领取60元钱生活费。平时根本不去，逢到有事则去锦江饭店吃一顿，在诸如反对美帝的宣言上签个字而已。谈起蒋介石时，他眉飞色舞崇敬得很，说见到他两眼炯炯自有一番威严，和现在的人不好比啦。可是，他并不惧怕蒋的威严，有一次为此和共产党加深了关系。 那是在宁汉分裂之时，有一天蒋介石找他去谈话，蒋说 “你年岁大了，何必还要和董必武通信来往呢。” 孙糊涂地顶了一句说“国共合作是总理的遗训呀。” 蒋便无言以对，说“那好，那好，你先请坐。” 蒋就走开了。孙枯坐了一会儿，见无人答理他，便起身想走。那知警卫不让他走，就在蒋的公馆里被软禁了半个月。 解放后，他以此居功，说是为了共产党吃蒋的官司。每隔几个月便要写信给董或周，诉穷要钱，每回倒总也能要到一些。后来他眼花手抖，不能写信，便常请我哥哥代笔。 早在我劳动教养之初，我的一位堂兄就出主意要我父亲请他为我事写信求情，但都为我父所不许。后来孙厚老故世，孙的姨太请我哥哥写信给周恩来，要求到澳门去跟她侄子过。周居然派了统战部的人来送她走了。 这时，我家有董、周的私人通讯地址。我堂兄和我哥认为再错过机会就没法了，便不管我父亲的反对，以我父七旬老人的名义写了一封信给周。不久，统战部来了两个人，问我父亲情况，有什么要求。我父亲说只要我回来。他们说这不那末容易， “这样吧，先让他回来陪你两个月吧。” 我就是这样回上海的，其实我父亲和周恩来并不认识。然而，统战部来人的话也并未完全算数，半个月后，来了电话，叫我当晚在火车站等那两位队长，一同回农场。那两个队长是从铁道公安局提了一个农场逃跑的场员回去的，我们一行四人便回农场去了，一路上，队长很客气，我提到了路费，他们说“能报的话我们替你报了吧。”就这样我连路程共自由了二十天。 回农场后，谁也不知道我是怎么回事，但队长的态度显然变了。在临近春节的时候，忽然一天被叫到队部去，宣布我解除劳动教养了。我于当日就被送到分流四队。那是一个场员队，但我的厄运并没有结束，还刚开始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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