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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江苏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曹克明看到省纪委信访室报来的第六期《信访情况》后，大吃了一惊。他揉了揉由于长时间批阅文件累酸的双眼，又重新仔细阅读了一遍。 这位纪委书记人称“反腐败斗争的勇士”，瘦削的身材、有神的双眼、利索的举止表现出一种敏睿、果断的魄力和气质。在他直接负责和领导下，江苏省纪检监察机关近年来接连查处了一系列在全省乃至全国有一定影响的大要案，并在全省反腐败斗争、党风廉政建设各项工作中发挥了独特而突出的作用，作出了巨大贡献，得到中央纪委、江苏省委的充分肯定和表扬。他本人也在全省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中拥有非常高的威望。 此刻，他紧蹙的双眉又表示发现了重大情况。 时值盛夏，火炉一般的南京城，热浪一阵高过一阵，烤得人从心里往外冒汗。窗外的蝉鸣一声紧似一声，催得人心躁。然而此时曹书记的耳边，却好像响起了另外一个更加催动人心的呼救声。 呼声来自摆在面前的《信访情况》。上面报告，6月21日信访室收到一封署名“江阴市深受其害的单位”的举报信，反映无锡新兴实业总公司总经理邓斌，在其后台老板、北京兴隆公司的支持下，在无锡、江阴等地招摇撞骗进行集资，仅江阴市就有26家单位巨额集资款到期未还，金额高达10多亿元，给当地造成严重后果。信中还列举了江阴市24家单位向新兴公司集资的详细情况。看着看着，曹克明同志心中不由升起一股怒火。信中反映金额之巨、情况之紧急，引起了这位嫉恶如仇、执法公正的领导干部的高度重视。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省纪委正在抓紧查处另外几起大要案，工作压力大，办案人员紧张。然而，这封信中显然隐含着更为严重的事实，如若情况属实，拖延一天都意味着危害扩大一步。 刻不容缓！他马上挥动手中的笔，在《信访情况》上指示：请奎顺同志迅速安排一室了解一下，如属实，立即向省委汇报。时为1994年6月23日。 曹书记批示中的“奎顺同志”，是指分管案件检查工作的省纪委常委季奎顺（1994年12月任省纪委副书记）。这位同样果断利索、雷厉风行的“办案专家”看到批示后，当即找到分管无锡片的案件检查一室的负责人研究，马上抽派2位同志赴无锡，对信中反映情况进行初步核实。 6月29日，核查人员抵达无锡。一个星期后，两位同志风尘仆仆赶回南京汇报：举报基本属实。 经过对举报信中提到的江阴市16家单位的筹资情况进行抽查核实，发现总金额已达4.68亿元，与举报数字相差无几。另据进一步了解，新兴公司还在无锡县、张家港市、南通市、淮阴市乃至省外筹集资金，初步估计在10亿元左右。 更加严重的是，新兴公司已无偿还能力。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受理此类诉讼案39起，对其中24起作了调解处理。按调解规定该公司在4、5、6月应履行归还金额2900万元，而该公司目前只履行了450万元！ 当地有关方面曾向北京兴隆公司上级主管部门交涉，要求新兴公司提供有关帐务，以便查清集资金额，解决欠款纠纷。然而，该公司却致公函说，“新兴公司除完成经济工作外，还要完成局交办的业务工作，不便提供公司帐务细目”。后来，兴隆公司董事长李敏等3个来无锡，答应调1亿元资金过来，但一直未见踪影。 新兴公司的集资款到哪里去了？有人说被兴隆公司调走了，有人说被邓斌搞到国外去了。众说纷纭，尚不能断定。但由此而引起的严重后果是，参加集资的单位、个人都面临着灾难！ 曹克明和省纪委其他领导同志听到汇报后，再次感到了这起事件的严重性。决定立即向省委报告。 7月13日，第209次江苏省委常委会听取了省纪委的汇报，决定由省纪委、监察厅牵头，组织公检法机关的同志，会合当地有关部门，进一步把情况调查清楚，然后向中央汇报。当天晚上，曹克明、季奎顺同志共同研究了调查方案，并召集检察院、公安厅等部门负责同志，向他们通报了省委决定。 7月14日，由省纪委、监察厅、检察院、法院的7名同志组成的调查小组成立，由季奎顺同志负责。第二天，7名同志分乘两辆小轿车离开南京，直奔无锡。一场激烈的战斗打响了。 季奎顺同志带领调查组到达无锡后，与现任市委书记洪锦淦等无锡市有关负责同志交换了意见，迅速展开了调查。他们找来许多集资者和一些对邓斌不满的新兴公司内部职员，初步掌握了新兴公司和邓斌的背景情况。 新兴公司财务帐册，是了解集资真相的关键凭证。然而，当调查组通知新兴公司提供帐册资料时，其一位负责人却面露难色：邓总不在家，我们作不了主，必须请示北京领导和邓总同意之后才能提供。 其实，已经有人向正在深圳躲债的邓斌通知了省委调查组进驻无锡的消息。兴隆公司总经理李明、副总经理韩万隆等人已到深圳与其会合，与留在无锡的爪牙们保持热线联系，遥控指挥，对抗调查。 7月19日上午，省委调查组成员、省纪委一室副主任巫之学再次找到新兴公司有关负责人，要求提供帐册。然而这次他却得知，帐册已被兴隆公司来人偷偷拿到他们下榻的南洋大酒店去了，并准备当天带回北京。 巫之学得知情况立即赶回调查组驻地，向正在与集资者谈话的季奎顺汇报了情况。 怎么办？兴隆公司背景特殊，向省委汇报又来不及，如果帐册被转移，此案将变成一团无从理起的乱麻！ “决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身经百战、经验丰富的季奎顺当机立断，马上派巫之学等人到法院办理法律文书，查封新兴公司帐册！ 随后他与曹克明同志取得联系，汇报了情况，曹书记大力支持：“如果他们已经上路，就通知边防、公安连人带帐一块扣！” 此时，巫之学等人正和当地公安干警直扑南洋大酒店。 兴隆公司的人拿到帐册后，正紧张地收拾行李，准备尽快离开这块“是非之地”。然而未等他们离开房间，调查人员却走了进来。已被捆好的满满4大纸箱帐册，被截获了。关键证据在手，就等于初步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调查组在无锡市纪委等有关方面的配合下，立即组织人员对帐册进行初步清查。 酷暑热浪中，位于无锡闹市区的梁溪饭店，院落深处的几间平房日夜门窗紧闭，灯火彻夜不熄。这里是调查组住地，也是当时全城最为机密的地方。对新兴公司帐册的清查正在这里紧张地进行着。季奎顺等人白天进行外围调查，晚上也与查帐人员一起加班。他们焦急地等待着“谜底”的揭穿…… 正值此时，又一个重要情况出现了：千万集资者到处寻找、调查组密切关注的对象，新兴公司总经理邓斌，在无锡露面了。 原来，邓斌在深圳得知帐册被调查组截获后，原本对李明等后台老板所抱的热切期望，顿时凉了半截。尤其是当她在电话里听到公司会计报告集资已达十六亿，远远超出她自己估计的数目时，这个只知挥霍无度、从不顾后果的“赌徒”，被吓了个半死。她自感罪责难逃，便买了两瓶安眠药，想一死了之，后被旁人发现劝阻。李明等人也不打算让她死掉，因为关键时还可以把她当“替罪羊”抛出来。便好言相劝，使她重新燃起了对主子们的信赖。她决定回无锡走一趟。一来摆出个不怕调查、不心虚的姿态，二来也打探些消息、作些安排。 邓老太一在无锡露面，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受到“关注”。 恨不得上天入地找到她的集资者们摩拳擦掌，要讨回“血债”。有人还扬言要卸她的四肢、买她的命。 调查组也同样在关注着这个老太婆的行动。她是全案最关键的人物，一旦死掉，就等于断了调查的主线。所以特意安排公安便衣严密监视，确保不发生意外。 刚刚回来一天的邓斌敏感地嗅出了火药味。她实在壮不起胆子再多待下去，便匆匆做了些准备，打算于7月29日取道上海飞往武汉，对外宣称是去催讨新兴公司在武汉钢铁厂购买的一批钢材。 调查组又一次面临抉择。放她走，指望她讨回货物，冲抵一部分欠款？希望不大，而且相对新兴公司众多的债务，也是杯水车薪。然而，一旦“黄鹤一去不复返”，脱离了调查组视线，全案就将失去主攻目标，会给查清问题增加许多曲折和困难。关键时刻，曹克明同志于28日下午赶到了无锡，听取案情汇报后，果断拍板：立即控制邓斌！ 接到任务的公安干警根据调查组领导的指示，设计了一个巧妙的方案…… 28日晚上9点多，邓斌还躲在办公室里不敢出门。接连几个讨债、恐吓电话已吓得她心悸胆虚，六神无主。这时，两个身着便装的小伙子推门走了进来：“邓总，我们是市公安局的，奉命来保护你的安全，请跟我们走吧。”邓斌一听，简直像见到了救命神。顾不得多想，一溜小跑下得楼来，出了门扭头四处看看，见公司周围朦朦胧胧有几个人影在晃动，以为是要讨她命的集资者，慌忙低头钻人了公安局的警车里。 警车一路鸣笛疾驰出去，邓斌这才舒了一口气。然而她哪里想得到，从此她再也逃不脱法律的“手掌心”！ 公安干警遵照调查组的指示，将邓斌“安置”在太湖边上一个僻静的宾馆里，抽派了几名女公安对邓实行严密的“监护”。 这时，查帐也有了初步结果。 一连9个日日夜夜，查帐人员对新兴公司本部的100多本帐册、370本凭证，一连核查了两遍。最后的数字令调查组和无锡市委的领导们大为震惊：累计集资额26亿元，亏欠总数16亿元！ 由于兴隆公司一些人趁调查组尚未掌握全面情况时，又偷偷把邓斌借用的在杨市机电设备公司的帐册带回了北京，调查组核查的初步结果，只是全部集资的80％。就是说，实际集资数额还远远不止此数。 即使如此，其非法集资金额也已大大超过了一年前刚刚查处的北京长城公司非法集资10亿元的大案。 弥天大谎初现端倪。 鉴于此案金额巨大，涉及面广，情况复杂，江苏省委指示调查组迅速赶写出向中央报告的材料。 7月30日上午，曹克明代表江苏省委给中央纪委有关负责同志打电话，紧急请求召集中央各有关部门共同听取案情汇报，指导办案。请求马上有了答复，中央有关方面将共同听取案情报告，时间定在8月1日。 1994年8月1日下午2时，北京，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办公大楼401会议室里坐满了人，一个特殊的、高规格的“协调会”正在召开。 中央纪委副书记王德瑛主持会议，中央纪委、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安全部、北京市纪委的有关领导或代表参加。 当天上午刚刚赶到北京的江苏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曹克明，首先介绍了对新兴公司非法集资问题的初步调查情况。与他同时到会的还有省公、检、法机关和无锡市委、省委调查组的负责同志。 室外骄阳似火，暑气逼人，室内气氛严肃，空气凝重。“呼呼”作响的空调机喷散着冷气，却降不下与会者心头升起的愤怒之火。 “这是一起比‘沈太福’还‘沈太福’的案件！沈太福（北京长城公司案主犯）的利率只有24％，而这个案件的集资利率竟然高达60％，真是丧心病狂！”听罢介绍，王德瑛同志气愤异常。他随后指出，这起案件以江苏省为主查处，中央各有关单位、北京市要全力支持、协助。江苏省要组织各方面的力量参加办案，做好稳定工作，严惩罪犯。他还强调说：“这么大的问题，不会只是一个邓斌的责任，还要找其他直接责任人，不管涉及到哪里，该抓的都要抓！” “确实是个大案！”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赵登举表示赞同，“现在要把盖子先揭开，其中政治、经济问题都会有。我们全力支持江苏省办好此案！” 到会的其他代表也纷纷表示，将全力支持江苏省彻查此案；对邓斌等犯罪分子应该立即绳之以法。 这次会议时间不长，但却具有着特殊意义。它确定了“以江苏省为主、中纪委牵头协调中央各方面给予指导、支持、配合”的办案格局；它初步形成了办案的指导精神和思路；它以与会人员的高级别，表现了中央开展反腐败斗争的巨大决心和力度。总之，这次“协调会”，直接拉开了查处建国以来最大的非法集资案的帷幕！ 需要指出的是，在此案查处期间，像这样的会议前后共开了7次，参加人员最多时，有党中央、国务院13个委、部的高级领导和代表。由于每次都是由中央纪委召集，所以被通称为“中纪委协调会”。7次协调会都是在案件查处的关键时刻，解决一些关键和原则问题，如对一些重要案犯的处置、集资款清退原则，涉案地区间的协调、配合等等。这在共和国反腐败斗争史上，实在是不多见的。 8月1日第一次协调会后，有关方面将江苏省委调查组的“情况汇报”报给了中央最高领导层。发生在太湖之滨的这起大案，引起了日理万机的领导者们的关注。 8月16日，朱rong基同志看到材料后，当即批示：“此案的严重性已超过沈太福案，尤其严重的是沈案以后仍我行我素，倚仗隶属北京××局的关系，性质恶劣，必须彻查，请李鹏、锦涛同志批示。” 不久，李鹏总理亦亲自批示：“……此案性质恶劣，影响极坏，不能姑息纵容，必须一查到底，依法惩处…… 胡锦涛、尉健行、任建新、罗干等中央领导也都先后做出了重要批示。 特别是在案件查办期间，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先后两次亲自听取了案情汇报，并指示，一定要彻查全案，不管涉及到哪里，不管涉及到谁，都要一查到底，严肃惩处。 中央精神迅速传达到了南京、无锡。反腐败斗争的前沿阵地上，响起了正义的嘹亮号角…… 一场大战正在长江南岸、太湖之滨未雨绸缪。 曹克明、季奎顺等同志回宁后，立即着手拟定了《关于协同解决北京××局所属无锡新兴公司非法集资等有关问题的工作实施意见》。 8月4日，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陈焕友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听取了曹克明同志关于中纪委第一次协调会的情况通报，讨论通过了省纪委提出的“工作实施意见”。并议定：以无锡市为主查处此案，省委加强领导，由曹克明同志总负责，具体工作由省纪委常委季奎顺同志牵头。成立工作班子，班子成员要纯洁，省里有关部门派人参加，检查督促当地办好此案。会议决定，对邓斌等罪大恶极的主犯立即采取强制性法律措施。同时还对处理债务、社会稳定、保密等工作进行了部署。 陈焕友书记满怀期望地看着即将带队奔赴无锡的季奎顺同志，拍着他的肩膀鼓励道：“老季，放心大胆干，一切责任由省委担着！” 决战在即，兵贵神速。 第二天上午，由省纪检、监察、检察、法院、公安人员15人组成的省委工作组，在组长季奎顺的带领下，进驻无锡。 8月8日起，无锡市委工作组120多人陆续进入“阵地”——天乐园宾馆，集体办公。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市委工作组成立之时，无锡市委及省委调查组的负责同志们充分考虑了人员素质，既要是各方面的业务骨干，有较强的工作能力，又要在政治上过硬，与邓斌的非法集资活动没有牵连。像无锡市检察院检察长高振家等人，由于群众反映强烈，尽管位居要害职位，也被排斥在外。 无锡市委副书记缪根宝任市委工作组组长，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张锦贤任副组长。省、市委工作组合并办公，下设联络、专案、群工、审计、追款、清退、清产核资7个组。随着案情的不断深入，人员力量也不断补充加强，由最初的100多人，到最高潮时包括外围人员在内共达1500多人，来自纪检、监察、检察、法院、公安、司法、审计、工商、人民银行、信访、税务、财政等12个部门。 省纪委常委黄树贤、省检察院副检察长吴汝信、原省公安厅副厅长戴根渠先后从南京开赴无锡前线，投入战斗。 正义之师，精兵强将，云集无锡。 一场反腐败大决战开始了…… 8月的无锡，热浪逼人。 新兴公司一案更成为这酷暑中的热点。省、市委工作组的成立震动了全城，人们拍手称快，“早该将邓斌这些人绳之以法了！”但许多人心中也悬挂着大大小小的问号：邓斌有强硬的后台，工作组能彻查到底吗？一大批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卷入案中，工作组会不会依法秉公办理？ 与此同时，无锡二市一县的部分地区还弥散着一种紧张气氛。跌人非法集资漩涡中的集资者们讨债心切，情绪躁动。有的企业工人罢工，有的地区群众酝酿上访，有的甚至打算要游行请愿。邓斌的一个合作伙伴趁此机会四处扬言：工作组不放邓斌，就不兑现与新兴公司的钢材生意协议，不向新兴公司发货。企图以此鼓动部分集资者闹事。 社会不稳定因素，是工作组必须救的第一把“火”。 最初的一段时间，工作组领导几乎每个晚上都紧张地守在电话机旁，时刻准备着，一旦哪里出现情况，就立即部署“灭火”。 8月9日，工作组进入阵地的第二天，无锡市委即召开全市领导干部会议，要求各地建立党政一把手社会稳定责任制。 8月10日，工作组群工组即分赴集资重灾区了解情况。针对群众中存在的模糊或错误认识，积极向他们说明参加新兴公司集资的非法性、危害性，同时表明工作组维护人民群众利益，帮助他们挽回损失的决心、诚心，。经过及时做大量的工作，广大群众给予工作组以理解和支持，许多不安定苗头、事态被平息在初露端倪之时。稳定的根本，还在于把全案查个水落石出！ 工作组领导们反复认真地研究案情，力求拿出最周全的方案。 此案千头万绪，错综复杂，必须多管齐下。他们根据中纪委协调会和省委的指示精神，提出了“查清问题，减少损失，惩处罪犯，维护稳定，促进发展”的20字工作方针。决定在积极做好群众工作、稳定局势的同时，两路出击。一路，由纪检、监察、检察、公安人员率先向邓斌等犯罪分子们发动攻势，力求早日取得突破，将其犯罪活动内幕尽快揭露出来。另一路，以审计队伍为先锋，对新兴公司进行全面财务审计，摸清非法集资活动的详细底数，为下一步追款、清退工作铺路、打基础，同时也为上一路的战斗提供线索、证据。两路相互配合，同时出击。 仅8月份，无锡市检察院依法先后对17人分别进行逮捕、刑拘、收审和传讯。新兴公司非法集资的干将们被一网打尽。 然而，搜查邓斌住宅时，工作组发现已经有人将大批赃物转移了。 原来，邓斌还在深圳躲债时，听说省委派人到无锡调查，便给任公司副总经理的儿子汪浩打电话，让他赶紧把家里的大批现钞、金银首饰等贵重物品转移到一个朋友那里藏了起来。但一些大件却苦于没有帮手而搬不动。第二天，7月20日，会龙实业总公司总经理谈根发主动找到了汪浩。原来谈老板也得知省委调查组来到了无锡，便想混水摸鱼，捞点好处。他与汪浩商量之后，带了几个人，开着货运卡车来到邓斌的住处，将300多件衣物、大量的名贵洋酒一气儿装了18箱，满满一卡车，运到了会龙公司。为了蒙蔽调查组，他们还故意留下了少许不大值钱的东西。 “偷猎者”自以为得计，暗地里窃喜。然而激流汹涌之中，又怎容这些虾鳖兴风作浪。 9月14日，检察机关依法收审汪浩。 工作组对谈根发的种种劣迹也早有耳闻，得知群众把其比为“旧上海的黄金荣，新社会的禹作敏”，遂决定以窝赃罪将其收审。 9月18日，中秋节前夜，无锡市郊区会龙实业总公司大楼内，酒气熏天。混世魔头谈根发正与下属们摆酒庆贺节日。这时从外边走进两人来到谈根发面前：“我们是公安局的，跟我们走一趟。”酒胆正壮的谈老板仗着身边人多，不可一世地嚷嚷道：“啥事情，喝了酒再说。”来人威严正色：“跟我们下去！”谈根发见势头不妙，怕在众多手下人面前出丑，只好乖乖地跟下楼，后面还跟着两个保镖。当他一看到院子里停的警车，当即傻了眼，又色厉内荏地喊道：“我是区人大代表，你们不能这样抓我！”两个保镖也窜上来企图阻拦，公安干警厉声喝斥道：“你人大代表的资格已经被罢免了。谁敢阻挠执行公务，就连谁一块抓！”保镖被喝退了，谈根发灰溜溜地被押上了警车。 在被押往看守所的路上，谈根发双腿发抖，头冒虚汗，但仍自我安慰道：“我没事的，我的朋友很多。如果十天后还没人把我弄出去，我就‘喷人’（检举别人）。” 果然，在审讯期间，谈根发幻想着他收买的那些“高官朋友”能拉他一把，拒不交待实质性问题。办案人员从外围入手，对会龙公司进行了全面财务审计，并从他的情妇那里取得了突破，发现了其贪污、行贿、挪用公款等重大犯罪事实。在确凿的证据面前，谈根发终于绝望地意识到，现在再也没有什么人能给他以庇护了，其肮脏的灵魂彻底暴露在阳光下。在他一次供出的向90多人行贿送礼的名单上，无锡市副市长丁浩兴、市检察院检察长高振家夫妇赫然在列！ 10月6日，无锡市千万名市民从电视上、报纸上、街上的通告栏里，得知了一个特殊消息：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无锡市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责令新兴实业总公司非法集资的中介入限期交代问题的通知》。“通知’责令：中介人等应于1994年10月21日前到当地执纪执法机关说清情况、交代问题：将所得钱物全部退交到指定的专门机关。 当天，中共无锡市委办公室向全市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转发了“通知”。第二天上午，无锡市委召开全市领导干部会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迅速贯彻落实。 一时间，“两院通知”疾风般吹遍了无锡城内的大街小巷。 原来，随着查案的展开与深入，一些参与集资活动的中介人迫于形势，在组织谈话教育或经采取审查措施后，开始向工作组交代问题。但更多的人虽感觉到了压力，但仍抱着幻想，在观望。鉴于中介人涉及面大，情况复杂，工作组本着教育挽救大多数，惩处少数的原则，加紧依据有关法律制定出处理中介人的若干政策规定，并报请中纪委协调会讨论通过，省委批准，“以两院通知”的形式，公之于众，给大部分中介人敲响了“醒梦”的警钟。 法律的威严，慑魂荡魄。 短短半个多月的时间里，到执纪执法机关交代问题的，曾以各种方式参与介绍、组织集资活动的人数，增加到了120多名。 贪心者的发财梦，最终破产了。 中介人队列望风披靡。 也许由于出身、阅历、背景的不同，也许由于性格、心理、素质上的差异，“四大名旦”不仅“发家”的方式不同，而且在面临破产、覆灭的命运时，各自又有不同的表现。 黄桂芬于9月2日被检察机关收审。这位靠给邓斌当奴仆发了家的农民临时工，如今从青云间跌回泥土中，又现出了可怜相。她自知罪孽重大，便呜咽涕泣诉说自己在邓老太面前受的苦痛，以求换来些怜悯，开条生路。 农民出身的“书记夫人”戴宝珍，于9月15日被收审。她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也会囚于铁窗之下。悔恨交加，痛哭失声，只骂自己愚昧无知，心太贪。 然而，另两个“名旦”，却借其“精明”的头脑、刁钻的心计以及各自特殊的背景，在阴暗的角落里自编自导了一幕幕丑剧。 金惠珍，见新兴公司案发，情知大势不妙，一边紧急把非法获利分给经她组织而本金没有收回的集资者，一边把她集资的老关系无锡县某村党支部书记李某叫到家中，以检察长夫人的身份威逼他出面替她承担责任，还编造了假相，订立攻守同盟。由于社会上对她夫妇反应强烈，在一切安排妥当之后，金惠珍又装模作样地找到有关部门的领导，声称要“辟谣”，进行了颠倒黑白的“解释”。 由于其丈夫高振家身为检察长这一特殊背景，为调查工作增加了困难。直到1995年初高振家被工作组立案调查之后，金惠珍才于同年3月9日被检察机关收审。 就在金惠珍大搞阴谋的同时，她的联姻亲戚——姚静滑，也在作着精心策划。 由于她所经手介绍、组织的大批集资尚未兑付本金，为了避免引火烧身，她急电北京华诚纺织联合公司总经理周涵春——曾经为她提供了几千万元集资本金的大老板，再为她筹集资金，填补漏洞。这位堂堂的厅级干部、年逾六旬的总经理，唯恐唇亡齿寒，只好屈尊飞往无锡，与姚共商对策。 头天夜里，二人订好了攻守同盟。第二天一早，周便带领姚的表弟直飞佛山，从下属企业里挪用了446万元资金，汇到无锡填补漏洞。 同时，姚静漪急匆匆把金银细软收拾到了一个鞋盒子里，转移到亲戚家藏匿了起来。 她知道自己在非法集资活动中影响太大，便装模作样地跑到检察机关“自首”，但却隐瞒事实真相，声称自己介绍集资6千多万元，获利334万元，而这些数只是她全部罪行的零头。 在调查一笔几百万元的集资款的去向时，她谎称经手人是她在深圳赛格公司姓柳的亲戚。调查人员赶到深圳，却查无此人。姚静漪又谎称此人已调回杭州，调查人员再赴杭州，仍是查无此人。后来又召集姚的家人们查问，皆称没有姓柳的亲戚。经过反复盘问，有人称杭州有位姓“刘”的远亲。调查人员又去寻找，却发现此人早已出车祸死了。原来奸滑的姚静漪是在把死人当活人讲，对抗调查。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为快速突破姚案，省委工作组从南京抽调了公安机关的两名处级干部负责审查工作。省委工作组负责同志还定期听取情况汇报，与专案组的同志共同研究案情。经过一番较量，终于取得了重大突破。 专案组在审查姚静漪所在的无锡县南辉物资公司与吴江市物资公司一笔资金往来的帐目时，发现新兴公司曾将分利款18万元汇到了吴江市横扇供销社。专案组派人立即赶到吴江市，兵分四路，分别找到了吴江市物资公司经理俞冬晓、党支部书记范辛炎及其财务科长谈话，同时审查了吴江市两个单位的财务往来帐。通过连续两天的突击调查，俞、范终于交代了俞的大舅周涵春，为姚静漪提供巨额资金用于集资，以及俞、范两人共同贪污10万元公款向有关人行贿的大量事实。吴江市检察院依法将俞、范逮捕，冻结了周涵春存放在俞冬晓处的190万元集资利息款。随后，专案组迅速返回无锡，马上提审姚静漪，利用证据戳穿了姚、周订立的攻守同盟，迫使她不得不据实交代了问题。 隐藏在幕后的周涵春，终于露出了马脚…… 现在，再让我们来看看已经沦为阶下囚的邓斌。 作为全案的最关键人物，这个老太婆受到了一系列特殊的“待遇”。 关押她的监房，是经过仔细挑选和安排的。同号的几名犯人均罪行较轻微，表现不错。公安还特意事先安排进去一名正在争取立功的犯人，作为内线，注意她的情绪变化和言行。公安人员则通过电子监视器，24小时严密监视其行动。 她的身体状况不好，体检中已发现癌症早期。为了体现人道主义精神，并确保不发生意外情况影响查案。工作组安排定期为她作体检，还相应提高了她的伙食标准。 作为主犯，她被提审的频率高、时间长。为保证办案人员对其提审顺利，看守所专门装备了一间“特审室”，安置了沙发，装上了监控器。 当然，更为特殊的，还是工作组对这个罪大恶极的主犯布下的天罗地网。 邓斌被捕后，省委工作组立即抽调力量成立了专案小组，省检察院反贪局局长季克谦亲自上阵，带领检察人员对其进行突击审讯。 此时邓斌仍抱着侥幸心理，认为神通广大的兴隆公司老板们会保她无事，便万般为非法集资阴谋狡辩。对于她与李明等人之间行贿受贿的丑恶勾当，也缄口不提。至于她自己贪污、受贿等罪行，更是死不承认，绝不退却。 人说邓斌有三招，一哭二装三推诿。哭，是邓老太婆最拿手的好戏。这一招曾帮她度过了行骗生涯中的许多难关。当年在盛岸派出所具结悔过时，当李明、韩万隆奉上级之命对她进行考察时，当集资者找她讨债时……她善于用眼泪把自己标榜为受害者、弱者、诚实者，从而骗取别人的同情以至于信任。从默默流泪、呜咽唏嘘到泣不成声、乃至号啕痛哭，分寸和时机把握得相当恰当。何时该放，何时当收，她都能通过察言观色，从对方的脸上找出信号。如果发现哭声和眼泪已引起对方不耐烦、反感，她能马上刹车，改辙换戏。 装，也是她运用娴熟的一招，在主子们面前，她是摇尾乞怜的奴才、忠心耿耿的侍从；在爪牙们面前，她是说一不二的“女皇”，是敢做敢为的“总裁”；在地方的一些干部面前，她是北京某机关的代理人，是有地位的“女能人”；在集资者面前，她又是实力非凡的大老板，是神通广大的财神婆。如今，高墙铁网内，在调查人员面前，她又把自己装扮成了服从上级、听从指挥、一心为公、“一不小心、糊里糊涂犯了错误”的失足者。 推，是她防守的最后一招。当一些问题证据确凿、蒙混不过去的时候，在运用前两招把自己装扮成失足者、牺牲品、弱者的基础上，她会千方百计拼凑出诸多缘由来，把十分责任最少也要推掉七分。 这位自称“法盲、愚昧、无知”的老太婆，其实非常明白非法集资的罪责会带来什么后果。所以她总是那么痛心疾首地哭诉：“李允若、李明他们都是大干部，什么政策、法规都比我清楚。我是糊里糊涂被抓了进来。”逼到急处，又是拍大腿，又是捶胸顿足。 “特审室”里，邓斌在求生欲望的促动下，把自己的拿手伎俩发挥得淋漓尽至。 对邓斌的审讯，是全案的一场至关重要的攻坚战。 从8月初到9月初，担任主审官的季克谦、陆尔铭与这个狡猾的对手进行了上百次的交锋。每天一大早，他们便来到关押邓斌的宜兴看守所，一坐就是一天。晚上，他们又赶回住地，向在等候的工作组领导汇报进展情况。谈起这段战斗，季克谦只是感慨地说：“从无锡到宜兴的公路上有260根电线杆。我认识了它们，它们也认识了我。”陆尔铭先后在宜兴驻守了3个月，由于胃病经常复发，人瘦了6斤，胃药足足吃了满满一抽屉。 邓斌今天面对的，是一座插翅也难逾越的山峰。 工作组强大的审计、清帐等外部攻势，最终攻克了新兴公司和邓斌几年来非法集资的全部底数，为审讯提供了如山铁证。邓老太不得不老实交代了非法集资的起源、幕后阴谋、隐藏的勾当。 为了减轻罪责，她又急忙表白自己曾经将住院治病时收到的21万元“红包”上交给兴隆公司。审讯人员将计就计，紧追这21万元的来源，顺藤摸瓜，一些集资者向邓行贿的事实就此败露，邓斌后悔莫及，彻底崩溃。 现了原形的邓斌，心中只剩下了求生的念头。审讯人员们利用这种心理，彻底撕开了这个阴暗灵魂的厚厚黑幕，将幕后的所有罪恶，全部暴露在了阳光下。 幕后的罪魁，第一批被揭出来的，就是兴隆公司正、副总经理李明、韩万隆。 工作组早已经对这两个躲在幕后的阴谋家予以严重关注。并在对其他案犯审讯时，注意搜集、掌握了一大批关于李、韩犯罪事实的材料。 然而，这两人也早已知道邓斌事发，已成惊弓之鸟。案情紧急，稍纵即逝！ 中纪委迅速召集最高检、公安部等于9月5日召开第二次协调会，决定由江苏省检察、公安机关对李、韩等人立即采取果断措施。 一支飞箭，激射而出，目标便是北京兴隆实业总公司。 李明的腰疼病越来越重了。 自从新兴公司案发，邓斌被捕后，这位一直春风得意、“风流倜傥”的花花公子变得心事重重，情绪消沉。 邓老太出事，怎么可能不连带着他呢？他当然明白自己该担什么罪责。为了阻止这一天的到来，他已尽了最大的努力。7月中旬，与邓斌在深圳会合后，他一直在拼命想办法如何对付调查组。他听邓斌说，一旦杨市的帐册落到调查组手中，后果简直会要命；会连累不少人。他当即明白了个中底细。后来，兴隆公司的人抢先一步把杨市帐册从无锡带回到北京，他拿到自己办公室，吩咐人仔细审查了一遍，看看里边有多少与自己有关。他还打电话命令新兴公司的人，不许将新兴公司的帐册提供给调查组。并命令兴隆公司在香港的企业，把与新兴公司有关的帐目清理好，以防调查组查帐。 然而这一切都抵挡不住江苏方面的强大攻势。新兴公司帐册被截了，杨市的帐册最后迫于有关方面的压力也不得不交还到无锡。他好像预感到一种不祥的结局。 回到家里，他对妻子说，新兴公司、邓老太出事了，咱们要做最坏的打算。在公司，他又“仗义”地向手下人讲，你们要好好干，我不会对不起你们的。这个一向只知纵欲无度的人生赌徒，自度“属于该枪毙的几个人中之一”。 即使如此，他还是要再作最后的挣扎！ 他急令已经调往深圳工作的韩万隆回北京，订立攻守同盟，并将各自收受邓斌的部分财物移放到兴隆公司去。按他自己的话：“能逃则逃，能推则推，尽量避开责任。” 李明、韩万隆怎能想得到，就在他们忙着做“小动作”时，几双明亮的眼睛在紧紧盯着他们！这些人便是受命出击的无锡市公安干警们。 由于李、韩在北京市A机关工作多年，具有较强的反侦查能力。为了确保抓捕万无一失，江苏省委、无锡市委工作组制订了周密的计划。 8月31日晚，6名无锡市公安干警在无锡市公安局副局长马志相的带领下，赶到了北京，住在距李明家只有5分钟步行距离的一个普通招待所里。为了避免打草惊蛇，侦查员们特意在街边摊上买了北京人最爱穿的塑料底布鞋、大裤衩、大背心穿上。还租了两辆自行车，包租了一辆出租汽车。赴京前，他们已反复提审了邓斌等熟知李明的有关案犯观看了新兴公司保存的李明出席庆典活动的录相，随身又带上了几张照片。李明，这个只听说未见过的罪魁，其形象已深深印在了“猎手们”脑海里。 9月1日，侦查员跟踪李明的专车到王府井大街一处院落前，车子开进去了，院子门口却没有任何标牌。向旁边一修车的老头打听，才知这里便是兴隆公司所在地。原来，李明等人怕江苏的集资者追到北京来讨债，特命人将公司的牌子摘掉了。 不久，韩万隆也在公司门口露了面。目标均已被监控，只等号令一下，即可动手。 9月4日下午2：00，无锡大本营派出的20名武警增援部队，分乘两辆面包车、三辆吉普车赶到天津待命。 北京百万庄，江苏省驻京办事处，江苏省委、无锡市委工作组的领导在这里坐阵指挥。 9月5日上午，中纪委第二次协调会决定，立即对李明、韩万隆等人采取法律措施。 行动迅雷不及掩耳。 下午3点左右，北京市公安局出动十几名武装干警，三辆警车，与无锡公安队伍一起进入阵地，把守住了兴隆公司所在地附近的几个路口。 正值此时，出现了意外情况。突然有两辆奔驰车开进了兴隆公司。不一会，又开走了。门窗紧闭，看不清李、韩是否在里边。埋伏在旁的公安干警们心里一阵着急。 就在这时，韩万隆瘦长的身影在门口出现了。韩出门后便直往南走，脚步匆匆。立即动手。不能让目标溜掉。 两辆警车突然启动，“嘎”地一声停在正往前赶的韩万隆前后，准确地将他夹在中间。旋风般跳下来几名北京市的公安人员，夹颈、上车，韩万隆一声“绑架了”还未喊完，便被制服了。 韩万隆供认，李明就在公司里。公安干警们立即冲进兴隆公司大楼。 李明正在办公室里焦急地等待着为他去买药的韩万隆，突然，犹如神兵天降般，面前出现了几名公安人员。李明马上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不禁哀叹道：“没想到你们来得这么快！” 奇袭成功。当天两名罪犯便被押离北京，直奔无锡。 李明、韩万隆的落网，是将斗争引向深入的一个重大契机。而对他们的审讯侦查，也同样充满了曲折、变化与艰辛。 李、韩是多年来的搭档，配合默契，事先又订好了攻守同盟，况且两人又因工作关系都具有较强的反侦查能力。审讯工作一时间难以取得进展。 突破口就在李、韩之间的结合部！省、市委工作组领导与专案组的同志一起研究、分析了案情，决定采取“拉韩打李”的方针，拆开这个“二人转”，击溃他们的同盟。 李明罪孽最重，他把韩万隆千里迢迢从深圳调回北京，目的之一就是要其为他分担一些责任。 韩万隆当然有不可推卸的罪责，他自己也深知这一点，所以才急急忙忙从深圳奔回北京，与李明再次结成了“同盟军”。然而他心中总有些许不情愿，总有种“陪绑”的感觉。 专案组抓住两人之间的这点缝隙，进行了一番敲打与楔入。终于，转机出现了。 李明死拉着韩万隆不放，称“有很多事都是我和他一起商量的”。 韩万隆则开始想从“陪绑”的角色里解脱出来，自称：“我是‘三陪’干部，平时的任务就是陪上司吃喝玩乐，结束时负责掏钱付帐。没有决策权，全是听李明的指挥。” 专案组抓住时机，分别发动攻势，李、韩终于开始“狗咬狗”。 然而，以后的战斗并不轻松。 李明仍然冥顽不化，诡诈狡猾。即使在证据面前，他也极力上推下卸、左搪右塞为自己开脱。只有被逼到角落，再无退路可走，才像挤牙膏似地承认一丁半点。就在专案组继续加大力度，以求扩大战果时，10月下旬，李明原有的胰腺癌晚期发作。为了最大限度延长他的生命，省市委工作组尽了最大努力，从上海请来专家为他会诊，买进口药给他注射，先后花去了十几万元医药费。专案组人员奉命日夜守候在病床前，为他煎汤熬药、翻身按摩、端屎端尿、擦洗身子。 罪犯面前，他们是正义的战士；病人面前，他们又是人道主义的化身。 但这个无锡人民的罪人终究大限巨至。11月23日，李明将死之际，“良心”忽现，拉着经工作组通知、专程从北京赶来看望他的儿子，执意要他代自己向日夜守在他床前的专案人员磕头。鸟之将亡，其鸣也哀。李明死前泪如泉涌，终于认罪说：“我罪行累累，对无锡人民作的孽，杀我一百个头也赔不起！” 罪孽，永远伴随着人性的毁灭与生命的悲剧。 命运安排李明以死来结束他的罪恶就这样，经过艰辛、曲折的工作，专案组终于将李明、韩万隆操纵、指挥、支持非法集资、收受邓斌等人巨额贿赂的事实查了个水落石出。 更大的战果还在后边。伴随着对李、韩问题的侦查，比他们更高一级的兴隆公司董事长李敏的问题也充分暴露了出来。 富于戏剧性的是，李敏的暴露又直接导致了一起震动全国的事件！ 李敏，毕竟不同于李明、韩万隆，他的地位更为特殊。 他曾给一位领导做过5年秘书。正是仗着这个背景，他一帆风顺地被迅速提拔为副厅级干部。 他的问题暴露后，江苏省委工作组向中央纪委作了汇报。10月22日，中纪委副书记陈作霖，常委刘丽英、安启元主持召开第三次办案协调会，与中央政法委、最高法、最高检、北京市纪委有关领导共同研究决定，李敏的问题仍由江苏省委工作组查处，并由江苏省司法机关立即对其采取法律措施。同时还决定，凡此案涉及的江苏省外有关人员，集中到江苏统一审理。涉及管辖范围问题，由最高检负责协调和授权当地检察机关办理。因为这样可以避免因关系复杂而造成的跑风漏气、串供、订立攻守同盟等问题，又排除了关系网、说情风的干扰，同时也可以对案犯的心理形成压力。 这项决定，为全案的深入起到了重要作用。 会后，曹克明同志立即打电话到无锡，命令公安火速赶到北京执行任务。当天晚上，马志相带领3名干警飞抵北京。 第二天上午。李敏被北京市、无锡市公安干警合力捕获。三天后押至南京。 就在抓获李敏时，从他裤兜里一下子搜出了5万元港币。他根本没想到自己竟也会被戴上手铐，惊惶失措，在审讯人员强大的政策攻心下，交代出了一个重大情况。 首都钢铁公司总经理助理、香港首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北方和李敏是铁哥们，周的妻子是兴隆公司的“挂名”职工，从未上过班。周北方想把妻子办到香港定居，求李敏等人帮忙。一日，周在五洲大酒店宴请李敏、何××（原北京市某领导的秘书）以及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的秘书陈×。散筵后，周给了每人20万元港币。 后来，周北方还曾单独给过李敏60万港币，请他继续帮忙给孩子办理到香港定居的手续。 这是一个惊人的重大突破。 它标志着办案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第一阶段的斗争中，江苏省委、无锡市委工作组经过艰苦奋战，取得了辉煌战绩。一大批与非法集资有关的犯罪分子落入了法网，并挖出了许多埋藏很深的严重问题。然而，这些问题有的与非法集资活动本身已无多大联系。怎么办？是仅仅局限在“新兴公司”个案范围内，还是继续深挖下去，把反腐败斗争推向深入？ 风刮愈劲，云堆愈厚。案子到了关键时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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