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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年前，无锡市惠山区盛岸派出所处理了一起小小的经济纠纷案。 事件的中心人物叫邓斌，48岁，无锡市变压器厂退休女工，现为惠山区商业公司下属盛岸街道服务部承包经理。几天前，有人到派出所告状，说她以代买彩电为由骗钱。 这个邓斌，身材肥胖，举止轻柔。尽管已年近半百，但皮肤保养得却挺好。看她一副端庄、持重的神态，很难相信她还是个有过前科的“小骗子”。她在工厂当绕线工时，就曾因骗钱而被厂方给予开除留用的处分。当时她到处炫耀自己的丈夫是海员，有路子能买到自行车等紧俏货。许多人纷纷求她帮忙，她满口答应。钱收下了，却又久拖不办，其实她根本买不来这么多紧俏货。实在逼急了，便玩起了一个鬼把戏，将别人的钱贴上，到市面上高价买些货物以作应付。如此一来，不明底细的人都认为邓斌的确不简单，路子野，她的虚荣心也从中得到极大满足。但这个鬼把戏最终还是露了馅。 1982年，在厂里混不下去了的邓斌借口身体不好，提前退了休。但由于与丈夫感情不和，在家里闲着又百无聊赖，她跑到街道服务部的小商店里帮忙做事。最终又耐不住想出风头，承包了服务部，做了几笔小生意后，又开始到处包揽代买彩电之类的紧俏货，并故伎重演，再次玩起了拆东墙补西墙的把戏。这不，人们又告到了派出所。 盛岸派出所决定给予邓斌具结悔过处理，警告她以后不许再犯，邓斌作了保证回家去了。 这次事件只是当时派出所处理的许多纠纷中不起眼的一个。然而谁会想到，相同的人，相同的手法，会在十年以后酿成一场使千万当地人深受其害的灾难！ 这两次碰壁反而激发了邓斌潜意识里的一种疯狂的欲念，从而在她的人生历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1985年，邓斌跟别人一起跑到深圳找熟人、托关系联系三合板生意，结果生意未做成，却由此而开始了她充满投机性、赌博性与阴谋的后半生。 在那里，邓斌碰到一个正在倒霉的老乡，无锡县金城湾开发总公司下属金城湾工贸公司经理朱喜春（后任金城湾开发总公司副总经理）。当时，朱等人正为做生意被骗而焦头烂额。邓斌心知这个老乡的价值，便凑在一起帮着出出主意，还借了点钱给他们。果然，朱喜春回无锡后，便向他的后台老板——时任无锡县金城湾开发总公司副总经理的倪品良（后任总经理）大力推荐邓斌。 倪品良认识邓斌后，对这个大方、热心的女人颇为欣赏。不久，便聘用她为金城湾工贸公司副经理，后又改聘为金城湾开发总公司业务部经理。并决定金城湾工贸公司与盛岸街道服务部联营。从此，邓斌算是正儿八经地步入商海了。 路子一打开，机遇便接踵而至。 1988年下半年，邓斌又随倪品良等人到深圳，与深圳中兴公司洽谈合作，在那里，她又结识了一位对她后半生起了关键性作用的人物，中兴公司总经理李允若。有人向邓斌等人介绍说李总原是国务院某部的副部级干部，这下使邓斌对他奉若伸明，跑前跑后围着转。在她的眼里，这位头发稀疏，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的“李总”，显然比土老板倪品良的“档次”要高出许多。 后来，中兴公司与金城湾开发总公司联合做成了一笔生意，李允若合出2万元要奖励一直跑前跑后出了不少力的邓斌，精明的邓斌故作大文，分文不取，目的自然是想博得李的好感。李允若于是对这位能说会道、做事利索、善解人意的女人开始另眼看待。李允若的中兴公司在无锡本设有个联络处，但一直经营不力。他见邓斌有意与自己套近乎，就与倪品良商量请邓兼任这个联络处的负责人，好为两家以后继续合作牵线搭桥。倪欣然同意，邓斌更是求之不得。自此，邓老太身兼三职，两头牵线，成了倪、李眼中的红人。 李允若为了达到利用邓斌为自己在富庶的江献开辟财源的目的，亲自向邓斌传授了一个发财的高招：借鸡生蛋，也就是以合作经营某种商品的名义，用高利吸引别人投资。为使邓斌放心大胆地干，他还信口吹嘘自己手头有许多外贸生意，每笔都能赚40%以上的利润。用别人的钱使自己发财，邓斌何乐不为！金城湾方面对这种无本买卖表示了极大兴趣。在一次酒席桌上，觥筹交错之间，李允若、邓斌和朱喜春等人信口将投资分利为每期（45天）11%。邓斌的能耐只是动动嘴、跑跑腿，至于什么联营、合作业务，则一窍不通。为了将愚蠢的邓斌引上路，李允若亲自为她起草了一份“联营协议”，并吩咐她以后尽可以照猎画虎，依样办理。 这是一道充满邪恶魔力的咒符。它使邓斌一步登天，却使千万人沉入深渊。 1989年8月23日，在李允若的一手操办下，邓斌以金城湾工贸工司的名义与深圳四维电脑设备有限公司签订了第一份协议书。协议规定，由这家公司出资152万元，交与邓斌经营2000台空调压缩机生意，期限为27天，到期返还利161万元（折合年利率为78.96%） 自此以后，李允若又到处谎称生产出口一次性注射器、医用手套、丝素膏等产品赢利很大，连续拉来了数笔共几千万元的资金，邓斌也全部依样办理，与人签订了协议，每笔资金规定的年利率都在60％以上。 这些生意都纯属子虚乌有。老奸巨滑的李允若因为介绍资金而从中得到分利900多万元，但在生意经营方面却不承担任何责任，而且在签订协议时，他还特意吩咐邓斌，不许以中兴公司的名义，只以金城湾开发总公司的名义签。 邓斌也根本没本事去经营什么产品。她只有再次耍弄起当年的鬼把戏，用后家的钱贴补给前家。这样应付了几笔之后，她逐渐醒悟到，高额利息的幌子比“代买彩电”之类的借口高明多了！买彩电的人终究有限，而想获得高利的人却源源不断。只要把这面招牌打下去，就能不断引来越来越多的资金，自己手中就总有花不完的钱！ 然而她也非常明白，自己已经坐在了火山口上，一旦集资亏欠的窟窿不能及时弥补上，就会被烧成灰烬，沉入地狱。于是她摽上了李允若这棵她眼中的大树，决心靠着他贿下去，哪怕万劫不复。 李允若为了更多地利用邓斌的集资，吩咐邓斌不要把集资款全打到金城湾的帐户上，可以想法从集体小企业借用一个帐户，把钱周转到中兴公司去。邓斌认为这样也便于自己掌握集资款，就通过关系到无锡县杨市机电设备服务公司借了一个帐户，答应每年交些“利润”，为了名正言顺还挂名担任了这家公司的副经理。通过这个周转站，邓斌又私下以金城湾开发总公司的名义，签订了一些集资协议，并将其中一部分资金打到了中兴公司李允若手上。 这件事后来被倪品良发现，他气极败坏，声称要到检察院去告她。但转念一想，邓斌也为自己的公司拉来了一些资金，这才作罢。自此倪、邓间貌合神离，相互提防。 恰在此时，深圳的李允若出了事。原来，中兴公司在一项生意中被人骗走了大笔资金，公司上级主管部门为此撤销了李允若的职务，将他扫地出门。新上任的总经理又撤销了中兴公司驻无锡联络处，邓斌与李允若一起成了丧家之犬。此时邓斌虽早已知道李允若不是什么副部级干部，但唯利是图、骗子赌徒的共性，以及拆东墙补西墙造成的集资窟窿，已经使他们走到了同一条道上。不久，李允若又同北京市A机关挂上了钩,并受命委托亲信承包了深圳江山实业总公司综合部，同时负责筹建新公司。他仍聘任邓斌为江山综合部副经理兼驻无锡联络处负责人。在此期间，邓斌为了填补集资窟窿，继续与人签订集资协议。 1990年11月,由李允若筹建的北京市A机关下属深圳中光实业总公司成立，李允若又当上了总经理，并聘任死心塌地追随他的邓斌为总经理助理，兼该公司驻无锡办事处主任。 拥有了新头衔的邓斌，特意飞到深圳参加中光公司的开业庆典。这次使她大开眼界，见到了北京市A机关的头头脑脑，对A机关的派头和实力大为折服，心中还不由得暗暗庆幸自己能与他们拉上关系。 东山再起的李允若己不把小小的“金城湾”看在眼里，况且李、倪之间本来就因分利不匀而存在矛盾。李允若便让邓斌与金城湾开发总公司脱钩，倪品良倒也干脆，把所有邓斌签订的协议全推了出来，却把资金留了下来。这样，邓斌背着儿千万元的集资窟窿，一头栽到了李允若怀里。 但此时邓斌自认为中光公司有A机关的背景,自己的腰板也比以前硬了许多。她有恃无恐地到处以中光公司的名义拉集资。然而，李允若决不想把集资的鬼火引到自己头上。当他得知邓斌在无锡以中光公司的名义与人签订集资协议时，不禁大为光火，亲自飞往无锡找邓斌算帐。看到邓老太已背了一屁股债，他意识到，如果继续与这个胆大妄为、不知深浅的女人拉扯下去，自己也终会受到拖累。于是他一不做，二不休，向自己上司、A机关的领导们告了邓斌一状，称她的资金有问题，有可能携款外逃。 北京市A机关的领导们接到李允若的汇报后，决定对作为下属企业聘用于部的邓斌进行“考察”。 1991年2月22日，两位京城“特派员”驾临无锡。 李明、韩万隆，北京市A机关副处长、科长。奉上级指派，根据李允若的反映，打算重点对邓斌私自以中光公司名义向江阴、南通等地的一些企业集资700多万元，并打算携款外逃等问题进行调查。邓斌得知消息后一阵惶恐，但同时也激起了她内心深处与生俱来的本能，直觉告诉她，这又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两位大驾一降临，便被急忙迎进高级宾馆。稍事休整，邓老太便开始了表演，通天花乱坠的溜须拍马，尔后是诚惶诚恐地汇报工作，接着鼻涕眼泪地诉说“开展业务”时的辛苦。 邓老太的卑躬屈膝使李、韩彻底抛掉了戒心。随后而来的安排，更使他们舒心、欢畅。当地最豪华的美丽都大酒店里的山珍海味、美味佳肴，高档夜总会里的狂歌劲舞、灯红酒绿，此外，邓斌还给每人的兜里又塞进了1 元“小意思”。 在邓老太的一番苦心下，一场原本该严肃认真的调查，终于演变成了一场罪恶的结合。 其实李、韩此行还另有意图。 二位胡乱翻了一通邓老太提供的帐册，定论；邓斌的生意没有问题。 他们又装模作样到北塘区盛岸街道了解情况。几年来，邓斌用集资款交给了区里和街道不少“利润”，为此多次受到表彰。有关方面向前来“调查”的李、韩提供了摞宣传表彰邓老太的文章、材料。至于几年前邓斌曾在派出所具结悔过一事，李、韩经过“了解”后认定：是有人陷害邓斌。 调查就这样不了了之。 邓斌终于平稳渡过了她人生的一个紧要关头。更为重要的是，两位“特派员”临走时甩下一句话：以后再有什么事，可以直接向北京汇报！邓老太心中油然而生一阵难以遏制的激动与喜悦。直觉告诉她，自己正面临一个更灿烂的转机。果然，李、韩回京后大力向上级领导宣扬：无锡发现了一个“借鸡生蛋”的女能人。在书面报告中，他们称：邓斌向一些单位借的钱均已还清；没有发现邓有其他问题；邓做生意的办法是可行的。 1991年3月25日，邓斌坐上了进京的飞机。此行是应李、韩之召，专程拜见上级领导。 可以想象，飞机上的邓斌鸟瞰着脚下群山、湖泊，该是如何地浮想联翩、感慨万千。邓斌的北京之行获得圆满成功。 北京A机关一些主要领导都接见了她，这使她受宠若惊。更加使他激动不已的，是不久后又得知，在李明、韩万隆、李允若的建议下，A机关领导们同意在无锡建立新公司，总经理的人选就是她。 1991年8月8日，一个刻意挑选的“吉祥”日子，由邓斌任总经理的无锡新兴工贸联合公司正式成立，注册资金200万元（都由邓斌用集资款提供给注册双方）。公司章程中规定每年向中光公司、惠山商业综合公司上交一定利润。但狡猾的李允若又一次耍了个心眼，在章程中特意注明，新兴工贸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将自己与邓斌的集资生意划清了界线，将来“新兴”的生意出了问题，与中兴公司无涉。 此时，邓斌已累计集资达3．86亿元，造成亏欠数千万元。然而，她陶醉在荣耀与光彩之中。开业典礼上，她站在北京来的贵宾与当地的头头脑脑之中，握手、鼓掌、微笑、发言，得意的春风荡漾在脸上。在她的眼里，A机关就是天，有无穷神通。只要把李明、韩万隆等人抱牢靠实，就没有做不成的事，没有填不上的洞。 她像供菩萨一样把李明、韩万隆“供”了起来。 新兴公司成立后，李、韩几乎每个月都要到无锡指导工作。每次邓斌都亲自作精心安排。住则当地一流豪华大酒店，食则遍选山珍海味、名点佳肴。邓斌对主子们的供奉力求尽善尽美。 李明每次过生日时，邓斌都要赶到身边，为他大摆宴席。李明属牛，喜好收集各种“牛”的艺术品，邓斌每看到较好的，便不论价钱，一律买下送给他。 李明、韩万隆不管走到哪里，邓斌就拎着“钱袋”跟到哪里，唯恐不及时。 由于李明、韩万隆等人经常去香港，邓斌特意用集资款兑换成美元，打到兴隆公司在香港的企业，设了个小金库，随时为领导提供“活动经费”。 1992年8月，北京市A机关成立了北京兴隆实业总公司（以下简称兴隆公司），负责对下属各企业实施管理，李明任总经理（正处级），韩万隆当上了副总经理（副处级）。机关“少壮派”，年轻的副厅级干部李敏出任董事长。 对这位新任“太上皇”，邓斌趋之若鹜。 一次，邓斌宴请新上任的李敏和李明、韩万隆等人。邓老太特意蹭到李敏身边，塞给他一只鼓鼓囊囊的信封。韩万隆瞅见后，不无醋意地对李明说：“别看咱们领导平时正儿八经的，原来也和咱们一样。” 李敏相貌堂堂，身材魁梧，邓斌便投其所好，先后送给他两件价值数千元的高档名牌皮衣。李敏穿在身上，自是得意洋洋。 供奉好了庙里的大小“神仙”，买通了各路关节，邓斌进而要为自己谋个一官半职了。 为了证明自己的“工作能力”，新兴公司成立的当年，她便上缴了1000万所谓“利润”。三年来，在新兴公司从未开展正当业务、毫无利润的情况下，她共向北京市A机关、兴隆公司上缴“利润”3300多万元。 邓斌的“贡献”赢得了兴隆公司及其上级主管部门北京市A机关领导们的一致好评。对于这样的“能人”，自然要嘉奖，要给予优厚待遇。 1992年、1993年北京市A机关两次授予邓斌“先进工作者”称号，奖励人民币60万元。 1992年8月，兴隆公司与无锡市信达商业公司（原北塘区惠山商业综合公司）签订协议，将原惠山商业综合公司占有的新兴工贸联合公司的股份转让给兴隆公司。兴隆公司增加投资至1080万元（增加的资金仍由邓斌从新兴公司集资款中提供），改国营、集体联营为全民性质，为兴隆公司直属企业。1993年1月，新兴工贸联合公司正式改名为新兴实业总公司，李明兼任董事长，邓斌仍任总经理。 邓斌原来只是北京市A机关下属企业的聘用干部，1991年12月，经A机关领导批准，韩万隆为邓斌办理了北京市A机关的工作证。新兴实业总公司成立前夕，李明又亲自向邓斌颁发了北京市A机关正处级工作证。 想起当年在工厂里，她一心想转干，几次都因政审不合格而未办成。现在连一次政审也未进行，她却一下子成了堂堂的正处级干部！ 看着手中盖着大红印章、打着钢印的正处级工作证，邓斌心里不由得又一阵窃喜。 现在集资的魔咒并不仅仅套在她邓老太一人头上了，与她在一条船上的，有李明、韩万隆、李敏，还有兴隆公司…… 新兴公司成立不久，李明就以北京市A机关处长的身份，带着邓斌四处游说，亲自拉集资。并到处宣扬“新兴公司是我们A机关的企业，到那里投资保险没问题”。他们还亲自从北京等地拉来了巨额资金参加集资。 至于那位年轻的董事长李敏，更是拍胸脯保证：“只要共产党不垮，新兴公司就不会垮。” 新兴公司日渐热闹起来。四层楼顶竖贯至一楼的公司招牌金光闪闪，引诱得慕名而来的集资者们心跳加快，热血沸腾。 1992年6月，邓斌曾在上海肿瘤医院住院动手术。前去探望者几乎踏破了医院的门槛。后来，邓斌为了表白自己，假惺惺地向李明上缴了探望者送来的“红包”共21万多元。 然而被她鲸吞的财富又何止数倍于此！邓斌以收人不入帐的手法先后共贪污集资款28万多元。在她的眼里，新兴公司的，就是她个人的！ 她在无锡、深圳有五处住房。在无锡常住的地方有7室4厅，里里外外浸透了集资者的血汗。 且看“邓斌住宅财物一览表”： 1．常住处7室4厅，装修费45．43万元，其中高档灯具8件，价值12．4万元； 2．暂扣现金：人民币45．74万元，美元3．8万元，港币30．82万元，证券18万元； 3．金器珠宝：215件，价值93．72万元； 4．红木家具：80件／11套，价值19．57万元； 5．家用电器：94件，价值18．06万元； 6．各类工艺品：94件，价值6．16万元； 7．四季服装：364件，价值8．21万元； 8．高级滋补品：294件，价值6．72万元； 9．日用杂品：206件，价值15．72万元； 总价值：351．82万元。 这些数字里还有许多惊人的细节。 7室4厅共装了9台空调；一只手镯价值21万多元，一枚钻戒价值7万多元，一只被她随便用来托暖瓶的金盘子价值3万多元； 她提包里从来都塞着数万元现金，认干女儿、给小孩压岁钱绝不下千元； 她坐的高级奔驰车价值80多万，还以重金买了“8888”的车牌以示显赫； 她动用巨额集资款遍访香港、欧洲、东南亚…… 邓斌终于用金钱为自己构筑了一个梦幻的世界，过上了她梦寐以求的生活。 为了沽名钓誉，捞取资本，邓斌还格外热心于各种公益事业和社会活动。“抗洪救灾”、“拥军优属”、“东方文化研究”、“见义勇为奖励基金”，乃至“癌症康复俱乐部”、儿童杂志社记者站等等，邓斌用集资款赞助的项目五花八门。为了“留芳千古”，她向当地的吴文化公园捐赠30万元，为自己在园中谋得了一块石碑；为了灵魂的“超度”、死后能“升天”，她向开元寺施缘10万元，把自己和家人的名字铸在了铜钟上。 金钱，是邓斌精神的寄托，是她灵魂所在，是她人生意义的体现。在她看来，只有金钱才能改变自己身世的卑微，只有金钱才能使她脱胎换骨。 她把这个世界当成了一座大商场，什么道德信仰，什么伦理纲常，什么法纪原则，在这个疯狂的购买者眼里，全被打上了标价，沦为可供买卖的商品！ 据统计，几年来新兴公司共计赞助、捐赠167笔，合计人民币854．63万元。 邓斌如愿以偿了，在金钱铺平的道路上，她买到了想要的一切！ 几年来，先后有二十多个机关单位聘请她为顾问、担任荣誉职务，十几个单位给她颁发了各种奖状和荣誉证书。 然而几年来，新兴公司只做过几笔小本买卖，而且大都赔了本。1991年至1994年7月，新兴公司销售收入共计11691．94万元（包括下属非独立核算的歌厅、饭店、商社的销售收入1034．23万元）；其他收入295．6万元；扣除成本1470．87万元，费用3251．73万元，共计亏损3178．28万元。 在这种情况下，邓斌却耍了个手腕，编造虚假销售利润，故意多缴税款。 1991年9月至1994年5月，新兴公司多缴税款368．5万元。 邓老太的帐算得着实精明。多付区区300多万元税款算得了什么，它所造成的新兴公司效益好的假象却能带来何止十倍于此的集资款！ 邓斌一伙大肆开展非法集资活动之时，正值全国经济的高潮。他们抛出的高利率、短周期的集资把戏，正迎合了一些人“火箭式”发展、一夜暴富的梦想。无锡是我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由于集体企业和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这里集合着巨大的经济总量也积蓄着丰富的资金，邓斌一伙营造骗局需要的正是这样一种条件。 据统计，至1994年5月，非法集资总额累计达32．15亿元，直接与新兴公司签订集资协议的一级集资者共有7个省、市的368个单位，31名个人（包括债权、债务关系）。至于二级、三级……集资者不计其数。比如江阴市某城镇共向新兴公司集资3900万元，其中2700万元为个人集资款，涉及3000多户近4800人，占全镇总户数一半以上。 这是多么可悲的一幕，梦想一夜暴富、火箭式发展的人们，怎么想得到他们筹以巨资换来的，是一纸通向悬崖的“通行证”，他们眼巴巴企盼的，竟是血本无归的惨痛局面。 1992年底至1993年上半年，非法集资狂潮达到了最高峰。平均每个月都有8000万元以上直至1亿多元的资金涌入新兴公司开设或借用的9个银行帐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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