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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底，尼基塔·谢尔盖维奇·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举行的一次外交招待会上与客人碰杯时，显得心花怒放，洋洋得意。他在童年时代给人放过猪，一天赚两个戈比；现在，他处于权力的顶峰，是无可争辩的俄罗斯的主宰，是一个踌躇满志、击败了对手攫取了权力的人，这时，他转过身来朝着来宾中的一群西方记者，热情洋溢地背诵了一篇寓言故事。 他说道：“从前，监狱里关了一些人，其中一个是社会民主党人、一个是无政府主义者和一个谦卑的小犹太人。这个犹大人是个没受过多少教育的小人物，名叫皮尼亚。”他接着说，他们决定推选一位领导人，以便分配食物、茶叶和烟草这类东西。那位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任何人掌权，傲慢地建议说，他们应当推选那个卑贱的皮尼亚，于是他们就选了他，并且很快就决定挖地道越狱逃跑。但是，他们意识到，枪打出头鸟，看守会首先向第一个逃跑者开枪，看来谁也不愿意带这个头。赫鲁晓夫随着情节的发展，提高嗓门说，“突然，这个小犹太人——皮尼亚挺身而出，说道：‘同志们，你们既然用民主方式推选我当头头，那我就该头里走’”。 赫鲁晓夫继续说下去：“这个故事的寓意是，无论一个人的开端是多么卑下，但他毕竟取得了显赫地位，当然是通过选举上去的。”然后，这位苏联领导人停了片刻，又画龙点睛地说：“那个小皮尼亚就是我。” 像所有打比方一样，皮尼亚的故事，在某些方面是准确的，但在其他方面却是骗人的。当然，赫鲁晓夫既非通过民主方式选上去的，又非勉强地强行攫取领导职务的。为了攫取苏联最高权力，他与人拼搏，向上爬，施展阴谋诡计，进行欺骗、恐吓并谋害别人，长达四十年之久。皮尼亚从出身微贱到掌权，远非像赫鲁晓夫的经历那么令人惊讶。赫鲁晓夫在1918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前，当过猪倌、煤矿工人和管子工，直到二十来岁还没受过正规教育。在他的一生中，他的同僚和全世界人士都对他估计不足。1957年当他巩固了所掌握的权力时，人民如果忽视或小看这位农民沙皇，那是危险的。 尼基培·赫鲁晓夫有最粗俗的幽默感、敏捷的智能、为达到目的坚韧不拔的精神和攫取权力的残暴意志。在这些方面，我所遇见的任何领导人都会自叹不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年代里，没有一位世界领袖人物的成败能象赫鲁晓夫的成败如此急剧地和决定性地改变历史的进程。 就是他筑起了柏林墙，这是历史上第一垛旨在阻挡人民而不是抵御敌人的墙。 就是他曾残暴地镇压匈牙利人民反对共产党统治的起义，我在1956年曾斥他为“布达佩斯的刽子手”。 就是他把导弹部署在古巴，而后又放弃原来的主张把导弹撤走时，还要迫使美国保证从希腊和土耳其撤出其导弹，并不再支持那些威胁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圣地——古巴的人。 就是他力图通过其代理人帕特里斯·卢蒙巴攫取刚果，并在黑非洲和整个发展中世界发动强大的苏联攻势。 就是他开始大规模扩建战略核武器，最终使得在古巴危机中15比1的苏联劣势转为今日明显的苏联优势。 就是他与肯尼迪总统签订了一项禁止有限核试验条约，揭露了笼罩在苏联的斯大林个人迷信。他通过“和平共处”的政策，采取了一系列使俄国成为一个欧洲国家的重大步骤。 就是他剥去了斯大林的神圣的外衣，从而持久地破坏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最主要的是，就是他首先要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共产主义遭受最大的挫折和最意味深长的地缘政治事件负责：苏联与共产党中国的破裂。尽管在外交政策上他取得了成绩，也提出了不少创议，但他可能以最大的失败者载入史册：赫鲁晓夫失去了中国。 在我遇到的所有领导人中，我跟他们没有什么不同意见，唯独强烈地不同意尼基塔·赫鲁晓夫。然而，他在有效地、首尾一贯地行使其粗暴的权力方面，赢得了我的勉强的尊敬。许多入会承认，他是魔鬼的化身。他是一个不祥的能干的魔鬼，对此，不会有多少人表示异议。 赫鲁晓夫在1953年首次出现在苏联最高领导层时，我还是个副总统。西方许多人迅速对他做出判断，他们的第一个印象往往是不准确的。他们习惯于对斯大林这样的苏联领导人的看法是稳重、秘密的操纵者，他们在幕后牵线，操纵事件的发展。体形滚圆的赫鲁晓夫一跃而到了舞台的中心，他那种无拘无束的举止、轻率的声明、装腔作势夸夸其谈的语言，如此彻底地打破了旧的模式，以至于许多人不把他当真。 《生活》杂志给他贴上了“不重要的小人物”的标签；《新闻周刊》的一位专栏作家冠以“一个平庸的文职人员”的称号以及“一个不出色的光知干重活的粗鲁汉”：《时代杂志》称他是“维德维什涅茨”，也就是说，尽管他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和训练，但他一直是被每桩历史事件“推向前进”的幸运儿。多数西方观察家认为，赫鲁晓夫给斯大林擦皮靴都不能胜任，更不用说去穿那双靴子代替他了。在他初次离开苏联去贝尔格莱德访问时，他的举止对提高他的形象也帮不了多少忙。他粗鲁、未经琢磨、喝得酩酊大醉，在国际社交界中显然是不相称的。 报界曾以描写他闹饮作乐一事而取笑他，认为与斯大林相比，他不过是一个轻量级运动员，在位的日子长不了。 华盛顿社交界中那些半瓶醋的外交政策业余爱好者连同职业外交人士，都低估了赫鲁晓夫。当时，有人对我说，他对赫鲁晓夫评价不高，因为这位苏联领导人饮酒过多，说一口“糟糕的俄语”。有些观察家简直不明白，赫鲁晓夫说话的句法混淆不清、服饰过时以及谈吐、举止粗俗，竟未能降低他作为一个领导人所起的作用。由于受到人们的风度和教育所产生的过分深刻的影响，他们忘记了优雅的风度不一定使一个人成为强有力的领导人。在政治家风度方面，重要的不是这个人的外表，而是他内在的东西。除非政治家有着经过锤炼的内在的力量，否则，无论他的外表多么雅致，他也不会取得成功。 赫鲁晓夫在公开场台是俄国式的美国克拉贡参议员。在一年一度的“五一”节阅兵典礼上，苏联最高层领导成员在武装部队通过时，面上毫无表情地观望着。但是，当一群喷气战斗机在头顶轰鸣着掠过时，赫鲁晓夫在观礼台上又蹦又跳，拍拍尼古拉·布尔加宁的背，如同一个小孩拿到一套新鲜玩具那样露出欣忭的微笑。在他观看喷气飞机时，赫鲁晓夫没有莫洛托夫那种冷冰冰的庄严的举止，但这并不是说他在使用这些飞机时，会不那么冷酷无情。 赫鲁晓夫的品格是在斯大林绝对掌权的年代里锤炼出来的。斯大林有两种部下，一种是爬得快的，一种是被整死的。 他杀死自己的人民比历史上的任何人都多，他应对此负责。安东·安东诺夫·奥夫钦柯在其所著《斯大林时代：暴政的真相》一书中，估计被杀的人数是一百万，其中包括斯大休自己的妻子和列宁的遗孀。在那些岁月里，只有那种具有冷酷无情的才能和有搞阴谋诡计天性的人才能活下来，并且爬到了最高层。 赫鲁晓夫为了向上爬，就必须具备才智、顽强的精神和钢铁般的意志。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认识到了这一点。赫鲁晓夫取得政权后不久，杜勒斯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说过：“在共产党的弱肉强食的丛林中，任何幸存下来并爬到最高层的人，必定是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是一个危险的敌人。”他说得对。一位有洞察力的西方外交官曾说过，赫鲁晓夫是一个有“钢铁之心”而外表看起来优柔寡断的人。 我第一次见到赫鲁晓夫是在1959年，当时我去苏联是为参加在莫斯科举办的美国国家展览会的开幕典礼。同年晚些时候，在他访问美国时，我又一次见到了他。 1959年7月我动身赴莫斯科前不久，国会通过了被控制国家决议案。自1950年以来，每年都要通过这么一个决议案。艾森豪威尔发布了该决议案中规定的公告，敦促美国人研究被苏联控制的国家所处的困境，并保证支持这些国家的正义的愿望。 赫鲁晓夫是仅在我自美国抵苏联之前九十分钟，才从波兰回到莫斯科的。波兰人民抱着冷淡和蔑视的态度接待了他。总起来说，苏联与其卫星国的关系是紧张的。赫鲁晓夫一回国，就立即在机场发表一篇强烈谴责被控制国家决议案的讲话。当我的飞机着陆时，受到了冷淡而符合一般礼仪的接待。福罗尔·科兹洛夫副总理发表了一通冗长而又措词强烈的欢迎词，但既没有乐队奏两国国歌，也没有群众欢迎的场面。很明显，被控制国家决议案触到了他们的痛处。 第二天上午十点钟，我到克里姆林宫赫鲁晓夫的办公室举行我们第一次会晤。当我走进去时，赫鲁晓夫正在房间远处一个角落里审视着苏联人几个月前发向月球的月球卫星的模型。 他把模型放回原处时，它好象是个特大型的棒球，而他的双手显得很小。他跨着无节奏的步伐向我走来。他的个子比我预想的还要矮，身高不超过五英尺六英寸。身围肥宽、两腿粗短以及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式的双肩，使他显得矮胖、笨拙。当我们招手让摄影师照相时，这位六十五岁的苏联领导人握手强劲有力，给我的印象是，他是一个有着巨大生命力、体格强壮和牛一般浑身是劲的人。 赫鲁晓夫当着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和蔼可亲地和我聊天，一双细小而敏锐的眼睛扫视着室内每个角落。他有一副圆脸、厚嘴唇、坚实的颚头、狮子鼻和高颧骨，显得生气勃勃。 他对我约于八个月前在伦敦市政厅发表的演说表示赞赏。他说，他欢迎我在讲话中所阐述的那种和平竞赛。然后，他挥手示意摄影师出去，让我在长型会议桌前与他面对面地就坐。 气氛立即发生了变化，他提高了嗓门，就被控制国家决议案开始了长篇激烈的演说，宣称这是严重的“挑衅”，是愚蠢的和威胁性的决议，还不时用拳头在桌子上砰砰乱敲。他要求知道，战争是否是我们下一步要采取的步骤。他说：“在此以前，苏联政府认为，国会决不可能通过一项发动战争的决议。但是，现在看来，麦卡锡参议员尽管已死，但他的阴魂还不散。 对此，苏联不得不时刻准备着。” 我向他解释，该决议案是表达美国的看法，而不是要采取行动的号召。我试图接着谈其他题目，但赫鲁晓夫没有这个准备。我终于说了，在白宫我们有一个传统的做法，就是要中断看来无法取得结果的冗长的讨论。艾森豪威尔总统说：“我们已经揍死了这匹马，现在，让我们换一匹吧！” 在翻译过程中，他毫无表情，但决定对这个问题还要再试一下。他说：“我同意总统的说法，我们不应当揍一匹马花那么长的时间。但我仍不明白你们国会为什么在这个重要的国事访问前夕要通过这么一项决议。”至此，他还满脸愠色，疾言厉色地喊了几句我感到是相当粗鲁的话。后来成为苏联驻联合国大使而当时是他的泽员的奥列格·特洛扬诺夫斯基的脸红了起来。显然，他感到尴尬，并看了看美国大使卢埃林·汤普森。 这位大使懂俄文，他泛泛一笑置之。过了几分钟，这位译员翻译说：“这项决议名声很臭，象是一堆刚拉出来的马粪发出的恶臭，没有别的比这味儿更难闻的了！” 在翻译过程中，赫鲁晓夫一直盯着我。我决定要诱使他摊牌，让他自己讲条件。我想起了情况介绍材料中说，赫鲁晓夫在青年时期当过猪倌。我还回忆起我童年时，人们广泛使用马粪作肥料，但是，有一回一个邻居曾使用了一筐猪粪，恶臭熏天。我一边直视赫鲁晓夫的眼睛，一边以交谈的口吻答道，“恐怕主席弄错了。有一种东西却比马粪还难闻，那就是猪粪。” 翻译后的一刹那，赫鲁晓夫欲怒未怒，两侧太阳穴的血管看来随时会胀裂。然后，他突然笑了起来。他说：“这点你是对的。”“所以，也许你说得对，现在我们该谈别的问题了。然而，我必须告诫你，你在访问期间将会听到关于这项决议的意见。”关于这个问题而很少在其他问题上，赫鲁晓夫是信守诺言的。 我难得象在1959年与赫鲁晓夫所进行的一系列高级会晤那样作如此充分的准备。经过在克里姆林宫办公室的第一次会晤后，我认识到，没有大量的事先工作能使我完全准备好与赫鲁晓夫的会晤。他对此根本没有预料到。什么礼貌、礼仪、旅行计划对他来说都等于零。在我整个访问过程中，他常常对我发表高谈阔论的长篇演说，在美国电视台模型的摄影机前奚落美国，在美国厨房模型的洗衣机前用核导弹威胁西方，在感到惊讶的尼克松夫人、赫鲁晓夫夫人和其他客人眼前，他把一个社交性的午餐变为五个半小时的外交政策辩论会。 与赫鲁晓夫会晤刚结束，我反复思考了这几次会晤的情况，而赫鲁晓夫这个人的形象也就在我脑海里形成。他总是采取攻势，对其对手的弱点有种本能的感觉和向对方榨取好处这种几乎是强制性的倾向结合了起来，也就是，对手让步一英寸，他便推进一英里，只要别人显露出一丁点儿胆怯，他就在你身上辗过去。无论在语言上还是在行动上，他都是一个饶有趣味的人，尤其是有观众在场时，他有卖弄自己的癖好。 他是一个在会晤前要做准备工作的人，对其对手的立场，了解得如同对自己的立场那样清楚，他为此自鸣得意。在辩论中，他给人印象特别深刻，因为他善于随机应变，国为他在被逼到墙角或难以守住阵地时，能够曲解、搅乱和改变话题。他的感情显得很激动，然而他的言行向我表明了，在讨论重要付题时，他严肃认真、冷静、不动声色，并采取分析态度。 赫鲁晓夫使世界时而感到有趣、时而感到惊愕，达十一年之久。他于1953年从斯大林助手的行列中平安无事地爬了上去，而于1964年他的同僚出入意外地将他废黜时，他又砰地一声下了台。他给世界留下了执政时期的赫鲁晓夫的三个形象：是一个爱吹牛皮的小丑。他经常在公开场合喝得酩酊大醉，在这方面，他胜过任何一个现代苏联领导人；是一个能冒险的实用主义者。他一直不为教条所束缚，但他力图用其考虑不周的灵丹妙药而不是采取从长计议的办法来解决国内问题；是一个共产党的极权主义者。他踩着对手和同胞的尸体爬到执政的地位，通过把那些反对者送去流放而执政，一直到自己成为自己一手使用过的那套手段的牺牲品而告终。 通过我与赫鲁晓夫的会见，发现这个小丑戴着两副面具。 一会儿他可能是吵吵嚷嚷、兴高采烈、性格开朗，洋溢出友谊和几乎是诱人的魅力。他脸上笑嘻嘻，说着一切场合都说的粗俗的话。他跟我说话时，有时抓住我的西服翻领，仿佛准能吸引我的注意力似的。他常常向我靠近，小心地向两旁观察一下，看是否有人在偷听，然后小声地泄露点有关苏联军事计划的“秘密”。 过一会儿，尤其是在有人听他讲话的场合下，他可能成为粗暴的、飞扬跋扈的、怒不可遏的一个深深刻上个人印记的高调外交的大师。在他发表装腔作势故意夸大其词的讲话期间，他跟我面对面地站在一起，用食指轻轻地碰我一下，好象口头上的强调还嫌不够，需要用实际的动作来加强讲话的效果。他常常眯着眼睛，象机关枪手瞄准准星一般。然后，他的论点、大话、亵读的语言象连珠炮似地脱口而出。在与赫鲁晓夫会晤结束后，我不禁想到，在他怒火燃烧的一刹那所说的许多话，在文明外交时代足可以挑起宣战的。在我们时代，这些话不过使译员感到脸红而已。 赫鲁晓夫这个小丑能够熟练地运用戏剧表演艺术，这一点是我在和赫鲁晓夫参观美国国家展览会时走到电视台模型前发现的。一个青年技术员要求把我们相互寒暄致意的话录下来，以便在展览会开放期间向观众重播。起初，赫鲁晓夫似乎表示怀疑，但是工人群众的场面壮大了他的胆。他很快爬上讲台讲起话来，以便让人摄影，并向观众重播。 他问我：“美国存在多久？三百年？”我答称，美国大概是一百八十岁了。他一边大挥其手臂，把整个展览厅扫视一遍，一边说：“哦，那么美国已生存了一百八十年了，这是她已达到的水平”，“我们存在还不到四十二年，再过七年我们将会达到同美国同样的水平”。观众被他的吹嘘吸引住了，他们的欢呼声似乎在怂恿着他。赫鲁晓夫说：“当我们赶上你们并超过你们时，会向你们招手的。”他以矫揉造作的姿势若无其事地把这个最后奚落人的话应付过去，当他挥动其圆而胖的小手，向想象中的正在远处消失的美国告别时，他眼睛睁得大大的，煞有介事地凝视远方。 贴着赫鲁晓夫的一些滑稽动作的照片的相册，不仅极其吸引人，而且能说明问题。这些快照有的是在他处于极佳状态时拍的，有的是在情况不佳时留下的。例如，照片上的主人对他的国家和他本人的威望的态度如何，他是极其敏感的，他可以施展其小丑动作来表现这一点。1956年在南斯拉夫乡村访问期间，他使用的那辆公家汽车的轮胎跑了气，他便开玩笑似地向五十九岁的副手阿纳斯塔斯·米高扬挑战，要求立即在马路边与他进行摔跤比赛。这场开玩笑似的比赛分散了新闻记者的注意力，而铁托手下的人则可以借此机会修理这辆车。记者们为这个景象感到瞠目结舌，都发出了一系列有关描述这两位共产党重量级运动员在路边比赛的消息，而没有报道令人难堪的跑了气的轮胎事件。 但是，大部分照片常常是暴露他的缺点的，因为这些照片常常说明赫鲁晓夫是个无耻的恶棍。在1959年柏林问题危机期间，英国首相麦克米伦访问了莫斯科，并且建议柏林争端应当在外长会议上进行讨论。在赫鲁晓夫看来，由于外长缺少必需的决策权力，这些会议是徒劳无效的。为了说明外长们是多么无足轻重，他随口向麦克米伦说，如果他要他的首席外交官安德烈·葛罗米柯脱下裤子坐在冰块上，他也会这么干的。 麦克米伦并未听清赫鲁晓夫所说的最后一句下流话。1960年赫鲁晓夫在向联合国发表的演说中，他提出了若干改革国际机构的建议，其中一个建议是把联合国总部迁到瑞士、奥地利或苏联。当联合国大会否决了他的建议时，他又喊又笑，来扰乱其他代表的发言。他那种象乡巴佬式的祖鲁表现，在麦克米伦讲话时达到了高峰。在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代表面前，这位苏联领导人脱下了一只鞋子，就象用小木糙一样，把桌子敲得砰砰作响。 赫鲁晓夫是个粗野的狗熊般的人，是其俄罗斯祖国的粗俗的矮胖子，一个典型的性情暴躁、好说大话的“穆热克”——乡巴佬。 但他只是在想扮为丑角时，才是一个小丑，此刻，他的丑角表演艺术自然地就表现出来了。他是把装腔作势故意夸大的语言和轻率的态度作为策略加以运用的。 在赫鲁晓夫统治时期，苏联在实力上远不如美国。赫鲁晓夫企图用意志力来弥补军事实力的不足。他以核战争进行恫吓，并为了使西方害怕苏联的实力而宣称：“你们的子孙将会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生活”。他骗不了多数西方领导人，但是，他的好战使得许多公众相信，在他自称想要“和平共处”的同时，他对发动一场战争会毫无顾忌的。 他在1956年访问英国期间，发表了一篇讲话，表现了他典型的本性。他告诉听众说，他在车队进行的时候看到有几个人在抗议他的访问，尤其注意到了一个向他挥舞拳头的人。为了加强语气，他边挥舞拳头边说：“一报还一报，我的回敬就是这样，我们彼此都明白。”听众笑了起来，但赫鲁晓夫转而平静地说：“我要提醒那个人这么一个事实，过去曾多次试图用这种方式跟我们讲话……。希特勒向我们挥舞过紧捏的拳头。他现在躺在坟墓里了。难道我们不该变得文明理智些而不相互挥舞拳头，我看该是时候了。” 赫鲁晓夫也可能作为务实主义者被载入史册。他不是一个用死记硬背的方法懂得共产主义圣典每一个教条的马列主义理论家。他信仰共产主义事业及其胜利的必然性，但他只是逢礼拜天在理论的祭坛上做做礼拜而已。我很难设想他实际上是否读过马克思的三厚卷《资本论》。在这方面，他与斯大林不同，后者广泛阅读并写下了大量有关共产主义理论的书籍。 赫鲁晓夫以自己的实用主义而感到骄傲。有一次，他向我谈到他的副总理伏罗尔·科兹洛夫，他是来出席全苏展览会的开幕式的，我在纽约欢迎过他。科兹洛夫是个执行者，他盲目奉行党的迂回曲折的路线。赫鲁晓夫曾以明显的蔑视态度议论过他。他说道：“科兹洛夫同志是个不可救药的共产党人。”赫鲁晓夫也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共产党人，不过，他不愿受教条本身的束缚。 他常常严惩那些马列主义的“夸夸其谈的雄辩家”，认为他们是一些学舌的“鹦鹉”，死记硬背一些在当今时代“不值一戈比”的过时的理论段落。他有一回惊叹道：“如果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能从坟墓里爬起来，他们会嘲笑这些书蛀虫和引经据典的人。这些人不去研究现代社会和创造性地发展理论，而企图在经典著作中找到一条关于如何处理拖拉机站问题的语录。” 他对共产主义理论的宗旨的信仰，不是后天获得的，而是天生赋有的。他脑子里装着来源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旧框框，然而他不大注意意识形态的错综复杂性。他不同意斯大林的那句格言：“如果事实与理论不符，改变事实。”但是谁也不能指责他错过推动事业前进的机会，或者象他所说的，“推动历史前进的机会”。 在我访苏期间，赫鲁晓夫陪同我到莫斯科河上乘船游览之际，正是他处于最佳精神状态之时。有八个场合他让船停下来，向附近游泳的人招手致意，并喊道：“你们谁是被控制的？ 难道你们是奴隶不成？”这些游泳者显然都是共产党显要人物，他们齐声回答“涅特”——不是。然后，他用胳膊肘碰碰我的胸脯，并大声说：“看我们的奴隶是如何生活的？”这时，苏联新闻记者把每个字都记了下来。我们上岸时，赫鲁晓夫微笑着。 我对他说：“你知道，我真该佩服你，你决不放过一个机会进行宣传。”他反驳道：“不，不，我不搞宣传，我说的是真话。”事实上，只要谎言能解决问题，他在一生中就从来不说真话。 我在苏联整个访问期间，他不断向我兜售他那个版本的真理。尼克松夫人和我在列宁格勒、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西伯利亚的诺沃西比尔斯克所遇见的成千上万的人民特别热情地欢迎我们。这一点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就是，俄罗斯人体格强壮、勤劳和友好；大多数人似乎真正喜欢美国人。但是，在一个工厂或一个市场的逗留期间，赫鲁晓夫总安排好一名共产党干部，用向我提出预先演习过的政治问题来干扰我。提问者总是向前走来，自我介绍说是“一个普通的苏联公民”。然后，他几乎是用背诵的方式问我：“为什么美国阻挠为停止原子弹试验所作的努力？或者：为什么美国想要战争？”或者：“为什么美国拿在外国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来威胁我们？”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是美国驻苏联首席记者，他在《纽约时报》上把赫鲁晓夫特地安排的责问概括如下：“副总统理查德·M·尼克松向几个质问者宣讲了自由言论的优点。领导人和在群众中出现的质问者之间可以自由地、轻松地交换看法，这是在苏联生活中极其难得的经历之一。向尼克松先生直接提出的问题的相似住和质问者所使用的策略表明，这些都是在中央人士授意下干的。” 在这个意义上他是一个实用主义者，那就是他不让教条紧箍自己。赫鲁晓夫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不切实际的人。他在处理苏联问题上就象一个不顾一切后果的赌徒去赌轮盘赌那样，只凭热情而缺乏深谋远虑。他对战略是不耐烦的，对具体的事情却易受到影响，因此，他不惜孤注一掷，把财产统统押在赌注上，而多半是两手空空地离开赌场。他思潮来得快，行动则更快，常常是让行动跑在思想前面。他喜欢试图用一次冒险的进击来解决重大的全国住问题。 他一次又一次地推行宏伟的计划。他开垦大片大片的处女地，只是让这些土地遭受沙暴的蹂躏；他扩大作饲料用的玉米田面积，只是让上千万英亩的土地荒废掉，因为这里的土壤不适宜于种植，他竭力鼓吹使用钢筋混凝土和预制构件建筑的好处，只是从不想增加水泥的产量。 赫鲁晓夫夸下海口说，正是通过这些和类似的计划，苏联将在七年之后超过美国的生产水平。但是，正如其他任何在五十年代去过苏联旅行的人一样，我注意到，苏联的原始运输体系这个问题就使赫鲁晓夫所讲的话变得毫无希望和不切实际。 赫鲁晓夫真正想使苏联繁荣起来。但是他没能理解或者也许他太懂得，繁荣需要什么条件。他必须严厉地彻底调整会放松对人民的控制的整个苏维埃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某些方面，这是他不愿意做也不能做到的事。相反，他寄希望于宏伟的规划，这些规划与其说是经济学家的计划，倒不如说象魔术师的把戏。当这些魔术把戏看来一个也不灵时，最高主席团里的听众变得焦的不安，最后使劲把他拉下了马，除别的方面外还谴责他盲目执行“轻率的计划”。赫鲁晓夫企图要两者兼而得之，即既要保持对经济的全面控制，又要追求繁荣，但最后却一一个也捞不着。 这个爱吹牛皮的小丑和错误地指导别人的实用主义者是赫鲁晓夫个性的两个重要方面。但在与他初次会见后，我可以说，他身上的极权主义渗透到了他的骨髓里，而且使得他的存在生气勃勃，他那种冷酷无情的个性总可在他残忍的深蓝色的眼睛里见到。这双眼睛在他强调某一个问题时好象变得煤似的乌黑。这种情况只有在他情绪好时，略为遮盖而已。 这位极权主义者虽然在外表上显得古怪，但在幽默感方面却很出色。他在外交招待会上开的玩笑无疑常常带有阴险的暗示。他的许多笑话涉及契卡的活动情况，契卡是俄国早期的秘密警察机构。他好象特别喜欢这些笑话，很明显，这是因为契卡和他自己的警察机构相类似的缘故。 他最喜欢的一个老掉牙的笑话是关于在莫斯科检阅部队的事。队伍中有个士兵打了个喷嚏。在场的契卡军官要求这个人站出来。谁也不回答。第一排战士列队，并且给枪毙了。这个军官又问谁打喷嚏。没有人回答。第二排士兵被执行枪决。 他又第三次问谁打喷嚏。后排一个士兵用胆怯的声音回答说：“是我干的。”这位军官用德文说：“祝你长命百岁！” 赫鲁晓夫也欣赏令人毛骨惊然的幽默。1959年在莫斯科郊外赫鲁晓夫别墅举行午餐会期间，米高杨议论斯大林别致的工作习惯时说，斯大林常常在半夜三更召见他的下属。他说：“现在赫鲁晓夫同志是我们的总理了，我们可以睡得更香些。”我对他这番话开始不免一怔，后来才恍然大悟。之后，米高扬带着笑容说：“我猜你能够从多方面来理解这句话。”赫鲁晓夫坐在米高扬的对面，听了这些双关语，高兴地笑了。 赫鲁晓夫以会讲丰富多彩的讽刺话和尖酸刻薄的顶嘴而出名。在这方面，需要一个当年的邱吉尔才能与他相匹敌。但是，赫鲁晓夫的幽默不同于邱吉尔，他的幽默几乎总是好战的、咄咄逼人的、恐吓人的，其用意不是要引起欢笑，而是发布一通未明确表达的挑战或威胁。邱吉尔的打趣话锋利机智，而赫鲁晓夫的诙谐总是野蛮、生硬。 对赫鲁晓夫来说，幽默是不断鞭鞑对手的短棒武器。在他责骂农庄庄员不出售屠宰用的牲畜时，他说，他们“不是收集供人欣赏的动物的动物园管理员。”当他被问到俄国能否永远保持共产主义时，他说，“不到虾学会吹口哨，或者没有镜子你能看见自己耳朵”的时候，俄国不会放弃马列主义。在一个艺术展览会上，当一位诗人向他解释道，某种抽象艺术方面的“形式主义的倾向”应当“及时改正过来”，他听得不耐烦，他强烈地厌恶现代艺术。对此，赫鲁晓夫气愤地脱口而说：“让坟墓把他们这些驼背弄弄直吧！” 在我和赫鲁晓夫离开美国国家展览会上的电视台模型后，他就我曾做过律师这个背景不断地戏弄我，暗示我是个狡猾的、不诚实的、玩弄词藻的人，而他是一名诚实的矿工和工人。当我们经过美国食品杂货店模型时，我对他提到，我父亲开过一个小杂货店，我的兄弟和我边上学边在店里工作。赫鲁晓夫把手挥了一下，并哼哼鼻子说：“所有店主都是贼。”我回答道：“偷窃行为到处都有，甚至在我今晨参观的市场上，我看见人们把从国营商店买来的食品还要过磅一下。”赫鲁晓夫这一下被难倒了，力图改变话题。 赫鲁晓夫难得沉缅于自我贬低的幽默，但他真要这么做时，他几乎总是利用这种幽默来争取别人对某个论点的同意，这种论点连他自己也并不真正相信。在厨房模型前较量之后，我和克列门特·伏罗希洛夫一起走，他当时正担任最高苏维埃主席这个名誉职务。赫鲁晓夫保持几步远的距离走在后面，我招手示意他跟我们一道走。他对我说：“不，你和主席一起走，我知道我自己的位置。” 赫鲁晓夫开的阴险的玩笑和侮辱性的挖苦话，给我们提供了了解此人的一个梗概，他是作为斯大林的学徒学会统治国家的。在斯大林——监工中最残忍的一位——的统治下只有最胜任者才能得以幸免。这个熟悉统治以便将来准备接班的人，必须不仅是残酷无情的，而且是聪明的。前大使福伊·考勒是美国少数几个苏联问题专家之一，他把赫鲁晓夫说成是俄文形容词“希特里”的化身。他写道：“根据词典，这个词的意思是鬼头鬼脑、狡猾、欺诈、错综复杂的，或者是诡计多端的。但是，其意思远比这些深远，还意味着是无耻的、精明的、聪明的、机智的。把这些形容词叠在一起，你就会得出一个希特里赫鲁晓夫，也就是一个阿谀奉承者，或者是一个恶棍，视情况需要而定，他始终是一个蛊惑人心的政客和机会主义者。” 赫鲁晓夫在1918年二十四岁的时候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党。 1928年他在基辅担任低级党的官员时，引起了乌克兰共产党头目拉扎尔·卡冈诺维奇的注意。卡冈诺维奇在1929年回到莫斯科时，把赫鲁晓夫作为忠实的第一副职官员带了来。三十年代，这两人大受清洗带来的好处，他们是比斯大林还斯大林主义者，这两颗政治明星平步青云，扶摇直上。作为主管莫斯科地铁建设的赫鲁晓夫赢得了一个强硬、可靠的官员的好名声，就是说，他不怕两靴沾了泥或者不怕两手沾了鲜血。由于他个人简历上有那一段经历，他于1938年被任命为乌克兰共产党首脑。 在苏联，没有比分派事务更困难的了。乌克兰民族主义的余火仍在发光，并且是被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运动燃起来的。 在农业集体化期间，有几百万乌克兰农民被杀害，这堆余烬一触即发，随时有可能复燃起来。赫鲁晓夫的使命是清洗任何有民族主义同情心的党员，并加速四千万居民的俄罗斯化和农业国有化，以扑灭这堆余烬。 赫鲁晓夫成为斯大林的总督之时，正是大清洗运动处于高潮之际。他的前任在六个月里便消灭了于1937年选举出来的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几乎百分之七十的成员。斯大林委派赫鲁晓夫代替他是为了加速这个步伐。赫鲁晓夫没有使他的后台老板失望。不久，1937年产生的那个委员会的一百六十六名成员只留下三个。他还清洗了当地各级党组织的书记和成千上万的普通党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当希特勒军队侵占乌克兰时，当地人民把他们当作了解放者，兴高采烈地欢迎他们。他们正是从赫鲁晓夫手里得到过解放。1943年，德国占领军挖掘出九十五个群葬墓，埋有一万具尸体。随同尸体发现的物品证明，死者是1937～1939年共产党政治清洗运动中的牺牲品。 1940年，根据希特勒一斯大林条约波兰被瓜分时，赫鲁晓夫主管接收东部波兰。德国人进攻苏联后，他的职衔是中将，不是前线军官而是一名政治委员，他的任务是保证斯大林的命令得以执行。战后，他又回到乌克兰，并处死那些与德国人合作过的人。不久，他向斯大林吹嘘说：“半数主要工人已被干掉。” 斯大林于1953年3月去世，但他的影响并未随他一起消失。这个影响继续存在，是通过他执政年代给那些协助他统治和现正在接替他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存在。斯大林主义的教训简直是残酷的。直觉告诫赫鲁晓夫，如果他不是处于最高层或向其靠近，他就会听凭那些位居最高层的人摆布。智慧忠告他，只是在他没有权力粉碎对手或者他需要对手在消灭别人时助他一臂之力时，才与对手妥协。经验教育他懂得列宁的一句格言的意义：“重要的事不是打败敌人，而是把他消灭。” 斯大林一去世，争夯接班的斗争便马上开始。在赫鲁晓夫获得共产党第一书记的地位时，苏维埃最高主席团其他成员都藐视他。秘密警察头子拉夫连季·贝利亚称他是“我们的土豆政客”。据说，卡冈诺维奇不喜欢他的副手爬到这么显赫的地位。格奥尔基·马林可夫总理和维那契斯拉夫·莫洛托夫这位斯大林时期的了不起的外交部长给赫鲁晓夫起了一个绰号“涅道斯道依尼”——“一钱不值”。 赫鲁晓夫对什么都记得一清二楚，一概不予宽耍他着手使用其被恩赐的职权，象三十年前的斯大林那样去损害他的对手。赫鲁晓夫一方面熟悉党的机构，另一方面有选择时机的不可思议的天赋，有达到目的的极其顽强不屈的精神和攫取权力的残酷手段。他使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到1957年，他终于获得了显赫地位。 他征服了与之争夺权力的竞争者。结果是，贝利亚这位斯大林死后最使人心惊胆战的人物被逮捕并枪决了。卡冈诺维奇曾大力促成了赫鲁晓夫的发迹，后来在几个省里的一个未特别指出的岗位上劳动。马林可夫曾被斯大林指定为接班人，他在西伯利亚管理一个小发电厂。参加过签订希特勒—斯大林条约会谈的莫洛托夫，则在外蒙古与乌兰巴托的外交官碰杯。 斯大林主义使赫鲁晓夫从气质上变成一个极权主义者，同样也被证明是有罪的。他根本不能容忍反对意见，不管这种意见来自他争权夺利斗争中的同事，还是与之辩论的我。假如辩论双方势均力敌，他便等待时机。但是，一旦他感到自己获得了优势，他就会最大限度地扩大这种优势。 在我同他举行的所有会谈中，他态度极其僵硬，从来都是寸步不让，或者不留任何磋商余地。在他看来，他总是绝对正确而我总是绝对错误。在克里姆林宫的会议上，当我用他自己的话来作出回答时，他便后退了。在美国电视台模型前我对他那种装腔作势、故意夸大的讲话不加理睬时，他把这种克制视为软弱，并最大限度地加以利用。 在电视摄影机前，赫鲁晓夫作了一番咄咄逼人的表演后，我们又走到美国家庭模型前。正当我们走进该住房的中心厅时，他边打量两侧房间，边继续采取攻势。我们停在厨房前，在那里，我们只谈洗衣机，不谈别的。他发表了一通不着边际的讲话，他说为什么只有一个洗衣机的模型比更多的洗衣机模型好之后，我说：“谈谈与洗衣机有关的优点而不谈与火箭有关的实力，岂不更好？这难道不是你想要的那种竞争？” 他听完翻译后，看来是生气了，他把大拇指塞进我的胸口，喊道：“是的，那就是我们想要的那种竞争，但是，你们的将军说，他们是如此强大，足可以摧毁我们。我们也能向你们显示点东西，以便你们知道俄国的精神。我们是强大的，我们可以打击你们。但是，在这方面，我们也能够向你们展出点东西。” 他已经脱下手套向我挑战了。该是诱使他摊牌的时候了。 我边用手指指着他，以便将我的信息表达出去，边说：“在我看来，你们是强大的，我们也是强大的。在今天，在当今这个时代争论谁家更强大这个问题，是毫无意义的。如果发生战争，我们全会输掉。”赫鲁晓夫力图对我的观点一笑了之，但我迫使他对这个问题有清楚的认识。我又说：“我希望总理懂得我所讲的一席话的全部含义。当你把我们任何一个强大的国家置于这么一个地位，即要么不得不接受支配，要么奋起反抗而别无其他途径可循时，那么你就是在拿世界上最有破坏性的东西开玩笑。” 他狂怒地进行还击，有时他的感情似乎失去了控制，但是，事后我注意到了，赫鲁晓夫“决不发脾气，他还利用它哩”。 现在，他正利用它，使我看起来象个反派人物。他严厉地警告我不要威胁他，并强烈地否认他本人曾发表过哀的美敦书。他叫喊道，“这番话在我听起来象是威吓。我们也是巨人。你们想威胁我们，以牙还牙，我们也会以威胁回敬威胁的。” 我说，就我们来说，我们将永远不干威胁别人的事。于是，他就诬赖我在转弯抹角地威胁他。他蓄意曲解我的用词。他说道，“我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我们有处理事物的一套方法。我们的方法要比你们的高明。要竞赛的恰恰是你们。是的，是的，是的……。” 我说，我们完全意识到苏联的力量，但愿强调一下，要在核子时代谈论边际差别，不管怎么说都是没有意义的。 他的本性的要害是怀疑心重。我们离开家庭模型之后，百事可乐公司国际部总经理唐纳德·肯德尔向他敬了一杯该公司生产的饮料。他怀疑地注视着这坏饮料，要等我先尝之后才敢喝。等我品尝之后，他就直着喉咙，咕噜咕噜一口气喝光了。 我和赫鲁晓夫在所谓“厨房辩论”中的相会，使我确信，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极权主义者。他从来不只满足于他说他的一套，而让我表达我的一套。他迫使发生争论，以便威吓我向他屈服，并胁迫我保持缄默。他不是通过辩论的逻辑，或者说话的口才，而是靠他那种装腔作势、故意夸大其词的力量和威胁而取胜于对方。 这种性格描写对那些最了解赫鲁晓夫的人来说，似乎有些粗糙。是赫鲁晓夫开创了尽人皆知的“解冻”这个稍许缓和了一点的新闻检查时期，又是他揭露了斯大林时代非正义的屠杀。 但是，任何这些事件都不能证明对他的这种性格的描写是不成立的。相反，这两个事件恰恰证实了这一点。 在“解冻”时期，赫鲁晓夫允许在文学艺术方面有更大的自由表达的权利，但他为自己保留了这种特权，即他可以决定什么可以批评而什么不可以批评。斯大林时代的许多恐怖活动是对文艺方面一律加以批判，而那些流传到赫鲁晓夫时代的东西则不然。赫鲁晓夫严格地强制实行他的文学方面的原则；他明白，允许知识分子有点自由而不出现滚雪球现象是多么困难！有一回，他对一些作家说，1956年，匈牙利政府如果简单地枪毙几个煽动不满的作家，那么就可能因采取先发制人的办法而使匈牙利革命受挫。他边冷冰冰地凝视着这些作家，边说，如果类似情况发生在苏联，“我的手不会发抖。” 同样，在1956年共产党代表大会上所作的“秘密”报告中，由于新近发现了道义上的急剧反应，赫鲁晓夫并未谴责斯大林的恐怖统治。他把这作为经过深思熟虑的政治赌博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特意这么做的。赫鲁晓夫小心翼翼地字斟句酌，从未谴责过斯大林残忍的本质。他赞许地提到，列宁“无情地和毫不犹豫地……采取最严厉的手段”。他甚至讲得更远，以至于把消灭“右倾分子”列数为斯大林对共产主义的“功绩”。他只谴责与他的政治对手有牵连的那些罪行。事实上，他正是通过歪曲斯大林的清洗历史来进行他自己的罪恶活动。 被流放的持不同政见者符拉第米尔·布加伏斯基报道说，当赫鲁晓夫在共产党大会上谴责斯大林的罪行时，有人从听众席中给他递了一张条子，问他：“那时候你在哪里？”赫鲁晓夫通过扩音系统把条子念了一遍，并且喊道：“谁写的这张条子谁就站起来。”一、二分钟后，很清楚，没人打算走上前去。赫鲁晓夫决心回答这个问题，说：“好吧！我当时就在你现在的那个地方。” 这则轶事可以说是不足为信的，但无论这是事实还是杜撰，它都生动透彻他说明：在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同时，他基本上完整无缺地保留了斯大林的体系。尽管他从民族的心灵中消除了斯大林这个妖魔，但他从未清除掉自己身上的斯大林主义。 在厨房模型里的热烈辩论后，他使自己变成一个友好、欢宴作乐的主人。在克里姆林宫的午餐会上，他竭力劝我们和他一道按照俄国传统的做法在干杯后把香槟酒怀扔进壁炉。他也不再坚持要求我们在剩下的访问期间乘坐俄国飞机，而主动提出让我们使用自己的飞机。 这些说明了赫鲁晓夫为了消除敌意而改变其步调。尽管他在实质问题上寸步不让，但在个人关系上可宽以待人。如果在讨论重大问题上，一个微不足道的代价能换来那怕是微弱的优势，他认为这个代价是值得的。他是政治家风度的一个铁一般原则的活生生的实证：良好的个人关系并不一定导致较好的国家关系。 但是，赫鲁晓夫知道，这一切都是做给别人看的。整个时期最冷酷无情的领导入之一约瑟夫·斯大林在利用具亲切和魅力作武器方面，做得十分露骨。赫鲁晓夫和其后的勃烈日涅夫以同样的态度对待我后，我进一步明白了为什么哈里·杜鲁门有一次把斯大林称为“好老乔”。然而，尽管他们两人经过周密计划后表现出了热情，俱这并不意味着会有任何实质性让步。 在美国大使为他举行的正式宴会上，赫鲁晓夫不断地用他的献媚来博取我的欢心。在整个晚宴期间，他富有表情地、具体地描写了俄国乡村的美景。突然，他坚持认为，我们应当按照日程安排去参观。我们的日程表要求我们在次日早晨去他的别墅，但他很快地安排我们就在宴会结束后坐二十二公里的车前往他的别墅，以便第二天在那里呆上一整天。 随着，我们的轿车在通向他的避暑别墅的行人稀少的路上飞速奔驰，把沉闷的、无生气的莫斯科抛在后头，我为此而感到高兴。我在夜幕中在外张望时思考着苏联首都色彩黯淡的街道和外观。我想，我们把共产主义联系起来的颜色不应当是红的而是灰的。 他的别墅位于环绕莫斯科的森林深处。1917年革命前，它曾是沙皇的避暑别墅，红色沙皇接收过来几年后，它是供斯大林用的，赫鲁晓夫登上王位后又移交给他了。这是我所参观过的最豪华的别墅。这所官邸比白宫大，周围有原来保留下来的草坪和花园。在官邸的一侧有一道通向莫斯科河的大里石台阶。我想到，布尔什维克自过地下革命的苦行僧生活以来经过漫长的道路才到这里。 大概中午时分，赫鲁晓夫及其夫人坐着轿车来了。赫鲁晓夫炫耀他那件使人眼花镣乱的绣花衬衣。他象一名精力充沛和热情的职业导游员那样，滔滔不绝地讲话，让我们排好队准备拍照。然后，他引我上船游览莫斯科河。我们返回后，和女士们共进午餐。我想过，午餐后，我们将要求离开她们，井继续我们的正式会谈。 赫鲁晓夫带我们坐在极其漂亮的白桦树和松树的天然伞篷下放着的那张长桌边，这些树都是在叶卡捷琳娜时代种的。桌子上摆满各式俄国的美味佳肴和软硬饮料。尽管赫鲁晓夫以喝酒有海量而出名，但他只略微饮了些伏特加和多种葡萄酒。他喜欢品尝佳肴和美酒。但是，正因为他出名的脾气永远是他的奴隶而不是他的主人，在这种场合下饮酒严格他说是为了取乐，而决不允许它干扰公事。在整个下午的会谈中他头脑极其清醒。 午餐开始时的谈话轻松愉快而亲切。正当上第一道菜时，米高扬副总理开始与坐在对面的尼克松夫人攀谈起来。她紧挨着赫鲁晓夫。这位苏联总理打断米高扬，并申斥他说，“瞧你这个狡猾的亚美尼亚人。尼克松夫人是我的客人。你就呆在那边！”然后，他用手指在桌子中间划一条线，并宣布说，“这是一道铁幕，你不能越过它。” 此间，我与赫鲁晓夫夫人进行了愉快的谈话，而这位苏联领导人并不试图对她象个人财产似地加以控制。她有着她丈夫的那种旺盛精力，但丝毫没有粗鲁的地方。她对人友好的热情和她丈夫常常是粗俗的举止言谈形成对照。她有着高雅的兴趣爱好，诸如古典音乐、芭蕾舞、法国和俄国文学，都有见地谈论到了。 先上的菜中，有一道与众不同的美味佳肴，这是来自西伯利亚的冰冻白鱼。这道菜是供生吃的，鱼被切成了薄片，并拌有盐、辣椒和大蒜等调料。赫鲁晓夫劝我尝一尝，并说，“这是斯大林最喜欢吃的一道菜。斯大林说鱼把其利器插在它的脊骨里了。”赫鲁晓夫吃了双份，我也下定决心如法炮制来个双份。 几分钟后，正当撤盘准备下道菜时，赫鲁晓夫把外交上的闲聊突然转到军事方面。他吹嘘起苏联导弹的力量和精确性，列举导弹的有效载重量和射程的数据。然后，他几乎是经过事先考虑了之后小声地又说，一个月前，一枚机器失灵的苏联洲际导弹偏离轨道，直飞阿拉斯加而去。他说，导弹未载弹头，并且最后掉在大洋里，但假如在美国领土上坠毁的话，他耽心会引起一场风波。 为使谈话生动。赫鲁晓夫表演了一整套姿势，连铜管乐队的指挥也会为之倾倒。他常常迅速把手一翻，象赶走一只苍蝇那样，挡开别人的讲话。如果没有得逞，他便用粗俗的话打断别人。假如他感到听够了别人的议论，而期望听下面的话，常常不耐烦地两眼朝天看。当要加强讲话效果时，他把两臂伸直，把两手合成杯状，好象要让大家都看到他手中握有无可辩驳的真理。当他感到气愤时，就把两手伸过头顶一齐挥舞起来，好象告诫乐队要吹奏得更响些。 我问他由于导弹的准确性高，他是否用导弹替代轰炸机。 他答道：“由于导弹更为准确，而且不受人为的失误和人的感情支配的影响，我们几乎停止了轰炸机的生产。人常常由于情感的突变不能够把炸弹投掷在指定的目标上。而对导弹你就用不着为它耽心。” 他说，他为世界上的海军感到难过，除了潜艇，舰只简直是受导弹袭击的“坐着的鸭子”，在未来战争中只能“给鲨单当饲料。”我询问了有关他的潜挺计划。他回答说：“我们正在建造尽可能多的潜艇。”米高扬给他递了一个提醒似的眼色，并说，“主席的意思是，我们正在建造防务所需的潜艇。” 当我问到有关苏联水下发射导弹使用固体燃料的发展情况时，赫鲁晓夫自称不知情。他说，“啊呀，那是一个我无法讨论的技术性问题。”尼克松夫人表示了惊讶：还有什么题目是这位一人统治的政府首脑所不能讨论的。米高扬再次给他的顶头上司解围说，“甚至赫鲁晓夫主席有许多事要处理而忙不过来，所以，这就是我们前来帮衬他的缘故。” 于是，我对他说，他发表了那些有关军事实力的装腔作势，故意吓人的讲话，要想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经过谈判签订持久的协议是不可能的。他好象同意要节制这种做法，但不到十秒钟，又自食其言。他说，他拥有导弹方面的优势，没有反导弹体系倒是可能的。然后，他笑着提到一段在英国流行的有关悲观主义者和乐观主义者的讽刺话。他说，悲观主义者说，只要要六枚炸弹就能把联合王国消灭掉，而乐观主义者说，需要九枚或十枚。 我转了话题，讲到苏联竭力颠覆非共产党国家的政府。我对他说，希望他不至于那么天真幼稚，以为美国并不知道克里姆林宫向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所发出的指示。然后，我指出他在波兰的一次讲话中，宣布了对世界各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支持。 他答道，“我们反对对个人搞恐怖，但是，如果我们支持另一个国家的共产党起义，那是另外一码事。”他又说，如果“资产阶级”不和平投降，暴力革命也许就会是必不可少的。 我问道，“换句话说，你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是‘受控制的人’，而解放他们是合法的？” 他说，被剥夺自由的人这个词是个粗俗的词，一点也不“科学”。他又说，如果苏联人支持一次真正的国内革命，这不叫干涉他国内政。 我问他，苏联新闻界为什么赞同1958年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共产党领导的乌合之众对尼克松夫人和我所进行的袭击。赫鲁晓夫放慢了脚步，然后靠过身来，低沉而激动他说，“我们有一句谚语：‘您是我的客人，但真理是我的母亲。’所以，我将回答你提出的非常严肃的问题。你们是那里的人民发泄正义的愤怒的目标。他们的行动不是针对你个人的，而是针对美国的政策——针对你们美国失败的政策。” 我指出，一个超级大国的军事实力和革命者的热情两者一结合是危险的。我还说，如果他不能特别小心从事，事态有可能继续发展到无法控制的地步。 我对他说，艾森豪威尔和他应当会晤，在互让的基础上讨论东西方分歧。我还强调双方必须作出让步。我说，“你说，美国一向是错的，而苏联决不会错的。那样的话难以取得和平。” 这一席话再次使他激动起来。他就柏林和德国问题发表了一通象连珠炮似的讲话，几乎长达一个小时。我无法插话。等他平静下来时，我力图弄清楚就他的立场来说是否还有谈判的余地。我问道，“假设坐在你对面的是美国总统，而不是副总统，你的立场是否就这么固定下来而甚至不听一听总统的意见！” 赫鲁晓夫说，这是个“合理的”问题，但他只能用苏联无法接受这样的话来作出回答。然后，他直截了当地说，无论召开或不召开最高级会议，他决不允许西柏林的占领政权永久化。 他预兆不祥地暗示，如果他的条件得不到满足，两个超级大国间会出现对抗。 我告诉他，他不能指望艾森豪威尔总统只是为了在苏联建议书上签个名而丢出席最高级会议。他好象表示同意，就这样整个下午他第一次稍作了点让步。但他还说，他不能只是为了认可美国建议而去参加最高级会议。如果是那样，我倒不如去打猎和打野鸭子，”显然，他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兴趣辩论下去了。看来，大家对此感到愕然。他马上站起来，表示午餐到此结束——午餐自始至终已经五个多小时了。 赫鲁晓夫给我留下这么一个印象：他是一个精力充沛、纪律性极强、耐力极好的人。他象一个体格强壮而无拳击艺术感的拳击家，坚定地守住阵地，随时迎接别人的口头打击，也给别人以还击，从不放慢速度。他试探我的防守情况并寻找破绽，以便进行猛击、全面进击，曲臂挥拳向上一击，做了一些诸如此类的动作，以便得分，使我放松警惕，或者把我顶起来，一拳把我打倒在地。如果一个论点的防线不奏效，他便试设第二道防线。如果第二道也失守了，他便试设第三道和第四道。假若我把他逼到角落里，他要么摇摇晃晃地走出来，要么沿着拳击台的绳子冲出去，改变话题。他是一个有他自己一套打法的拳击大师，从不让我确定讨论的范围，并且常常对我的问题给予有利于他的不同解释。汤普森大使过分宽宏大量，他事后评述说，“在他们一角，是一个重量级拳击运动员，在我们一角也是个重量级运动员，他们打成了平局。” 正当我们的飞机从莫斯科起飞前往华沙时，我有一种极为沮丧的感觉。这是因为我认识到，大多数苏联人民那么热情地欢迎我们，几乎可以肯定他说，他们永远不会从窒息他们的、压迫他们的天罗地网下逃脱出来。但是，即使如此，我还是很快明白了赫鲁晓夫为什么对被控制国家决议案表现出了如此的敏感。 我们的车队离开巴比采机场时，我有一种模糊的想法，华沙的情况也许不一样。波兰仪仗队在其接受分列式检阅时，走着俄国式的正步步伐，人们会在我们车队通过时鼓掌欢呼。我不禁想到，赫鲁晓夫要依靠这些人跟西方打仗，事前必须三思而后行。如果把这里对我的欢迎和几天前赫鲁晓夫给我的冷淡接待作一比较的话，波兰政府对此是敏感的，因此，他们没有公布我们车队经过的路线；但是，自由欧洲电台播送了这则消息，结果，一传十、十传百地弄得家喻户晓、尽人皆知。 多年来，尼克松夫人和我在世界各地的访问中受到了一些热烈的欢迎，例如1953年在东京，1963年在布加勒斯特，1971年在马德里和1974年在开罗，但没有一次近似我们那天在华沙受到的强烈自发的欢迎。估计有二十五万人挤满了人行道，并拥入街心，一次又一次地挡住车队的前进。有些人喊着，有些人唱着，许多人哭着。 成千上万把花束扔进我的车里、尼克松夫人的车里，甚至扔进随行的新闻记者的车里。有几个不顾拥挤钻进人群的新闻记者被告知，“这次，我们自己花钱买了花束。”波兰政府在赫鲁晓夫访问那天宣布放假，把孩子们和政府工作人员用车运到车队经过之处，并买来花束让他们在“自发性”欢迎场合会抛扔。许多人把花保存下来，以备我们抵达那天用。当我们的车队在华沙街上徐徐行驶时，群众高喊“NiechZyje！”——“美国万岁！”，唱着“Stolat”——祝你长命百岁！ 鉴于这次经历，数百万波兰人在1980年全都起来反对共产主义，这件事对我来说并不感到突然。对别国进行控制，并且已经取得成功的一种统治制度不曾有过，更不用说赢得这些国家的人民的赞许了。 那天，在华沙的极为感人的接待，加强了我对共产党控制的东欧国家问题所长期抱有的信念。然而，无论我们对他们多么同情，我们必须谨慎行事，以免鼓励被压迫国家人民去挑起这种武装镇压，赫鲁晓夫1956年强加于匈牙利人民的武装镇压。同时，我们应当不断地努力，保持与东欧和苏联人民联系的渠道畅通，应当小心而不致做出任何扑灭他们的微弱的希望——有一天能从他们背负着极其沉重的共产主义压迫下解脱出来——这种事来。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在去世几个月前说过：“共产主义为邪恶顽强不屈，让我们为正义坚定不移。” 在别墅的午餐后，我把赫鲁晓夫叫在一起，跟他单独谈了几句。我们讨论了他收到艾森豪威尔总统邀请他访问美国的信件。我对他说，我们想要他能受到有礼貌的欢迎，如果在日内瓦举行的有关柏林问题已陷入僵局的会谈中能取得某些进展的话，他可以保证得到这种礼仪。赫鲁晓夫对此表示冷淡，不置可否，而葛罗米柯在日内瓦象以往那样仍是毫不让步。 艾森豪威尔做出邀请共产党世界这位领导人访美的决定引起了一场争论的风波。强硬派保守分子和东欧血统的美国人强烈地反对他来访。他们认为，访问会给苏联道义平等的幻想，从而削弱美国人民反共的意志。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只要美国人天然是可以信赖和友好的，他们的反共情绪不会仅仅由于共产主义领导人在车队里乘着敞篷车向美国人挥挥手就因此跌落。 我相信，假如访问不会在人们心理上引起一种欣快症，倒是一个明智而又稳妥的好主意。例如，许多人以为，只要我们不断地向赫鲁晓夫表明我们的和平意愿，苏联领导人就会使自己的僵硬立场有所松动，就会解决东西方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 新闻界有些人，甚至政府里有些人是那么天真，以至于认为，如果艾森豪威尔对赫鲁晓夫表示尊敬，慷慨地给予优遇，以他出名的魅力使劲地做后者的工作，在解决我们之间的基本分歧方面就能取得真正的进展。 我不同意这种立常根据我的经验，我认为，赫鲁晓夫会错误地理解这种过分的友好是软弱的表现。在解决基本分歧方面，我并不指望有什么重大进展。对艾森豪威尔至关重要的事是，要给赫鲁晓夫一个深刻的印象：艾森豪威尔既是讲礼貌的，又是通信达理的主人，也是一个不能任意受人摆布的强有力的领导人。 在我看来，赫鲁晓夫这次访问，首要的是要收到使他受到教育的效果。他知道，美国在军事上和经济上是强大的。但是，他的意识形态告诉他，多种不公正的现象折磨着资本主义社会，并且耗尽其实力。赫鲁晓夫收到的是其助手呈上的第二手材料。这些材料趋于加强这种看法：他的助手常常向他报告他想要听的东西，而不是给他所必需知道的材料。事实上，赫鲁晓夫忠贞不移地相信卡尔·马克思一百年前所描绘的、但已经过了时的资本主义形象，而即使在当时这种形象根本上也是错误的。赫鲁晓夫不断重复关于自由社会的丑恶和虚弱的谎言，但是，由于谎言被重复多次，事实上甚至连他自己也相信了。 我认为，通过对美国的访问会彻底地纠正赫鲁晓夫的这些错误观念。他会逐渐地欣赏这个国家的基本实力及其人民的意志。 赫鲁晓夫在1959年9月抵达华盛顿时，成了俄国历史上第一位踏上美国国土的苏联领导人。他完全知道这个事件的重大意义。但是，对稍许偏离其他我所见的来访要人受到的礼仪这种做法，他更是感到迷惑不解。他把偏离官方安排的日程理解为对他国家的荣誉的攻击。他是一个极易被激怒的人。如果别人不去刺激他，他自己也会激动起来。 在他抵达前几天，我发表了一篇即席讲话，其大意是，苏联人已向月球发射了三颗月球卫星，而不是象他们所声称的是一颗，这是因为他们连续发射不中，不得不再试。赫鲁晓夫听到了关于这篇讲话，决意把它视为对苏联威望的一种侮辱，是我想让他在美国的访问不成功的迹象。在他访问期间，他宣布，他将：“把手搁在《圣经》上发誓”，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并向我挑战，如果真认为我的一番话是准确的，我也应该做类似的发誓。他还抨击了我的有关苏美关系的讲话，这是我在美国牙科协会大会上发表的一篇讲话中所涉及的。他忽略了我在美国军团和美国退伍军人大会上所发表的演说。这两个组织正要发表谴责赫鲁晓夫访问的文告。只是在我向他们强调了给赫鲁晓夫以有礼貌的欢迎的重要性后，他们才重新作了考虑。 当艾森豪威尔邀请我出席在自宫椭圆形办公室举行的最高级会晤的第一次会见时，赫鲁晓夫和我握手时面无笑容。他以辛辣的讽刺口吻提到我们在莫斯科的辩论。艾森豪威尔说，他看到了从莫斯科带来的电视上放映的短片，并认为这表现了相互克制和相互以礼相待。他尽量用这番话使对方平静下来。 然后，赫鲁晓夫抱怨我反对这次访问，并说我正在竭力破坏对他的欢迎，指出我最近的一次讲话是个证明。他说，“由于我读了那篇讲话，抵达这里后我意外地发现，美国人民以宽容和明显的友好态度欢迎了我。在苏联，如果我事先发表反对来访者的讲话，不会有任何这种性质的欢迎仪式。”我提醒他，我抵达莫斯科后，在他的讲话中辛辣地对我进行攻击。赫鲁晓夫声称我的讲话更糟糕，然后他要求艾森豪威尔做出裁决，究竟谁的讲话更具有挑衅性。艾森豪威尔和我互相作手势示意，如果留他们两人单独谈，情况会好些，我立即找了个借口离开了。 在我们安排赫鲁晓夫在美国各地访问时，我觉得有必要找这么一个陪同的人，他能够在赫鲁晓夫对我们政策必定要进行粗暴笨拙的攻击时，予以有效的回击。艾森豪威尔热情地赞同我的推荐：我们驻联合国大使亨利·卡伯特·洛奇是最能胜任这项工作的人。他是一位熟练的外交发言人，在联合国东西方辩论中挺能自我克制，他的职位也够高，足以代表艾森豪威尔充当正式陪同。洛奇十分有效地完成了这项任务。几乎每到一处，都需要他力挫赫鲁晓夫气焰嚣张的讲话，他既狠狠地反击但又讲礼貌。 这次旅行结束后，洛奇对我说，赫鲁晓夫是“苏联的哈里。杜罗门”。他们两人都是头脑简单、直率和粗鲁的人。我敢肯定，他们两人谁也不会欣赏这种比较。洛奇认为，在美国各地访问期间，赫鲁晓夫受到了一次真正的教育。他对我说，当这位苏联领导人看到加利福尼亚各工厂停车场上成千上万的工人小汽车和衣阿华州玉米地的巨大生产效率时，他张着大嘴，瞠目结舌。 在美国各地旅行后，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到戴维营去了，试图经过反复讨论就双边问题达成一些协议。艾森豪威尔要求我出席在阿斯本·洛奇的起居室举行的这次谈判的第一次全会。很清楚，赫鲁晓夫无意达成协议，立即把目标对准我。 他一边直视我，一边说，艾森豪威尔政府中许多成员想要改善与苏联的关系，但也有一些人希望坚持对抗政策。他不停地凝视着我的眼光是不会被人误解的，但他没给我可以做出反应的任何理由。因此，艾森豪威尔插话说，他认为就当前对外政策来说，他的政府是一致的。 赫鲁晓夫独有的俄国式的自卑感和他对苏联威望那种着迷似的情感使他觉得他的荣誉不断受到蔑视，而别人根本没有这个意思。在全会后的午餐会上，我试图使谈话活跃起来，问赫鲁晓夫有何业余爱好。他说，他喜欢到黑海游泳，或到乡村去打猎。艾森豪威尔说，他喜欢出去钓鱼、玩高尔夫球，但他发现难以摆脱这种不停地为电话所打断的情形。赫鲁晓夫听完翻译后，为一句话又生了气，并说，“在苏联也有许多电话。事实上，我们不久将比美国多。”文森豪威尔意识到，他的客人当真了，不禁笑了起来。 午餐后，艾森豪威尔和我意见一致，我应当回华盛顿去，希望在我不露面的情况下，他与赫鲁晓夫也许会进行建设性的会谈。这位总统以他的通情达理的态度和富有感染力的魅力尽了最大努力来争取这位苏联领导人。但是，赫鲁晓夫就苏联最近成功地进行空间探测一事表现出来的趾高气扬，刺激了艾森豪威尔，比在谈判桌上刺激得还要厉害。这时，艾森豪威尔结束了与赫鲁晓夫的会谈，清楚地认识到，世界上一切祝酒、宴会、友好的外交谈话都不会使赫鲁晓夫在坚如磐石的立场上后退一步。但是，赫鲁晓夫起码认识到，艾森豪威尔表面上显得友好，骨子里却是一个铁人。 我最后一次见到赫鲁晓夫是在他回国前不久，在苏联大使馆他举行的告别宴会上。我对他说，我相信他的访问顺利，受到了非常有礼貌的接待以及非常热情的欢迎。他忽气冲冲地顶了我一句，“如果我的访问顺利，那不是因为你想要让它顺利。 我得到的报告说，你希望这次访问失败。” 我感到，他那种不断表现出来的好斗的言谈举止，其背后必有某种目的。赫鲁晓夫知道，1960年总统选举即将来临，我可能打算当候选人。在“厨房辩论”后，我的名望越来越高，这一点明显地使他恼羞成怒。他这种回击的方法是炫耀自己的口才。 “首先，他企图破坏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威望。他可以通过破坏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威望来破坏我的威信，他这种推断是对的。他想必推想到，如果美国人民相信他们的总统在与苏联关系上能取得进展，那么认为总统确定其继承人是个最好的选择。如果总统在这方面显得无能，美国人民就会抛弃我。当他的军队于1960年在俄国上空打下美国U一2间谍飞机时，他使得四大国巴黎会议因此而夭忻，并无耻地利用这个事件竭力让艾森豪威尔当众出丑。使美国感到难堪显然是符合他的利益。 然而，他也不会放过一个机会来破坏对手参加选举。 有人也许争辩说，赫鲁晓夫真为由于侵犯苏联领空这件事而感到气愤。但是，除了U—2事件外，我不曾记得他曾几何时采取这种假正经的伪善态度，说苏联没有从事过间谍活动。 1959年在他别墅举行的午餐会上，他向我耳语说，他获得了一份：“美国战争行动计划”，他怀疑我们的间谍也获得了苏联的计划，他甚至拿间谍活动开玩笑。1959年在白宫为赫鲁晓夫举行的宴会期间，他被引见给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赫鲁晓夫讥讽说，“我看了你也看的报告。”然后建议我们两个国家应当搞联合情报网，以便节约经费。“这样，我们不必为了同一个情报而花两次钱。”我受不住诱惑而把这位苏联领导人引见给爱德加·胡佛。一听说胡佛，赫鲁晓夫便斜眼看着他说：“我想，有几个人我们都认得。” 他对我持续不断地采取好成的姿态也起了作用。他确信报界听说我们之间的对抗情况，会很快发表许多有关“赫鲁晓夫不喜欢尼克松”的传说。这些传说产生了预期的结果。选举前不久，国务卿克里斯琴·赫脱的夫人极力主张我设法做点补救工作。她说，她的朋友正在谈论是否投票选举肯尼迪，因为他能够与“赫鲁晓夫合得来”，而我不能与他相处。选举后，赫鲁晓夫公开向新闻记者吹嘘说，他竭尽全力促使我选不上。几年后，他甚至声称，已告诉肯尼迪：“我们使你当了总统。” 赫鲁晓夫的战略是否事实上帮了肯尼迪的忙而损害了我，这只是猜测而已。但是，像1960年的那次选举中，寥寥无几的几张选票对选举结果可能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几乎所有观察家都同意，赫鲁晓夫的行动并没有帮我的忙，当然，他也不打算帮我的忙。 赫鲁晓夫的对外政策可能是象他干预美国政治生活那么微妙，或者像苏联一个装甲师那么勇往直前而不回头。他的目标是征服全世界，始终坚定不移，并不断得到其俄国传统和共产党人意识形态的激励。正如康德拉·阿登纳对我说的，赫鲁晓夫要统治世界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他不要战争，不要一个城市变成废墟和尸骨遍野的世界。 赫鲁晓夫在“和平共处”的旗帜下到处招摇过市，但是不是真诚地要求和平往往是个疑问。查尔斯。波伦大使曾对我说，1959年日内瓦会议后，许多美国官员都相信，他要求和平的愿望是真诚的，这种看法大错而特错。我问这是否意味着赫鲁晓夫不要和平。 他答道：“问题不在于此。”“赫鲁晓夫想要整个世界，但是和我们一样知道现代战争的后果。他想要达到他的目标而又不发生战争。从那个意义上讲，他要和平。错误在于他是真诚地要和平的这种说法。我们是唯心论者，他们是唯物论者。”他一边指着面前的咖啡怀，一边又说，“你与其说赫鲁晓夫或任何一个其他共产党人是真诚的，不如说这只咖啡杯是真诚的。 他要和平并不是因为他是真诚地要和平，而是因为他相信他的征服世界的目标可以大大地向前推进一步，而又不会在这个时候发生战争。 在我和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最后一次会见后，也就是他死于癌症的前四天，对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的理论有了一个完整的解释。我于1959年准备访问苏联，我前往沃尔特·里德医院看望杜勒斯，并征求他的忠告。我对他说，有些人极力主张我尽力使赫鲁晓夫相信，我们对苏联没有侵略野心，我们真诚地要和平。我问道，他认为我应当向赫鲁晓夫特别强调哪个问题。 杜勒斯通常只需思考片刻就可以做出回答。这次，他想的时间较长。然后，他说：“不必使赫鲁晓夫相信我们的良好愿望。他知道我们不是侵略者，并不威胁苏联的安全。他了解我们。但是，他所需要知道的事是我们也了解他。当他在说他要和平竞赛时，他的真实意图是要在我们的世界里开展两个制度的竞赛，而决非在他那个世界里开展这场比赛。他所鼓吹的和平共处，象征着共产党世界的和平，以及对非共产党世界的无休止的争吵和冲突。” 我可能从未听到过还有别的评论是这样一针见血地抓住了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的实质。在自由世界中，他热衷于玩弄强权政治的游戏，但认为共产党集团的国家间是绝对不准玩这种游戏的。赫鲁晓夫的游戏的规则基本上是不公平的，但不幸的是，他拥有实施这种自我宣布的统治的军事实力。 赫鲁晓夫装腔作势故意夸大的言语只能掩盖，而隐藏不了普遍的不安全感。然而，那种妄自菲薄的情绪也正是俄国人所特有的，早在彼得大帝时代就有这种先例。彼得大帝使俄罗斯向欧洲开放，只是为了表明他的祖国事实上在各个领域都落后了几个世纪。自那时起，俄国人一直在努力赶上去。 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在我访问苏联前跟我说过，赫鲁晓夫以炫耀俄国的国宝，尤其是以历代沙皇遗留下来的珠宝和金器而感到自豪。麦克米伦感到，赫鲁晓夫极度渴望被“接纳进俱乐部”，也就是凭借他自己的资格——而不是他手中握有的强大的苏联军事力量，要别人承认和尊重他为一个世界大国的人物。我们同意，只要他同意遵守规则，就应当被接纳进“俱乐部”赫鲁晓夫及其继承人勃列日涅夫为使俄国成为一个真正的欧洲国家经历了漫长的道路。斯大林难得离开苏联，而赫鲁晓夫游历了世界各地，他在执政的十一年中。出国访问达五十二次之多。斯大林是一个瞩目东方的亚洲专制君主，而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都对西方虎视眈眈。勃列日涅夫跟我讨论中国问题时，常常靠近我，好象密友似地低声说：“我们欧洲人应当联合起来，共同建立反对潜在的中国侵略的壁垒。” 我认为，赫鲁晓夫之所以引起西方那么大的兴趣。是和他对西方的经济成就表示了极高的尊敬有关。他也懂得，没有经济上的成就，征服世界就无异是一枕黄粱。但是，在想要取得西方的经济成就的同时，他还坚持保留共产党的政策。他试图吸收西方经济概念把它运用到僵化的苏联意识形态制度上时，他才发现这两者简直是水火不相容的。他想取得西方的成就，而又不会受其思想的影响。到头来，两头落空。 赫鲁晓夫的政治生涯出其不意地结束了。这种突然的下台恰好与他的个人风格相一致。在1964年10月1日三人宇宙飞船在拜库诺尔宇宙中心发射前不久，赫鲁晓夫和三个宇宙飞行员通了电话，祝愿他们一路顺风并告知，在他们返航时，他将给他们准备一个场面壮观的欢迎仪式。赫鲁晓夫挂完电话后，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也给机组通了电话，井祝愿他们一路平安。对一个赫鲁晓夫手下的人来说，这个行动是前所未有的。 在飞行途中，赫鲁晓夫通过无线电话机跟伏斯考德号飞船的宇宙飞行员讲了话。他用奇怪的预言性的话来中止他的谈话，他说：“米高扬同志在这里。他确实把电话机从我手中拉过去。我想我不能制止他。”这三个字宙飞行员经过七天飞行返回陆地时，赫鲁晓失因没有出席这次庆祝活动而引人注目。 他已被撵下了台，过着失宠政客的养老生活，而被人们忘却。 他的同僚要废黜他有两个原因。首先，即使几乎所有这些同僚曾把他们的成就归功于他，但对他的那种反复无常、无法预测的治理国家的做法，日益感到不满。斯大林每当实行戏剧性的新政策时、对那些支持过旧政策的人彻底加以消灭。赫鲁晓夫的清洗，不象他协助斯大林执行的清洗那样严厉。党的官僚主义者也许会丢官，但很少掉脑袋。苏联问题专家罗伯特·康奎斯特说：“最后，他招来了部下的怨恨，而没有采取足够的恐怖手段对他们进行惩处，真是一个致命的失误！” 第二，俄国简直替他感到害臊。他那小丑的言谈举止和对外宾的粗暴无礼，逗得统治集团有时啼笑皆非，有时高兴。但是，俄国人由于有根深蒂固的自卑感，总想要在国际舞台上得到承认。正如有几个苏联官员在最高级会晤期间向我暗示的那样，认为赫鲁晓夫破坏了他们的威望。在听说赫鲁晓夫已被赶下台这则消息时，一个苏联外交官说，感谢上帝，那个白痴给清除了。他使我们在全世界面前出洋相。 赫鲁晓夫从一个世界上第二号最强大国家的绝对领导地位降到了苏联人称之为“平民百姓”。他永远过着被软禁的生活，禁闭在难以辨认的公寓或简朴的乡间住宅里，只是有时在严密监视下乘车稍事外出而已。对许多领导人来说，下台后的日子是难堪的，而对赫鲁晓夫来说，这种日子简直生不如死。在公开场合露面时、很显然养老生活在折磨着他。他惊人的精力消失殆尽；两眼黯淡无光。他的嗓门变得嘶哑，他没讲几句话，声音竟小得如耳语一般，逐渐听不见了。 1965年我在莫斯科进行私人性质访问期间，有一回和两个苏联导游进餐，一个加拿大的新闻记者建议我到赫鲁晓夫公寓去拜访他，可我的导游料想会随时跟着我。我对他们说，我要上便所。于是，加拿大朋友和我从后门溜了出来，乘了一辆出租汽车来到赫鲁晓夫住的简陋公寓。我们到达时，碰上两个粗壮的大个子女人阻拦我们进门。其中一个女人一手提着一桶水，一手拿着一把墩布，我问她能否见见赫鲁晓夫。我的朋友当时给我翻译，这个女人通过他回答说，“他不在这里。我不知道他在哪里。”对她来说，赫鲁晓夫可能跟他的月球卫星一起呆在月球上。 我留了一张手写便条。便条说，我希望有一天我们会再次相见。我猜想，他可能从未收到这张便条。几年后，在他于1971年去世后，我获悉赫鲁晓夫被告知我曾打算看望他，他由于没能见到我而感到十分遗憾。 赫鲁晓夫和我进行热烈的“厨房辩论”时，我感觉到有人撞了我一下，这时他推开人群，来到把厨房和过道隔开的栏干旁去找个位置。当他聚精会神地听着辩论时，我瞥了他一眼。 他对我们的辩论只做出一次反应。赫鲁晓夫喊“我们也是巨人”时，他使劲地点点头。当时我对他没有多加注意。但是，我事后得知，这个人的姓名就是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三十年后，我们重逢了，但不是又一次邂逅相遇，而是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首脑出席最高级会议。 勃列日涅夫在我第一次见到赫鲁晓夫的同一个办公室里迎接了我。我们握手时，他很亲切。他长着一副方而宽的脸，一双冷冰冰的蓝眼睛显得毫无表情，只是有时露出强作的、相当谨慎的微笑。他象赫鲁晓夫那样，做了一个姿势示意我在摆在室内一边的一张长桌旁和他面对面地就坐。然后，他抱怨我们在越南采取的行动，但他只是敷衍塞责地提了一下。在他发表近乎形式的讲话后，他很快使人感觉到又热乎起来。他说，有必要发展我们之间的个人关系，就象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斯福和斯大林之间的那种关系。 我说，在研究了盟国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史后，我发现，战争时期低级官员之间的分歧，常常在首脑层达成协议而加以消除。我又说，“那就是我愿意和总书记建立的那种关系。” 他显然是愉快地答道，“我就太高兴了，在我这方面，我完全作好了准备。”然后，我说，如果把这些问题都交给官僚主义者去做决定，那我们什么也解决不了。他由衷地笑了起来，用手掌拍拍桌子，一边说，“如果情况真是那样，那我们不就成天埋头于文件啦！”正是在这种愉快而充满希望的调子中，我们结束了第一次简短的会晤，而这种调子与我和赫鲁晓夫的首次会晤恰好形成了极其明显的对比。 勃列日涅夫已成为苏联第四任专制统治者，我作为总统，将和他举行三次最高级会议。勃列日涅夫1906年出生在乌克兰一个工人阶级的贫民区，在列宁统治时期，他还是一个青少年；斯大林清洗时期，他是一名步步高升的共产党官员：赫鲁晓夫当政时期，他已是一个备受信任的中将。他不是一个空想家，而是一个组织工作者：他不是一个理论家，而是一个技术专家；他是一个有献身精神、冷酷无情的共产党人，他领导苏联，第一次妄图争夺对世界的持久的支配权。 通过比较，已对勃列日涅夫和他那位好咆哮的前任作了一番有趣的研究。赫鲁晓夫穿着普通袖口的衬衣和不太合身的西服，而勃列日涅夫为了与他那裁剪合身的绸西服相匹配，穿着法国式袖口的衬衣并扣着金袖链。赫鲁晓夫几乎总是与他的司机一起，坐在他轿车的前座，而勃列日涅夫却不屑向他的司机点一下头就一屁股坐在后座舒服的沙发垫上。 即使两个人的兴趣爱好相同，但他们从事爱好的方式却大大不同。比如，两人都喜欢打猎，赫鲁晓夫喜爱打野鸭子的每个方面，从河水轻轻拍打他船舷的水声直到群鸟突然朴朴起飞都能引起他的兴趣。勃列日涅夫告诉我，他更喜爱打野猪，但很明显，他缺乏他前任那种运动家的风度。勃列日涅夫只是坐在他乡间别墅的门廊中，坐等他的猎物闯入用玉米粉作诱饵的特定地区，并借助于望远镜开枪把野兽击倒。 打猎不是勃列日涅夫的唯一嗜好。他对技术上的一些灵巧的新发明，诸如自动门和奇妙的电话支架一类东西都有浓厚的兴趣。为了说明俄国人那种既有纪律又有悠闲的情况，勃列日涅夫有一次给我看了他那只奇妙的新烟盒，它的内部装有一个定时器，目的就是为了避免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每小时他总要机械地消灭一支按规定抽的烟，随后合上烟盒。但几分钟后，他常常把手伸进上衣口袋，从他随身带的一盒普通烟中抽出一支来过过瘾，一直到报时器允许他抽第二支烟的时候。 勃列日涅夫这个世界上第一个“工人国家”的领导人，也喜爱收集资本主义世界生产的各种高级豪华轿车。1973年美苏最高级会谈期间，当我们乘飞机去戴维营时，为了祝贺他的来访，我向他赠送一件官方礼物——一辆深蓝色的林肯大陆牌轿车。他一再坚持要立即试车，跳上了驾驶座，并示意我坐在客座上。他加大了发动机的油门，在围绕戴维营的狭窄的公路上疾驶起来。勃列日涅夫习惯于不受阻挡地在莫斯科供要人们专用的街道上驾车。我真不愿意想象如果当时特工人员或海军的一辆吉普车突然闯入那条单行道，那不知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 一度路上有一段极为陡峭的斜坡，上面挂着“慢！急转弯危险！”的标志。甚至驾驶一辆专供打高尔夫球的车辆在这种斜坡上行驶时，我都感到要使用刹车，以防汽车在尽头急转弯时滑下道去。当我们在斜坡上行进时，勃列日涅夫驾车的时速是五十多英里。我向前伸出手并对他说“慢一点，慢一点”，但他毫不在意。当我们到达尽头，他急刹车猛拐弯时，橡胶轮胎发出了“吱”的尖声。 在我们驱车结束后，他对我说：“这是一辆非常高级的汽车。刹车不错。”我回答说：“你是一个水平很高的司机。我是绝不会以我们乘坐的车速来作那样的拐弯的。”我冥思，外交并不总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清。 勃列日涅夫赞成过美好的生活，并喜爱乘坐游艇、看纯种马的比赛，并要有漂亮的女子作伴。1973年在戴维营举行最高级会议期间，当我走近勃列日涅夫的小型别墅去进行我们第一次会谈时，一位非常迷人的、体态健壮的年轻女子正要离去。 勃列日涅夫的译员把她介绍给我时说，她是他头头的女按摩员。当我同她握手时，我闻出了她身上洒的香水味，这种香水叫阿班吉，是法国的一种高级香水，这恰巧也是尼克松夫人最喜爱的一种香水。 在世界上的领导人中，勃列日涅夫并不是唯一的爱好奢华和舒适的人。但他是第一个不顾廉耻地纵情享受的苏联领导人，1976年，在我中国之行的一次长时间谈话中，人民代表大会的副委员长喋喋不休地对我说，苏联人不象中国人，他们是修正主义者，因为政治界和文化界的知名人士都过着特权生活。他说：“光从这一点考虑，党政领导人、艺术家、科学家等等已成为百万富翁，而且象百万富翁那样行事——这就是今日苏联问题的所在。”尽管他没有充分陈述中国社会等级划分的情况，但他对苏联人的批评是正确的。 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同僚们已不折不扣地构成了一个“新阶级”——与普通苏联公民隔绝、脱离，把他应该关切的事情抛到九霄云外。事实上，在我去苏联的历次访问中，我不可避免地想到共产党的特权阶层比任何一帮资本家更接近于马克思对一个统治阶级所下的定义。 我有一次听到的有关勃列日涅夫的笑话，最完美他说明了这种矛盾状态。育一次，他带着他母亲去他优雅的乡间别墅一游。他骄傲地带她观看了郁郁葱葱的花园、金壁辉煌的门厅以及豪华的卧室，她怀着惊讶的心情转身问他：“列昂尼德，这一切都很漂亮，但如果共产党人回来，那你将怎么办呢？” 在私生活方面，勃列日涅夫可能是一个“新沙皇”，但他的外交政策却回到了老沙皇的扩张主义。如果他是旧政权的一个领导人，那人们就会称他为“列昂尼德大帝”，由于他在全世界扩大了俄国的影响，因而获得了这个受赞美的雅号。在他的领导下，苏联和它的共产党盟国控制了南越、柬埔寨、老挝、埃塞俄比亚、南也门、安哥拉、莫桑比克，最近又控制了那个“决定亚洲命运的旋转式栅门”——阿富汗。另一个不祥之兆是，莫斯科正在扩大它在加勒比海和中美洲的共产党桥头堡。 当赫鲁晓夫从权力的宝座上跌落下来时，参加打牌的人可能已经更换，但这场赌博的性质丝毫没有改变。渤列日涅夫与赫鲁晓夫有同样的目标：增强苏联的力量，扩张苏联控制的地盘，并抓住每一个机会来输出共产主义。赫鲁晓夫是一位连骗带吓的大师，因为他必须是这号人。他手中几乎没有什么王牌。勃列日涅夫可以表现得亲切真诚些，因为通过大规模增强军事实力，他给自己分发了几张爱斯王牌。 在个人外交方面，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与林登·约翰逊相似。他们都不得不用某种实际动作来加强他们讲话的效果。 不管赫鲁晓夫走上前来吓唬我，还是企图戏谑般地狠狠地触我的肋骨，他的那种依靠动作来加强效果的外交总是咄咄逼人的。当勃列日涅夫伸出手来碰我手臂或抓住我的手臂时，他是想央求而不是威吓。但一旦这些较为和解的手段不能打动我时，他也会动武的。 勃列日涅夫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他在感情上是反复无常的。他一忽儿以十足的诚意谈到，深切地期望把和平遗留给子孙后代。过一会儿，他又非常明确地表示决心，他有权控制全世界其他国家的命运。 勃列日涅夫可以轻而易举地从友好一下子转到无情，这一点是很突出的。1972年，我们举行最高级会议时，他热情地陪同我方成员乘船游览莫斯科河。当我们泛舟漫游时，勃列日涅夫一面骄傲地指着速度计，一面开玩笑地不断用胳膊时轻轻推我，这时速度计显示出我们正以每小时九十公里的速度前进。 在这次令人愉快的游览之后，晚餐前勃列日涅夫让我们坐下来进行一次会谈。他不久前还打趣地拍拍我的背，而现在又开始愤怒地谴责我为结束越南战争所作出的努力，并指责我企图通过与中国建立新的关系来对他施加压力，那时我突然想起了杰基尔博士和海德先生。他这次出击仅仅是长时期攻击的第一手。连续三小时，勃列日涅夫、阿历克赛·柯西金、尼古拉·波德哥尔内恶狠狠地轮番对我进行责骂，犹如克格勃的审讯者轮流审问一名难以对付的嫌疑犯一样。 然而，会议刚结束一会儿，我们上了楼，在晚餐席间进行了一次十分亲切的谈话。我照例开了一个玩笑，我说，不能让基辛格喝得太多，因为过一会儿，他还要与葛罗米柯谈判。这句俏皮话把苏联领导人大大地逗乐了，他们纷纷前去，借各种名义强劝基辛格喝伏特加。看起来，似乎刚才楼下那次语言刻薄的唇枪舌战根本没有发生过一样。 勃列日涅夫象他同代的许多苏联领导人一样，在谈论战争所带来的苦难时，感情尤其冲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牺牲了两千多万人，对那些苦难岁月是如此记忆犹新，好像这些日子在昨天才结束一样。 1972年我在电台和电视台向苏联人民发表讲话时，谈到一位十二岁小姑娘丹娘的故事，她在日记中挨个地记述了在列宁格勒被日期间，她家庭成员牺牲的情况。我最后说：“让我们尽我们所能做的一切来确保每个孩子免遭丹娘所遭受的苦难。” 勃列日涅夫事后告诉我，我的结束语使他热泪盈眶。第二年，在圣克利门蒂我家里的一次私人宴会上，在向他祝酒时，我又重述了那一段话，那时，勃列日涅夫是满眶泪水。他从椅子上站起来，绕过餐桌，拥抱了我。 有一次，勃列日涅夫俯身对我说：“我是一个易动感情的人，尤其是当我想起那些在战争中牺牲的人时，更是不由自己。”但是，人们不应把那种感情的流露当作是多愁善感。他的声音是有力而深沉的，这个声音散发出巨大的吸引力和个人的魄力。他做一些强有力的手势，常常从他的椅子上站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有一次他就这种习惯开玩笑地对我说：“每次我站起来，我又作了一次让步。”他有时滔滔不绝，含糊不清，但他善于巧妙地把话题从他易遭抨击的地方扯开。勃列日涅夫完全可能象赫鲁晓夫那样强而有力、机灵、狡猾，毫不逊色。 1973年第二次最高级会议期间，有一天晚上，我们早已结束会议休息，因为勃列日涅夫说，与华盛顿三小时的时差给他带来不适。然而，几个小时后，一个特工人员带着基辛格的口信来到我的房间：勃列日涅夫要求会谈。我进行了一番安排，我们就在我楼上的书房中进行会谈。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苏联大使安纳托利·多勃雷宁鱼贯而入时，他大笑着说：“总统先生，我睡不着。”我回答说，这倒是一个谈判的好机会，不会被人打断，也不会使人分心。 以后三个小时，勃列日涅夫在中东问题上不断地敲打我。 他坚持要求同我们一起，把一项解决办法强加给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他说，至少我们必须就一系列“原则”达成一致的看法，这些原则将指导一项解决办法，例如以色列军队从所有占领的领土上撤走，承认两国的疆界以及谋求这项解决办法的国际保证等等。 我回答说，争端的任何一方不会、也不应该接受一项强加给它的解决办法，相反，我们应该使双方开始会谈。我指出，如果我同意他的“原则”，那我将损害以色列的权利。我坚决认为，如果我们事先制定了有争论的原则，那双方将拒绝进行谈判——在这种情况下，原则将使他们的目的落空。 有一阵勃列日涅夫装出看手表和皱眉的样子。他说：“可能我把你搞得十分疲倦了。但我们必须达成一种谅解。”他使人毫不怀疑，我们之间的协定必须大大有利于阿拉伯人。他大声地坚持说，没有这样一项解决办法，他将空手离开最高级会议，并不祥地暗示，他不能保证战争将不再卷上重来。他说：“如果原则不明确，我们要避免军事形势的逆转是困难的。” 在这次半夜召开的会议上，他感情冲动到了极点，与第一次最高级会议期间我们在夏季别墅里就越南问题进行会谈时一样冲动。我仍然拒绝了他关于超级大国进行共管的建议，重申只有通过以色列入和阿拉伯人之间的直接谈判，才能取得一项持久的解决办法。在勃列日涅夫作了几乎一个半小时的独白之后，我为这次讨论收了场，我说，我们应该集中全力，争取在今年和平解决阿拉伯、以色列争端，因为“中东是一个最危急的地方”。 在整个讨论过程中，我决意保持冷静的态度，来对付勃列日涅夫的感情冲动。一种表面的能忍受痛苦和困难的自制能力，比装腔作势、故意夸大的言词更能给勃列日涅夫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一点他与赫鲁晓夫是不同的。我们未能达成任何协议，因为我们都在向着不同的目标努力。直截了当他说，美国要和平，而苏联是要中东。但是，当我们的会谈破裂时，我感到我已给勃列日涅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要承担对以色列的义务，并要通过谈判来寻求一项公正的解决办法。 四个月后，10月6日，我从以色列总理戈尔达·梅厄那里得到消息说，叙利亚和埃及正在最后以倒数时间计算方式来计算发动战争的时间。我立即回想起在那次最高级会议上，勃列日涅夫暗示了中东战争再次爆发的可能性，不知是否在那个时候，他已表示要支持阿拉伯人发动进攻。 美国和以色列的情报机构在进攻迫在眉睫之前，都一直没有发觉阿拉伯人的军事准备工作。其结果是以色列处于易受攻击的地位，尤其是因为发动侵略的那天，正是犹太教的赎罪日，那天是犹太人最神圣的节日，以色列的许多士兵正在度假。在战争的头几天，以色列蒙受了严酷的形势逆转，到第三天他们死亡的人数，比1967年整个战争中死亡的人数还要多。 几天之后，双方的武器和给养开始减少。当我们得到报告说，苏联人大规模地将物资空运到叙利亚和埃及时，我们已开始进行各种安排，恢复对以色列的供应。苏联人每天给他们的被保护者运送七百吨装备和给养。与此同时，我们的空运却发生问题，未能顺利进行。空运是在五角大楼搁浅的，关键性的时间都浪费在决定使用飞机数量及飞机型号等事项上了。基辛格告诉我、五角大楼只想派三架C一5A型军用运输机，以便在与叙利亚、埃及和苏联人的关系上少引起政治上的麻烦。我问他有多少架飞机可供使用，他回答说，约三十架。然后我告诉他：“我将作出政治决定。派遣三十架飞机和派遣三架所带来的压力一样大，我们打算承受这种压力。”后来，又经过官僚机构的几次耽误之后，我告诉基辛格去转告五角大楼“把能飞的东西”一齐运会。次日，三十架C-130型运输机飞往以色列，一周之后，这次行动比1948年到1949年柏林那次空运的规模还要大。 在第一周战斗结束时，以色列人已转入进攻。在苏联期待阿拉伯人速胜的希望破灭之后，勃列日涅夫给我发了一封信，要求我派遣基辛格去莫斯科进行直接谈判。作为停火的建议，他们已草拟了一系列条件，以色列、埃及和叙利亚同意停火于10月21日生效。停火很快地就失效了，但三天之后，交战各方又同意了另一次停火。 然而，勃列日涅夫并来认输。12月24日，我们的情报机构获得一些令人大吃一惊的情况：苏联的七个空降师，约五万人，已处于戒备状态；八十五艘苏联船只，包括登陆艇和载有部队直升飞机的船只正在地中海待命，不久以后，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公开要求勃列日涅夫和我派遣一支共同维持和平部队去中东，很明显，勃列日涅夫会支持这种计划的，因为这会给他一个机会，重建苏联在埃及的军事立脚点。不久，我们听到谣传说，苏联在联合国进行活动，要不结盟国家发起一项决议，要求在中东派遣一支美苏共同部队。 我给萨达特发去一信，警告他把大国的争夺引进这个动荡地区的危险性。几个小时以后，勃列日涅夫的信件也来了。他说，以色列仍违反停火，因此敦促我们和他一起派军事小组去这个地区。他要求立即答复，并说：“我将直率他说，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你认为不可能与我们采取共同行动，那我们将面临这样一种局面：即必须立即考虑单方面采取必要措施的问题。 我们不能允许以色列方面采取武断专横的行为。”这封信对苏美关系可能构成为自十一年前古巴导弹危机以来最严重的威胁。 我吩咐白宫办公厅主任黑格将军和基辛格把我们主要的国家安全官员召集在一起，对这个几乎是含蓄的恫吓拟出一个坚显的答复。光言语是不会达到我们的目的的—我们需要行动。我的国家安全顾问们一致建议我们宣布美国所有的常规部队和核部队处于军事戒备状态，10月25日清晨，我们就这样做了。 当我们确信苏联人已获悉戒备的初步迹象之后，我给勃列日涅夫发了一封信，我说，前一晚我已研究了他的来信，但感到他关于派遣苏美军事部队去中东的建议难以接受。我否认发生过任何重大的违反停火的事件，并说，根据这种情况，我们把他“关于单方面采取行动的建议看成会涉及到难以估量后果的、最严重关切的事情”。我说，我随时准备同意派一些美国和苏联的人员去这个地区，但不是作为战斗部队。相反，这些人员可以包括在一支扩大的联合国部队中。然后，我以明确的语言提出了我们的论点：“然而，你必须知道，我们在任何清况下都不会接受单方面的行动。” 那一天早晨的晚一些时候，从萨达特那里来了一封信，说他理解我们的立场，他将要求联合国提供一支国际维持和平部队。然后，勃列日涅夫来了一封信。现在他只要求派遣七十名个人“观察员”去中东。尽管这与他早先一封信中所说的军事小组大不相同，我还是再次表示坚决反对，建议应由联合国秘书长来决定停火观察员的人员组成。 这次戒备起了作用。勃列日涅夫没派遣任何军事人员会这个地区，这样，通过努力使这场冲突取得和平解决已成为可能。这次戒备取得成功有两个原因。第一，勃列日涅夫知道我们在核武器方面比苏联仍略占优势。第二，他知道我们决心维护我们的重大利益，并与我们的盟国站在一起，就象前一年我们在越南问题上所采取的决定性行动中所显示出来的那样。在圣克利门蒂午夜举行的会议上，我坚定地拒绝屈从于他在中东问题上的要求，这大大地增强了我在危机时间通过莫斯科-华盛顿热线所说的一番冷漠的话的分量。因此，在整个10月危机中，勃列日涅夫认识到他面临的是一个有可靠的军事力量、并有决心来使用这支军事力量的敌人，于是，他让步了。 当勃列日涅夫和我1974年再次会见时，他对以色列人表示不满，把造成中东紧张局势的责任推在以色列人身上。他也极力否认苏联人曾直接要求阿拉伯人发动1973年的一场战争。 从他断言的语调中，我感受到，他对我们在10月危机期间交换意见的口吻一直是那么强硬而感到痛苦。但他讲得很清楚，他不想在接近战争边缘的时刻再度冒险。 在外交方面，他总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正如多勃雷宁有一次告诉基辛格的那样，勃列日涅夫和苏联整个领导班子都有一个“神经痛处”：中国。看来，在勃列日涅夫用一种形式或另一种形式向我们提出呼吁，要我们与他一起组成一个反对他称之为“黄祸”的同盟之前，任何一次最高级会议都不是十全十美的。 在我们第二次最高级会议期间，我告诉他，我认为他对中国人的关切是过分夸大了。他们至少在二十年内不可能取得足够的核力量，以此来对苏联进行一场冒险的侵略。勃列日涅夫摇摇头，表示不同意，因此我问他，他认为中国变成一个核大国要多长时间。 他举起两只张开手指的手说：“十年，十年之后他们的武器水平将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水平。到那时，我们将更加先进，但我们必须使他们深刻地认识到，这种情况不可能继续下去。 1963年在我们的党代表大会期间，我记得毛泽东是如何说的：‘让四忆中国人死吧，还剩下三亿呢。’这就是毛泽东的心理学。”勃列日涅夫然后暗示说，整个中国领导层在本能上是侵略性的，甚至在毛泽东去世以后仍然是侵略性的。 我们在三次最高级会议上签订了一些重要协议，包括1972年第一个限制反弹道导弹条约以及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第一阶段的第一个限制战略武器协定。但是，勃列日涅夫和我都认为，我们之间逐步发展起来的个人关系与任何特殊条约同样重要。 通过相互了解，我们大大地减少了危害和平的危险，即估计错误，这是最危险的，也是最不为人们所认识的。 在核子时代，没有一个神志正常的领导人会有意地跨越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战争边缘这条界线。但是，领导人不会见，不把他们的分歧摆出来，彼此不了解，那他们就会无意地冒险，互相把对方推向战争边缘——这并不是因为他们要战争，而是因为他们对什么行动将会挑起战争会估计错误。在历次会议上，勃列日涅夫和我都发现这一方和另一方所抱的决心都是等量齐观的。因此，在考验另一方之前，每一方都得再三思考。 很清楚，我们要在我们有争议的方面取得进展，那我们必须一起行动，并且相互尊重。这就是主要的理由。为什么我在当时以及现在都认为，如果我们要想少犯可能导致战争的估计错误，那么两个超级大国领导人之间每年举行最高级会议是必不可少的。 在过去的三十六年中，我有一个非比寻常的机会，即既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进行了第一手材料的调查，又对共产党领导人进行了估量。 1947年，我目睹了共产党人利用遭受战争破坏的西欧所面临的各种痛苦。 同年，我协助国会进行了一次调查，揭露了共产党的间谍已钻进了美国政府的最高层。 五十年代，我看见几十万难民冒着生命危险，从东德、匈牙利、北越、北朝鲜以及共产党中国的共产党统治的压迫下逃出来。 1958年，尼克松夫人和我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遭到共产党领导下的一群暴徒的袭击，几乎丧了命。 七十年代初期，我和勃列日涅夫之间发展了一种个人关系，这种关系比自斯大林和罗斯福以来的任何一对苏美领导人之间的个人关系显得更为密切。 在苏联、中国、罗马尼亚、匈牙利、波兰、捷克和南斯拉夫访问期间，我看到了共产党人统治所带来的后果。我也收到了由其他人传给我的、对苏联所作所为的精辟见解，其中有些来自其他一些共产主义国家的领导人。 尽管这种经历是大量的，但我不敢假设我们对苏联每个方面的政策应该是什么样的政策。这些政策充其量也包含着大量的推测。在我写的《真正的战争》一书中，已详尽地叙述了我认为我们应采取的做法。 如果经验还没有使我们搞清楚我们应该做些什么的话，那末它在某些我们不应该做的方面确实给予了明确的指导。 在与苏联打交道时，我们不仅仅是在和一个大国打交道，说得更具体些，是在和相对来说较少的一部分人打交道、他们控制着这个大国。通过对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以及可能成为他们的接班人的了解，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苏联对各种不同政策方案可能作出的反应。 在美国发生的辩论，看来经常是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不定，用意都是好的，都是从爱国出发的，而且都是把人们引导到错误道路上去的。 一方面是超鹰派。他们争辩说，因为苏联人撒谎、骗人，他们夺取能够夺取的一切，并下定决心要打败西方。因此，我们不应与他们打任何交道。他们争辩说，我们应增加我们的核能力，一直到我们占有无可争议的优势。他们断言，由于俄国人威胁我们，我们不应该与它进行文化交流，进行贸易，进行谈判。他们认为，如果我们遵循了这个方针，那么东方集团不牢靠的经济将不可避免地崩溃，随着经济的崩溃，共产党政权也将垮台。 另一个极端是超鸽派。他们争辩说，克里姆林宫领导人是年老、保守、谨小慎微的人，如果我们不威胁他们，他们将不会对我们构成任何威胁。超鸽派建议，如果我们树立一个榜样，单方面地减少我们的核能力，这样，苏联人将会跟着做，并利用那些资源来为他们的人民建立更加美好的生活。 这两种观点都没有击中目标。苏联人决不会允许美国重新取得核优势，作为极权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他们可以把他们所选择的任何一部分资源倾注在军备方面。采取拒绝谈判的手段来减少核战争的危险是轻率的。有人认为，孤立苏联会使它垮台，这种意见是不现实的，甚至会产生相反的效果。外部冲突有时会加强一个独裁的政权，而紧张局势的缓和有时却可能削弱这样一个政权。没有七十年代的缓和，允许波兰团结运动出现的局面是永远也不会形成的。 另一方面，把“你想人家怎样待你，你也要怎样待人”这条基督教的金科玉律应用在我们与苏联的交往上是极为幼稚的。卡特总统拘着最良好的意图，试图单方面采取克制，以期望苏联人会照着做。其结果是灾难性的。在他裁减美国军备生产计划时，苏联人却加速了他们的军备生产计划。其结果是，里根总统为了恢复核力量的平衡，不得不加强军备生产。 有两种缓和，强硬的和软弱的。强硬的缓和是建立在有效的威慑基础之上的。这种缓和鼓励苏联人进行谈判，因为苏联要进行侵略，花费的代价太高。与此相反，软弱的缓和使苏联人不愿去谈判，因为他们为进行扩张所付出的代价如此之低，而侵略所得的收益对他们却很有吸引力。 以实力为后盾，并使威慑成为可以信赖的强硬的缓和维护了和平。软弱的缓和，不是招致战争，就是招致在不发生战争情况下向敌人投降。我们需要缓和，但它必须是那种正确的缓和。 如果有些亭我们不能做，那也有些事我们可以做。由于绝望而放弃一切，并说因为我们不能做一切事情，因此我们就什么都不去做，这是愚蠢的。 苏联领导人是难以对付的、冷酷的、强硬的现实主义者，他们懂得国际力量这门算术。 就我们而言，首要的、必不可少的事情是必须维护西方的自由，并直截了当地对苏联领导人讲清楚，为了维护西方的自由，我们决心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我们把这种决心表达得越清楚明白，那么他们对这种决心进行最后考验的可能性就越校这意味着恢复军事力量的平衡，这样我们就可以制止战争，防止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遭受失败。当美国在核武器方面享有优势时，这些力量都是有利于和平的。如果苏联人威胁要采取侵略行动，我们可以象1973年10月所做的那样，使我们的核部队实行戒备，那样敌人就会让步。但是，今天这种威吓将是不可靠的，因为在战术和战略陆基导弹方面，优势已转到苏联人方面。这种优势掌握在象苏联这样一个侵略国手中，就成为一种不祥的威胁。因此，为了和平的利益，我们必须花大量美元，这是恢复力量平衡所需要的。 苏联领导人想要军事优势，并要利用这种优势来统治世界。但是，如果我们使他们确信，我们将不让他们享有这种优势，那就存在一种真正的可能性，他们会就相互的军备限制甚至裁减军备问题进行认真的谈判。 今天，有许多人建议，双方应同意在目前的核武器水平上实行冻结，并说，这种作法将减少战争的危险性，促进军备控制。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恰恰是事情的反面才是正确的。在冻结的情况下，苏联人将保持他们目前的有利条件，这将增加战争和核讹诈的可能性。冻结也将使达成任何军备控制协定的可能性化为乌有——这样一项协定将减少核武器的数目—，因为冻结将使苏联毫无愿望去进行谈判。克里姆林宫的人们可能年老多病，但他们并不是傻瓜。除非我们有什么东西可给，否则我们也不可能从他们那里得到任何东西。 冻结的提案——作为打破核僵局的一贴万应药，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达成——是空洞无物的。这个提案是建立在两个谬误的前提基础上的。第一个前提：我们总可以摆脱核时代的危险。但是，只要这些武器存在，这种危险仍然是很大的。即使双方同意把他们的核武库减少一半，每一方仍将有足够的火力把另一方和世界摧毁好几次。 第二个前提：军备和军备竞赛引起战争。这个论点是，如果我们要把世界从毁灭中拯救出来，我们必须停止军备竞赛。 但从历史上来看，并不是由于武器的存在才引起战争，恰恰相反，正是由于政治分歧未能解决，才有可能导致使用武器。武器是政治紧张局势带来的后果，而不是造成紧张局势的原因。 措词美好的裁军决议，没有一项能解决这些深刻的政治分歧。 我们不能摆脱核僵局，但我们必须学会与它共处。我们必须越过军备控制这个不会带来任何结果的问题，而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问题的核心上：美苏之间的根本分歧。我们必须在会议桌旁，而不是在战场上逐步寻求一个解决这些分歧的办法。 但是，在寻求之前，我们必须诱导苏联人进行谈判，只有在我们的力量足以使对方对我们的敌意感到害怕时，他们才会来谈判。勃列日涅夫了解这一点，即使他对此持反对的态度。我们必须使他和他的后继者清楚，我们也了解这一点。 我们也必须在那些与我们的利益有较为重大关系的世界其他地方反对苏联人的侵略性的冒险主义。我们不能充当世界警察，但我们也不能在苏联人和他们的代理人颠覆和攻击我们的盟国和朋友时袖手旁观。我们必须准备好，在世界遥远的地区显示我们的力量，以挫败苏联的挺进，因为那里正是决定世界命运的地方。 此外，该利用我们庞大的经济力量来对苏联在国际上的行动施加影响的时候到了。军事上，我们在某些方面可能处于落后的地位，但在经济上，我们拥有极大的有利条件。他们死乞百赖地要与我们进行贸易，假如我们把我们的贸易结构改动一下，使他们经不起经济压力的脆弱住扩大到最大限度，与此同时，缩小我们自己的脆弱性，那我们就可以通过贸易来施加影响。 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克里姆林宫的同僚们将会对他们需要做交易的建议加以嘲笑，但骨子里他们确实需要一场交易。我们应该让他们有机会来进行一场交易——但要有代价。一定要使他们懂得，如果他们继续在涉及我们利益的地区进行直接或间接的侵略，那么这场交易就将告吹。列宁曾说过，资本家将排着队来向苏维埃俄国出售绳索，而苏维埃俄国将要用这根绳素把资本家绞死。我们应该向他们出售绳索，但要以这样的方式出售，如果他们企图伸手来扩大他们的征服地，那绳索将捆住他们的手。 在遏制苏联力量的同时，我们必须并有可能迫使苏联统治的那部分世界的内部发生变化。要达到这个目的，不能象虔诚的教徒那样，成天空谈变化——勃列日涅夫及其一伙，以蔑视的态度，不理会这种泛泛空谈一而是给早已在活动的各种势力以更多的鼓励，来促使这种变化发生。 共产党世界将不会以某种突然发生的大变动方式而崩溃。 但是，它已发生了变化，而且将继续发生变化，我们可以加速这种变化。西方寄希望的正是这个变化过程。 有些人认为，通过和平演变的方式使共产党世界发生改革是毫无希望的，因此，对这种设想不予理睬，他们举起双手认输，并说，共产党世界将永远受人欢迎。他们忘记了它已经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 英国的前任首相麦克米伦有一次提醒我说，从伊丽莎白一世女王统治时期到安挪女王统治时期，一百年过去了，伊丽莎自女王在她的顾问们失宠时，把他们的头都砍了，而安娜女王则慑于公众舆论，只能把她的失宠顾问们流放。他是在1958年，斯大林去世五年之后发表这番议论的，斯大林曾将数百万他真正的敌人和想象中的敌人处以死刑。当赫鲁晓夫对他的对手实行清洗时，他只能把他们发配到各剩勃列日涅夫只能把赫鲁晓夫送到莫斯科的郊区。 变化的步伐是非常缓慢的，对一个象美国那样缺乏耐心的民族来说，这种变化显得尤其缓慢。我们必须有充分的耐心，承认缓慢的变化总比没有变化强，我们必须长期坚持这些政策，为了使缓慢的变化保持下去，这些政策有时是必要的。 人民与人民之间的接触、文化以及情况的交流，可能不一定象几位天真无知的、鼓吹这些活动的人所说的那样，会起那么大的作用，但这些活动确实起了作用；它们是这个渐进变化过程中重要的一部分。如果非战略物资的贸易，如同军备控制一样，与苏联在其他地区的行为联系在一起，那它也是越来越重要的一部分。贸易结构可以进行改造，这样，我们可以通过贸易施加影响——其结果是，通过贸易建立起来的相互依赖，可以对我们有利。思想本身也是一种力量，我们可以用强力来实现思想渗透。一位在波兰出生的教皇戏剧性地代表着宗教信仰可以集结的力量。我们最大的资本是共产主义在世界上行不通这个最明显不过的事实，这一点对铁幕两边也是一清二楚的。甚至连共产主义那些最卑下的辩护士，除了共产主义的凄惨后果外，现在也只能仅就共产主义是正确的这一点进行辩解了。 俄国人民是强大的，东欧国家的人民也是强大的。在东西方的争夺中，他们的力量将最终寄托在西方的各种力量之中，因为西方的敌人正是他们的压迫者。 在今后几十年中，领导人将不得不适应这样一种情况：超级大国以某种不太稳定的、不分胜负的局面相对峙。不管人们如何想象缓和这个词，生活中的实际情况就是这样——这种实际情况要比其他情况更为可龋缓和不是友好聚餐，它是一种努力，是为了寻求各种方法来在分歧情况下实行共处，而不是为分歧而进行战斗。只要苏联坚持它的扩张主义目标，那么没有威慑，就不可能有缓和。但是，在缓和情况下的威慑，比没有缓和情况下的威慑，既容易实行，也更加有效。 美国必须在军事上强大，在经济上强大，在意志方面也必须坚定，美国需要强大的盟国的合作——与强有力的领导人进行合作。苏联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威胁，应付这种威胁是西方领导人的首要职责。正因为它是一种如此严重的威胁，我们就必须继续发挥创造性，寻求各种办法来减少我们之间的分歧，在可能的地方通过谈判来解决这些分歧，在不能作出决定的地方，则把这些分歧阐述清楚。 如果我们立场坚定，如果我们强大到在必要时，足以用武力来作为我们说话的后盾，那么俄国领导人就会尊敬我们，如果我们在行动上表现出软弱，他们将以蔑视的态度来对待我们。但是，如果他们看到他们必须与我们谈判，如果他们看到我们愿意谈判，那么他们也会愿意谈判的。 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有一种不能由己的被驱使的力量：维护和扩大他们权力的力量，但他们并不是疯子。他们要夺走他们认为可以夺取的东西，但仅仅是他们认为他们能够夺取的东西。如果他们认为他们必须在一个侧翼后撤，以保护他们在另一个侧翼的阵地，他们也会这样做的。 我们的任务就是增强导致发生变化的压力，以及当这种变化发生时，使人民抱有将会取得报偿的希望。 约在二十五年前，当我第一次见到赫鲁晓夫时，我曾在伦敦市政厅发表的、并得到赫鲁晓夫赞赏的一篇演说中发出呼吁，提议东西方举行全面的和平竞赛，它既是物质领域的，又是精神领域的。这是一场西方握有所有王牌的竞赛。我们应该记住这一点，并继续用完这些王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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