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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1982年） 1969年3月和8月，在远东和中亚地区爆发激战之后，中苏两国于当年年底再次举行边界争端的谈判。但是，谈判没有结果。后来，解决所有争论的尝试又告失败。更多的边境冲突断断续续地发生。 相持不下的谈判 （1969年～1974年8月） 1969年春夏两季，在乌苏里江和黑龙江的小岛上接连不断地发生的零星冲突，造成了双方的一些伤亡。1969年4月和8月，处于中亚地区的中苏边界又发生了冲突。8月13日的战斗达到了最高峰，造成了双方的较大伤亡。中苏两国的紧张状态达到了如此的地步以致到了8月23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声明，宣布战争随时都可能爆发。但是，1969年9月3日，北越胡志明主席逝世。由于北越公布了他赞同“兄弟党之间恢复团结”的政治遗嘱，形势才发生了变化。在参加胡志明的葬礼后，9月11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飞到北京，在那里，他同周恩来举行了会谈。这次会谈的结果表明，双方都同意重新进行边界问题的谈判。 后来，中苏之间达成协议的精确期限成了辩论的主题。根据苏联的资料记载，苏联同意采取措施避免在边界上发生武装冲突，通过谈判的方式解决边界问题，采取措施使两国关系正常化。这些措施包括：恢复大使级的外交关系，扩大双边贸易等等。而根据中国方面的说法，谈判时这两国总理指着中苏两国的地图，确定哪里是产生边界争端的地方。后来双方同意从这些地区撤走各自的武装部队并缔结一项维持边界现状的条约。 1969年10月7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同意就边界问题同苏联进行谈判。声明说：“中苏边界问题发展到如此尖锐的地步，其责任完全不在中国方面。中国政府从来没有要求收回沙皇俄国通过不平等条约割去的领土，相反，是苏联政府坚持要违背这些条约的规定，进一步侵占中国领土，并且还蛮横无理地要求中国政府承认这种侵占是合法的。正是由于苏联政府坚持扩张主义的立场，因而在中苏边界造成了许多争议地区，成为中苏边境紧张局势的根源……” 1969年10月20日，中苏边界谈判在北京举行。经过中断几次谈判以后，1973年7月，谈判又继续举行。尽管官方没有发表声明报道谈判的进展情况。但非官方的报道说，在谈判初期，双方都处于僵持状态。香港的共产党报纸《大公报》有时充当中国政府的喉舌。 1970年1月9日《大公报》发表文章指出，这次谈判没有取得任何结果。因为“在会谈期间，苏联拒绝对本国武装部队的约束，也不同意遣散冲突地区的武装部队。”据从莫斯科和北京的外交渠道提供的消息证实，中国坚持要求苏联承认，苏联通过“不平等条约”（包括沙俄条约），掠夺了在远东地区的大面积中国领土。而且谈判的问题只限于与边界有关的问题。然而，苏联代表团明确地主动将在黑龙江的有争议的岛 屿（包括珍宝岛）移交给中国。苏联反对谈论“不平等条约”的问题。同时建议谈判的范围应进一步扩大到两国间的外交、贸易和文化关系方面。 1969年12月13日，苏联代表团团长瓦西里·库兹涅佐夫和他的副手马耶·金·马特洛索夫离开北京返回莫斯科。名义上是为了回国参加最高苏维埃会议。1970年1月2日，当库兹涅佐夫回到北京时，据说金·马特洛索夫正在接受医院治疗。他的职位由他的副手金·维克多·甘科夫斯基接替。 《时代》杂志评论说：“人们还不知道，金·甘科夫斯基的确切职务。但是人们相信，他是靠近中国新疆省边界地区的苏联边防军总司令。马特洛索夫在东西伯利亚地区也拥有类似的指挥权。因而，这些变化意味着第一阶段的谈判与中国接壤的苏联远东边境问题有关，而现在谈判却又涉及到西部的边界问题。” 1970年6月30日，库兹涅佐夫由于健康问题返回莫斯科。据报道，在库兹涅佐夫缺席的情况下，谈判仍继续进行。在一个很少见到的谈判的资料里，人们可以看到谈判的内容 7月7日，《真理报》评论道：“北京领导人通过蛮横地篡改历史资料，或者断章取义，人为地试图制造一个领土问题。他们提出不平等条约仍然是谈判的争论问题。1963年曾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进行过谈判的苏联副外长伊利切夫于1970年8月15日抵达北京，接替库兹涅佐夫的职位。 举行谈判后，中苏报纸的报道没有提到中苏的边界冲突事件，但边界地区的紧张局势仍然存在。1969年中苏往各自的边境地区大量增派部队。1969年11月7日，庆祝布尔什维克革命胜利阅兵活动的报道表明，苏联有一个独立的军事防御区，即众所周知的中亚军区，包括与中国新疆接壤的哈萨克、吉尔吉斯和塔吉克地区。 1971年1月15日，苏联代表团多次提出建议：两国应签订一项双方放弃使用武力或进行武力威胁的条约。据非官方报纸报道，中国认为没有必要拒绝这一建议，并指出，1950年签订的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仍然有效。中国拒绝了苏联第二次提出的建议。该建议主张发表同盟条约仍然有效的声明。在这一轮谈判中，苏联代表表示愿意作出让步，承认有争议的阿穆尔河岛①和乌苏里江的大部分地区的边界线，应以沿着“河道中心最深处”而确定。但是，要中国放弃整个黑瞎子岛②（被苏联看作是军事要点的位于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汇合处的一个岛屿），中国难以接受这种建议。 ①黑瞎子岛，又名抚远三角洲。——译者注。 ②即黑龙江。——译者注。 1972年12月，在接见斯堪的那维亚新闻记者时，周恩来说：“一方面，苏联方面现在坚持说边界问题没有争议……另一方面，现在他们又否认边界问题仍有争议的地段……也许他们在这些问题上，他们正在采取行动，因为他们担心在别的国家的某些地区会产生连锁反应……”。 1972年12月13日，《金融时报》在评论中苏边界谈判时指出：“边界问题，北京和莫斯科涉及很少……这说明，北京谈判实际上没有直接涉及到边界争端问题的解决。就解决边界争端问题来说，双方应尽可能创造出使边界谈判能够开始进行的条件，……中国政府已提出了一项双边协定……这样可以保证他们和俄国：（1）维持边界现状。（2）撤出在有争议地区的武装部队……。北京谈判造成僵局的事实说明，那些双方提出的协定的项目已成了谈判的症结。什么是‘边界现状’？‘实际控制线’是什么？这些问题使双方在谈判时争论不休。很明显，俄国人会怀疑，以后中国会提出一条商定的实际控制的边界线走向的问题。中国提出的从争议地区撤出武装部队的建议，莫斯科已明确表态，不愿意接受中国这一建议。中国的建议仅仅指望双方应在有争议的地区撤出武装部队，赞成建立一个不影响主权要求的非军事区。出于战略考虑，显然，俄国人从根本上拒绝了这一建议……” 1973年9月24日，勃列日涅夫透露，苏联曾于1973年6月再次主动向中国提出签订一项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条约包括下列内容；即：“不使用来自陆地、海上和空中的各类武器进行相互攻击。制止使用武力进行相互威胁。”他还说，北京对此一直没有作出答复。据北京的报纸报道，中国认为，除非苏联执行1969年9月11日的协定，从中苏有争议的地区撤走武装部队，否则中国肯定会拒绝上述两项建议，因为这两项建议毫无意义。在中国拒绝苏联主动提出的第二次建议后，1973年7月，伊利切夫从北京返回莫斯科。后来，据说他正式恢复了苏联副外长的职务。但这与中国无关。 1973年11月3日，中国政府在给苏联政府的庆祝纪念十月革命胜利的电报中建议，在排除任何威胁的条件下，中苏应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边界问题。11月25日，苏联政府在给中国政府的答复中，重申了双方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 在中苏谈判取得某些进展的时候，《苏联最高苏维埃公报》1973年第一期刊登了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的一道命令，决定把苏联远东地区一些原来用汉语和满语命名的城镇改为俄语名称。3月7日，新华通讯社发表声明，严厉谴责苏联政府的这一命令。声明指出，苏联政府的这道命令，企图表明首先到这些地区居住的不是中国人而是俄国人。后来，通过这道命令的执行，在这一地区的大约250条河流、山脉同样被更换了名字。 伊利切夫返回莫斯科后，边界谈判被迫暂停一年。1974年6月25日，伊利切夫来到北京，谈判又重新恢复。两个月后，谈判又中断。8月19日，伊利切夫飞回莫斯科。 对互不侵犯条约的进一步交换 （1974年10月～12月） 1974年10月1日，苏联政府给中国政府发来贺电，庆祝中国革命胜利25周年。贺电重申了苏联政府主动提出的关于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贺电说：“苏联过去和现在都主张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主张恢复同伟大的中国人民的友谊。苏联提出的建议，特别是关于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不使用武力条约、互不侵犯条约以及在互利基础上发展各方面关系的建议就是为上述目的服务的。” 1974年11月7日，中国政府给苏联政府发了贺电，庆祝十月革命胜利的纪念日。同时，对苏联政府的上述建议作了答复。中国政府重申了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应以中苏双方从有争议的地区撤出武装部队为前提条件的建议。 贺电说：“中国政府历来建议，中苏两党应通过谈判，实现中苏两国的友好睦邻关系。”贺电继续说：“为此目的，根据1969年9月两国总理达成的谅解，首先必须签订一项协定。该协定应包括下列内容：双方互不侵犯、互不使用武力，在维持边界现状的基础上，阻止武力冲突，双方在有争议的地区撤出武装部队。然后，通过谈判，解决全部的边界问题。我们始终相信，中苏两国关系正常化是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象过去那样，中国政府将竭尽全力捍卫中苏两国人民的革命友谊，促使两国关系正常化。” 中国广播电台用俄语播送了这篇贺电，但是，北京的报刊并没有发表这篇文章。在莫斯科，《真理报》仅仅发表了贺电摘要。该摘要没有提到中国提出的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双方从有争议的地区撤走武装部队的建议。尽管《真理报》全文发表了其他25个国家的贺电。 1974年11月26日，苏联政府对中国政府贺电提出的建议作出正式答复。该答复指出，关于中苏关系的全部问题，包括边界争端问题，“在没有任何先决条件的前提下”，苏联政府赞成谈判。但是，在中国政府的贺电中，中国提出了“名目繁多的先决条件”。这些条件并没有为谅解提供最基本的东西。勃列日涅夫在同一天拒绝了中国政府的建议。他是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的讲话中拒绝中国政府这一建议的。 他说，“乍一看，似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表明了同苏联实现关系正常化的立场。但是，麻烦的是，他们言行不一。北京提出的不只是一个先决条件，即要求我们从我国的领土的许多地区撤走边防部队。而这些被叫作有争议的地区，正是中国领导人对我国领土有要求的地区。另外，北京还直言不讳地宣布，只有满足中国的所谓有争议的地区的要求后，中国政府才同意边界问题的谈判。很明显，这样的立场我们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因此，我们拒绝答应这些先决条件。” 1974年12月，中国杂志《历史研究》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再次肯定了中国政府的立场：中国不要求归还被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吞并的领土。但是这些不平等的条约是解决边界问题的基础。苏联违犯了这些条约，继续侵占中国领土。作为全部解决有争议地区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地区也同样考虑进行“调整”。 该杂志呼吁苏联把边境武装部队减少到“赫鲁晓夫”时期（即1964年以前）的水平。在边界地区结束军事演习，结束挑衅活动，停止派遣特务进入中国。苏联应承认俄国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通过武力割去的中国领土。苏联应同中国缔结临时协定以保持边界现状。 中亚边界的紧张 （1974年3月～1976年2月） 据苏联的消息说，1974年3月14日，一架由两名边防士兵驾驶的直升飞机在途中抢运一名病危的维修人员时迷失了方向，被迫在中国的边疆省份新疆降落。第二天，尽管苏联外交部要求归还直升飞机和机组人员，但是，中国政府在给苏联政府的照会中断言，直升飞机上既没有医务人员也没有药品，而从飞机上发现的证件可以证明飞机是从事间谍活动的。照会还指出，自1973年1月以来，苏联飞机非法闯入新疆多达61次。照会声明：“除非苏联政府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的事件，否则由此而引起的一切后果全部由苏联负责。” 1974年3月28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否认中国作的结论。照会声明，近来发生的包括1973年2月发生的飞机进入中国领空的事件，那只是苏联的民用飞机按常规飞行时迷失了方向。 苏联作了第三次抗议后，中国方面没有任何反应。中国拒绝了苏联提出的允许一名国际红十字会代表探望直升飞机机组人员的请求。中国官方还反复声明：这三名苏联人“在适当的时候”将受到审讯。但中国报纸没有报道审讯的准备情况。 这一事件与1974年1月中国驱逐五名声称犯有间谍罪的苏联侨民不同（见第九章）。这一事件成了苏联报刊掀起一个宣传运动的主题。1974年5月15日，苏联《消息报》发表声明说，1973年6月，苏联曾建议中苏两国应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包括国家首脑级谈判（众所周知，1973年6月苏联建议互不侵犯条约，但尚未透露有关举行国家首脑级谈判的建议）。5月8日《文学报》杂志声称，中国人已经在边界制造了大规模的侵犯事件，但是，苏联忍住了，没有把这些事件公开。 1974年12月，苏联方面收到了若干个未加证实的有关边界发生武装冲突的报告。据这些报告里所说的，11月份，苏联军队同中国军队在中蒙边境发生了武装冲突。在冲突中，大约有30人伤亡。1975年1月，蒙古国家元首尤·泽登巴尔在苏联的《远东问题》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声称，中国军队已侵犯蒙古边境地区，砍伐树木、放火烧毁森林并将带有传染病的牲畜赶入蒙古境内。 三名被押的苏联直升飞机机组人员于1975年12月27日获释（他们被关押了21个月）。两天后，他们返回莫斯科。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经过调查，国家安全机关认为，苏联人无意进入中国领空的说法是可靠的——这一说法彻底地 否定了中国当初关于苏联直升飞机从事间谍活动所作的结论。 尽管中国已作了和解的姿态，但是，在随后的几周里，两国继续进行着相互攻击的宣传活动。1976年2月3日和6日，北京广播电台声称，中国军队曾几次将入侵新疆的苏联军队驱赶出境。但是，广播没有说出这些事件发生的日期和细节。苏联方面绝对地否认了这种说法。 恢复边界谈判 （1975年2月～1977年2月） 1975年2月12日，伊利切夫来到北京。中苏边界谈判又重新开始。5月5日，伊利切夫离开北京回莫斯科。但是，苏联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仍留在北京。根据未得到证实的资料透露，边界问题已达成一项协议。协议的内容包括，边界问题应进行一个项目又一个项目的检查。开始达成这一协议时，已具备了这种较大的可能性。 1975年11月6日，中国政府发给苏联政府的庆祝十月革命胜利纪念日的贺电比上一年要简短得多。关于边界问题，贺电是仅仅提及，严格来说，双方应根据1969年9月达成的谅解，在平等的基础上，通过谈判，采取实际步骤，解决边界争端问题。 1976年4月28日，《真理报》发表了署名为I·亚历山德罗夫的长篇文章（I·亚历山德罗夫是苏联政府用来发表重要政策声明的笔名）。文章呼吁应重新恢复中苏边界谈判（见第九章）。中国政府对这一呼吁没有作出任何反应。文章指出：“中国政府提出了对苏联边界地区整整3．3万平方公里领土的无理要求。北京方面蓄意使自1969年10月就开始的谈判陷入僵局。中国代表团提出一个先决条件，既要求苏联承认所有这些苏联领土为‘有争议地区’，并要求苏联放弃对这些地区的控制。此外，中国用最后通牒的口气宣布：只有在满足中国的所谓‘有争议的地区’的领土要求以后，中国代表团才准备对边界的争端问题进行直接的调查。对这些问题，我们的立场是明确的、清楚的。苏联准备通过实际的和具体的谈判，与中国解决边界问题，但是，不能有任何先决条件……至于需要核实的中苏边界的若干地区，在平等并且可以接受的前提下，苏联也准备这样做。围绕边界谈判这件事，北京当局人为地炮制了许多问题。而边界争端问题的解决，是符合苏联和中国的根本利益的……” “根据苏中边界谈判的项目，苏联代表团提出了一些富有建设性的建议。讨论并履行这些建议，是符合双方的根本利益的，同时，也使我们的谈判立即从死胡同里走出来。谈判是否能朝着这个方向取得进展；完全取决于中国方面。”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10月1日，《真理报》发表了署名为I·亚历山德罗夫的文章。文章建议，“在没有任何先决条件下”进行边界谈判（见第十一章）。1976年11月27日，伊利切夫来到北京。中苏边界谈判又重新开始（谈判已中断了18个月）。1977年1月28日，伊利切夫同中国外交部长黄华举行了会谈。2月28日，伊利切夫飞回莫斯科。 关于远东河流的谈判 （1970年～1977年） 对于离了谱的边界争端问题，尽管中苏两国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但是，在远东河流航行的特殊问题上，谈判却取得了某些进展。1970年7月10日至12月19日，中苏远东河流航行联合委员会在中国黑河镇举行会议。该联合委员会纯粹是与技术问题有关的组织。除了1967年至1968年没有举行会议以外，自1951年成立以来，该委员会都一年一度正常地举行会议。12月19日，塔斯社发表评论说，会议“以签订一份合适的议定书”而告结束。但是，12月23日，新华通讯社却发表声明指出：“在所有进行过讨论的问题上，双方没有达 成任何协议。”中苏两国声明都没有解释该委员会为什么 1969年达成协议七个星期以后，又用五个月时间继续讨论这些问题。 1974年5月23日，在给中国的一个照会里，苏联外交部声明：“如果中国恢复尊重苏联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立场，苏联方面坚持认为，解决中国船只通过苏联内陆河道的问题不会有什么困难。” 苏联的照会特别提到了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的汇合处，该处在哈巴罗夫斯克①附近。两河的汇合处是名叫黑瞎子的三角形岛屿（面积128平方英里）。当时苏联占领该岛，但中国仍然要求拥有该岛的主权。该岛以漠河以北为界，通向西南的狭窄的著名的卡扎克维奇河道、一条较宽的通向东南的河道流经该岛。苏联坚持认为，这两条河道均是阿穆尔河的支流。阿穆尔河与位于黑沙淄南面的乌苏里江汇合。然而，中国则坚持认为这两条河道是乌苏里江的支流。这两条支流的汇合处应是在黑瞎子的东面，即在卡扎克维奇附近。 ①即伯力。——译者注。自1966年以来，苏联炮艇阻止中国船只通过东面河道。苏联认为，这一河道是苏联的内陆河道。中国船只得被迫使用卡扎克维奇河道。但是，到了夏季，河道太浅，不利船只航行。苏联在照会里提出建议，两国应合作加深该河道。河道加深以后，中国船只在得到苏联当局的约定和通知后，可以利用这两条河道。 1974年5月30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把苏联照会提出的建议看作是“敲榨勒索”。因此，中国拒绝接受这一建议。声明又指出，黑瞎子岛是中国的领土，而苏联政府认为的这两条河道是她的内陆河道。中国船只有权使用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到两河汇合处之间的河道。尽管自1966年以来，苏联一直强行阻止中国船只在这里通行。 中苏远东河流联合委员会已有三年不召开会议了。1977年7月27日至10月6日，该委员会在中国黑河镇召开会议。会议期间，双方就船只在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航行这一问题达成一项有限的协定。而黑瞎子岛则成了悬而未决的问题。协定规定，中国船只在河道太浅不能航行时，可以使用东面的河道。 中苏边界事件 （1977年～1980年） 1977年至1980年，中亚和远东的中苏边境地区，发生了多次武装冲突事件。据报道，在这些武装冲突事件中，至少有三名中国边民和两名苏联边民死亡。中国官方谴责苏联顽固地在新疆地区侵占中国领土。这些谴责的详细内容如下：关于中亚边界。中国发言人于1978年10月告诉外国记者：从1960年到1969年，苏联掠夺了中国新疆北部额敏地区的185平方英里土地；1972年到1977年，在新疆西部的伊黎河流域，苏联又掠夺了1080平方英里的领土，驱赶吉尔吉斯和乌兹别克牧民，在道路上设置铁丝网障碍物。这位发言人补充说，在两国有争议的地区，除了3686平方英里面积的领土外，苏联侵占了3475平方英里面积的领土。但是，1979年9月29日，另一名中国官员说，沿新疆边界的20个地区是有争议的地区，这些地区的领土面积由390平方英里变成了11600平方英里，在这些有争议的地区，苏联“象蚕虫一叶一叶地蚕食桑叶一样，侵占了这些地区。” 据中国方面的消息透露，1977年7月初，6名苏联武装特务越过边界进入中国新疆境内。在同当地民兵发生的冲突中，一名特务被打死，一名自杀，其他4名逃跑。苏联方面则称这6名苏联人是鸦片走私犯。据报道，8月5日，两名苏联边防士兵潜入中国领土，枪杀一名哈萨克牧民，打伤并逮捕另一名牧民。10天后，苏联将这位牧民移交给中国当局。 1979年2至3月，在中国教训越南期间，新疆边界的紧张局势进一步恶化。中苏双方都在这一地区增派了武装部队，老人和小孩被迫从伊黎、塔城以及这一地区的城镇疏散。边境地区邮局也中断了调解双方争执的正常联系。 1979年7月17日，苏联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了非书面照会，宣称早些日子4名中国武装人员在塔城地区穿过苏联领土。在同苏联士兵的交火中，一名被打死，另一名受伤并被拘禁。但是，7月24日，中国政府在向苏联政府提出的照会中，坚持说，20名苏联边防士兵首先开火，杀死一名中国人，打伤另一名中国人并越过边界把死者的尸体和受伤者移至苏联境内。1980年2月14日，苏联将这位受伤的中国人移交给中国当局。 关于远东边界。1978年5月11日，中国政府在给苏联政府的照会中声明，5月9日，大约有30名苏联武装人员穿过乌苏里江，在中国的河岸登陆，打伤若干名中国边民。第二天，苏联外交部向中国政府道歉说，苏联边防士兵在晚上追捕一名武装逃犯中，误把中国河岸当作苏联的一个小岛。苏联外交部否认苏联边防士兵有对中国边民的骚扰行为。5月17日，中国外交部驳斥了这种解释，坚持说这一严重事件是在白天发生的，并一再重申，苏联边防士兵开枪并打伤了若干名中国边民。 1980年10月5日，在额尔古纳河边界地区发生了一起严重事件。中苏双方对这一事件作了截然相反的说明。10月6日，中国政府照会苏联政府时宣称，4名苏联武装人员在中国河岸登陆，绑架一名牧民。苏联武装人员在遭到牧民反抗时将牧民打死。同时，他们还向中国士兵开火（中国士兵被迫还击），打死一名士兵。10月9日，苏联政府在给中国政府的照会中声称，中国边防士兵向三名正在船上进行捕鱼作业的手无寸铁的苏联边民开枪，打死一名边民。1982年2月，尽管中国官方人士在哈尔滨宣布说，1981年中苏边界发生了100多起大小事件，但是，自此以后，双方报纸没有报道有关边界死亡事件的消息。 1980至1981年，中国黑龙江省省报报道了几则审判苏联间谍的消息。1980年7月20日，在牡丹江市抓获了一名中国人，此人犯有充当苏联间谍的罪行。在对他实行逮捕时，此人拒捕，并枪杀一名中国警察。8月16日，中国当局枪决了该罪犯。1974年，中国当局逮捕了一名苏联公民。1980年7月20日，在中国北安镇查获了此人犯有间谍罪的罪证。罪犯被判7年监禁。对于为什么延迟那么长时间才对罪犯进行判决，报纸没有作进一步的解释。1981年4月4日，中国当局宣布，最近在伊春市判决一名中国人犯有苏联间谍罪，并对此人实行枪决。 会谈被国际事件的发展所打断 （1978年5月～1980年1月） 1978年2月24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向中国政府提出建议，在和平共处、互相尊重领土完整的基础上，苏中两国应该发表一个发展两国关系的联合声明。华国锋在2月26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直接对苏联的建议作了回答。华在报告中阐述了中国对边界争端的立场：“首先，应当按照1969年中苏两国总理达成的谅解，签订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有争议的地区脱离接触的协议，并进而谈判解决边界问题。苏联应当从蒙古人民共和国和中苏边境撤军，撤到60年代初期那样。中苏关系究竟如何发展，完全取决于苏联方面。” 1978年3月9日，中国政府在答复苏联政府的一封信中，谴责苏联政府不愿履行中苏两国总理在1969年达成的谅解，甚至还否认这种谅解的存在。如果苏联愿意改善同中国的关系，苏联政府应同意同中国政府签订一项维持边界现状的协定。通过谈判，逐步解决中苏边界问题，从蒙古和中苏边界撤走苏联武装部队。 1978年4月12日，蒙古政府在给中国政府的照会声明说，苏联部队是应蒙古的请求而驻扎的。因为中国有“扩张主义的野心”，只要“中国威胁”继续存在，苏联部队将继续在蒙古驻扎。中苏边界谈判自1977年2月中断以来一直没有举行过。 1978年5月4日，谈判又在北京举行。但是，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到了6月，谈判只好中断。1978年下半年到1979年初，中苏两国的紧张局势在各个边界地区不断加剧。双方相互攻击不断升级，进一步举行边界争端的谈判受到限制。苏联政府不能容忍举世瞩目的中日关系、中美关系的改善。同时，在印度支那问题上，苏联和中国都站在敌对的立场上，卷入柬埔寨和越南的纠纷中去了（关于这方面的更详细的内容，可见第十一章和第十三章）。 1979年春夏两季，中苏两国重新接触。同年秋天，两国就改善双方关系问题举行了谈判。9月27日在莫斯科举行谈判的预备会议。11月30日举行正式会谈。 根据非官方报纸报道，中国代表团要求苏联把在中国边界武装部队的人数和装备减少到1964年的水平。苏联武装部队应从蒙古和中国有领土要求的地区撤走。据报道，苏联代表团答复说，苏联减少在边界地区的武装部队，中国也减少在同一地区的武装部队。双方应同样减少那里的部队。 1979年12月底，随着苏军入侵阿富汗，中国政府认为“不宜”再继续举行中苏谈判。直至1980年10月，双方没有举行进一步改善中苏关系的谈判。因而，中苏边界谈判再度中断。 中国在边界争端问题上的主动性 （1981年6月） 1981年6月17日，中国的《人民日报》登载了1979年莫斯科谈判的中国代表团副团长李汇川的文章。文章提出了关于解决中苏边界问题的建议： 李声明，目前的中苏边界，是由沙皇俄国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确定的。根据这些条约，沙皇俄国从中国割去了15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大约折合58万平方英里），相当于3个法国或12个捷克斯洛伐克的面积。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府在1920年9月27日对华宣言中明确宣布：“以前历届俄国政府同中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1924年5月签订的《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又规定，将彼此疆界重新划定，在疆界未行划定之前，仍维持现有疆界。根据这一协定，中苏双方在1926年举行了会谈。但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在边界问题上没有达成协议，没有签订平等新约。结果，“中苏边界问题至今还是悬案。” 李继续指出：尽管这些条约是“不平等的”，但中国政府仍准备以这些现存的条约为基础，来确定边界的界线。但是，苏联报刊的文章不仅坚持以这些条约来划定目前的边界，而且坚持以“历史形成的”和被苏联军队“实际守卫的”，边界来划定目前的边界，而“历史形成的”和“实际守卫的”，边界与以上述条约划定的边界相去甚远。因此，应当以这些条约为基础来解决全部边界问题。 在文章的最后部分，李提出了解决中苏边界问题必须具备以下条件：（1）应当承认条约的“不平等”性质。（2）边界问题应在条约的基础上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3）任何一方违反这些条约侵占的另一方的领土，原则上必须无条件地归还对方，但是，双方可以根据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原则，考虑当地居民的利益，对边界上的这些地方作必要的调整。 （4）签订中苏平等新条约并以此勘定边界线。（5）履行两国总理谅解，在中苏边界问题通过和平谈判取得全面解决前，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中苏双方武装力量从中苏边界的一切争议地区（即根据1964年中苏边界谈判中交换的地图双方边界线画法不一致的地区）撤出或不再进入，脱离接触，并为此签订一个维持边界现状的协定。 这篇文章是在美国国防部长亚历山大·黑格离开北京的当天发表的。黑格在北京就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同中国领导人进行了谈判，但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篇文章可以被看作是对美国的警告：中国试图同苏联改善关系（见第十章）。几天后，李先念（中共中央副主席）告诉西德一个代表团说，中国希望就关系正常化问题同苏联恢复谈判，但是，谈判必须涉及到苏军撤出中国边境地区、撤出阿富汗等问题。 1981年夏，在苏联同阿富汗签订了一项边界条约时，中苏又发生了新的摩擦。该条约承认，苏联对中苏边界领土有要求，同时，中国对这些地区也同样有领土要求。（详细情节可参见第十三章。） 苏联的友好表示 （1981年9月～1982年3月） 1981年9月25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建议在莫斯科恢复边界谈判。12月29日，一位中国官方发言人说，中国最近已答复了苏联的建议，并强调说，由于上次谈判没有取得成功，故在进行这次谈判之前，应作好充分的准备。据报道，1982年1月14日，莫斯科谈判的苏联代表团副团长谢尔盖·齐赫文斯基抵达北京，同中国外交部官员进行为期10天的秘密会谈。 1982年1月8日，李先念在接见意大利共产党《团结报》的来访成员时说，在中苏边界地区，面积为80000到90000平方公里的地域属于两国有争议的地区，而这些地区已被苏联武装部队所占领。在未来的中苏谈判中，将会涉及苏联从阿富汗撤军、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苏联从中苏边界和蒙古撤走武装部队等问题。李补充说，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中国赞成中苏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但是，“这种关系不是老子和儿子那样的关系。” 1982年2月1日，苏联政府再次提出建议，应恢复苏中边界谈判。但是，2月23日，苏联外交部发言人说，苏联并不打算同中国商谈“领土问题”。1982年3月24日，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反复强调，苏联政府主动提出了重新举行中苏边界谈判的建议。他又强调说，苏联对中国没有领土要求。苏联准备继续同中国就“存在的边界问题”、在边境地区“实行加强双方信任的可能性的措施”进行谈判。 尽管中苏两国的联系不断增加，但是，边界谈判从来没有正式恢复过。1982年到1984年，双方进行可能解决边界争端问题的谈判，则属于彻底改善中苏关系谈判的一个重要内容（见第十四章）。 中蒙关系和蒙古坚定支持苏联 （1969～1984年） 由于蒙古处于中苏两国之间，因此，蒙古很容易就卷入了中苏论战，特别是卷入了两个大国的边界争论。自60年代初以来，蒙古一直同苏联保持着密切而且稳固的关系。但是，同中国的关系却淡漠了。根据1966年1月15日签订的《蒙苏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大量的苏联军队驻扎在中蒙边境地区，这成了影响中蒙关系的主要问题。 中苏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论战时，由于蒙古支持苏联，因而，在1964年，中蒙关系开始变得淡漠起来。1967年中期，中蒙两国关系达到了最低点。后来，中国教师被驱逐出乌兰巴托（蒙古首都），大批的中国人在北京的蒙古大使馆外示威，8月，蒙古大使馆遭到了围攻。但是，1971年8月20日，中国新任驻蒙古大使抵达乌兰巴托；1971年12月14日，蒙古新任驻中国大使抵达北京，中蒙两国在同年就恢复了正常关系。 1978年初，中国政府把苏联从蒙古撤军作为中国同苏联交换解决边界问题的关键问题之一。1978年2月26日，华国锋在讲话中谈到了这一意见。同年3月9日，中国官方在答复苏联主动提出恢复两国边界谈判的建议时也提到了这一意见。4月12日，蒙古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声明说，苏联部队 是应蒙古的请求而驻扎蒙古的。因为中国有“扩张主义野心”，只要“中国威胁”的存在，苏联部队将继续驻扎。 1978年以后，由于中国向苏联提出苏联应从蒙古撤军的要求，从而使中蒙关系恶化起来了。两国的摩擦是由蒙古在 1979年3月和6月驱逐华人引起的。当时蒙古指控华人犯有“预谋罪和组织罪”，犯有教唆、“贪污、种植鸦片和从事地下职业”等罪行。1979年12月初，蒙古人民革命党日报《真理报》声称，在蒙古的一部分华人（在蒙古的华人大约有7，000人）承认，为了在有信仰动摇的人群中煽动反对社会的民族情绪，他们根据北京的命令，在蒙古收集军事和经济情报。在乌兰巴托的汉语学校也受到了围攻。学校被认为是中国人灌输“沙文主义”的地方。学校校长被宣判犯有一系列严重的罪行。 1980年6月，一名中国外交官员被指控为间谍，被驱逐出乌兰巴托。1980年9月2日，苏联新闻机构塔斯社报道：6名中国侨民因有“非法活动”而被驱逐。这些非法活动包括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等等。 1981年5月26日，蒙古国家元首泽登巴尔在蒙古人民革命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强调了蒙古与苏联的密切关系。报告特别提到在增强蒙古防御能力方面，苏联援助蒙古的重要性。报告一再声明，苏联军队是“应我们国家的请求”而驻扎蒙古的。 泽登巴尔评论说，蒙古同中国关系的恶化，是由于中国领导人“歪曲了社会主义原则，野蛮地违背了两国政府相互关系的准则，并且用大霸权主义的政策与行动取代这些准则，用威胁和命令来取代这些准则”。他指出，“现在的中国领导人站到帝国主义反动势力一边去了。”他又补充说，蒙古将继续进行“反对中国做法的不妥协的斗争”，因为中国的做法“对世界和平构成了日益增长的威胁”。 1982年6月、1983年3月至6月，蒙古又发生了进一步强行驱逐华人的事件。当时，按照蒙古政府的说法，蒙古政 府要求“一部分华人”从乌兰巴托（大部分华人在此地居住）迁移到蒙古北部的农场去。据1983年8月报道，经蒙古政府与中国政府磋商后，蒙古政府驱逐华人的事件有所减少。但是，据中国方面的消息透露，9月份，平均每天至少仍有100名华侨被驱逐。蒙古外交部长曼加林·杜哥苏伦在一个声明中指出，目前，在蒙古仅仅有200至300名中国侨民干活，这些侨民担心整个华人团体会全部被驱逐。 据来自外交方面的消息透露，驱逐华人是蒙古政府企图对中苏关系正常化的第二阶段谈判施加影响（见第十四章），同时，蒙古的这种做法与反对中国政府请求苏联政府从蒙古撤军有关。 1983年5月，蒙古《真理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抨击中国的这种要求是“大肆叫嚣要干涉我国内部事务的一个行动，是在解决中苏边界争端问题上的一种企图。在这些行动和企图的背后，中国的做法直接损害了蒙古人民的根本利益。”文章宣称，苏联军队驻扎蒙古是暂时的，是应蒙古政府的请求而驻扎的。文章重申，由于中国鼓吹扩张主义政策，蒙古人民对此有长期的忧虑。据报道，1983年8月，杜哥苏伦说，中国长期地企图破坏蒙古独立，企图吞并蒙古。他宣称，“据一些消息透露，几乎一半的（中国）军队已集结在中蒙边境地区。”从1983年2月15日到3月15日，蒙古政府提出了传统性的、大量的防务工作的任务，同时，又发动了“响应元帅（国家元首泽登巴尔）在报告中提出号召的运动”。蒙古政府进行这些活动的目的是，提高蒙古边境地区的防御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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