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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过一段整顿和巩固的时期以后，1976年9月，毛主席逝世。在中国政府内部，邓小平的支持者逐渐形成了一个处于支配地位的集团。中国的国内政策开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国政府实现经济现代化的主要任务要求政治上安定和实行党的纪律。为了获得先进技术和经济管理方法，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强有力地推行了“对外开放政策”。1979年1月1日，中国实现了同美国关系的正常化（见第十章）。与此同时，同日本、西欧的关系也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随之而来的变化是，在意识形态方面，中国对“修正主义”苏联在口头上的谴责也有所减少。苏联希望更进一步地 同中国恢复友好关系，但是，由于中国人仍然担心苏联的“霸权主义”意图，从而使中苏两国恢复关系受阻。70年代末期，支配着中国外交政策的“三个世界”的理论表明，苏联是中国安全的主要威胁。在这一时期，中苏两国就支持或不支持印度支那的越南、柬埔寨的问题，就1979年12月苏联武装干涉阿富汗问题，再次挑起了论战。当1980年里根当选为美国总统时，比较平稳发展的中美关系受到了破坏（见第十章）。但是，到了80年代初期，中美关系出现了改善的迹象。这样，使中国对苏联发展双边关系的愿望产生了更为积极的反应。 毛泽东逝世后中国内部情况的发展 （1976年9月～1977年7月）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出现了“激进派”和“稳健派”之间进行的争夺最高领导权的斗争。起初，在高级领导层中，没有一种派别能起支配作用。但是，到了同年10月7日，中共中央常委选举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继任毛主席的职务。与此同时，激进派的四位领导人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和王洪文（中国报刊称之为“四人帮”）因阴谋篡党夺权而被捕。尽管部队在一些地区（如福建省）被命令进行休整，但“稳健派”的彻底胜利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反对。 在以后的几个月里，中国掀起了声讨“四人帮”的运动。开始，“四人帮”被指控为“丧心病狂地打倒中央和地方党政军一大批领导干部，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他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采取的“错误”政策受到了批判。继之，他们又被指控为阻碍了中国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实现。后来，宣传机构又指出，尽管他们表面上实行的是“左倾机会主义”，但实质上他们实行的是“右倾机会主义”。宣传机构强调了他们以前曾经与林彪元帅有过联系。1977年5月，在一篇文章中，作者断言张春桥在1954年已成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追随者”。为了隐藏其反革命本性，1958年张曾经采取极端的“左”倾机会主义政策。在对外交往中，“四人帮”被说成是“对外国人摇尾乞怜、里通外国”、“投降帝国主义”的人。这场运动扩大了范围，攻击了“四人帮”在各省的代理人。1976年10月，中共开始进行内部清洗，1977年3月和10月又再次进行清洗。结果，许多省党组织的领导人被更换。 在1977年7月16日至21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四人帮”被开除出党。他们被定的罪名是：“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和反革命两面派”（张春桥、江青被判处死刑，后来被减刑为终身监禁，王洪文被判处无期徒刑，姚文元被判处二十年徒刑）。这次全会确定了华国锋为党的主席，恢复了邓小平在1976年被撤销的职务。这样，巩固了稳健派的地位。 苏联的主动和争论的重新开始 （1976年10月～1977年4月） 苏联宣传机构始终把中国对苏联的敌视政策归因于毛主席和中国党内“激进派”的影响，并认为“稳健派”领导人不支持这一政策。因此，毛主席的逝世以及中共党的领导人的更换，唤起了苏联与中国恢复友好关系的希望。 苏联评论家指出：1975年，中国发起的反对“投降主义”的运动攻击了中苏恢复友好关系的提倡者。1975年12月，中国释放了苏联直升飞机机组人员（见第12章），这种做法暗示着中国为采取更调和的政策而迈出的第一步。但调和的进程因1976年1月周恩来的逝世、由于激进派的压力致使邓小平蒙受耻辱而受阻。据信，在中国军队的领导层支持恢复中苏友好关系的呼声尤为强烈。1976年2月，塔斯社的一位评论员写道： “赞同现实主义的国内和国外政策的意见……正在领导人中不断传播。这些倾向与所谓温和主义或实用主义路线的 立场相联系。这种立场与政府机构或军队组织的代表有关……中国发生的重大事件的过程，暴露了中国党和政府领导人中存在着不同的阶层，即一些领导人自己毫不妥协地采取反“左”行动的阶层和另一些炫耀对毛主席忠诚的阶层。但是，有些人的政治经历显示出他们是作为“稳健派”属于老的一代或第二代领导人的范畴的。例如华国锋于政治局在名义上就是这一阶层的代表。此外，1976年2月3日，苏联电视播放的中国纪录片曾猛烈地攻击毛主席和他的夫人江青，但没有攻击周恩来。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后，苏联作了若干促进发展中苏良好关系的缓和姿态。苏联的宣传媒介暂时停止了所有的反华宣传。此外，苏联共产党给中国共产党发来了一则简短的唁电。完全可以相信，这是中苏两国几年来首次的直接联系。但唁电被拒绝接受，未能在中国报刊上刊登，因为当时两党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与尚存的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不同）。然而，中国的报刊却简短地报道了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基·特·马祖罗夫、部长会议副主席伊·瓦·尔希波夫，外交部长安·安·葛罗米柯曾于9月13日到莫斯科的中国大使馆吊唁并在吊唁簿上签名的消息。 1976年10月1日，《真理报》发表了署名为I．亚历山柯夫的文章，文章的内容没有涉及到毛主席。文章声称：“我们的国家正准备在没有任何先决条件下为解决边界问题而同中国举行谈判。苏联过去从来没有，现在也没有对中国的经济、领土和其他方面有什么要求……双方本着共同的愿望和睦邻的精神，从共同的利益和各自的利害关系考虑，我们相信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苏联政府给中国政府的国庆贺电也表达了发展友好关系的愿望。 1976年10月，江青和“激进派”的领导人被捕，苏联国内对此表示欢迎。尽管苏联报刊避开对中国国内所有发展情况发表评论，但苏联记者维克多·刘易斯（被认为是苏联官方观点的反映者）10月12日在伦敦《晚间新闻》发表评论说：“敌视苏联的大多数领导人已被撤职。”1976年10月下半月，勃列日涅夫在自毛逝世后第一次公开发表的声明中，谈到了与中国的关系问题。他呼吁两国言归于好。 1976年10月18日，在蒙古国家元首尤·泽登巴尔举行的宴会上，勃列日涅夫说：“我们理所当然地特别关注亚洲问题，这包括最复杂的问题。这些问题能得到解决吗？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在睦邻、真正尊重其他国家主权和平等原则的基础上，为未来和实现建设性的对话作好准备，我们应该逐步地、坚持不懈地建立关系。任何一个用这种方法处理这种问题的国家都能期待着我们的理解。“过去曾比苏联人更引人注目的批评中国的蒙古国家元首尤·泽登巴尔说：“巩固和平与安全的前景正在亚洲面前开辟。” 1976年10月，勃列日涅夫在给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信中说：“中国是一个复杂的国内政治发展的舞台。现在很难预测中国的政治路线。但很清楚，过去15年中北京实行的对外政策已极大地被世界各国所怀疑。同中国改善关系是我们经常关心的事。我们坚持平等互利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和互不诉诸武力的原则。换言之，我们准备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我认为，我们必须强调，本着睦邻的精神，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上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根据这一精神，我们将继续尽我们的职责，而这一切效果和结果将取决于我们双方所采取的立场。” 然而，在反苏宣传的性质上，不会因中国领导人的更换而带来苏联所期待的缓和。1976年10月27日，勃列日涅夫祝贺华国锋任职的贺电被拒绝接受。同年11月2日，中国政府发表的正式声明宣布，中国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的政策将不会改变。 1976年11月1日，中国外交部一名官员告诉正在中国访问的法国记者：“如果苏联愿意停止争论，那么，苏联必须承认自1960年以来自己所犯的错误，并改变其路线……。实际上，能与苏联和平共处吗？照我们的看法，那是不可能的。”同一天，塔斯社发表评论指出：“反苏的谩骂”继续出现在中国的报刊上。同时，评论还涉及到中国抵制投票承认苏联幕后操纵的安哥拉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事，声称中国代表炮制了一个“荒谬的声明”，反对接纳安哥拉加入该组织。这是自毛逝世以来，在苏联报刊上发表的对中国的第一次批评。但是，同年秋天，没有报道说中国代表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过强烈的反苏讲话。 1976年11月5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胜利纪念大会上，费奥多尔·库拉托夫（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发表了讲话。他阐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同中国断绝差不多15年的友好关系是“不合理的、不正常的”。这次大会是十年来发言者不攻击中国的大会，也是中国外交代表不退出会场的大会。但是，同年11月5日，在中非共和国总统博卡萨举行的一个宴会上，李先念副总理在发言中说：“社会帝国主义在不断地诽谤和威胁我国的同时，也对同我们的关系不停地作出缓和的表示，以便混淆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原则区别。甚至到目前为止，苏联还蛮横地要求我们改变政策，这简直是痴心忘想、白日做梦。”苏联大使瓦西里·托尔斯季科夫在李发言的过程中退席。 1976年底至1977年初，恢复中苏边界谈判的打算以失败告终（见十二章）。苏联报刊的报道，抱怨中国人继续进行反苏谩骂。1976年12月30日，苏联报刊发表的不少文章批评华国锋12月底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农业大会上的发言是：“反对社会帝国主义的谩骂。”说这次全国农业大会是对苏联的间接攻击。1977年2月10日，《真理报》发表了一篇长篇文章，再次强烈抗议中国的反苏攻击。该文章指出：“这样做只能是干着对社会主义的敌人有利的事。他们是国际关系的缓和的损毁者。”虽然如此，中国报刊对苏联的继续攻击丝毫不减。1977年4月，苏联反对中国的言论又重新开始了。 苏联高级领导人第一次公开对中国进行长达几个月的攻击是从1977年4月22日开始的。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米哈伊尔·齐姆亚宁谴责“中国制造了国际紧张局势”，“与最反动的势力结成联盟”。5月4日，一篇署名为I·亚历山德罗夫的文章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把中国领导人说成是明显的拥护“新世界刽子手”的人，他们“实行太平洋和东南亚扩张主义计划。”5月19日，苏联照会中国政府，对中国的反苏宣传表示抗议。照会抗议说：“在中国盅惑人心骗局的帮助下，我们所采取的旨在造成一个正常局势的行动，以及改进洲际关系的有利前提，都变成了他们反苏的口实。” 中国的调解行动和反苏攻击的恢复 （1977年7月～11月） 中国的反苏宣传一直延续到1977年年底。1977年10月7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新的苏联宪法。中国的《人民日报》谴责该宪法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卑鄙背叛。”中国攻击的矛头主要是直接对着苏联扩张主义的对外政策，尤其是苏联对非洲的政策。中国把苏联说成是当前世界和平的最大危险。这些观点，在华国锋所作的中共十一大报告中尤为突出（中共十一大在1977年8月12日至18日在北京召开）。华的报告着重强调了“三个世界”的理论（见下一节），并重申了中国对苏联的修正主义政权的攻击。 华说：“苏联领导集团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内复辟资本主义，实行法西斯专政，对外推行霸权主义，到处侵略扩张，使苏联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我们同它的原则争论要长期进行下去。我们坚持同它的霸权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同时，我们一贯主张，中苏两国应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保持正常的国家关系。苏联领导集团对改善中苏国家关系根本没有诚意，不但使拖延八年之久的中苏边界谈判毫无结果，而且为了摆脱内外困境，转移视线，声东击西，不断掀起反华浪潮。他们用种种手段妄图迫使我们改变毛主席制订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这完全是痴心妄想。使中苏国家关系‘走进死胡同’的，不是别人，正是苏联领导集团。如果苏联领导集团真要改善中苏国家关系，就应当拿出实际行动来。” 在这个报告的前几章里，华谴责苏联“加紧推行全球‘进攻性战略’，要把整个欧洲、亚洲控制起来。虽然苏美争夺遍及世界各个角落，但争夺的重点仍然是欧洲。苏联陈重兵于欧洲东部，同时又加紧在非洲和中东掠夺战略资源和抢占战略基地，企图东取波斯湾，南下好望角，西断大西洋交通要道，从侧翼迂回和包围欧洲。”华说，任何缓和政策都“会助长苏联的扩张野心。”他声称目前的世界形势促使战争的爆发是不可避免的。 1977年8月26日，塔斯社对华的报告作了评述：“这次大会确立了把人民引向继续实行国家军事化的目标。……首先，这足以证明，中国存在着来自苏联的‘威胁’是虚构的和根本不存在的，……缓和政策应受到尖锐的攻击。然而，‘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论点应得到确认。换言之，实行战争政策和赞美战争的事继续进行着，……将世界发生的事件用这样的方式作出解释，以符合毛泽东主义的‘三个世界’的理论。众所周知，根据这个报告，这个理论是被用来为北京与世界上最反动的势力结成联盟作辩护的，这样做，为的是与苏联和世界社会主义团体相对立。” 然而，1977年年底中国所采取的行动，显露出与中国官方声明所唱的敌对调子的不相一致。1977年6月，王幼平被任命为中国驻莫斯科大使，而自1976年3月以来，中国驻苏大使的职位一直空缺着。1977年11月7日，中国政府在给苏联政府庆祝十月革命60周年的贺电中表示：“中苏之间的原则分歧不应妨碍两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保持和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同时，中国外交部长黄华到苏联驻华大使馆参加了纪念活动。可以肯定，这是自1969年以来，中国高级领导人首次到苏联大使馆参加如此盛大的纪念活动。 然而，同年11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两报一刊社论指出：“苏联修正主义叛徒集团背叛了十月革命的道路，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改变了苏联的社会主义的航向。他们把列宁缔造的无产阶级政党变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法西斯的党，把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变为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帝国主义国家……他们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竭力推行霸权主义，把苏联变成一个帝国主义超级大国，变成当代一个最大的国际剥削者和压迫者，变成新的战争的最危险的策源地……” 中国的“三个世界”理论 （1977年～1978年） 1977年至1978年，“三个世界”的理论支配着中国的对外政策。这种“三个世界”的理论对整个世界是这样分析的： 苏联和美国是第一世界，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包括中国）是第三世界，第二世界包括日本、加拿大和欧洲各国。这一理论与把世界划分为帝国主义阵营、社会主义阵营（包括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划分方法完全不同。中国的这种与传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际阶级斗争理论的“背离”，导致了中国和阿尔巴尼亚的决裂（见第十三章）。根据中国的资料记载，这一理论是1974年2月毛泽东在同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谈话中阐述的。1974年10月，在联合国大会第六次特别会议上，邓小平在发言中首次提出了这一理论，从而使这一理论公开化。1975年1月，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中，对这一理论进行了高度概括。在以后的两年里，中共的注意力集中在党内斗争上，因而很少宣传这一理论。但是，这一理论与中国的稳健派领导集团有着密切的关系。1977年11月1日，《人民日报》刊登的文章指出：“四人帮”曾疯狂地反对这一理论。此外，在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捕，1977年邓小平恢复职务以后，这一理论突出地出现在党的宣传刊物上。1977年夏，中共突出地宣传了这一理论。在同年8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1978年1月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华国锋在他的报告中再次肯定了这一理论。 这一理论在意识形态上提供了制定政策的依据，成了中国稳健派领导集团的对外政策具有的主要特色的东西。这种外交政策：（1）确认了中国最重要的斗争矛头是反对苏联，因为苏联构成了对世界和平的威胁，这一观点也是稳健派的观点。（2）为中国寻求与反对苏联的世界势力结成同盟进行辩护，这也包括为中国同美国、西欧不断增长的密切关系作辩护。（3）让中国在第三世界的“不结盟”国家中树立一个明显的独立偶像。 这一理论最完整的阐述出现在1977年11月1日《人民日报》的一篇题为《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的长篇文章里。文章想方设法证实毛主席创立的这一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教导的合乎逻辑的发展。文章叙述道：“世界各种政治发展，经历了一番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面临着一种新的历史形势……。”文章作了如下论证：“而到了后来，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集团背叛了共产主义事业，苏联复辟了资本主义并蜕变成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虽然还存在着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但过去的那样的社会主义阵营已经不存在了，并且历史条件也没有使重新形成一个社会主义阵营提供必要基础。” 文章继续叙述道：60年代，苏联发展了它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成为“一个象美国那样威胁世界的帝国主义超级大国。”另一方面，由于美国在越南战争中消耗了力量，由于它面对着日益增长的西欧与日本的经济力量，使“美帝国主义”处于“衰落”状态。因此，“帝国主义阵营的许多国家，已经不再听从美国的指挥，甚至公开同美国分庭抗礼。”与此同时，“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绝大多数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经过艰巨的斗争相继宣告独立……中国过去长期受帝国主义压迫……属于第三世界。”文章声称，“在全世界反对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共同斗争中，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是主力军”。应该对这种斗争给予“支持和援助，……由于苏联领导集团的背叛、修正主义思潮的泛滥和工人阶级队伍内部的分裂，发达国家的工人运动已逐渐遭到破坏。” 文章说由于上述情况的变化，使世界形势形成了如下局势：“苏联和美国这两个帝国主义超级大国是第一世界，它们已成为最大的国际剥削者、压迫者和侵略者，成为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它们之间的争夺必然导致新的世界战争。苏美两霸对于世界的争夺，它们对于全世界人民的威胁和全世界人民对于它们的反抗，已经成为当前世界政治的中心问题。作为国际无产阶级柱石的社会主义国家，同受剥削压迫最深、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被压迫民族一起，共同形成第三世界，它们站在反对苏美两霸斗争的最前列，成为世界反帝反霸斗争的主力军。在上述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它们既对被压迫民族进行压迫剥削，又受超级大国的控制欺负，同第一世界、第三世界都有矛盾，具有两面性，是第三世界在反霸斗争中可以争取或联合的力量……” 然而，文章又强调，“苏联还是两个超级大国中更凶恶、更冒险、更狡诈的帝国主义，是最危险的世界战争策源地。”这是因为：“第一，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一个比美国后起的帝国主义大国，因而更富有侵略性和冒险性……美帝国主义无疑也在继续谋求称霸世界，但它的摊子已经铺得太大，当前不能不力图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因而在总的战略上不能不处于守势。第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由于经济力量相对不足，不能不主要依靠军事力量和战争威胁来进行扩张……。第三，苏联的官僚垄断集团，把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国有经济变为比任何帝国主义国家更集中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把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变为法西斯专政的政权，这就使得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更容易把整个国民经济军事化，把整个国家机器军国主义化……。第四，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蜕变而成的，它可以利用列宁的威望，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到处招摇撞骗……” 苏联呼吁召开最高级会议 （1978年2月） 1978年2月24日（中国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召开的前两天），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致信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倡议苏中两国应该发表联合声明，其内容包括：“在和平共处、坚决地坚持平等的原则，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和放弃诉诸武力的基础上，建立两国的正常关系。”信上还建议双方代表的会谈应尽早在北京或莫斯科举行。“在足够高的水平上，确定双方都可以共同接受的文本。”信件作出结论说：“就我们来说，我们准备考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的关于苏中关系正常化的建议。”1978年2月26日，在中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华国锋在他的报告中，就苏联这封信的内容直接地作了回答。 华说：“中苏两国曾经是友好的邻邦。两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中苏之间的原则争论，是苏联领导集团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挑起的。中苏两国关系恶化到今天的地步，也是他们推行社会帝国主义政策造成的。原则争论必须进行下去。同时，我们历来认为，原则争论不应 该妨碍两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保持正常的国家关系。苏联领导集团口头上说愿意改善中苏国家关系，但实际上顽固坚持敌视我国的政策，甚至狂妄地要我们改变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完全是白日作梦。如果苏联领导集团真的愿意改善中苏国家关系，就应拿出实际行动来。” 同年3月9日，在中国官方给苏联的正式答复中再次强调了这一观点。在答复中，中国把苏联提出的原则声明看作是“内容空洞的、毫无价值的”，根本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中国在答复中宣布，改善中苏关系，必须先采取解决边界争端问题这一步骤。然而，同年5月至6月在北京举行的边界谈判中，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整个国际紧张局势的发展 （1978年8月～1979年9月） 1978年夏秋和1979年最初几个月发生的事件，使中苏关系再次造成了紧张的局势。1978年8月华国锋对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伊朗的访问，使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在同一个月，中国同日本缔结了友好和平条约。条约里有“反对霸权主义”的条款。含蓄地直接反对苏联，1978年12月，中美两国一致同意建立外交关系。1979年1月邓小平对美国进行了访问（见第十章）。在苏联所采取的敌视观点看来，中国、日本和美国结成太平洋联盟的可能性很大。中苏两国还卷入到印度支那再次发生的冲突中去。70年代，中国与越南的关系已经开始恶化，后来，随着1978年12月越南对柬埔寨的入侵，中国在1979年2月在中越边界地区教训了越南。在中越发生武装冲突前，为了结成统一联盟反对中国，1978年12月，苏联同越南缔结了友好合作条约。 这些事件发生的结果，使这一时期中苏之间的相互攻击达到了自1969年以来最疯狂、最剧烈的程度。苏联宣传机构开始谴责中国实行“霸权主义”的政策。“霸权主义”一词是中国在以前经常用来批评苏联的对外政策的。即使如此，1978年7月22日，苏联还是任命伊利亚·谢尔巴科夫为苏联驻中国大使，接替瓦西里·托尔史蒂科夫的大使职务（瓦西里·托尔史蒂科夫自1970年起任此职），伊利亚·谢尔巴科夫在1978年9月28日向中国政府递交了国书。 中国内部政策的放宽 （1978年～1981年） 自1978年起，在“文化大革命”中和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前制定的政策在中国内部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这些政策上的变化与不断地处于支配地位的政治人物邓小平有着密切的关系。邓在华国锋辞职后，成了无可争辩的中国老资格政治家。华于1980年辞去国务院总理的职务，赵紫阳接替此职。赵被认为是邓的政策的支持者。据称，华的辞职是中央委员会为了防止权力过份集中于某个人身上（华当时还是中共党的主席）。毫无疑问，这与1980年底和1981年初中共领导层内部发生的严重危机有关。这种危机通过1981年6月华辞去党的主席职务而由胡耀邦接替此职得到了解决。胡是与邓有着密切关系的人。 华的辞职的内部原因，是在他任职期间对毛泽东思想和政策的评价造成的。华提倡的“两个凡是”的政策特别地受到了批评。“两个凡是”指的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据说这种政策导致了华犯了若干种“左”的错误。在毛主席逝世后不久，稳健派领导人认为再次发表毛主席对有关政策的论述方面的著作是非常必要的。诸如《论十大关系》、《三项指示》，这显然是为他们制定的新政策寻找理论依据。后来，稳健派领导人口头上仍然继续说怀念毛主席，但却停止了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毛的理论和政策逐渐地受到了严重的批评。 1981年6月，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肯定了毛泽东思想是党的指导思想。但也断言毛主席在晚年“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中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致破坏。”这导致了产生“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的“左”倾错误，毛对此负有最主要的责任。作出这样的最后历史结论。得到了党的幕后理论家和政策制定者邓小平的批准。 “四人帮”及其支持者的“左”派势力被说成执行新的放宽政策的障碍。“稳健派”的政治势力通过继续捉拿“四人帮”的支持者，通过给成千上万个在文革期间和早些时候蒙冤受辱的人平反而得到进一步巩固。这个过程在1980年2月为已故的刘少奇平反达到了最高峰。刘是前国家主席，1968年被指控为“修正主义头目”，而被解除党和政府的职务（见第十二章）。稳健派强调要不断地稳定政治局势。同时，这一时期带来的变化鼓舞着人们要求进行更进一步的改革。1978年11月，北京开始出现了呼吁要求有更多的民主的标语和小字报。但是，1979年的头几个月，北京农民进行的一系列示威、游行，上海等地待业青年进行的骚乱导致了国内的强烈反响。反对者的运动遭到了镇压。自华国锋失去权力么后，这一时期的特点表现为党的控制能力的巩固和思想指导路线的统一。1981年12月，中国宣布要对国家和政府机构进行精简。以后，又对“左”派的错误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进行了清洗。 邓小平和他的支持者坚信政局的稳定是放宽国内政策并获得成功的保证。许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制定的政策被取消。1979年6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一次会议宣布，取消在文革期间建立起来的、作为地方政府机构的革命委员会。取代该机构的是各级地方政府，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第一次制定了刑法，并采用正规的审判程序。1978年以后，中国的经济政策在许多方面发生了十分重要的变化。而且，在以后的许多年里，这些变化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党和政府的最主要任务是实现经济现代化并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为了从发达国家那里得到设备和技术援助，中国采取了“对外开放”政策。从1978年起，中国接受了外国政府和外国银行的贷款。同时，1979年通过了允许外国公司与中国公司建立合资企业的法律。1980年8月，中国政府批准了在中国东南部地区建立经济特区的规定，鼓励外商和海外华侨来华投资。 在农业和手工业方面，中国政府强调了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为了提高经济效益，国家给创办的工业企业和国营农场在管理和资金方面予更多的自主权。为了使工资与产量挂钩，国家鼓励实行资金分配制度、按件计酬和利润分成计划。与此同时，提高人民公社的农副产品收购价格，降低了农副产品的税率，并且停止了将人民公社合并为更大组织的趋势。过去由国家统购统销的农副产品现在已允许在自由市场上交换。开始实行这些改革时，国内立即造成了严重的失业和通货膨胀。1979年，政府采取了调整政策，即采取优先发展农业、轻工业而后再发展重工业的政策。后来，政策又强调，应该根据市场的需要建立相应的企业。 中国思想意识形态立场的变化 （1979年5月～1980年3月） 随着中国国内政策的变化，中国的反苏政策也发生了变 化。在毛逝世后的一段时期里，中国报刊继续痛斥苏联的“修正主义”的国内政策和“霸权主义”的对外政策。然而， 1979年和1980年中国报刊发表的文章清楚地表明：中苏之 间的差异不在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而在于苏联的霸权主义。这些重要的变化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自1960年以来，中国外交政策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国反对苏联的关于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和平共处的观点、关于战争可以避免的观点。然而，在最近几年里，中国已同美国、西欧和日本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同时，中国领导人不再强调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观点。而更多地强调中国经济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长久的和平时期。此外，60年代初期，中国曾把南斯拉夫当作“修正主义”的榜样进行猛烈的谴责。1968年苏联侵占捷克斯洛伐克后，中南之间的关系变得日益密切和友好。 （2）1978年开始重新评价毛的政策并提出了纠正毛对苏联态度的问题。 （3）近年来，中国国内政策发生了变化，而这种政策上的变化容易被指责为“修正主义”而受到攻击。 中国党已准备好重新考虑对苏联的态度。这种迹象最早见于1979年3月9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文章声称，“中国没有垄断真正的社会主义称号。各个社会主义国家有权实行自己的政策，有权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文章补充说，“不应用抽象的原则性的名称把这个或那个国家说成是‘社会主义’、‘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 1979年9月12日至21日，苏联当代文学讨论会在中国哈尔滨举行。据12月20日报道，讨论会提出了关于苏联社会性质的四种观点。根据该报道的介绍，参加讨论会的大多数代表认为，尽管苏联的对外政策具有扩张性和侵略性，但是，其国内政策“基本上是属于社会主义的”。不少代表把苏 联描绘成“不完善的、僵化的、有不少缺点的社会主义社会”。与“南斯拉夫的开放社会主义和匈牙利的温和社会主义有区别”。少数代表则坚持认为，苏联是“一个修正主义国家”。另一些代表提出，应作进一步研究后再对苏联的社会性质下结论。这份报道的单行本于1980年3月30日在北京公开发行，数天内即售完。 1980年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的九评苏共公开信的文章，曾于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这段时间发表。《人民日报》声称：在九评苏联的文章里，“修正主义的起因和性质已被错误地阐述”、“甚至错误地提出，无产阶级政党执政后，提出致力于发展生产力的理论是修正主义。”尽管文章对中苏两国政党之间存在着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作了全面的解释，但文章又承认，中苏之间的分歧不仅在意识形态方面，而且在纯政策问题方面。设于北京的苏联大使馆所在街道曾于文革期间改名为“反修街”，而到了 1980年4月，又恢复了它原来的没有政治含义的街名。在意大利共产党书记恩里科·贝林格访华期间，即1980年4月15日，胡耀邦对陪同贝林格来访的新闻记者说，中苏两党不可能举行会谈。因为苏联威胁着别的党，干涉别国内政并用武力侵占别国领土。5月5日邓小平指出：“苏联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它推行的是霸权主义政策，侵略别的国家。”可见，胡、邓两人都是针对苏联的对外政策而谴责苏联党的，而不是针对苏联国内政策以及意识形态而谴责苏联党的。 1980年3月，第一期《苏联文学》杂志在北京创刊。著名作家茅盾在创刊词中写道：在文学和文学交流中没有宗派。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期满 （1980年4月） 1979年4月3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1950年签订的中苏友好条约一年后即告期满。中国将不同苏联继续延长这一条约的期限，但中国愿意同苏联就改善两国关系问题举行谈判。《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1950年2月14日签订，1950年4月开始实施，条约规定有效期为30年。除非在条约期满的前一年，两党中的任何一方宣布终止条约，否则条约的期限将自动地延长五年（见第一章）。 中国政府的声明指出：“鉴于国际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由于并非中国方面的原因遭到践踏已名存实亡”。中国政府决定不延长该条约的年限。声明谈到：“中苏之间的原则分歧，不应妨碍两国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保持和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为此，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建议，中苏两国就解决两国间悬而未决的问题，改善两国关系举行谈判”。 1979年4月4日，苏联政府发表官方声明，指出，在对 待同盟条约不必要补充其他附加条约的立场上，中国曾于 1971年拒绝苏联提出的签订放弃使用武力条约的建议。1973年，中国又拒绝苏联提出的互不侵犯条约。声明把中国领导人对条约态度的改变归咎于他们有“霸权野心。” 1979年4月17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建议双方提出关于两国政府关系原则的文件，并以该文件提出的原则作为改善两国关系双方都能接受的基本原则。要求中国政府考虑苏联政府提出的有关会议的议题和目的的看法。5月5日，中国对此作出答复：大范围的会谈或单独就双方边界问题进行的谈判都应该解决两国间的争端问题，并制订出恢复两国正常关系的基本原则，消除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障碍，解决有关科学、技术和文化交流方面的问题。 1979年6月4日，苏联政府主动提出，在同年7月或8月在莫斯科举行中苏副外长级谈判，或者举行由两国政府授权的代表谈判。同时，苏联政府还建议，中苏双方应一致否认在国际事务中有特权或霸权的要求。7月16日，中国政府对此作出反应：中国同意在同年9月在莫斯科举行副外长级谈判，随后在北京举行第二轮谈判。7月23日，苏联接受了这一建议。 1979年9月27日，中苏双方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谈判预备会议。苏联代表团由副外长伊利切夫率领。他自1970年以来一直率领代表团在北京举行中苏边界谈判。中国代表团由王幼平率领，他在不久前被任命为副外长。尽管谈判的议程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但双方都同意于10月12日举行第一轮谈判的第五次会谈。正式谈判于10月17日举行。第一轮谈判的第六次会谈定于1979年11月30日进行。 官方没有透露谈判的具体细节。但是，据同年12月8日《真理报》透露，苏联代表提出了发展两国政府关系的原则的宣言草案。据非官方报纸报道，中国代表曾提到中国的安全问题，这其中也包括边界争端问题。中国代表团还请求苏联结束支持越南扩张主义政策、减少对越南的援助。据报道，苏联代表答复说，苏联援助越南是根据1978年苏越签订的《苏越友好互助合作条约》而实行的。尽管中国政府一再发表声明，并在1979年12月31日照会苏联政府，强烈谴责苏联武装干涉阿富汗，但是，中国政府发言人说，由于会谈涉及到双边问题，因此，会谈不会因阿富汗危机而受到影响。1980年1月19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苏联入侵阿富汗，威胁着世界和平与中国安全，这为中苏两国关系正常化又制造了新的障碍。在这样的情况下，显然不宜举行中苏谈判。” 一些评论家提出，中国对谈判政策的改变是哈罗德·布朗博士（美国国防部长）在1980年1月5日至9日访华的结果。（见第十章），此外，其他的原因是中国领导层内部有意见分歧。根据以后的分析，人们了解到，1980年2月23日至25日举行的中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极大地加强了邓小平的地位，而邓是对苏态度最不肯作出让步的中国领导之一。 1980年春，中苏双方在恢复谈判的观点比较接近。2月12日，杨守正（前驻莫桑比克大使）被任命为中国驻苏联大使，接替王幼平大使的职务。苏联国防部远东部主任、莫斯科谈判苏方代表团副团长米哈伊尔·贾丕才于1980年3月20日到达北京，进行所谓“应苏联大使邀请的私人访问。”非官方电台“八·一广播电台”4月14日广播说，中国代表已回到北京。他们就改善中苏关系与“苏联有关人士进行了秘密联系。”他们已回来四天了。 “八·一广播电台”的名字取自中国建军节。该电台从 1979年3月开始用汉语广播。声称是对中国军队广播。该电台的广播经常批评中国政府的政策，特别是以邓小平为敌。据信，该电台是在苏联创建的。 1980年4月7日，《真理报》发表了一篇署名为I·亚历山托夫的文章。文章提出应该恢复中苏谈判。但是，4月10日，中国官方发言人发表声明：“中国对中苏谈判的立场已公开声明过，并且将坚持同样的立场”。4月11日是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期满日，但是，中苏双方的报刊都忽视了这件事。 两国关系的稳定 （1981年2月～1982年3月）勃列日涅夫在1981年2月的讲话、胡耀邦在1982年9月的讲话，表明了中苏两党的领导人对中苏关系的各自的立场。但双方都没有进行新的攻击。据报道，到1982年初，中苏已建立了缓和的双边关系。 1981年2月23日，勃列日涅夫在苏共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里，引人注目地用适度调和的调子概述了苏中近来的关系。 他指出：“必须特别谈谈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最近二十年的社会经济发展的经验是一个严重的教训，它表明，不论是在国内政策还是在国际政策中，歪曲社会主义原则和社会主义实质会造成什么结果。 “中国现任领导人自己把他们国家在所谓文化革命时期的秩序称为‘最残酷的封建法西斯专政’。对于这种评价我们没有什么可补充的了。……遗憾的是，现在还不能说北京的对外政策有什么好转。这种政策的目的依然是要加剧国际紧张局势，同帝国主义的政策密切配合。这当然不能使中国回到健康的发展道路上来。帝国主义者不会成为社会主义的朋友。 “美国、日本和一系列北约国家愿意同中国扩大军事政治联系，其用意很简单——使中国对苏联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敌对态度为其所用，为其帝国主义利益服务……如果说苏中关系仍然处于冻结状态，那么其原因不在于我们的立场。苏联过去和现在都不寻求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抗。” 1982年9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耀邦作了政治报告。该报告极大地减少了对苏联的攻击。报道指出，中苏两国关系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是友好的。 “中苏关系演变到今天这样的局面，是由于苏联执行了霸权主义政策。”我们注意到苏联领导人一再表示愿意改善同中国的关系。但是，重要的不是言辞而是行动。如果苏联当局确有诚意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并采取实际步骤解除对我国安全的威胁，中苏两国关系就有走向正常化的可能。 在报告的后面的章节里，胡耀邦在论述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时，使用了“霸权主义”一词。“霸权主义”不仅是指苏联的政策，而且也是指两个超级大国。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对抗成了爆发世界战争的危险。报告批评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推行的分裂“一个中国”的政策。这里主要是指1980年里根当选为美国总统后，批准了《与台湾关系法》（见第十章）。 1982年的头三个月，在因台湾问题而影响中美关系的同时，中苏两国建立了联系。3月28日北京广播电台广播说，中国代表团一行已于1月12日至19日为参加举行贸易谈判的预备会议访问了莫斯科，并草签了一项协定。3月29日，三名中国经济学家为了研究苏联的经济访问了莫斯科。 中苏经济方面的关系 （1978年～1982年） 根据中苏每年贸易与付款协定，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两国间的贸易量出现了极大的波动。1978年中苏贸易额达五亿一千六百万美元，是自60年代以来双边贸易的最高额。 1979年贸易额达五亿零三百万美元。1980年减少到三亿七千五百万美元。1981年又减少到两亿美元（与中日贸易总额比较，在同一时期，中日贸易额为一千亿美元。与中美贸易额比较，在同一时期，中美贸易额为五百五十亿美元）。1982年4月20日，中苏又签订了一项双边贸易协定，把中苏贸易额增至三亿零二百万美元。根据该协定，中国在减少购买苏联主要工业品的同时，增加了对原材料的进口。1982年2月6日，中苏又签订了一项协定，协定规定中国可以通过跨越苏联国土的铁路向西欧和伊朗出口物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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