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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11月5日，南京市西康路，幽静的江苏省委招待所“西康宾馆”里，住进了六位特殊的客人。 来到六朝古都，他们却无心去领略秦淮烟波的诗情画意，中山陵、夫子庙的独特风光。而是“闷”在房间里，听取了江苏省委工作组的汇报后，马上着手翻阅已为他们准备好的一摞摞厚厚的卷宗。整整一个多星期，他们足不出户，埋头摘录材料。他们房间里的灯光总是全宾馆最后熄灭，有时甚至通宵长明。其中有一位年逾花甲的女同志，精神矍铄，与年轻人一样经常工作至深夜。她不仅要审阅其他同志摘录、整理的材料，还亲自翻阅重要案犯的审讯笔录。旧病犯了，就服药抵挡一阵；眼睛看累了，就摘下老花镜稍事放松，又重新开始工作。她就是主办过许多在全国有重大影响案件的中央纪委常委刘丽英同志。其他几位分别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厅厅长罗辑、北京市纪委副书记金德珍和中央纪委的同志们。 随着新兴案查处工作的全面开展，揭露的问题越来越深入，涉案人员的层次越来越高。在第三次协调会上，刘丽英同志指出要一手抓清退集资款，一手抓查办案件。尤其对已经暴露出来的深层的腐败问题要迅速及时展开调查。在她的提议下，李敏一案交与江苏省委工作组查办。不久，从李敏身上取得重大突破。中央对此予以严重关注。中央纪委迅即又于11月3日召开第四次协调会，中央纪委、中央政法委、最高检、公安部、江苏省的同志共同研究了对李敏、周北方等人问题的查处工作，并决定派中央有关方面的同志赴江苏了解情况、协助工作。 刘丽英同志不顾大病初愈，不辞辛劳，亲自来到了南京。经过半个多月的细致工作，他们详细地搞清了新兴公司非法集资以及所带出的一些重大问题和线索，并迅速整理形成了向中央最高决策层的汇报材料。之后，刘丽英同志又马上赶回北京。11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书记尉健行，中央纪委副书记侯宗宾和刘丽英同志一起，向李鹏、胡锦涛同志汇报了有关情况。 中央主要领导态度坚决，指示不管涉及到哪里，不管涉及到谁，都一律彻查到底。并同意正式派中央调查组赴江苏开展工作。 1994年12月7日，由中央纪委、最高检、北京市纪委首批抽调的23名同志（后又增至27名）组成的中央联合专案调查组正式成立。当天，在中央纪委401会议室，召开了调查组全体会议。 再次受命于重大时刻，担任组长、挂帅出征的刘丽英同志，满怀期望地环视着坐在周围的同志们，严肃地说：“现在摆在同志们面前的，是一起建国以来极为罕见的大案。同志们从各个岗位上被抽调到专案组，是组织上对我们的信任。中央在期待着我们，人民群众在看着我们。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拿出最好的成绩向中央和人民汇报！” 她的声音不大，但却清晰地回荡在每位同志的心中。他们中，有反贪厅副厅长叶惠伦等3名（后增至5名），高检的同志，有副书记金德珍率领的北京市纪委的6名同志（后增至7名），有中纪委监察部七室、六室、五室、办公厅、教育室、报社抽调的13名同志（后增至15名）。 这是个老、中、青三代结合的战斗群体。 老同志，身经百战，经验丰富；中年干部，思维敏锐，年富力强；青年人，精力充沛，热情正高。 此刻，中央和群众的共同期望，调动了他们昂扬的斗志，他们正满怀信心地准备去迎接艰巨的考验。 联合专案组进行了仔细的分工，同时将江苏省纪委的对涉案省管干部调查组也纳入进来。 他们确定了“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手续完备”的工作原则，并强调了保密纪律。 最后，刘丽英同志语调严肃、斩钉截铁地说：“我们一定要把此案办成‘板上钉钉带拐弯的铁案’，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这句话从此铭记在每位调查组成员的心中。板上钉钉，喻其确凿。钉子在木板里再拐个弯、成个钩，更表现了誓办“铁案”的决心非同一般！这句话后来几乎成为流传在无锡广大办案人员中的名句格言！ 几天后，中央调查组开赴南京，立即开始了紧张的工作。短短半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认真仔细阅读源源不断从“前线”传来的大量审讯笔录和最新“战报”。又按照调查对象逐个人头地作摘录，按问题性质分类、分别，拟定好调查计划、预审提纲。他们每个人的案头、床头都码放着一摞摞厚厚的卷宗，到南京新买的复印机由于超负荷工作，在此期间竟检修了两次。调查组中高检的一位同志几次感到不适，但想到重任在肩，便没有声张。调查组全体同志以工作为重，抛家舍亲，毫无怨言。有的家中孩子无人照看，有的妻子怀孕临产，有的在江苏一住就是半年多。在南京期间，他们以高效率作好了开赴前线的准备。 1995年元月11日，一个细雨霏霏的日子，天气阴冷。 穿着厚厚棉衣的邓斌像往常一样被女看守带进那间专为她设置的“特审室”。由于这个女人作下的孽太多，工作组各个小组都有许多情况要对她进行讯问、核查。几个月来，她似乎已经习惯了每天不断的提审。然而今天有些不同，邓斌似乎以她特有的敏感觉察到这一点。她又坐到铁窗下那已被她坐凹陷的沙发里，面对主审席上那位头发花白但却气度不凡的女同志，随手理了理耳边的头发，但却仍消除不了心中的紧张，显得有些局促。“你是邓斌吗？”主审者平和的语调中自有一股威严。 “是。”邓斌逡巡的眼光不敢正视对方。审讯席上几位专案组的人员她都熟悉，然而中间那位陌生的女同志的眼光却好像能够看透她的灵魂，使她无处掩藏。 笔者亲身经历了这一场面，真切地目睹了丑恶在正义威严面前的卑下与渺小。邓斌怎能想得到，坐在她对面的，就是当年审判过江青的刘丽英同志。 原来，中央联合专案调查组在南京完成了准备工作，已于元月6日开赴无锡。这极大地鼓舞了长时间奋战在第一线的江苏省、无锡市工作组同志们的斗 当时，经过省、市委工作组的艰苦努力，新兴公司非法集资问题已基本查清。但由于长时间奋战，部分同志产生了厌战情绪。同时，有的领导出于怕影响经济工作，考虑无锡市即将召开人代会，人民代表和广大干部群众对此案关心，需要有个交代，以及李明病死、邓斌身患癌症等方面的因素，主张在12月底起诉邓斌、韩万隆等主犯，春节前宣判。刘丽英同志在南京期间，听取省、市委工作组汇报案情时，就明确指出，结案与否要取决于是否彻底查清了问题，办案速度要服从办案质量的要求。到达无锡后，她和专程陪同前来的曹克明同志连续两天共同听取了关于邓斌和其他主要案犯问题查处情况，以及对省管干部、市管干部问题的调查进展情况汇报。在元月7日汇报结束后，她再次明确指出，现在结案为时过早！ 她在表扬了省、市委工作组前一阶段的工作成绩后指出，当前，邓斌的行贿问题没有定罪（因为对受贿一方没有进行调查），贪污问题事实不清；有的案犯态度反复无常，对有些问题死不开口；有的行贿问题也尚未查清。而且对江苏省管干部问题的调查正在紧张进行；无锡市涉案的领导干部的问题基本没查；有关人员的责任没有查清。还有，涉案的中央机关干部和北京市有关干部的问题，以及中央国家机关和外省市涉案人员的问题也没有查清。如果就这样起诉、审判结案，即使依法判处邓斌等人死刑，群众也会说是杀人灭口，官官相护，保护了一批违法犯罪分子。因此，不但不能结案，而且对涉案的江苏省管干部和无锡市管干部的问题应加大查处力度，组织专案人员查办；对涉及中央机关干部和北京市有关干部的问题要加快调查速度。 她的讲话，得到了曹克明同志的大力支持，他紧接着说：“目前，无锡市乃至全省群众都在关注此案，案子是否办好，影响很大。特别是如果不将涉案的一些领导干部问题查清，给群众一个明确的说法，势必会造成很坏的社会影响。而且，随着查案工作的深入进行，案情逐步明朗，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已有充分暴露。如不尽快直接对这些人的问题进行查处，便会严重影响整个办案工作的进展。” 他和刘丽英同志共同要求各级工作组，进一步振奋精神，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在保证办案质量的前提下，尽量加快进度，善始善终地办好此案。 认识的转变，总需要有个过程。也许有些同志一时间并未想通，但两位主帅高瞻远瞩，共同正确地把握了全局的发展。他们的讲话被迅速传达到各级工作组，为奋战在最前沿的将士们再次擂响了战鼓！ 他们的实际行动，也极大地鼓起了广大办案人员的斗志。 他们亲自听取一些个案的情况汇报，与办案人员一起研究调查方案，直接指挥办案。 刘丽英同志专程来到宜兴市看守所，提审邓斌，对有关问题亲自进行调查。专案组的同志们看到刘常委亲自上前线，欢欣鼓舞，士气大振。 曹克明同志自办案开始，几乎每天都要从南京打来电话，询问办案进度。全案查处期间，他先后30次来到无锡，亲自指挥战斗。他的大脑似乎是台精确的计算机，能够储存案件的各种数据和信息。有时工作组的同志汇报情况稍不留神，漏掉或说错了一个数字，他都能凭记忆马上指出。一次，一个专案人员工作至深夜刚刚躺下，电话铃响了，原来是曹书记在看审讯笔录时发现有一处记得不清楚，马上打电话来询问情况。工作组的同志都已记不清楚，接到过多少次曹书记深夜打来的电话了。 两位主帅作风相近，都嫉恶如仇，敢于碰硬，行为果断，工作细致，配合十分默契。中央、省、市工作组的同志们都说，“跟着这样两位主帅办案，真痛快！” 三级工作组并肩作战，众志成城，在他们面前没有搬不开的石头，没有踏不平的路。任何阻力碰到他们都注定要无功而返，乃至折戟沉沙！ 中央调查组的到来，刘、曹两位主帅的讲话，旗帜鲜明地将斗争引向了深入。 中央调查组在省、市委工作组的配合下，开始了对涉案的中直机关干部和周涵春等人问题的调查。他们有的在检察人员协助下，对有关案犯进行了提审；有的展开了外围调查取证。 江苏省纪委再次从南京大本营抽调17名干部，充实前线办案队伍，最多时，江苏省纪委共有45名干部驻扎在无锡。并从机关配备了4辆办案用车。他们的重点目标，是已经暴露出来的，包括高振家、丁浩兴、孙荣根在内的8名涉案省管干部。 无锡市纪委也从35名涉案市管干部中，筛选出顾柏生、倪品良等？名重点，展开了初步核查。 然而，深入地壳的钻头，穿过松软的沙质地表，便会触及到坚硬的岩石。办案，也不可避免地遇到了人情关系网、小团体利益所带来的层层阻力。 江苏省纪委涉案省管干部调查组的第一个主攻目标，无锡市检察院检察长高振家，就是个硬钉子。 早在办案初期，由于群众对高振家一家人的行为议论纷纷，省委、省纪委没让他参与办案，也没有让他参加全省地市检察长工作会议。对此，有人就公开为高鸣不平，“高检察长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让参加会？”“应该保护检察干部！” 曹克明、季奎顺等省委工作组领导态度明确、坚决，不管高的“人缘如何好”，关系如何深，只要他触犯了党纪国法，坚决查处！省纪委调查组很快便查明，高收受无锡县某建筑公司经理唐锦清等人的贿赂，已构成犯罪。无锡市人大罢免了其检察长之职，重新任命了新的人民检察长。 元月20日，江苏省检察院13名检察员在检察长张品华的主持下，经过讨论，最终一致作出决定，对高振家立案调查。元月21日，高振家被收审。随后，被关押在常州市看守所。 有人见硬抗不行，就偷偷摸摸地做些小动作。 江阴市检察院检察长顾柏生一案，便出现了反复。 元月11日，无锡市纪委对顾立案调查。很快便查明其有严重的经济问题，已触犯刑律。元月27日，无锡市检察院依法对其传唤调查，随后予以正式立案。在已经查明的问题中，有一个是顾将公款100万元借给无业人员钱××做生意。钱本来一直坚持是“顾以私人关系借给他个人的”，如果这一条成立，那么顾便可能构成“挪用公款罪”，够吃上几年官司的！于是，有人着急了！ 一天，专案组再次向钱××调查取证。钱仍坚持100万元是顾借给他个人的，不存在与检察院下属企业信谊商行合作的关系。调查刚结束，钱还未及最后再看一下笔录，签字画押，专案组一位成员对钱说：“×检（江阴市检察院副检察长）找你。”钱赶忙来到×检察长的办公室，×检见到钱进来，“啪”地一拍桌子，厉声喝斥道：“寻你寻不着，你欠了钞票，要赖帐？你当时口口声声要做生意，做生意，一天到晚来找。（到底）是集体做生意，还是个人做生意，你要清清头脑，不要瞎说八道。要实事求是，不要害人。”钱××当场恍然大悟，吓得连忙说：“100万元已经还清了，这个生意是集体做的，不是个人做的！”马上又跑到专案组，提出要改笔录，将原来据他口供记下的“是我个人借款”改成了“是我经手的”，并声称是他与检察院下属信谊商行合作生意。这样，100万元公款便成了检察院下属企业做生意的投资，而不是私借给个人了。 蹊跷事一再出现，其他几位证人也先后改变了证词。对这一问题的调查顿时陷入泥潭。 案件汇报会上，中央、省、市工作组的领导们得知这一事件后，非常气愤。曹克明同志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怒，用手指顿着桌面质问道：“×副检察长根本不是工作组成员，为什么干预调查！谁给他这个权力？” 刘丽英同志也生气地说：“为什么几个证人都一齐推翻了口供？是不是内部有人搞小动作，通风泄密？” 刘、曹当即指示，调整顾案专案组，重新组织力量继续深入调查。同时要追查跑风泄密、干扰办案有关人员的责任，严肃处理。 在场的省检察院负责同志也态度坚决地表示，对顾柏生这样执法犯法、贪赃枉法、素质低劣，混进检察队伍的腐败分子，决不能手软，一定严肃查处，同时也要利用这一反面教材，深刻总结检察队伍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顾柏生终究是一块烂泥，尽管有众多“朋友”的帮忙，也难再“提”得起来了。不久，顾被依法逮捕。 这种跨越迷障、力排阻力的气势，震慑了背后搞鬼的人，清醒了有糊涂观念的人，鼓舞着广大办案人员坚持原则，克服困难，夺取战斗的全面胜利。 高振家等人的落网，在无锡城内引起了轰动，广大群众击掌叫好。1995年春节贺宴上，也多了几个热门话题。 春节刚过，又一起事件引起了当地更大的震动。事件的中心人物，便是无锡市副市长丁浩兴。 将市政府菜篮子基金款借给谈根发向新兴公司集资，是省纪委调查组对丁立案调查的第一个依据，后来，在谈根发的会龙公司帐上，又发现了丁浩兴报销的一张4588元的装修住房单据。根据这个单据找到装修工程队的包工头，包工头想到涉及副市长，不敢讲出实情。调查人员一走，包工头便跑到了丁浩兴家。“丁市长，我给你开的收据怎么跑到会龙公司帐上了，现在又在调查组手上。” 丁副市长脸一红，这笔装修费根本就没付给工程队，是向包工头凭空要的收据，又拿到谈根发那里“报销”的。他赶忙把包工头拉进屋里：“我现在就补上。”边说边给了他5000元钱。包工头“仗义”地说：“你现在也不用给了，我会给你包下来的。” 然而即使包工头给他包下这笔没付的装修费，还有在谈根发帐上报销的那一块也要补上，因为丁副市长明白，这起码是违反纪律的。第二天，丁便借“廉洁自律”之名，向市委交了4583元，以求换来主动。 丁浩兴以为这样表了个态，认了个错就算过关了。至于他在会龙公司的那笔“秘密投资”—无本集资5.2万元，他自以为形式隐蔽，用的又是假名，天衣无缝。但雪堆里终究藏不住石头，会龙公司帐上这笔“王丽菊”的无本集资，已经引起了省纪委、省检察院联合调查组的注意。 为什么独独这一笔集资没有本金劫领了利息？ “王丽菊”显然是个特殊人物，她（他）是谁？ 谈根发和会龙公司会计说出的名字，与笔迹鉴定结果是相同的三个字：丁浩兴。 “王丽菊”竟是堂堂副市长的代称。 尽管丁的老婆、孩子几次闹到工作组驻地，撒泼、耍赖口口声声说丁浩兴没问题，是他们当家属的干的，尽管丁浩兴数次反复不予承认。但铁证如山，抵赖不掉。 3月26日，丁浩兴被检察机关依法收审。 让我们来看看此时“丁副市长”的可怜相吧，他蓬头垢面，身衫不整，哪里还有半点副市长的“风采”。受审时，丁忽而茫然呆坐，忽而唉声叹气，忽而捶胸顿足，忽而泪流满面，“我怎么会走到这一步！”是的！当年他是何等风光，而如今那曾经握着剪刀到处剪彩的手上，戴的却是冰凉的手铐！ 看着眼前正在用脏兮兮的手帕抹着鼻涕和眼泪的丁浩兴，笔者忽然有一种感觉，贪欲的膨胀，简直如同毒瘾一发，发作时会催使人们不顾一切地去获取满足，去享受片刻之间的飘飘欲仙、美梦成真的幻觉，而过后却是永远摆脱不掉的痛苦与悔恨的煎熬。 人，难道不该像戒毒一样去提防自己内心、深处时不时会蠢蠢欲动的贪欲？刻板而无情的法纪，从某一方面来讲就是为防止某些人“毒瘾”发作而设置的“保护绳”。 那位同样身陷囹圄的年轻的厅级干部李敏曾哀叹：我在金钱面前打了败仗，没有把握住原则。如果当初早点与纪委的同志交上朋友，也不至于走到监狱里来。 法律的最后功效，就是为胆敢以身试法者布下了“十面埋伏”。任你是昔日威风八面的“楚霸王”，或是阴险狡猾的奸佞之辈，一样难逃法网。 “名旦之首”姚静漪的合伙人、北京华诚纺织联合总公司总经理周涵春，于北京在欢度春节的酒宴后被捕。后来从他身上又追查出上海市电气公司经理汪曾祥，副经理沙天麟等人的犯罪线索，一干人犯均被逮捕。 非法集资始作俑者李允若，从深圳被羁押归案。 名噪一时的“改革家”倪品良，受到无锡市纪检、监察、检察机关的联合调查。被抓获时，从其5个窝点共搜出钱财170多万元。 原某部队副师级干部、曾任新兴公司副总经理的张国赢，在外花天酒地后，一进家门便被戴上了冰冷的手铐。 雷声大，劲风吹，雨注更急。 1995年4月6日，北京市怀柔县，幽静的山谷间，一声沉闷的枪响，一个罪恶的灵魂将自己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宝森畏罪自杀。这声枪响震惊了全国，同样也回荡在千里之外的无锡城。 原来，李敏供出周北方行贿之后，最高检于1995年3月13日在北京将周逮捕。后来又从与周同案被捕的陈身上，追查出原北京市某机关副处长、后来下海经商的胡××的犯罪事实，根据胡××的交代，又追查出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副市长王宝森滥用职权，贪污、挪用巨额公款，造成巨大经济损失等重大犯罪事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也因此涉嫌有严重问题而辞职，接受中央纪委审查。此案公布后，震惊了国内外。 说起来，王宝森一案已是从无锡新兴公司投机倒把案挖出的第六代案中案。 案中案挖到深处，多与非法集资本身已无多大联系，但正是对党政机关内部腐败分子的坚决查处，有力地推动了全国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谱写出了反腐败大合唱中最为激动人心、振奋人心、鼓舞人心的华彩乐章。 据统计，本案共挖出案中案84件，全案（包括案中案）涉及765人；必须追究纪律责任的党员干部130人，其中县处级以上干部45人；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党员干部66人，其中县处级以上干部19人。 新兴公司案是多条战线、多个战场的大战役。就在各个专案组向犯罪分子发动围剿、追击的同时，追款、清退工作也在紧张进行着。 非法集资狂潮给千万集资者带来了深重灾难，人们关注着对违法犯罪分子依法严惩，也同样期待着工作组帮他们挽回损失，渡过难关。 当时，集资者中主要存在着两种心态。一是“不仅要归还集资本金，还要照付银行利息。”理由是他们与新兴公司签订了“合同”等等；另一种，则担心会血本无归，“恐怕连50％的兑付率也达不到。”笔者在参加中央联合调查组期间，曾受领导指派到有关地区了解群众反映，感觉到悲观的看法相当普遍，有人甚至几乎绝望。在此情况下，有人便准备采取哄抢财物、拼命等极端措施。 群众的利益，深深牵动着中央领导人的心。 江泽民、李鹏等中央领导都曾指示，一定要以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精神，在可能的范围内切实保护广大集资单位和个人的经济利益。 早在办案之初召开的中纪委第一次协调会也明确指出，要一手抓查案，一手抓清退，尽最大努力把集资款追回来，还给群众。 省市委工作组根据“查清问题，减少损失，惩处罪犯，维护稳定，促进发展”的方针，把追款、清退工作同样放在了主战场的位置。 对于不切实际、有糊涂认识的集资者，认真向他们指出，参与新兴公司的集资，是不合乎有关法规的。原来想赚大钱，风险本应自担，别的社会中，政府是不会管出资者的损失的。但我们是社会主义社会，政府才帮助群众催款、挽回损失。 同时，他们投入大力气开始了紧张的工作。 这是个特殊战场上的特殊战斗。 审计开路，摸清非法集资的详细底数，是这条战线上打的第一仗。 然而，新兴公司非法集资时间长，规模大，涉及单位面广量大，有大量的互相委托集资，资金串户不入帐，体外循环，流向复杂；公司帐册更是混乱不堪，白条、假凭证俯拾皆是，原有帐表不能反映非法集资的全貌。被兴隆公司调走的那部分帐目，在有关方面的过问下，尽管归还给了工作组，但李明一伙已作了手脚。 针对这种状况，省委、市委工作组组织了省、市、县三级审计部门的260多名专业人员，对新兴公司进行全面财务审计。 为了确保全案查处工作的顺利开展，为了争取比金钱更为宝贵的时间，工作组领导要求审计必须准确又要快。审计人员重任在肩，信心百倍。无锡市审计局正、副局长一齐上阵，面对邓斌一伙布下的迷宫，面对一条条无形的沟壑，他们大显身手，发挥了高超的业务水平。 酷暑热浪中一连20多天的突击奋战，腰坐疼了，手算累了，眼熬红了，许多同志病倒了，他们审核了整整5个大皮箱的12万张原始单据，从6万多笔业务中整理出48万个数据，建立审计底稿5000多张，登记新帐册40多本。全面审清后，各种单据、凭证积累了整整17个大皮箱。同时他们还派出了13个对帐小组，北上黑龙江，南下深圳、香港……同各出资地区、单位逐一对帐。同时，工作组又抽调专业人员，对新兴公司下属39家企业的资产、股权进行全面清理审核、评估。 新兴公司非法集资的底细真相终于大白，全部集资的来源、分布、流向、兑付情况，以及新兴公司的债权、债务、资产等等都被审核得一清二楚。 几年来，邓斌一伙累计集资32亿1700百多万元。被用于“拆东墙补西墙”维持骗局兑付本息共26亿多元，尚欠集资本金16亿多元，以债权、股权、资产等相抵，新兴公司尚有12亿多元的亏空！资金流向涉及12个省、直辖市20多个地市的300多家单位，其中有债权、超兑付款、赞助款以及不同事物形态的各类财产。 这就如同向指挥员们提供了一个目标清晰准确、情报翔实可靠的军用地图。特别要指出的是，审计也为各个专案组查处违法违纪分子提供了大量的线索和证据，成为攻克一个个“案件堡垒”的爆破筒。审计工作者立下了汗马功劳！ “先锋”旗开得胜，这一路的战事似乎比较顺利，然而，战役刚刚开始，难题还在后边。 由于邓斌的非法集资活动长达4年，一部分较早参加集资的单位和个人已全部收回本金，有的还得到高利率的回报。而大部分则本钱未能收回，遭受了惨重损失。为搞好清退，江苏省委、无锡市委工作组领导多次深入受害地区，广泛听取、征求广大干部、群众的意见，同时又专程到国家工商总局等国务院有关部门汇报、学习、接受指导。对由于当前法规不健全而难以把握性质的问题，则积极请示中纪委协调会决定。经过3个多月的调查研究，工作组先后12次召开座谈会，8易其稿，最后制定出了《关于对新兴实业总公司非法集资清退工作的原则意见》、《新兴实业总公司非法集资清退工作的实施方案》等一系列文件。确定了“以息抵本，超兑退出，测算一级，统一比例；通盘考虑，一视同仁，分块负责，分步实施”的清退原则。 按照这个原则，清退范围是指新兴公司直接向出资者收取的集资款和其它债务款；清退集资款应根据追款情况，按统一清退比例归还本金；已获取的利息抵作本金；超出本金（超兑付）部分坚决追回。 工作组还规定，下列资金应抓紧归位：新兴公司及下属企业的所有资产，其投资组建的内联企业、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和境外企业的股权，在经营活动中产生的债权，以各种名义上交的管理费，北京兴隆公司调走的资金、实物及指定调经外地（含境外）的资金、实物等。此外，还有单位和个人在介绍或代理集资中截留的利息差额款或从中获取的所谓顾问费、介绍费、中介费、劳务费、旅游费，奖金及贵重礼品等；出资单位或个人收取新兴公司还本付息的款额超出其出资额部分的款额；在新兴公司非法集资案中贪污、挪用、贿赂等被追缴的赃物或其他非法所得钱物。以及其他应归还的资金，包括新兴公司为非法集资而虚报销售利润所缴纳的税金等。 工作组指令，对所有归位的资金一律存入指定的银行帐户，专门用于支付清退资金；对各类实物、股权分别予以变卖、估价、抵债或转让。 这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浩大的工程”。为了人民的利益，省市委工作组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资金归位是第一个难题。为此，工作组动员各级纪委、法院、工商等部门的工作人员，组成了51个“催款小组”，分赴几个省市包括香港地区在内的300个单位催款。 在工作组的努力下，不仅超兑付款大都追回，而且邓斌一伙招摇撞骗到处捐赠，以及被他们搞到境外的集资款也大都归位。共挽回经济损失10.43亿元，其中仅从外地催讨回的债权和各类财产变卖就达1．9亿元。 这一场特殊的战斗，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但是，在归位的资金中，“成分”复杂。有现金，只占39.58％；有股权、债权，包括在香港公司的欠款，在布达佩斯（匈牙利）的合资企业的股份；有产权，遍布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有山西的厂房、黑龙江的设备、深圳、海南的房地产……五花八门。 这意味着一个棘手的难题：要把这些七不沾、八不连的东西搭配到一起还给数百个兑付不足的单位和个人！ 工作组制定的清退计划是个“三级跳”。 1995年春节前，开始第一步清退，以现金兑付为主。比例定为55％（累计兑付率）。 第二步，4月中旬以前完成，根据第一步清退及资金催讨归位情况，确定比例。主要是对新兴公司的产权、股权、债权尽量通过拍卖和转让变为现金来实施清退。确定难以拍卖变现金的产权、股权，将通过资产评估后，用于冲抵清退资金。比例提高至85％。 第三步为扫尾工作。尽最大努力提高清退率，减少损失。 保证这个“三级跳”顺利实施，达到最佳社会效果的核心关键，是工作组响亮地提出的“公正、公开、公平”的原则。 “把清退过程变成促进社会安定，促进经济发展的过程”，江阴市近百名办案和清退工作人员根据市委提出的这一目标，创造了许多具体而富有实效的清退工作经验，使这一道道难题得到圆满解决。 上海一家化纤厂由208名工人凑成的193万元，几经辗转通过江阴市桐歧镇的一家企业投到邓斌处集资。早期清退时只兑付25万元，其余的则拖欠不给。工作组领导得知此事后，立即全力协调督办，并严格规定了归还兑付的具体时间，从而化解了一触即发的矛盾态势。 为了维护安定，最大限度地减少群众个人集资蒙受的损失，江阴市要求凡需清退的个人集资款原则上都给现金。这个市一个物资公司300多名职工凑了200万元，由公司经理转投到新兴公司搞集资，到案发时，本金利息分文没有拿到。职工催逼要钱，经理不敢到公司上班，少数参加集资的职工还到市政府上访，要求偿还本金。在清退中他们千方百计凑足现金，按规定逐一进行了清退，职工普遍感到“比原先预想的好多了！” 第三步清退工作行将结束时，累计平均清退率已达92.65％。广大人民群众交口称赞，“党和政府办了一件大好事！” 1995年5月，已是第三次来无锡的刘丽英等中央联合调查组和省委工作组的领导同志，在无锡市委主要领导陪同下，到非法集资的“重灾区”江阴市、无锡县进行了调研考察。这是一个充分展示办案成效、展示无锡人民风采的“凯歌行”。 他们来到一度成为重灾区的江阴市。这里的各级领导在深刻总结教训的基础上，制定了计划，决心通过生产把损失夺回来。他们说，江阴人的性格就是压不倒，我们要灾区不“栽”！峭岐镇是灾区中的重灾区。该镇党委书记说，我们要在发展中争效益，两年内把损失夺回来。该镇信达物资公司原因高额出资而使建设中的热电厂成了“半拉子”工程，部分设备严重受损。集资款清退后，工程又重新兴建，工地一片繁忙。 是的，现实又一次有力地证明了贯彻“两手抓”方针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就在办案最紧张的1995年上半年，无锡市国民生产总值比去年同期增长33.3％，财政收入增长34.8％。无锡县（锡山市）、江阴市继续位居1995年全国百强县（市）前两名！ 考察归来，工作组的领导同志感慨地说，无锡成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靠的是拼搏实干，不是投机取巧。尽管有人走了歧路，但这种拼搏实干的优良传统永远是他们重焕生机的法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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