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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流四队是个场员队，其实所谓的场员仍是在社会的最低层，谈不到有什么自由的。场员不经请假批准并不能外出。和劳教队不同的只是每年有几天探亲假，我因为刚探过亲，就轮不上了。此外，吃饭是用饭票买的。至于买东西，则身上虽可以有现金，但因不能外出，仍需集体登记购买。场员的工资是平均每月20元，但按农时不同，冬天每月17元，夏季农忙则有22元。为了刺激生产，采用工分制，每天劳动下来，要分小组地各人记下工分。这看来象计件工资，其实不然，每月到月底，将全队的工分加起来，得出总工分数，然后再将总的预定工资与之相除，才算出每个工分值几钿！如果对照马列主义说计件工资是资本主义最大的剥削的话，则这是更进一步的发明了。然而人到了这个境地，自私自利的劣根性竟仍然大发作。有些人就是很肯干，把工分值降到了只有二三分钱一个工分。于是弄得劳动力差的人饭也吃不上了，便将工资中的6元钱拿出来做基本工资，而将其余的让大家凭力气去抢。 我在这里结识的人中，政治思想犯并不多。有一位许鸿宾（其实他是分流五队的，知道了我在四队，溜过来看望我。）原是复旦时比我高两班的同学。他60年时有一天在马路上看见一个人拖住一个小孩子，小孩吓得哇哇叫，一问之下，原来那孩子拿了一块肥皂想和人换粮票，被那人抓住，逼着追问他父母是何人。许就打抱不平说“你难为小孩子干什么！”小孩趁机跑了，不料那人是个便衣警察，一闹之后把许抓了进去，就此被捕送劳动教养。 另外还有一些人犯的是所谓“叛国投敌”罪，例如有位余吉利，他本是解放军中的一个运动员，是全国的拳击冠军。后来拳击这个体育项目被取消了，他感到没前途，想到香港去求发展。这样就算是“叛国投敌”。 其他很多人是自称犯生活问题的，其实即是有了婚外情，这叫做“搞腐化”，当然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必须改造了，如果婚外恋的对象是个现役军人，那就不是劳动教养完事的了，那叫做“破坏军婚”非得判刑劳改不可。 但那时候劳教也不一定比劳改好，我在涛城时就遇见一个徐姓的人，他是个中学生，和他哥哥两人不学好，与一帮流氓混在一起。有一次流氓们要在襄阳公园打群架，约好了日子，弟兄俩讲好了要参加的。临时，弟弟畏缩了，事前去公安派出所报告。警察说“好，你不要声张，到时我们会来的。”有了这个内线，打架时这帮人被一网打尽抓了起来，乃兄被判了三年徒刑，他因检举立功，从轻发落送来劳动教养。三年过后，乃兄从苏北劳改农场被释放回家，他却在劳教农场里饿得没命，他哥哥还来探望接济他呢。 虽说场员已是公民，可是连通信都仍不自由，寄来的邮包更不用说要被当面检查了。那队的几个队长也够高水平的。有一次有人家里寄来的邮包中有几卷手纸。这些干部从未见过这种软的手纸，动疑心了。叫了一个上过大学的做统计的积极分子去问，问后还不放心，又承他们看得起叫我去核实。原来他们异想天开看见卷筒纸当作什么密电码的纸了。又有一次，一个场员探亲回来不久，其妻来信被他们偷拆，看到了写着”这个月m.c.没有来。”又大惊小怪一番，可见他们的阶级觉悟倒也的确是够高的。 离开四队不远，在靠近分流庙拘留所的公路旁有一家小店，也卖馄饨。这就形成了一个集市，是获准了假外出的场员常去的地方。有一个场员在那里买完了吃的，靠在一棵树上闲看，忽然旁边有人惊呼“你的手臂怎么啦？”他一看，晕了过去。原来附近的部队打靶，一颗流弹击穿了他的上臂。他于是被送进了医院，后来据说部队的“首长”去看望了他，还给了些水果。这事就了结了。连道歉都没有，更不要谈赔偿了。场员的社会地位就是如此。 在这种情形下，农场又耍出了一个新花招。立出了一个名目叫职工，其待遇高于场员，例如可以做看门的纠察之类无需重劳动的事。其实，刚有少数场员之时，场员的待遇不也较自由吗？然而，还是有一些想不开的人，见了这只电兔子，就象跑狗场的狗一样追逐起来，拼命地干活。这真是统治有方了。当然，也得有被统治的人的德性配合才能施展此法。悲夫！ 因为场员有探亲假，所以消息就比较灵通些，可以知道些社会上的事。有一位冯继华，是个很有才华的作曲家，他告诉我一件十分荒唐的事。当他探亲回到宁波附近地区时，不但看到了道士求雨的场面，还见到了当地发生的一件烈士“显灵”的趣事。一个农民背着肚子疼的妻子去治病，半路上背不动了，就在一处坟墓旁坐下来休息。休息时，不知不觉地睡着了。一觉醒来，妻子的肚子也不疼了。于是传出了这样的一个神话。这坟墓是白求恩的坟，说是白求恩有一个中国妻子，在战乱中失散了，因此白享受不到香火。他现在显灵给人治病，以求找到他的妻子。这话一传开，远近的人都来求诊。先是病人来此，对着坟墓叩头祷告一番，然后将坟墓旁的草拔一些回去煎汤服下，无不见效的。后来坟上的草被拔光了，就从家里带些草来，在坟上供一供，也能管用。这还不算奇怪，妙就妙在叩头祷告的时候必须声称自己三代都是贫下中农，亲亲戚戚也都历史清白。因为白求恩只给革命人民看病云。 当我回忆到当时听到农村如此之愚昧而惊奇时，我何尝会想到时至今日90年代，中国的愚昧竟会发展到更为惊人的地步呢。居然有“神医”胡万林藉一点兽用芒硝包医百病。青岛的韩淑秀“大师”以杏元饼干，痱子粉，雪花膏和小红纸的符治病，无不历时多年，敛财数百万。即使在上海，动物园也出售虎尿，虎粪供人作为神药，还供不应求呢！ 有一次邱管教队长找我谈话，“教育”我，要我安心在农场劳动，我说我不可能安心，既然解除劳动教养，应该分配适当工作才是，他指着报上的大字标题《做党的驯服工具》给我看，说党叫做什么，就应当做什么。我听了实在觉得可笑，便驳斥他说“我只有在读古代历史时才读过古埃及人把奴隶叫做会说话的工具，我们怎么能接受做一个工具的说法呢？再说驯字从马，可见驯服一词决不是用在人身上的，何况说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呢，难道主人是个工具？再退一步说，即使党把我们当作工具，党也应该会用工具才是道理。明明是把钢刀，总不应该当废铁用，上了多年大学，总不见得只好作最低等的劳动力使用吧。”他说不过我，不了了之。 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先是有所谓的“扫四旧”（39），把我们的书籍，家人的相片全部搜去，几天后上海家信也说家中遭到了洗劫，反正是见了值钱的东西就拿，在你手里是四旧，抢到他们手中就不旧了。我家是被我妻子学校的人来抄家的，抄了好几次，先还象回事地出收条，后来又将收条作为“变天账”收去。家中的藏书是第一批遭殃的，运到他们的学校里放火烧，差一点儿连房子都着火造成火灾。我家并无值钱的财物，被搜去了许多当票，后来知道当铺里的衣服也全被人取走了。此后小学生也被煽动了起来抄我们家，这些孩子又能懂得什么？他们口口声声“毛主席是我们的红司令，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他们打人的根据就是毛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只知道右派份子是坏人，对坏人就要打，他们往往无端地对我妻恶作剧，追逐着用整簸箕的黄沙向她头上倒，或将污物往她身上抛。可怜我妻东躲西藏，往往深夜才敢回家。一旦让这些不懂事的孩子去抄家，就一次次地三五个人一伙见好玩的，好吃的样样都拿。 -------- 39文革时用语，指扫除旧思想、文化、风俗、习惯。 再说我大哥，他少年时得病成了残疾人，从颈部起脊柱就是僵硬的，不能弯动，两腿直至脚趾无一关节可动。多年以来贫困严酷的生活条件使他在1965年冬我第一次得假回去时，已经只能躺在床上了，那年我向他告别时，他在床上转过头来眼泪汪汪地喊道“我们还能再见面吗？”我只好尽量忍着泪水安慰他，但心中也确实是没有信心的。到了66年10月抄家时，他更已卧床不起。然而那些孩子并不放过他，将找到的40年代的旧皮鞋往他脸上砸说是他穿的阿飞皮鞋。见他睡在床上不动弹，就用皮裤带当鞭子抽打他，还拿扫帚往他脸上扫。一个病人如何经得起这样的打击与侮辱？他就此绝食，当时我的岳父亦被里弄里无理批斗，气极服毒自尽，幸而被发觉救起。我父亲总算年岁大，有个好邻居保护未对他动武，然而那些丧心病狂的造反派竟然第二天一张大字报贴到那好邻居的单位里，幸好他是个工人才未倒大霉。我母亲1949年中风后就一直半瘫在家，此时早已不能下床，一家人如此，怎能顾及我哥的绝食？他就这样于1966年10月29日悲惨地去了。我得到家书不觉凄然，回想幼时依在他身边听他讲故事，教我读古文的情形，能不捶胸悲愤！即使三十余年后的今天行文至此，犹不能不停笔掩面，默思良久。想当年那些天真的孩子竟被所谓阶级斗争的理论鼓动起来干出这样残忍的毒打残疾人的行为；我哥挨打辗转床第，母亲瘫痪在旁眼看着爱子被殴，父亲被人拦在窗前敢怒不敢言的局面宛如眼前。天何言哉！ 政治上的权力斗争古往今来历来有之，然而为了打倒政敌居然利用到了不成年的小孩子们，唆使他们干出伤天害理的坏事不算，在耽误了他们的学业以后却又发明了一个所谓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理论”，一巴掌将他们“上山下乡”流放到远离父母的边远地区。这就是所谓的“老三届”一代人的故事。其狠毒如此难道不也正是这一公认的史无前例的浩劫的一个劫难吗。当今的恐怖组织为其政治目的，不惜残杀无辜生命，其暴行的现场惨不忍睹，已受到举世瞩目和谴责。但其暴行还是一时一地的，比起所谓的“上山下乡”之时、空规模岂非小巫见大巫！我见到一位当时的“知青”说起他们被迫离家的情形：火车站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一派欢乐景象。家长们强装笑容，表示衷心拥护之至。随着一声汽笛，不知是谁实在忍不住了，发出一声极轻的哭泣，于是如同原子反应堆的连锁反应，整个车站，车上车下哭声震天。那些成排的纠察也根本管不了啦。车一开动，车上的情形更是难以描述，有哭喊的、有沉闷的、有借酒浇愁的、有高声歌唱以发泄的，总之是乱作一团。设想几千个孩子被迫离开亲爱的父母，其情形何如？我想如若我当时在现场，目睹此惨状，则即便在其中认出了殴打我哥哥的孩子，见他遭此下场，大概也不忍心追究他了。 然而这时我仍不能回去，农场里一面仍加强了强制劳动，一面也加紧对毛泽东的崇拜活动，每个房间要砌一个“忠字台”这是用砖砌好再用砂浆石灰刷白的犹如灶台的东西，在其前面用红纸剪三个忠字贴上，后面墙上贴毛泽东的画像，灶台上供着毛泽东的四本书，活象从前供的灶君菩萨。那时去书店买这一套四本书可不能说买书，要说“请红宝书”才行。在当地老百姓家中则更荒唐，每家都要在房中贴上120张明信片般大的完全一样的毛泽东画像，说这样一来毛泽东就活120岁了。都有村干部来一张张点过，那家要是少贴一张就犯了大罪了。 那时候强迫大家要唱一只歌，歌词中有“天大地大不如共产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每当要唱这支歌时，我总是借故上厕所，或是走不了时在唱这一句时含糊其词。有一次在厕所碰到一位许姓老者，大家相视一笑。他说“我也决不唱这句歌词，就是被他们捉住了我也有话可说，我说我都这把年纪了，这样唱我怎么对得起我父母在天之灵！” 后来又出现了所谓的毛泽东思想宣传小分队，也不知他们的大队在哪里？有没有小分队以上的大分队或总队？这些人到处敲锣打鼓写出的标语是什么“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之类莫名其妙的句子，难道说毛泽东已被敌人兵临城下打得要人“誓死”才能保卫了？而在这个时代，要誓死才能保卫的“思想”却决不是当权的毛泽东思想。 又到了1967年冬天，我家里想出了一个办法，先发了几通电报，说我父亲病重，要我回家探亲，但这些电报都被截留了，我收不到。然后，我家里去派出所取得父亲病重的证明，寄来农场。总算我得到了十五天假期，但是，要由周队长陪我回去，实际上他是受命暗中押送我回家。真不知他们如临大敌地怕我些什么。 走前，还有人叮嘱，一定要背熟老三篇（40）和一批毛的语录。说是路上随时随地都会遇到要你背诵的，万一背不出就糟了，免不了一顿毒打。 -------- 40毛的三篇文章 我们取道南京回到了上海。果然我的父亲病得不轻，他是因前列腺炎而小便困难。我一到家，他因兴奋之故，第二天更困难了。我们将他送到徐汇区中心医院，事先约好了在我内兄的同学彭龙舞医生值班时去求诊，于是得以进入急诊观察室导尿、输液。那时医院病房紧张，80岁老人如无熟人决不可能住进医院。然而几天以后，另一名医生值班时，竟将并未痊愈的老人赶出了医院。此时，彭医生亦无可奈何，只好嘱以先回去再说，以后有机会再送。我们只好将父亲暂时接回家中照顾。每次排尿都要帮他按摩。 12月25日上午，和我一同来沪的周队长忽然来访。我们住的绍兴路26号房子由于多年欠租，已经紧缩到只住二楼的一层两间屋了，那时我父母和妹妹住前屋，后面一间用衣箱分隔成两间，是我妻和一位老佣人住的。我在后房接待了这位队长。他对房屋羡慕赞美了一番后说我已超过假期，命我马上回农场。我告诉他父亲的病情，请他宽限几天，并说“不信可去前房看看床上老人的情况。”他说不必看，他完全相信，但说他无权延长我的假期，是场长叫他来命令我回去的。最后在临走时，他威胁说“你要考虑你的前途。”我答道“我不能因自己的前途而置我父亲的生命于不顾。” 1968年元旦凌晨刚过0时，我妻被楼梯上的脚步声惊醒，马上敲门声中我也跳了起来。披衣开门，只见一群大汉，个个头戴藤安全帽，手持一根约两米长的钢筋，笃笃地朝地板上敲。他们一拥而入，其中为首的对我说： “我们是文攻武卫的，现在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去哪里？”我边问边穿衣。 “文攻武卫总部。” 我回头看着惊慌的妻子说： “记住了，我是到文攻武卫总部去的。” 这时她还坐在被里刚穿好上衣，赶紧将一只手表递给我说 “拿着。”这是我们当时唯一还值钱的东西。 我被他们押出了门，往西走了约一百米到了对过绍兴路7号中华学艺社门前上了一辆大卡车，他们命我在车台上背对驾驶室坐在地上，而他们则排列两旁，一律站着。后面还有一辆压阵的卡车，也站满了伟大的文攻武卫战士。一路风驰电掣地向外滩驰去。我偷眼看他们脸上的表情，一个个都严肃得连眉毛也一动都不动，真象演戏一般，似乎他们不是从床上抓了一个书生，而是在血战沙场后逮住了敌军主帅，真是又好气又好笑。这时候月明如画，他们头上的藤帽大概是他们自己想象的钢盔，却在我的想象中变成了字纸篓，这不简直是儿戏吗？所以竟一点害怕的心思都没有。 车过外白渡桥，一拐弯就到了所说的文攻武卫总部，也即是现在的俄国领事馆。当时人声鼎沸，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被几个人抓住了手脚，他们训练有素地把我举起来隔着车拦板抛了下去，下面自有人接球。我只看见似乎水泥地在飞速地被拖动，原来我的手脚至少被四个以上的人分别抓着，脸朝下地向前飞奔。 然后我被按倒在地，有人楸着我头发让我抬起头来，面对着一个“革命女将”，她拿着一个木板纸夹和笔，嘶哑的喉咙逼尖了声音喝问道： “你是流氓阿飞？” “不是。” “是投机倒把？” “不是。”我声音大了起来。 “是那里来的逃犯？” “都不是。”我声音更大了。 “还要嘴硬抵赖！打！” 她一声令下，我的屁股上就是一顿竹板。打完以后被架到地下室的一间屋子里。那间屋有约二十平方米大，被电灯光照得恍如白昼。里面沿墙已经蹲着一圈被抓来的人，个个都不声不响，见我进去只抬头看了一看。我被指定在一个地方蹲了下来。过了一会，趁看门的两个老工人不备，我旁边的人低声问我“哪里的？”我说“白茅岭的。”他说“这里都是农场的。” 后来又陆续被推进来了几个人，然后来了一个披黄色军装棉大衣的人，手里拿着一叠纸开口闭口“你们这些小子”地训了我们一顿。意思是你们都在上海作恶多端，犯罪累累。“现在，你们谁要坦白交代？如果坦白交代可以争取从宽处理，要的人可以来拿纸头。”我应声而起，拿了一张纸。 随即，我就写了一张抗议，声明既非流氓阿飞更谈不上投机倒把，也决非逃犯，是探亲来沪的农场场员，是公民。完全无辜地被非法绑架来此，要求赔礼道歉马上送我回家。缴给了看门的工人。 关在那里是根本不知天色的。等一会儿，外面有响动，知道是吃早饭时候了。这时进来一个大汉，叫我们站起来排好，报数。共约二十来个人，于是背诵老三篇，完了立正，那汉子带上白手套，每人被打一个耳光。这可真够英雄的！我说 “是不是背了老三篇该挨耳光？”他竟也未听出我话中的挖苦之意，嗯了一声。然后是排队去拿一盆粥，喝罢又要送空盆出去。送好回来，就在门口外的地方，我被喝令站住。那是个较宽大的走廊，我们的房间在其北边，东面则另有两扇门，是两个关人的房间。走廊尽头放着写字桌，是他们临时办公的地方。坐着一个人，阴阳怪气地问道 “你写的什么交代材料啊？”我说我是抗议你们抓错人了，这时我的背后就有人拿了大毛竹朝我打来。我大声呼喊“不许打人。”那坐着的也站了起来喊道 “看你还抗议不！”一顿乱打之后，就有人按着我的头要我向着墙上的毛泽东画像下跪，我厉声回答“毛主席本人决不可能要人对他的画像下跪。”那按我头的人比我矮小，见按我不动也就算了。 那地方每天给两顿饭吃，我在头三天中每次饭后被打一顿，三天打了六顿。我心想这样不是办法，在第三天晚上去厕所回来后便装着晕倒在地上。于是来了一位女医生，她俯身看了我一下，翻起我眼皮，我知道瞒不过她便又装着醒了过来。说 “我小便时见到全是血，有点紧张了。”她给了我两片药。转头对看门的工人说， “让他睡觉，告诉他们不能再打了，再打要出人命的。” 这位女大夫救了我，此后三天我干脆装病躺在地上不起来，也免去了每天的耳光。那时候，每时每刻都会传来阵阵的惨叫声，尤以对门女号里刺耳的尖声叫喊最是凄凉可怕。那看门的两位老工人想来也是应付差事，往往摇头叹息，我还有一次听见他们在说 “骂人家流氓阿飞，我看他们自己才是流氓阿飞呢。” 事实上那时这帮人到处乱抓人，有的女的仅因为坐在男友的自行车后，就被抓来作为流氓阿飞乱打一通，还尽是往女人的敏感处打，巴不得打破了衣服可以窥视一番。而其实这帮人虽名为群众组织，实际上是被公安便衣怂恿操纵的，抓来的人的释放权在公安人员手中。 我在被抓后第二天就被连番提审。提审是在一间大屋子里进行的，两个猫脸的公安人员盘问我回上海干了些什么？我一口说我在上海就是家里和医院里两点一线，其它什么地方也没有去过。事实上这两个人什么事实也没有掌握，当然也诈不出我任何话，对我被打的抗议则推说不干他们的事。审了三天也就算了，正好接下去我也装病躺下不起来了。 其实我在沪期间，有一天有白茅岭的一位姓潘的场员来找我。他说起农场中场员的动态，原来其中一些人受了文革影响也想组织起来造反。他们的论点是：毛泽东说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由此看来当前的农场所作所为并非毛的路线。则必为资产阶级路线无疑。他们就想通过揭露农场黑暗面来取得社会同情，达到出场回家的目的。而且据说他们还得到了驻沪空军第四军的支持。 他请我到马当路一家人家家里去，那屋子里挤满了人在商量着事，满屋的烟雾腾腾。因我曾对他们说过，现在据称农场里是两类矛盾交叉，你们的身份是不明确的，也有可能算是所谓的人民内部矛盾，而我则按他们说法是明摆着的敌我矛盾。按文革规定右派也不能参加革命组织。至于大家的出场大事，我当然义不容辞愿意出力气，但我决不能出面，否则对他们也不利。所以他就引我到半楼梯的一间阁楼房间里，这时来了两个为首的，介绍认识后。他们给我看了一份油印的文件。标题是《血泪控诉》。文章都是那文革时的文风，通篇全都是煽动性的笔触。除历数农场干部的上百条暴行外，还将这些虐待场员、劳教人员的行为一律归咎于所谓的走资派，然后大唱毛泽东思想万岁的赞歌，说如何坚信毛将解放大家于水火之中云云。 我看了以后，不以为然，对他们说：“你们决不可以以革命派自居，把专政机关内的黑暗面抛向社会宣扬，这样必惹大祸。既然你们相信有空四军内左某人的支持，那也只能把文章做成向空四军首长的申诉。说明自己都系不足为刑事犯罪的受行政处分的人员，虽早已恢复公民身份，但多年以来仍被关失去自由，而且受到种种不公待遇。要求得到关怀。至于揭发材料，除有目共睹有许多人作证的外，可皆作为各个人的声诉，附在文后，如有出入也可不必为此负责。” 他们点头称是，虽已有部分油印件抛向社会，但仍希我捉刀帮他们修改文稿。我将稿子带回家，进行了一番修改。除按上述观点写了前言外，总结了四份揭露材料。现在还记得其中一份是关于“万人坑”的，即饥馑时期成批的死者被草草地合埋在一个大坑里的事实。当然对于政府来说，本不以尊敬死去的区区小民为什么了不得的大事，何况那时成批地死人也来不及一个个地入土分葬。但这也总算一件人所共知之事，对死难者家属亦为一件耿耿于怀的惨事。如果联想到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饥馑，为什么会有这样多的人如此惨死，也就是一件被忌讳的事实了。另一件是反映白云山女队的事，在灾难时期，一位女场员饿慌了将衣服去与老百姓换食物，被该队的刑指导员发觉，竟然说，你既然不要衣服，那就罚你把衣服全部脱光了，在晒谷场当众走一圈。那女的和其他许多在场的人同时跪下苦苦哀求竟不得免。此事目睹者甚多。有充分理由相信是真实的暴行。 所附的控诉材料非常之多，记得很清楚的一案是一位女劳教，她原是个越剧演员，劳教来农场后被分在总长一个郭副场长家中做保姆。那场长对她动手动脚，意图不规，她被逼不过就要求将来准她脱帽、出场回家。郭满口答应后糟蹋了她。如是被反复地被蹂躏了许久，女的既已失身，以后便难以反抗，后来发展出许多不堪入笔之恶劣行径，她忍辱道来，令人发指。然后该场长玩够了倒也守信，将她弄出了场，回到乡下。但女的回顾郭的种种下流行为，愤然写了一信进行检举，不料检举信不但没有效用，反到转至郭本人手中，行文到她乡下，反控她在农场有腐蚀干部之行为而被带上坏分子帽子。 我愤然地改好文稿，给了他们。此事并未被发觉。潘本人于元旦日也被捕进来，但能守口如瓶。当然这事对他和整个他们的打算也利害攸关，他决不可能泄露。所以我们都过了这一关，未在当时就被上海警方扣留。 到了七日清晨，我们全房间的人被叫出去。列队到了院子里，只见早有一辆客车停在那里，车的后座坐着两个女的正朝着我们张望。 我们正报数时，忽然一声断喝“不许看。”接着又是一声“低下头来。”原来那两个女的是正常回家探亲的，听人家说白茅岭驻上海办事处今天有车去农场，就一早赶到香港路办事处前，问明了搭车而来。她们到了这禁地，未免好奇张望，被那无礼吆喝惊呆了，还没有反映过来，就双双被拉下车来，头发三下五除二被剪得乱七八糟，两人大声痛哭。后来一路上这两人哭得泪人儿般，无故受辱完全是这帮流氓打手为满足其下流心理而干的暴行。 我们耷拉着脑袋，排着队鱼贯地上了车，一个个禁若寒蝉规规矩矩坐好。等车一出文攻武卫总部大门，车内就砸锅啦。大家叽哩哇啦地说开了，原来都是些曾经沧海的老改造，虽然必要时装得混身发抖，又何尝真正害怕过？特别是有一个在被问话时装出个低能儿的样子混得对手发笑了不能对他怎么样的小家伙，开心得特别厉害，他说出那开口闭口骂“小子”的人是某分局的警察，还学着那样子取笑。文攻武卫这“革命群众组织”的真面目不就很清楚了吗？ 傍晚时分，客车到了白茅岭总场。下车后并没有人管我，但我身无分文，混身酸痛也只能回农场了。我搭上了一辆去分流的卡车，车上都是干部，还有一个场长。车行至一个叫高大山的拐弯处，忽然被拦住了。拦车的人自称是当地的革命造反派。于是车被他们“征用”我们都得下车步行。步行虽苦，我看到了那些平时在我们面前作威作福的警察们也无可奈何地下车行走，心中却有着说不出的高兴，不觉健步如飞。天亮前我回到了分流四队。 我在文攻武卫挨打的事却已先我而传到了农场。这是早我一天回去的前拳击冠军余吉利说的，原来文攻武卫那帮打手都是上体司，即所谓上海体育界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人，余和他们中的某人相熟。知道有一个山上下来（41）的硬汉。然而，这些人人却也有他们的义气，虽受命打我，却手下留情。故打得尽管热闹，还不算厉害。 -------- 41当时，事实上直到现在如此称呼劳改单位出来的人。 我脱开衣服，才知道整个后背以下直到小腿部全都皮下出血成为夹以青紫块的红色，成了半个印第安人了。于是我一面养伤，一面赶紧向家里写信报平安。家中来信除诉说那几天为我担心之苦，我妻子在文攻武卫门外整天地转悠打听消息而不得外，还说我父亲还坚强地活着，但我未免不安，故于二月下旬，凑了些钱又逃跑回去。 这次是利用一个大礼拜休息日，上午有朋友送我走到了梅渚镇，用饭以后上了一条驶往江苏省溧阳县的渡船。不料那船并不是定时开的，它要等足二十名乘客后才肯开航。我上船等了一会儿也只有另一位乡下老妇来乘船。我怎能坐在船上等呢？于是便对船老大说，我把船包了，反正一张票三角钱，也就是化六元钱吧。这样我们就出发了。船行时，有一段航程是逆水行舟，需要背纤。我出于好玩，便上岸去和船娘一同背纤。我哼唱着伏尔加船夫曲体验着背纤的滋味，又一次体会到原来这种种在电影里可以表现得很苦的劳动与我们吃过的劳改之苦相比，简直算不了一会事。 晚上船到溧阳，由于我包了船，又和船老大交谈甚欢，他便邀我就在船上过夜，这当然正合我心意，否则没证件还有麻烦呢。第二天乘车去无锡再转火车，晚上就又到家了。 我父亲这时候排尿的问题倒是解决了，但反过来成了多尿。人已经虚弱得只能躺在床上呻吟了，神智虽仍十分清楚，但不免尿床。只好垫上了尿布，经常换下来用电熨斗熨干。身上也有了褥疮。辗转床第惨不忍睹。我到了他面前，他瞪大了眼睛望着我苦笑，无言以对。 这时，上海的情况大变，到处都是游街批斗，我家附近的中华学艺社此时已为上海京剧院，卡车上押了人就在我门前开出去斗，口号声不断。我感到的就象置身野蛮人之中送无辜者去祭神一般。我们住的里弄几乎每个门内都有被抄家的家庭，真可谓人人自危。在那个时候把银行存单往马桶里冲的，将金银手饰丢垃圾桶的比比皆是。这种事现在的人很难理解，其实是因为你若是个被抄家对象，则你拥有财物就是更有罪了。它“证明”了你是剥削阶级的人，因此，被搜到时不但财物要被抢走，反而要被批斗、殴打。 我们房子二楼亭子间住一个姓张的，她是上海第二医学院的学生，却已有了身孕，男的是驻沪空军的一个政治教官，后来她生下孩子，雇了保姆同住，她们和我妻平时来往甚欢，小孩也很得我妻的宠爱。当我家第一次被抄家时，我妻趁人不备将一包信件和一只小手饰包塞给那保姆，那保姆也很机灵，收下后藏了起来，不料抄家将完时那张女竟会把包又拿了出来检举说“这包也是她家的。”我妻为此又挨了一顿批斗。 等我被文攻武卫抓走后，她更觉得机会来了，便伙同其丈夫多次到房管处，说我们是右派怎能住得比他们革命军人好。房管处的人屈于其势力要将我妻赶回娘家住，但我妻按着他们的调子以要改造好了才能回去，不能戴着右派帽子回去为理由坚决不同意，最后我妻被赶到绍兴路52号的一间房去。那52号是一座公寓，但分给她住的却是由后面佣人走的水泥楼梯上去的顶层的一间储藏室。那房间只有4平方米面积。而且屋顶是斜的，只有一半地方人可站直。 我回去的时候，那张姓夫妻已搬入我们住的后房，而我父母躺在前房屋中，眼看着房屋被占，也知道自己来日无多，这些人眼睁着等他们死了好进一步占房子。家破人亡是已经在眼前了。 第二天，我妹妹从外面回来，又带来了一个坏消息，说是在路口贴出了布告，写着勒令此地区的地、富、反、坏、右马上到某处报到云云。我知道已不能在家里待下去，答应了家人的劝告回农场。当然。我并不甘心回去。下午，我找了两处朋友家，他们是农场中的朋友，很仗义，答应我可隐匿暂住。但是他们自己的居住条件实在太糟。例如一位张姓朋友住北站附近的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屋子，却住了祖母，他本人和两位妹妹，他和其中一位妹妹已经是打地铺睡了，仍邀我一同打地铺。我只好谢绝了他的盛情。 我又回到了家中，母亲坐在床上看见了我，就顿着脚说“还不快走！”她老人家卧病在床已多年了，平时几乎不说话，我回到家里每每坐在她床边，扶她靠在我身上时她会露出会心的笑容。可是这次她竟轻声而又焦急地说出“还不快走！”边说边偷眼看着对面床上的老伴，唯恐这话被他听见了。我无可奈何地将脸和她靠了一靠，明知道这可能就是最后的一次亲近。然后我站起身来，退到门口，从那里默默地注视着两老。母亲是面对着我的，只见她满脸的焦急，父亲睡的方向相反，我不忍心和他告别，重病中的他并不完全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还在目光上翻地寻找着我。我默念着祈望着他能熬过这一关，然后就在妻的催促下转身走了。 当晚我到了无锡，找到了唐焕新的家。唐这时是探亲超假在家。如是在上海则也难逃文攻武卫的关，但他毕竟在无锡。他家住底层，在墙外搭了一个半人高的矮竹棚，有所动静时就睡在里面是没人会料想到的。平时则协助他父亲做些裁缝活。当地的风俗，婚事时往往请裁缝在家里干活，所以能吃住在客户处，公安局也不容易找到他。他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第二天我们去了惠山公园和鼋头渚，在鼋头渚遥望太湖，水天一色，回想56年时我曾和未婚妻随其兄的单位来玩过，才这几年，已经是“江山犹是昔人非”了。 我们商量了出路，唐有一位在丁山镇的至亲，他可介绍我以流浪汉的身份在该地的一个窑厂做工。有一位难友任寿春，50年进军政大学，后来当兵，位居空军中尉。因受不了部队生活的约束，脱离了空军部队，在乡下谋到小学教师的工作，又考到上海师范学校攻读中文，于是成了右派。起初在农场听干部口口声声今冬明春解决问题也还能忍受。看到了右派队后期的局面，彻底失去了希望，就毅然逃出农场。他是个聪明能干又非常能吃苦耐劳的人，骑自行车一路流浪了两年之久，其中有半年就是和唐焕新一同去丁山窑厂做小工的。唐的那位舅父也够精明的，知道他们是黑人，只供食宿，不给分文工资，却要干很重的体力活。任身体结实还能使他满意，却嫌唐体力不够，要赶他走。于是两人只好离开。其中也可见人情的淡薄。我考虑再三，认为当时农场正在变动之中，不妨再等一等。再说一时也下不了决心隐姓埋名放弃与家庭的联系而去做苦力。这样我就取道溧阳又无奈地回了农场。 3月15日我收到了父亲病逝的电报，又请假赶回家中。然而进门一看却只见五斗橱上一对骨灰盒赫然在目！ 原来当我还在无锡时，1968年3月1日下午我父亲在连续两天两夜呼喊我以后就心力交瘁地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我母亲在对面的床上守着父亲的遗体，直到2日下午遗体被送走后，才喝了一碗粥，她示意要睡了。我妻扶她睡妥后刚站到窗口去透一口气，忽听得背后有些异样的声音。忙回身，则母亲也已走完了这苦难的人生之路。 那时局势混乱，电报不通。注射了一次防腐针后电报仍然不通，不得已而不待我回家就先行火化了。面对着空荡荡的昔日充满欢乐的家，我当时的悲哀是无可明状的。至今，我夜半扪心犹不能不深深地自责我的不孝，竟在我父母亲最需要我的临终时刻背叛他们而走开了。的确，上一次文攻武卫的遭遇在我心中留下了印记。活着走出那里不能不算是运气。啊！我竟没有胆量再熬两天，让两老走得安乐些吗？虽然，亲友们都为我开脱，认为如果我又当他们的面被捕，就会马上出事。母亲也正因此而赶我走。然而，我竟没有料到只要再坚持两天！当时这帮所谓‘革命群众组织’造成的无法无天的，使人人自危的局面威慑着善良的老百姓，马路上杀机四伏，随时随地都会发生暴行。我心中十分明白是谁应该对这种人间悲剧负责，然而又有何处可以诉说？ 住后房的孙姓军官到前房来小坐，他居然假惺惺地对我慰问。我着实地对他冷讽热嘲一番，说我们根本是住不起这房子的，尤其是父母故世后，也没必要住这朝南的大间，还是住后面那间更好些，但可惜他已搬进去了，他如晚几天去房管处要那后间，原是可以住这前面的大间的。这位教官居然听不出我的挖苦之意，不但点头称是还大大地显出了懊恼。 半个月后，我不得不又去了农场。此后不久，房管处以欠租为由，将我妹妹赶到绍兴路50号的汽车间居住。 我家的老佣人原是我外婆的佣人，她年轻守寡在我家过了大半辈子，和我家多年共患难，这时她在苏州的一个侄子找上门来，表示要接她回去，事实上我家这时家破人亡，住房发生困难，她依依不舍地跟侄儿去了。不料这个侄儿接她回去是假，贪图她为佣多年积蓄的2000元钱是真。回到苏州，把她的钱骗光后，这位善良、辛苦一生的老人以七十多岁的高龄被折磨而死。这是我平反后才知道的。 我回到农场不久，形势又进一步恶化了，每个分场来了一个军代表。这个三十来岁的小伙子权大无比，其实还不是被农场里那些老奸巨滑的干部利用着。于是经常召开大会，大会上气氛紧张，无非是当众逮捕反革命之类，然后是口号震天响，散会后则学习大会“精神”等等。 这时队里也二三天一个会，其内容说来滑稽，说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开会时先要朗读毛语录，然后指导员训话。这方指导员是个具有非常卑劣性格的典型人物。这种人一旦有机会欺负人，他非挖空心思去实现他的特权不可。而如果被欺负的人胆敢那怕是流露一点不服，那当然就是大逆不道，反动透顶。他欺负不了你时，就会比他受到了欺负还要义愤填膺，歇斯底里大发作。这种人我见到的不在少数，遍布社会各阶层。所以一个人若被无端地打成贱民，到处便会受到这种人的欺凌。此人态度恶劣，说起话来脑袋左右晃动，我后来替他起了个方摇头的外号，这一外号不径而走，他恨得我牙痒痒的自不在话下。这个方摇头说起政策来口口声声农场内是两类不同矛盾交叉，然后就举例说李某是明摆着的右派，是敌我矛盾。第一次批斗我仅仅是以我的一句笑话为由。那是在一次我从食堂里买早饭回去，有人问我“有什么菜？”我随口答道“美味咸菜。”那人感到很幽默，这话便传开了，有好几个人都称咸菜为美味咸菜。方摇头批道“难道咸菜是美味的吗？……”以此证明这是我对社会主义的“恶毒攻击”。 我对这种挑衅当即于以反驳，这时的斗争必须使用语录战，大家利用毛语录中的片言只语断章取义地作为理由。例如他说我右派是明摆着的敌我矛盾，我则引用语录中看问题不能只看定义这一条说右派已是十几年前之事。他说右派是反动派没有言论权，我说我是因言论而成右派的，实际上就驳斥了毛的话。当他理屈辞穷时便狂呼“先整他的态度。”所谓整态度就是动手动脚了。例如将人弯成90度以上两臂后拗即所谓的喷气式，我那时身体强壮，可并不是两个人制服得了我的，而第三个人也插不上手来施刑。结果总是一场搏斗。 有一次整态度时逼我站在一条长凳上，然后将一只粪桶挂在我头颈上想逼迫我低头，但我仍将头抬得高高的，就又用麻绳套在我头上两个人在下面坐着往下拉。我撑了一会儿后就假装从长凳上跌了下来，我是直挺挺地跌下来的，把粪桶砸在这两人身上。 每当这样地演出全武行后便以捆绑禁闭收场。五花大绑实在是一种非常残忍的刑罚，我真怀疑，有了这根简单的绳子又何必要有老虎凳？后者无非是将人的膝关节向反方向拗，而五花大绑时却将手臂向后扭曲，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的酷刑不过是将人正面地两臂分开，手上绑了绳子悬挂起来。这对我们所受过的刑罚来说简直就不算一会事。在反绑以后再把人吊起来，就用你自身的重量作用于你被反向拗过来的肩关节。无不在几分钟内大汗淋漓全身麻木的。这里也可看到电影艺术的局限性，因为如若用这种方式上酷刑，不但演员受不了，也找不到一个适合的角度来拍摄。 我对被捆绑是有思想准备的，若在夏季，被绑时要将手臂肌肉鼓起，那末在绑好以后放松肌肉时绳子才不至于嵌在肉里太深。那时候还好是冬天，穿着棉衣挨绑要好过些。绑好以后我被送到禁闭室去。会是在食堂开的，食堂的东面一小间是厨房，而与之对称的西面原来是仓库的小间那时便是禁闭室。我被关进去后就马上拿出鞋中准备好的刀片，将绳割断，再将断口在窗台上磨得看不出是被刀割的。 如此在若干次的被捆绑以后，居然当方摇头狂叫要绑我时那些打手不那末起劲了，说也可怜，原来这帮人竟是带了自己的铺盖绳来捆我的，被我割了几次未免有些舍不得！ 关禁闭实在是很好的事，至少不必再开会，也无需劳动。我在禁闭室中还听得见外面的批斗会。有一次外间正要动手打人时，我将拉线开关一拉。原来我预先在灯泡上放了一小片碎刀片，这样短路了电源，会场一片漆黑，那几个打手在混乱中也挨了打。 由于我这样地对抗，关我禁闭或开会斗我都已长不了他们的威风，就不再关我了。 有一天早上，我去食堂买饭，刚走到食堂门口就被两个人拦住了。这两个人是养牛的场员，农场中大凡不在大田劳动而在所谓小单位即伙房、饲养、耕田等处劳动的都是一些所谓的“要求改造”的人，也即是专事汇报讨好的狗腿子。这两个狗腿子拦住我的路说“你得在大家都吃完了以后才可以吃，而现在得90度站在食堂门口的路上。”说着就对我动手动脚，我们就打了起来扭作一团。这时早就在约20米外注视着的导演方摇头走了过来，大声喝道“你嚣张什么！”我说了情况，他说 “你是明摆着的右派，是敌我矛盾，应该天天站在这里向毛主席请罪。” 我说“这且慢说，现在这两个明摆着的流氓坏分子趁此机会把我的饭票全摸走了，你看该怎么办？” 其实我这是瞎说的。他们虽然声辩，而方摇头深知这些人的德性，也不搜我身看看饭票还在不在身上，大概他也知道如我真被偷光了，吃不成饭也是件麻烦事，便想了一想，吩咐另一个管晒谷场的场员汤三宝 “把他带到晒场去禁闭。” 汤是这些人中力气最大的人，所以这帮流氓都服他，此人却还有流氓义气，很懂道理。我关在晒场旁的草屋里跟他劳动并不吃亏。他很粗心大意，有一次他把一本语录连同其中夹的饭菜票遗失了，恰被我捡到。我将语录烧掉，将饭菜票陆续地送给他，另外也送些衣服之类给他，就有了交情。 不久，有所谓早请示、晚汇报等的荒唐事要做，即每日两次列队在毛的像前90度地请罪、念语录，做一种标准动作，即将语录先放在胸口心脏处（可不能偏离）然后一面喊万岁一面手持语录向前挥至手伸直。如是三次。然而当打手们来拉我去做这仪式时，汤却为我挡驾。说“这人是指导员交给我管的，你们要是插手，我就交给你们，我不管了，以后出事我概不负责。”这样我就免去了受这些活罪。而他们还以为我不能有此殊荣呢。 我在晒场的半年，其实是在该场员队最轻松的半年，我拿到了平均工资，我也无需参加所谓的学习。等等。 1969年1月的一天，忽然开大会，我从晒场劳动中被两个人架到了会场，站在门口等了一会，只听里面在大声喊口号。等一会儿，要我出场演出了。这次是演出一个被逮捕的角色，我又被五花大绑地送上了一辆吉普车。当晚送到了放马场的拘留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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