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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上了年纪的但是仍然令人望而生畏的康拉德·阿登纳正在最后地履行他主持西德联邦议院的一次会议，他的政治生涯的最后阶段遭受到柏林墙危机的严重损害，使这位八十六岁的总理在1961年勉强当选。他屈服于年轻的政治家们的压力，同意在他的第四任的两年后下台。他留下的是十四年的卓越成就。面临的是四年内不平静的令人辛酸的退休。 一名长期以来就是联邦议院的反对派人士，当他也许感到这位从不饶人的阿登纳很快要被撵下台时，他可能会表示宽容。 于是，他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对这位总理说，他设法使西德在1954年彼接纳为北约组织的成员国还是对的。 阿登纳冷冷地看了这人一眼，然后作了一个简洁的回答：“你我之间的差别，就在于我是事前正确。” 阿登纳用这几个字精僻地归纳了他自己的经历，同时也相当精僻地归纳了所有伟大的领导人的经历。象这位反对派的代表一样，许多人都有事后识别的能力，而阿登纳具有先见之明的才能。阿登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风云变幻莫测的时期执政。当延续数代人的国与国之间的结盟确定之际，他有勇气也有智谋去采取需要采取的行动——并且具有战胜那些害怕或是不愿采取行动的人们的反对的政治手腕。温斯顿·邱吉尔在评价世界领导人方面，很少出过差错。1953年，他对下院说，阿登纳是“自俾斯麦以来德国最英明的政治家。” 阿登纳是西欧战后秩序的主要建筑师。作为莱茵地区的人，他一向谋求德国和法国之间的友好邦交，并且毕生抱有一个欧洲联合的理想，使前几代人蒙受灾难的纷争不再发生。他从一开始就认识到苏联代表的是旧欧洲一切坏的而不是新欧洲的好的。因此，他用磐石般坚不可摧的决心保住了自由欧洲东部的堡垒。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阿登纳是典型的基督教民主联盟的政治家。他相信任何一种专制——无论是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些国家的，还是一个政府对人民的——最终是一种罪过，因为它窒息了个人的自由权利。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废墟上，并且被纳粹时代的恐怖变得更加强烈了的他的欧洲联合的理想直接来源于对专制的僧恶。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自由欧洲受到了来自外部势力的威胁，这股势力远远超过了从前受到的来自内部威胁的力量。起初，只有很少几个人理解这种威胁的本质或严重性，然而阿登纳是看到了的。1949年他上台后，就象一块岩石一样矗立在易北河——自由世界的东方前哨。不为苏联的威胁所动摇，并且蔑视他们偶然提出的、损人利己的和平倡议。但是，他认识到披解除了武装和孤立的德国不可能单独地遏制这种新的威胁。在五十年代，美国和英国坚定地支持了欧洲和世界其它地区的防务。免受苏联的威胁。由于在七十五年间，法国三次被德国的强权所惹怒，因此对于任何重新武装它的东方邻国的计划都持极大的怀疑态度。但是，如果欧洲要有一个有效的反苏联盟，而没有法国参加则是不可想象的。所以，阿登纳再次致力于他的理想，拆除分裂欧洲人的各种障碍。这种想法在以前是不切实际的，几乎是诗一般的抽象概念：现在是迫在眉睫，他以加倍顽强的精神去付诸实施。 就在努力把欧洲结成一个反对苏联威胁的联合阵线的同时，他也谋求建立一种使欧洲连结在一起的、相互依赖的经济和政治体系，从而最终结束来自欧洲内部对和平的威胁。通过诸如加入北约、建立欧洲煤钢联营，及1963年签订的法德友好条约等倡议，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康拉德·阿登纳的声誉也大为提高。 十多年来阿登纳是我们自己的铁幕———个有着钢铁意志然而又有极大耐心的人，他对基督教教义的深刻信念，使他成为西方反对那个他认为是建立在不信神和精神压迫基础上的帝国的最有效、最有发言权和始终如一的代言人。尽管他表情严肃和坚决反对共产主义，他却同时是一位热情的、脾气好的、举止文雅的人，受到他的人民和他自己的孩子们的爱戴，对一个曾被引入迷途的国家来说，他是一个宽厚的父亲般的长者。 在战后德国的废墟上，阿登纳就象一座大教堂似的高高地矗立着。对于他被打败的人民来说，他是一位“老人”，是国家蒙受耻辱和混乱时期的信念和坚韧不拔的象征。他通过镇静自若、端庄自重，甚至还带有某种校长般的优越感消除人们的疑虑。在反对他的挡道人时，他是一位善于共谋的、无情的政治上短兵相接的人物。对于世界其他地区来说，他是新民主德国的忠实的代言人。他要在十年内把它从一个国际流浪儿转变成可靠的自由堡垒。 国家领导人之间的友谊是罕见的。他们通常是在纷乱的事件和外交礼节的范围内进行会晤，而这种会晤往往沉浸在回顾历史中和在外交官、助手和翻译们的包围下进行。笼罩在他们会晤中的国家自身利益的幽灵总是约束着相互间的友谊交流。 在我的政治生涯中，虽然我与许多外国领导人进行过友好的会晤，但是只有其中几个能称得上是私人朋友。康拉德·阿登纳就是其中之一。我们之间的友谊长达十四年之久，无论当我们两人在朝或在野期间，这种友谊始终保持着。 1947年秋，我是众议院委员会的十九名成员之一，克里斯琴·赫脱为该委员会主席。我们访问了欧洲，为贯彻六月份已经宣布的马歇尔计划做一些说明。我们在德国的逗留给我留下了一生中最令人清新的印象之一。全部城市已被盟军的炸弹完全夷为平地，我们发现数以千计的家庭挤在倒塌楼房的瓦砾堆中和地堡内。食品奇缺，面黄饥瘦、衣衫褴褛的孩子们向我们走来，他们不是乞讨，而是向我们出售他们父亲的战争奖章或者用它们来换些东西吃。 另一位委员会的议员，他通常是含蓄的、有自制力的南方人，也被一次访问中他所遇见的孩子们所深深感动，他把他所有的肥皂、糖果和一件正穿着的毛衣都给了他们。他后来对我们说：“我把最后一块巧克力给了一个大约十岁的怀里抱着一个约一岁半的孩子的小女孩。你知道她是怎样处理那块巧克力的吗？她自己没有吃。她小心翼翼地把巧克力放在那个小孩的嘴里，告诉他这是什么东西，叫他吃。看到她这样做时，我简直无法克制自己。我回到火车里把我所有的东西都拿来给了孩子们。” 在华盛顿，议会曾经一直在研究是否要给我们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老战士们战争补贴；在艾森，我见到了一个矿工，他和他的妻子与二十二岁的儿子住在一个地窖里。虽然他的儿子在战争中失去了一条腿，但他既没有收到一分抚恤金，也没有得到一文救济金，因为他的伤残被认为并不那么严重。 在参观一个煤矿时，我们看到工人们把他们作为午餐的稀薄的没肉的汤节省下来，以便可以带回家去让家属分享。德国煤矿在工人数量相同的情况下其产量却大大低于战前，因为矿工们由于饥饿和营养不良而身体虚弱。 拒绝乞讨的儿童们和分享他们极少的食品的男人们，这一切都向我表明，阿登纳1945年下半年宣布的德国人民是“深深地低着头，但……没有消沉。”这句话说得对。 以卢修斯·克莱将军为首的美军占领当局曾向我们肯定地表示，德国人确实具有他们所需要的精神的力量来恢复元气。 克莱说，至今所缺乏的是领导。在战争期间德国失去了整整一代的潜在的领导人物，数千人因为与纳粹有联系而失去进入领导岗位的资格。他告诉我们德国必须为公共和私营部门发掘和培养出一批全新的领导人，那些战时和战前时期的人不行。尤其急需的是要有一位坚强的献身于民主原则的国家领导人，他能够带领他的人民回到自由国家的大家庭中去，同时保护他们不受来自东方的新威胁。 克莱关于德国需要什么样的领袖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是，假设这样的一位领袖不能来自战前的队伍里的说法是错误的。 康拉德·阿登纳生于1876年，父亲是科隆的一名法院职员，母亲的情况几乎毫无所知。只知道康拉德父亲为了娶他母亲而放弃了在普鲁士军队里一个有发展前途的职务。父母勤劳，信仰宗教。康拉德在天主教堂里成长起来，并且一生都是一个虔诚的教徒。 他的童年是严峻而简朴的，但也是无忧无虑的和令人喜爱的。家庭收入微保有一年，他家经济非常拮据，孩子们只能选择，是否几个星期天全家人的正餐不吃肉，以便积钱购买圣诞树和蜡烛。康拉德和其他孩子们挑选了圣诞树。 虽然在学校他学习成绩不错，但是他父亲开始告诉他，家庭负担不起他上大学。尽管康拉德内心感到失望然而表面上看来处之泰然地接受了这个裁决，当了一名银行职员。工作了两周后，他父亲看到他非常可怜。于是，他进一步压缩了家庭支出，使这个孩子可以上大学，他在大学学习法律。康拉德知道，为了他能受教育，他的家庭付出了很大代价。因此，他发奋学习。为了增加学习时间，他有时在夜间把脚放在冷水桶里以保持头脑清醒。 年轻的康拉德的固执是与他的冒险精神相适应的。毕业后两年，他到一家属于科隆中心党的一名领导人的法律事务所工作。这是一个保守的天主教党，也是阿登纳自己的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前身。1906年的一天，二十九岁的阿登纳获悉，他的名叫科森的雇主打算派一名年轻的法官到科隆市参议会任职。他径直走到科森的办公室去要求道：“为什么不委派我？我相信我和别人一样好。”这样做需要有勇气，也需要有自信心，这两个特点在阿登纳一生中不断地得到体现。事实上，阿登纳是一位称职的律师和勤奋的工作者，他声称和别人一样优秀是绝对正确的。科森委派了他，阿登纳从此开始了持续达五十七年之久的政治生涯。 从年轻的阿登纳与四个朋友在农村游玩时的一张照片上看到，孩子们把他们的下巴都埋在干草堆里，他们都顽皮地咧着嘴在笑。只有阿登纳的脸上显出严肃、忧郁的表情，这种表情由于他的颧骨和嘴巴下面的深深的阴影而显得更为突出。但是在镜头里，他挥舞左手，举起的左手正好超过了草垛顶部。这是典型的阿登纳，虽然他故意地表现出含蓄和超然，也还是自得其乐的。 我第一次见到阿登纳是在他1953年来华盛顿进行国事访问，他当时七十六岁，他那没有表情的脸上布着纤细、匀称的皱纹，这些皱纹象是沙层滤过的清澈见底的沟水。尽管脸上还保留着从前那种超然的宁静，但又非草垛上照的那张脸了。四十一岁那年，他的司机有一次不小心与电车相撞。有着特有的禁欲主义的阿登纳自己从破损的汽车里爬了出来，镇静地向医院走去，他的脸上全是血。只受了点轻伤的司机却被用担架抬走了。。 阿登纳的颧骨碎了，面部其他处也受了伤，这次事故使他看起来更严肃了。后来许多作家把他的脸描写成象中国清朝官员的脸。这是一个极其贴切的比喻，用老的庸俗的有关东方人的神秘莫测的话来描写阿登纳是再恰当不过的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负有盛名的美国第一任驻德国的高级专员约翰·J·麦克洛伊另有一种描写。他告诉我：“他有一张坚定的、不以苦乐为意的美洲印第安人的脸，他看上去像格罗尼莫。” 由于阿登纳严肃的外表，他的许多批评者，甚至是对他了解不多的支持者都认为阿登纳是无幽默感的，甚至是冷酷无情的人。但是尽管他不是一个爱用双关语的、或是拍别人的背以示亲密的人，阿登纳的内心里是一位充满同情心的人，一位敏锐的、具有文雅的幽默感的人。 阿登纳很少把精力浪费在不重要的问题或无望的事业上。 同样，他习惯于将他的幽默服务于某种实际的目的。1959年，艾森豪威尔总统在白宫为前来华盛顿出席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葬礼的外国贵宾们举行了一个招待会。阿登纳在招待会上看见我和苏联外长葛罗米柯站在一起，葛罗米柯是刚从陷入僵局的关于德国和柏林问题的日内瓦会议飞来华盛顿的。阿登纳向我们走来，我轻松地向他讲述，许多人说葛罗米柯和我长得相像。 这位总理笑着说：“很对，为此我有一个打破日内瓦僵局的建议。你坐上葛罗米柯的飞机回到日内瓦去，让葛罗米柯留下来作副总统。那么，我相信，我们就能打破这种僵局。”这话使总是郁郁寡欢的俄国人也发笑了。 尽管阿登纳是说了句开玩笑的话，这恰恰是苏联在日内瓦的不妥协态度的生动的描绘。许多年后，当他已经下台，他曾用幽默的语言对他的接班人路德维希.艾哈德的政治敏感表示失望。在确定某一天会见一位记者时，他问道：“我们是讨论严肃的政治问题，还是艾哈.德总理？” 1917年，汽车事故后他住在黑森林疗养院疗养时，两名市政官员曾来探望过他。当时，市长的职位已空缺，市参议会想让阿登纳接任这个职位。该代表团的使命是让阿登纳参加有关市政事务的谈话以便判断这次事故是否影响了他的大脑。他却很快地领会了来访者的用意，告诉他们说：“先生们，只是从外表上看，我的头部还不太好。”这些官员们笑了，并把这项任务当场交给了他。第一次世界大战已接近尾声。科隆市一片混乱。阿登纳立即把它接了过去。 一开始，这位四十一岁的市长手头工作很多，忙于为居民和退伍士兵找到足够的粮食和住所，使人民在国家被打败和德国皇帝退位后所造成的政治真空情况下，保持正常的生活秩序。当生活恢复正常后，阿登纳就着手从事修复科隆珍贵的古代文化和建筑的宏伟计划。他兴奋地告诉一位朋友说：“在政治大动荡时期特别适合于新的创造性冒险行动！”他的注意力已经超越了德国边境。他把他的城市看作是联系德国和西欧的一个新的纽带。 甚至在那时，为了让他的同僚们能一起来实施他的计划，他有时表现得既足智多谋而又狡诈。1926年他要在莱茵河上架设一座吊桥，但是市参议会的大多数成员却想建造一座拱桥。 他找了参议会中共产党的成员们，告诉他们架设吊桥会象列宁格勒的吊桥一样呈现她罕见的和特殊的美。阿登纳实际上一点也不知道列宁格勒及其吊桥，但是他很了解人的本能和德国共产党人心里对革命的俄国怀有的热情。他得到了吊桥，并且也赢得了老谋深算的政治家的名声。 也就在这时，阿登纳拒绝了一次出任总理的机会。魏玛共和国时期，在他们的立法联盟崩溃之前，总理在任的平均时间只有七个月。中心党的领导成员们认为阿登纳可能有足够的力量组织一个持久的政府，于是，他们在1926年邀请他组织政府。 此事对他有一定的诱惑力。但是，他那没有表情的脸部隐藏着一位驾驭着能排除无望的事业的政治家的精明。这不是因为他不愿意冒险，而是因为他确实遵循了仔细权衡能否取得成功的可能这一惯例，把周密的分析和与之非常协调的政治直觉相结合。当他去了一趟柏林并试探了政治气候之后，他得出的结论是：打破这种力量对比的可能性尚未具备。所以，他拒绝了这个建议并回到了科拢不断增长的经济和社会压力，使在德国要建立一个有效的政府是如此之难，甚至会压垮康拉德·阿登纳。然而，从个人的角度来看他的决定是可以理解的，我常常想知道，如果这位拥有巨大才能的政治领导人当时成为总理的话，历史又将会发生什么样的深刻变化。希特勒就会在他攫取权力并且给德国和世界带来如此巨大的灾难之前遇到了难以对付的敌手。 三年半后阿登纳第二次当选为任期十二年的市长。那时，他五十三岁，他期待着任期结束后退休。但是，当希特勒任总理后，纳粹党人不要像阿登纳这样的全国知名人士和有独立见解的领导人理政。他从一开始，就把他的顽强的独立性表白清楚。在几个星期之内，他三次拒绝或抵制了希特勒。第一次，他口头提出反对纳粹废除普鲁士国家议会，但是没有成功，阿登纳从1917年起就是该议会的一名议员。后来，在1933年三月选举前的一次竞选旅行中，希特勒访问了科拢阿登纳直截了当地拒绝到机场迎接他。两天后，在希特勒发表科隆讲话的上午，他下令市政工人把莱茵河桥上的纳粹旗取下来，并派遣一队警察保护他们。 选举后，纳粹掌握了绝对的权力，阿登纳成了一个不受欢迎的人。他在公开场合下受到奚落。不久，通过虚构的反科隆人民的罪名，他被撤销了市长职务并被逐出该市。虽然纳粹对他怀着敌意，但是他没有被列入需要尽快消灭的人员的名册。 1934年，他在长刀之夜被捕了，但是在大屠杀之后，他安然无恙地获释了。在纳粹执政的大部分岁月里，他孤零零地住在科隆附近的勒思多夫的自己家里养玫瑰花和照料家庭。 1944年，他多次遭到厄运，差一点丧命，但终于幸免于难。他显然被邀请参加卡尔·格德勒的勇敢的、但是招致不幸的谋杀希特勒的密谋。当他估计了力量对比和判断这个计划可能失败之后，他拒绝了与这些共谋者们合作。暗杀确实失败了，之后，他被捕入狱。他装病逃避了转移到布肯瓦尔德去。然后，在一位居住在卢夫特瓦夫的朋友的帮助下，从医院里逃走。最后，盖世太保发现他躲藏在距科隆四十英里的森林中的一座磨房里，他们又把他逮捕了。1944年11月他儿子马克斯，一名德军军官，去柏林恳求释放他的父亲后，纳粹党人讨·最后放了他。当美国人第二年春天占领科隆时，阿登纳在勒恩多夫自己的家中。 尽管有这么一个插曲，阿登纳在纳粹分子统治时期，他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在非常单调乏味的生活中度过的。当他在1933年春天从科隆被驱逐出来后，他把家人留在家中，一个人来到离莱茵河十五英里的贝内迪克廷修道院。他希望在修道院内至少可以暂时逃避纳粹党人的注意。修道院院长是他的一位老校友。阿登纳在那里住了将近一年，花费了大量的时间进行思索，在树林中漫步和读书。该修道院有大量的历史藏书，他贪婪地一本接一本地阅读了。 在希特勒掌权之前，阿登纳是成功的，有实力的“科隆之玉”，是严厉但又充满深情的一个正在日益壮大的家庭的家长。现在他的权力已经不复存在，他的家庭和他分离了，而且他正过着一种毫不夸张的修道院式的苦行僧的生活。唯有他的信念尚存，当他考虑到一个民族因为屈从于好战的民族主义和专制而招致严重的危险时，他开始以日益强烈的感情详细研究他一生都在追求的建立一个欧洲新政治秩序的理想，在这个新秩序里，自由和基督教义是第一位的，国家权力和个性是第二位的。 这些想法是幻想彻底破灭的人的唯一的田园诗，十五年后，当他在西德掌权时，阿登纳的实际的政治直觉再度占了统治地位。但是，切合实际的考虑是，确保欧洲联合防务的唯一途径是克服法德之间的分歧，阿登纳从哲理上已作了准备。他总是想把这两个国家结合在一起，现在它可能成为达到一个伟大目标的手段——保卫西方反对新苏维埃帝国——而不只是为了自身的目的。 1945年当美国人占领科隆时，他们抢先恢复了阿登纳的市长职务。但接着改由英国人占领，他们很快地解除了他的职务，并且禁止他从事政治活动，其原因却始终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他相信英国工党政府想要让社会民主党人接管德国政权，因此不希望让一个保守分子留在象科隆市长这样一个有影响的位置上。这次解职沉重地打击了阿登纳，因为对他来说，重建科隆是他真正热爱的事业。 总之，科隆的损失是德国的收获。阿登纳再次被撵下台过着在野生活，这次不是纳粹党人而是同盟国所为，现在理论和付诸实施的机会巧合在一起。在强迫他退休的两个月里，他致力于自己对德国命运的观点转变成一个具体的政治行动的计划。当英国人再次允许他参加政治活动时，他马上开始将精力集中于基督教民主联盟，一个新的保守党。这就是1963年前他的政权基础。用他的说服力、辛勤劳动和唯意志力，阿登纳赢得了对该党的控制并迅速地把它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全国性的力量。他精心选择时机的权力游戏也给他提供了帮助。在一次重要的党内会议上，他走上前去，坐了下来并宣布他主持这次会议，因为他是会场中最老的人，就这样，他把会议主席接了过来。其他与会者如此震惊以至于没有表示抗议。 有人也许会认为，一位较晚进入议会政治生活的领袖会觉得枯燥乏味的竞选运动令人烦恼，甚至今人感到屈身于权力。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日本首相之前是一位职业外交家的吉田茂就是这样。但是阿登纳却不是这样。在1960年春天，关于即将到来的美国选举，他给了我一些精明的战略性的忠告，并问我是否喜欢竞选。我对他说，我感到这是一种折磨。我说，一次竞选之后，如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我在太平洋服役之后的感觉，我不会留恋它，我也不想再经历一遍。他不同意我这种看法并使我感到意外地说：“我喜欢竞选，我喜欢能为我所信仰的事业去奋斗，与爱非议的人去辩论，去还击他们。” 在此意义上说，他不像他的伟大的朋友戴高乐。阿登纳喜欢个人间在政治斗争上的短兵相接；他喜欢与他的政敌一起参加竞眩戴高乐几乎是断然拒绝这样做的。与人们预料的相反，戴高乐这位法国人是内向的。而这位德国人，阿登纳是外向的。他们在政治上都是成功的，但是所走的道路却完全不同。 在1949年战后德国第一次选举前的几个星期里，这位七十三岁的阿登纳在游历各地做政治演说中证明他是异乎寻常的能干和精力旺盛。他有着年轻人的持久性，并就选民关心的问题与选民保持接触的惊人的诀窍。他的受挫的对手们，社会民主党人，在战后曾期待着立刻成为西德的执政党，只能乞灵于严厉的人身攻击，但他几乎未作任何反应。在选举中，基督教民主联盟获得了七百三十六万张选票，比社会民主党多得四十万张。通过一次投票，新联邦议院选举阿登纳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第一任总理。 作为一名被占领国家的领导人，阿登纳的实际权力受到严格地限制。在处理与盟国和政府中的对手时，他必须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他的常识和他的顽强的、钢铁般的忍耐力。在谈判和辩论中，他习惯性的做法不是在一开始就去压倒他们，而是先听别人要说什么。当他最后讲话时，他用他冒险家的直觉回避对他不利的方面，而集中在他能够取得胜利的方面。 基本上，他之所以难以对付的秘诀就是基干事实，要有道理和作好准备。他全面地研究了议事日程上的每个专题。他很少闪失；他相信自己可以很快地，有力地对对方的论据作出回答。英国高级专员，伊冯·柯克帕特里克爵士说过阿登纳：“总是迅速地察觉对方防御上的任何薄弱环节，然后把他的矛头向着那里刺去。” 然而，除了运用逻辑这个冷武器外，他还有别的武器。当内阁会议遇到困难时，他有时会将辩论中断片刻，把一瓶葡萄酒传递一圈。在几怀酒和友好的闲聊之后，他再重新开会。那时，反对派实际上就不太坚决了。 阿登纳是一位名酒鉴赏家。他不仅喜欢他的家乡莱茵地区，而且也喜欢莱茵葡萄园的醇厚的葡萄酒。有时在午餐会上他会摆上一瓶莱茵葡萄酒或莫塞尔葡萄酒和一瓶波尔多白葡萄酒，但是他会把法国酒全部留给客人。约翰·麦克洛伊对我讲述了这样一件事，在一次小型宴会上，他预备了他认为是一种他从美国陆军消费合作社搞到的德国餐桌上的名酒时，他发现阿登纳只喝了半杯。第二天他收到了这位总理送来的一盒“伯恩卡斯特尔多克托”酒，一种莫塞尔酒，一种世界最佳名酒。这正好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种酒，有时，我在白宫的国宴上也用它。 阿登纳最大的资本之一是，即使在七十多岁的高龄，他似乎也不知疲倦。他曾经告诉我，一位最优秀政治家是一位“能够坐得比别人更长的人。”如有必要，他愿意把会议一直延续到深夜，他耐心地坐着，直到一个接一个的昏昏欲睡的对手们同意他的观点为止。 像我所熟悉的每一位有成就的领导人一样，阿登纳在他所从事的每一项活动中几乎都是一名激烈的竞争者。如同艾森豪威尔一样，尽管他有着使人毫无怀疑的友好和随和的风度，在高尔夫球场上和桥牌桌上却是一名凶猛的对手，阿登纳最喜爱意大利的草地滚木球，但他从不让人。麦克洛伊是一名优秀运动员，年轻时是一名国际水平的网球运动员。他发现阿登纳是一名难以对付的竞争者。他告诉我，阿登纳打草地滚木球时，技术娴熟，注意力高度集中，即使在和好友一起玩时，他也决心要赢得胜利。他是不会同意俗话说“重要的不在于胜负，而在于风格。”阿登纳玩得公正，但是他总是为了赢过对方。 他的政治风格也是如此。如同邱吉尔，阿登纳也是一名卓越的议员。在1949年联邦议院会议上，他清楚地阐明了他的计划，表现出了他的另一种重要的政治技巧：有使自己的才智与幽默引而不发的能力。 作为十六年中德国第一次合法选举的获胜者所作的实际上是就职演说的时刻应该是严肃和庄重的。阿登纳知道，全世界都在注视着德国人是否已经学会如何成为民主主义者。但是在他的讲话中间，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对手们开始向他当众诸问。人们会认为一位像阿登纳那样真正自负的人会对会场气氛受到破坏表示气愤，认为像他那样无幽默感的人也许会十分冷淡地对话难者不加理睬。然而，他巧妙地击败了他们。当一名叫海因茨·伦纳的共产党议员讥讽地叫喊说，阿登纳的有关苏联部分的讲话是由“一名专家起草的”。阿登纳停了片刻后说，“赫尔·伦纳，你是一个爱妒忌的人广这句话博得了满场喝彩。 阿登纳的运用高压战术和政治上的短兵相接的本领使他赢得了冷酷无情的名声，而他对此似乎并无反感。一次，有人指责他横暴地对待反对派时，他有节制地反击说：“这不全对。”阿登纳和另一名前轴心国的战后领袖、日本的吉田产生了强烈的相互敬慕之情。这可能是由于他们俩人都是坚定地献身于民主这一事实促成的，而每人实际上都有一种一人说了算的嗜好。 不象有些人，阿登纳对报界向来是抱容忍的态度，但是他不甘被人愚弄，并且拒绝承担把一个坏问题作出好回答这种职业政治家的责任。他对一位记者大声喊道：“我会为此给你在外交业务上打不及格。” 在阿登纳当总理十四年中，盟军占领期延续了六年之久。 他经常对我说，如果没有马歇尔计划的援助和四位杰出的美国人：迪安·艾奇逊，卢修斯·克莱，约翰·麦克洛伊和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英明忠告及支持，他决不会取得他已经取得的成就。他成功的另一个原因是，他愿与盟国妥协，如果当这种妥协允许德国独立、经济恢复和与其他西欧国家一体化的目标得到进一步的保证的话。 象吉田一样，阿登纳知道与盟国间的合作距顺从相去甚远，虽然当他有时被某些特别不耐烦的德国人的刺耳的话所激慈时，他会说：“那么，他们认为是谁输掉了这场战争？”1949年，当他任总理前，在瑞士的伯尔尼向一个国际小组发表了一次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对一系列占领政策进行了尖刻的抨击。他也说过德国人如果打算重建和保卫他们自己的国家的话，就需要有一种新的民族自豪感——他很注意此处未用民族主义一词。 在这次讲话后，许多批评家，包括同盟国首都的报纸生气地指出，同盟国面对着一个顽固不化的德国民族主义分子。但是阿登纳与了解他的军事管制者们之间的关系没有改变，而他在同胞们中的声望提高了。他用勇敢的独立性，突出地表现出作为一个人的尊严。这种尊严对于德国人是巨大的鼓舞，他们亟不可待地要使他们的民族尊严得到恢复。 1953年4月的一个阴暗的、下着雨的早晨，我在华盛顿的国家机场上第一次见到阿登纳。他来华盛顿是和艾森豪威尔总统及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进行会谈。杜勒斯和我作为艾森豪威尔的代表在机场迎接。 由于两方面原因使这位总理的访问具有重大意义。首先，从来有过一位德国总理访问过美国。实际上，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以来，阿登纳就是第一个德国官方的来访者。这次访问之所以重要还因为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仅仅八年。阿登纳在美国受到无论是政治领导人或广大人民的接待方式，都会表明不管希特勒还是纳粹所造成的仇恨心理已有缓和。 美国支持阿登纳的外交政策并不坚定。许多有影响的美国人建议，美国应该拒绝参加欧洲防务，如果我们与阿登纳的会谈是徒劳的或是不友好的话，那么这种孤立主义就会得到进一步抬头。在安德鲁斯机场的小型而又沉闷的仪式将是数百万美国人民和欧洲人民的最初印象的发源地。 当我最初看到阿登纳从他的坐机里出来时，他的六英尺二英寸（1．88米）的巨大骨架，他的生硬的、笔直的姿态，轮廓鲜明的，猜不透的面容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有些男子的面容自然而然地表露出他们的感情。而象阿登纳那样的人有着自制、完全不露声色的表情。在政治活动和国际关系方面，如果一个当事人从研究他人的表情中能够准确地猜到人们正在想什么和有什么感觉的话，则他会大为受益。阿登纳的表情是淡薄的，几乎是禁欲主义的自我控制，丝毫不流露自己的喜怒哀乐。 在我的欢迎词中我想要表明的主要之点是阿登纳的访问，标志着我们两国之间富有成果的关系得到再生而不是诞生。由于这两次世界大战，正步走、民族主义的、军国主义的普鲁土一纳粹已经成为美国民间传说的一部分；人们普遍认为，“德国鬼子要么揍你，要么向你下跪。”然而，我却知道德国和德美关系还有另一侧面。尼克松夫人的母亲生于德国。我自己的母亲在大学专修德语，一向高度赞扬德国大学的造诣和水平。在杜克法律学校里，我从朗·富勒教授那里知道，德国学者们对发展西方法律原则方面具有深刻的影响。 在欢迎阿登纳时，我想引起人们对早期的回忆并提醒美国人，德国人从一开始就曾经帮助过建设我们的家园。我告诉阿登纳，距离他在华盛顿期间下榻的布来尔宾馆只有几步远处，矗立着一尊普鲁士军官弗里德里奇·威廉·冯·施托伊本男爵的塑像。在1777—1778年冬季，他在福杰山谷与乔治·华盛顿一道服役，他接管训练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军队，成绩卓著。 我说，美国人民决不会忘记冯·施托伊本和数百万德国人对我们这个国家作出的贡献。 阿登纳在答谢讲话中，转过身来对我说：“你刚才提到了巴龙。施托伊本男爵。我想对你的宽宏大量表示感谢，你赞扬了美国和德国之间的友谊而没有提到最近几十年的事。”经他授权的传记作者后来写道，他显然被这次欢迎所感动。第二天他在冯·施托伊本的塑像前献了花圈。 阿登纳通过一生中最根本的教训制定出他的内政和外交政策。他是在对德国的忠诚和对法国的本能的喜爱并存的这种政治、文化的气氛中成长起来的，他谋求法、德恢复友好关系，以便利用两国之间的悠久的和睦亲善作为东西方对抗的当今世界的一个战略楔子。作为一个训练有素的虔诚的热爱自由的天主教徒，他谋求国家之间和社会利益集团——政府，商业和劳工——之间的伙伴关系，这样能够防止一个国家或一个集团对其他国家或集团建立暴政。最重要的是，因为他热爱自由，并把它看成是人类精神生存的必需，所以他准备为保卫他自己的和其他自由社会免受共产主义和苏联的威胁而战斗。 他的思想既不复杂也不原始，他是健全的和全面的，他具有作为一个伟大领袖人物所需要的把目标统一起来的能力。目标的统一和良好的观念当然并不总是一致的。我接触过一些领导人，他们是有真才实学的专家，但是他们没有明确的理想。我遇到过另外一些领导人，他们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家，就连如何达到他们的理想的最模糊的概念都没有。阿登纳是罕见的领导人之一，他的实际的政治才能和他的理想是一致的。在把他的深切的宗教信仰转变成有效的政治行动的基础方面，他可谓是一名罕见的炼丹大师。 阿登纳懂得民主的基础扎根于犹大——基督的伦理道德学中。事实上，无论共产主义还是纳粹主义，最使他耽心的是，人们可能会被迫把他们的精神本身奉献到唯物主义的祭坛上去。但是他并不是一名现代的十字军参加者，出来改变非基督世界。他认为，一个良好的基督政府最重要的是，让每一个人能学他的、以他自己喜欢的方式向上帝诉说他的愿望。 阿登纳的基督政治把保护每一个人的自由和尊严视为他们的最高准则，同时，把创造西德经济奇迹的任务也置于最重要的地位。在这个意义上讲，他们的直觉足以代替技术诀窍。他对经济懂得不多，并不参加起草特殊的财政货币政策，他把这些琐碎工作都交给了他的精明强干的财政部长路德维希·艾哈德去处理。而艾哈德是根据阿登纳的“分权原则”执行的。十二年的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和对苏联情况的了解，已使这位总理清楚地认识到把权力过多地集中于公众或集中于个人手中的危险性。他既反对国有化工业和垄断企业，也反对罢工和不公平的管理制度。 1951年，在阿登纳和德国主要劳工领导人之间的一次历史性会议上达成了一项协议，即允许工人与工业监督委员会的管理人员平起平坐，享有同样的选举权。这种伙伴关系使得西德三十年没有重大的劳工骚动。 由于这个协议和艾哈德的精明的经济管理，再加上1949年阿登纳说服盟国不要大量地拆除德国工业，使西德赢得了近三十年的惊人的经济增长。今天，它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高于美国，它的工业产量是战前未分裂时的大德国的一倍半。 正是由于阿登纳的伙伴观念给西德带来了繁荣，也有助于给西欧带来和平和经济联合。阿登纳对战后的景象曾描写道：“以我之见，欧洲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向它的人民保证，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就能为他们赢得一个安全可靠的未来。” 阿登纳和法国外长罗伯特·舒曼一致同意建立一个把大部分欧洲的钢铁和煤炭生产置于联合控制下的国际权威组织。在法国的卓越的经济学家琼·莫尼特的指导下，这个史无前例的安排导致了欧洲共同市场的诞生。然而，他的由每个国家各派军队组成一支欧洲军的理想由于法国议会对德国人长期不信任，拒绝考虑，而告破灭。但是阿登纳克服了他的最初的失望，在邱吉尔和安东尼·艾登的帮助下，他设法使西德于1954年加入了北约组织，并于1955年从同盟国的控制下赢得了彻底的独立。阿登纳和夏尔·戴高乐通过成功的互访，并于1963年签订了友好条约，从而两人重修于好。 有时，人们把阿登纳和沙勒曼相比较，沙勒曼这位超群人物，通过个人的力量和信念在八世纪末和九世纪初短暂地把欧洲统一在一个基督帝国之下。这个比较在许多方面是贴切的。 沙勒曼和阿登纳两人都身材魁梧。虽然两人都有深刻的信念，但是都享受优裕的生活。两人都以实干家而不是伟大的思想家著称，每人都被同样的理想所吸引，并且都具有把理想变成现实的手段和能力。 沙勒曼帝国在九世纪由他的三个孙子瓜分了。从那时起，法国和德国，这个分裂后的帝国的最大的两部分，就定期地卷入敌对行动。阿登纳在野的年月里，当他仔细研究和思考后，他愈来愈感到有信心，那就是团结在信奉基督教义的周围并在各国友好的政府的领导下，欧洲人民能够再次联合在一起。战后，他首先考虑的是建立一个反对苏联专制政府的自由欧洲联盟。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联合的理想有着阴暗的一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德国人认为，阿登纳对于重新统一已经分裂的日耳曼民族并无真正的兴趣。当阿登纳面向着西欧时，他们则看到他背朝着东德的一千七百万同胞。这种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 阿登纳出生在莱茵地区，那里是中世纪法国和德国之间的“中央王国”的一部分。许多莱茵人生来就有一种内含的矛盾心理：他们都是德国人，同时又有点法国血统。他的某些批评家指责说，与其说他亲德国，不如说他亲莱茵，或者甚至更亲法国。他的心的确总是留在莱茵土地上，他也一点没有象普鲁士军队对待法国人的那种反感，然而他的爱国主义从未有过半点值得怀疑。 约翰·麦克洛伊是这位总理的挚友，他仰慕阿登纳。在一次和我的谈话中，他引用了歌德的一句话来描写阿登纳：“哎呀，我的胸中有两个灵魂。”这两个灵魂中，一个是德国，另一个是欧洲。一个灵魂热爱祖国，另外一个为它的军国主义和极权主义的插曲所击退。阿登纳要把西德的首都设在莱茵，这是把他的新德国从旧普鲁士中分离出来的一个想法。波恩离法国比离柏林更近。 阿登纳厌恶普鲁士德国可能是导致他最终垮台的原因。 1961年8月东德人开始修建柏林墙时，他九天来去柏林。这一迟缓给他招来了鼓噪一时的和部分是公正的批评。在危机一开始时，如果他就在场的话，可能对该城市的两部分人都是一个极大的安慰。 当他终于抵达并受到了柏林人及威廉·勃兰特市长的冷遇的时候，他坚定地朝着装有倒钩刺铁丝网的波茨坦广场走去，并站在离它四、五码远处，凝视着铁丝网的另一边。 东德的官员们通过扩音器嘲弄他，但是他坚守阵地。这是一个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沉默对抗的瞬间，但是它不足以排除许多西德人民对他没有能早些赶来所感到的痛苦。在下一个月的选举中，阿登纳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失去了在联邦议院中的绝对多数。 在整个总理任期内，虽然阿登纳总是说，他致力于两个德国的联合，但是对他自己的话究竟深信到何种程度，始终是值得怀疑的。他曾经说过有三种德国人：喝荷兰杜松子酒的普鲁士人，喝啤酒的巴伐利亚人，和喝葡萄酒的莱茵人。他说，只有莱茵人头脑清醒，足以统治其他人。这位精明的政治家也许一直在考虑着这么一个问题，在联合以后的德国，更为开放的东德选民们可能会使他勉强当选总理的获胜限界受到威胁。 很多宿命论的历史学家们给一位能干的领导人下了这么一个定义，那就是，他能够设法使自己的政策与不可能改变的历史潮流统一起来。简而言之，他们相信历史创造伟人，而不是伟人创造历史。根据这一理论，西德渐渐地接近西欧。并且，由于这股强大的冷战潮流和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对抗使西德逐渐远离共产主义东方。阿登纳只是一名作些细微调整的舵手。 从事抽象概念研究的理论家们珍惜这种学说。然而，从事具体工作的政治家们对此并不感兴趣，他们通过实践知道，一个领导人的决定对改变事件的进程能起多么大的作用。事实上，在战后早期的这些多事的岁月里，法国和德国重新和好的前景一欧洲联合的关键，似乎常常是渺茫的。不到一个世纪，法国和德国发生了三次血腥的相互残杀。彼此间的仇恨和不信任似乎太深以致于无法消除。只是由于阿登纳的坚持不懈的努力，使诸如舒曼和戴高乐这样的主要领导人产生信心，并因苏联威胁构成的新的紧迫感，使和解终于得到实现。 五十年代，法国议会几次否决建立欧洲军的主张，如果换一位德国领导人的话，可能会使法德关系倒退至又一代人的敌对状态。然而，阿登纳默默地忍受了挫折。他曾经说：“我认为，在受挫折的武库中最强大的武器是忍耐，我却具有很大的耐心。我可以等待。” 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欧洲摇摆在结盟和孤立主义的边缘上。在这样的时刻，当事件可以向这个方向也可以轻易地向另一个方向发展时，一个伟大的领导人就是决定性的因素。具有建立一个以中世纪初的欧洲的蓝图的现代欧洲的理想的阿登纳准备成为这样的一位领导人，并完美地完成自己的任务。 在他1953年访问华盛顿后到1961年前，他曾先后访美达六次之多。他之所以如此频繁地出访的一个原因是他与杜勒斯和艾森豪威尔的会谈异乎寻常地富有成果。他发觉美国政府比英法更坚决地接受他的西欧防务的想法。1954年，法国反对建立欧洲军后，阿登纳告诉杜勒斯，他发现“最好的欧洲人”是在美国。 他与杜勒斯的关系十分亲密，因为两人有许多共同之处。 他们虔诚地信仰宗教，都有从事法律的背景，都忠实于他们的家庭。更重要的是，两人都是有献身精神的国际主义者，从容地致力于为反对专制主义的蔓延而斗争。正如阿登纳的传记作者特伦斯·普里蒂写道，“把他们联结起来的最强大的纽带也许是他们对上帝的虔诚和对共产主义的仇恨。” 阿登纳从未承认过东德共产党政府的合法性，在他一生中，他一直把它称之为“苏联区”。他不相信苏联人关于他们想要一个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独立的、统一的、中立的德国政府的说法。首先，阿登纳知道苏联人从不允许东德进行自由选举。其次，他相信在战后的欧洲没有一个国家选择中立会保持长期的独立。他说：“一个人不可能坐在两把椅子之间。” 在国内，阿登纳受到了对手们的严厉批评，他们坚持认为他应该更积极地响应苏联人就统一问题偶然提出的倡议。在杜勒斯身上，他找到了增强他自己坚定信念的力量。正如他在回忆录里写的，“杜勒斯和我在一个关键性的信条上是一致的：决没有不报以让步的让步。我们被指责为顽固的和一成不变的，并且整个世界都在要求我们应该更灵活些。” 《纽约时报》赫赫有名的记者苏兹贝格有一天在波恩请阿登纳说一说谁是他迄今见到过的最伟大的人物。阿登纳走到他的书桌前，拿起一张镶有镜框的杜勒斯在1959年最后一次访问德国时的照片。这是阿登纳与他这位朋友活着时的最后一次见面。 这位总理把照片递给了苏兹贝格，并说：“就是他”。当苏兹贝格问他为什么挑选杜勒斯时，阿登纳国答道，“他思想明确。他事先深思熟虑，对未来有远见，他说话算数：他信守诺言。” 有些批评家认为，杜勒斯和阿登纳之间的关系是那样密切，以至于使他们两人对苏联的那种毫无道理的僵硬态度有增无减，并认为杜勒斯与这位德国领导人的私交足以使美国国务院为阿登纳的外交政策服务。更确切地说，他们之间难得的友谊产生于与他们关系重大的问题上的完全一致，尤其是他们两国对抗苏联这一最好的立常1959年2月社勒斯知道他已患无法治愈的癌症。他最早告诉的人中就有阿登纳。杜勒斯死于五月，八十三岁的阿登纳飞到华盛顿，参加了葬礼。 1959年杜勒斯的葬礼使世界上许多有声望的人物云集于华盛顿。出席人数创了纪录。有些人恨他；有些人怕他；但是大家都钦佩他。阿登纳则是少数几个热爱他的人中之一。 如同英国人缺乏幽默感，日本人看不清楚这种无稽之谈一样，关于德国人是天生地禁欲主义的和缺乏感情的说法也是纯属虚构。我的体会是，不论外表如何，大部分德国人都是富有感情的。阿登纳当然属于这种类型。当他向我讲到对杜勒斯的爱慕和敬仰时，眼中流着泪水。他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胜任他的角色。” 恰如许多人发觉阿登纳是冷冰冰的和缺乏感情的一样，还有许多人，在看到他的坦率，思想和行动纲领几乎是一个有机统一体时，认为他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人。奥地利的有能力的、通常具有洞察力的首相布伦诺·克赖斯基，有一次说话过火时曾称阿登纳是一个无教养的人，几乎说不出个什么名堂来。 确实，阿登纳的讲话不象麦克阿瑟那样对文学和哲学引经据典，那样富有刺激性，也不象戴高乐和邱吉尔那样是一位有才华的作家。他告诉我他写回忆录实际上是出于对历史的责任感才承受下来的包袱。 然而他是有教养的，见识广博的人。与克赖斯基的印象相反，他经常读书，特别是阅读历史著作；我是从与他的一次交谈中知道此事的。当他度假时，他总是随身带着大量的古典音乐唱片，其中他最喜爱的是舒伯特、海顿、贝多芬、维瓦尔迪和莫扎特的作品。他又以一名有才华的业余园艺家著称。但是几乎没有人知道他还是一位荷兰名家作品的鉴赏权威。华盛顿国立美术馆的负责人曾经以羡慕的口吻说，如果他必须寻找一名替换者的话，这个人就是阿登纳。 在杜勒斯葬礼后的早晨，阿登纳和我在国会山我的办公室见面了。那天晚上尼克松夫人和我在华盛顿我们的家中为他举行了晚宴。在我们的谈话中阿登纳从未说过英语，但是我可以说他懂得不少英语。象戴高乐一样，有时当他觉得译员没有把他讲话中的细微差别恰当地表达出来时，他会纠正翻译。 晚宴上我们的谈话转到了严峻的竞选运动和国外旅行。他突然问我：“你睡得好吗？”我对他说，当我脑子里考虑许多事时很难入眠。阿登纳说：从年轻时起他就一直睡得不好。我问他有什么办法。他回答说：“我吃安眠药，一直吃了三十年了。” 我问他当安眠药不起作用时怎么办。他笑了笑说：“我去找大夫开另一种安眠药。” 他的授权的传记作家说，阿登纳的失眠是在他1933年躲避纳粹时开始的。在他任总理时，早晨六时起床，早在家人们尚未起床前，独自一人坐在乎台上或在花园里，聆听鸟鸣和观望初升的太阳映在艾菲尔山顶上的光芒。他说，这样就弥补了失眠的夜晚。 阿登纳有时早晨带着一支铅笔和纸去浴室，因为在他刮胡子时，经常有好主意。早餐后，读晨报，和家人谈一会儿话，九点五十分他离开家门，迈着轻快的步子走下一共五十三级的石台阶，穿过他的丁香和木兰花灌木丛，高高兴兴地向那些记者、警卫和园丁们打招呼，他们中间有些人可能在等候他，然后上他的轿车。阿登纳象皮厄斯七世教皇那样，喜欢开快车。 他常常在十分钟内到达他在波恩的办公室。他的邻居们可以根据他准确的早晨的常规活动未校对他们的时钟。 阿登纳象戴高乐和吉田一样，是一位格外忠实于家庭的人。他的生活两次遭到极其不幸的打击。他的第一个妻子埃玛久病之后于1916年死于科拢在她死前的几个月里，阿登纳中午和晚上坐在她的床边，陪她说话和给她念书直到她入睡为止。在1910年他四十三岁时，他和一个二十五岁的名叫古西·青塞尔的女人，约翰·麦克洛伊妻子的表妹结了婚。1944年，当阿登纳躲避纳粹时，他们逮捕了古西，把她关在装满了妓女的牢房，然后残暴地审问她丈夫的下落。只是在当局威胁说要把她的十几岁的女儿利贝特也关进牢房时，她才软了下来。 古西于1948年死于白血病，一再丧失亲人的阿登纳就再也没有结婚。他抚养他的七个孩子如同他自己小时候家里对他一样：家教甚严而又十分钟爱。他的一个儿子说：“父亲在家里把民主搁置一边。他用强硬的手腕治理我们的家庭。如果一株玫瑰树必须移栽的话，只有他才能决定在什么时候和移栽到什么地方。如果我的姐姐想要烤蛋糕时，也必须经他同意。你知道，在德国这种做法并不奇怪，就是这么回事。” 古西死后，阿登纳出访美国时经常由一至数名他的孩子陪同前往。1959年，他的儿子保罗和女儿利贝特陪他一起出席了尼克松夫人和我在家中举行的晚宴。 阿登纳于1955年秋访问了莫斯科与赫鲁晓夫举行了会谈，而我正在准备七月份我自己的访问。我请教了许多俄国问题专家——包括杜勒斯，在他去世前四天我去病房看望过他——在那天晚宴上我专门了解了阿登纳的想法。毫不奇怪，阿登纳的思想和杜勒斯的十分相似。 阿登纳去莫斯科是想要缓和苏联对联邦共和国的好战状态，也许还希望苏联松动一下对东德的控制。他发现赫鲁晓夫在这些问题上是毫不妥协的，但他确实得到了释放一万名德国战俘的收获，他们在苏联已被拘留了十年。他同意建立苏联和西德的外交关系作为交换。 他怀着一种恐惧感从事这次出访使命。阿登纳认为，苏联代表了无法改变的无神论制，就如同君士坦丁时代以来世界上尚未见过的那种制度。赫鲁晓夫的粗鲁更增添了阿登纳的恐惧。他告诉我他必须使自己坚强些避免在这位苏联领导人面前显得体力不支。 赫鲁晓夫与阿登纳在一起时确实经常进行恫吓，表现无礼，在某一个观点上他大喊大叫说什么“资本家烘烧共产党人，把他们吃了——还有什么，不放盐！”阿登纳通常以钢铁般的忍耐来降服他。但是，在一次会议上几乎没有什么办法，于是他命令他的坐机从法兰克福飞回来——当然他的一名助手确信这项命令是用外线，很可能是用被监听的电话线传递的，当苏联人认为德国人即将离开时，苏联人的态度大为缓和。 相对地说，赫鲁晓夫当时上台执政时间不长，对和他相遇的自由世界诸领导人还不熟悉。很明显他是在考验阿登纳的勇气。在一次宴会上，他显然是无止境地一杯接着一怀地祝酒，试图看看在谈判桌上是那样难以对付的七十九岁的阿登纳能否被酒制服。尽管他喜欢葡萄酒甚于伏特加，但是阿登纳有一个如同他的钢铁般的意志一样坚强的胃。十五次的祝酒后，他仍旧不偏不斜并很机警——足于察觉赫鲁晓夫一直在喝水。第二天早晨阿登纳以讽刺挖苦的方式与赫鲁晓夫对质说，任何做这种事的人都不能受到信任。赫鲁晓夫出乎意外地发觉自己已被当场捉住，他只能一笑了之。 在他们整整一周的对抗中，阿登纳与赫鲁晓夫进行了反复较量。当这位总理在回答德国人的一项建议时说：“在我同意你这一项建议前，我肯定看到你在地狱里！”阿登纳回击说：“如果你看到我在地狱里，那只是因为你比我先到地狱！”另一次，当赫鲁晓夫愤怒地挥舞他的拳头时，这位总理突然腾的一声站起来，挥舞着他的双拳。 当俄国人历数了纳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苏联犯下的暴行时，他们处在自以为正义的得意之中。阿登纳拒绝披上克里姆林宫给他制作的卑下的认罪披风。他对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说，许多德国人反对这场战争，并说他的国家也遭到俄国军队的祸害。 这一点引起了赫鲁晓夫所特有的勃然大怒，他声称，阿登纳对俄国暴行的指控是“攻击性的”，赫鲁晓夫轻蔑地说：“究竟谁该负责！”“我们没有越过任何边界。我们没有发动战争。” 阿登纳立场坚定。他提醒赫鲁晓夫，在大战前和战争中他两次被纳粹投入监狱。因此，他有大量的时间去考虑支持希特勒的那些国家的动机，由于直截了当地提到1939年莫洛托夫一里宾特洛甫条约，赫鲁晓夫说教的妄想破灭了。他作了让步。 会谈的气氛缓和了一下。 1959年那次晚宴上，阿登纳饶有兴趣地详细讲述了他和赫鲁晓夫的舌战。但是他告诫我，尽管这位俄国人表现做慢，过低地估计他将会犯致命的错误。阿登纳说：“他是非常精明、强硬、和冷酷无情的。” 阿登纳显然是欣赏与赫鲁晓夫的比赛。我可以说，不象某些领导人，他没有从不愉快的对垒中退缩不前。相反，他却迎着上。这正是与他后来描述的他喜欢政治竞选相同的气质。在他整个一生中，他总是希望处在舞台上而不是在看台上。 在1959年访问华盛顿期间，他刚刚宣布了谋求西德总统职位的决定。他希望把这个职位变成类似于夏尔·戴高乐所控制的法国总统的职位，因为那个时候西德的这个职位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荣誉性质的。如果不陷于处理日常的政治争执的繁忙的总理职务之中，他就能够致力于制定政策。 这一决定是不明智的，然而是可以理解的。阿登纳已经建成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他任总理第十年时，他终于证明自己是称职的，并且担心一旦他离去后，则后果将难于设想。经过纳粹时代之后，阿登纳对他的同胞就没有再充满信赖。他曾经称他们为“食肉的绵羊”。在去世前不久，他对一位记者说，“德国人使我极其担心。”我唯一能为他们说的话是他们经受的事太多了。自从1914—1918年的战争以来，他们就没有平静和安定。 因为阿登纳不相信德国人在政治上已完全成熟，所以他努力保留自己的权力超出了应有的任期。事实上，当他应该准备把权力移交给别人的时候，他却还在扩大自己的权力。在1959年发生的总统职位危机期间，阿登纳操之过急。 有关他的权力主义的内情被再次披露，这次与移交内阁相关。许多情节接近事实。有一个不足为信的故事说，在一次就给工厂工人予“共同管理”权的具有代表性的问题的辩论以后，人们问他：“你打算什么时候给你的内阁部长们以共同管理权？” 随着为人尽知的“总统危机”的逐步发展，阿登纳愈益感到难受。因为原来支持他寻求总统职位的这些基督教民主联盟领导人，坚决支持路德维希·艾哈德继任总理。阿登纳认为艾哈德在政治上幼稚。最后他放弃了总统候选人，为了使艾哈德不能当总理，而决定自己保留总理职位。由于这位前财政部长坚持不懈，他终于在1963年阿登纳退休后继任了总理。 在他八十多岁高龄时，尽管他仍是一个精力旺盛、身体健壮的人，一天能够完成比他年轻二十岁的人一样多的工作量，然而，他毕竟年事已高，有时也取守势。有一回，虽然他的视力问题井没有被提出来，这位总理却摘下眼镜，拿给来访者看并解释说，这不是读书用的眼镜，只是为了减弱紫外线的照射，以保护他的小小的过敏的眼睛。他每天午睡，但拒不承认，如果有人问他睡得怎样，他会厉声地说：“我没睡，我忙着哩！” 这不仅仅是虚荣心。阿登纳相信，为拯救西德，他责无旁贷。一天，几个朋友小心翼翼提出他总难免要离职一事时，他敷衍地回答说，是的，他可能会在某一次汽车事故中丧身。在他已经离职之后的1966年，当阿登纳九十寿辰时的一次会见中，有一位记者提醒这位前任总理，在他八十寿辰时，他也接见过这位记者，并且说他期望着在他一百寿辰时还能这样。这位老人回答说：“当然罗。我要告诉秘书把它记下来。” 邱吉尔和戴高乐也觉得难于考虑任何其他人来取代他们，更不用说主动物色接班人。这方面，他们与吉田茂和艾森豪威尔不同。1952年艾森豪威尔挑选我作他的竞选伙伴那一天，他告诉我，当他发现杜鲁门接任总统时，因为罗斯福在重大事件上不让他知道而使他缺乏足够的准备一事所感到的震惊。艾森豪威尔决定不犯那种错误，他向我保证说他会使我知道所有情况，便于我如果继任他的话，我能有足够的准备。 只有很少伟人推荐自己的继承人，然而，象阿登纳那样对继承人如此苛刻则更少。在接见会谈中，甚至在他退休后，当着前去访问他的外国代表们的面，阿登纳还诽谤艾哈德。1959年夏，我在自己的副总统办公室内会见了艾哈德，他眼里噙着泪，梗噎着告诉我，由于阿登纳对他的态度使他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阿登纳参加了杜勒斯的葬礼，回到西德之后不久，他宣布他将留任总理。虽然在我们的会谈中，他也顺便提到过这个问题，然而这一决定必定使他一直心情沉重。尽管如此，他还是利用机会表现出他在公共场合下难得的热情的美德。 从童年起阿登纳就一直是个园艺迷。青年时期，他就嗜好试验，企图培植“爬藤三色紫罗兰”，此事引起了父亲对他的责备：“一个人决不应该试图干涉上帝的事。”之后，在玫瑰园里的工作，使他在痛苦地躲避纳粹的年月里得到安慰，在担任总理职务不断受到压力时得到调济。一些职业花匠钦佩他的工作，其中包括于特森地区的马赛厄斯·坦陶，他于1953年培育一种玫瑰新品种，命名为快乐的阿登纳。这种盛开的、深红色的“康拉德·阿登纳”花，在世界各地的花园里仍能见到。 这是一位伟大的职业政治家和一位同样伟大的业余园丁的充满生气的遗物。 外交礼节经常使尼克松夫人成为阿登纳在白宫和其他外交场合下的宴会伙伴。他们相处得很好。有一次他问我关于她的出身情况。当我告诉他，她一半是德国人，一半是爱尔兰人时，他咬着他的手指，爽朗地笑了说：“我已经猜出来了，爱尔兰人和德国人相结合生出世界上最聪明、最美丽的妇女。” 在他们的谈话中，他知道她对花也有兴趣。在葬礼后的那天他来到我们家，要求看看我们不太大的后花园。几个星期后，从西德空运来了一百株玫瑰树。 第二年三月，阿登纳第七次访问美国。他事先捎来话，说要会见我，我们约定了一个晚上六点钟在我家见面。六点差一刻时尼克松夫人突然看到这位总理的轿车徐徐地开到屋前。当她开门时，他宣称，他提前来到是为了看看他的玫瑰树经过冬天的考验后的生长情况。当我六点回家参加会见时，使我吃惊的是我发现他已经站在我们的花园里，就像他后来和我讨论世界形势一样专心致志地正在和她讨论玫瑰的生长状况。 阿登纳对我们家的访问引起了人们极大的注意，特别是因为他被照相师们和西德新闻纪录片的摄影师们所追踪。一位名叫鲁思·蒙哥马利的专栏作家写道，“这位八十四岁的西德总理和四十六岁的美国人之间的友谊强烈地吸引着官方的华盛顿。 这两位政治家以前会见和聚在一起共同商量不下六次。但是最近这次肯定是最亲密的一次。”他又说：“如果尼克松占据了白宫，阿登纳似乎为又一次亲密的联系奠定了基础，就像他过去与前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之间经常保持的那种联系。 多年来，阿登纳已经是一位把报界当作战术政治武器加以利用的大师。那年六月，据说他认为参议员肯尼迪作为一名总统来说在外交事务方面缺乏足够的训练和经验。与此同时，弗朗茨一约瑟夫·施特劳斯这位阿登纳的国防部长已经命令他的部对肯尼迪政府在国际舞台上的意义作一估价。一份国防部报告的副本——以“施特劳斯轻率”而闻名泄露给了《巴尔的摩太阳报》，该报将此报告用大字标题登出，“尼克松更能为德国人所接受。”据阿登纳的一名传记作家说：“就阿登纳和基督教民主联盟而言，这是千真万确的。” 从1960年竞选运动临近之际，他给我的政治忠告和他对参议员肯尼迪的贬抑性的讲话可以看出，阿登纳力求与我发展友谊的实际的兴趣是清楚的。到五十年代中期，他知道我有可能成为总统，他要与可能成为艾森豪威尔可靠的保守派的继承人之间建立工作关系。 在十一月份肯尼迪获胜，我失败之后，他更清楚地表明，他的动机是包含个人成分的。从五十年代中期阿登纳就一直邀请尼克松夫人和我访问西德，但是由于日常各种压力和职责总是使我们无法接受这一邀请。在选举中，我被击败后不久，收到了阿登纳的一封极其热情的来信。信中他同情地写道，他知道我有什么样的感受，并重新邀请尼克松夫人和我访问波恩。 直到我第一次见到阿登纳的十年之后，我终于能够接受他的邀请。1963年夏天，尼克松夫人和我以及我们的两个女儿育六个星期的休假，其中包括在德国的停留。我在波恩的总理办公室拜访了阿登纳，我们谈了一个多小时，当时只有他信赖的翻译在常我向他讲述了我对欧洲总的印象，并描述了我第一眼瞥见柏林墙时的沮丧心情。接着我们访问了法国，阿登纳特别要我转达对他的朋友戴高乐的最良好的祝愿，自从五十年代他们第一次见面后，他对戴高乐已经产生了无限的爱慕和敬意。他对下月将签字的禁止核试验条约表示了审慎地支持。但是他告诫说，苏联愿意签订这个条约，绝非反映了它的扩张主义目的会有什么变化。 然而，使我吃惊的是，这个共产主义的不妥协的敌人表达了这样的观点，美国不应该“把它的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应该与共产党中国逐步建立友好关系作为牵制苏联的扩张主义。 在我们谈话中，我第一次悲伤地注意到他已经失去了一些在我们以前谈话中一直是那么明显地流露出来的很高的热忱。 继柏林墙的危机，他的党在选举中遭到猛烈的攻击后，他屈服于一些年轻领导人的压力，许诺两年后下台。现在那个时刻迫近了。他很快就不再执政了，对他的继承人他几乎没有什么信心，而在他全面地实现他的联合的、稳定的自由欧洲理想之前，他将离开舞台。 1963年10月，阿登纳在联邦议院上作了告别讲话。当他讲演完毕，整理好讲稿，从内阁席的椅子上站了起来，直挺挺地、严肃地走到分配给他的议会席的桌前。在他放弃总理职务的权力时，他的忍耐是可贵的，他的脸部是异乎寻常地无表情，但是他的内心处于混乱之中。虽然他花了十四年的时间为建立一个繁荣、自由、安定的西德奠定了基础，但在离职时，他却深感不安，因为他担心，他所已经建立起来的不一定能保持下去。 他的继承人，路德维希·艾哈德虽然是一名杰出的经济学家，但是缺乏外交政策方面的经验。与此同时，阿登纳认为是不祥之兆的事态发展在国际舞台上正在渐露端倪。上月内，美国和加拿大宣布打算向苏联出售价值七亿五千万美元的小麦和面粉。仅在他向联邦议院所作的告别演说前二天，他坚决要求肯尼迪总统在苏联没有作出任何表示诸如有关柏林等问题的让步之前，决不要批准这样的买卖。那年夏天，他告诉我恰恰是他担心的事发生了，当他提到缓和这个词时，他显然在颤抖。 他说：“我为谈论缓和一事而感到厌倦和害怕。” 对西方某些天真的领导人和舆论制造者们把缓和看成威慑的替换物；而不是如我们俩人所坚持认为的、没有威慑就没有缓和的观点的这种倾向，他和我一样都对此表示担心。 我们的最后一次会见是在1967年我到欧洲进行实地调查旅行期间，那是在1968年总统竞选之前。 在1963年辞去了总理职务后，阿登纳在1966年也放弃了基督教民主联盟的主席职务。作为一种礼遇，在联邦参议院里给了他一间小办公室。当我走进这间办公室时，他的外貌使我震惊，这位老人第一次实实在在地成为一个老人了，他已被剥夺了权力，不再能主宰他的国家的命运。他几乎是非常消瘦，他的笔直的姿态已经恶化到明显的弯腰曲背了。但是这位九十一岁的老人没有失去一点点思想上的警觉。当我走进房间时，他从房间的那一头走过来和我拥抱。然后他转过身来，双手仍搭在我的肩上说：“感谢上帝，你来了。你的访问像是来自天堂的吗哪。” 我看到了墙上的一幅“雅典的卫城”油画，阿登纳说：这幅画是温斯顿·邱吉尔画的，作为礼物送给他的。我也注意到了他在八年前给苏兹贝格看过的杜勒斯的照片。互相说些打趣的话后，我们开始了关于世界政治的认真讨论。 对戴高乐身后的法国他表示了极大的关注，他说，“戴高乐不是反美的：他是亲欧洲的。”他指出最近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百分之四十的法国人愿意同苏联的关系更好一点。他相信，只有戴高乐能守住这条反左的防线；一旦他去世，左派必然会在法国取胜。 约翰·麦克洛伊告诉我，阿登纳对戴高乐的钦佩近乎对英雄的崇拜。他有一次访问了这位法国领导人在科隆贝的家后，他对麦克洛伊用敬畏的声调说：“当我敲门时，你知道是谁来开的门吗？不是助手也不是仆人，而是戴高乐本人。”我认为，在他的头脑中，他把夏尔·戴高乐想象成为他自己的第九世纪的英雄查理曼——或者有时被称为夏尔伟人的直系后裔。 就像阿登纳和杜勒斯的关系一样，阿登纳和戴高乐在某些方面也是相像的。两人都是身材高大，各方面都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两人都十分虔诚地信仰宗教。两人都是忠实于家庭的人。两人都有巨大的内在的力量，外表都很庄严。两人也都是具有远见卓识的人。 但在另一些方面他们是完全不同的。戴高乐是一位优秀的作家，阿登纳则不然。戴高乐虽然最初以一名军事领袖为人所知，他基本上是一个内省的知识分子和富有创造力的思想家。 从本质上说，他是一个善于思维的人，阿登纳则基本上是一个实干家。阿登纳经常用幽默和令人愉快的玩笑使一场严肃的讨论活跃起来，我想不起戴高乐曾经这样做过。 最重要的事是，这两位战后的巨人彼此尊重，共同合作从而消除了法国和德国之间几个世纪的宿怨。他们中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单独作到这一点。在他们各自的国家里他们同时执政，这是幸运的历史事件之一。 阿登纳告诉我，他不同意他的朋友戴高乐关于美国必须从越南撤走的观点。他巧妙地问道，如果我们不支持南越，那么，诸如德国人是否能坚信我们会继续支持他们。但他接着又说，如果我们留在越南，则我们所做的恰好是苏联人想要作的。他说：“俄国人并不想试图帮助你从越南脱身，他们要你们留在那里。他们要拖垮你们，除非有其他的因素改变了这种局势使得这样做对他们有利，否则他们是不会帮助你们的。” 他嘲笑某些德国和美国的政界和商界领导人提出的建议，即增加西方与苏联的贸易将会带来和平。他的含蓄的评论是“买卖毕竟是买卖。”我不能不同意。仅仅依靠贸易是无法确保和平的。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贸易伙伴突然成为死敌。 正如我在十四年前第一次见到他时一样，他现在主要担心的是苏联人的侵略政策。他关注着苏联人又在修建通向柏林的四条道路。他指出，他们的第一个目标是德国，下一个是法国。另一方面，他说他们认识到了他们的最大的敌人是美国。 他说，“在这个问题上别犯错误，他们想要这个世界，整个世界。他们尤其想要欧洲，他们知道为了得到欧洲他们必须摧毁德国。我们需要你们帮助我们保持强大和自由。但是你们也需要我们。” 他对当时正在谈判的禁止核扩散条约表示怀疑。他指出，摩根索计划会导致德国工业的永久性的毁灭。马歇尔计划建成了德国工业。现在，禁止核扩散条约在事实上限制了德国成为一个世界强国的潜在能力。苏联肯定认识到这一点。在一个十分坦率的时刻，阿列克赛·柯西金对丹麦首相承认，“只有当德国人签了字，这个条约对我们才是重要的。” 阿登纳批评德国外长维利·勃兰特的东方政策：试图采取一系列“小步骤”改善与苏联集团的关系来缓和紧张局势。像他的老朋友福斯特·社勒斯一样，直到他临终前还告诫不要上俄国人提出的“和平”倡议的当。在他看来，一场共产党的和平攻势恰好是：旨在分裂西方和不通过战争赢得全胜的战术。 他比较详细他讲述了关于苏中关系。他追述了赫鲁晓夫曾经表现出几乎是一反常态地对将来中国的威胁的担心。赫鲁晓夫告诉过阿登纳，“每年要出生一千二百万中国人并且每人都靠一碗饭而生存。”他说到这一点时，他的双手做了端碗的样子。他认为赫鲁晓夫最怕中国人一旦获得原子武器，他们不仅对苏联而且对世界各国都是一个威胁。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上讲，阿登纳几乎看不出中国人和俄国人之间有什么根本的区别。他说：“他们都想要统治世界。”他再一次提出了他在1963年已经提出过的观点，只要苏联保持更为强大的军事威胁，美国就应该倾向中国。 在我们这次会见后一个多月，阿登纳就在勒思多夫自己的家中去诅。他的儿子保罗后来告诉特伦斯·鲁里蒂，阿登纳在临终前非常忧虑，但决不是忧虑他自己。他担忧欧洲的不团结和软弱无能，担忧核战争的危险，担忧人民成为他们错误观念的牺牲品。他想要继续战斗。我后来从他女儿利贝特口中知道，我是见到他的最后一名美国人，如同在1953年我也是第一名欢迎他来美国的美国人一样。 有主意是一回事：在恰当的时刻有主意是另外一回事；有能使主意付诸实践则又是一国事。阿登纳的伟大之处就是由这三部份所组成。 他的观点是，面对苏联这个共同的敌人，国家之间要确立伙伴关系，以及在西德社会内部要确立谋求繁荣昌盛、保护自由的伙伴关系。为了避免重复由于国家之间的敌意而引起的二十世纪政治和社会的大变动，他旨在使欧洲恢复九世纪出现的短暂的团结局面。在国内，这种观点就是用欧洲主义代替民族主义，并且通过阻止任何一个社会集团积聚足够的权力扼杀个人的自由来防止无论来自右的或左的专制。 随着岁月的流逝，他的各项政策的正确性变得愈加清楚。 1954年，阿登纳的许多批评者们说，西德不需要重新武装和加入北约组织；现在，没有西德的部队要想建立一个自由的欧洲是很难想像的。怀疑论者嘲笑阿登纳相信在不到一个世纪里发生三次战争的法国和德国还可能成为盟友的想法。然而，阿登纳和戴高乐，两位欧洲舞台上的巨人大大胜过他们的批评者，在1963年签订了法德条约，完成了友好邦交的恢复。在整个五十年代，由于阿登纳没能统一两个德国而受到批评；当时认为苏联会允许有一个独立的、统一的、自由的德国的看法，现在看来是荒唐可笑的。由于他没有像维利·勃兰特及其继承者那样通过东方政策谋求与东德和苏联的缓和，他一直为之受到批评，直至他退休为止。现在显而易见的是，一个西德谋求的那个东方政策本来就是无益之蠢事，它不如阿登纳制定的与西方结盟的政策那么强有力，那么能使国家繁荣昌盛，那个东方政策正如实践所证明的那样未能达到它的设计师过分乐观的期望。 六十年代，随着冷战的缓和，“相信俄国人的话”在西德和别的地方流行起来了，就是对诸如柏林和德国统一问题上，俄国人的建议比起阿登纳的更容易接受了。许多人坚持认为，在东欧的苏维埃帝国不再是反对西方侵略的缓冲区，并认为，只要我们能向苏联表明我们自己的和平诚意，那末，和平，甚至包括东欧和东德人民的自由，都会得到保证。赫鲁晓夫在1955年谈到纳粹侵略俄国的罪行时曾企图把这一类货色兜售给阿登纳，但是这位总理没有买他的账。然而，这一姿态愈益增加了他的继承人的东一西方政策的色彩。尽管有这个东方政策，苏维埃帝国依然存在，苏联的冒险主义已经升级而毫不减弱。 作为当今自由欧洲的一名领导人，阿登纳是如何看待世界的呢？我敢肯定，他的看法是不同于那些继承他的人们。1997年在阿富汗事件中，他本来可以看到，在第三世界一个遥远的角落里突然燃起的不是一堆小小的战火，而是苏联进入波斯湾宝藏地区的一次无耻的尝试。他不象许多欧洲人当时那样用狭隘的眼光看待它，只认为对于向欧洲输送燃料的石油威胁是超越欧洲盟国的合法利益的范围。而认为它在事实上必定涉及到阿登纳为之奋斗而创立的北约组织的局势。他知道，如果西方的周围防线被突破，它的中心地带很快就会陷落。 同样，对1981年的波兰，阿登纳不会把它看成是国内的政治问题，而会看成是苏联想永久征服一个有独立思想的、欧洲信奉基督教民族的一种肆无忌惮的尝试。他会把波兰人民的被镇压看成是一种国际犯罪行径并会作出相应的反应；对今天的西德领导人来说，如果他们从另一个方向看得远一些，也许会消除令人遗憾的烦扰之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东方政策的其中一个目标是要为西德找到一条补偿波兰人民在纳粹手中遭到的灾难的途径。既然波兰人民现在新主人手中遭受苦难，西德人民也只能绞自己的手，表示失望而已。 当然，这些假设是用未经证明的假定来辩论的。在西欧有了象阿登纳这样的领导人，苏联人也许会对自己进行冒险而又不受到惩罚这一点不那么有信心了。阿登纳一向以“冷战的斗士”而著称的。并且他由衷地满意这个称号。如果他能活到今天来审视一下欧洲的话，由于整个欧洲的不团结和精神上的倦怠，他不会同意说冷战已结束。他会说其中有一个战斗员已经停止作出努力去赢得这场冷战。 如果他听到中立主义的谈论，是那样地使人缅怀三十年代的欧洲，那么他会羞愧得低下头。他相信欧洲会因为试图“坐在两张椅子之间”而跌断了脊梁骨；欧洲今天还存在的脊梁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阿登纳和他法国的伙伴的努力的结果。每当一场危机发生时，欧洲的团结似乎是令人吃惊的脆弱，诸如阿富汗和波兰事件等就足以证明阿登纳的继承人已经忘记了他向欧洲发出的预言的紧迫感：它面临的危险比它过去曾经遇到过的都要大。 没有其它任何事情比联盟内部的现状更使阿登纳感到震惊。1955年，阿登纳和他的大多数同胞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如此快地被接纳进欧洲联盟是一大荣誉。今天，北约组织许多成员国，包括西德在内，吹毛求疵地说，他们将要花费多少钱去资助这个联盟或唠叨他们是否为遏制苏联不让它超越波兰和东德以外，而允许北约导弹设置在他们境内。同时，东方政策继续存在；甚至当苏联逼近波斯湾时，俄国的天然气会很快流向西德人的家中。 阿登纳对所有这一切的反应会很简单的。他会为包含在东方政策中的这个建议感到悲哀，那就是美国对欧洲的威胁之大与苏联相同。他常告诫欧洲人当他们接近东方时，他们是面临着切断与西方的生命线的危险。他还会说，如果使你失去原有的朋友，或向原来并不是你的那些朋友们献殷勤，特别是，如果你的新朋友到头来成为你不共戴天的敌人，那未，这样的政策是不值得推行的。 与战后欧洲的其他两名巨人，即邱吉尔和戴高乐相比，呵登纳有时被描写成相对地无特色和无趣味的。除了这种看法是肤浅的和不公正之外，这种描述遗漏了两个重要之点。第一，法国和英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而德国是战败国。戴高乐的傲慢和冲劲十足的夸张的言行与这位第五共和国的奠基人和领导人的品行相称，但是这些品行对于这位战败的德国领导人是极其不相称的。同样地，虽然阿登纳也具有他自己的锐利的洞察力，但是不能象邱吉尔那样侥幸成功地在许多方面得以施展，特别是当同盟国仍在被占领的德国内发号施令的时候。 那些觉得阿登纳不是那么令人鼓舞的人物，他们也忽略了另外一点，他们具有不同的领导风格。邱吉尔，这位具有讽刺性幽默的、有时爱争吵的知识分子，善于运用一句恰到好处的、极为巧妙的刺人的话，抵挡来自一名反对派议员或一名记者的批评。戴高乐的举止庄严简直深不可测。但是，阿登纳，有着耐心的、准确的律师头脑，是一位成功的领导人，因为他愿意加倍努力地工作，更周密地思考，并且比他周围的人们更能坐得住。他通过掌握问题来达到支配问题，通过猜透批评者心意和考虑得比他们更周密的办法去战胜批评者。他的天主教哲学的一条基本原则是，好事只能来自于艰苦的劳动。他并不希望西德慌乱地进入体面，主权，安全和繁荣的境地。他希望通过集中努力来赢得它们。 阿登纳花费最大的力气实现他的一个联合的欧洲巨人反对俄国巨人的理想，这却也是他最虚弱的根源。他对法国的钟爱和他致力于欧洲的理想如同他始终怀疑东德认为它无所归属、格格不入的观念一样，出自于同一种思想根源。在他看来，柏林是处在亚洲的门槛上，受到一种现代的野蛮状态的腐蚀。普鲁士领导人经常扮演东方专制君主的角色，十分难得促进和平或关心他们人民的自由。查里曼帝国在易北河覆灭了，但因此启蒙了欧洲文明。在某种程度上讲，它是和阿登纳的欧洲是相同的。 作为一个德国人，作为一个男子，他关心每一个东德人并渴望他们得到自由。他欢迎并保护那些设法逃出来的人们。但是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和莱茵人，他相信苏维埃东德丧失了基督文明。在他灵魂深处，这种丧失也许被视为无可避免的，甚至可能是永久性的。 最后，由于战后苏联的政策使这个根深蒂固的哲学偏见无足轻重。在阿登纳时代，没有任何外交倡议能改变苏联把东德变成他们的西方前哨的意图。然而，这样的倡议在西方为保卫它的自由和理想的战斗中让位了。阿登纳个人致力于与西方恢复和睦关系是直接来源于他的经历和对上帝的信仰。同样，如果他要维护他的战败国的人民的自由的话，这也是他作为一名政治家的唯一合理的选择。 阿登纳的不朽业绩是建立了自由民主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正如戴高乐的丰功伟绩是建立了第五共和国一样。给希特勒毁坏了名声和一度堕落了的德国再次列入了受人尊敬的民族之林。 然而，我对阿登纳的最生动的记忆总不是战后主要的政治家之一，而是他这个人：一个顽强地坚持原则但在战术上却又是精明巧妙的人，一个外表生硬和严峻，但是对那些有幸成为他的朋友的人来说又把他视为热情而有强烈感染力和幽默感的人；一个用不同方式然而同样深刻地爱他的家庭，他的教派，和他的人民的人；是一个无论冒多么大的风险或遇到多么严重的困难，人们都可以指望他坚如磐石的人。 他是难得的一位平民能够如此完满地适合担任公职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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