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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及其三图名称由来传说——从噶尔昆沙到狮泉河，阿里首府 的变迁与沿革——最偏远的又是最尖端的：阿里的太阳房和光电站——四 十年前的一桩往事——狮泉河镇经商者——并非故乡风景中生长出来的狮 镇文化，来不及从容不迫——为万里之外的儿子做生日——一切都很值得 —— 阿里地区现有总土地面积三十万五千平方公里，总人口六万零五百人，差不多平均每五平方公里为一人。下设普兰、扎达、日土、噶尔、改则、革吉、措勤七县。其中后三县为纯牧业县，在自然地理上属藏北高原。据阿里的历史概念，则不含藏北高原，仅指被称之为“三围”或“三环”的普兰、扎达、日土三地，分别为雪山环绕、岩石环绕和湖泊环绕之地。据其历史地理，先归象雄，再归吐蕃，元朝时划归纳里速古鲁孙宣慰司，明朝则归俄力思军民元帅府。 古代阿里高原曾沿用过的名称，最早可查的为大羊同和小羊同（象雄转音）；到吉德尼玛衮开创古格时代后，又称“领域三部”（纳里速古鲁孙之意译）；而在民间传说中，则认为在甘丹才旺之后，才明确地出现“阿里三围”之称。这一传说集中了阿里及三围各名称来历的民间说法。 如前所述，拉达克王朝与古格王朝的创立者本是亲兄弟。但三弟德祖衮选择了北方玛隅建起拉达克王室后，由于地理遥远与两位哥哥交往渐疏，终至后代反目成仇，屡动干戈。十七世纪三十年代灭古格后，举兵东进，侵犯后藏，达赖政权不得不出兵反击。 此时的甘丹才旺身为清朝敕封的西藏地方最高行政长官蒙古汗王的兄弟，也是出家僧人。应召出山时还了俗，亲率三千名蒙藏骑兵西征。由于他的军功，他成为阿里人有口皆碑的最著名的‘英雄人物，他的传说堪与格萨尔王相媲美。由于阿里近代史上没有更值得一说的业绩，阿里人至今仍津津乐道。 甘丹才旺骁勇异常，拉达克人闻风丧胆，一将落荒逃回列城，正在召集残部时，甘丹才旺从噶尔的扎西岗一箭射中了该将的头盔。有人问你是神还是人？甘丹才旺说，我是人，但衣冠穿戴与众不同。于是拉达克人摹仿甘丹才旺的穿戴据说直到现在。 心服口服的拉达克人送来许多杏干，甘丹才旺又转呈给藏政府。拉萨人不知来历，想当然地以为阿里所产，取地名阿里是“甜山”的意思。 甘丹才旺驱逐拉达克主要赖于三场战役。在向藏政府的战况报告中，甘丹才旺描述了三战役的情况：第一次战役在雪山环绕的普兰，歼敌像“拔一根毛一样”容易——普兰，即一根毛之意；第二次战役在岩石山环绕的扎达（扎布让），歼敌则像“拔一根草一样”容易——扎布让，一根草；第三次战役在湖水环绕的日土进行，歼敌较为困难，像“啃骨头”一样——日土，啃骨头。 ——这是有关“阿里三围”之名由来的又一种解释。 阿里百姓与屡屡进犯的拉达克人不共戴天，杀死拉达克俘虏无数。在普兰多油乡，建有三座佛塔，名“崩莫切”，意指塔下埋十万人，为死者超度。虽已残破但该塔犹存。 甘丹才旺此前为僧人，率兵征战的需要才还了俗。虽然战功显赫，终是杀人如麻。于是战后在普兰县城建一贤柏林寺以赎罪。 光复阿里之后，当时的西藏地方政府在此设立了正规的行政建制，由甘丹才旺选择了今噶尔县的噶尔昆沙和噶尔雅沙作为首府（冬、夏季驻地）。藏地称其为“堆噶尔本”，后改称“噶大克”。噶尔本下设四宗六本。噶尔本官员由拉萨的噶厦政府直接派出。由于阿里地处边境，噶尔本官员的品第较高为四品官，每三年轮换一次。甘丹才旺是第一任噶尔本（专员）。按照西藏政教合一的政权体制，噶尔本也照例是一僧一俗。僧官名次在先但不主事；俗官名列其后但掌握实权。这些官员品第虽高，来阿里任职也只好住帐篷。各宗官员及头人时常来拜访噶尔本，就称阿里的最高行政长官为“乌固”，乌，帐篷；固，尊称。本世纪五十年代初，噶尔本留在噶尔昆沙的官邸还只是一排夯土的破旧房子。 当我沿着象雄——古格——近古阿里的脉络检索一番，自以为已大体明晰并尝试了粗线勾勒之后，不意近日在西藏自治区档案馆发现一明代档案原件，为明洪武六年的一三七二年，明太祖朱元璋敕封溯思公失监为俄力思（阿里）军民元帅的圣旨。圣旨称，因搠思公失监“久居西土，闻我声教，能委心效顺，保安境上”，特敕封为俄力思军民元帅。 问及搠思公失监其人，该档案馆研究人员一概不知其人生平事迹，只能由其名判定为蒙古人。 问及明代俄力思军民元帅府这一政权的驻地、业务、活动，及其与阿里各土著政权的关系，概不能答对。 这件事情提醒了我，对于阿里尚有未知的许多片断。或者说，我们已知的古代阿里，仅是片断。 西藏和平解放后，阿里分工委、专员公署，所在地就设在噶尔昆沙。现在与我同住一个大院的《西藏文学》主编李佳俊，一九六四年至一九六七年间曾作为《西藏日报》、西藏人民广播电台驻阿里地区的记者，经历了噶尔昆沙——狮泉河阶段。他谈起生命中最艰苦的这一段岁月总是格外开心动容。一九六四年的噶尔昆沙，只有一个大院落，内套分工委、行署、军分区、贸易公司等若干小院，房间狭小，土质墙却厚达一米。室内放一张小床、一张铁桌及一只铁皮火炉后，再放一把椅子都难。全城干部四百多人都住这样的房间。烧柴就烧驻地周围的红柳。这种植物根系极发达，又耐烧。难以挖掘，就绑上钢丝，拿拖拉机硬拽。海拔四千三百米的噶尔昆沙不产蔬菜，就吃野地里生长的野葱野菜。聪明的主妇用盆发豆芽，那是最出色的蔬菜了。偶有人从新疆带来点儿青辣椒和洋葱之类，总要欢天喜地地请来三朋四友品尝。李佳俊最怀念的是在山西人家里吃的“阳春面”，即以野葱野菜并油、陈醋、胡椒之类佐以面片，成为李佳俊阿里生活的最高享受，至今犹不能忘怀。他曾告诉我说平均每人每年“吃”一件毛衣的意思，是说米里、面里都是牛、羊毛。物质的贫困在其次，邮路不畅通对于识文断字的文化人来说真是痛苦异常。每年十一月开始到次年五月这一漫长冬季里，通往新疆的大报上雪封路阻，报纸、书信中断半年。这样的冬季是难熬的。对于那些恋爱之中又分处异地的年轻人可就加倍难熬。书信不通，只得用明码电报互诉衷肠，哪里还有秘密可保！有一天，报务员收发这样一份电报：“我昨晚做了一个美梦趁你妈妈出去买菜我啃了你一口。”此事被领导得知，认为是“资产阶级思想泛滥”，发报的小伙子和报务员双双挨了一顿狠剋。 翌年冰消雪融的春季，邮局在五月初接到电波传来的消息：邮车已从新疆喀什出发奔赴阿里。这消息又通过电波到达各县。这是全年中最令人兴奋不已又坐卧不宁的时刻。数日后，当邮车抵达日土县，距噶尔昆沙尚有一天路程时，噶尔昆沙收到第二封电报通知，便全面做好了“迎驾”准备。第二天下午，按捺不住的人们倾城而出，公路边，土墙上，引颈遥望的人们焦灼、激动，望眼欲穿地盯准了西北方向。当遥见烟尘陡起，人群便开始骚动，拥抱，呜咽，抽泣，啼哭声与欢呼声汇成一片。 二十几年过去，李佳俊谈到这里时，又忍不住哽咽。我们几位听众也不免鼻子上部酸酸的。 年轻时还是多经历一些艰难困苦才好，它会成为终身财富，时间愈久愈有光彩。我们对安适的生活总是既向往，过后又总是无话可说。 但是，人不能终生艰难困苦，那会被生存问题淹没而难再进步。几十年间阿里人为生存进行了有成效的工作，然而付出的代价也够大的。后来我从杨松对于阿里的介绍中深切体会到这一点。 由于噶尔昆沙燃料困难，加之春夏雨季翻浆严重，房屋易倒塌；公路为噶尔河所隔，车辆通行受阻，等等。早在六十年代初便议论搬迁之事。搬到哪里去呢？李佳俊有幸追随当时的阿里军分区政委刘少雅，当时的专员，以及地委办公室主任李德普，乘坐一辆北京吉普，带上望远镜和军事地图，北到日土，东到革吉，周游各方，勘察新址。今狮泉河镇所在的狮泉河七、八十公里长的滩地上，密密生长着西部高原的原始森林——红柳。红柳学名为水柏枝，是一种极耐干旱、贫瘠的植物，因其枝条呈紫红色故名之。红柳丛林首先就吸引了这群寻找风水宝地的人们的眼睛。加之此地有山有水，拥有东西长四十公里、南北宽十公里、面积四百平方公里的大平坝，是新（疆）——（西）藏公路、黑（河）——阿（里）公路汇合点，虽有距国境线近，驻地无群众等不足，也就忽略不计了。 后经北京批准，阿里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就这样转移到郁郁葱葱的红柳丛中。然而红柳森林并非永远的风景。如今那片风景只依稀存活于狮泉河中老年人的脑海。他们眯起眼睛赞叹说：多么密的红柳滩！站在大卡车上的两车人相互望不见！至于年轻人，则像听神话一样地懵懂，仿佛这片风景压根就没存在过。我所见的狮镇，是白灰色漠漠荒原，在西藏最强烈的阳光照耀下，空间大地干燥得透彻，乔木、灌木一应绿色不再，犹如火星和月球。 这座新生长的小镇以其所依傍的狮泉河而得名。狮泉河是印度河上游支流，源于冈底斯山北麓。八十多年前，作为发现印度河最初之源的西方第一人斯文·赫定，曾经雇用过当地一位向导、租八只驮羊、备足够用一星期的马料，带着几位仆从，攀上狮泉河最初面世的山顶，看四条泉脉如何从一块坦平的岩板下发出，合成最初的溪流。近侧是三座高石碑和一面四角形的真言壁，上刻神圣的六字真言——当地人早已灵感到这小溪流、小泉脉所具有的深远意义和价值，并以此作为圣地标志。但作为科学发现并公诸世界，当数赫定其人。赫定往返此地用了五天时间，沿途捉了三十七条小鱼，枪杀一只野羊。付给雇用向导及其驮羊、饲料费用共计一百七十六马克。赫定想：印度河发源地发现得真算便宜呀！ 从拉萨至狮泉河的公路，在将要到达目的地的数十公里路段，是傍着狮泉河而行。一处绿如毯、花锦簇的河畔草地上，是远道而回的阿里人约定俗成的临时休息地。他们将在此一洗四五天来的旅途风尘，尤其将他们的乘骑三菱、丰田等开进河水认真洗刷，以便明光锃亮地驰人狮泉河镇大街。这心境这情形犹如我所熟悉的那曲下乡干部返回那曲镇的招摇过市一样的。如月球也好，如火星也好，一旦情结系于此，它便就是伊甸园。同行的洛桑，阿里地区经计委副主任，不过四十出头年纪，已在阿里工作十八年，而妻小都在拉萨。他很自豪地告诉我们，这条路的开辟，从勘察路线到竣工通车，都是他一手负责的。当下我便想，藏族不仅是万物有灵论者，甚至还是物活论者，其古典思维认为一些有机物甚至无机物的石头之类也有历史和行为，也有谱系传承。据此，道路也就有了族谱，高大魁梧的洛桑当是此路之父。 首次到达狮泉河镇的那一天是一九九○年七月最末一天下午。我们与阿里的三台三菱车同在狮泉河畔休息洗车，并拆换了左后轮胎，就此出现问题：轮胎中央六个螺丝中有一半没旋紧。上路后即将到达目的地的喜悦使满车人兴奋：“狮泉河——How do you do！Love you——阿里！”不料乐极生悲，就在即将拐过山弯，狮镇在望的刹那，我们满车人都亲睹了我们的左后轮胎怎样从容不迫地径自滚向路基之下十数米开外。后面几辆车上的人也都看见啦。好在刹车及时，不至于在转弯时倾覆。恼羞成怒的驾驶员直抱怨扎呷在帮助上轮胎时未能拧紧。后面车上的大胡子藏族驾驶员则回走片刻，捡回两颗螺帽，又从自家车上找到一颗，看看还有三颗螺母未断，重又安上轮胎，空车前行，我们满车人只得步行前往刺目夕阳下的狮泉河宾馆。 夕阳下的狮泉河镇娴静地铺张在广阔的滩地上。四分之一个世纪前的镇容仅限于目前镇中一小片地方。一九六六年搬迁来的地区首府，是按八百人的规模设计的：迁来四百人，尚有四百人的发展余地，这在当时还算是大胆设想。全镇当时拥有一口井、一座商店、一间发电房，一台八十四千瓦发电机。修建的最大建筑物为六百五十个座位的大礼堂——为此，当时主管基建的李德普在文化革命中受到冲击批判，说他“好大喜功”：盖了那么大的房子。 但是，阿里的发展速度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想。这个按八百人规模设计的城镇，八年之后就闹起房荒，十年之后就只得盖起大量简陋的临时建筑供干部办公栖身。八十年代末，是狮镇大规模发展的十年，小镇充起气来似的扩张。杨松在担任阿里计委主任和副专员期间所从事的重大项目之一便是大力推广太阳能采暖房。凡新建公民建筑除仓库外，一律按太阳房规格设计。这是一项地区的决定，不得违反。所以阿里就成为国内利用太阳能最好的地区，太阳房面积最多的地方。所建七万余平方米的采暖房，占全西藏同类房屋的一半以上。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九日，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给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阴法唐同志来信专门谈能源问题。信中写道：“西藏这样的地区，必须从现在起就一步一步解决能源问题。”还说，“西藏这样的地区，很可能适宜搞太阳能。”我将要来阿里的前几天，恰值早已离任的阴法唐书记正在拉萨访问。听说我要去阿里，特意找到我并嘱我好好了解一下狮泉河镇太阳能利用的情况。他本想亲自去看看。这位戎马一生的老将军，在他在藏任职的最后几年，致力于西藏能源事业的开发，以造福于他深爱着的西藏人民，离休了仍念念不忘。 我满口答应。到达狮镇看了看，新建筑平地而起并附以黑色墙体、密封窗等采暖设施。可惜时值夏季，未能体会太阳房的优越。当时杨松副专员正在北京出差，随后他又调离阿里。直到此前不久，已担任自治区人民政府“一江（雅鲁藏布江）两河（拉萨河、年楚河）”治理规划办公室主任的杨松才应我的请求谈了修建太阳房的前前后后，他说—— 说起阿里太阳能利用问题的提出，实在是为生存所迫，万般无奈，别无选择。 由于阿里高原特别的自然、气候、地质条件，一向缺乏常规化石类能源的煤和石油，也缺乏传统燃料的薪柴。此前阿里的社会结构为封闭体系的牧业经济，仅有少量农业。为游牧、半定居和少量定居的格局。能量的简易循环即可满足生存所需。而现代社会的城镇化趋向，则对能源问题提出了较高要求。 搬迁至狮泉河镇之先，新疆、西藏两个自治区都慎重地考虑了这一问题。认为解决能源的根本措施是利用狮泉河建起水电站，解决取暖、做饭、生产生活一系列问题。为此曾设想过多种建站方案，并报请中央批准，由中央有关各大部委参与研究。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八日，由毛主席、周总理亲自批示的中共中央中发某号文件正式批复。但这个一千二百千瓦的水电站没能建起。主要原因在于阿里地层条件差。八十米深处仍是第四纪覆盖层，且该地又是八、九级地震区，勉强建起的大坝将是极不牢固的大坝，只得放弃。由于同样的原因，各县水电大多失败。普兰县建于孔雀河上的一百五十千瓦电站是成功的，但也仅供照明之用；扎达建一个二十四千瓦的、日土建一个十八千瓦的，只能算是微型电站吧。门士所建一百五十千瓦电站，共发电不足二十四小时，一场洪水下来，堤坝被冲垮。 烧牛羊粪其实也是间接烧草，仍属对植被的破坏。且因阿里地广人稀，粪便收集困难；收集起来运输线长，得不偿失。 在门士发现煤层让我们兴奋了一阵子。倒是层状分布，但煤层薄，最厚的一号井不过四十厘米，其它煤层薄到二十厘米。产量低，煤质差，海拔高达五千一百零五米。勉为其难地坚持开采下去，当然不能根本解决燃料问题。 本地看来没指望了，就把目光向外地瞄。从新疆方面运来原油——南疆发现石油，尚未建成炼油厂，将井喷后流到戈壁滩上的原油收集起来，五元钱一桶出售——为烧这难弄的原油大伙儿绞尽脑汁：用砖在油中浸泡两天后放在炉内点燃；或用罐头盒戳个洞，接上管子一滴滴流进炉中……一时间，狮泉河镇最清纯的空气给弄得乌烟瘴气。后经查资料不得了！这种未经提炼的原油燃烧后对人体大有损害。烧柴油也是，因为没有相应的燃烧器具，事倍功半。 随后就是从新疆调运原煤和焦炭。从拜城起运到狮镇，足有二千二百公里。山高路险，运输线长，尤其进藏路段运费五十元一个吨公里。算一算，运来的每吨焦炭折合近七百元。 再后来又打地热的主意。自治区以巨额投资重点抓了郎久地热电站。有人曾建议修一个三十多公里长的管道将地下热水送至狮镇供取暖之用。可是也不行：郎久地热的热值本来就低，只有九十摄氏度，输送到狮镇，那还不成了凉水！ 寻找能源，一寻十多年。这期间只得依靠烧红柳解决饥寒温饱问题。耐烧的根部很难挖，只得动用推土机开路，再以钢丝绳捆绑，最后用汽车将其拖出。实在难搞的，就钻上眼，放炸药轰炸。与此同时，各县也大显身手，烧红柳，烧刺柴、趴地松，扎达还烧珍贵的沙棘丛，十多年过去，狮镇上下游差不多八十公里的红柳滩被剃成光头。现世现报，我们随即就遭受到大自然的惩罚：由于植被破坏，土壤保水土能力差，每年春夏之交，雪山融水使狮泉河水明显加大；洪水曲线显著上升；而冬季的风沙更加凶猛。一九七八年的洪水危及狮镇，全镇人一齐奋勇抗洪——每年我们春季植树时，总要挖苦当年毁树的老同志：既有今日，何必当初？ 烧光了红柳，日子越发难耐。狮镇海拔四千三百米，气候干寒，采暖期长达九个月，至少也在半年。冬季绝对低温达零下三十四点六摄氏度，夜间连暖水瓶里也结冰。我们真正体会到冷的滋味：白天在办公室里冷得坐不下，夜间在宿舍里冷得睡不着。那位黑龙江来的李德普，在扎达县当县委书记时，晚间就去有家室的职工家围上炉子聊天，可到该睡觉时只得告辞。回到冰窖般的小屋，就点两张报纸左右挥舞，待意念中感到寒气已被驱散，便迅速钻进被窝——冬夜，人们千万不敢脱掉毛衣毛裤钻被窝。 烧饭也成问题。由于缺柴，机关食堂停火。单身职工度日如年，时常因无柴而饿肚子。那时，每位干部每年只分配半车柴，哪里够烧！在县城，在狮镇，就有人拿报纸烧饭。只是报纸特别不耐烧，需高度集中注意力，一刻不停地往灶内续报纸。做一顿饭真紧张啊。经周密计算，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的报纸，正正好好可做一顿饭。 这问题也成了挪揄人的话题。有个干部叫王继武，被别人戏称为“烧别人的柴不烧自己的柴；戒自己的烟不戒别人的烟。”前半句的意思是，王先生时常去别家勺昆”点儿暖和气，打扑克，聊天时热情地帮人家添柴；待到别人到他那儿聊天，他可就袖着手陪着别人挨冻。 阿里的部队、机关，基本生存都出现了危机，谈什么保卫边防、发展进步！这个问题折磨得我们食不甘味，夜不安枕。 此时已进入八十年代。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从一本科技杂志上看到了加拿大的太阳能采暖房并附示意图，心里一动：狮镇的太阳辐射强度高于拉萨，在世界上仅次于埃及开罗，为何不如法炮制，也利用一下太阳能呢！ 随后就是去上海的太阳能所，去甘肃的能源所，再后就是甘肃的专家来阿里考察，最后是一九八三年底，阿里首批一千八百多平米的太阳能取暖房建成。大功告成！当年冬季的测试数据：室外零下二十五度，室内九度，室内外最大温差达三十五度！ 一九八五年，我正担任地区计委主任，便利用有权有钱的优势，说服了地委、行署支持这一事业，下发文件，强行推行。规定今后凡新建公民建筑，除库房外，一律建成太阳房。就这样，这些年来阿里建成七万多平米的太阳能取暖房，大大改善了办公和生活条件。其中有地区自筹资金三百万盖成的地区中学教学大楼，藏式建筑风格，全套电化教学设备，到本世纪末也不会过时的。学生的学习条件真有翻天覆地的改变：从前学生的手冻得红肿溃烂，握不住笔；现在教室里明亮温暖，学生、家长、社会都满意。 至于这样的好事为什么还要硬性规定，强迫推广？有几点原因。其一是造价较高，每平米较之常规建筑要高出一百多元。其二是许多人囿于传统生活习惯：非用炉火取暖不可；其三是燃料大锅饭：各单位拉煤来，无偿供给。对于第一个问题，一算帐就明晰：从新疆拉煤取暖，平均每平米办公室在整个寒季需开支一百元，按十平米计算，每人每年取暖费达一千元。太阳房一次性投资偏高，但办公室百分之百节省燃料，仍然合算。对于燃料大锅饭问题，坚决打破它，改为个人燃料包干——一个太阳房，涉及到思想观念、生活习惯、经济体制、分配制度等等方面的问题。太阳房既是科技问题，又是建筑问题，也反映了观念问题，还有美学问题……于是太阳房迅速普及，百花齐放，根据不同的建筑物功能，采取不同形式。有采暖房、保温房、被动式太阳房、主动式太阳房，还有主、被动混合型太阳房，共达十几种，其中有三种最成功，有极大的推广价值，不仅在阿里，而要在全藏推广…… 阿里成功地进行了太阳能采暖房的尝试。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能源问题，在一九八五年大规模推广太阳房的同时，又瞄准了光电机。光电池，是二十世纪科技奇迹；在二十一世纪，太阳能将成为世界各国的主要能源。杨松准确地捕捉到了这一信息。他下决心要使阿里越过明线电缆、微波等一系列常规发展阶段而直接跃入卫星通讯时代——短短几年过去，他至少部分做到了这一点：当代尖端科技移植成功，现代文明在阿里初露端倪。 西藏自治区想帮助阿里建一广播电台，杨松说不，要干就干电视台。他认为，越是偏远地区，越应率先发展电视事业，因为电视是改革思想观念、缩短本地与先进地区差距的最有效的途径。关键在于能源问题。柴油机发电不可取。柴油机发电电压不稳，难免不烧掉机器。只能建光电站！一九八六年，率先在地处藏北高原的改则县城建成六百四十四瓦小型光电站，发射三个频道。结果，光电系统非常成功，收视效果相当漂亮！ 索性一鼓作气，继改则之后，又于一九八七年开始在同属藏北高原的另二个牧业县措勤、革吉相继建成以光电为能源的电视卫星转播站，其中革吉县的设计功率较大。此事由杨松代表阿里地区提出，经由国家计委西藏经济工作咨询小组办公室主任王海大力支持，国家有关部门通力协作，利用国内现有技术设备，终于建成了国内目前最大的光电站。一九九○年五月十八日正式发电，供应全县电视收视和大半县城的照明。设计规模为十千瓦，但经实际测量，功率已达十一点八千瓦。这是因为采用国际通行标准设计，但阿里的阳光突破了这一标准因为它更加强烈。 看来阿里要走光电之路是确定无疑的了。今年（一九九一年）革吉所属四区都将建起小型光电站，明年的一九九二年，改则将要建起二十千瓦的较大规模的光电站。西藏自治区规划要在“八五”期间消灭无电县，阿里的经验对于解决藏北等地能源问题提供了样板。杨松结论说，越是不发达的地区越是要采取最先进的技术。因为就管理而言，越是最先进的技术越不复杂。例如太阳能光电站的管理，就是所有电业设施中最简单的：只须定期检查线路、为电瓶注水、打扫光电板卫生就行了。 多少年来，西藏及各地领导人为能源问题愁肠寸断。看来阿里的实践提示了解决的希望与可能。但目前光电系统价格仍然高昂。阿里以其经济实力作后盾——自一九八三年开始，阿里的经济就搞活了，利用本地畜牧业资源和矿产资源大赚其钱——领先于西藏乃至全国的光电事业，使阿里这个中国西南端的偏远犹如“界外小邦”的地区，就这一意义来讲，成为最荒僻的也是最先进的一个典范。 整个七十年代，阿里地区的行政人事由新疆代管。杨松是一九七六年由新疆调进的干部。当年他乘车由新疆沿新藏公路进阿里。这是一条海拔最高、气候最恶劣的公路，它在连接喜马拉雅、冈底斯、昆仑山、喀喇昆仑山等著名大山脉的山结间穿行，山高路险，冰封雪裹。杨松眺望着连绵峰岭，茫茫戈壁，心想大自然如何可能战胜啊！但当他注目于曲折起伏的山路以及路旁的电杆电线，又不禁想到，虽然有限，但人对于自然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在阿里下乡日久，目睹牧民们特别的生活习俗，感觉到人和自然并非对立关系，原来是可以和睦相处、融为一体的呀！经过十几年的工作实践，尤其是从事太阳房、光电站事业的成功，使杨松自信而豪迈地想到：人与自然可以在更高的层次上和睦相处，大自然提供了广阔的开发舞台，可以尽其所能地利用自然为人类谋求福拉！ 新疆与阿里关系密切，渊源深长。在介绍阿里和狮泉河镇的时候，一件往事不该被忽略。 我们首次到达狮泉河的当天，七月三十一日，阿里行署与阿里军分区联合召开了“进军阿里四十周年庆祝大会”。阿里的当代史自四十年前这一天开始。 一九五○年初，中央确定了由川、滇、青、新多路向心进军西藏的战略部署。为配合西南主力部队，西北局命令新疆部队派出一支部队进军藏北，解放阿里。为此，组建了进藏独立骑兵师。同年七月，李狄三同志接到命令：率领由汉、藏、蒙、回、维吾尔、哈萨克、锡伯等七个民族一百三十七人组成的先遣连先行进入，其主要任务是侦察道路、了解情况、宣传群众、争取上层，为大部队进藏创造条件。八月一日，先遣连从昆仑山脚下的新疆于田普鲁村誓师出发。 阿里历史就此掀开新的一页。与这一时刻同时注入史册的是，李秋三同志，他是革命英雄，也是传奇人物。 李狄三一九一四年出生于河北省无极县城道村一个贫寒人家。一九三八年入党，次年参加八路军。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结业后被分配在南泥湾三五九旅，参加过保卫延安的战斗。解放战争中随大军西进，直打到于田。再率先遣连南下阿里，开始了他人生中最艰苦、最辉煌的最后一段经历。 翻越冰峰雪岭、荒滩戈壁，克服了高山反应、雪盲、各种疾病的困扰，先遣连到达了今改则县的扎麻芒保地区。此地海拔高达五千米，荒寒野地里瘦草疏落，只见刺柴蓬生——扎麻芒保，就是“毛刺很多”的意思。此时，阿里噶尔本派员前来谈判。一个叫才旦彭加的秘书挑衅性地要同解放军比试枪法。 来者不拒，李狄三欣然同意。比赛这天，远远近近的藏族牧民前来观战。大片开阔地作了靶场，牛羊骨作靶。藏兵们射击时子弹去向不明，引得哄堂大笑；而先遣连战士举手之间，百发百中，围观者喝彩不绝。才旦彭加想挽回面子，要求与李狄三较量一番。好吧！李狄三从容地掏出驳壳枪速射三发，弹弹命中；才旦彭加连射五发，竟无一命中。随后，作为表演项目，李狄三命令炮手炮击，作为目标的石堆顷刻间被炸得碎石纷飞——不过雕虫小技而已，但是壮了军威。此后，解放军格萨尔王般的神勇传说与秋毫无犯的好名声一道飞遍了草原。直到今天，阿里人还乐此不疲地谈说四十年前的这场富有戏剧性的比武，尤其炮击。 随后的日子对于先遣连来说却就暗淡下来：道路为风雪所阻，后续部队及给养断绝。扎麻芒保艰苦卓绝的一个冬春里，马匹倒毙，粮、盐俱绝，只靠清水煮野马肉为生。尤其糟糕的是纷纷患上一种无药可治的病症：全身浮肿流黄水直至死亡。很可能是当地水质有害所致。李狄三未能幸免。但他长期隐忍着病痛，顽强地支撑起全连的精神。直到他昏倒在地时，战士们才发现他的绑腿早已深深勒进浮肿溃烂的肉里。硬是凭了那种精神，李狄三屡屡挣脱了死亡的纠缠，直坚持到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八日大部队开赴扎麻芒保之际，他亲眼看到了后来者时，才欣慰地闭上了眼睛。第二天，部队为李狄三和他的五十五位战友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六十年代，他们的遗骨迁葬于狮泉河镇的烈士陵园中。 寻找李狄三遗属的工作颇费周折。他只在离开于田时给家乡亲人们发过最后一封信；牺牲前既未留下家址，也未向父母妻儿留下遗言遗物。直到十一年后的一九六二年，组织上才设法找到他的家乡、他的家属。 先遣连以其壮烈的气概、非凡的功勋，被新疆军区授予“进军阿里先遣英雄连”称号，每人荣立一等功，每人获得“人民功臣”、“解放西北纪念章”各一枚。 先遣连的故事应当到此结束。但我禁不住要关心那些曾在风雪扎麻芒保的死亡门坎上踱过步的人，那些幸存者的命运。结果很不幸，那些了解情况的人，无不以低沉的声音述说同样惊心动魄的那些人的经历：作为特级战斗英雄的先遣连副连长早在“文革”之前即被某次运动打翻在地，那时他已任副师职，先遣连指导员，于“文革”初期被造反的红卫兵们装进麻袋，扔在大卡车上，不见三千公里云和月，由狮泉河，颠到乌鲁木齐。而那位尤其可怜的先遣连连长，从五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的二十二年间，被投入监狱，所谓政治问题。待到平反出狱，从精神到肉体都成为废人。 对于那些穿过枪林弹雨并与严酷自然、与死亡对峙过而大难不死的至勇者来说，虽然和平但丧失理智的荒唐年代更可怕。 死者长已矣，生者为之长吟嘘。我已铭记。历史已铭记。无论时代发生怎样的变化，李狄三所标举的那种纯粹精神仍然是一面旗帜。 那被掀开的阿里的新的一页也已成为历史。狮泉河埋下英灵，又若无其事地笑迎八方来客。阿里仍然年复一年地经历漫长的风季，短暂的雨季，有限的下雪日和无休止的骄阳。 近十几年来显然又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直接的大气候因素在于全国范围内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狮镇风景最显著的变化之一是集市的扩大繁华。位于镇南狮泉河北岸的贸易市场，带着仓促潦草的痕迹，几条纵横斜向的狭道旁，挤满了高高低低的半临时性建筑的铺面。与西藏其它地区大不同的一项景观是经商的新疆人的大量出现。此外，决心把川味推广到天涯海角的开餐馆的四川人，走遍全国从事裁缝修鞋业的浙江人、遍布藏区经销民族日用品的青海、甘肃人，出卖劳力的汉人以及无所不在的康巴人，等等，倒是同其它地区类似。 人口也往往是繁荣与否的晴雨表。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前按八百人设计的镇规模，仅占现镇中心一隅。一九八○年前除在职干部职工外，仅有城镇居民一人——他本是游牧至此，后在某单位做临时工——但到一九八○年，狮镇常住人口已达三千人暂住人口二千人；近些年来，夏季流动人口超过常住人口，到一九九○年流动人口五千人，当年全年达四万人次，居然接近全阿里总人口数目。当年，流动人口大多为“候鸟”型，到冬季便急剧减少。现在，常住一年以上者达一百多户，而狮镇居民则不足三百户。这些数字都是去年进行人口普查时，行署下决心，拉开人网，每一角落都搜索遍了，方才得到的。连普查人员都感到奇怪的是，有十多户竟连续居住达十年以上，并且还有外来妇女在狮泉河的医院生小孩的事情发现（由于缺氧，一般认为对于汉族孕产妇来说是危险的）；另有改则县一位建筑包工队成员居然与当地一牧女结婚定居了。阿里干部感叹说，要说阿里艰苦可真艰苦，可就是有不怕苦的人争着抢着来；新藏公路上年年都有人因缺氧而死亡，但更多的人却拥了进来。一是建筑施工，二是经商。都想赚钱，而国家集体个人果然都赚了钱。改革开放、商品流通就是令人不可思议：究竟是谁赚了谁的钱？ 藏民族传统观念中缺乏商品观念。农牧民不信任、不情愿借助商品流通媒介，而宁可世世代代赶着牦牛驮羊进行农牧盐粮交换。整个西藏直至近代才出现了四大商人。虽然其中的一家居然还买到了贵族爵位，但经商者普遍地位不高。在拉萨等地，最活跃的商人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内外的人们：久居拉萨的来自西部克什米尔等地的穆斯林，来自青海、甘肃的回民等。在阿里，则是新疆维族人。穆斯林充当了当代西藏商品流通媒介的一支活跃而重要的商旅。 伊斯兰教本就有着深厚的商业背景和经商传统。《古兰经》所规定的正是社会、经商和个人行为的准则。重商主义的伊斯兰信徒渗入西藏高原由来已久，从事国内外、地区内外的商贸活动已久。拉萨八角街的铸铜佛像甚至大都为回民的制作——而伊斯兰教义不仅格外强调唯一神，不仅极端反对偶像崇拜，对制造和销售偶像者尤为痛恶——提供藏民族宗教生活及世俗生活中的一应物品，体现了回民经商的灵活性。 去年在北京大学，一个偶然的机会结识了年轻的社会学家周星。周星正做着费孝通先生的博士后，按照费老的要求从事“回民怎样上高原”的专题。他去临夏做了这项调查。在临夏的作坊里，加工的是地道藏货，它们不久便会在拉萨八角街出现：仅临夏一州，就有上千辆个体车往返于青藏高原。重商轻死的回民带上氧气瓶就开赴青藏公路。既不怕死，也不怕被同化：他们有坚实的伊斯兰教为抵御。周星极赞赏回民在农牧之间、地区之间、民族之间积极致力于沟通的努力。他甚至转述了费孝通先生的一个观点：高原牧区必须走现代牧业的道路；每一文化模式的发展都须借助启动因素，而回族的这种努力有可能构成这种启动机制。 在狮泉河镇，我重又看到在拉萨所见情形，从青海、甘肃回民到新疆维吾尔人，代表了一种以商品经济为突出特征的异型文化，从拉萨直到狮泉河，对于藏民族的传统经济观念进行了全面冲击。 我从未去过新疆，因之对新疆的“吃”文化（除羊肉串外）当是首次接触。他们的以肥羊、黄胡萝卜制作的抓饭具有异乎寻常的浓烈的膻香。还有那招揽客人低沉的嗓音、浓重的鼻音、短促的音节同样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新疆人的烤羊肉串已延伸到拉萨。新近见到一位，生意极好，拉萨人认准了新疆人的羊肉串，说比汉人的地道。因此这位制作羊肉串者大获收益，每月收入高达数千元，足够一位普通的国家干部职工全年工资收入。 四十年来，阿里的北大门始终敞向新疆，由于新疆的方便和富有。不仅阿里的边境由新疆部队驻防，地方干部的衣食住行也差不多端赖新疆，连干部本身也多为新疆所派遣。干部休假，也总是沿新藏线北上，走喀什，飞乌鲁木齐市，再乘火车去往各省。阿里干部们说话，不由自主地带有新疆人的鼻音；阿里的市场也沿用起新疆所习惯的“公斤”制。例如，目前狮镇市场上（从新疆运来的）猪肉、羊肉已卖到二十几元钱一公斤了。而新疆人所卖羊肉，往往曾取材于本地：每年九月前后，草场将要黄萎、羊子正是最肥的时节（阿里羊子最肥不过四、五十斤重），新疆人便以较低价格大批收购活羊，边放牧边赶路，走上月余回到家乡。经过一冬的收圈料养，春季里羊子体重可较前增长三倍，重达百四、五十斤。待把其中的一部分返销阿里，当然就有钱可赚。 以往阿里干部吃肉多靠去本地牧区收购，约十元钱一只羊，只在年节采办年货时从新疆成批运来肉类副食。但八十年代以来，全藏范围内取消了农牧区税收派购任务，牲畜私有私养，加之商品经济来势迅猛，有关管理部门措手不及，吃肉率先就成了问题——这是当今狮镇一个小插曲。 新疆维族商人们依据天时地利的优势，生意做得好；能干的康巴人当然不甘示弱，也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优势：语言相通，了解农牧民需求，不怕吃苦，不嫌麻烦，生意做得活：开着装满货物的东风大车，在阿里高原上一个帐篷一个帐篷地流动推销兜售。农牧民们向无讨价还价习惯，加之送货上门，购买能力仍然可观。 阿里虽有边境贸易传统，但多为以物易物小额贸易。当地百姓中少有职业商人，只在普兰有坐地商户，狮镇商人接领取营业执照者为六百余人，基本为外来经商者。 文化应当是在故乡风景中生长的。现代类型的狮镇格局、建设风格及生活方式则是引入的。我对于熟悉的藏北那曲镇的评论尚且是“大草原的异己风格”：大自然的异己分子，违心之作，存在得没有道理。狮泉河镇除上述诸种唐突荒诞感外，还远不及海拔四千五百米的那曲镇尚有一些历史，有寺庙，有居民，有牧场。狮镇则既无历史，也无寺庙，因为干燥的砂碛土地难以生长牧草，农牧民皆无。该镇的存在及其一应风光均属人造。 所以有些西藏之外的旅游者不能够喜欢狮镇也在情理之中，他们感到它像是从别处撕下来硬贴在此处的粘贴画，一切都不合谐，别扭，无根基……诸如此类。 人生之缘各有分定，不能强求他人爱你所爱。这个荒原上突兀而起的小城镇，确实难以让人一见钟情。但我不去说不喜欢它，这基于一个理解：狮镇的出现，正是阿里身处急剧变革时代，一切都还“来不及”的现身说法：来不及深思熟虑，来不及过渡植根，来不及协调融合，来不及从容不迫，以至来不及取悦于人。 阿里三围之所以在漫长历史中不时成为独立王国，原因在于这一范围内农牧兼有，可自成生存体系。历来的阿里生长了植物般的农民，羊群般的牧民，由于它的位置所在及生存必需，它还季节性地生长着帐篷贸易集市。但它不会自发生长很多东西，例如现代化。在它的历史上也多多引入并非本土生长之物：佛教及其艺术，天主教堂，噶尔本政府，羊肉抓饭……阿里自会鉴别选用，择其善者而从之。 狮泉河镇存在着已就是既成事实，作为某种象征已显现出作用和影响。它逐渐地就化入这片荒原，汲取并散发，为荒原增添了新的信息和因素。近些年来，狮镇的国营企业中无经营性亏损，企业资金已翻了两番。阿里的人均财政收入是全西藏最高的地区。狮泉河镇正逐步走向向全地区辐射现代文明的中心地位，强化作为地区中心的行政、服务、生产等各项功能，以补足各县功能不足的问题。为一劳永逸地解决能源问题，准备在不久的将来大投资、高成本，在象泉河上建一座万千瓦级的水电站。阿里在本世纪末的可能是：财政自给，大型电站，飞机通航，口岸全面开放，杀向内地联合办厂…… 社会生活呈现着生机，而大自然，也以某些信息给狮泉河人提供着安慰：十多年前被“斩尽杀绝”的红柳，以其顽强坚韧、不屈不挠的生命力，从残存于大地深处的根须中再次萌发，拱出地面——这种耐高寒干旱的植物植根之深、蔓延之广是自然界的奇迹：非如此它不能吸取到地下水——它们被消灭掉茎枝和根部主体之后的五至十年之后，仍能抽枝条、吐叶瓣，但它们能否再生成红柳的莽莽丛林呢？抑或是苟延残喘地招摇？还是仅仅长成大逊于前的次生林？ 不知道这个陌生的小镇对我抱有怎样的态度，是不欢迎，还是由于太欢迎而格外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继第一次强迫我步行进入该镇之后，八月二十六日凌晨当我们从普兰再返狮镇，在距它约十多公里远处，它再次让我当了“团长”。 早在前往普兰的路上，老孙的车就出了问题：没有刹车。离开科加村后，在险峭的山道上，当两次冲不上高坡，车自然沿着坡道下滑又停它不住，被迫将车屁股抵向峭壁以强迫停车时，方才意识到潜在的巨大危险。为确保外宾安全，格勒当即决定陪南希转移到杨成的车上，那车虽无加力档，上山须步行还须推车，安全系数却大。同时换下韩兴刚和扎呷到我们车上，他们身手麻利，一当发现危险，会立即跳车，捡石头，垫住车。甚至有几次，当还未确定是否能上得去时，韩就纵身跳下车，在一两秒钟之内已将石头塞在轮下，很英勇的样子。 从塔尔钦到狮泉河的路是较为平坦的。我们想抄近道涉水过噶尔藏布。河边有两台朝佛的东风车。那些人中有的说小车可过，有的说难。老孙决定冒点儿险，就加足马力横渡噶尔藏布。小“北京”犹如水陆两栖坦克，轰隆隆勇往直前，水从脚下冒出，在河心差一点儿熄火。车内的人、岸边的人都在高声胡乱呼喊，终于水淋淋爬将上岸来。没有加力档的杨成自知无此能耐，掉转车头沿着比我们绕远四十公里的旧道前行。我们两车的对讲机一直好用，在关键时刻它却不响了，自此两车失去联系。 鉴于离开普兰并转完神山即算完成了阿里的全部任务，又鉴于韩、孙提供的具决定意义的帮助——对于我来说，格勒他们也是帮忙者；恰好在第二天的八月二十六日是我八岁儿子的生日，我便趁机公布了将于此日在狮泉河镇请大家的客，吃一餐新疆风味的饭菜以示答谢。现时就盼着早到狮镇，洗理内务，准备生日宴会。 涉过噶尔藏布时天已黄昏，前程是荒野沙原，道路难辨。曾有几回车陷沙窝中，只得以手除沙，合力推车，四周无水可汲用，水箱不时沸腾，又要调头迎风降温。就这样走走停停，到清晨五时，彻底休息：瓦缸烧掉了。据判断，此山头距离狮泉河约有十公里之遥。习惯了挫折的人们任谁也没多说一句话，一副副听天由命的面孔。耿师傅和扎呷两人步行前往狮镇求援。小韩从后座起身去驾驶座，我也毫无谦让之意地打开鸭绒被，占据了长长的后座。这一切都在沉默中进行，我们三个：韩、孙和我，就在阒无人迹的荒原入睡，山风使车身微微摆动。 上午十点钟后，杨成的车，马师傅的车，两台车风风火火赶了来，人们大叫大嚷地说一些废话。他们留下修车，我们三个则乘坐“杨成丰田”回家——喜笑颜开、充满朝气的杨成说，昨晚他们有一番得意经历。他们夜间在一个区公所负责人的家里，用了丰盛的夜餐并看了电视，一个外国故事片。在平坦大道上车开得又快又稳，格勒他们极为满意地称这辆破“北京”赛过丰田——嘿，“杨成丰田”！ 杨成车技娴熟，并一副老练驾驶员架式，坦然自信地边开边唱歌，真是又快又稳，一溜烟儿开进了他们的地区群艺馆。此时，格勒在杨成的房间里已酣睡过一大觉。 地区群艺馆正热闹非凡。西藏电视台从拉萨开来一辆大轿车两辆丰田车。车内坐满了人足有三几十个。他们来拍名为《历史的丰碑》电视片中的某些片段，携带了大批与此片有关和没多少关系的人。其中包括著名作家扎西达娃，还有《人民日报》记者刘伟，拉萨文化人小翟、老杨等等。这群人的到来及其后分别所写文章，把“阿里热”推向了一个小高潮。 堂而皇之存在已久的阿里，为什么忽然间被西藏人“发现”了呢？说来荒唐，其实事出有因。除去历史、地理、心理等方面的原因外，切近的客观原因在于结束了一九七○——一九八○年间由新疆代管的时期而复归西藏自治区管辖。其文化背景则在于西藏内外的藏学界对于阿里的新认识和新观点。这一切鼓励西藏人重新审视阿里已近十年。按西藏正统史学观，西藏正史源于吐蕃前身的雅隆。藏学的深入将人们视线引向上部阿里。西藏人兴奋地想到那儿是否藏文化的脐与根？ 在拉萨的藏汉族作家、记者、教师、画家、搞摄影的拍电视的，近年间热热闹闹掀起了“西藏文化热”。原《西藏群众文艺》不仅改头换面，简直脱胎换骨地推出了《雪域文化》，提供了高谈阔论的园地；推波助澜者更有格勒和他的学生们，他们以中国藏学中心所设的拉萨工作站为基点，吸引文化青年，为人类学讲经说法，鼓吹国内外有关学术动向和信息。一时间，小沙龙内言必称文化，素与应用文、散文无涉的人也大写起有关文化习俗种种的文章来，以至于有人在拉萨某报纸撰文：《莫拿文化来吓人》。 多年来大家在其它地区走来走去，独独未走过阿里。上述拉萨文化人包括我都是第一次拥向阿里。三几十人挤在群艺馆大厅里安营扎寨，又一群吉普赛。都是熟朋友，在远离拉萨的地方重逢自然亲热得要命。而一见面不待嘘寒问暖，急切交流的尽是去过哪里，看见了什么，有哪些想法等等地文化起来。大家兴奋欲狂。不久我便取笑他们的孤陋寡闻：他们才去过日土，居然没有一个人得知日土尚存几处岩画的情况，并且其中一处就在公路旁边，停车就是。这帮自作聪明的家伙不由得顿足，满脸憾意，后悔不迭。 这一群拉萨文艺、电视、新闻界知名人士居然不知日土有岩画，可见阿里一般情况之少为人知。 这群客串的文化准学者们站在堆放着杂物的大厅内空地上，试图讨论的议题是：根据阿里所据古代地理位置，它曾经是中南部亚洲的文化中心，向四周呈辐射状呢，抑或是它在接纳，成为四周的印度、尼泊尔、克什米尔、新疆、汉地、卫藏……文化及其影响的汇聚地呢？他们初到阿里，见闻陡长，灵感频至，思想活跃，大脑兴奋，急切盼望某些感觉尽快成熟，脱颖而出，以便成为文化新大陆的发现者。 我则以新近从正宗学者那里学来的审慎态度，回避结论，也回避议论，稳重深刻了许多。 扎西达娃和刘伟两个，结伴出游狮镇，把这片不大的市场走个遍，了解个透彻。因为其他人忙于拍片搞采访。闲来无事，就去品尝新疆人的羊肉串，抓饭。简陋的店铺街巷间，时常躺卧着一个蓬头垢面的精神病患者。扎、刘二位打听这人的身世来历，居然已听到过几个版本了。 一九九○年八月二十六日，清晨还困在荒山野岭上当“团长”呢，下午可就在狮泉河镇的小餐馆里为儿子做八周岁生日了，儿子远在黄海之滨，妈妈在西极高原，相距万里之遥！亲子之情是我心中最坚实的堡垒，拥有着最肯定、最稳固的情感内容。由于它的牢不可破，使我具有了安全感：友爱情爱变化无常，唯有母爱永不褪色。从前也为儿子写过几篇诗文，能有多少动人之处，除去那些描述母子分离的成分，儿子以童稚的语言表达的无家感——其实我的家在哪里呢？在儿子的哭声中我曾万念俱灰，以往的努力奋斗全都如烟云流散。 在这个以儿子的名义举行的聚会上，我举杯感谢大家给予我的多方帮助，并且由衷地说，为了迄今我所获得的，事业，友情，生活，一切代价都是值得的。 次丹多吉以儿子“舅舅”的身份，代我向各位祝酒，为每一人都唱了一首歌： 这杯甜蜜的青稞酒， 上域神仙未曾尝过； 请喝下这一杯酒吧， 以实现我的心愿。 这杯银碗里的美酒， 我已经祝祷过三遍； 请喝下这一杯酒吧， 以实现我的心愿。 痛痛快快地畅饮， 播下幸福的种子。 大家的情绪极好，阿里之行无论走过多少曲折险峻的路，出现过多少不愉快，这个由各行各业的人组成的群体，最终达成谅解，互致谢意，且平安无事，功德圆满！南希说，美国人有句俗话：朋友是一辈子的朋友。我想她在说这话的时候是真诚的。尽管我与她朝夕相处，终未建起如国内同胞恒常的情谊，也因语言障碍；而她与扎呷，与次丹多吉也从不进行个人感情交流，极少谈工作之外的事情。但是，这或许由于她个人风格所致。我们还强求什么呢？就凭她与我们的同甘共苦，为我们读书，甚至为我倒过的一杯茶，就凭她能从地球另一面的优越的国度来到荒凉的阿里，这缘分已经足够。 我说了许多表示感谢的话，真心的废话。西藏人、阿里人是不必以语言致谢的，我也同样感谢孙振华，虽然他不再需要我为他撰稿啦。他另外邀请的撰稿者恰于当天到达狮泉河镇。 一切都仿佛安排好了的——皆大欢喜，各得其所！ 阿里之行至此尚未结束，但在前一晚上我却经历了在阿里的最末一次心灵的撼动。黄昏时分我们沿噶尔藏布行驶，河岸右侧是棕褐色山脉，并不高峻，但看来坚硬如铁。岩石硕大，无土壤，无草木。一切可能附着其上的赘物尽皆被剥离和省略，留下一个赤裸裸。我久久眺望着它，直到它隐入暮色；久久体会着灵魂深处的倒海翻江。我酷爱这种寸草不生的棕色山梁，它使我想起诸如本色、本质、本性、本体、本原、本源、本义、本来面目等等带根本性质的词汇，感到悠远苍茫、博大精深。有过那样的刹那，我感到自己似乎在某一源头徘徊，将要触及而尚未触及需要我以毕生来寻找来捕捉的东西，虽然我尚不知那东西的形状色彩，甚至有形无形。那东西若即若离。在那样的刹那，我感觉自己离顿悟已经不远了。 就为了半生所见闻、所感想、所经历的，就为了这一次次的感动和震撼，就为了这突发的刹那感觉，一切都很值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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