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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国留学之路，犹如两万五千里长征，这中间，有四渡赤水，有雪山草地，也有围追堵截。途中，有人会倒下，有人会脱队，有人会动摇，只有少数意志坚强、不怕牺牲的人才能最终走到目的地。 这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则是学外语。 “外语是人生斗争的一种武器”，这是马克思的语录，人们在文化大革命时就已熟知，但真正领会其深刻含义大概还是在80年代以后。 中国的外语教学在“文革”中几乎完全停止。到了“文革”后期，为了“反帝反修”的需要，才又逐渐地恢复起来。我在小学先是为了“反帝”学英语；到了初中，又为了“反修”而改学俄语；上了高中，又改回来重学英文。我至今还记得在小学学的、后来一直没有机会用的两个英文句子：ChairmanMaoisourredcommander。Wearehislittleredguards。（毛主席是我们的红司令。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 80年代开放之初，中国青年的外语水平普遍有限。大学时的一件轶事：一个女同学在食堂吃完饭，推门出去的时候，碰撞到了一个正要从外面推门进来的男同学，于是万分抱歉地说了声：“ThankYou.”（谢谢！）让门外的小伙子捂着被撞疼了的头回味了许久。在出国考试的考场上，也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临考只有几分钟了，还有人抱着《广播英语》在临阵磨枪呢。在美国，一个攻读比较文学的博士生告诉我，他当年参加出国研究生统考时，英语考了高分。不过，那多半靠运气，因为英文试题是翻译恩格斯论《城市姑娘》的一封信，他英文读起来虽有不少力不从心之处，但对马列原著的中文译本却颇为熟悉，于是临场发挥得格外好。 想出国留学，就先要学外语，像清朝官员那样带着个翻译去留学的时代毕竟过去了。 于是，外语真的一下子成了一代中国青年实实在在的“人生斗争的武器”了。举国上下，大江南北，年轻人学外语的热情迅速高涨，而且变得无法遏制，我当年工作过的报社里的一位想出国留学的同事说，上班时，要少用点脑子，留着脑子回家背外语单词。 1989年4月，在出国前，我报名参加了一家名叫“光华”的外语补习学校的“托福强化班”。学校设在西城区的一所中学里，利用晚间空闲的校舍开课。 我的课是在周二、周四，晚上七点到九点。学期两个半月，学费150元。同时，学校还开有其它班，像什么“语法精修班”、“高级会话班”、“商业英语班”。学校广告上吸引我的是：“由留美硕士、美籍人士授课”。 我的班共有二三十人。同学之间互不相识，也互不搭话。每个人都知道，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但大家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出国留学而走到一起来的。 上了两次课，笔记记了三页，学校负责教学的那位老职工来到班上，宣布换教师。… 新来的老师是一位叫贝尔的美国小伙子，黄头发，蓝眼睛，看上去不到20岁。他来自美国的密歇根州，像许多美国年轻人一样，大学毕业以后，开始周游世界，一边漫游，一边教英文。 新老师的英文自然是完美无缺了，只是他那时大概还根本没听说过“托福”什么的。 第一天上课，他坐在讲台上，告诉大家他准备教大家一些真正的英语。当然，没有人能怀疑这一点。不过，贝尔的课有意思的倒不是英语，而是他本人在中国的一些感受。他说，他有时不理解中国人。一天早上，他骑车从东大桥上过，看到一个女人坐在地上哭，很多人围在旁边看。使他奇怪的是，所有的人只是围观，可没有人上去问一声：怎么回事？需要不需要什么帮助？他说在美国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理由是，你要是好心或好奇，你就应该上前去问一问；你要是不想管，就赶紧走，别站那儿围观。 一个多月以后，我的外语“强化”过程因“六·四”事件而中断。 令人惊奇的是，7月初，当北京的秩序稍一恢复，这所外语补习学校就顽强地复了课。可惜，当时没有一个外国记者注意到这一显示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不变”的最早迹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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