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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社会，人一出生就被安排好了一生。 过去，从上什么幼儿园到上什么小学中学，从读什么课本到穿什么衣服，中国人都没有太多的选择，因为那年代，幼儿园和小学、中学都是按地区划片儿招生，而商店里的物质食粮与精神食粮一样匮乏。大学高考招生制度恢复以后，考大学成了一次个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一旦考进大学，生活又会重新回到正常轨道：你会被编在一个班里，分到一个宿舍，白天按着排定的课程表和全班一起上课，晚上和一部分志同道不合或道合志不同的同学一个宿舍睡觉。三年或四年以后，大学毕业，来不及挑挑拣拣，国家就给你分配好了一个工作。然后，你的生活笔直得可以一眼望到头：你会以社会认可的方式谈恋爱、结婚；根据街道计划生育委员会的计划生一个孩子。如果没有犯政治错误的话，三十多岁时你可能会分到房子，四十多岁时可能会得到一定提升，六十多岁时会光荣退休。然后，大早上可以去练一阵子气功或晚饭后背着手溜个弯儿，就这样一直到死。死后多少还会有个追悼会。 大多数中国人已经习惯了这种没有选择的生活，往往不觉得这种生活的可怕，反而觉得这样活着轻松。生活在这样缺乏选择自由的社会里的人，久而久之，便如同驯服了的动物渐渐失去了野性和活力，浑身透着一种“惰性”。 但是，出国留学在改变了许多中国青年命运的同时，也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态度。 一个1982年来美的39岁的留学生回忆说，当年，他们那些从考场拼杀出来的名牌大学尖子们，出国前的最后儿个月，都被集中到北京语言学院，参加出国人员培训班，进行外语强化训练和外事纪律教育。集训结束时，大家都耐心地等待国家派遣，以为像毕业时分配工作似的，国家也会把你“分配”到一个国外大学去。可就在这时，他们却被突然告知，他们必须自己写信去联系美国大学，并争取奖学金，国家教育部门无法代为安排。国家只能保证提供路费和第一年的生活费。他说，当时听了，大家一下子都傻了。 中国社会主义的计划教育体制和美国资本主义的自由教育体制就这样衔接起来，而中国教育温室里的花朵也就这样开始去经受海外自由竞争的风浪。 对于大多数自费留学生来说，出国留学更是一件需要自己作出决定、自己为之奋斗并准备自己付出代价的事情。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年轻一代体会到了自由的含义。 成千上万封入学申请信从中国大陆寄出，飞向美国几千所著名或不著名的大学：从常青藤院校到社区大学；从语言学校到神学修道院。 令人感动的是，美国大学几乎有信必复，而且，总是附有一大包印刷精美的材料。在中国，人们已练就了给任何单位写信都不期望有回音的功夫，所以，当一个住在北京胡同或上海里弄里的青年，突然接到一封从美国某大学寄来的、专门写给自己并有系主任亲笔签名的回信时，不能不有一点受宠若惊的感觉。 面对这种美国式的更具挑战性和灵活性的入学竞争，习惯于参加全国统考、然后在家静等成绩和录取通知的中国学生发挥出了在中国人身上已经迷失了很久的进取精神，很快就学会了主动推销自己，并创造出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技巧。 美国大学的入学申请表中总有一栏是“自述”，要求申请人讲一下自己的“学术动机”，即为什么会对这一专业感兴趣，以及今后的研究计划。美国人是相当看重这一点的，就像国内党组织很重视审查申请入党者的“入党动机”一样。对于许多中国学生来说，“出国”往往是目的，而“留学”不过是手段。这是一次人生机遇的把握，而不仅仅是学术专业的选择。这里需要的是战略思考，来不得一点浪漫。为了加大被国外大学录取的机会和争取奖学金，不少人不得不改换自己的专业，寻些“冷门”。当然，“自述”中绝不能这么说，而应该一开头便讲：“我从小就热爱……”云云。接着是自己如何一往情深、如醉如痴、百折不挠、献出一生……。专业可以是弱智儿童教育，尽管师范学院毕业时，死活不愿去教书；也可以是梵文，尽管对印度和佛教的知识仅限于读了一遍《西游记》。 大学成绩单是另一个可以有所作为的领域。由于中美教育制度不同，课程设置不同，记分符号不同，再加上语言不同，成绩单一经翻译，多少会有所增色。“马列选读”变成“西方哲学”，“国际共运”变成“国际政治”，“政治经济学”成为“宏观经济学”，“德育”课可以酌意译为“伦理学”或“心理学”或“人类学”，等等。就连宣读“十三大”或“十四大”报告之类的政治学习，也可以说成是“政治学”或“中国政治研究”。至于优、良、中、差如何化为ABCD，各家都有各家的标准。另外，还有许多出奇制胜的高招。比如，为了表现“个性”，可以给教授随成绩单一起寄去一些与专业无关的“艺术创作”，或者，如果认为自己长得足够英俊、漂亮的话，还可以把自己的“玉照”印在成绩单上，以期在教授那里增加自己的“印象分”。我的一位朋友，曾将自己在一次会议上因作为工作人员而和前总书记赵紫阳偶尔拍在一起的照片寄到国外的一所大学，立即令国外的教授们对她刮目相看。 在80年代席卷全中国的“出国潮”中，我们看到了无数人生的悲喜剧。无论其中有多少事情让人感叹，让人悲哀，让人看不惯，让人痛心疾首，难以否认的一点是：中国人开始摆脱掉身上的“惰性”，重新具有了活力。 这或许是中国民族精神的张扬。 一个大家族，如果子女们没出息，一定会都守在家里，为一点遗产打得头破血流、你死我活；相反，子女如果有出息，一定会走出家门，开创自己的事业。 中华民族就是一个大家族。80年代，千千万万中国青年敢到海外去闯天下，或许竟是下一世纪中国兴盛的先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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