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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斌的发迹，“靠山”的作用最为关键。而她能攀上非法集资的金字塔尖，另外一股势力的作用亦至关重要，他们便是集资“中介人”。 邓斌维持骗局的关键，在于新集资要数倍于到期集资，窟窿能及时填补上。32亿，几乎是个无可比拟的天文数字，邓斌一人纵有三头六臂也拉不来这么多资金。事实上，为邓斌维持骗局出了大力的，当数108个“中介人”，他们共介绍来集资14．73亿元。 集资初期，邓斌通过亲戚、朋友、同事等到处为她拉资金，并从中分些好处给他们，这便是早期的中介人。后来集资者蜂拥而至，一心想发财的人千方百计想与邓斌和新兴公司拉上关系，甚至出现了到新兴公司投资要通过几个关系转几个弯才行的局面。中介人就此走红起来，队伍也迅速扩大。邓老太的新老同事、朋友、亲戚，因其地位、身份能对邓斌施加影响的人，乃至仅仅是与其打过交道的人，或认识邓斌身边人的人……他们忽然间都发现自己与邓斌和新兴公司之间的某种联系，竟然也给他们带来巨大的财富。 由于中介人在非法集资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得利多少和应负的责任也不同。据统计，在108名中介人中，单位中介人12人，个人中介人96人。其中有一半是党员干部，仅其中7名县处级干部为介绍、组织集资近2亿元。这些人不仅直接给国家集体造成了巨大损失，更为严重的是由于他们的身份、地位，向群众作了极坏的反面示范，造成恶劣影响，为非法集资狂潮起了严重的推波助澜作用。 中介人得利的形式和途径五花八门。一由集资单位（新兴公司）支付，这主要出现在早期。再者，由出资单位支付，这是主要的，其形式有三种：一是中介人要求出资人以所得利息按比例分成，有的签定合同（协议）加以明确；有的则达成口头协议；二是中介人分别与出资人、集资人订立合同或隐瞒两头采取高进低出获取利息差；三是采取各种名义获取好处费；四是几种形式兼有。 中介人通过以上途径获取的好处，通称为中介费。据统计，108个中介人共获中介费5340．17万元。个人获取中介费10万元以下的45人；10万元—20万元的5人；20—30万元的9人；30—40万元的3人；50—100万元的7人；100—1000万元的2人；1000万元以上的1人（未得中介费的30人）。 新兴公司集资是非法的，中介人所得的中介费当然均属非法的。然而，正如同列宁所概括的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疯狂：有百分之百的利润就敢铤而走险，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就敢践踏一切法律。正是在利欲之心的驱动下，这“一百单八将”各逞手段，纷纷上阵。有的开起了“夫妻店”，有的姐妹弟仨人组成了“子弟兵”，还有的则专门成立了公司、承包经营部，当上了专门介绍集资的“专业户”。 其中影响大、“本事大”的，当推“四大名旦”。 姚静漪，无锡县电子公司出纳会计。此人已年逾半百，中等身材，长相文静清秀，衣着朴素，举止端庄，表情腼腆，一副淑女状。但她能够成为“四大名旦”之首，靠的却是工于心计，精明狡诈。 她的算盘早在1991年经人介绍认识邓斌后，就拨得噼啪响了。 在她眼里，邓老太就是棵摇钱树。她的单位与新兴公司只隔一条马路，平时有事没事，就往新兴公司遛达一圈，一来加深些感情，二来也多打探点消息。邓斌生病，她立即送去1万元慰问费，邓斌装修住房，她又马上送去26件红木家具；逢年过节，乃至季节更换，她都要及时给邓斌乃至新兴公司全体职工送慰问品，一次春节前，她一下子就给新兴公司送去了30多只火腿。就这样，精明的姚静漪把新兴公司上上下下打点得“清清爽爽”，新兴公司的大门向她彻底敞开了，她介绍的集资进出新兴畅通无阻，有时甚至都不用向邓老太打招呼。 姚静漪因此而财源滚滚。她想方设法通过关系借用了别的单位的4个银行帐户；为了筹资金，她几乎找遍了自己可以用得上的朋友、同事、同学、亲戚。 姚静漪在二年多时间里共介绍集资1．157亿元，从中非法获利1240．8万元。 认识邓斌时，黄桂芬还是个农民临时工。然而短短三四年时间里，她却摇身一变成了千万富婆！黄桂芬发家的秘诀是侍候好邓老太。 还是在新兴公司成立前，邓斌曾到江阴市南阐乡木材加工厂联系纤维板生意，认识了仓库保管员黄桂芬。黄格外听话、殷勤，博得了邓的欢心。后来邓斌的集资生意越做越红火，黄桂芬便紧紧追随在她周围。邓斌每逢生病或外出，总让她随从服侍，上下车要搀着，浴后睡前要按摩、捶腿。终于有一天，邓老太对她说：“以后你好好侍候我，搞些钱放在我这里集资，我不会亏待你的。”从此黄桂芬飞黄腾达！至案发前，黄桂芬共介绍集资1．047亿元，非法获利1500多万元！ 金惠珍的丈夫是原无锡市检察院检察长高振家。金本人做过小学教师，在机关干过人事工作，退休前系无锡市公安局预审股预审员。 1991年深秋时节，金随丈夫应邀参加一个宴会，席间认识了邓斌。两人一见如故，格外亲热。邓斌对这位“官太太”自然另眼看待，金惠珍对这位“女能人”也自有打算。 她与邓斌拉关系有着更为长远的打算。她早已忍受不了干部家庭的清贫生活，眼看着丈夫行将退休，便立下宏愿，要在丈夫手中权力“过期作废”之前，挣下一幢小洋楼、一辆小汽车，再存上二三十万积蓄，保证自己何去何从舒舒服服度过晚年。她把实现这个目标的希望寄托到了邓斌和新兴公司的非法集资活动中。她调动起了全家的力量，狂热地投入到非法集资活动中。就这样，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金惠珍共组织、介绍非法集资1828万元，获利99．99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金惠珍疯狂地敛财捞钱的同时，她的丈夫高振家也在大肆收受贿赂。尽管他们感情不和，但在贪财上却是共同的。两人由此也便互相包容了。 戴宝珍原本是一名勤劳、朴实的农村妇女。丈夫升任江阴市委书记后，她才农转非随丈夫进了城，这时她还在自家院子里开出一块地，种种菜，养养鸡。然而，渐渐地，“第一夫人”的称号开始使她懵懂地意识到自己身份的某种“价值”。 邓斌到江阴活动，非常注意结交当地“名人”。尽管戴宝珍的丈夫已调任外地当书记，但影响仍在。邓斌于是专程登门拜访，后来，又请她游历了一番东南亚，这下使戴宝珍大开眼界，心中那种本就蠢蠢欲动的欲望，终于活泛起来。 一些人听说了她与邓之间的交往，纷纷登门求助，她开始有求必应，拿到好处，尝到甜头后，便开始四处奔走，热衷此道。 与前三大“名旦”相比，戴宝珍算不上精明，她捞取不义之财的方法也更为笨拙，更加直接、赤裸裸。她经常公开向集资单位讨要乃至勒索好处费。在介绍桐岐镇工业公司的1800万元集资时，她索要了名贵钻戒、镶翡翠戒指各一只，价值5．04万元。后来又以给邓斌送礼为名，索要了价值5．38万元的红木家具两套。 就这样，这位书记夫人如同她当年养鸡攒蛋一样，先后介绍、组织非法集资1亿多元。从中非法获利53．25万元，非法收入29万多元。 “四大名旦”之流的粉墨登场，是整个非法集资闹剧中的丑恶一幕。她们“唱腔”不同，各有特色，然而贪婪却是她们共同的基调。 案发后，当身陷高墙、被困铁网时，她们又齐声高骂邓斌这个妖精骗了她们。然而，当初集资正狂时，她们无一不竭力与邓斌拉关系、套近乎，纷纷向邓老太行贿送礼。邓斌是个“害人精”，就在于她在欲火自焚的同时，也为像姚、黄、金、戴一样的人打开了放纵欲念的阀门，共同上演了一出自我毁灭的闹剧。 “四大名旦”之首姚静漪，在非法集资活动中以介绍组织集资款1．154亿元独占鳌头。她之所以一鸣惊人，与其背后的两大靠山分不开。 一位就是原无锡市检察院检察长高振家，他们是亲戚，姚能在当地网络那么多关系，拆借来那么多资金，此背景有直接作用。 另一位，是原中国纺织总会厅级干部，华诚纺织联合公司总经理周涵春。 周与姚均为无锡县张泾镇人，周的弟弟与姚是老同学，关系很好。姚在投身非法集资活动之初，便想到这位在京当大官的老朋友。1992年6月，她特地跑到北京，以老乡之情求他“为家乡建设出力”。这位周老板甚是乐意在家乡人面前展现一下气派，慨然应诺。先小试身手，一笔给搞了450万元贷款，随后又打电话、批条子，东拨西调，从北京、广东等地的下属企业筹集了2900万元，陆续打到姚专为集资开设的黑帐户上。姚静漪靠这些资金从新兴公司共得利息数百万元。 看到姚静漪发了大财，周涵春当初“为家乡帮忙”的想法，渐渐转变成了不甘心白白让别人赚钱发财的念头。想想自己也快退休了，手中的“大权”不久就要作废了，以后哪里还会有这样好的发财机会？于是他几次打电话给姚静漪，称自己的单位也要搞些福利，儿子上学还要交赞助等等。姚静漪当然心领神会。1992年底，她带着20万元巨款与弟弟姚××一起飞往北京。时值周涵春出国考察，走前曾给姚留下话，有东西就请他在单位的亲信代转。于是，姚将19．5万元人民币以周和他两个儿子的名义存入银行，又将存折与5000元现金放在一个信封里，交给了周涵春指定的人。周出国回来后，接过信封看了看，心满意足地放进了办公桌的抽屉里。 正是由于有了这种默契，周、姚间的合作愈来愈频繁、顺利。 周又以华诚纺织联合公司的名义，从北京中信某信托投资公司贷款950万元。并将此款汇给姚静漪投入新兴公司。集资到期后，他指使姚将此款中的500万元汇到他外甥俞伟的吴江市横扇供销社，然后又让该社将此500万元贷款利息付汇至北京新华丰染织发展有限公司。如此这番手脚之后，他采用“飞过海”的手法，两次从“新华丰”公司帐上提取到利息差31666．35元人民币，据为己有。 周、姚之间就这样形成了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没有周涵春这位大老板的“资助”，姚静漪不会成为“四大名旦”之首。而姚的“一举成名”，更为周带来了巨大实惠。 新兴公司成立不久，无锡市检察院检察长高振家找到邓斌，说有一个叫谈根发的人打算去深圳，想借新兴公司在深圳法华宾馆的包房住宿。不久，高检察长的夫人金惠珍也找到邓斌，说谈根发想到新兴公司来集资，请多关照。后来，又有原市委宣传部长的夫人提出要多关照此人。 本人还未亮相，锣鼓先敲得山响，而且捧场的又全都是有身份的“贵人”。这个谈根发引起了邓斌的特别关注。 后来，谈果然到新兴公司参加了集资，邓斌这才认识了这位大名鼎鼎的无锡市效区山北乡会龙村村长兼会龙实业总公司总经理。 这位谈老板身材肥胖，大腹便便，腮边长着两块肥肉，一双小眼睛滴溜乱转。别看他其貌不扬，只是小小的一村之长，但却是远近闻名的“混世魔头”。他贪污公款人民币45．2182万元，港币3．1万元，受贿17．7万元，挪用公款39万元。他还养情妇，搞赌博，压乡里，五毒俱全…… 谈根发最得意的一笔杰作，要算他对原无锡市副市长丁浩兴的“投资”。 丁浩兴在当郊区区委书记时，收到过反映谈根发问题的人民群众来信。1990年初，山北乡党委、政府换届时，丁浩兴还特意向书记、乡长交待，要注意谈根发这个人。 然而没过多久，丁浩兴本人对谈的态度却来了个180度大转变。会龙村在争取一项合资项目时，请丁浩兴出面协调。其间，丁对谈根发“豪爽”、“热情”的性格和精明的头脑有了好感。谈根发也早就想靠上他这棵大树，打算下大本钱。但又恐一次搞得过猛，不接受。想来想去想了个妙招。 一日，丁被谈请去会龙公司小憩，谈讲：“我公司正在搞集资做生意，利蛮高的，你也参加吧。”丁浩兴两手一摊：“我哪儿有那么多钱投给你们。”谈根发一拍胸脯：“不要你出铜钿（钱）。”丁浩兴闻听，笑了笑，未置可否。谈根发察言观色，有门！当即提笔在一张便笺上写下：现收到集资款35000元。签上名字日期后，随后撕下来递给了丁浩兴。丁接过条子看了看，像是想说什么，谈根发手一挥：“只管到期来我公司领利息就是了。”丁浩兴把白条带走了。 以无本集资的方式行贿，可谓谈根发集十余年行贿经验之一大发明。既达到目的，又不是现金交易，形式更加隐蔽，而且吊得丁浩兴又痒又馋。 1993年2月，丁浩兴升任无锡市副市长。不久，他又来到谈根发的会龙公司，原来，“集资”期限到了。 谈根发果然痛快，当即让会计开出10500元现金交给丁浩兴，算是第一期利息。丁拿到钱后却随后抽出5000元，神态自若地说：“与35000元本一起凑成个整数，再继续在你公司集资吧！”这下轮到谈根发恍然大悟了，原来丁副市长胃口还挺大！他马上又让会计开出一张集资4 元的正式收据，交给丁浩兴。在集资表上，则编了个“王丽菊”的名字。 后来，这笔4万元集资到期后，丁副市长又如法炮制，将12000元利息再次转为集资本金，又拿到了一张会龙公司的集资收据。 堂堂副市长竟然人格沦丧到如此地步!更不用再提党性、原则性。当谈根发以公司资金紧张为由向丁借款时，他大笔一挥，前后几次将市政府“菜篮子”基金款共1050万元私自借贷给了谈。而谈却将其中的300万元投入了新兴公司，结果有去无回，人民的利益被打了水漂！ 谈根发还有一个铁杆哥们——无锡市检察院检察长高振家，高不仅将谈引荐给邓斌，还为他办理了检察助理员的工作证，使谈得以到处招摇、炫耀。 这种“交情”仍然是建立在权钱交易的基础之上。 高振家曾任无锡县公安局长、县政法委书记，取得过斐然成绩，在下属中威信很高。当上市检察院检察长后，他骄气日横，渐渐开始听不进不同意见，远离了当年曾经一起奋斗过的战友和敢于直言的同事，做事独断专行。尤其是临近退休，他的思想慢慢地蜕变了。他想，“奉献”了几十年很少考虑自己的生活，眼看手中的权力将“过期作废”，他打算为以后的生活打个基础。便开始与一些小老板打得火热，从他们那里捞些好处。他不仅对妻子金惠珍组织非法集资视而不见、未劝阻，而且还亲自向邓斌打招呼，为别人参加集资牵线、搭桥。新兴公司每有庆典活动，他必到场。 精明的谈根发“乘虚而入”，投其所好。 一次，谈来到高的办公室。高低头看见他穿了双名牌新皮鞋，赞不绝口。谈根发乜着眼看着检察长：“喜欢吗？”高振家坦言：“喜欢。”“那就跟我走。”高振家当真跟着谈来到街上精品店，让谈掏钱给买了一双 这位检察长就这样穿上了高档皮鞋，却步入了犯罪泥淖。 谈、丁、高间的权钱交易，只是非法集资浊流中的几滴脏水。案发后，谈根发一次交待出的行贿送礼名单上就有90多名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干部。 邓斌的奇迹般崛起，一时间引起了多少商海中的“弄潮儿”艳羡、妒忌。她的第一任“靠山”倪品良就是其中一位。 想当初是他赐给了邓斌步入商海的机会，也是在他这棵大树庇荫下，邓斌才开始了“集资生涯”。如今，他为能从邓斌那里求得一杯羹，还要反过头去巴结、讨好邓老太，以所谓的“业务费”、“出差补贴”等等，向她“进贡”。这难免会引起倪老板心中的某种不平衡。其实这种不平衡在倪品良心中积蕴已非一日了。 自1985年1月，倪担任无锡县金城湾开发总公司副总经理（后被任命为总经理）起，他率领众人艰苦创业，在这种荒凉的土地上，建起了钢材市场、商业大厦以及写字楼、居民开发小区、宾馆、休养所等等共50多万平方米的现代化建筑群。斐然政绩使他一次一次成为新闻人物，为此他还特意命人搜集所有宣传他的文章，整理出版了一本厚厚的书——《倪品良和他的事业》。 然而，眼看着社会上的一些小老板、厂长、经理暴富起来，相比之下倪总觉得自己有些吃亏。尽管他的头上戴着“改革家”、“省劳模”、“十佳新闻人物”等等桂冠，位居无锡县政协副主席之位，但荣誉和职位终究是虚的，眼看再过几年就要退休，到那时也许连车都用不上了。他想为自己退休之后的生活做好准备，积蓄一些钱，买辆车。于是，这位当年带领农民改革创新时曾理直气壮地说“我一不为做官，二不为发财，唯一的信念是想让农民过上富裕生活”的倪品良，此时却信奉起了“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抬头向钱看，低头向钱看，一切向钱看”的黑话，终于背弃了自己恪守了大半辈子的信条，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创业”。 这次“创业”的基本思路是“权钱交易”。 满腔热情投入第二次“创业”的倪品良，当年曾不断闪现出改革、创新“火花”的头脑，如今却成了一个贪婪的“黑洞”；敏捷的反应、睿智的思维，反成了他攫取不义之财的本钱。 几乎是与邓斌非法集资活动同步，倪品良在他的“新事业”的道路上也越走越远，越来越疯狂。他几乎成了一个见钱眼开的“敛财奴”。 现在他与邓斌可算是臭味相投，一丘之貉。两人之间的关系也最终确定为“互利互惠”的利益同盟。由于在新兴公司有集资，倪用公款时常给邓好处费，共计18万元之巨。而邓斌为了与倪继续保持“良好关系”，利用金城湾响当当的招牌为集资扩大影响，也先后用集资款给他送去1万元现金、1万元港币及金砖2块、钻戒一枚。此外，倪的儿子生病，倪本人做寿，邓也不忘送去礼金，计3万多元。 在倪品良全身心的投入下，他的第二次“创业”也取得了“丰硕成果”。据后来查证，倪共受贿人民币31．95万元、港币1万元、美金5500元，及彩电、冰箱、金器等物品价值人民币50493．53元；贪污公款15．569万余元；非法所得人民币171693．6元，金砖一块，珍珠塔一座，红木家具13件。 然而这次“创业”却最终导致了倪品良的“人生悲剧”。因为这是一场出卖党性、出卖灵魂、出卖集体利益和群众利益、危害社会的罪恶! 案发后，倪品良说：“我有光辉的历程，也有悲惨的结局。”“我的一生留下了两笔财富。一是改革的经验与金城湾的成就，这是事实；二者就是我的堕落的过程，这是一个反面教材，也是事实。” 红与黑的反差，功与罪的对比，就这样浓缩在一段短暂的生命演出中。只可叹，这出自编、自导、自演的“人生悲剧”竟收场于一个弥天大谎的破灭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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