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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11月12日，云集在巴黎的世界各国领导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甚至超过了该市是一个横跨全球的帝国中心的时候。三天前，距离八十寿辰不到两个星期，夏尔·安德烈·约瑟夫·马里·戴高乐突然去世了。现在，前来吊唁戴高乐的六十三位现任的和前国家元首及政府领导人默默地走过二百六十英尺长的巴黎圣母院大教堂的正廊。作为美国总统，我也是其中的一员，但我同时是以朋友的身分参加葬礼的。 我们前来并不是单纯来参加他的葬礼，而是表示我们对他的敬意。几年前，他就为他的葬礼留下了严格的遗言：不要举行盛大的仪式，不要全副武装的军人护送灵柩，不邀请要人，只是在科隆贝双的村子里的那个小小的教堂墓地里，举行一个朴素的私人仪式。遵照他的愿望，他被殓放在价值七十二美元的一具普通橡木棺村里，由他的几位同乡——一个肉店伙计，一个干酪铺掌柜和一个农场工人——抬到墓地，安葬在他爱女安妮的墓旁。安妮先天智力迟钝，十二年前，当她十九岁时就去世了。根据戴高乐生前的意愿，墓碑上只铭刻着：“夏尔·戴高乐1890—1970”几个字。 在圣母院举行的大规模的追悼仪式不是出于戴高乐的想法，这是政府对整个法国和全世界想向戴高乐致敬的人们的一次迁就。 要是问到一个人，戴高乐给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时，他可能说“个子高”，或者说“严峻”，或者说“不易相处”，或者说“意志坚强”，或许他可能把戴高乐与法语中的“伟大”这个词联系在一起。如果他是一位年龄稍大的人，或许他还会回忆起，他是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洛林双横十字架的旗帜下领导“战斗着的法国人”，或者还可能回忆起传说是邱吉尔事后的评论“在我所掮过的十字架中，最沉重的是洛林十字架”。 当我想起戴高乐时，就想到了所有这些亭。我回忆起他是一位格外仁慈、彬彬有礼和体贴别人的人。无论在我执政期间或在野的时候，我对此都有同样的感觉。象他那样的人，他提出的意见，那怕我不同意，也总是极其尊重的。 戴高乐到底有哪些东西给我们留下这么深刻的印象？为什么他能成为二十世纪罕见的大人物，比许多强于法国的国家的领导人还要高出那么多呢？ 我们纪念领袖人物不仅在于他们的作为，而且也在于他们的本身；不仅由于他们的贡献，而且也由于他们的性格。尽管其他人作出的贡献比戴高乐大，但是很少人具有他那样坚强的性格。他是一个顽强、任性、自信心极强的人，极端利己主义者，但同时又是一个极端无私的人，他想得到的东西，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法国。他生活简朴，理想远大，象演戏一样，他扮演的是他自己创造的角色，而这种角色只适宜于由一个演员来扮演。而且他也塑造自己，使他自己能适应这个角色。他创造了戴高乐这个公职人员——法国的化身。 夏尔·戴高乐可能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人——这是他刻意求取的结果。然而，他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英雄，二十世纪最卓越的人物之一。对于法国来说，他是有史以来登峰造极的人物之一，就象法国美酒的配方那样，复杂、强烈而又令人难以捉摸。他的性格就象美酒那样，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 我第一次见到戴高乐是在1960年他重新执政的两年之后来华盛顿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多年来，我对他抱有许多固定的看法：长期以来，他是人们进行脆弱的冷嘲热讽这种特殊形式所喜爱猎取的对象。华盛顿的社交界争相以这种嘲讽哗众取宠。正如他的形象适合做漫画讽刺素材一样，戴高乐的举止常成为口头讽刺的素材。那些喜欢通过打击别人来抬高自己的人们自然而然地拿戴高乐当作靶子。 在我见到戴高乐之前，我对他有一个鲜明的印象：待人冷漠、器量狭小，态度傲慢、难以容忍的自以为是，几乎无法和他打交道。邱吉尔的洛林十字架的评论，使我对他的印象起了极大的作用——从这一点可以看出，简单的一句话可以对一个头面人物带来多大的致命伤，造成的印象几乎使人不能磨灭。艾丽斯·罗斯福·朗沃斯把托马斯·E·杜威描绘成“结婚蛋糕上的新郎”就产生过类似的后果。有人甚至认为，这种形容造成的假象竟使他在1948年竞选中失败。如果杜威的反对者当时用器量狭小、自负、易受摆布和矫揉造作等等形容词来描绘他的话，就比不上那么简单的一句话所起的作用。 当我在1947年作为一个国会议员访问法国时，几乎从我遇到的所有法国和美国官员那里都加深了我对戴高乐的否定的看法。他们对他不屑一顾，称他是狂妄的极端分子，永远不会再掌权了。 我的思想也受到我国外交官对戴高乐几乎公开蔑视的影响。甚至查尔斯·波伦——他是美国最有才干的职业外交家之一，在肯尼迪总统和约翰逊总统手下任过美国驻外大使——也很少掩饰他对这位法国总统的厌恶。罗斯福总统的驻法大使威廉·布利特告诉我，波伦在他的大使馆的宴会上经常用不留余地的诙谐妙语谈论戴高乐，并以高明而又不加掩饰的方式模仿他的言谈、举止，使客人捧腹大笑。戴高乐风闻波伦不喜欢他，也对波伦作了回敬。许多人认为戴高乐有反美的偏见，但我常觉得，这种个人攻击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他采取这种政策的原因。 在1960年我第一次见到戴高乐前不久，我上了一堂实际上是关于他的背景材料的填鸭式突击课。我了解他的情况越多，就越觉得老的固定看法在消失。我知道了，他象麦克阿瑟一样，在战争中勇敢非凡。他预先告诫国人潜伏的危机。下列这个事实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即他象邱吉尔那样，在进入最高领导层以前就已写出了题材广泛、文采出众的许多文章；象邱吉尔那样，他也曾经“在野”——受到冷落而失去职位。他便利用这些岁月从事他的一些最好的著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戴高乐也象麦克阿瑟、邱吉尔和艾森豪威尔等世界伟人一样，他们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比实际的高大得多，而又距离我那么远。当我还是一个年轻的低级海军军官，坐在太平洋的一个岛上，读着有关“战斗着的法国人”的这个任性的领导人的简略新闻报道时，我从未想象过十六年后我会在华盛顿欢迎他，更没想到，在二十五年之后，他和我会作为法国和美国总统在巴黎并坐一起。 当我在1960年第一次见到戴高乐时，他的外貌立即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原知道他是个高个子——六英尺四英寸，是法国军队中一位身材最高大的将军——但是他那军人的姿态使得他的身高给人留下了更加深刻的印象。只是在后来，我才注意到他略有点驼背。 在他访美期间，我注意到，就他个子来说，他的动作是非常优雅的，从不显得迟钝或笨手笨脚——无论是在手势上，或者走路时，还是在使用银餐具时。他具有宁静的、给人以印象深刻的举止，并伴随着某种旧时显贵的风度。 1960年我见到的戴高乐，与记者们和外交官员所描绘的傲慢的、盛气凌人的性格相去甚远。我发现他是一个非常和蔼的人，有点难以描述的羞涩。他不热情，但也不是一个严厉的人。我愿说，他几乎是文雅的。但是，正象大部分领导人一样，文雅的举止是一回事，奉行的政策则是另一回事。 我所认识的大多数领导人在他们的本性上都有文雅的一面，但是因此把他们称作文雅人那将是一个错误。真正文雅的人很少是善于行使权力的。一个领袖为了完成他的使命，有时必须要强硬到残忍的地步。如果因为工作棘手而过于烦燥，如果他过分地被柔情束缚住的话，那么该做好的事就做不好，甚至根本不去做它。 随着这些年我对戴高乐的加深了解，对他作为领袖或他个人，我都逐渐产生了深深的敬意。我和他彼此似乎都对对方有同样的感觉。1967年，我的朋友维蒙·沃尔特斯到巴黎去担任美国大使馆武官，他从1942年起就认识戴高乐了。戴高乐在为波伦大使举行的告别午餐后，召见了沃尔特斯，问他最近是否见到过我。沃尔特斯回答说见过。他便以强调的口气说他相信我是会当选总统的，又补充道，他和我“都已越过‘荒凉的境地’”——一个他经常用来描述他失去权力的那些岁月的词。之后，他又说了一句话，沃尔特斯不可思议地发现竟是个预言：“尼克松先生象我一样，在自己的国家里过着流放的日子。” 戴高乐是二十世纪的人物，但也是十九世纪的。他把法国引向前进，又引向倒退。从他整个生涯中可以看到法国历史的延续和法国的过去。从他的名字本身——夏尔·戴高乐能听到夏尔马涅和高卢中的回响——伟大、光荣、崇高——法文grandeur一词，用在戴高乐的文章或讲话里的时候，有时译者就用这几个意思去表达，在他看来，这个词对于一个国家，特别对法国是必不可少的。 如果可以把戴高乐说成是历史人物的话，那并不是偶然的事，而是他下决心那样干的。他把他的一生致力于使历史按他想象的格局来形成。正如一位评论家写的那样，“对戴高乐来说，政治首先不是可能的艺术；它是有志者的艺术。”对戴高乐来说，意志是国家的主要动力。他对自己能够用意志铸造历史的能力是有高度信心的。 他也感到需要使法国决心朝着伟大的方向发展。他始终如一地号召他的人民去攀登“高峰”，虽然这些“高峰”只是隐约可见或朦胧难辨的。对于戴高乐来说，重要的事是让人民自己觉得是在攀登，只有这样，这个国家才能变得伟大。他曾经说过：“法国只有在从事一个伟大的事业时，才能显示她的真正面目。”他把自己看成是法国的化身，他的责任是奋发法兰西精神。 作为一个人，戴高乐是有诱惑力的，这不仅因为他在历史上的重要性，而且也因为他在充当领导人必备的条件和如何发挥非凡的洞察力的领导艺术方面给予我们启示。在分析问题的说服力方面或写出那样透彻的文章方面，很少有人可与他比拟，很少有人能象他那样对自己的方法作出清楚的交待，然而，也很少有人能在交待清楚后，使笼罩自己的迷雾并不消散。而他甚至在解释他是如何做到的时候，也总是能把这层神秘的迷雾紧密地围裹着自己。他是一个幻想大师。象熟练的幻想家那样，他是一个万能的魔术师。似乎要做不可能做到的事，而常常做成了不大可能做成的事。 在某种程度上——这在多数伟大领导人身上是罕见的——揭穿戴高乐的神秘，其关键可以在他的著作中找到——不仅可以在他的表达非凡的文学作品中和有创见的回忆录中找到，也可以从他早年的分析作品中找到。 在他第一次崭露头角后又接着掌权的很久以前，就写了一本实际上相当于领导指南的小册子——《剑刃》，原先是作为法国军事学院的讲义而写的，以后于1932年正式出版。一直到戴高乐去世后我才发现这本书。但是在我读了之后，发觉这本书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思议的，它就是以这种不可思议的程度来描绘特点和方法。这些特点和方法在我以后认识的戴高乐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很清楚，当时机会终于来到，由他来细致地塑造这个号召和领导全国的半神秘的“戴高乐将军”时，他遵循着他在这本书中写下的规定。这本书是在他还是个四十一岁的陆军军官，在军界外很少有人知道他的时候出版的。 《剑刃》不仅对于仔细考查戴高乐提供了方便的条件，而且对于了解他，也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纲要。 在的《剑刃》中，戴高乐提出了一个领袖必须具备的三个至关重要的品质：为了制定正确的路线，他需要智慧和直觉；为了说服别人遵循他的路线，还需要有权威。 因为政治学家生活在学术界，难免要强调领袖人物的知识因素，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戴高乐指出，领袖们自己都了解直觉的关键性意义。亚历山大把直觉称之为“希望”，凯撒称之为“时运”，拿破仑称之为“星宿”。当我们谈到一个领袖具有“想象力”或“现实感”时，我们实际上是在说，他直觉地知道事物是如何发展的。戴高乐写道，直觉能使领袖“看事物入木三分”。 正如他指出的，“我们的智慧可以向我们提供事物的理论性的、一般抽象的知识，但是只有直觉才能给我们对事物以实际的、具体的感触。”这句话真是一语道破了复杂的情况，抓住了本质。然后理智才能把从客观得来的所谓“原材料”进行阐述、塑造和提炼。 他争辩说，只有当一位领袖在理智与直觉之间保持正确的平衡时，他作出的决定才可能具有先见之明的特点。 预见，就是知道向什么方向引导，是伟大领导人的领导艺术核心。领袖这个词就蕴藏着有充当向导能力的含义，在拟定通向未来的航程时，眼光超越了目前的情况。我在1969年访问法国时，戴高乐对我说：“我要为后天的报纸制定政策。”大多数领导人被纠缠于当天报纸的大标题新闻及瞬间的压力，结果就见不到长远的前景，然而戴高乐并不是为“瞬间”而活着，他是利用“瞬间”的人。 在戴高乐出名之前很久，他就显示出一种超过同时代人观察事物的天才。实际上，在反对马其诺防线的争论中，在作出反对向希特勒投降的决定时，在反对草率地拼凑第四共和国的政治体制时，他基本上都是孤立无援的。然而，在所有的这些问题上，事实证明他都是正确的。 1934年，戴高乐在一本名为《未来的军队》一书中，概述了他关于现代化战争性质的理论。他争辩说，由于技术革命：内燃机的发明，那种事先精心策划好的战略已经过时。他写道：“机器掌握了我们的命运。”各种机器改变着生活的各个领域，战争也不能例外。 他建议组织一支由十万精锐部队组成的军队，这支军队将包括六个全部机械化的师。他又强调说，机动性和攻击性的打击力量在下一次战争中将取胜，正象数量上占优势和防卫火力上优势在上次战争中取胜一样。 戴高乐的思想在法国不受欢迎。亨利·菲利普·贝当元帅把这本书斥之为“打趣话”。马克西姆·魏刚将军称之为“一种恶意的批评”。 《未来的军队》的销售量不到一千五百本。然而其中的两百本流入了德国，在那里人们仔细地阅读着这本书。1934年，法国新闻记者菲利普·巴尔见到了阿道夫·希特勒和阿道夫·休亨林将军——德军摩托化部队司令。在交换对于机械化战争的看法时，休亨林问巴尔：“我的伟大的法国同行为发展这些技术正在做些什么呢？”巴尔从未听说过戴高乐，所以他看上去有点茫然不知所对。这位德国将军又提示说，“我是说你们的伟大的摩托化专家，你们的戴高乐上校。” 他的建议给德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对法国人却没有。戴高乐在德国人入侵前四个月写的一份备忘录中大声疾呼，不管法国政府把马其诺防线加强得如何好，敌人可以摧毁它或绕过它。他警告说，如果突破一个缺口，那么整个马其诺防线就会崩溃，汽车到巴黎只有六个小时的路程。正如他在《未来的军队》一书中所说的：“在上一世纪，每一次巴黎被侵占，法国的抵抗力量在一个小时内就被瓦解了。”1940年6月14日，那个时刻又到来了，戴高乐的预言成了现实。 尽管法国抵抗力量在德国人面前瓦解了，戴高乐看到：战争并未结束，而只是真正的开始。那时看到这点的法国人并不多。他飞到英国，决定继续抵抗，即使他的政府不愿抵抗。他坚持说：“法国输掉了一次战役，但是并没有输掉这场战争。” 在他第一次从伦敦发出的广播呼吁中，戴高乐宣布法国不是孤立的，因为法国的战斗已经点燃了另一次世界大战之火。 他说，法国的殖民地在英国海上优势和美国军火生产上的巨大潜在能力的支持下，能把这场战争继续进行下去，并能最终取得胜利。那种先见之明使得戴高乐永远活在法国人民心中，使他有可能在那个极为黑暗的年代里，成为法兰西灵魂永燃不熄的火焰的看守人。 战后，戴高乐对法国所抱的希望在“政治不变”这块巨石上碰得粉碎。尽管法国人把戴高乐拥为救世主，但是对他建议的各种宪法修改方案却置之不理，因而使战前的政治家和各政党能迫使他下台。 戴高乐反对恢复第三共和国的议会制度，因为他认为由于军事政策不健全而导致的1940年的惨败，应归咎于议会制度。 那时有那么多的政党，但没有一个政党能获得多数票，得以制定出一个合理的军事政策来。吵吵嚷嚷的会议与霍布斯所描写的自然界状态一样，是一场一切人与一切人之间的混战。戴高乐警告说，如果议会制恢复的话，那么议会政府只能产生一系列极其软弱无能的联合内阁。这些内阁在最轻微的政治震动下就会倒台。正如许多年后他说的：“议员们只会使行动瘫痪，他们不能发动行动。” 戴高乐知道，法国在本质上是一个拉丁民族的国家。一度为波多黎各总督的路易·穆纳茨。马林讲到自己的拉丁传统时，曾告诉我：“我为我的拉丁传统而自豪。我们对家庭、教会的忠诚，在哲学、音乐和艺术方面的贡献是令人羡慕的。但是我们拉丁民族恰恰不善于搞政治。我们感到要在秩序和自由之间搞平衡是很难的。我们走极端——不是秩序大多自由太少，就是自由大多秩序太少。”戴高乐的天才是，他有能力在法国保持两者之间微妙的平衡。 因为戴高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反对回到“党派政权”去，许多左翼新闻记者和政治家们指责他寻求建立专制制度。他们对他判断错了。在法国解放斗争期间和解放之初，确实需要戴高乐所谓的“某种君主制度”。当环境许可时，他毫不拖延地允许人们选择自己的政府。他从不向统治权属于人民的原则提出挑战。但是他相信，统一意见的领导就是没有领导，总统或总理必须领导议会而不是跟着议会跑。 在1945年后期，戴高乐认识到他在这场争论中失败了。 第四共和国宪法建立的是控制着一个软弱的行政机构的、有无限权力的立法机构。他深信应辞去政府职务，应该在“事情把人甩开之前，从事情中摆脱出来”。他召开了一次内阁会议，宣布了他辞去职务的决定后，遽然大步走出了房间，引退了。 他坚信法国召他来领导的时刻会到来的，但是要按照他自己的条件来领导。戴高乐又一次表现出他的预见性，他的时机终于来到了。 他有一种命运感，并不想为当总统而当总统。只有在他觉得唯独他能实现国家所需要的领导时，才愿意当总统。在政治活动中，人的成年和童年的区别是：童年想要高位以出人头地；而成年想要高位则是做一番事业。戴高乐想要权力，并不是为了权力能为他做些什么，而是为了用权力去做些什么。 在放弃权力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戴高乐发动了一场气势磅礴的运动去夺回权力。他改造自己的个性，以求能成为伟大事件中的主宰。现在他轻蔑地注视着别人笨拙地处理小事情。 由于不耐烦再继续等待法国来召回他，便发动了一场政治运动，建立了法兰西人民联盟，使自己重登政坛。 1947年，冷战的阴云刚在地平线上出现，法国人民正忍受着物资匾乏、工资低、物价高的折磨。戴高乐没有去关心他们的生活琐事。他说，他解放法国并不是为了“操心通心粉供应定量问题的”，相反，他瞩目于全球力量的问题，并宣告法国的伟大。 在那些混乱的岁月里，被法国人经常称为“暴风雨中的人”的戴高乐，他的政治股票戏剧性地上涨了。1951年，法兰西人民联盟在议会中赢得的席位比其他党派要多。从一开始戴高乐就禁止他的代表们支持任何政府，这道命令的奇特效果，是使法兰西人民联盟与共产党结成了事实上的联盟。 由于来自左、右两翼顽固的反对，几届中间派政府接连下台。但是，情况尽管如此，他们到五十年代初期时，还是几乎不费气力而在改善国内和国际处境方面取得了成功。事实上，第四共和国的政治家们是沾了这位“暴风雨中的人”的光。戴高乐似乎也承认：“共和国政府治理不好法国，但它把自己保卫得不错。”——这是戴高乐在失望中向来访者说的话。 到1952年时，法兰西人民联盟显然已经不可能打倒第四共和国了。在戴高乐命令他的代表们拒绝筹组政府的邀请后，党的纪律涣散了。到1953年，背叛联盟的人越来越多，法兰西人民联盟在议会里的地位微弱。在以后的几次市议会竞选中，由于境况凄凉，戴高乐便脱离了这个运动。 法兰西人民联盟这一段长插曲证明，一个聪明的领导人并不一定是一贯正确的。戴高乐对未来看得很远，但是有时现实却愚弄了他。有时他对他的人民有一种本能的敬畏情感。在其他的时候，他又不关注人民的心情，他的政党的失败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他对议会制政体的批评将证实是有预见性的。但是时机还未成熟，他为实现预言所做的努力却带来了灾难住的后果。 造成戴高乐重新掌权的危机起源于1954年下半年，阿尔及利亚的部分穆斯林人组成了民族解放阵线，并且开始发动游击战争来反对法国的殖民当局。战争拖延了多年，随着战争受挫，法国军队的残忍性在增长着。第四共和国的政治家们表明，是战是和，他们自己都没有能力来结束这场战争。 1958年，这个政权无力解决它在阿尔及利亚遇到的各种问题，因而导致了一次政府危机。特别是1954年军队在印度支那蒙受失败的耻辱后，法国军队已下定决心，将不惜一切代价使法属阿尔及利亚仍归属法国。戴高乐派人士、右翼政治家和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殖民主义者与军队站在一起，组成了一个松散的联盟反对法国政府，准备在政府没有能力时采取行动。 当阿尔及利亚问题达到危急关头时，第四共和国正处在从戴高乐1946年辞职以来的第二十四次内阁危机中，无政府状态几乎已达一个月之久。一群暴徒袭击了在阿尔及利亚的政府大楼，而当地治安部队却静悄悄地在一旁观看。将军们在重新建立秩序的借口下，推翻了法国阿尔及利亚政府。不到两个星期后，驻守在科西嘉岛上的军队参加到反叛将军一方去了。阿尔及利亚的将军们打算继续干下去，想在几天之内征服宗主国法国，政府却没有能力来阻挡他们。 在整个事件中，戴高乐表现了政治上的英明。他既拒绝谴责，也拒绝公开赞同军事政变，尽管卷入的人中有些是他的支持者。他的沉默有利于在他最后宣布已经：“准备接管共和国权力”的时候大家都听他的。他一直注视着第四共和国的政治家们用尽他们所有的招数，最后转而向他求教的时候，便可以按他的条件进行合作。 虽然政府对他提出的条件唯命是从，可是这些条件中并没有使他成为独裁者的条件，然而，许多法国人继续以怀疑的眼光看着他。传记作者布莱恩·克罗泽写道：在听了戴高乐重新执政的条件后，国民议长安德烈·勒·特罗奎尔对他大声说：“所有这些都是违反宪法的，从阿尔及利亚事件以后，我就对你了如指掌了。你有的是独裁者的灵魂，你太喜欢个人的权力了！”戴高乐严厉地回答道：“正是我挽救了共和国，特罗奎尔先生。” 到戴高乐接管政权时，第四共和国政府已分崩离析，陷入如此可怜的状态。如果说戴高乐是靠政变上了台的，那就错了。 他不过是使奄奄一息的政权免受痛苦而给予慈悲的一击而已。 戴高乐要求第四共和国授予他权力，以便在公民投票中直接向人民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通过这些办法，他颁布了第五共和国宪法。宪法的核心是总统的职权。总统被授予制定和执行政策的权力，而不受国民议会不适当的干涉。这样就制止了放任自流和瘫痪状态，而这些状态曾把第四共和国推向政治、经济、社会崩溃的边缘。 有人批评戴高乐给了总统如此多的权力。但是从事后清醒的认识来看，我认为这部宪法给法国带来的政治稳定是戴高乐的最大的遗产，正如拿破仑法典是拿破仑的最大遗产一样。 在我任副总统期间，总是我去机场迎接来访的各国首相。 因为按当时的外交礼仪，文森豪威尔总统只是去机场欢迎采访的国家元首。在戴高乐重新掌权之前的年月里，我几乎每单双月交替迎接一位新任法国总理和一位新任意大利总理。意大利仍旧没有摆脱政局不稳的局面，而戴高乐却在法国解决了。任何一个精明的制宪法学者都可能设计出一个类似的政府结构。但是只有戴高乐既能预见到对它的需要，而又有权力去颁布它。 在希腊神话里，阿波罗给了卡珊德拉预知未来的天赋，但是后来又使听过她警告的人不相信这些预言的手段，把这种天赋变成对别人的咒骂。戴高乐知道光有先见之明是不够的。一个领袖人物不仅必须正确决定该做什么，而且还应该说服别人。 去行动。白宫的每一位主人都曾在这个时候或那个时候感受过卡珊德拉的咒骂，都面临过这样一个越来越严重的问题：当看到有一条正确道路可走的时候，推动不了官僚机构、国会或公众朝着这个方向走。在《剑刃》中，戴高乐写道：一个领袖“必须能够在他手下的那些人的心国中树立信任精神，他必须能够确定他的权威”。 戴高乐争辩说，权威来自名望。而名望“大体上是一种感觉、暗示和印象等等，它首先取决于具有基本的天赋。而天赋是一种无法分析的天生的颖悟”。这种天赋是少见的。他写道，“某些人具有，甚至可以说在出生时就具有这种洋溢着的权威的品质，它就象一种液体，尽管不能确切他说出它的成分是什么。” 这一点近来常用“领袖魅力”这样一个时髦词汇来表示，它仍然是一种可以意会而不能言传的品质。 戴高乐写道，除了这个无法言传的品质外，一个领袖人物还必须具备三种具体的品质：神秘、性格和庄严。“首要地，”他声称，“没有神秘就不可能有名望。因为亲近滋长轻视。所有的宗教都有它们的神龛，任何人在他的贴身侍仆眼里都成不了什么英雄。”领导者在他的计划和举止中，必须永远有些东西使别人感到高深莫测，这些东西使其他人迷惑、冲动，而又能吸引住他们的注意力。 我口忆起1963年11月，戴高乐来华盛顿参加肯尼迪总统葬礼时那种引人注目的仪态，仍然历历在目。尼克松夫人和我从我们下榻的五月花饭店的一个套房的窗户里观看送葬行列。 来自全世界的大人物和将成为大人物的人走在棺材的后面。戴高乐不仅身材魁梧，而且似乎在举止庄严、形象和领袖魅力等方面也都超过他人。 每当我见到戴高乐时，不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人会见，他都显示出文雅的、甚至是高贵的仪态。他的果断的举止，使他在某种程度上给人以孤僻的感觉。有人把这种果断说成是自以为是，固步自封，但是在戴高乐身上，并非如此。自以为是，固步自封的本质不是天生的，在戴高乐身上，他的孤僻是天生的。当他与别国首脑打交道时，如果认为对方和他才智相当，他便从容自然，但决非不拘礼节，甚至对亲近的朋友也是如此。 在这方面，戴高乐很象在我1969年就职前所认识的除了林登·约翰逊外的所有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约翰·肯尼迪，甚至哈里·杜鲁门都有非常浓厚的离群素居的倾向，不喜欢别人以一种过分亲近的态度来对待自己。 甚至在年轻时，戴高乐就和他的平辈疏远。他家里的人开玩笑说，他个性那么冷冰冰，一定是婴儿时曾经在冰箱里被关过。 他并不反对其他人这样做，但是他觉得他这样做的话就和性格不相称了。但是与此同时，他的个人态度却从来没有那种屈尊求教的味道，而这种情况对于那些占据高位的小人物来说，却是屡见不鲜的。 作为一个国家要人，戴高乐吸引着一帮赤胆忠心的支持者的骨干分子。但他和他们保持着相当大的距离，这反映了他自己的铭言：“没有名望就没有权威，而不保持一定距离，也就不可能有名望。”在他的爱丽舍宫的办公室里，在靠近他书桌的一张桌子上有两部电话机，可是铃声从来不响，他把电话看作是现代的一个无法容忍的讨厌的东西，即使他的最密切的顾问，也不敢直接打电话给他。 和麦克阿瑟一样，对于闲聊，戴高乐也极少有耐心。每次我和他会见，显然他总是想把话题转到严肃的问题上去。在语言的准确性上他也象麦克阿瑟，无论是在记者招待会上，在即席讲话中，在回答问题时，或者甚至是在非正式的交谈中，这两个人都使用了精炼的语言，准确地掌握语意的细微差别。 假如这两人进入美国国会里的话，那么编入他们的发言的《议会记录》在排印之前，是不会要求他们修改自己的发言的。 戴高乐不能宽容不称职的人。1960年在一次我为他举行的官方宴会上，由法国驻美国一个主要城市的总领事充当他的翻译，在翻译戴高乐的祝酒词时，这个译员两手发抖，来回乱翻讲稿。我看出戴高乐很恼火。后来，我得知他打发走了这位总领事，挑选了另一人陪他继续旅行。 戴高乐从不参与闲聊。在内阁会议上，他常全神贯注地倾听他的部长们的发言，认真地记录。如果他想与一位部长交换看法，通常会安排一次私下的会见。 对重大的事件所作的决定都是由戴高乐独自作出的。他不认为他有所罗门那样的聪明，但他确实相信自己具备所罗门那样的判断力。对于一个问题，他常常首先把“所有的文件”要来，凭着他那无限深入细节的能力，把应该知道的东西都弄清楚。然后打发走顾问，独自深思，作出结论。他知道对于一位领袖来说，有时间去思考是多么重要。在他的坚持下，他手下的人员每天要留出几个小时让他去专心思考问题。 在我任总统时，也试图采取类似的方式办事。但是我发现，对于一个领导人来说，最困难的一件事是对行政官员、议会领导人以及其他要求占用他的时间的人执行这项纪律。只要他们看到日程表上有一个空隙，就总认为有时间接待他们，他们一心一意想把他们需要先办的事变成他需要先办的事。但是，这些事一般并不是他需要先办的事，而且也不应该是。他的职责范围远远超过他们的职责范围。 在我的总统任期内，重要的决策几乎很少是在椭圆形办公室里作出的。要作重大决策时，我总是设法到林肯起居室或是在戴维营、比斯坎岛或者圣克利门蒂的小小图书馆里躲上几小时。我发现在远离嘈杂的华盛顿的幽静的地方，可以进行最有效的思考和作出最好的决定。 戴高乐在文章里写道，除了保持孤僻外，寡言和少作手势，举止和动作方面要审慎，这样才能使你显得神秘。他又写道：“没有什么比沉默更能增加权威的了”。但是沉默这个“强者最大的美德”只有在它是以掩盖意志和决心为目的时，才会产生效果。“正是由于内心的激动和外表的控制之间形成鲜明的对照，才能占上风。就象一个赌徒的风度在于他能够在加大赌注时，比平时更加冷静。又象一个演员最大的演出效果取决于当他牢牢控制自己时，能否熟练地表现出感情色彩。” 戴高乐知道政治活动就是在演戏——不是指实质，而是指实践——正是部分由于他掌握舞台表演艺术，所以他能把他的政治意愿强加于人。 象凯撒和麦克阿瑟那样，戴高乐在他的文章里经常以第三者自称。例如，“向戴高乐呼吁的愿望越来越强烈”，需要“向戴高乐作肯定的回答”和“对戴高乐将军怎么可能会别无其他选择”等等。有一次，一位记者要求他解释这个习惯的由来。 他回答说，尽管有时是出于写作风格偶尔使用第三人称，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我发现在别人的心目中存在一个名叫戴高乐的人，而那个戴高乐实际上是一个与我无关的独立的人。” 他第一次认识他的公开角色的力量是在战时访问法属赤道非洲的杜阿拉城时，成千上万的人站在道路两旁欢呼：“戴高乐！戴高乐！戴高乐！”在他挤过人群时，他意识到戴高乐将军变成了一个活着的传奇式人物，一个使夏尔·戴高乐相形见绌的人物，一个比生活高大的人物。他后来说：“从那天起，我知道我必须和这个人，这位戴高乐将军作比较，我几乎成了他的俘虏。在我作一次讲话或是作出一个重要的决定之前，我总得问我自己，‘戴高乐会同意这个吗？这就是人民期待的戴高乐的行动吗？这是否符合戴高乐和他所扮演的角色？’”他若有所思地接着说：“有许多事我本来很想做但却不能做，因为那些事是不符合戴高乐将军的身分的。” 无论是一个细微未节，还是一个重大姿态，总要肯定一下他是在扮演戴高乐将军的角色。到晚年，白内障严重地损害了他的视力。如果不戴上厚镜片的眼镜，有时连和他握手的人是谁都认不清。乔治·蓬皮杜告诉我，有一次他和戴高乐一同乘车穿过欢迎群众行列时发生的事：这位法国总统侧身问他的总理，在群众中是否有人向他挥手致意。夹道欢迎的人有那么多，但他竟看不见他们。戴高乐将军的形象又不允许他在公开场合戴上眼镜。由于他的虚荣心和非凡的背诵讲稿的能力，他从来不用讲词提词器。 象麦克阿瑟一样，戴高乐不为个人的危险担忧，他敏锐地知道这种勇气所能带来的巨大效果。皮埃尔·德马雷和克里斯琴。普卢姆在他们的《瞄准戴高乐》这本书中，描写过三十一次企图谋杀这位法国总统的事件。1962年，当他乘车经过巴黎一个郊区时，一道密集的机枪火网向他的汽车猛扫过来，一颗子弹从离他头部仅两英寸处飞过，当他在机场走下汽车时，他掸掉身上的玻璃碎片后说：“我真幸运。这次很险，但是这些先生们的射击技术太蹩脚了。” 戴高乐老练地安排了在各种公开场合的露面。他的一年两次与新闻界的会见更象是在召见他们。会见是在爱丽舍宫的节日厅里举行的，大厅里金壁辉煌的天花板上垂挂着枝形的水晶灯盏。仅仅这些就够得上一次盛会，它吸引着上千名新闻记者。 在六十年代中期我对巴黎的一次访问中，我在波伦大使办公室里的电视机上看过戴高乐的一次记者招待会的实况。在接到提示之后，两个打着白领带、穿着燕尾服的男子拉开了舞台后的红丝绒帷幕，每个人都站立着，等待戴高乐的入场。他站在麦克风后面，他的部长们站在他的两旁。他示意大家坐下，只按他选好的一个题目讲了二十分钟，然后又只回答了三个问题，会见就结束了。 我们获悉，他为这次会见所作的讲话一直到那三个问题，事先都写好了讲稿，而这些问题是他的新闻官员们事先在某些记者中布置好了的，他事先记住了这些问题的答案，但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一切是布置好的，这似乎有一种催眠作用。在戴高乐结束会见后，经常用藐视口吻谈论这位法国总统的波伦只是摇头惊呼：“多么令人吃惊的表演！” 他对其他公开集会也同样重视。1969年，戴高乐在为我们来访的代表团而举行的国宴上，发表了一个似乎是即席的流畅的祝酒词，因为他面前没有讲稿。事后，我的一位助手称赞戴高乐发表长篇讲话时始终未用讲稿的才能。戴高乐回答说：“写下了讲稿，把它记在脑子里，然后把纸扔了。邱吉尔经常这样做，但他不肯承认。” 戴高乐虽然是一位善于做作的能手，但是他在同我历次的会见中从来没有运用过这种才能。我从未见过他提高嗓门说话。他从来没有企图用吓唬，或者虚张声势的办法使别人接受他的意见。如果他不同意某种意见的话，他会把它抛开，而不是假装同意。当他对某件事深有感触时，常常作出几分强调而又优雅的手势。他的思维质朴而又明快。这一点反映在他的公开的和私下的谈话之中。他从不草率地谈论和思考问题。他下的结论不一定正确，但他有罕见的从头到尾思考问题的才能，最后用令人非信服不可的、有说服力的逻辑来表达他的观点。 新闻报道上经常出现一些头发整齐而油光脸滑的政治家，在这样一个时代，值得人们回忆戴高乐是其中第一个达到顶峰的人物。夏尔·戴高乐在无线电广播中创造了戴高乐将军的形象。许多领导人已擅长使用电子新闻工具，但戴高乐的出色成就却堪称先驱，在他号召法国人民奔赴他的事业时，无线电波是他利用的唯一的讲台。正是通过在伦敦发出的无线电广播，戴高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黑暗年月里，成了法国传奇式的人物。 他在五十年代后期重新掌权时，电视正成为杰出的宣传工具。戴高乐登场了。他认识到电视可能给人带来眼花缭乱的效果，正如他后来听说的：“突然间，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使你能在任何地方出现的工具。”他知道为了在电视中取得成功，必须改变自己的风格。他本来总是照着讲稿宣读广播讲话的。“但是，现在的电视观众在广播里听到戴高乐的声音的同时，还可以从屏幕上看到他，为了忠实于我的形象，就要象面对面谈话那样，不用讲稿，不戴眼镜……”他写道。这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在无情的灯光下，孤零零地一人坐在桌子后面，表情必须使人觉得生动而自然，不用借助有损自己形象的过多手势和不切场合的怪相来吸引观众的注意。 他讲演的口才是出色的。他的低沉而爽朗的声音和他安详自若的风度结合在一起，使他给人一个鲜明的父亲般的形象。 他操法语就象邱吉尔操英语那样，华贵而豪放。这是一种古典的、近乎古代的法语。他口齿清晰准确，余音回荡，我想甚至没有学过这种语言的人也会理解他的意义。 在一次戏剧才华大放异彩的场合——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者和将军们向他的权威挑战时，他身穿将军服，在电视屏幕上向全国广播。许多美国评论家嘲笑这种举止，并称之为老掉牙的戏文。他们不可能理解穿着将军服的戴高乐能拨动所有法国人心底深处感情的琴弦，并把他们团结在一起——这种团结只有在最困难时刻盼望好日子来临时才存在。 但夏尔·戴高乐并不是光靠象征、口才或演技来创造戴高乐将军的。还靠他在公众中露面的全部场面——依靠情节、背景、精湛的表演技巧、常常由他自己编造的巧妙的双关语的准确性等等，去争取各种观点完全不同的人群的支持，因为他的讲话对兴趣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戴高乐将军是一个门面、但不是假门面。它的后面是一个有热情、智慧和训练有素的人。这个门面象是一座大教堂前的雕塑，而不是好莱坞的那种背后空无一物的骗人道具。 神秘可以诱惑人但是不能吸引人。为此，领袖人物需要的是戴高乐称之为性格的东西。大多数人把品质看成是道德的力量和坚韧性，但是戴高乐给领导的品质下的定义是强烈的愿望和发挥自己意志的内在力量。他说：“把一个人放在他同辈之上，只有在他能够用他来自性格的、给共同的任务以推动力和完成任务的把握时，才可说得上合理。” 戴高乐在文章里说，在面临事物的挑战时，具有性格的领袖就躬身自问，只依靠自己。具备这种“追求独立自主”精神的领袖，“在困难中可以找到特殊的乐趣”，因为只有在和困难搏斗的时候，他才能检验并扩大这种精神的极限。他在作出决定时毫不畏缩，而是采取主动，大胆地去迎接这种时刻。 他写道，有性格的领袖能使集体的努力秩序井然。“统洽集团中自命不凡的笨蛋们”——脑海中一直想着如何保住他们的等级地位和职务的军人们和部长们，永远不能博得别人的信任和热情。因为“他们是寄生虫”，他们夺取一切，而什么也不给别人；他们是群软骨头家伙，两腿永远发抖，他们是些跳娃娃，只要一有机会，就会毫无顾忌地背叛变节。 他又写道，只有在那些用行动证明自己品德的、勇于正视并克服困难的和“不借一切牺牲的”领袖们才能赢得群众。他还说：“有这种性格的人辐射出一种磁力。对追随他们的人来说，他们是取得最后胜利的象征和希望的化身。” 具有性格的人，首先不是博取他上级的欢心，而是极力忠于自己的职守。他那带刺的个性和不讲情面的行动，使他得不到那些不懂得应该使用有坚强意志的下属的上级的宠爱。他写道：“国家最好的公仆，无论他们是军人还是政治家，极少是那些最温顺的人们。主人必须具有主人的智慧和勇气。最糟糕的政策是不任用性情梗直的人。理由呢，充其量只是他们难以相处罢了。和睦相处的关系，在事情顺利的情况下什么都好，但是到了危急时刻就要导致灾难。”这可能是在下意识地描绘他自己。 戴高乐经常劝告其他领导人要坚强，要依靠自己，最重要的是独立自主。戴高乐向对他怀有深切敬意的伊朗国王说：“我对你只进一句忠言，然而却是很重要的一句：把你的全部力量投入维护独立自主上去。”1961年，他劝告肯尼迪总统采取一项一直在指导他的行动的原则：“只听从你自己的！”1969年，我们乘车从机场进入巴黎市区时，他转身朝着我，把手放在我的手上，说：“你看上去年轻、精力充沛、大权在握。这很重要，要保持下去。” 戴高乐的战时领导，体现了他关于性格的观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艰巨任务摆在他面前时，他显示出了非凡的热忱。在这点上，戴高乐很象毛泽东。当面对重大考验时，这两个人似乎都承担起建立新生活的使命。但是，不同之处是，毛泽东打乱旧秩序以发动斗争，戴高乐是用斗争求得秩序。 当周思来和我驱车前往北京机场时，周恩来讲到毛泽东回到离别三十二年的故乡时写的一首诗。他说，这首诗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逆境是良师。我同意这一点，并且指出，竞选失败的痛苦确实比在战争中负伤的痛苦还要大。后看只伤害了身体；前者却伤害了精神。但是，竞选失败有助于发展力量和增强性格，这对未来的战斗是必不可少的。我提到戴高乐不掌权时所度过的十二年有助于铸造他的性格时，周恩来表示同意，并补充说，在整个人生道路上一帆风顺的人都不会增长才干。 一个伟大的领袖只有逆流而上，而不是随波逐流时才能增长才干。 有些政治领导人从未遇到过逆境；有些从来克服过逆境。 只有少数人是逆境造就的，戴高乐就是这少数人中的一个。他对逆境并不陌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伤得如此严重，差一点死在战场上。结果被俘，被囚禁，一直到战争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进行战斗，以挽回法国的荣誉。胜利后不久，他又被全国所抛弃。然而，十二年后他又重新执政。 当戴高乐从政界退隐后，他就“在野”了。大多数政治家一旦尝过权力的滋味，都舍不得丢弃它。美国有许多参议员在选举中被击败或者退休后不愿回到他们家乡所在的州去。他们宁愿呆在华盛顿，守在权力的边缘上。但是戴高乐从不忘怀家乡，总是口到家乡并从那里汲取力量。 科隆贝双城是戴高乐的避难所——在比喻上和实际上都是“原野”。科隆贝双城位于法国香巴尼地区朗日高原的边缘。 它离巴黎东南一百二十英里，人口三百五十人，在大部分交通图上找不到这个地名。戴高乐的房子——拉布瓦斯利——有十四间房间，是一座有褐色瓦顶和一端有个六角形塔的白石建筑物，在树木和灌丛的笼罩之中，遮断了过往行人的视线。戴高乐在这个小乡村庄园里同外界隔绝，为了增加他的神秘感，再也不可能找到更好的环境了。 在科隆贝，戴高乐发现如果在最高的职位上可能感觉孤独的话，那么在其他地方可能会更加孤独。但是这没有什么可悔恨的。他写道：“在这纷繁的大千世界里，隐居原是我所向往的，现在则是我的伴侣。几经沧桑，还有什么比这更能令人满意的呢？” 尽管邱吉尔和戴高乐在战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都失去了领导权。然而，他们采取极不相同的方法试图重新掌握权力。法兰西人民联盟的失败对戴高乐的教训是：在政治活动中，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很少是直线。1955年，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退出政治生涯后，他选择了一种超然的、乡绅的生活，几乎没有作过任何努力要求公开露面。他是一位伟大的演员，象多数伟大演员一样，知道什么时候该退场。他也是一位政治大师。直觉告诉他，寻求高位一定得象向女人求爱那样。他遵循法国谚语的教导：“你追她就逃，你退她就退。”象艾森豪威尔一样，他本能地知道，有时得到权力的最好的办法似乎是不要去求它。但是等待不是邱吉尔的性格。 邱吉尔继续在议会中领导忠诚于他的反对党，从来没有一个时刻不公开利用每一个可能的机会来夺回权力。两人都成功地夺回了权力，尽管使用的手段不同。 在美国政界中，我总是劝告那些渴望得到高位的人们：心里有雄心是一回事，而流露在外面的雄心抱负又是另一回事。 对于一个领袖人物，前看是必要而恰当的品质，后者是叫人远避和产生反感的品质。 戴高乐每星期一次离开简朴的外省住处——科隆贝，到他座落在巴黎索尔弗里诺街上的办公室和人们约谈。尽管第四共和国的人们反对戴高乐当领袖，却仍有许多热情的人来向他求教他的政治见解。但是他们离去时经常觉得，他从与他们的谈话中所得到的要多于他们。通过这些会见，戴高乐变成了法国对第四共和国活动方式和失败经过的最好的见证人。 他还与狂热地献身于他的拥护者保持接触。这些人在他失败时甚至比他在胜利时更效忠于他。他们是戴高乐极其重要的政治资本，形成了支持他的核心，使他能在时机来到之际抓住机会，重新掌权。当他掌权时，他们也给他以强大的、可靠的支持，这种支持在危机时刻，对于一位领袖是不可缺少的。 他的许多追随者中，更多的是被他本人所吸引，而不是他的思想。在政治上比戴高乐更左的安德烈·马尔罗是如此地被戴高乐的性格迷住，以至于成了一个近乎卑躬屈膝的支持者。 在我第一次访华前不久，在为马尔罗举行的一次白宫晚宴后，当我陪他走向他的汽车时，他用崇拜的口吻说到戴高乐：“我不是戴高乐——没有人是戴高乐，”他说：“但是如果戴高乐在这里，我知道他会说些什么，‘所有那些理解你正在从事什么的人向你致敬！’”个人崇拜经常随着被崇拜的人去世而消逝。戴高乐主义并非如此，这是由于对戴高乐的怀念，戴高乐主义甚至现在在法国的政治生活中仍起着重要作用，即使其作用在减弱。戴高乐在科隆贝居住的年月里，他经常会见这些追随者，培育他们对他忠诚的情绪。 最重要的是，在他政治上被放逐时期，戴高乐变得更加聪明起来了。阿登纳告诉一位记者，在科隆贝的那些年月里，“对他好处极大，现在他成了西方最能干的政治家了”。伟大的领袖人物们总是从错误中比从成功中学到更多的东西。戴高乐在他的三卷《戴高乐回忆录》中重新检讨了自己的行为。在论述他的行动时，常常以检查当时可能采用的别的方案的价值，来重新估价他的行动。为了进行这样的重新评价和自我批评而必须具备的不偏不倚的立场，这种正确观察事物的能力，在政治领导人中是少见的。但对于一个试图东山再起的人来说，它又是绝对必要的。 戴高乐的一位同僚写道：“写这本回忆录使他成为一个政治策略家”，在他1958年当上总理后不久，这一点变得更加显而易见了。他要求议会给他处理国家危机的特权。旧日的戴高乐本来会要求议会给他这些权力，并用辞职作威胁，而新戴高乐知道安抚的重要性。他这个政治技工深深懂得，如果给机器加油，它就会运转得更平稳。 当他来到议会时，他对议员们尽情打趣逗乐。在休息时，他亲切地和他们聊天，来争取政敌。他向他们保证说，他的所作所为全都是为着“使共和国更强大、更健壮、更有效和坚不可摧。”他恭维他们说：“我想要你们都知道，今晚有机会和你们一起在这里聚会，我是感到多么荣幸和高兴。”听了他这番话之后，那些竭尽全力试图阻止他重新掌权的议员们都目瞪口呆。他们鼓掌喝采，同意给戴高乐想要的权力。 戴高乐也能透彻地分析美国的政治。在1960年访美期间，他对美国即将来临的总统选举表示了极大的兴趣。他小心翼翼地不表示出站在哪一边，但是他确实提出了一些英明的忠告。 他告诉我，他知道我作为副总统，将要并且也应该在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政绩基础上进行竞选，但是我要得到他认为时代要求我得到的位置是困难的。他非常强调地说：“你必须用建设‘新的美国’作纲领来竞选”当然，我不能这样做，因为那样的话，我就会象是批评现政府，而我本人也正是这个政府的一员。但是，忠告是正确的。肯尼迪就是以“新的美国”这个主题来竞选的，而结果他获胜了。 1962年，我竞选加利福尼亚州长失败之后，我和我的全家去欧洲旅行并且在巴黎停留了几天。使我极为惊讶的，并且使波伦大使更为吃惊的是，戴高乐邀请尼克松夫人和我在爱丽舍宫共进午餐，并且也邀请了波伦。 在我两次竞选失败后，我和任何一位美国政治家都不相信我还有政治前程。因此，戴高乐的邀请似乎是一种出于客气和慷慨的姿态。在他的非正式的午餐祝酒词中，戴高乐说，三年前当他第一次见到我时，他本能地感到在美国的领导方面我会起到一个较为重要的作用。他说，他仍保持这一观点，他看到我将在未来的“最高级职位”中担任角色。 这是一个很客气但也是很真挚的嘉勉。在我担任总统的任期内和在圣·克利门蒂的全部岁月里，那些来访的认识戴高乐的法国官员们，都从来也没有忘记对我说，甚至在美国报刊还没有暗示过的时候，他就预言我会当选总统。 在我在野期间，我每次去巴黎旅行，戴高乐都要会见我，除非他不在巴黎，尽管他通常只会见那些执政的人物。我的意思不是说这些会见表明戴高乐特别欣赏我，然而，我个人认为，我们的尊重是相互的，并且是多年来逐渐增长的。他是一个美国政治和全球事务敏锐的观察家，我想他可能审视了美国的政治舞台，但是没有看到多少领导人对世界政治有很多的理解。他也可能认为时代需要了解世界政治的领导人，所以我可能找到机会重新掌权。因此，我们的会见对他来说是一个机会，与他最重要的盟国的一位未来可能当领袖的人培植友谊，并使这位领袖理解他的观点。 而且，我认为他把感情转移于我是因为他把我看作是另一个懂得“在野”是什么滋味的人。 戴高乐失败的逆境有助于他陶冶一种吸引他的狂热追随者的性格。但是戴高乐写道，一个有性格的人还需要有威严才能成为有效率的领导人。“他必须目标崇高，有见解，作事有气魄，从而能在那些平庸的一般人中建立权威。”如果他满足于平凡的事物，他将被认为是一个好的奴仆，但“决不是一个能够肩负起人类信念和理想的主人。” 戴高乐的事业是法兰西。没有什么比法国荣耀的象征更能鼓舞他，也没有什么比法国的弱小和失败更能使他忧伤。 “在我的一生中，我对法国都有一定的想法。”戴高乐在他的战时回忆录的一开始这样写道。在随后的激动人心的段落里，他阐述了一个极有吸引力的观点，他谈的不是法兰西的民族国家，而是法兰西的民族灵魂。他认为，从感情方面来说，他倾向于把法国想象成命运注定要么取得巨大成功，要么罹难深重的国家。“如果不是这样，在法国的行动和业绩中却显露了平庸，那种不责怪国家的倾向，而把责任推给法国人民的话，那我将认为是荒诞无稽的。”他的理性的一面认为：“如果法国不居前列，就不是真正的法国。只有那种把法国置于历史前沿的伟大民族抱负，才能抵消法国人民涣散的天性。简而言之，对我来说，法国如果失去了伟大的话，就不可能成为法国。” “在领导人失败的时候，”1942年戴高乐对美国海军上将哈罗德·斯塔克解释说，“新的领导人就从永恒的法国精神中涌现出来。代表这种精神的有如从沙勒曼到圣女贞德，到拿破仑、波因卡尔和克莱门梭等。”他接着说，“或许这次我是由于别人的失败而被推到领导岗位上的人之一。”毫无疑问，戴高乐是把他自己看成法国一系列救世主中的下一位了。他的军队曾在“洛林十字架”的旗帜下行进。几个世纪前，圣女贞德在这面旗帜下重新集合过法国人。当他说在第三共和国投降后“要由我来承担起法国的重担”时，他的意思是说，由于他决定继续进行抵抗，他在法国人民的心目中已成了法国的化身。 由于同盟国未能了解这个事实，因而导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们与戴高乐发生了许多次对抗。有一次，当邱吉尔试图让他对处理一些小事的方法作些调整时，戴高乐坚决地拒绝了，并说：“首相先生，既然你终于有圣女贞德站在你的一边，但你仍然下决心要把她烧死。”罗斯福总统没有能力理解戴高乐的意思，继续对朋友们取笑说，戴高乐认为他就是圣女贞德。 尽管邱吉尔对戴高乐抱有极大的同情和敬意，这位英国首相还是经常被这位法国领导人的政治上的不妥协所激怒。有那么一次，邱吉尔的话超越了罗斯福对戴高乐的嘲笑，他说：“是的，戴高乐确实把他自己看成是圣女贞德，但是我的该死的主教们就是不让我把他烧死。” 另一方面，艾森豪威尔真诚地把戴高乐看成是军事上和政治上的领袖而钦佩不已。他痛惜许多美国外交官员对戴高乐持否定的偏见：欢迎他在1958年重新执政。他对我强调，尽管戴高乐可能难以相处，要是没有他领导的话，法国就不可能成为一个自由的国家而幸存下来。数年后，在1969年我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之前，我到沃尔特·里德医院去看望艾森豪威尔。他七十八岁了，因病卧床，大约只能活几个星期了。但是他的思想仍很敏捷，记忆力也很强。他思索着说：“在战争中，我们对待戴高乐缺乏敏感。” 艾森豪威尔作为总统对戴高乐怀有极大的敬意。他给予戴高乐以通常的礼节，戴高乐则以友谊作酬答，六十年代，法美关系令人吃惊地恶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政策制定者们未意识到这个简单的真理：尊重人的敏感性和礼貌，对于国与国之间的良好关系来说，只是很小的代价。 戴高乐最担心的是法国会遭到那些曾经创造过历史，而现在只能纪念历史的国家所遭受的命运。1969年，我对巴黎进行国事访问，在抵达时的讲话中，我回忆了本杰明·富兰克林所说的话：每一个人都是两国的公民，他是自己国家的公民，又是法国的公民。假如一个人停下来思考一下法国已经在艺术、文学、哲学、科学和政治上对现代文明作出的贡献，那么这句箴言听起来是对的。戴高乐为确保这句箴言永远传下去而为之献身。 战后欧洲出现的实利主义使戴高乐深感不安。他担心法国人过于迷恋他们的生活水平。“这不是一个民族的雄心壮志，”他对一个记者说，“与此同时，别国人民较少考虑他们的生活水平，正在征服世界，甚至在不用战斗的情况下征服世界。” 戴高乐有一次对艾森豪威尔说：“和英国人不同，我们没有失去我们对美德的爱好。”戴高乐从来失去那种爱好，但是他的许多人民已经失掉了。戴高乐经常抱怨法国人民是他探索法国庄严的事业中的最大障碍，他力求引导他们攀登“高峰”，但是他们往往不跟他走。1969年，他在一个电视节目里呼吁人民结束那场席卷法国的国内动乱、但他们不予响应。戴高乐很气愤地对他的助手们说：“法国人是一群牲口，的确是一群牲口。” 一个献身法兰西民族的人竟会如此蔑视法国人民，这看来似乎很奇怪。然而，对于戴高乐来说，法国并不是把它的人民加在一起而已。他的想象是一种理想化的想象，他向全国提出要他们提高并加强这个国家的精神。人民就是这样的思想单纯、庸俗、不完美，他们的眼睛不是朝向地平线那边的山巅，而只看脚下一小块土地。 在他的心目中，法国应站在各国的前列，当历史的前驱。 他为法国设计一个宏伟的民族抱负所作的努力没有成功。他轻率地考虑在法国铸造一种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妥协的哲学。但是，法国人作为一个整体对此不感兴趣。然而，他为支撑民族自尊心所作的一切努力，大体上是成功的。他坚持法国发展自己的原子武器和核力量。六十年代，美国历届政府在采取外交行动前，忽视了与戴高乐磋商，戴高乐就把法国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体化指挥机构中撤了出来。 1967年我与戴高乐讨论时，他对法国的全球性作用的迷恋表现在他的谈话方式和对重大外交政策问题所持的立场这样两个方面。我们是在爱丽舍宫他的办公室中会见的，只有他的译员在常虽然戴高乐从来不讲英语，但是我可以看出他很懂英语。我在大学学过法文，可以注意到当我们的译员偶然未领会戴高乐讲话的细微未节时，戴高乐常常用非常准确的语言重新表达他的思想，强调那被译错了的意思。由于他喜欢无比精确的语言，因此他可能不愿说不地道的英语。但是我也意识到他只用法语是因为他认为法语应该恢复它从前作为国际外交语言的地位。他也承认在谈话中他用法语有策略上的好处。在等译员翻译我的谈话和提问时，他可以有加倍的时间来思考和回答。他显然是这样想的，因为他听我讲话和听翻译时一样仔细。 1967年阿以战争爆发后不久我们会见了。戴高乐要求召开一次最高级会议讨论中东和其他发生纠纷地区的问题。在我们会见时他对我说，他认为由于中东事态的发展，俄国很为难，可能容易接受一个对阿拉伯人和以色列入都是公正的解决办法。 我问他，苏联支持纳赛尔在中东到处侵略的政策，难道能不对他们寻求公正解决的诚意感到怀疑吗？他承认苏联有一个帮助“社会主义”国家诸如埃及的政策，他们经常试图利用中东紧张局势在阿拉伯世界获得影响和起一种杠杆作用。但是，他强调说，苏联没有完全拒绝他建议的最高级会议。 最后结果是，俄国人对与西方领导人会谈毫无兴趣。我认为，戴高乐极度渴望使法国在国际上起较大作用的思想引起了这次在判断上少有的失误。正如意大利总统萨拉加特曾经对我说过的那样：“戴高乐是一位诚实的好人，但是他象一个照镜子的女人，又想照镜子，又怕看照出来的模样。” 戴高乐忍受不了这样的事实，法国尽管具有作为世界上一个大国的伟大历史，但经济和军事力量只相当于美国的一小部分。他不愿意美国和苏联在决定所有关键性外交政策时不和法国磋商或不让法国卷入。他也认为，法国人长期的外交经验使他们有能力以各种办法在改善东西方关系方面作出贡献，没有经验的和鲁莽的美国人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 尽管从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到他对眼前情况的判断是错误的，但他对中东前途的分析是有预见性的。他认为，以色列在交回它占领的领土中会坚持非常强硬的条件作交换的。他在谈到以色列人是一群走极端的人民时说：“看看圣经中记载的他们的历史”就知道了、他指出，阿拉伯人也是同样的爱走极端的人民。他说：“双方都总是想得到比他们应得的更多的东西。” 他说，美国和其他国家应该联合在一起，在和解的基础上而不是在报复的基础上争取和平。他认为，这样的和平符合以色列的长远利益。”迄今为止，以色列已经赢得了与阿拉伯进行的每一场战争，而且也将获得下一场战争的胜利。”他说，“但是到头来，他们无法在憎恨的海洋中生存下去。” 不象当时许多西方领导人那样，戴高乐把中东危机归咎于双方。结果有些人不公正地给他贴上了“反犹太人”的标签。 经常批评戴高乐的波伦不同意这个做法，他对我说：“问题是他（指戴高乐）觉得犹太人总的来说是国际主义者，而他主要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民族主义者。” 在结束这次谈话时，我说，在与苏联打交道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之间要更多地磋商。在重大问题上美国不应单纯依赖于与苏联的双边关系。他带着一丝微笑口答说：“我记住了。”他确实记住了。 当我成了总统时，我和戴高乐弥合了法国和美国之间的不和。不象我的某些前任，我没有藐视戴高乐的建议和忠告，而是欢迎它。因为我知道，从他对于世界事务的经验和智慧中，我可以受益非浅。我相信仅仅这种态度上的改变，在改进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中就起了很大的作用。 戴高乐关于领导艺术的教导既非常简单而又一针见血。在他的《剑刃》一书中概括地阐述了它的要点。如果一个领导人有神秘性、性格和庄严，他就可以获得名望。如果他把名望和魅力结合在一起，他就可以获得权威。如果在权威外还有先见之明的话，就可以象戴高乐那样，成为历史上为数不多的举足轻重的领袖人物。 但是神秘的孤僻，独立自主的性格和超然的庄严，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戴高乐写道，一个领袖人物必须在声望和幸福之间进行选择。因为伟大和“含糊的忧郁感”是不可分割的。 “被看作是幸福的内容的满足、安宁和欢乐，对那些位高权大的人来说是享受不到的。”一个领导人必须忍受严格的自我约束、经常冒险和不断的思想斗争。 戴高乐想要恢复他的国家的伟大，愿为它献出个人的一切。他那由于年龄和劳累而刻上皱纹的、板着的脸，使他看上去有领导人所具有的忧郁气息。他的嘴唇紧闭，象是永远感到不满似的。他笑时，嘴唇咧开了，但嘴角从不向上翘。他那深陷的、冷若冰霜的一双蓝眼睛周围有黑色的眼圈，似乎流露出一丝悲哀。他的左眼总是稍稍向外斜，给人的印象是，他不会得到女子的钟情。他可能有幻想，但永远不可能实现。 为了保持他个人的孤僻，戴高乐觉得他必须回避同事们的友谊。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曾经用过比“我的将军”较为亲切些的字眼来称呼他。一位传记作者甚至说：他把曾与他长期共事的助手调走，只是为了避免他们会和他变得太接近。 但是谁也不能够永远那样地沉郁、严厉。戴高乐的“人性”的一面偶尔显现到表面上来，例如，他对家庭生活的传统价值极为重视。他能记住他手下工作人员的妻子、儿女的名字，经常问起他们。 在他通常严肃的举止中不时地流露出典型的有挖苦意味的法国幽默。在他担任总统期间，有一次，一个助手由于巴黎电话线大忙而打不通电话的时候，把话筒狠狠一摔，大声嚷道：“把笨蛋统统处死！”刚走进房间而未被助手注意到的戴高乐说：“啊！多么庞大的计划，我的朋友！” 冯·德·肯普将军是几尔赛宫著名的掌管，他对我讲了另外一个例子，当戴高乐在大特里亚农宫的修茸一新的国宾馆视察时，有人说拿破仑的浴缸对于约翰逊总统可能大小了。戴高乐回答道：“或许是这样，但对尼克松差不多正合适。” 戴高乐写道，一个领导人不能享受单纯的友谊的单纯乐趣，但是在社会活动中，他证明自己说错了。他是非常殷勤的，在官方宴会上，他不支配交谈，而是试图让每一个人都参加到谈话中来，包括尼克松夫人和戴高乐夫人在内。当然，我知道他一直是一名伟大的军官，但是在与他直接交往之后，我知道他也是一个彬彬有礼的人。 许多领导人是那样全神贯注于国家大事，或者那样一心地想着自己，以至于他们在宴会上不和其他宾客交谈，或对他人表示什么兴趣。但是戴高乐却不是这样。1960年在我们为他举行的宴会上，尼克松夫人费了很大的劲儿，在被一张马蹄形桌子围绕的一个人工喷泉的周围，布置了一些鲜艳夺目的花卉。戴高乐注意到了这个布置，有礼貌地称赞女主人得花很多时间去计划和安排这样一次官方宴会。尼克松夫人后来指出，大部分来访的贵宾要么不会注意到，要么不会费心为此事恭维女主人。“一个真正的彬彬有礼的标志，”她说：“是他想到别人和谈到别人，而不光是想到他自己。” 这些公开表现的热情，是那冷若冰霜的官场生活中的一些例外。戴高乐对他的家庭是有感情的。他很善于处理好领导人所面临的一种令人最伤脑筋的挑战：对家庭的义务和对工作的义务之间的冲突。在这场竞争中，对那些进入高级领导层的人们来说，家庭通常是屈居第二位——这不是因为这个领袖不甚喜欢家人，而是因为他知道成千上万的家庭在等待着他的决策。他必须把很多时间放在工作上，并且必须按不固定的日程表生活，因此，他的家庭经常感到被忘掉了。摄影机无情地抢镜头，大群的新闻记者紧随着，传播流言蜚语的人到处都是，在这些情况下生活是艰难的，在家庭受到这些干扰时更需要父亲的支持，然而，他可以抽出的时间却很少。 戴高乐把他的生活划成各自独立的部分，使家庭和工作分隔。爱丽舍宫的办公室离他的住处几步路，穿过一个大厅就到了，但那可能象穿过欧洲大陆一样，因为，这两个地方是属于完全不同的世界。他的助手们知道。当他结束了一天的工作，离开办公室之后，戴高乐几乎是一位无法找到的人了。除非有紧急事件，否则便没人去找他。他和家人团聚的时间是他自己和家人们的时间。同样在他聚精会神致力于国家大事时，他的家庭不打扰他，也甭想和他商量什么事，用这种公私分隔的办法，他保持了平衡，这是很少有人能做到的——工作和家庭都不居第二位，它们各自在自己的领域中是第一位的。 典型的是，晚上八点钟他回到爱丽舍宫的住所，在看完电视新闻，静悄悄地吃完晚餐后，常常和家人用看书、听音乐或是闲聊的方式松弛一下自己。戴高乐一家对任何体育运动都不感兴趣，象阿登纳和戴·加斯贝里一样，戴高乐唯一的运动是散步。他的全家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从不错过星期日的弥撒。 作为这个家庭的一家之长，戴高乐很喜欢在周末与儿孙们团聚在拉布瓦塞利。整个家庭总是非常支持戴高乐和他的政策。 对一位领导人来说，家庭的支持向来是很重要的。一个截然把公务和私生活分开的严峻而冷漠的头面人物，与其他人相比，更需要一个温暖的、支持他的家庭。他需要一个可以休息的地方，而且是在那几个完全可以信赖的少数人中休息，他需要有一个地方可以卸下在公开场合戴着的面具，还其本来面目。一个戴高乐将军需要有夏尔·戴高乐可以居住的地方。没有亲密的老朋友，他更需要他的家庭，正如戴高乐在他的回忆录中写的：“对于我来说，这个家庭的和谐是珍贵的。” 戴高乐的妻子伊冯在世界第一夫人中位置排得很靠前。她扮演了一个与蒋介石夫人和埃莉诺·罗斯福夫人那样的第一夫人完全不同的角色。她们本人就是知名人士。戴高乐夫人不求名，她相反地躲避出名的机会，巴黎名流对她拒绝穿最新式的时装，不愿在社交场中抛头露面而感到不悦，但她毫不在意。 正如一位大钢琴家为一位大歌唱家伴奏时那样，她既弥补了戴高乐的不足，又服从于戴高乐。钢琴家必须把他的角色升华到歌唱家角色的地位。钢琴家的伟大，不是用他的演奏如何来衡量，而是用使歌唱家怎样能唱好来衡量。同样，戴高乐夫人把她的作用仅仅看作是使他看上去完美，而不是着迷于使她自己看上去完美。 伊冯·戴高乐并不妖艳动人，但她是一位标准的贵妇人。 总是象贵妇人那样穿着打扮，行动象贵妇，思想象贵妇。从我和她的交谈中，我可以感到她一生中的任务是为丈夫和孩子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在她简明的谈话里，她把她的态度归结为：“总统的任期是暂时的，但是家庭是永久的。”她为戴高乐准备一种简朴的、脱离外界的家庭生活，使他极其满意。我可以看出他对她深挚的爱慕和尊敬。正如这个家庭的一个朋友曾经说过的：“很少人知道这位将军是多么依赖伊冯，这些年来她一直支撑着他。” 戴高乐夫妇有三个孩子：菲利普、伊利莎白和安妮。人们不能总根据家庭来对一位领袖作判断，但是在戴高乐的事例上是可以用来作判断的。如果一位领导人的孩子不成器，这经常是由于他们没有能适应政治金鱼缸中的紧张生活。如果他们成器，这通常是因为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浸透了使领导人政治生活活跃的价值因素。在戴高乐的妻子和孩子身上反映了他的古老的侠义气质，他的基督徒价值，他对妇女的极大尊重，和他对家庭生活的热爱。他的家庭是他极为感人的遗产之一。 菲利普·戴高乐极象他的父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战斗的法国人一起英勇作战。他现在是法国海军的一名上将。当1980年我在巴黎见到他时，他陪我到他父亲在野时的住所参观。将军私人办公室的简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里没有华丽的家具和精致的油画，只有一些要散架的桌椅，一架旧打字机和几件纪念品。这些年来，我注意到那些伟大的领导人不试图用宽敞的办公室来向客人炫耀，不管他是一位政府、商界或者各行各业的领导人。常见的是这样一条规律：越是小人物才越坚持要大办公室。 戴高乐海军上将告诉我，他对政界没有兴趣。他说，他唯一的抱负是作为一名海军军官为国家效劳，不干任何有损于“将军”体面的事情。戴高乐的女儿伊莉莎白与一位陆军军官结了婚，她具有她母亲的简朴、优雅的特点。 在我与戴高乐夫人的一次谈话中，她令人感动地谈到了政界人士培育子女并使他们过正常生活的困难。虽然她当时没有提到，但我感觉到，她想的是他们在第三个孩子身上所经历的痛苦。安妮先天智力迟钝，死时才19岁。尼克松夫人回想起戴高乐夫人在华盛顿时，对出席上流社会的晚会或观看历史遗迹没有兴趣，她只想参观儿童医院和儿童养育院，看看人们是如何照顾智力迟钝的孩子的。 如果对戴高乐是否缺乏人类全部感情还有疑问的话，那么安妮悲惨的一生和去世的事实肯定会使这种疑问消除殆荆伊冯·戴高乐在生第三个孩子前不久被汽车撞了，她没有受伤，但可能休克了。她生了安妮后，医生告诉戴高乐，他们的女儿将会智力迟钝，可能永远不能说话。他们绝望了。戴高乐夫人有一次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只要安妮能象其他正常的小姑娘一样，夏尔和我愿意牺牲一切：健康、我们所有的钱、前程、事业。”他们深深地喜爱安妮，不愿和她分离。当有人建议他们把她送进养育院时，戴高乐回答说：“她没有要求来到世上，我们应该尽一切努力使她高兴。” 在安妮短暂的一生中，戴高乐是唯一能使她发笑的人。当他和她在一起时，他抛开了全部的尊严。科隆贝的一个邻居回忆起戴高乐“和她手拉手绕着院子走，抚摸着她并悄悄他讲着她能理解的事”。据传记作者琼·雷蒙德·图尔努说，他常常和她跳小快步舞，为她表演短小的哑剧，唱民歌给她听。他甚至让她玩弄他的军帽，一见到这顶军帽，她的眼睛就闪闪发光。 在她高兴时，她会发出近乎清晰的声音，象别的孩子一样地笑。图尔努写道：“然而，她感到疲倦，但很快乐，拉着她父亲的手去睡觉。” 戴高乐尽全力保护着安妮，使她不与爱好打听的人和报界接触。战时在英国期间，他禁止摄影记者在他乡间住宅拍照时把他的孩子们拍进去。因为他知道，安妮在场不在场都会引起议论。别的孩子们逗弄她，因为她与别人不同，她的痛苦是复杂的，因为她不知道为什么她与别人不同。 戴高乐一家害怕他们死后没有人保护她。因此，他们设置了一笔托管基金，以保证安妮会得到适当的照顾。他们用自己微薄的财力，在米龙·拉·尚贝尔附近的一块林地上买下了一座城堡。圣雅居教会的修女同意为这所养育院配备人员，养育院在1946年开张了。后来，戴高乐担保用他的回忆录的大部分版说来维持安妮·戴高乐基金的偿付能力。 1947年，安妮在二十岁生日前不久死于肺炎。在科隆贝普通公墓的墓地上举行的一个简短的私人仪式结束时，戴高乐和伊冯满眼泪水，一声不响地站着，过了一会儿，他拉着她的手说：“走吧，现在她和别的孩子们一样了。” 历史上难得找到一位像戴高乐那样把所有令人起敬的品格集中在一身的领导人。他是人又是超人。1960年我有幸被他邀请去爱丽舍宫。我与戴高乐历次会见中最值得记忆的是最后几次会见，那时我们都是以各自国家的总统身分聚会的。 1969年2月28日，美国空军一号飞机在法国奥利机场着陆。这是我作为总统第一次出访的倒数第二站。我永远忘不了抵达时壮观的欢迎仪式——巨大的红地毯，雄壮威武的仪仗队，新装饰起来的接待大帐篷。当戴高乐既不戴帽子又不穿大衣在寒冷的气候中站在舷梯旁时，他似乎比所有的人都高大。 起初，我认为他安排一场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欢迎仪式，可能是因为我代表的国家的重要性。但是维蒙·沃尔特斯对我说，戴高乐坚持对于来访的小国元首也给予同样隆重的接待仪式。他对小国领导人与大国领导人同样地尊敬。这种政策可能起源于他的怀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受到盟国降低他身分的接待。这种政策非常英明，它有助于扩大法国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影响。在外交礼节上的怠慢和失误，无论有意无意，对弱小国家领导人的影响远远大于对大国领导人。 爱丽舍宫的盛大国宴和凡尔赛宫的精美午宴，使人经常想起法国过去和今天的光辉。但是访问的最精彩的部分是我们进行了十个小时一对一的会谈。会谈中他不仅表达了他对法美问题的观点，还有他对整个世界的看法。我们话题的广泛，就象从大特里亚农宫会谈地点可以看到的井井有条、绵延不断的宅园似的。他用手优雅地做了一个横扫一切的动作说：“路易十四就是在这所房间里统治欧洲的。”在辉煌的凡尔赛宫里，戴高乐看上去完全就象在家里一样随便。他不摆架子，但是从他身上却散发出一种庄严威武的气息。 在会谈中，他的表演——我不是用这个词的贬意——令人惊讶。他有时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有时则冷静而从实际出发，但始终口齿明亮清晰——象麦克阿瑟一样——他说的话并不总是正确，然而他总是坚信不疑。 我们讨论的第一个问题是西方对苏联的政策。戴高乐的某些诋毁者给他贴过僵硬的、右翼空想家的标签。但他是一个冷静求实的人。他鼓吹对俄国人实行缓和的政策，尽管他知道苏联的威胁是战后欧洲生活的主要事实。他相信苏联人是愿意改善关系的。他解释说，由于被中国缠住，苏联人传统的惧怕德国的心理现在更加厉害了。他说：“他们是从可能与中国发生冲突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他们知道他们不可能同时与西方作战。因此，我相信他们最终会选择与西方重新和好的政策。” 他继续说：“至于西方，我们有什么可选择的呢？除非你准备进行战争或推倒柏林墙，否则就没有其他可接受的替代政策。争取缓和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如果你不准备发动战争，那就讲和吧！” 然后我们转到自北大西洋联盟成立以来就一直令人烦恼、并且至今仍然棘手的问题。我问：“如果俄国人采取行动，你估计他们相信美国会用战略核武器作出反应吗？欧洲人是否相信我们会采取用大规模常规地面部队的进攻或以这种进攻作威胁，来回敬苏联的进攻呢？” 在我提的问题翻译完后，他在回答前似乎等了一分钟。然后他用仔细斟酌过的字眼回答说：“我只能替法国人回答。我相信，俄国人知道美国不会允许他们征服欧洲的。但是，我们也相信，如果俄国人进兵，你们不会马上使用核武器，因为那将意味着要费尽一切努力，使每一个被杀死的都是对方的人。” 如果俄国人和美国都使用战术核武器的话。他继续说，“欧洲就会被毁灭。西欧和英国会被苏联的战术核武器毁掉，东德、波兰、捷克和匈牙利会被美国的战术核武器毁掉。欧洲的局面确实会是悲剧性的。与此同时，美国和苏联将不会受害。” 由于这种想法，戴高乐显然认为这个问题已结束了。但是第二天，他巧妙地重新谈起这个问题。我们开始谈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欧洲大多数国家的灾难性后果。他把多少卷历史压缩成一句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有的欧洲国家都亡了国，两个国家被打败了。”大约在戴高乐去世前一年，他对马尔罗说：“斯大林对我只说过一句真心话：‘到头来，死亡是唯一的胜利者。’”想起这两种议论，我认为在我们的会谈中，戴高乐是在告诉我，如果发生核战争的话，那将不会有胜利者，只有战败者。 按照他的观点，唯一理智的东西方关系政策是威慑与缓和相结合的政策。 当我问到他关于共产党中国时，他说他对“他们的意识形态不抱幻想”。但是劝说美国不应该“让它们离群索居”。1963年，他又向我表示了同样的见解。他的想法恰巧和我们一模一样。我告诉他，在与俄国人谈判时，我或许也要“在中国问题上有长期的打算”。我接着说：“十年以后，当中国已经在热核方面取得相当进展时，我们就没有选择的余地了。我们和他们的交往要比现在多，这是极其重要的。”戴高乐同意并对这句话使用了一个巧妙的修辞手法，他说：“如果你们在它增强到迫使你们承认它之前就承认它，那就更好。” 戴高乐很少利用联合国，他曾经轻蔑地在我面前把联合国描绘成一部“机器”。邱吉尔对联合国的态度与戴高乐的态度极其相似。这位英国领导人曾经对我说过：“没有一个伟大的国家对一个涉及到自身生存的问题，会允许由别的国家来作出决定。”戴高乐曾经对艾森豪威尔说：“你非常赞成联合国，是因为你仍旧控制着它，但是正是你们和苏联由于完全不同的原因促使‘独立运动之花盛开’，要不了多久你们就不能再控制它了。”他继续说，苏联支持反殖运动来制造和利用权力真空，而美国也同样地干，因为它在这样一个错觉下生活着：“乔治·华盛顿是一个把英国地主驱逐出去的印第安酋长。” 他向艾森豪威尔预言，由于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要求结束殖民统治，“你将失去对联合国的控制而由发展中国家和城邦控制，它们不可避免地很容易被苏联所操纵，但到那时，你将使联合国成为一个人人崇拜的偶像，当他们命令你去干和美国的常识和利益相违背的事情的时刻来到时，你将不得不服从。”尽管这对美国甘心向联合国低头作了夸张，但这是对联合国中将要发生的问题所作的预言性分析。 我们在1967年和1969年花了许多时间讨论了越南问题。 1967年他向我建议，作为总统候选人，我应该用在尽可能好的条件下尽早结束这场战争的诺言作竞选纲领。戴高乐不象阿登纳，他认为苏联要求结束印支战争。他告诉我，在一次会议上，柯西金为这场战争给苏联带来的问题感到沉痛。他说苏联领导人把他的拳头猛击另一只手的手掌说：“你不知道，东南亚的这场战争给俄国的预算带来了多大烦恼。” 我认为戴高乐通常很敏锐的判断在这个问题上是错了。他认为，一个领导人的最大责任之一是使经济完善、通货膨胀下降和维持币值稳定，他似乎认为苏联的领导人会用类似的眼光看待他们的问题。当时我认为并非如此，现在我也认为并非如此。虽然，预算问题确实是苏联领导入关切的问题，但是他们对追求扩张主义目标的重视，超过了对国内经济问题的重视，因为他们可以对人民的抱怨充耳不闻。 在1969年我与戴高乐的会谈中，他敦促美国从越南撤出，但不要急转直下——用他的话来讲，不要“象是崩溃”。他看到撤退会给我在政治上带来困难。他说，他的“令人痛苦的”从阿尔及利亚——“法兰西的一部分”——撤走的决定，遇到的困难甚至更大。但又说这对他来说是唯一可走的道路。 他认为，为了与苏联成功地进行谈判，美国必须使自己从越南摆脱出来。在一定程度上戴高乐的看法是对的：要是没有越南这场战争，我们与苏联的关系本来不会有那么多的麻烦。 但是仅仅撤退能否改善谈判的气氛还是另一个问题。1972年第一次莫斯科最高级会议前不久，北越在南方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袭击。大多数专家劝告我说，美国采取任何一项有力的反措施都会破坏最高级会议。我拒绝了这个劝告，下令轰炸河内和对海防港布雷。这是俄国人能明白的语言，非但没有破坏最高级会议，我确信它促进了他们向前走的愿望。 尽管我并不总是同意戴高乐的意见，但他总是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三天的会谈中，他讲话时，面前没有字条，身边没有顾问。我遇到过的领导人中没有一个人在讨论任何题目或世界任何一部分的问题时能够超过戴高乐的才干、智慧和不时表现出来的深刻洞察力。 在1962年2月，我们举行巴黎会议之后一个月，在他飞越大西洋吊唁他的朋友和战时盟友艾森豪威尔时，我又见到了他。 艾森豪威尔是三月二十八日去世的。我们在白宫会见一小时，讨论了当前国际形势的发展状况。 戴高乐再次劝说我采取步骤，尽可能快地结束越南战争。 另一方面，他认识到我们也不应该慌张地撤退，而应该有步骤地和有计划地撤退。他确信，一旦我们结束了这场战争，美国的力量和威信会大大提高，全世界对美国的信任会重新恢复。 我告诉了他我们提出的撤退计划，而且说我们已经在秘密地与北越人接触。并补充说，我们相信谈判只有在私下秘密进行才会成功。他说，北越已经向法国暗示，他们愿意进行私下秘密谈判，以试图结束战争。回顾起来，我认为这次会谈为基辛格秘密的巴黎之行奠定了基础，其结果是四年后签定了巴黎和平协议，结束了美国对越南的卷入。要是没有戴高乐的后继人蓬皮杜总统的帮助，没有法国政府的协助，谈判是不会取得最后胜利的。 戴高乐十分关心英国和德国关于用超级离心法生产浓缩铀的协议。我对他说，我认为法德和解是他任期中最伟大的成就之一；许多人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但他使之成为现实。 他很欣赏这一赞赏的话，但是他用实用主义的坦率口吻讲到，尽管总的来说他对德国是警惕的，但还是决定与阿登纳和解并合作。尽管他承认“德国人具有巨大的活力、干劲和能力”以及有某种“温顺”，他还是小心翼翼地进行和解，因为他深深地感到，归根结蒂德国人有一种脉冲式的野心，如果不经常加以扼制，必将使法国和别的国家遭受惨痛的经历。基于这一原因，法国人认定决不能让德国人有它自己的核武器。他说，他对英德协议极为关注是因为，假如你“有了浓缩铀并且你又是德国的话，凭着它的技术能力，高核武器的生产就不远了。” 他补充说，这是法国决不能接受的。 事过十三年后，从今天发展的情况来看他对苏美关系的看法是特别有趣的。我那时对苏联增加它的军事力量，特别是导弹能力和海军力量的巨大能力表示了关注。然而我们也看到表明苏联本来是愿意缓和东西方紧张局势的迹象。 我对他说，我个人并不认识克里姆林宫的统治者，愿意请教他对他们的评价，特别是他对关于鸽派和鹰派之间潜在的分裂的报道的看法，他表示了这样一个见解：尽管苏联有“极大的野心”，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并不是一心想进行那种古典意义上的征服的。相反，他们要使苏联变得坚不可摧，与任何国家，特别是美国相比，一点也不逊色。 他说，波德戈尔内是一位没有勃列日涅夫“那样魄力和热情的老头”，按照戴高乐的观点，勃列日涅夫是克里姆林宫的无可争辩的主人。他说柯西金是一位熟练的、努力工作的人，他在政府工作中度过了一生，比勃列日涅夫更灵活，而且根据法国获得的情报，他在1968年捷克人民起义后入侵捷克问题上的态度要比他的同事温和得多。 他说，尽管这些领导人可能在象捷克这样的事件上不一致，但他们认为捷克问题是件小事，而他们在大问题上是一致的，特别是在增强苏联的实力问题上。在与他们的谈话中，他发现他们几乎是直截了当地和坦率地回答问题，甚至很诚恳，但是他认识到在很大程度上这只是一种掩饰。他归结说：“全世界都在等待着美国总统去和他们接触，或是等他们去和美国接触。”当我问他，是否认为这种直接接触是有益的，他的回答是绝对的：“毫无疑问。” 会谈后当我陪他走向他的汽车时，他要我向艾森豪威尔夫人表示他的慰问和敬意。戴高乐不经常显露他的情感，但是从他谈话的方式我可以觉察到他对艾森豪威尔怀有深厚的爱慕和尊敬，对艾森豪威尔的逝世他极为悲痛。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艾森豪威尔的葬礼上和他的会见。 我们早已拟定他访问华盛顿的初步计划。1969年4月29日，他突然辞去总统职务退休。他并不是因为重大问题而辞职的，而是由于一个小问题，即在关于参议院和地区改革的公民投票中，他遭到败北。马尔罗后来问他为什么会为这样一个“荒唐可笑”的问题而辞职，他的回答正是人们预料会从戴高乐将军那儿得到的回答：“正因为它是荒唐可笑的。” 戴高乐象邱吉尔和阿登纳一样，发现培养和造就一个后继人是困难的。邱吉尔定下了艾登：阿登纳定下了艾哈德：戴高乐定下了蓬皮杜。我把蓬皮社列为我所见到的较有能力的世界领导人之一。追随一个真正伟大的人是极大的困难。杜鲁门至少从历史观点来看没有能力接替罗斯福的位置，但他用自己的方式在历史上留下了他的脚却没有另一个人能继戴高乐的位。 只有蓬皮杜——世界经济专家中的佼佼者之一——是一位相称的继承人，他给我留下的特别深刻的印象是，在我们讨论外交政策时，他总是从全球观点出发而不是从地区观点出发来考虑问题的。 在戴高乐辞职后，我给他发了一封亲笔信，在信上我再次邀请他来华盛顿，并告诉他：“我们的许多城市和州将为你在访问日程表里包括它们而感到荣幸。”在结束时我写道：“坦率地说，在这世界上大部分地方都是由平庸的领导人领导的时代里——美国的精神需要你的光临。”维蒙·沃尔特斯把我的信交给了在科隆贝的戴高乐。戴高乐读完后说：“他是一位真正的同志。”同一天他坐在书桌前写了这样一封亲笔信：亲爱的总统先生：承惠公函及您的极其热情的私人信件使我深为感动。这不仅因您身居美国总统高位，也因为这些信件来自于您——理查德·尼克松，而我对您有充分理由怀有无比真挚的尊敬、信任和友谊。 或许有一天我将有机会荣幸地再见到您。此时我向您表示发自肺腑的祝愿，祝您在完成您的重大的国内和国际事务中获得成功。 请向尊敬的尼克松夫人转达我的衷心的问候，我的妻子附笔表示热烈的祝愿。我亲爱的总统先生，请相信我对你的诚挚和忠实的友谊。 夏尔·戴高乐 这封信是戴高乐给我的最后一封信，1970年11月9日他去世了。我和全世界的领导人一起飞往巴黎吊唁。 夏尔·戴高乐一生中，在身材上高过常人，但是他的力量发白内部。蒜头鼻，略显浑圆的身材，柔软纤长的手掌，所有这些对他力量的形象既不能有所补益也不能有所减损。这是一种超越于形体的力量——它是一种由己及人的风纪，在它出现时令人肃然起敬。 戴高乐不谈怀疑，只谈坚信。有时他会出错，即使是他的错误，在历史上也变成了一股力量。 他想要振兴法国过去的美德，但不是要把它们奉为神圣。 用马尔罗的话说：“他是一个比昨天还古旧，比明天还新颖的人。” 他是一个现时代天主教堂的建造者，他建造的天主教堂是一个概念、一种感觉——真实而又不真实；可见而又不可见，可以感触而又不可捉摸。这正是法兰西：不只是地理或政治观念上的法兰西，而是精神观念上的法兰西。 戴高乐向法国人提出一个法国可能变成的法国幻象，而且通过告诉他们这就是法国的过去，他帮助法国变成更接近幻象中的形象。 正如古老的中国人把中国看作是“中央王国”那样——是世界的中心，中心以外就是边缘——戴高乐也把法国看成是中央王国一类。世界其他部分只有在它影响法国时才有意义。在分析世界事务时，他目光冷静而远大，但是他的政策主要是为了促进或保护法国的利益。 他是法国的代言人、保护人、先知、良心、鞭策者和灵感。在一定意义上说，他就是法国。法国不是一个联邦，而是一个整体。他体现了法国，他不仅在世界上代表法国人，而且对法国人来说，也代表法国。 戴高乐不特别喜欢作为一个民族的美国人，由于这个原因。 他也不特别喜欢法国人，但这是风马牛不相干的事。他热爱他的家庭和法国。在他与别的国家的关系中，要紧的不是他是否喜欢这个国家的人民，而是这种关系能为法国做什么，或者是对法国可能有什么影响。他是一位政治家，但不是一位人道主义者。 戴高乐的一生都被卷入经常是针锋相对的争论中。但是，争论的结论是清楚的，要是没有戴高乐，法国就不可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的悲剧中幸存下来。没有戴高乐，法国就不可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中复苏。没有戴高乐，就不会取得法—德和解。没有戴高乐，法国就不会通过第五共和国宪法，就可能陷于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混乱之中。没有戴高乐，法兰西精神——许多世纪以来，它的振作、它的热情奔放、它的光芒，它那特殊性和普遍性独特结合的特点，都一直在鼓舞着全世界——可能已经消亡而不是象今天这样具有生命力和强大。 我对戴高乐和他生平的最生动的记忆之一是在法国巴黎圣母院悼念他的仪式即将结束时的情景。来自世界各地的显要人物开始鱼贯而出。许多人走到我面前，表示感谢我作为美国人民的代表前来参加仪式。然后，在我走近出口处时，教堂的大型管风琴开始奏出了激动人心的《马赛曲》。我停住了脚步，把一只手放在胸前，回到祭坛。就在这时，另一位外宾显然为音乐所感动，走过来握我的手问候，一个最富有戏剧性的时刻就此消失了。我经常想：正当这架管风琴演奏《马赛曲》时，来自世界各地的领导人一起转向祭坛，齐声高唱法国国歌的声音与琴声交织在一起，回荡在这座古老的大教堂里，没有什么能比此情此景更适于捕捉夏尔·戴高乐的精神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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