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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义、原则和主义


  父亲贺龙是个有原则的人,同时又是重感情、讲侠义的人。他厌恶那种标榜原则便六亲不认的极左面孔和作为。他认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其实是假马克思主义,是虚伪的,也是不长久的。
  父亲十三岁便当骡子客,赶马帮讨生活。有天煞黑歇到一家伙铺,搬条高板凳,站上去卸下驮子,接着又铡草喂骡子。伙铺里还歇了个骡子客张盛勋,三十二岁正当壮年。他见贺龙小小年纪精明干练,有股不凡的气宇,便主动上前搭话,互相结识了。
  那时,当骡子客有个讲究,见荤才吃饭。贺龙不吃荤不喝酒,端一碗包谷粉子饭,面前放一碗“和渣”便大口小口吃起来。
  “伢儿,怎么不吃荤?”张骡客问。
  “家里还有几口子人呢。”少年贺龙回答。
  张骡客心里一动,问:“伢儿,你往哪里去?”
  “鹤峰。”
  “我们一路走好不好?”
  少年贺龙望着张骡客点点头:“我喜欢和年纪大的人一道走。”
  “为什么?”
  “可以摆龙门阵,多听听长见识。”
  张骡客豪迈说:“我比宣统皇帝还要大二十八岁。”
  那个时代,敢拿皇帝比年纪实在是需要一些勇气和胆量的。张骡客又豪侠地说。“伢儿,我看你比宣统皇帝还要强点,以后你就跟我在一起,互相有个照应。我赶骡子的力钱比你多,每天的饭钱我包了。”
  就这样,少年贺龙与张骡客像亲兄弟一样赶着骡子,早起晚歇,爬山越岭,闯过多少盐税卡,摆过多少龙门阵,贺龙学到了大量社会知识以及江湖上的规矩。
  七月的一天,贺龙说:“张大哥,家里带信叫我回去,我要跟你分手了。”
  张骡客动情地拍拍贺龙的双肩:“舍不得哟。可是,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迟早总要分手的。有什么难处吧?”
  “没有。您待我这么好,日后我要报答的。”
  张骡客将十几吊钱塞在贺龙手中:“伢儿,我看出你是个有大出息的,走吧,咱们后会有期。”
  贺龙双手合十,道一个恭喜:“张大哥,眼下我没有别的好报答,发个愿,愿你百岁不老。”
  张骡客有眼力,二十年后贺龙已是军长,专程去看望了张缧客,离老远就高喊张大哥。
  “张大哥,给你些骡子吧。”贺龙真诚地说,“现在我赶的骡子可多理。”
  “不要不要,你的骡子多,有大用场。”张骡客连连摆手,“你当了军长,还来看我,这就是我的造化了。贺军长,我们出门人讲的就是个义字。”
  “张大哥,么得军长啰!还不就是跟您赶骡子的常伢子?”贺龙唇上已经留下一道黑胡子,笑得却还像少年时一样天真无邪,“老哥这个义字讲得好,义侠交友,厚待故交,这是纯心做人的重要一条。张大哥,这里有些钱你要收下。”
  “既然讲的是义,再莫提钱。”张骡客说:“贺军长还记得你发过的愿吗?一定要送,我就要你发过的愿。”
  “记得记得,愿你百岁不老。”贺龙从来不忘贫贱之交,说过的话全记得。他指天说:“那好,愿你百岁不老。老天敢不随我愿,我就跟老天干!”
  天随贺龙意,张骡客1980年7月病逝,距1910年7月贺龙第一次发愿70岁,享年102岁。

  义侠交友,厚待故交。贺龙参加中国共产党之前是这样,入党后还是这样,成为党和人民军队的高级领导干部及元帅之后仍然是这样。
  1950年2月25日,青年刘冠群随着一位解放军战士来到成都商业街四川省委所在地。这套建筑曾属国民党特务组织励志社,也是蒋介石来成都的下榻之处,向来给人以阴森肃杀之感。然而现在,携着新春气息的南风已经吹绿了天府,吹红了桃李。昔日“魔鬼的宫殿”如今变成解放大西南的指挥中心。
  刘冠群迈着轻盈的步履。他的脸上,肃穆的神情之外还洋溢着暗暗的喜悦。当他在会客室里坐下来时,虽然盼望早一刻见贺龙,但是他也明白需要等候。因为还有七八个国民党起义将领等候接见呢,也还有共产党的高级将领和干部在等候,像他这样初来参加革命工作的青年怎么能着急?他默默地垂下眼帘,睫毛颤动着,可以想像出,他已经沉入静谧无言的回忆与遐想中……
  刘冠群的父亲叫刘达成,农民出身的烈性汉子,又是位老同盟会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后来,他追随贺龙,参加北伐,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和红军时代的战争,伤瘫双腿后退伍还乡,宁肯做一名贫困潦倒的磨石匠,始终不为反动派做事。正因为有这层关系,刘冠群才接到通知:“贺老总想见见你……”
  司令部一位干部朝他招手,示意请他上楼。刘冠群稍稍一怔,马上兴奋得红润了脸颊。贺老总不忘故交,有这么多重要人物等候接见,贺老总首先要见的却是他这位故人之子!
  刘冠群上楼,走进右角一间较大的会客室,一眼就认出了常在照片上见到的贺老总。他激动地鞠了一个大躬。
  贺龙已经快步赶到他身边,一把拉住他的手,上上下下地打量:
  “像,鼻子眼睛都像你老子……就是身体没有他那么结实。”贺龙不住地点几下头,脸上漾出忆念,漾出感慨,“多大年纪了?”
  “二十七岁。”刘冠群略显拘谨地回答。
  贺龙手里夹着一支雪茄烟,边吸边又打量一遍刘冠群,像是要更多地找出故人的影子。墓地,他眉头微皱,急切地问:“你老子有饭吃吗?”
  刘冠群伤感地小声说:“他负重伤以后,回了云南大理,靠磨大理石过日子……现在还是这样。”
  贺龙将头微微仰起,望着天花板慢慢地慢慢地吸烟,他的眼神有些黯淡,吐出的青烟似乎笼罩了抑郁的思念和忧虑,声音也变得低沉沙哑:“他该有七十了吧?”
  “今年整七十。”刘冠群小声说,“有什么办法呢,没田没地,没房没钱,老的老,小的小,只有靠两只手磨石头吃饭。”
  “你马上发个电报!”贺龙将夹着雪茄的左手一扬,下定决心地大声说,“要你老子到四川来。先到重庆,就在重庆等我!”
  刘冠群垂下头,难过地摇一摇:“他来不了……”
  “为什么?”
  “在石门,他的两腿都打残废了,一步不能走,只剩两只手磨石头,养活我们这一家人……”
  贺龙望着刘冠群,片刻的沉默,眼圈蓦地红了。
  “北伐的时候,我们打公安,打输了。部队在澧州两三个月,搞整顿。周逸群抓政治,你老子抓练兵,我们的部队就大变样了。去打宜昌,吴佩孚的兵比我们多,枪比我们好,被我们打得落花流水,我们一个师就把宜昌拿下来了。那一仗缴的枪,每个兵多扛一支都扛不完。那时候,贺锦斋是旅长,你老子是第一团的团长。”
  贺龙在会客室里缓缓踱步,缓缓吸烟,缓缓回忆着说:“南昌起义前后,我的队伍里也有两派:革命派和投降派。你老子始终跟着我。他和贺锦斋的感情特别好,也很佩服周逸群年轻有为。可惜啊……石门一仗!”贺龙长长吁一口气,不胜感伤,“你老子打残废了,贺锦斋打死了!锦斋死的时候只有你这么大,也是二十七岁!你老子在汉口医伤,还做了不少工作,帮着买枪买子弹。后来敌人围剿,我们就没有办法和他联系了……
  贺龙停下步,朝刘冠群一招手:“你老子为革命做出牺牲,功不可没。既然来不了四川,我派人去看望他,叫当地政府照顾他,来,给你介绍一下,”贺龙指指一直陪在一旁的另一位负责干部,“你到他们革大去学习吧,他就是李长路同志,你们的校长。”
  贺龙早为故人之子想好了出路,事先便把成都革大的校长请了来。
  这时,贺炳炎等部队将领进来了。贺龙向他们介绍刘冠群,介绍刘达五当年的战功和目下的处境,并且连连感叹。
  “他父亲要是不打残废,现在比你们都强,当然也可能早已打死了。”贺龙用一种惘然的神情看着周围:“‘运气’,这个东西,恐怕是有的。运气来了,门坊都挡不住;运气走了,牛也拉不来。这在哲学上应该怎么解释?”
  贺龙亲自带着故人之子穿过走廊,到隔壁办公室,叫有关干部给刘冠群写好去革大学习的介绍信,送下楼。握手告别时还一再嘱咐:“要好好学习,唔!要常常给你老子写信。告诉他,我念着他哩,我们会见面的!”
  此后,贺龙多次给刘冠群去信,关心他的学习和工作情况;多次给故人刘达五去信,并请十四军军长李成芳带去照片,带去关怀和问候。大理县杨县长也受托,同李军长一道去慰问刘达五。中央但凡有老同志去云南大理,贺龙总要托他们去看看这位“功不可没”的故人刘达五。可惜,刘达五双腿残废,出不得门,1952年就病逝了。贺龙在建国之初,平匪靖边,恢复生产,繁忙公务,没能抽出时间见见这位故人,深以为憾。但他始终没忘关怀故人的妻子、儿子,请当地政府给予优抚待遇,并常常托人到故人家中去慰问,直到“文化大革命”自己含冤去世前,还念念不忘当年的战斗生活和共同奋斗过的“故人”……
  父亲贺龙在四川还收留并托养了十几名亲朋故旧的孩子,送往干部子弟学校学习。这些孩子多是烈士后代,父母亲人当年都曾追随贺龙闹革命。在胜利之初,建国不久,这样对待亲友是容易触碰那个敏感问题的,即会不会有人议论这样做违背政策,不够大公无私?
  父亲贺龙没有为了避嫌而不要情义。正如王震所言,他“待人热情,诚恳,豁达大度”,“胸怀坦白,光明磊落,表里如一”。父亲贺龙多次表示:胜利了,当官了,搞鸡犬升天是错误,那样做是国民党不是共产党;但是当官了,就六亲不认了,也是错误的,那样不但不是共产党,连好人也不是。
  生活中,原则与情义,党性与情性是常常发生矛盾的。有了矛盾怎么办?就要做出牺牲。父亲贺龙又是怎样做出这种牺牲的呢?……

  北伐的军歌还在武汉三镇的上空回荡,但那低垂的几乎笼罩了全部天空的乌云仿佛预示着什么;空气显得那么沉闷,每个人都能感觉出呼吸的困难。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十八日又在南京组成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一切反动的力量都联合着行动了起来。吴佩孚勾结四川军阀杨森准备反扑武汉,奉系军阀张作霖出动十万大军沿京汉路南下,企图夺取武汉,与吴佩孚共同扑灭革命。国共两党于此形势下在武汉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继续北伐。贺龙所统帅的独立十五师受命沿京汉路东侧攻占开封。
  回到师部,贺龙准备召集军事会议,可是参谋长陈图南、军部副官长柏文忠等人都不在。
  “知道他们去哪里了吗?”贺龙皱起眉头问。
  沉默中,军官们互相望望,终于有人说:“又到汉口大旅馆去了。”
  “师座,进武汉之前您有命令,不许嫖妓……”
  “我看不光是这个问题,据说朱绍良也去了。”旅长贺锦斋说着,膘一眼周逸群和刘达五,
  贺龙一口接一口吸着雪茄烟,神色冷峻。朱绍良是蒋介石派来的说客,一再向贺龙传话,只要贺龙拥护蒋介石,马上可以委任他为江西省政府主席,当国民党中央委员,而且要在南京为他造一栋楼置一份产业。朱绍良见贺龙不语,以为动心了,便凑近低语:“你要注意那个政治部主任周逸群!”
  贺龙当然知道周逸群是共产党员。他从嘴里拔出雪茄烟,目光闪闪望住朱绍良:“你知道我在想什么?”
  朱绍良茫然地摇摇头。
  贺龙冷冷地:“我在想,要不要把你抓起来送交军法处处置。”
  朱绍良吓出一身冷汗,忙不迭溜走了。
  贺龙明白,他的队伍里军官正逐渐分成两派。以参谋长陈图南为首的一派是右派,这一派的骨干在本师资历深,都是带兵军官,实力雄厚。左派的领袖是政治部主任周逸群,以广东来的新生力量为骨干,半年来已经在下级军官和士兵中发展了上百名的共产党员。这一派虽然资历浅,但是有贺龙明显的支持,所以同右派的抗衡中还略占上风。一个月前陈图南曾私下对贺龙说:“云卿,看来你的思想越来越左了。你莫要看武汉表面上很平静,政治上的事情是很复杂的。我们部队里,有些事也值得注意……”
  党内外形势越来越紧迫地逼来时,贺龙清楚,对于他来讲最要紧的莫过于自己的意志力必须及时选择出一个确定的方向。他的脑子里转动周恩来、叶挺、朱德、林伯渠、周逸群等人,也晃过汪精卫、唐生智、张发奎、朱绍良乃至南京的蒋介石……他将国民党与共产党做着比较,他将各党派的领袖人物一个一个地由表及里,从现象到本质地进行着比较。七年前他就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以后越来越接近共产党,现在他要做出最后的关系终生的决定性选择。
  同一时刻,汉口英租界一码头后花楼口的汉口大旅馆里,在高级的“福字”房间,独立十五师参谋长陈图南也在召集着秘密会议。那时虽没有“窃听器”之类的担忧,但发言却是诡秘的。比如,用“老板”来代表“贺龙”或“师座”,用“先生”代表周逸群,用“老资格”代表陈图南。
  “照你们讲的,老板是拉不过来了?”陈图南神色阴郁地听完几个人的议论,紧皱眉头问。
  “老板跟先生越来越近,已经是言听计从。”副官长柏文忠轻拍一下桌子,“老资格,我看就死了这条心吧。”
  朱绍良慢悠悠的分析:“蒋总司令上次派李仲公秘书长来劝你们老板,你们老板把他抓了,押送到总指挥部。我这次找他谈,要不是过去有些交情,也得叫他抓起来。蒋总司令都拉不过来,你们能拉过来?笑话了。”
  机枪营长陈策勋忽地站起身:“妈的,拉不过老板拉部队,我们机枪营我说了算,还有手枪营长陈佑卿、步兵营长刘锦星,还有一团的营长陈黑,四团是文忠的老底子……”
  陈图南压压手势,厉色阻止陈策勋的大声喧嚷,然后不无讥嘲地:“只要老板在,把我们这些人全加上,又能拉走几个兵!”
  陈策勋眨眨眼,沮丧地垂下头。他明白,独立十五师一万多将士全是凝聚在贺龙的名字周围,别人无法替代。
  朱绍良慢悠悠地声音又响起来:“老板不报销,一切无从谈起哟。”
  “比言一出,不啻是崩雷爆烈,那些军官全变了色。目瞪口呆良久,才缓缓响起惊惶的议论:
  “老板神人,是活龙下凡,动不得啊……”
  “他的昆仑金刚体,刀抢不入,谁能报销他?”
  “只怕没人敢朝他开枪……”
  陈图南将手一摆,冷森森地:“全是迷信,无稽之谈!我跟他相交十多年,深知其人,没有三头六臂,一样肉体凡胎,穿草鞋冻裂了脚一样流血,打一枪照样穿了眼。他现在的日子不好过,他接近共产党,唐生智停了他几个月薪饷,当兵的领不到饷,只要有人挑头,部队一起来闹饷,我看他就到头了……”
  “福字”房间里的密议天天不断,独立十五师闹晌的风潮也越演越烈。贺龙敏锐地察觉闹饷的背后有名堂,决定亲自向官兵讲明情况,对挑头的人做出处理。他首先通知一团徒手集合,带入师部侧面的大智门火车站广场。贺龙历来胆大心细,去讲话时,一反不带卫队的习惯,这次带了整整一个手枪连。
  果然,情况有些不正常,部队没有按命令徒手集合,而是全副武装地进入广场。以往,师长到场,部队要吹三番号欢迎,全体立正敬礼。今天没有号声,没有立正敬礼,全体官兵抱抢而坐,只有值日官跑上去敬礼报告。
  贺龙还了礼,随即将手一挥,挥退值日官。队伍前已用两张方桌拼成一个讲台,贺龙并不忙上台,他走入队伍中,伸手从一名士兵怀里拿过枪,哗啦,枪栓拉开,一颗子弹跳了出来。
  全场鸦雀无声。那名士兵吓得全身发抖。
  贺龙冷笑,一言不发,将空枪掷还士兵,背手走几步,再抓过一支步枪,哗啦一声枪栓响,便又跳出一颗子弹。
  贺龙捡起子弹,吹吹尘沙,转动着弹头看看,扔还给士兵。他大步走到队前,手枪连已经紧张地横列于队前,要保护贺龙。
  贺龙坦然一笑,用手势叫手枪连坐下,自己正面暴露出全身,目光像闪电一样朝全场一掠,声如巨雷:
  “退出子弹——枪上保险!”
  一片枪栓声里,紧跟身边的警卫员小声劝道:“师座,太危险,下次再讲吧。”
  贺龙唇际漾起一丝冷笑,他随身提来一只黑皮包,拍一拍,交给勤务兵,走向方桌拼成的讲台,纵身一跃,在讲台上稳稳立住了。
  “同志们!”贺龙开始讲话,“出师北伐以来,第一团官兵作战勇敢,取得了很大胜利,不愧‘精锐一团’的光荣称号。现在第二次北伐已经誓师,部队不日北上,大家还要做好准备。目前上面的款子未到,军饷有困难,一时发不下来……”
  “师长不发饷,我们就不上火车!”队伍里突然跳起一个人喊,马上又有几名跟着站起来朝台上挥拳挥枪,大喊大叫:
  “不发饷就不北上!”
  “哪个敢上火车就朝他开火!”
  队伍乱了,手枪连跳起几名战士朝闹事的地方跑去,想设法制止。据曾经跟随过贺龙三年的勤务兵、现任贵州省铜仁县政协副主席刘庆铭回忆,贺龙当场示意随来的勤务兵打开大皮包,甩出一捆绳子。厉声说:“现在有人在里面捣乱,要闹饷,你怕贺云卿不会杀人吗!?”说完之后,就点名将第一连、第四连、第五连连长和二营营副一个个喊出来,押走执行军法。最后押走第四连连长时,四连连长喊:“弟兄们,你们看着我们去死,看得过意吗?闹得饷大家得,你们就看着我们去死吗?”话音刚落,一些士兵就乱哄起来。突然,队伍中响起枪声,场上更加混乱。贺龙刚跳下桌子,枪弹已把桌面下的横木打断了……
  师部秘书张达举当时正靠在师部大楼的窗口观望,他也回忆了目击的现场情况:贺龙讲了不长时间,下边就哄哄闹起来。突然间,有几个人站起来,伸出拳头向台上叫嚷,又比手划脚向全场叫嚷。接着哄闹就更大了。闹些什么,听不清楚,只感觉得要出什么大事。手枪连中有几个人从前排到队伍中,看样子是制止那几个带头喊叫的人。就在这个时候,乒乒乓乓响了几枪,是朝着台上打的……
  过去,贺龙的部队也发生过欠饷的情况。因为贺龙不谋私利,不置私产,银行没一文私人存款,一切同部下同甘苦,所以从未发生过闹饷的事情。绝大多数官兵心里都明白,欠晌是因为汪精卫、唐生智搞鬼,闹饷的根本目的是破坏北伐。所以,绝大多数官兵并没跟着闹,真正闹的只是少数人。当乱枪射来时,贺龙跳下桌子,从部队外围飞跑而过,他的前面是一堵两米多高的大墙,墙那边是第八军第四团。陈图南等人精心安排的这些闹兵变的骨干,乱枪齐发,料定贺龙绝难脱逃了。其中一枪将贺龙的帽子都打飞了。然而,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贺龙并未被大墙拦截住,毫无停顿地一脚踏上墙体,身子一纵,手已搭上墙头,只用一只手一撑,整个身体就如飞燕一般越墙而过,全部动作都是在眨眼间完成的。
  于是,那早已在广大官兵中根深蒂固的信念便再一次强烈地震撼了整个部队:贺龙真神人也!惊呼声中,开过枪的乱兵扔下枪就逃,没开过枪的官兵也都跑散了。
  汉口大旅馆那个“福字”房间里,陈图南一伙听到师部那边传来的一片乱枪声,都喜形于色。是啊,台上台下,咫尺之间,十几条枪齐射,就是十个贺龙也都打死了。柏文忠得意忘形地说:“老板报销,先生难逃,老资格要当师长、军长了。”
  柏文忠讲“师长、军长”是有些道理的,贺龙统帅的本来就是一个军,被汪精卫、唐生智整编成独立十五师,目的是削弱贺龙领导的部队,现在要打吴佩孚和张作霖,还得以贺龙的部队为主力,不得不恢复其军的建制。陈图南、柏文忠一伙以为夺得兵权,投靠蒋介石,“老资格”陈图南当军长当然没有问题。
  有些老人回忆,贺龙经调查,得知兵变的实际策划者是陈图南、柏文忠一伙,并有人揭发出他们讲的话:“老板报销,先生难逃,老资格要当师长、军长了。”便马上采取措施,逮捕并枪决了陈图南等为首的分子。这些回忆其实还不全面。贺龙在对待人的问题上,历来慎重,历来重情义。何况陈图南与他相交十几年,更不会枪毙。
  陈图南与贺龙是桑植老乡。他确实资格老,1912年孙中山就任命这位同盟会会员为川黔湘联络使,返籍发展组织,准备武器,开展讨袁武装斗争。陈图南慕贺龙之名,首先到洪家关拜访贺龙,宣传孙中山的革命主张,使贺龙初次接触到孙中山的救国学说,投入民主革命,并经陈图南介绍,于1914年秋参加了中华革命党。第二年,便一道在石门县泥沙镇靠菜刀举义,夺枪组织讨袁护国军。陈图南还曾协助贺龙在桑植开办军事讲习所,招收青年,学习孙中山的演说和军事、政治、文化,然而,大浪淘沙,革命向前发展,不断有人落伍,沉淀,或不革命,或反革命。1921年,当贺龙开始接触和靠近马克思主义时,身为中华革命党人的陈图南却大谈特谈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了。1927年,当贺龙已经坚决拥护共产党的主张,公开宣布:“我贺龙不管今后如何危险,就是刀架在颈子上也要跟着共产党走革命的路,坚决走到底”时,陈图南不但坚决反对共产党,而且也背叛了孙中山的遗训,背叛了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
  发生了“主义”之争,贺龙也并不是要“杀人”。他曾对全体将士宣布:“你们愿意跟我搞的,我欢迎。不愿意的,可以对我说,我送你盘缠钱,回到家乡替我向你娘老子问好。可是有一条讲清楚,不许拉走部队!”
  贺龙光明正大,有情有义,这与蒋介石、汪精卫之流的“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人”是多么鲜明的对照!
  可是,陈图南等一伙,不但反对革命,而且要拉走部队,并且玩阴谋杀贺龙。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贺龙也没有马上“捕人”“杀人”。他仍请陈图南到司令部来,真诚地同他谈话。
  陈图南错误地认为贺龙的真诚是处境凶险,心生怯意,要看风转舵了,趁机游说:“只要你拥护蒋总司令,回手打共产党,打这个武汉国民政府,不但可以当中央委员,江西省政府主席,他们还答应扩师成军,立许你三百万大洋!”
  至此,贺龙确实搞清了陈图南的真面目和全部罪行,才报请武汉国民政府,请予判处陈图南等三人死刑。
  有位谷老太爷是贺龙的长辈,也是陈图南、柏文忠的长辈,要亲自来为陈、柏向贺龙求情,甚至要“跪死在贺龙面前”。贺龙搀扶起他,沉痛地说:“您老人家不要这样。我贺云聊重情义,谁不知道?可是,为情义牺牲主义,云卿万万不敢。”
  这三名为首的反动分子,便在汉口市济生三马路被当众枪决了。
  田子云曾经跟随贺龙参加泥沙暴动,是最早举义的一个,但后来背叛革命,投靠军阀,鱼肉百姓,结果被贺龙杀了。贺占卿是贺龙的侄儿,追随贺龙参加革命,立有战功。但后来背叛主义,欺压百姓,贺龙命一位排长带着士兵抬一口棺材去处决了侄儿贺占卿。当贺占卿的父亲贺文沛去找贺龙时,贺龙说:“沛哥,我们是革命的队伍,你的儿子仗势作恶,欺压百姓,我屡次劝告,他不听。所以我把他惩办了。你是懂理的,应该想得通。你老了,今后的生活不用担心,我负责。”
  父亲贺龙,对人民爱得深,对主义信仰真,所以为人民,为主义,可以做出任何牺牲。
  该杀的要杀是一种牺牲,还容易做到。该杀的不能杀,甚至还要重用,这个牺牲就更大也更难做到了。
  那是1925年初,贺龙率领部队驻澧州,准备北伐。
  一天,贺龙与贺敦武、谷青云等麾下几位旅长及陈图南、严仁珊等幕僚议论扩大北伐队伍的问题。谷青云说,澧州一带活动着一支民间武装,有几百条枪,要有能招拢来。可以壮大北伐队伍。
  可是,贺龙周围没有谁同这支队伍的头头熟识,找不出合适人去活动。有位幕僚犹豫道:“有个人能把这支队伍招来,只怕师座不肯用。”
  贺龙急问:“是谁?”
  “柏家厚。”
  这话一出口,屋里顿时静下来。贺龙吸着雪茄烟,垂下眼帘若有所思。
  柏家厚是贺龙的杀父仇人。贺龙唯一的亲弟弟贺文掌才十五岁,就被柏家厚捆在甑子里活活蒸死了。
  贺龙是有名的孝子,他同父亲贺士道的感情极深,这不仅是由于血缘之亲,而且有共同的追求,多次一起举义,拥护孙中山,反对袁世凯,反对北洋军阀。贺士道就是为了协助贺龙扩充靖国军,带着贺文掌赴澧县购买枪弹时,遭柏家厚袭击中弹身亡。就在贺士道牺牲前两年,贺龙曾专程去黄石观音寺拜望智莲和尚,听。说智莲和尚已不幸病逝,便特地给智莲刻了一块石碑,立在墓前。现在这块“智莲纪念碑”就保存在湖南博物馆。贺龙为什么这样怀念智莲和尚?就因为智莲曾救过他的父亲贺士道。当贺士道被敌兵追杀时,智莲将贺士道藏进供奉菩萨的神柜中,使他得以脱险。贺龙对智莲的感情有多深,对柏家厚的仇恨就有多深。正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杀父之仇不共戴天。
  就在贺龙沉吟间,几名旅长已愤然出声:“柏家厚是师座的杀父仇人,恨不能把他抓住活蒸了,哪里能够去请他……”
  “不,”贺龙将手一摆,定下决心,“为国办大事,个人私仇不能计较;孙中山委任我为建国川军第一师师长,授我中将衔,我在就职仪式上刚讲过,龙当激励保国卫民之素志,以尽义务于国家。现在袜马厉兵准备北伐,怎能以个人私仇影响国家之大事,先生之主义?”
  说罢,贺龙便给柏家厚写了一封亲笔信,派一位幕僚去找柏家厚。
  柏家厚见信后,始而惊愕,继而大受感动,对那幕僚慨然表示:“请转告贺师长,他如此宽宏大量,不计私仇旧怨,家厚敢不竭尽全力以效犬马之劳?家厚一定不负师座委托!”
  柏家厚几经努力,终于把这支队伍拉过来,跟随贺龙一道参加北伐。贺龙就派柏家厚当团长,带领这支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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