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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的许多事情似乎都是有预兆的。 “9·13”事件后，周恩来处理林彪出逃事件，干净利落，有章法有策略，迅速稳定了形势。就在这期间，毛泽东的身体健康状况发生了一次突变。 事情的起因是为了游泳。这年夏天，毛泽东南行，为庐山会议后他与林彪的斗争作思想和组织上的安排。他曾带着护士长吴旭君及身边工作人员，驱车“跃上葱英四百旋”，来到庐山上的游泳池。他大汗淋漓，却出人意外地发出号召：“我们游泳吧，大家都游。” 当时吴旭君已经由于长期劳累过度而患了心脏病。据她回忆，上庐山后她的心跳已达每分钟130下左右。她说：“哎呀，主席，出这么一身汗，马上游泳不行。” “怎么不行？我这么大年纪了都行，你们怎么不行？”毛泽东坚持说：“大家都得下水。” 吴旭君说：“我心跳得厉害，主席，我真不敢马上游啊。” 毛泽东认真望住他的护士长：“怎么，你怕死？”他接着指指自己的鼻子：“我这个人不伯死。” 无疑，在毛泽东的胸中又一次激荡起“大决战”的慷慨激烈之情。这种壮怀激烈，曾令历史生辉地表现在与国民党蒋介石，与日本人和美国人，以及抗衡“两霸”的决战与斗争中。遗憾的是，也曾表现在第一次“庐山会议”与彭德怀的“斗争”中。那时他曾激烈地说：“如果解放军跟你彭德怀走，我毛泽东就上山打游击！” 这一次“庐山会议”同林彪的斗争，远不象上次与彭德怀的“斗争”。毛泽东深明这一点。他公开不点林彪，但点了他的总参谋长：我就不信你黄永胜调得动军队去跟你干坏事！ 毛泽东这一次的游泳，实在是与政治上的风浪有关，那一腔激烈之情借游泳喷涌而出。 吴旭君妥协了：“主席，我不是怕死。我身体确实不适，要游，我得套救生圈。” “那好，你就用救生圈。”毛泽东点头认可。双方互作妥协而形成“协议”。就这样，带着一身大汗，毛泽东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跳进了游泳池。 这次游泳后，毛泽东有点感冒，他像过去一样，小病小灾不肯用药，锻炼抵抗力，挺挺就可以过去。然而，年龄不饶人。感冒似乎挺过去了，长期吸烟造成的气管炎却因此发作，拖下来始终不愈。气管炎对60岁以上人是很具威胁性的，入秋后往往会诱发各种大病。轻则高烧不退，重则引起其他器官发生毛病。 偏偏这年一入秋，失败了的林彪不肯改错而选择了出逃。这件事对毛泽东打击很大，几天睡不好觉，大量吸烟又大量吃安眠，药，本来久病未愈的身体受到了“雪上加霜”的损坏。在尼克松访华前夕，突然休克；虽然很快唤醒．但身体明显垮下来，抢救中使用了大量的抗生素。 值得庆幸的是有出类拔萃又忠心耿耿的周恩来，全国照样“抓革命，促生产”，政府机构照样继续运转。至此，毛泽东不得不把周恩来作为他首先倚重和必须依靠的同事战友。 从表面看，周恩来现在的位置仅仅是在毛泽东之下了，这同位居林彪之后的情形就大不相同。林彪作副统帅时，可以假传“圣旨”向周恩来提出这样那样的建议和要求，而总理有什么大事向主席汇报也不能绕过林彪。现在似乎情况大改观，办各种事要简单多了。 其实不然。“中央文革”仍在，并且参与一切重大决策。况且，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帮人，总的来说还是保护的态度；有批评有支持，基本态度是不许否定。 总理处境的艰难很快便明显化了。尼克松访华，为《中美联合公报》一事，“中央文革”一帮人在中南海批了总理12天，说他没及时向主席汇报，“是李鸿章”，“卖国主义”。 那段时间，总理心情很不好；神情郁悒，落落寡欢。但以他一贯的精神和作风，从不肯发泄一点怨懑或牢骚，默默地全闷回心里去。为了顾全党和国家的大局，委屈、忧郁和愤懑全留给自己去悄悄“消化”，这种无声的消化是最容易致癌的“黄曲霉菌”。 当时，康生已经患了膀胱癌。他是党中央副主席，所有主治医生会诊、治疗以及生活安排，都须周恩来亲自主持过问。每当忙完国家的大事小事，周恩来总要设法抽出点时间，拖着疲惫的身子去看望他。 在周恩来的真诚和热情面前，康生不得不表示一定的礼貌。但是。他的思想、性格、品质以及经历都与周恩来完全不同，这就决定了他们之间不可弥合的感情距离。 每次见面．康生那莫测高深的毫无生气的平板面孔，他那阴森森的目光总使人产生一种不舒服的感觉。这个人大概一生没有什么真正的知心朋友。秦桧比他坏，但据说秦桧也有仨朋友；他没像秦桧那样卖国，但谁也无法跟他亲近。他那瘦长的皮包骨头的身体，整个给人一种棒子的感觉。他喜欢自诩为一把剑，但人们都感觉他是很大马棒。 他有许多同党和爪牙，但同党爪牙不是朋友；或者趋炎附势，或者投机钻营，或者利害关系一致。正像人们常说的：只有一致的利益，没有不变的友谊。 他一生造了多少冤狱，迫害了多少好干部？没有哪个能讲清。就是对林彪、江青、陈伯达、张春桥这样的“战友”，他的态度也不例外。比如1975年8月，病入膏肓的康生把替毛泽东作联络工作的王海蓉、唐闻生叫到病床前，要她们向毛泽东报告：江青、张春桥历史上都是叛徒。并提出证明人。之后4个月不到，康生死去。有些《传记》作品认为这是他“灵机一动”的最后“投机”，是因为发现毛泽东已经警惕江青一伙手伸得太长，而江青注定要完蛋。这种说法还不准确全面，甚至牵强。也许有这种因素？但不该忘记，康生本质上就是怀疑狂，偏执狂，迫害狂。他早不说晚不说，临死留下“江青和张春桥历史上都是叛徒”的话，有其策略上的考虑。整个“文化大革命”他是高级“顾问”，他明白在打倒“刘邓陶”及一大批老干部的时候，出于策略不能动江青、张春桥。就是同林彪“斗争”时，这些人的力量也须借重。临死时，他自然不愿留下“历史的遗憾”，敌对的“分子”他已费尽心机全打倒，没什么对手要打了，他的最后一棒就毫不犹豫毫不客气地打在同党的头上。 他希望历史为他重重写一笔“剑与火的化身”，希望留个“战斗的一生，不妥协的一生”。结果呢？留下的只是“棒子与血水”的魔鬼形象，是怀疑狂、偏执狂、迫害狂的化身。 生活中这样的病态人物不是绝无仅有，康生不过是集大成的典型而已。 这样一个“狂”人，对总理能为善吗？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有次医务人员悄悄对我说：“卫士长，叫总理少来看他吧。” “怎么了？”我问。 “每次总理前脚走，康生就在后面骂……”小护士像个受惊的兔子一样朝身后左右瞄了几眼。 “骂什么？”我也朝四周警惕张望，声音压得很低。 “他、他，”小护士那副紧张害怕又按捺不住的复杂表情至今还活灵活现在我脑中，“他说……周恩来政治上跟我是不一致的。还说……这个人就是右。” 我当时又气愤又担忧，周恩来刚从康生病房里出来，我就跟上去小声说；“总理，有个情况必须向你汇报……上车我再说。” 坐上“红旗”车，总理按起隔音的玻璃板，然后问：“什么情况？” “总理，康生在背后乱议论你呢，说你政治上跟他不一致，就是右。”我愤愤地报告，“你每天去看望，人家并不欢迎你，还理他干什么？不去了！” 周恩来坦然一笑，把身体仰靠到座椅上，淡淡地关照一句：“你们不许乱议论，搞自由主义不好。” 他仍然坚持去看康生，好象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并且一句议论康生的话也没讲过。 就在这件事后的一个月，就是1972年的5月，周恩来也被查出患了膀胱癌。 康生的膀胱癌，对中央各首长的保健医生们或大或小都是个警惕的信号。因为膀肮癌比较特殊，如果肿瘤不是长在膀胱的进出口处，患者没有感觉，很难早期发现。所有保健工作人员，一般都要注意保健对象的饮食起居有何变化，捕捉可疑的蛛丝马迹。 由于膀胱癌早期患者无感觉，不会在饮食起居上发生变化，所以全靠化验数据来判断了。 按照保健工作的常规，对中央领导要每月化验一次便尿及痰。 1972年5月11日，我将总理的尿样通过护士交给了保健医生张佐良。他是总理的第三任保健医生。第一任是周尚珏，后来调到北京医院任内科主任，第二任叫卞志强，后任中日友好医院院长。张佐良是1965年8月调到周恩来身边工作，来了不到一年就赶上“文化大革命”；总理忙得不可开交，他也忙得废寝忘食。 尿样一拿到，张医生马上化验，发现了三四个红血球。据说男性老人，尿里有一两个红血球还算正常的，但三四个显然就多了。 也许是血管硬化或尿道畸形造成的？也许是膀胱结石，小便时滚动磨出了血？可万一是肿瘤…… 康生的例子摆在那里，不能大意。两天后，张医生慎重措词地对周恩来说：“总理，前两天化验尿样结果有些不正常。也许是尿道出现了畸形或结石，也许是泌尿系统血管硬化，也许有其他原因，有必要再查一次。因为前两天做的只是常规化验，没做细胞学检查，万一是长了什么东西……还是再化验一下保险。” “你呀，说了这半天都是废话。”周恩来豁达开朗地一笑：“说穿了，不就是怕长瘤么？明天留。” 第二次化验，在做常规化验的同时，赶紧做了细胞检查。检查结果请北京医院、协和医院、301医院和肿瘤医院的专家都看了，一致认为是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 知情者都惊呆了。似乎无法接受这一残酷的现实，又把样本拿到天津，拿到上海…… 5月18日，无情的结论终于完全确定下来：是膀胱癌。 于是，“总理医疗小组”成立了，由吴阶平任组长。遵循中国的俗例，所有人都统一口径。保健医生可以比专家小组多讲几句，但也不能离谱，这其实只是瞒自己。总理从一开始治疗就知道自己是膀胱癌，“只不过是个拖时间问题”，为了体谅大家的苦心，他也从不点破。医者和患者就这么心照不宣地留给对方一个朦胧的安慰。 总理心中有数，不仅在于有医疗方面的基本知识，更在于他长期以来对生病干部的关心而积累的经验和常识。在职在位的中央领导患病后，医疗小组的成立和对小组的领导过问，基本都是总理担负起责任。就是被打倒或靠边站的干部，也莫不如此。不管是陶铸的胰腺癌还是陈毅的肠癌或是彭德怀的治疗与手术，总理都是亲自过问，亲自指定安排医疗和手术人员，亲自听取医疗汇报。这些老同志无疑都是受到了严重政治迫害以及人身摧残，但要说医疗和手术有什么“故意拖延和破坏”，这是不恰当的。我们亲眼目睹了总理那个操心尽力，确实敢向死者亲属及全国人民证明，总理的一片真诚可对天地，可昭日月！他对国际友人也是一片爱心，胡志明、阮良明、霍查、斯诺……都是他亲自过问医疗组的工作。 1965年底，总理曾给我们讲了件事。说陶铸病了，怀疑是癌。大家都瞒着陶铸，只有贺老总听说以后，马上去看陶铸，见面就说：“听说你得了癌症？”陶铸正搞不清自己的病，听贺龙一说就愣住了。贺老总又说：“你听我一句。如果最后确诊不是癌，那就赶紧去休息疗养一下，别把身体全拖垮了，这可是革命的本钱。如果确诊是癌，我劝你别在这里躺着了。日子不多了，得抓紧时间多于些工作啊……” 贺龙对待生命、疾病、工作三者关系的态度，无疑是有启发的。本来就被公认为“世界上最忙的一个人”的周恩来，开始了“抓紧时间多干些工作”的最后努力。 这种努力在发现尿中红血球增多到确诊为癌症的一星期里就开始了。保健医生很负责任，每天查红血球，曲线没有下降的趋势。医生劝周恩来借此休息一下，做全面体检；我们劝他借此出去疗养一段，调理一下身体和精神。 周恩来不干。他望着医生时，目光阴郁、镇定，带着沉思和一种淡淡的哀凉，低声恳求：“你们先不要忙，先让我忙过这一段。再说，查出癌症又有什么办法？我这么大岁数了，能多忙几天，多处理几件事就可以了。” 总理的这个态度并不只是一贯忘我工作精神的必然，也不只是受贺老总那套“理论”的启示，这里还有形势和历史的要求。为了努力减轻和消除“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种种混乱及恶果，他必须抓住林彪叛国事件后历史出现的转机。这种机会稍纵即逝，若不及时抓紧，又不知要付出多久时间多大代价才能再得一次这样的转机。他必须借此举起批判极左思潮的旗帜，尽可能使党和国家从危难困窘中摆脱出来。 许多人，甚至曾经在总理身边工作人员中的部分同志，在过去相当一段时间里喜欢说“四人帮”拖延干扰了对总理的治疗，使总理没有及时住院，没有及时手术，没有及时…… 作为仇恨的情绪可以理解，在政治斗争中为了进一步激起民众对“四人帮”的愤恨而这样讲也无可非议。但从历史角度来看，这种说法站不住脚。“四人帮”再坏也没有这么大本事。比如在筹备召开四届人大的过程中，周恩来抱病飞赴长沙，向毛泽东汇报人事安排等问题。临行前，医务人员发现他的大便有潜血，需要立即进行检查治疗。之所以没有“立即检查治疗”，并非“四人帮”故意拖延．“谋害总理”，而是叶剑英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为了在筹备召开四届人大的关键时刻不让“四人帮”趁机抓权而表示“现在不能提及此事”，“并反复叮嘱医务人员要想尽一切办法无论如何也要保证周恩来安全回来”。总理对自己的病也始终是采取治疗要配合工作．以工作为主的态度。他对医务人员明确要求：“你们一定要把我的病情随时如实地告诉我，因为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个交代”。 就“四人帮”而言，如果总理放弃权力和工作，彻底去休养治病反而更符合他们的政治利益，是他们求之不得的。因为周恩来已成为他们谋取政府权力的“最大障碍”。在苏联，赫鲁晓夫等人即便没病也都曾以“健康原因”而被迫离开权力中心，周恩来虽然确实“重病缠身”，“四人帮”却无法以“健康原因”迫其离开，这是党心民心所向，也是直接取决于毛泽东和周恩来本人的态度。 早在1965年，发现周恩来患心脏病时，毛泽东即关心地请他“工作量减少一点，少看一点儿文件”。总理患癌症后，毛泽东又多次劝他“安心养病”，“节劳，不可大意”，并一而再地提议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就我所知的情况和现在所能看到的证明，首先提出请邓小平重新出山的，正是毛泽东本人，而不是其他人的“推荐”，也不是周恩来的推荐。尽管周思来希望邓小平出山，但这种敏感的重大人事决策，除了毛泽东，没有哪个敢首先提出。周恩来只是写信向毛泽东表示：“积极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同志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 周恩来在信中对自己病体的态度是；“我的身体情况比七月十七日见主席时好多了，只是弱了些，如果十二月能开人大，定能吃得消。” 我跟随总理去长沙，向主席汇报四届人大筹备情况时，毛泽东充分支持了周思来。在长沙住了5天，总理心情非常愉快，前面讲过，虽然一直便血，仍然为毛主席过了生日，干了一杯酒。后来才知道，毛主席在谈话中有三条重要内容。一是劝总理“安心养病”；二是再次肯定邓小平“人材难得，政治思想强”；三是批评“江青有野心”。 如果说“四人帮”恼怒周思来病重仍然不肯离开政治权力中心，采取了“既然你抓权不放，那就把事情推给你办”的态度，这还说得通。但是，在两大政治力量的较量和决战中，不能简单地把复杂的矛盾和斗争只说成“四人帮”“无端干扰”“拖延破坏”对周恩来的治疗工作。这种简单的说法不能反映总理坚持工作的忘我精神；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主动精神和为了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坚持斗争到最后一刻的顽强精神。 总理逝世前的奋斗与治疗过程，我觉得可分三个阶段。这是我为了叙述的方便，而不是什么自以为是的客观“标准”。 第一阶段是林彪叛逃事件后到1974年6月1日，总理不得不告别工作了25年的西花厅，住进305医院，并在当天作了第一次手术。 第二阶段是从1974年6月1日到1975年10月下旬，这是他在事实上担任总理职务的最后1年零5个月，把自己全部身心最后献给党、国家和人民的1年零5个月。 第三阶段从1975年10月下旬到1976年1月8日，这是他再也无法离开病床站起来的2个多月；这期间他不允许人再叫他总理。他这期间所能做的只是叮嘱后来人并与自己的癌痛作最后的斗争…… 确定总理患膀胱癌是1972年5月18日；实际患癌自然早于此。林彪事件对毛泽东的刺激是巨大的，对周恩来的刺激同样是巨大的。在他们以大政治家的沉着镇定面对现实，有条不紊地处理这一事件，稳定局势，安定人心之际，他们的身体和精神状态都起了微妙的变化。我猜测，在主席发生突然的休克时，总理膀胱里很可能已经有细胞发生了癌变。 向来谨慎小心的周恩来，在那段时间变得多疑；不仅是谨慎小心，甚至可以说是谨小慎微了。这方面连专机组的同志们也有了感觉。 林彪事件发生不到一个月，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访问我国。10月10日，总理陪他去南方参观访问。 以往专机起飞，由机长向总理报告航线、时间、天气、机况后，总理同机组同志们握握手，问候一声就放心地上飞机了。 这次不同。听完报告，他不放心地问：“飞机检查了吗？” “都检查过了。” “正常吗？” “正常。” “没发现问题？” “没问题，都正常。” “试飞过吗？” “试飞过。” “也检查也试飞过了？”总理反复叮问。 “我亲自检查试飞过了。”机长张瑞霭从1954年起就为总理飞专机，从未见过总理这样不放心。我自己跟随总理乘飞机，何止百次，空中遇险就有过七八次，更不曾见过他这样不放心。又问一句：“你们都是党员吗？”得到肯定的回答才登上飞机。 专机飞越长江时，张瑞霭报告说：“总理，要过长江了。” 总理一直在朝航线下方张望。以往遇险，都是我不放心，我紧张。我总想找机长去问个清楚，而总理都是一百二十个信任地稳坐不动。记得两年前总理跟叶帅去河内吊唁胡志明，专机升空不久就进入雷雨区，电光雷火映得天空一片红，飞机像燃烧的火团一般。我不安地想去前边提醒张瑞霭几句，总理马上挥手制止：“别去打搅人家，瑞霭他们会有办法的。” 这一次却颠倒了。飞得四平八稳，我一百二十个大放心，总理却狐疑地朝下方望个不止。 “是过长江吗？”总理朝下望，朝张瑞霭凝视：“我怎么没看见长江呢？” “那里，看到了吗？在那儿！”张瑞霭帮助总理找到下方宽阔的长江入海那一段，几个人都跟着说看到了。 “瑞霭呀，这是长江吗？”总理脸上的狐疑之色使我也疑惑了，该不是海湾或外国的什么河吧？总理的声音充满了不安：“我看不像呀！” “没错，总理，是长江。”张瑞霭忙拿出地图递给总理：“你对照一下，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一段……” 总理拿着地图，在张瑞霭的指点下，对照半天才多少放下心地点点头：“哦，是长江……” 常听医生讲，身体的变化会反映到精神上；精神的变化也会影响身体变化。我相信这个说法。 这件事发生不到半年，医生便在总理的尿中查到了癌细胞。这种发现若是在另外一个人身上，也许会带来沮丧；但是在总理身上，却像注入了一针兴奋剂，他以前所未有的忘我精神投入了工作中。 从1972年5月18日确诊癌症，到1974年6月1日住进305医院手术，周恩来是怎样完全忘我地拼命工作呢？ 1973年6月上旬的一天，周恩来已是30多个小时没合眼。究竟处理了多少文件，接待了多少人？恐怕秘书也算不清楚。 夜里一点多，似乎他老人家该歇口气了，秘书却看着手表提醒：“总理，还有14分钟。” “唔，你们做准备，我刮个胡子。”我看到周恩来往起站时，已经十分吃力，用双臂撑着才站起来；他的手抖颤不止，身体晃了晃才站稳，然后竭力用平时惯有的那种快步朝卫生间走去。 那时，总理查出癌细胞的情况还只限于很小范围的人知道，连我们身边工作人员多数也不清楚；只知道有病，不明确究竟是什么病？更不曾有“不治之症”的任何念头和预感。对于总理每天的活动安排，仍像过去几十年一样严密紧凑，以分秒来计算时间。 总理要刮胡子，说明又是外事活动。他注意仪表整洁，前面章节专文谈过，是几十年如一日，因为这是代表着中国人的脸孔和精神状态。以往修面，或者是请北京饭店的理发师朱师傅，或者是他自己用安全刀片刮脸。进入七十年代后，总理由于手越来越抖的厉害，不大用刀片了，多用电动刮胡子刀。我见时间所剩不多，看来总理又顾不上吃饭了，便去给负责招待工作的李维信打电话。 以往，总理一旦顾不上吃饭，我们就给李维信打电话，请他准备一杯玉米面糊糊或是几个素馅包子，拿在路上吃。这次考虑总理的身体状况，30多小时没休息，胃口肯定不好。我就请李维信准备一碗素汤面。估计汤汤水水的吃着可以舒服些。 给李维信打完电话；接着又调车。到办公室请总理出发时，屋里屋外正在乱纷纷找人：“总理呢？谁见总理了？” 总理“失踪”了！正有些慌乱，忽然有人说：“哎呀，总理不是说要刮胡子吗？” 总理要是用电动刮胡子刀，不会耽误这么久，因为他常是拿着刀上车，在车上顺便就刮了胡子。想到总理的胡子又多又硬，稍长点电动剃须刀就刮不动丁，我就忙朝卫生间找。他也许见电动剃须刀刮不动又用了安全刀片呢…… 我在前面走，后面跟了几个人。进门的一刹那，所有人都怔住了；不会说，不会动，甚至停止了呼吸。唉，我们的总理哟！他垂落的左手下，有一条面巾；他微屈的右臂，手里仍虚握着沾有肥皂沫和胡子茬的刮脸刀，他就歪在镜子前边睡着了！他英俊的面孔曾使所有的中国人为之骄傲，现在却变得那么瘦削灰黄；他的眉毛依然威武，双唇仍然露出善良和慈爱，可是他的眼窝却是深深地，深深地沉陷下去…… 我们面面相觑，用颤抖的目光互相提醒：别出声，也不要动，让总理睡几分钟，哪怕是多睡几秒……可是，心血翻呀翻，翻上了壅塞的喉咙。有人用手捂住了脸，有人不停地朝上眨眼睛；我们只能让泪水在眼圈里悄悄地转，让泪水往心里默默地流。 就这么一屋子人静悄悄地停滞了那么片刻，周恩来双肩一颤，腿失去支撑地猛然一弯，我忙抢上一步扶住他不要摔倒。 “哎呀，”周恩来一声轻唤，掀起了眼皮。他与其说看到一屋子人不如说感觉到一屋子人，一边用毛巾擦去脸上的肥皂，用力揉着双眼，一边喃喃：“糟糕，我怎么睡着了呢……”他看一眼表，匆匆向外走：“迟到了，迟到了，这次怪我。” “总理！”我们小声叫着追上去，又不敢追到他面前，尾巴一样跟在他身后。 因为我们在流泪…… 来到新6所，韩念龙等同志已经等侯在那里，迎上总理汇报情况。这时，周恩来用力揉搓一下脸，灰黄的脸孔便奇迹般地恢复了片刻青春的红晕和光彩。我早就发现了这个秘密：只有工作能够使总理显出年轻。 李维信轻轻走到周恩来身边：“总理，吃碗面条吧？已经给您准备好了。” “不吃了。”总理声音沉重地说，带着叹息一般的疲倦。他那威武的眉毛耸了耸。小声说：“你帮我想想法子，看能不能买两块咖啡糖？” “是，总理。”李维信匆匆走开，工夫不大便取来两块咖啡糖。 总理剥糖纸时，我清楚地看到总理的手指抖得厉害，差点把糖掉地。我要帮忙时，他终于剥下糖纸，把糖放进嘴里。我清楚地看到韩念龙在对面嘴角一阵抽搐，眼圈刷地红了，流水也似地扭开了头。 我也低下了头，伯总理看到我夺眶而出的泪水。我知道总理从来不曾吃什么糖块．这次连吃两块，是因为咖啡可以提神。 会谈开始了，是与越南总理范文同谈。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和范文同总理从1973年6月4日开始访问我国，一边要援助一边闹矛盾；我们一边不借作出最大的民族牺牲支援他们的抗美救国战争，一边还得听他们的抱怨。这就是胡志明逝世后的中越关系现状。外电当时评论说，黎笋是“亲苏派”。 会谈中，越方不停地提条件，刚达成一致，他们又出尔反尔地加码，好象我们援助他们不但要无条件，而且应该是无限制地满足一切。 会谈十分艰难。周恩来不停地喝茶，但他越来越掩饰不住耗尽血汗之后的极度疲惫，借李维信上水的机会，他小声吩咐：“给我送条湿毛巾。” 女服务员很快就用托盘送来了湿毛巾。周恩来拿过毛巾，轻轻抖开，垫在右手上，用力擦脸，在额头和眼窝的部位反复擦拭按摩，然后放回托盘上，哑声说：“谢谢。” 女服务员的目光从周恩来的脸孔上一掠而过，她不敢多看。周恩来刚刚擦拭过的脸孔又恢复了光彩，但那湿漉漉的光彩有多少是水，又有多少是汗？当他用力按摩额头时，他是怎样艰难地从全身每一个细胞里挤压搜索聚集残剩的最后一些血液和热力啊1女服务员嘴角一抿，迅速垂下眼帘退出来，她是在强忍住自己的泪水。 不到10分钟，周恩来又用眼色讨毛巾。他常常用眼色指挥调动工作人员，早已形成默契。女服务员再次上毛巾时，他小声请求：“要热的，热一点。” 第三次上来了热毛巾。周恩来一边倾听范文同的喋喋不休，一边将热毛巾用力按在额头上，片刻，迅速而有力地在脸上搓几下，将毛巾还给服务员，小声嘱咐：“再热些，要烫的。” 女服务员退下不远，便听到了周恩来的声音。他与范文同会谈的声音始终那么清朗流利，句句反应敏捷，字字切中问题实质。 可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越来越不安，心里抱怨范文同没完没了，不看看我们的总理累成了什么样子？但凡有点精神，何至于10分钟一次热毛巾擦脸？但我们不能议论，只是互相传递忧虑不安的目光。偏偏这时，女服务员过来了，向李维信小声报告：“总理要烫毛巾……” 李维信牙齿咬一咬下唇，山东大汉那种铜钟般的嗓门竟变得像姑娘的声音一样温柔：“那就用，用开水……用开水涮毛巾……啊？” 女服务员始终不曾抬头，望着自己的鞋尖喃喃；“再、再找一个人上毛巾吧。” “怎么了？” “我，我受不了了……”女服务员哭了。四周围顿时响起一片唏嘘声。 李维信抽响鼻子，用力眨着泛红的两眼，驱散泪水，喉结滚动着，终于喘上一口气，用一种鼻音喃喃的极温和极富感情的口气说：“再说，再说我打你……快去吧。” 服务室里，两名女服务员用滚开的水为周恩来涮毛巾，腾腾的蒸汽凝聚在睫毛上，眼圈里又有珠泪，端了毛巾望会议室，灯光下便显得五彩斑澜。周恩来在倾听范文同讲话时，将热气逼人的毛巾抖开，灼自己的额头、眼窝、脸颊、脖颈……放下毛巾后，便又开始回答问题，解释情况，阐明道理。 会谈从夜里2点一直进行到旭日东升。其间，每隔10分钟便由服务员送上一次开水涮过的毛巾，这是当时在场十几位同志看着表掌握，亲眼目睹，可以完全作证的一次工作场面。 “好了，不要涮了。”李维信朝服务室里吩咐：“总理马上要走，你们……怎么了，你们，怎么了？” 两位女服务员没有像往常那样丢下手里的活儿，追出去送周总理离开。她们俩丢下毛巾，放下开水瓶，面对面垂了头站立，各自捧了双手怔怔地出神。 “什么毛病，你们这是……”李维信走近两步，突然住了嘴。两位少女笋一般嫩的手，如今红得像他家乡出产的那种小水萝卜，手指和掌缘烫起一串晶明透亮的小水泡，并且闪闪地泛出光来。 “哎呀，烫这么多泡，”李维信皱一皱眉，他不善于跟女孩子讲什么体贴话，有些结巴：“你，你们辛苦了，也，也是为工作么……” 两位女服务员仍然是一动不动地捧着手，手在颤，眼角在颤，嘴唇也在颤。 “总理……” 一声哀哀地轻唤，两名女服务员压抑已久的哭声便挣脱喉咙的束缚，一下子灌满服务室，传入空荡荡的会议室，久久不息地回荡着。于是，李维信这位170斤重的山东汉子也垂下头哭了，在场的人没有一个不是泪流满面…… 6月12日，中越联合公报发表。 越南党政代表团走后，总理的工作情况被毛泽东得知。6月20日，邓大姐向我们全体工作人员传达了那条“最高指示”： 请恩来同志节劳，不可大意； 周恩来是怎样“节劳”的呢？那情景写三本书也写不完。从总理的工作日历和我们的日记就可以看出基本情况。 从1974年1月1日到6月1日，这住院前夕的5个月，除了到医院检查病情和治疗外，他总共抱病工作139天。这139天中，工作达18小时以上的有130天2剩余的9天无一不超过10小时以上。 如果以小时论，总理抱病工作的5个月，比实行8小时工作制的一般干部工人在一年里的全部工作时间还要长。 正是这个原因，我们的日记不能以大自然的一天记，只能以“周恩来的一天”记。 周恩来的一天有多长？说不准。随便举他住院前的3个例子：1974年2月9日凌晨4点至2月12日凌晨4点三刻： ……到了11日夜，他还是不能休息，晚上又安排了几个会。第二个会议开始时，他终于累得犯了病，就站起来用椅背顶住腹部继续听汇报。大家不知道他已连续工作近50小时，请他坐下听。他低声说：“我不能坐，一坐下就会睡着……”1974年3月6日下午3点至1974年3月7日中午12点半： ……他工作12小时后，发生缺氧病状，体力实在支撑不住了，躺到床上吸氧，边吸氧边批看文件达9个半小时……1974年5月6日下午4点至8日凌晨4点半： 他连续工作18小时后，刚睡下40分钟就被叫到钓鱼台……以后又工作10多个小时，一直到8日凌晨4点半。 他又出现严重的缺氧病状，这已经是第4次了…… 周恩来的一生可以说都是在这种连续的大工作量中度过，本不足为奇。但是1974年这5个月不同，他的病情已相当严重，每日大量便血，多的时候能达到上百cc，就像直接便血水似的，看着惊心动魄，忍不住泪。他以古稀之年就是这样一边输血吸氧一边便血坚持着健康人无法负担的工作量。当时卫士和医务人员累病三四个，都是比他年轻二三十岁的健康同志，又是轮班跟随他他怎么能不累倒呢？ 从这个意义上讲，总理确实是累死的。 总理也曾讲过伤感的话，我听到过3次： 他曾望着整日辛劳的花工老周师傅，用一种苦涩的声音感叹：“唉，咱们西花厅就是我们两个姓周的人最辛苦了……” 他曾坐在马桶上批阅文电急件，一小时完不了，终于叹口气说：“我成了一个语文教员，天天在那里改卷子……” 有一次开会后，坐车回西花厅。车停好后，他几次动不了身，钻不出车，内我们把他扶出车。下车离办公室只有30几米的路，他自己都走不了，需要我们架着他走。 “我太疲乏，”总理歉意地望望我们，身体虚软地下坠着，我们不得不尽力架住他。他脸上掠过一丝凄凉的笑：“让我喘息一下……” “总理！”我轻轻叫一声，赶紧扭开脸。我实在无法忍住流淌的泪。记得每位新到总理身边工作的同志，都要听到邓大姐——声：嘱咐：“总理走路很快，你们要跟紧，不要跟丢了。” 那个走路生风，行动敏捷洒脱的总理哪里去了？现在他已经无法独自走完30米…… “好了，我们走。”总理喘息片刻之后，小声吩咐。我们架着他进屋，要扶他去卧室，他坠着身体不肯去，气虚地说：“到办公室，去办公室。” 我不再掩饰泪水，两眼湿漉漉地望着总理灰白色的脸孔哭道：“总理，求求你了，休息休息吧，恢复一下体力……” “你叫我什么？总理。”我们那亲敬可爱的好总理，他一句一喘地望着我说：“总理、总理。我是这个国家我是全体人民的总理啊，现在国家这个样子我不管谁管？我怎么休息得了啊……” 就这样，我们把总理架到了办公桌前。他两手抖抖地拿起办公袖套，我们忙帮他套好，然后扶他在办公椅上坐下来…… 总理这样拼命操劳，首先是为了维护国家使之免遭覆灭；同时为了不使领导权落入江青一伙人手中，为了遏止来势凶猛的“批林批孔”运动不要再度演变成“文化大革命”初期那样动乱不堪的局面。 从1973年冬开始，由于大量便血，总理每半月或一月就要接受一次输血。有一天下午6点多钟，王洪文让秘书来电话说，晚上要开政治局会，要总理确定时间，“以便江青同志那里好安排其他事情”。当时总理正在输血，电话是秘书纪东同志接的，他说：“总理正在治疗，可否半个小时后再商量？” 片刻，那边请示了王洪文，回答说：“必须立刻定下来。” 连毛主席找总理还要问问总理是否休息？如果休息就过两个小时再找。可是这些“得志便猖狂”的“爆发户”，就是这样狂妄不可一世。我们只好悲愤地看着医护人员为总理拔下了输血的针头…… 到1974年的5月底，周恩来身体已经极度虚弱，随时可能发生休克。在办公桌前只要一坐就站不起身了，非有人搀扶不可。 但他仍然坚持按原定计划于5月29日与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举行正式会谈，讨论两国建交问题。当时医务人员就守候在门外，随时准备抢救。31日，他又同拉扎克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了中马建交公报。人们见到的周恩来仍然是那么安详稳重，从容不迫。可谁能知道，他是接受输血后才进行了这次重大活动。 签字后，总理向秘书口授了“6月1日后对送批文件的处理意见”，将各项工作都责任到位地作了具体安排。 1974年6月1日，周恩来把桌上所有文件都清理完毕，交待清楚，然后在我们的搀扶下立起身，摘下了套在小臂上的蓝布工作袖套。这两头缝有松紧带的袖套曾伴他度过无数不眠之夜，批阅过多少文件，已经深有感情。我见他把袖套放在桌面上，再用手轻轻地，轻轻地抚平，小心翼翼叠整齐，目头在上边停留几秒，眼圈忽然一红，胸脯猛地起伏一下，将头迅速扭向了一边。 于是，我们都伤心地低下了头。 周恩来离开了那把坐了20多年的办公椅，我们追随着左右扶持；他在屋中站住脚，环顾一圈，默默地向这里的一切告别。他的目光在办公用具上留恋地往返，终于转向墙壁上的图表，目光忽然闪烁一下，随即又黯淡下来。我随他的目光望去，心战栗着抽缩起来。 我看到了那张食管癌高发区发病分布图。 于是，一种难忍的痛楚从我心头绞出一滴滴的泪珠，盈满眼眶，朦胧了我的视线。多少往事闪烁着从那膘陇中浮出…… “李冰，李冰同志来了没有？”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一个会议厅的主席台上朗声问。 “来了。”前排站起一位朴素端庄的女同志。她是日坛医院的负责人。 “李冰同志，你们日坛医院那么多病人，你长期搞肿瘤防治，找没找出原因？” 也许是太激动了，也许是这个问题很复杂，不是几句话能讲清的，李冰张一张嘴，声音有些犹豫：“这里原因很多……”但她心情是激动的，脸上泛出红光。 “癌症不是地方病，而是一种常见病。”周恩来脸上是那种既亲切又严肃的微笑，做了一个摆手动作：“不单是林县食管癌多，西北也多。你说肿瘤的原因很多，要找出主要矛盾来嘛。” 李冰激动地点点头。 “吴桓兴，”周恩来又点日坛医院的另一位负责人，“你这辈子找不出肿瘤的原因来？要树雄心，立壮志，在这一生中攻克癌症么。我看，你们还是到下边去调查好……” 于是，医学科学院的科研人员下到河南林县走村串户调查食管癌的发病情况，后来又查遍太行山周围。181个县，那张食管癌高发区发病分布图就是这次调查研究的成果之一。然而谁又料想到，事隔不到一年，癌症竞侵害到总理自己身上。 现在，他也不得不离开他工作25年的西花厅，离开他的办公室了…… 应该说，总理的膀胱癌发现还是比较早。听医生讲(也许是为了安慰我们这些总理的身边人)，这个病重要的是必须治疗及时。又听说这种癌是在膀胱上鼓起个小包，一般不流血，但总理的有些特殊，鼓起小包就流血了，小便一有血就知道出来鼓包了。我不是医生，说不出那些科学词，我只能用这种老百姓的话来讲。出来鼓包就要做手术的，用什么仪器从尿道探入膀胱，一烧就把那个鼓包烧掉了。不需要动刀子。 那时每天给总理化验尿，见有血就要动手术，用那种仪器去烧膀肮上的鼓包。按规律差不多是3个月作一次手术。可是周恩来外事活动太多，又要总理天下大事，总是一拖再拖，医生专家真是尽了一切努力，挡不住他老人家肩上的担子压得太多大重啊。这一拖，本来很好做的烧一下就行的手术，现在非得动刀不可了。说实话，我当时丝毫没想到这已是不治之症，拖不了很久，我只是难过地想：唉，这一动刀，可就要伤身伤元气了！ 位于文津街的解放军305医院，病房大楼底层有两套宽敞的病房。一套是为毛泽东准备的，他没有住。另一套住进了人，就是我跟随已久的周恩来。 1974年6月1日，总理住进医院就作了第一次手术。时间对他老人家就是这么宝贵，不能像一般住院者那样先在病房里观察检查一下，身体状况好时才动手术。 这次手术进行得非常顺利，医生们出了手术室都面带轻松喜色，都说作得好。医生们的信心也给了我们信心和喜悦。都以为经过一段休息，总理又可以恢复如初，还是我们所熟悉的健康、机敏、潇洒的总理。我甚至想到了在重庆那次总理的住院手术，想到他提前出院为父守灵…… 但是这次完全不同了。还不曾出院，到8月间病情就又出现了反复，不得不进行第二次手术。 中国的老百姓已经习惯了从报纸、电台、电视里天天看到总理的活动，都爱说“总理和我们在一起”。如今突然失去消息，不用多，一周就会引起思想混乱和情绪波动。于是，中央决定将周恩来住院的消息在报纸上披露出来。 于是，阴影笼罩了全国人民的心头。 生活中有这样一种现象或是规律；当人们所热爱的人遇到不幸时，人们对他的爱会十倍地进发出来；当人们仇恨某个人又无法完全彻底地表达这种愤怒与仇恨时，就会转而以百倍的热烈去表示对自己所热爱的人的强烈感情。 1974年9月30日晚，做过第二次大手术的周恩来，以国务院总理的身份抱病举行盛大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5周年。记得我们跟随总理来到大会堂时，所有工作人员都激动万分，热泪流淌。当总理步入宴会大厅时，大厅顿时沸腾起来，出现了从未有过的震撼人心的热烈场面。掌声轰鸣，如雷吼潮涌，经久不息。坐在前面的中外来宾一拥而上，紧紧地围簇在总理身边，争相向他问候致意。四周围一片轰响，听不清问候什么，但那一双双泪花迷离的眼睛，争相朝总理伸出的手臂和无数欢呼的嘴巴，张大着连成一气，宛然是流动的汪洋。坐在后面的同志纷纷站上椅子，高高举着双手鼓掌，向总理遥望祝愿。总理只讲了几分钟的祝酒词，却被暴风雨般的狂烈的掌声打断十多次！我长期压抑的心情在这一晚上获得了解放，流下的不再是悲伤怨懑的泪，而是激动喜悦的泪。我明白，这种热烈不仅来自对总理最深挚的爱，而且来自对“中央文革”那帮人的愤恨和对现行政策的强烈不满。 人心思定，人民希望改善生活，人民需要总理这样为人民办实事的领导，人民渴望友爱祥和，民富国强！ 所以后来粉碎“四人帮”时，我说不要讲这是某些人的胜利。这其实是人民的选择。 所以后来邓小平出山，我也说这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 生活使我懂得了人民“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的道理。 总理住院后，一天也没停止工作。他在医院里的工作日历和我们的日记，都可证明以下几个数字： 住院后，总理从1974年6月1日始，动手术14次；大手术6次，小手术8次，平均每40天要动一次手术。 同人谈话233次。其中，同中央领导谈话161次，同各地区及部门负责人谈话55次，同我们身边工作人员谈话17次。 会见外宾63次。 召开及参加会议40余次。其中，在医院召开会议20余次，离开医院开会20次。 1974年的国庆节后，有两件大事费了总理大心血。 国庆招待会上所显示的民心、党心、军心所向，令“四人帮”揣揣不安。而这时，毛泽东提出了筹备四届人大，酝酿国家机构人事安排的意见，并亲自提议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毛泽东在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时，借重的主要是“中央文革”一班人马，但他心里明白，这些人“打家劫舍”可以，“放火烧人”可以，但是无德无才无资历，不懂“设计”，不会建设也不肯任劳任怨去干实事。这些人“破坏有余，建设没有”，真是天怒人怨，若用来当继承人，无疑是一班掘墓者。毛泽东需要的是一个抗衡两霸，延续并富强共和国的能力极强又经验丰富的人；刘少奇已经打倒并去世，周恩来身患绝症不久人世，他在莫斯科所讲的三位接班人，只剩了邓小平。纵观全国再没有比邓小平更好更出色的继承人。尽管他未必相信邓小平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坚持无产阶级继续革命”方面能心口一致地向自己靠拢，但他还是决定给邓小平一个机会。这是他身处矛盾所不得不作出的选择。 如果说周恩来反“四人帮”还要照顾主席的面子，讲节制、调和、含蓄、耐心，给他们一条活路，那么邓小平却是咄咄逼人的抗衡者和战斗者，只认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不给面子不搞调和。“四人帮”意识到有邓小平就没有他们的“活路”，反邓自然也不会像反周那么含蓄、节制。 1974年10月17日，江青利用“风庆轮问题”带头发难，大闹政治局，围攻邓小平。邓小平毫不“含蓄”，毫不“耐心”，毫不“节制”，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地顶了他们一伙。由于邓小平恢复工作不久，搞“文化大革命”搞乱了干部队伍也搞乱了思想，他要想顶住“四人帮”等人，非有周恩来的支持不可。 在这关键时刻，周恩来坚决支持了邓小平，向邓小平了解情况后，把当时担任毛泽东联络员的同志找到医院，向她们明确指出：“风庆轮事件”并不像江青他们所说的那样，恰恰是他们预先策划好了要整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已经忍耐很久了。最后，以他一贯的节制、耐心、讲求团结的作风表示：“还要继续做工作，慢慢解决这一问题。” 江青一伙派王洪文赶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说周恩来“虽然有重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那儿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 10月20日，毛泽东对汇报上来的两种意见表了态：“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主持安排”，再次“提议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毛主席讲话后，总理在10多天的时间里，分别与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王洪文、江青5个人谈话，又约政治局成员分三批开会，医院成了毫不弱于过去6个办公室的第7个办公室。到12月，更是昼夜工作，完成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包括政府工作报告的审定和最关键的人事安排问题。 最后决策还得毛泽东说了算。毛泽东晚年重病缠身，深居简出，对情况的了解全靠身边人的反映和报告，这就不可避免地要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判断和决策上的失误。总理和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谈话时，都有一种共识：必须由总理当面向主席汇报，把问题讲清、讲准、讲透，这样才能得到毛泽东的支持。 1974年12月23日，我们跟随总理飞赴长沙向毛泽东汇报。临行前，医院发现总理大便里有潜血，必须立刻进行检查治疗。后来事实证明，这确实是必须马上治疗的肿瘤，长在靠近肝部的大肠内。 然而，四届人大定于1975年1月13日召开，所剩时间只有20天，必须马上向毛泽东汇报，这样才能把关系到国家和人民命运的四届人大会议顺利如期开好。 两个“必须”选哪个？当然是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 叶帅亲自同我们有关几个人谈话。医生反映病情，叶帅沉重痛苦地说：“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现在不能提及此事”。这个“事”就是指给总理作胃肠镜检查，以便及时找到出血的肿瘤，尽快切除。 叶帅下这个决心确实痛苦，他两眼潮湿地命令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无论如何也要保证总理安全回来。”并且确定说：“卫士长作这次护送的总领队。” 出发前，我们研究了各种防范措施。我作总领队，同行还有卫士高振普和一个医疗小组，小组成员包括心血管病专家方圻，泌尿科专家吴德诚，总理保健医生张佐良和护士徐奉生。大家都高度重视这次任务，决心保证总理安全回北京。 12月23日中午，我们来到西郊机场。总理原计划与王洪文同机飞赴长沙，可是我们到了机场，王洪文还没到。当时我就火了。王洪文是个小年轻，本该他提前到机场等总理，现在却让总理以古稀之年，重病之身，冰天雪地在机场等他？岂有此理：万一出了事谁负得起责？ 我给王洪文那边挂电话，原来他是睡过了头，还没起床。这是决不能等的了。我就含糊对总理说：“王洪文坐另一架飞机走。” 这样，总理不再等，由我们护送上飞机，于下午2点左右到达长沙。 一下飞机，总理就问前来迎接的干部：“王洪文到了吗？” “在北京，还没起飞。”这位干部回答。 “他睡觉睡过了时间。”我到这时才说明。 王洪文下午5点多才到长沙，晚7点半左右，总理和他一同去见主席。那时王洪文是党的副主席，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左手指的那一排“煽风点火”者，如今王洪文是代表；右手指的那一排“救人于水火”者，总理是代表，两派政治力量的代表同时去向主席汇报。我那时感到，毛泽东一再呼吁“联合”，“团结”，就是想让这两派力量团结，但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我们守候在门口休息室，两个多小时，谈话就结束了；总理一身轻松，毫不显累，脸上挂着微笑。王洪文对总理也表现出客气、尊重和礼让。于是，我知道这次谈话是顺利的了。 总理照主席的意思，在长沙逗留了5天，前面讲过，12月26日那天，总理还请我们陪送人员及军区、省上的几位负责同志吃饭，当然是他自己掏钱请客，为主席祝贺生日。第二天，我们就护送总理安全回到北京。 1975年1月13日，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这是他最后一次作政府工作报告，并且由此开始了一系列的“最后一次”。我在后面将一一讲到这些“最后一次”。 总理在报告中，曾有一段话提高了声音，这段话是：“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我始终认为，这是总理生前留给全国人民的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政治遗言。 四届人大开过之后，总理病情急剧恶化，经肠胃镜检查，接近肝部位的大肠内有一肿瘤，3月底作了第3次大手术。 包扎刀口时，躺在手术床上的周恩来缓缓睁开了眼。他黯然的目光透出若有所求的神色，嘴角牵动几下。 医务人员忙把头俯下去：“疼？” 总理闭上眼，表示否定，旋即又睁开。嘴唇开始翕动。医务人员忙把耳朵贴近那张失去血色的嘴。 “叫……叫李冰来。” 刚出手术室的李冰同志听到召唤，忙回到手术床旁，朝总理俯下身去。 “李冰，”总理讷女娲着叫。 “嗯。”李冰应一声，把耳朵贴过去。她感觉到总理呼出的热气和艰难吐字的声波： “云南，锡矿工人，肺癌发病情况，你，知道不知道？” “知道。” “你们，要去解决……这个问题。马上……去。”讲完这句话，总理鼻凹处已经沁出汗来。李冰眼圈红了，用力点点头，哑声说：“我就去，请总理别说话了，千万要好好休息。” 她不敢多停，匆匆退出手术室。刚出门，猛地一把捂住嘴，泪水立刻像小河一样淌下来。 这次手术后，总理明白自己的时间确实不多了，第二天就开始工作。让我和小高为他念一些国际简报、国内动态、大参考和参考资料。有时邓大姐来了，就由邓大姐为他念。周恩来组织纪律观念极强，文件发到哪一级就是哪一级，不该别人看的绝不扩散一点，对邓大姐也不例外。邓大姐带来的如果是密封件，就当着他的面帮他剪开，交给他自己看。 刚能下地，周思来又开始夜以继日工作。从3月到9月，他与各方面人士谈话102次，会见外宾34次，在医院召开会议3次，离开医院外出开会7次，外出看人4次。这种活动一直延续到10月，手术后终于卧床不起为止。 1975年4月3日，总理在切除肠部肿瘤之后，尚不能下床，由于突尼斯总理努伊拉再三恳求，周总理躺在病床上会见了他。 1975年9月7日，总理不顾病情的严重，坚持会见了由维尔德茨率领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这是总理一生中难以计数地会见外宾的最后一次。 会见中，总理坦率地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现在，副总理(邓小平)已经全面负起责任来了。” 1975年5月3日，周恩来抱病参加了毛泽东召集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批评了江青等人搞“四人帮”的问题。他用湖南话大骂：“江青混蛋！”由于久病口齿不清，又是湖南腔，毛泽东讲话须有人翻译。翻译委婉地解释这句话，毛泽东发脾气，让原话照译。翻译只好重复一句：“江青混蛋”。这声骂，江青、张春桥没变色，王洪文和姚文元却吓得脸色苍白。毛泽东决定：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主持批评“四人帮”的会议。从而为各项工作的整顿创造了条件。 这是总理最后一次参加政治局会议。 1975年6月9日，总理吩咐我理发修面，要去参加贺龙元帅的骨灰安放仪式。我和医务人员都竭力劝阻，总理不听，坚持要去。我见总理着急生气了，只好妥协。 在医院，总理不断见客会外宾，所以我们为他弄了一个理发椅子，修面很方便。 那天，理发修面后，总理和邓大姐驱车来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我们打开车门，扶总理下车，他先缓步走向摆着签到簿的桌子。 总理这一生，最宝贵的是崇高的个人品质，努力追求毫无瑕疵的历史。无论走到哪里他都竭力保持着自己的固有形象。他的身体和精神都已衰弱到极点，可是一旦面对外人的注目，他便坚持不要我们扶；他无法神采奕奕，步履洋溢出潇洒和矫健，但他竭力庄重从容，让步子迈稳，让身体平衡；步履缓慢又要保持连续性。他的衣服像往常一样笔挺，容不得一丝皱褶和污垢；他的头发一丝不乱，威武的浓眉下，两眼依然是熠熠放光，像火一样温暖人，鼓舞人。难怪一些外国友人说他“本身就是一股暖流，一束光亮”。 周恩来拿起笔签到时，手剧烈地颤抖，笔尖是跳动着向纸面贴近。我们都屏了一口气在心里帮他使劲，这小小的签名也成为一场较量，是对战友的思念哀悼之情与恶疾的一场较量。他终于将精灵一样颤抖跳跃的笔尖按在纸面上，吃力又是坚持不懈地移动，写下了：周——恩——来。 他抿紧的嘴唇略一松弛，便吁出一口气。于是，我们这些陪护人员也松口气，身上已是汗津津。 签过到，周恩来在有关人员引导下朝休息室走去，进门就大声呼唤：“薛明，薛明同志！” 周思来近半年来，还不曾有这样响亮的声音。贺龙的遗孀薛明，闻声抬头，叫一声“总理！”立刻奔过来，满脸是泪。 周恩来的激动是显而易见的。他张开双臂，一下子拥护住薛明，身体由于虚弱而摇晃，由于悲励而颤抖。 “薛明啊，”周恩来哀声哽噎，“我没有把他保护好啊……” 说着，周恩来泪如泉涌。他此刻的心情我是理解的。作为总理，他与陈毅、贺龙两位副总理的私下交往较多，常一起逛街、一起扫马路、一起看演出。保护陈毅，他可以问心无愧，保护贺龙，他确实没做好。由于林彪坚持打倒贺龙，毛泽东听了吴法宪等人的多次诬告，心生疑惑，周恩来服从了上面的意志，贺龙毕竞是从总理家中被带走的，何况总理也未能兑现他的许诺，“半年后我再接你回来”。 四周人并不完全理解总理的心情，只是陷于劫后余生者对逝去者的悲恸之中。总理泪水涌流，四周围哭声立刻响成一片。 贺龙的女儿贺晓明紧握住总理的手说：“周伯伯，您要保重身体，要保重身体啊！” 周恩来泪花闪烁地注视她，片刻，声音颤抖地说：“我的时间也不长了。” 这令人心碎的叹息，又一次引来悲声四起。这不仅是为总理悲哀，也是为国家担忧。 周恩来亲自为贺龙致悼词。在为贺龙同志三鞠躬时，总理泪水哗哗地淌，一连鞠躬7次，以表示深切的哀悼和“没有保护好他”的愧疚之情。 这是周恩来有生之年最后一次参加追悼会。 1975年7月1日，周恩来由李先念、乔冠华陪同会见泰国总理克立、巴莫，各自代表本国签署了中泰两国建交公报。 当时，我们陪护人员都明白这种机会不多了，嘀咕着想趁摄影记者还在的工夫，跟总理合个影。我们的嘀咕被总理听到了，他笑着说：“好吧，我们大家一起照张相。” 小高他们赴紧出去叫住摄影师，摄影师在大厅一侧选了地点，所有在场的人都参加了，李先念和乔冠华也站到了第一排，等大家都排好以后，我也帮总理换好了衣服，是他以往夏季常穿的那身灰色中山装。 两名护士搀扶总理来到大厅，站在前排中央。了解总理病情的人心情都很复杂，说不清是喜是悲？ 摄影师认真调好焦距和光圈，连按几下快门。拍摄完毕时，总理忽然望住我们笑了笑，说：“照可以照，但将来可不要在我的脸上画××。” 一句话说得我们都没了笑容，心情无比沉重。总理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对我们每个人在政治风浪中的态度是不无担忧的。因为“文化大革命”有一项“杰作”，就是打倒哪个人，必要清整自己保存的一切文字和照片资料，在被打倒者的名字和照片上打“×”，借以表明自己“划清界线”，表明政治态度以求自安。 7月1日这次合影，是总理有生之年的最后一次与人合影。 从5月到9月，我们还能搀扶总理离开病床作短距离散步。这时候，也是他与我们谈话的时候。 5月的一天，就是他最后一次参加毛泽东召集的政治局会议的第二天，在散步时他忽然问身边医护人员：“你们说实话，我还能坚持多久？” 大家都一怔，无言以对。 总理把目光移开，抬眼望天空，仿佛在正视那冥冥之中的死神，又像是在寻找马克思在天之灵。他忽然坦然地笑了：“人生的规律都有这么一天，共产党员要唯物主义嘛！” “怎么讲呢？”医生眼里闪烁着涌起泪花，“总理，你叫我们怎么说……” 周恩来仍然保持着平静的微笑，点点头，轻轻地，轻轻地吐出一声：“对不起，不要说了。” 这天夜里，他和一位负责同志共同工作一夜，天亮时，又穿了睡衣继续批阅文件…… 以后一段时间，他分别向我们每个工作人员谈一次心，指明每个人的优缺点。说到优点，比过去任何时候都热烈，都动感情；说到缺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直率、干脆、明确。 周恩来有生之年，从不直接提拔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可以说，没有一个做高级领导干部的。有的现在做了高级领导干部，也是在他死后由组织上考核提拔起来。 总理尤其注意要求那些专业技术人才不能离开专业。卞医生在中南海曾任门诊部主任等职，1969年被提为305医院副院长时，总理就说：“大夫就是大夫，当官干什么？”卞医生说：“我都不知道，是领导定的。我找领导说去。”周恩来这才摆手道：“算了算了，既然定了就不要说了。” 现在，当他意识到自己的病情已经很严重时，又一次关照参加医疗组工作的专家们：“你们将来不管兼任什么职务，兼多少职务，也一定不能离开丢掉自己的业务。”正是听了总理的交代，主管医疗组的吴阶平、吴蔚然两兄弟现在70多岁，担负一定领导工作，仍然不肯离开手术台。胃肠道专家陈敏章，叫他当卫生部领导，他再三推辞，说总理有交待。组织确定上任后，仍不离开业务。首都医院方副院长，泌尿科专家吴德诚，也都是照总理的交待去做的。 1975年9月7日之后，总理的病情急转直下。由于恶性肿瘤的消耗，他的体重由原来的130斤下降到只剩几十斤，完全是皮包骨头了。中旬以后，他连在搀扶下散步的力气也没有了。 9月20日，医生不得不再次为他进行大手术。 手术前，周恩来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也许会下不来手术台。他要来了自己在1972年6月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地登载的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专题报告的录音记录稿，重新审读一遍。 周恩来作为职业革命家，在其充满风雨险恶的生涯中，用过许多化名：伍豪、飞飞、翔宇、冠生、周少山、胡必成等等。其中，以“伍豪”最出名。 那是周恩来在天津南开学校取的化名，当时觉悟社的领导成员以笔名撰写文章，大家一共编了50个号码，拈阄决定各自几号？邓颖超拈到1号，化名“逸豪”；周恩来拈到5号，化名“伍豪”。 国民党知道周恩来这个化名，在30年代利用发行量较大的《申报》刊出一则“伍豪等声明脱离共党的启事”，以此达到造谣诬蔑，给共产党制造混乱的目的。周恩来迅速以自己另一个化名周少山，同样在《申报》刊出启事，对此谣言进行了揭穿与澄清。 实际上，《伍豪等联离共党启事》发表于1932年2月27日，而周恩来早在1931年便离开上海进入苏区，可以说不须反驳也知道是国民党造谣。但“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和江青的爪牙还是搬出这件事来作文章，想攻击周恩来。 周恩来1967年5月19日向党中央毛主席作了书面报告，澄清事实。1968年1月16日毛泽东明确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诬蔑。 一生谨慎的周恩来，爱惜声誉胜过爱惜生命的周恩来，为了不给别有用心者可乘之机，于1972年6月23日在中央召集的批林整风汇报会上就“伍豪启事”这一问题作了一个专题报告，如今在手术前夕，又调来这个报告的录音记录，审读后，用颤抖不止的手签上了自己的姓名——周恩来。并注明：“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九、二十”。 这是周思来一生中无数次签名中的最后一次签名。 中国的传统文化，无论你的信仰是什么，只要你坚持不背叛，你就有可敬重之处。否则，你就会被人鄙视，周恩来对“伍豪启事”的异乎寻常的重视，不能不说有这种考虑。 这里也有他对身后事的种种考虑和忧虑。当他被推向手术室时，他表现出过去从未有过的激动，甚至是冲动。他大声地对所有走在手术推车两边的人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就在这次手术中，医生发现他身上的癌瘤已经全身扩散，无法医治。邓小平为此指示医疗组“减少痛苦，延长生命”。 10月下旬，为“延长生命”，医生又对周恩来进行手术。在进入手术室前，躺在手术车上的周恩来问：“邓小平来了没有？” 邓小平忙走近手推车旁，伸出手。周恩来握住邓小平的手说：“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 这次手术后，周恩来再也没能离开病床站起来。 我和高振普陪护总理，有些事忙不过来，决定再增加乔金旺。乔金旺也是老同志了，1947年入伍，给朱德、张闻天、彭德怀当过警卫；1955年在总理身边当卫士，1968年因病离开，这次又回到身边。 这次久别重新见面，总理已经完全变了样子。他从乔金旺的眼神里看到了自己的变化，第一句话就是：“老乔啊，‘文化大革命’把我累垮了！” 由于“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发动的，总理从没说过一个“不”字，唯独这一次，我感觉总理把心底郁闷的想法和情绪流泄出一些。他的声调是低沉而幽怨，我看到乔金旺眼圈一红，泪水差点溅出来。他喉咙哽咽地叫出一声：“总理……” 周恩来凄凉地说：“以后你们就不要再叫我‘总理’了，我躺在这里已经不能再为国家为人民工作了，听你们叫我总理总理的，我心里难受……不做事了，不能叫总理。” 这以后，我们就为称呼犯了难。后来大姐秘书赵伟来见总理，不知称呼什么好，犯愁地问邓大姐。邓大姐说：“那你就再叫一声总理吧，但是千万别哭。” 这使我想起一件关于“宰相”的故事，因为国内外都爱把总理比作宰相。 那是1972年9月30日，在国庆招待会上，周总理一一祝酒，不觉来到刘文辉的席前。 刘文辉在历史上曾是四川有名的军阀，解放前夕，响应共产党、解放军的号召弃暗投明。全国解放后，在周总理提议下，他历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林业部部长及国防委员会委员。 周思来笑望刘文辉，举杯祝酒说：“刘将军，老朋友了，干杯！” 刘文辉急忙起立举杯，带着崇敬之情，庄重地说：“总理，历史上当宰相时间最长的是郭子仪，他在任24年。希望总理保重，超过郭子仪！” 总理仰面哈哈大笑，和刘文辉碰杯，然后一饮而尽。刘文辉哪里知道，总理这时已是癌病缠身。1975年1月13日，总理抱病出席四届人大，在会上得知刘文辉也身患癌症，当即指示医院全力治疗，随时把病情向他报告。 后来，总理还是逝于刘文辉之前。刘文辉闻讯总理逝世，老泪纵横，在家人搀扶下到灵堂向总理告别，这都是后话了。 从周思来担任政务院总理，到他不许我们称他总理，其间26年多。他是超过郭子仪的中国历史上担任“宰相”时间最长的一个。 1975年10月以后，周思来的病情不断恶化。他整日卧床，剧烈的癌痛折磨着他。有时痛得牙关紧咬，冷汗淋漓；有时痛得浑身战栗，眉头紧拧。但他始终不肯哼一声。 他怕使我们着急不安。当疾病和病房束缚他不可能再总理天下事时，他的注意力便转到周围的人和事上。 “总理，打一针吧？”我们眼含泪水劝说。 周恩来明白，杜冷丁不能总打。他嘴角一翘，勉力做出微笑。他声音细微地说：“放、放段‘洪湖水，浪打浪’……” 我们有“洪湖水，浪打浪”的磁带，忙放起录音。“洪湖水，浪打浪”的曲调便柔和地盈满一室。 周恩来淡漠的目光凝望着天花板上的某一点，静静倾听“韩英”歌唱的那优美的抒情曲调。他的眼里时时有火花一进即熄，仿佛望见了那碧波连天的洪湖，望见了他的战友贺龙，忆起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戎马生涯…… 可是，他的眼圈忽然湿润了，微微垂下眼帘，以手击节，合着那婉转的旋律……他一定是在默默抒发自己某种复杂的情感。总理过去就爱听这首歌，电影上映不久，中南海的舞会上，专门请“韩英”来参加舞会并演唱。如今生命将息，参加过贺龙同志的骨灰安放仪式后，就要来这首歌的磁带。在他逝前，听得最多的就是这支歌。 他“没有保护好贺龙”。为此伤感自责，因而更加思念这位战友，爱听这首歌。 在周恩来病重的日子里，他希望听听那封存已久的文化艺术表演杰作。我们尽了最大努力。这些作品封在广播电台，我们请中央警卫局副参谋长东方同志去启封，前后去录制了二三十盘磁带，拿回来给周恩来播放。记得有梅兰芳、程砚秋等京剧大师的唱段，有袁雪芬的越剧和侯宝林、马季等人的相声。 有一次，周思来被癌痛折磨得浑身颤抖，一个劲冒虚汗。我们替他擦汗，心就像被人揪扯碎了一般痛。我们也是“急中生智”，冒出一个念头，小声向总理提议：“总理，我们把侯宝林请来好吗？” 周恩来强忍痛苦，不解地望我们。 “让他跟你聊聊天么。他词汇多，又会滑稽出洋相，可以给您，给您逗逗乐。” 病痛中的周思来虽然没有见到侯宝林，却呵呵地笑出声。大约是想起了那副“尊容”和调侃，也许是为我们冒出这样的怪念头而发笑？ 反正他是笑了！ 然而，笑声稍纵即逝。周恩来微微喘息着，吃力地说：“不要不要，怎么好麻烦他呢？不要麻烦他了……” 周恩来不肯为自己麻烦侯宝林，但他无时无刻不在关心怀念着他在文艺界广泛结交的朋友们。 那是京剧演员杨秋玲被解放不久，在人民剧院演出现代戏。周恩来在杨秋玲戏校毕业时就同她认识了，不知怎么得知了她已获得解放。一天，他用细微的声音对我吩咐：“杨、杨秋玲出来了。你们，和电台联系一下，帮我，帮我录个片段，我想看看……” 我们立刻去联系，可是剧团推说需要请示上级。我们再去联系，他们回答说不行，推说杨秋玲要去西安演出。我们直接管这个事的仍是东方同志，他向剧团提出同行，到西安录。东方为总理真算尽了心，跟到西安，电视台也去了人，做好了一切准备，结果还是没录成。这与当时文化部的负责人有直接关系，真把我们气坏了。 一国总理，勤政26年，人之将死，要看个演出录像而最终不可得！ 我向总理难过地报告：“总理，电视台录去了，可，可他们说有困难，说、说不好录……” 周恩来没有惊讶，也没有发火，似乎早有这种思想准备。他静卧病床，凝望屋顶，仿佛那里有个舞台，杨秋玲正在翩然起舞演唱，他目不转睛地看入了神…… 总理卧床后，已经不可能完整系统地考虑国家大事。但就像碎玉一样，星星点点也仍然是玉。他时常会想起莱一些片断的事询问我们。比如“现在谁负责国防科委的工作？”“主席现在的安全谁在负责？是不是汪东兴？”“主席现在住哪儿？”“他住的游泳池有个边门是不是封好了？”“丰泽园的后门是不是关起来了？”“你们把纪登奎叫来，我要跟他谈件事。”…… 总理卧床后，叶剑英基本上是天天来。特别是在处理重大问题前后，必来请示汇报。 他白天黑夜与吴医生保持联系，一再指示：“要想办法，能延长一天就延长一天，哪怕是多延长一小时一分钟，只要可能，就要尽到医疗方面的一切努力和责任！” 总理也明白自己多活一天的意义，我至今记得他顽强与病作斗争，艰难地吞咽食物的情景。他是国家和人民的“大管家”，为别人操心惯了，总是用劝说鼓励的语气对别人讲话，所以在说自己时，也好像是在劝说别人：“来，我们多吃几口，咱们数数。”他费力地咽下一口，嘴里念叨着：“一！”又咽一口：“二！”……“三！”…… 这样数数吃饭，到12月13号，总理最后数了两个数，咽下两口食物，从此就无法进食了。 到这时，总理先后共做了13次手术。 “13”在西方被视为凶数。 周恩来曾对美国人巧解“13”。那是尼克松总统访华，到上海时，下榻于锦江饭店。尼克松夫妇被安排在15层，基辛格在14层，国务卿罗杰斯和其他官员住在13层。 总理去看望罗杰斯及其助手们，当电梯在“13”处亮起红灯时，突然想到西方人最忌讳13。果然，他走进罗杰斯的套间时，发现这些美国官员正在为“13”而生气，与周恩来寒喧时也笑得不自然，房间里闹鬼一般。 总理聊了聊美国乒乓球队来访的事后，话锋一转说：“有个很抱歉的事我们疏忽了，没有想到西方风俗对‘13’的忌讳。不过，你们来到东方，我们中国有个寓言，一个人怕鬼的时候，越想越可怕。等他心里不怕鬼了，到处上门找鬼，鬼也就不见了……西方的‘13’就像中国的鬼。” 美国人都笑了，不安和气恼也顿时全消。 然而总理这次巧合了“13是个凶数”，他不能自己进食了，由陈医生配制高热量高营养的流质食品往胃里灌。他不但卧床，而且无法坐起来，身体下部插了七八条管子，输液、输血、排液。他身体下部的膀肮等部位整个烂了，但头脑仍然清醒。我和小高每天轮流给他读一些国际简报、国内动态和参考资料。也让他听广播。 叶帅仍然是天天来。总理刚卧床时，他常常与总理一谈就是3小时。 经月之后，谈话减到2小时。 到12月，总理已经不断高烧，谈话越来越艰难。记得12月20日他约罗青长来谈对台工作，询问在台老朋友的情况，没谈多久就昏迷过去了。 天天来的仍然是叶剑英。一天又一天，周恩来的声音越来越微弱，叶剑英越坐越贴近周恩来，谈话的时间也越来越短，连一小时也无法坚持。 终于，周恩来难以再说出声了。这时，叶剑英仍然坚持天天来，来了就紧贴周恩来坐下，轻轻握住周恩来的手，他们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嘴唇一样地颤抖，眼里一样泪光闪烁，一样地说不出话，就那么望啊望，望啊望……那种情景，那份情谊，任你是铁打的心肠见了也忍受不住，不能不躲出门外失声痛哭。 我还记得他们最后一次交谈的情景，叶帅叫我们都退出，无论是送水送药，不按铃不许进。 在门外，我们偶尔能听到叶剑英的声音，其实主要是他讲，周恩来要讲出一句话是很困难的，就是讲出一句也非得贴近耳朵去才能听见。叶帅的声音里，我听清了“邓小平”、“中央”、“军队”等单词。 叶帅从病房出来后，把我和小高召唤到身边、声音很轻、严肃吩咐说：“你们俩都准备好纸和笔，24小时在总理身边，一刻也不能没有人。总理原则性很强，很多事很多想法和委屈闷在心里不讲，特别是对中央里的某些人，在最后时刻有什么内容要发泄，你们一定要记下来……” 看来，叶帅同总理谈话，没能叫总理对某些大事留下态度和看法。他不可能天天守在总理身边，我跟高振普，乔金旺轮替守护总理。然而，总理组织纪律观念极强。邓大姐也天天来看望，他们互相望了很久。 总理说：“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 邓颖超点点头，说：“我肚子里也装着很多话没有说。” 这个场面给我留下印象很深。7年后，邓颖超曾撰文写到这件事，表示她要和周恩来一样，把没有说的话“永远地埋藏在心底”。 事实确实是这样，我和小高每时每刻都有一人守在总理身边，每时每刻都准备着抓笔记录，然而周恩来的嘴始终紧闭，在最后的几天绝口不再谈政治现实。 在他逝世后，我和小高将雪白雪白的纸交给叶帅。叶帅拿到这张滴墨不染，无声胜有声的白纸就哭了。他讷讷一声：“他一生都是顾全大局……” 周恩来在最后的日子里，不但有最后最重要的“政治遗言”，即在四届人大上提出本世纪末初步实现四个现代化，有最后一次合影，最后一次会见外宾，最后一次参加毛主席召开的政治局会议等等，而且有一些最后的“要求和希望”。 12月初，总理吃东西已经十分困难。每想到总理这一生的艰苦自己，委屈自己，辛劳自己而又极少有什么享受，我们心里就难受得不行。几乎每天我们都要问几遍：“总理，你想吃什么就说。”他总是摇头。 一天，总理忽然讲话了，像是自言自语，又像说给我们听：“要是能吃到桃子就好了。” 那一刻，我的心忽然颤动了一下，往事立刻浮出脑际。抗战胜利，为争取和平，我跟随周恩来奔波于延安和重庆之间。那时毛主席刚发表过文章，说抗战8年，蒋介石躲在峨嵋山上，现在抗战胜利了，他要下山摘桃子了。周恩来给警卫战士们讲解形势和这篇文章时，曾说：“桃子就是革命的果实，胜利的果实。这是最好的比喻。” 建国后，总理不分昼夜地操劳，他一生“植树”，却不肯享受“果实”，在生命快要结束时，才提出吃一口桃子，我们怎么能不满足他老人家的心愿呢？ 可是，正当深冬，哪里去找桃子？那时不像现在这样有保鲜的条件和力量。我们几个陪护的同志商量一番，不约而同想到罐头，马上去买了两筒。每简里有两个桃，切成了四瓣。 “总理，没有鲜桃，我们买了桃罐头。”大家歉疚地报告。 总理望着桃罐头，脸上浮出一层浅笑，声音微弱地说：“好，很好。” 我们喂总理吃罐头桃。他吃得照例很慢，一点点咀嚼吞咽。好不容易吃完一瓣就想停止。我小声说；“总理，吃一个完整的果实吧？您讲过的，桃子就是革命的果实，胜利的果实。” 总理嘴角漾出一丝微笑，缓缓说：“你还记得。好，我们吃个完整的。” 他尽了最大努力，又吃下一瓣罐头桃，正好是一个完整的果实。 帮总理擦嘴时，我心里又欣慰又酸楚。欣慰总理终于在最后享受了胜利“果实”，酸楚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享受得太晚了，是在人民吃过鲜桃之后，一时吃不完的制成了罐头，他才最后享受一口…… 可是总理还对我们说了一句：“谢谢，谢谢你们。” 隔两天，总理又问：“有没有六安瓜片茶？我想喝点六安瓜片茶。” 这一次我不明白是为什么？小高和乔金旺同志也不明白，这种茶并非什么名茶，也没有什么典故，总理怎么会想起要喝这种茶？ 但我们还是照总理的希望，为他买来了六安瓜片茶，质量虽不算好，总算满足他老人家的心愿，不浓不淡地替他老人家沏了一杯。 总理不是喝茶，是品茶。他呷一口，细细品味；一小口一小口地呷，不时咂咂嘴。他的脸上是一副含情脉脉，神思悠悠的容色，两眼眨动着，一闪又一闪，仿佛见到了思念中的人。 一杯茶终于喝完了。我们都带着肃穆的神情问：“总理，您在想什么？” “我想起了叶挺。”总理不看我们，仿佛仍在望着那位思念中的人，声音轻柔，像是怕惊醒一个甜美的梦：“抗战开始不久，叶挺将军任新四军军长时，送了我一大筒六安瓜片茶……” 这以后没几天，总理就无法自己进食了。 快过元旦了。望着总理头发蓬乱、胡须满脸的憔悴样子，我们悄悄商量。俗话说：“有钱没钱剃头过年”。总理一生像珍惜生命一样珍惜他那代表了中国人民精神面貌的仪容，怎么也得为他老人家理个发，修修面再过新年啊！恰好北京饭店朱师傅也第三次捎信来，坚持要在新年前为总理理个发。 29号这天，当总理从昏迷中醒来时，我们附耳小声劝说：“总理，要过新年了。朱师傅已经几次捎信来，就让他给你理个发吧？” 他用沉思的目光望着我们，良久，嘴唇开始微微翕动。他实在难以说出声音了，静得落根针也可以听到的病房里，我们仍需把耳朵贴近他唇际才能听清：“不，不要了。我这个样子……不好再见人。老朱，他，他看到我这个样子，会、会难过……” 我们蓦地扭转脸，泪水又夺眶而出。 我们天天守在总理身边，对变化感觉还不是很强烈，如今听他一说，立刻想到他不久前还英武潇洒的神姿和风度翩翩的举止。可是，一觉醒来，他已是须发灰白蓬长，面容瘦弱憔悴，整个身体都抽缩了。他眼窝深陷，皮肤松弛灰黄……他再也不照镜子了，我们也不叫他看到自己的脸。 朱德、小平、先念等中央首长都曾多次来看望周思来。当时中央规定，只有政治局委员以上的领导才能来看望。但是，许多曾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同志都一再要求，非见总理一面不可。邓大姐后来同意了。但要求只许大家见总理，不能让总理看见大家。这也许违背周恩来不让别人分担痛苦的考虑？这些工作人员被安排在周恩来昏迷之时来见一见，严格规定不许哭。 可是，怎么可能呢？这些工作人员被领进来，都是由我们带到床尾立住脚远远望一眼。这一眼他们就全惊呆了，他们所熟悉的总理突然之间不见了！我看到没有一人能例外，都是全身一震，便猛地用手捂住了嘴，泪水顿时进射而出！有几位女同志踉踉跄跄，是被我们搀扶出去的。打击和刺激太大了，没出大厅就全哭倒在地。无论怎样批评、劝说，甚至呵斥都无法阻止。唉，且不说她们只是未经过大磨难的女同志，难以承受，就是身经百战，历遭磨难的李先念同志，出了病房也泪如泉涌，哭出声来，悲不能止。 老帅们也都来看望了周恩来，都是在周恩来昏迷之际，立在床尾默默地望着，像雕像一般，大颗大颗的泪珠溢出眼堤，在睫毛上颤动，接着扑簌簌滚下来，落地有声！ 1976年元旦，毛泽东的《重上井冈山》、《鸟儿问答》两首诗发表后，周恩来从昏迷中醒来时，恰好在广播里听到了。他让我们去买来诗词，元月2号我们又为他读这两首诗词。读到“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时，他嘴角绽出几丝笑纹，甚至可以听到隐隐的笑声和讷讷声：“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这是我见到的总理的最后一次笑。 这次笑很短暂，膀胱癌和肠癌的剧痛很快又使他抿紧了双唇。我们收起诗词。他虽然痛得额上沁汗珠，仍然坚持着示意，让我们将诗词放在枕边。 后来，他又看过几遍这两首诗词，也叫我们念过。他去世时，这两首诗的小薄册就压在他枕头下。这是周恩来一生中最后看到听到的两首诗词。 都说癌痛是超过任何肉刑的剧烈持久的疼痛。现实生活和文学描写中，我曾看到过许多挣扎在痛苦中的人：有的呼叫，叫声凄厉惨绝；辗转翻滚着挣扎。有的咬破牙床嚼烂舌头，一任泪水横流，顽强地不呻吟一声。有的瞪着凶野的被痛楚折磨得变了形的眼睛，号哭怒吼着乞求别人帮忙结束自己的痛苦和生命…” 周恩来不同，始终静静地躺在那里；昏迷半昏迷时，他会发出轻微的呻吟，但是清醒后，绝不发一声呻吟或流一滴泪。如果你正注视着他，那么，剧痛袭来时，他甚至不肯抽缩一下身体。他怕给别人带来痛苦的影响。 然而，剧痛袭来，完全没有反映是不可能的。有多少次我预感到有大的痛苦到来，周恩来的脸色陡然变成阴沉灰黄，转瞬间又泛出黯红，汗水一下子便冒出来，颗颗有绿豆大，颤动着凝聚汇合，接着便小河一样淌下来。他的眼光时而迷离黯淡，时而闪烁逼人，回避开周围的同志，在空中、在天花板上逡巡搜求什么。在一次次的屏息忍耐之后，那鼻翼便颤抖着张大，嘴唇也小心翼翼尽量不引人注目地咧开一条缝，喘息几口，很快又复屏息闭气，用超人的毅力去换过那阵新的更持久的凶猛的剧痛的浪潮…… 他不哼不流泪，哪怕是抽缩着脸孔咧咧嘴呢？他永远不会在人前目光下有这种样子。这就是我们的周总理。 元月3号，总理一天基本都是处在昏迷中，偶尔醒来也默默无言。 元月4号，总理从昏迷中醒来，眼睛闪了一会，忽然翕动起嘴唇。我们在场的同志马上都围拢过去。 他用细微的难以辨清的声音讷讷询问：“主席，主席身体怎么样？” “没有大的变化。”医生小声报告。 “董必武呢？” “董老还好。” “刘帅，刘帅，身体……”他突然屏住了声，瘦骨粼粼的手一下子握住了医生的手，这是下意识的动作，是剧痛袭来的原因。他在颤抖，在出汗。我们一边替他擦汗，一边劝他：“总理，你疼就叫出声吧。都是自己人，你哼一哼也会疼得轻些……” 他不叫也不哼，好不容易透过一口气，却以惊人的意志清晰地说出一声：“哎呀，你手……怎么那么凉呀？” 他好象不是痛得抓住医生的手，好象是为了试试医生的手凉不凉？唉，我们的总理，身陷如此痛苦绝境仍然要掩饰自己，仍然不愿叫别人为他的痛苦而痛苦！ 但是，他已经瞒不了我们也瞒不过自己。我们在流泪，他在战栗；整个病房都能感觉出总理体内那痛苦急骤的节奏，那冲撞交锋的波澜！ “吴、吴医生，打、给我打一针……”总理发出令人窒息的请求声。每当他再也无力掩饰剧痛时，他总是这样请求。 邓颖超每天都来看望周恩来。这次她实在看不下去了，声音颤抖地对卞医生说：“这么痛苦，太难受了，他太难受……” 邓颖超后来曾表示有条件地赞同“安乐死”，与总理逝世前所遭受的难以想象的病痛折磨对她所造成的刺激有直接关系。 卞医生含泪说：“大姐，总理太重大了，多活一天对党对国家对全体人民都有重大利益，哪怕是一分一秒都有着重大意义……” 叶帅也是这么说的。 医生替总理注射了杜冷丁。片刻，总理稍稍喘息平稳。他两眼淡漠地望着天花板，像是凝思。忽然，那眼里闪了一下亮，转向我们：“拿、拿《国际歌》，放、放一放……” 我们忙找出《国际歌》的歌片，为他播放。当那磅礴的旋律盈满一室时，总理的嘴唇分明在翕动，在吟唱！ 这是总理生前最后一次听歌，最后一次唱歌。这支歌是《国际歌》。 连放三遍，总理对守在身边的邓颖超说：“我坚信全世界共产主义一定能实现。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他讲这个话的声音很细微，给我的震动却很大。他已近弥留阶段，最后唱这支歌，显示了真正不移的信仰。人生尽可信仰不同，能够为信仰奋斗终生，奉献一切，那么，就连他的敌人也会为他的人格肃然起敬。许多资产阶级政治家、理论家、学者，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在周恩来死后，也对他表示了极大的哀悼和敬意！ 1976年1月5日至7日，周恩来基本处于弥留之际；他多数时间昏迷，偶尔睁开失神的眼睛也没说什么事情，仿佛已经停止了思维。我和小高也停止为他读报读文件。 7日那天，在我值班的24小时中，病室里一直很宁静，除了定时为总理做例行的维持生命的医疗，没有其他大事。当陈医生按时将配制好的高营养高热量的流质食物输入他胃中时，我静静地在一旁看。我的泪早已流尽。病房里很清洁，四周围是那么静，那么静…… 晚11时，周恩来忽然睁开了眼。这种睁开眼的时间越来越少，每次睁眼的间隔时间越来越长。他凝视着，竭力聚集涣散的眼神。我们都贴近过去。 终于，总理眼里进出一星火花。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目光闪烁。 他认出了我们之中的吴阶平医生。 “我这里，没什么事了……”总理缓缓地，声若游丝地说：“我，一个人，你们……管全局，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 总理又昏迷过去。这是他一生讲出的最后一句话。 1月8日晨，早8点，小高像往常那样准时来接班。 做了简单的交接，我准备离开了。在门口，我像每天那样回头再望一眼我一生为之服务的总理。 他仍在昏睡。唉，他这一生睡得太少太少了！特别是近10年中，天下大乱，他平均每天睡不到3小时。什么叫全心全意？什么叫呕心沥血？什么叫不知疲倦？什么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总理身边一站你就全明白了…… 我早已哭干的双眼忽然又潮湿起来，缓缓扭转头，轻轻掩上门，慢慢朝楼上休息室爬去。 躺下不到l小时，似睡非睡之际，楼道里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来得匆促慌迫，我的心本能地一阵抽缩颤栗，立刻清醒了。我想跳下地，想喊，可是被一种不祥的预感紧紧握住了，一时竟动弹不得。 “卫士长，卫士长！”小高旋风似地卷进来，脸色煞白，紧张使他把两肘紧夹在肋旁，声音完全变了调：“快，总理、总理不好……不好了！” 我像被抽了一鞭，从瘫软中一跃而起，提着裤子就往下跑；心脏忽尔抽缩凝固，忽尔膨胀滚翻；脑子忽尔一片空白，忽尔万念跃动，就这么一口气冲进了周恩来的病房。 医疗组的全体人员都集中来了，整个房间一片混乱，紧急枪救已经开始。屏风移开了，活动床头也卸掉…… “怎么了？怎么样？”我失去了主张，小声讷讷着，瞪大受惊而失神的眼睛望望这个，又看看那个。没有人理睬我，个个拧紧了眉头；我也插不上手，不知能干什么，废物似地僵了半天，上下颚骨呷呷地抖颤不止。 片刻，我冷静一些，心神回归，看清病床旁只有几名专家，其余20来个专家医生已经稍稍后撤，环绕四周默立。我想起生命的标志，忙凑到示波器那里去看心电图。 还在跳！我的心刚一热，马上又凉：怎么不跳了？随即又热起希望：又跳一下！…… 这是怎么回事？往常的心电图不是这样。我惊疑地看医生们的眼色，又看看屏幕上那条“脉搏”；我看到有人开始悄悄摇头，看到那“脉搏”越来越弱，越来越缓…… “总理，总理！”张医生一直摸着总理的脉搏，连连呼喊着。那一瞬间，我简直怀疑自己的眼睛了。用力凝视，没错，总理竞睁开了眼！ “总理，”张医生喊叫着说：“让谢荣给你插个管子，把痰吸出来行不行？” 张医生的大喊大叫，奇迹般从总理的神经里唤来了反应，他真微微点了一下头。 可是，马上又闭上了眼。当北京医院麻醉科主任谢荣准备插管吸痰，加压给氧时，心电图忽然嘟嘟，化作了一缕不再起伏的游烟…… “总理！”我受了巨大的紧张恐惧所驱迫，离开示波器，冲到周恩来的床边，一把抓住他的手，好象在抓着一个最伟大美好的生命，怕被别人夺走。我要尽自己一切力量拖回这个生命。 “总理，总理！”我叫着，手掌却鲜明地感觉到他的手指凉硬了，那么快，那么突然。我慌极了，摸着，抚着，想把那手指温暖回来，却发现总理的整个手掌都在刹那间变凉变僵，并且退潮一样迅速凉到了胳膊。我急红了眼，仰起头，恶狠狠瞪着医生吼：“怎么了？大夫！大夫！快呀、快!总理的手凉了！……” 我一边吼，一边匆匆地追踪总理的温暖。我的手已经追到总理的肩胛，我绝望地叫了一声：“张大夫，凉到肩上了！你快点呀……” 张佐良沉重地摇摇头，发出一声凄凉的叹息：“不行了……” 我痴痴地睁大着眼睛，晕了；一切都像梦中，一切都浸入一种幽蓝的朦胧中，一切都在飘浮颤动。我听到陈医生那极轻微又极宏大，极遥远又极近切的声音： “35、36……48、49……停止！” 四周围陡地静下来，世界彻底哑了一般！ 我从来不曾遇过这种场面，茫然回顾：“什么？什么停止？……”这声音只有我自己能听到，我的嘴早已不会说话了。 蓦地，我看清一圈脱帽肃立的人，一圈低垂的头。 “停止、停止……”我的眼前模糊了。什么东西溢满了眼眶，丝线一样从眼角挂下来，连绵不断。当我喘过一口气时，便鲜明地感觉到，股巨大的锥心般的痛楚冲撞而起，迅速发散到全身。“总理——！” 我放声大哭，病房里所有的人都放开了悲声。 1976年1月8日9时57分，我们从心底热爱的总理离开了我们。 邓颖超在秘书赵炜陪护下已经赶到，汪东兴也赶来了。邓大姐在流泪，却克制自己没有哭出声。她的坚定刚毅使我没有被哀痛压垮，很快又投入了周总理的治丧工作。 我给北京饭店的朱师傅挂了电话。 朱师傅对总理感情极深。建国后，周恩来一直是到北京饭店理发、刮脸，很少麻烦朱师傅到家里来。他愿意在饭店里走动走动，和同志们见见面，聊聊天。不只是见见饭店的各级领导，还有各方面的服务员，都要走动着见见面，打招呼聊天。饭店里所有的同志都与总理有一种特殊感情，所以“文化大革命”中，全国大乱，唯独北京饭店没怎么乱。饭店里的老职工们，至今提起周总理，没有不掉泪的。 饭店里是由朱师傅和小关负责给总理理发刮脸。这次整容，又把他们俩请来了。加上北京医院的韩医生，一共三个人。 三位同志哭了一路。见到总理时，再也压抑不住，一起大放悲声，哭得天昏地暗，谁听了都受不了。特别是朱师傅，哭坏了，感情太深，受刺激太大，从那以后身体全垮了，不大能上班了。他要办退休手续，饭店里舍不得，没同意，说他手艺高，为中央首长服务一辈子，是功臣，让他一礼拜来饭店走一趟，指导指导年轻人。 总理逝世当天，邓颖超即向中央提出三条要求：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不保留骨灰。 李先念一听这三条要求，急了，含着泪说：“不行，不能从总理这儿开这个头，全国人民决不答应的。” “先念同志的意见对。”邓小平说，“人民不答应，遗体告别和追悼大会要搞，否则没法向全国人民交待。” 绝大多数中央领导同志都不同意邓大姐的要求。邓大姐说，这三条是她和总理生前约定好的，她要对总理负责。中央领导们都坚持说，他们要对人民负责，有的领导同志还提议：“骨灰可以撤到全国土地上，但也应保留一部分，放在八宝山。” 邓颖超坚决地说：“一点也不保留，我和恩来同志早已有约，他最担心我实现不了他这个要求。我们谁也不留骨灰，不能留！” 这一点我是清楚的。那是1975年9月，总理最终卧床不起的前夕，总理曾对大姐的秘书赵炜讲起他死后骨灰的处理问题。赵炜声音都打颤了：“总理，您不要谈这个事，不要，您不会，不会的……这么早谈这种事对您治病没好处。” “你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人总是要死的，这有什么？”总理批评赵炜，然后坦然说：“我和大姐在10年前就约好了，死后不保留骨灰。但我想，如果我先死了，大姐不一定能保证得了我的骨灰全撤掉，这得由中央决定。不过大姐可以反映我的要求。如果大姐死在我前面，我是可以保证她的；我先死了，大姐的骨灰你保证不了全撤掉，但你可以反映她的要求……” 现在，中央领导和邓颖超议论后，决定互有妥协。遗体告别和追悼大会要进行，骨灰不保留。 早在1975年12月下旬，医生就向我交底，说总理病情恶化，让我们作些准备，包括逝后穿的衣服。我和高振普商量来商量去，决定还是尊重总理生前一贯的衣着作风，不再做新衣。 我们把商量结果请示邓颖超，邓大姐说：“这个决定对。就照你们商量的办。” 总理逝世后，我们拿了总理生前穿过的衬衣衬裤，法蓝绒中山式制服替他换装。这件中山装是总理在基辛格访华前夕经我们一再陈述道理才做的那身衣服，也就是人们所熟悉的总理侧身坐在单人沙发椅里照的那张像片上的衣服。这件衣服已磨起毛边，负责整容的韩医生一接过去就皱起了眉头。 “还有没有新衣服？”他沉下脸问。 “没了。这是最新的一件……” “你们怎么搞的？啊！”韩医生发火了，朝我们瞪起眼睛：“为什么早没准备？不是告诉你们准备吗？” 我垂下了头，难过地说：“我跟小高商量过，尊重他一生的习惯和喜好。大姐也同意我们的选择，总理最后几年一直是穿这件衣服……” 韩医生眼里泪水盈眶，好半天才喃出一声：“如果人民怪我们呢？” “不会怪。”我坚信不移地说：“这是总理的意志。” 瞻仰遗容时，总理穿的就是这件衣服，后来火化，总理穿的也是这件衣服。 周恩来逝世时，胸前佩有“为人民服务”的毛泽东像章，枕下放的是毛泽东诗词。他对毛泽东的感情深厚真挚，始终如一。但是，在他病重和病危期间，毛泽东情况也很不妙，也为重病缠身，所以一次也没有来看望过周恩来。前面讲过，建国后毛泽东只去过一次西花厅。就我所见所知，他就看望过总理这么一次。至于其他中央首长，有些他一次也没去看望过。他喜欢和民主人士建立私交，与党内干部基本只保持同志关系，极少有私人交往。 周恩来卧床不起后，特别是他病危后从昏迷中醒来时，曾几次抚摸毛泽东像章和诗词，曾多次询问毛泽东现在住哪里？身体怎么样？每逢这时，我心里特别痛苦。如果毛泽东对党内同志也多些私人交往私人情谊，如果他身体能好一些，如果他能到总理病房看一眼，在总理病床旁边坐一下，对于他们几十年的战斗友谊，对于我们的历史，都将是多么感人的一笔啊！ 周恩来的追悼会，毛泽东没说参加也没说不参加。当时是做了他老人家参加的准备。他走的路线、乘坐的电梯、轮椅都作了认真仔细的安全检查。 邓大姐一直在等候、盼望毛泽东来参加。 小平同志也一直在等候、盼望。 中央领导同志们及我们所有参加追悼会的人都急切而惴惴不安地等候盼望。 快到点了。负责主席安全工作的张耀祠同志再次上下电梯做检查，做准备。 过点了，毛泽东还没来。汪东兴只好给毛泽东家里打电话。那边说，主席不来参加了。 追悼会这才开始。 毛泽东那时已站不起身，他不愿意让人看到他举动艰难，离不开轮椅。他讲话也不行了，只能由工作人员从他的口形和表情来揣摸。他不来参加，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1月10日、11日．各界群众向周恩来遗体告别。世界上再没有这样深挚的哀痛，哭唤声令天地变色，神鬼齐哀。围绕安卧在鲜花丛中的周恩来的遗体，群众的泪水把地毯洒湿了一米多宽的一圈。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一例！ 11日下午4点40分，周恩来的灵车徐徐开向八宝山。十里长街，几十万群众的哭声惊天动地。同时间，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溅满了8亿人民的痛泪。 1月12日上午，邓大姐约高振普、赵炜和我三个人，谈把总理的骨灰往哪儿撤？她说：“党中央、毛主席批准了恩来同志不保留骨灰的请求，我得到这个消息后很高兴。这件事还得依靠支部，不要惊动更多人，也不麻烦上级组织了。你们到北京附近有水的地方看一看，能不能撤骨灰？” 在我们这个支部里，我担任支部书记。邓大姐在这次支部会上，确定我捧骨灰盒，负责完成撤骨灰的任务。 1976年1月14日下午6点30分，在劳动人民文化宫里，群众的吊唁活动结束。邓大姐由两名青年搀扶着走进灵堂，手捧周恩来的骨灰盒向大家深情地说：“我现在手里捧着周恩来同志的骨灰，向在场的所有同志表示感谢。” 话音未落，悲声恸天。大家向邓颖超涌去，号哭之声憾天摇地，泪水如雨如潮。 1月15日举行了周思来的追悼大会。同时间，北京市民自发地涌向天安门广场，几万个花圈簇拥着人民英雄纪念碑，组成一个硕大无比的花坛。那碑文是毛泽东草拟，周恩来题写：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当晚8时，我和高振普从邓大姐手中接过总理的骨灰盒，同治丧委员会的两名代表一道，登上飞机，执行撤周恩来骨灰的任务。 那一夜，天空格外清澈，繁星围拱着明月，静温无声地闪烁着，俯瞰着神州大地。飞机隆隆地起飞了，从8点到12点，飞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我们一捧捧地播撤下总理的骨灰。在高空风里，骨灰瞬间即渺，无影无踪。但我却能看到，那是总理的一腔热血，他造福人民的美好设想，他对人民对国家对党和领袖的全部深情，飞燃起一道长虹，跨越了整个的中国大地。 他走了。他留给这个世界的太多，索取的太少，所以，他必然会在这个世界上永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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