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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忽然接到一封“海外来信”。打开看时，是位不认识的好事者，给我寄来一堆攻击诬蔑毛泽东等中共领袖的所谓“纪实”，整个街头话报剧的水平，其虚假可笑，令人掩嘴。文章里那些语言对话，不要说中共领导人，就是我这样在“大陆”生活的中年人，学一年也学不会。那是港台下流社会人才可能有的语言习惯，时至今日还未能有大陆人接受，更不要说能成为大陆人的生活语言。我可怜作者那种能让老虎发出鸡叫的最低层次的想象力。 世上难的是讲真话。 1967年，我在北京工业学院当“逍遥派”，和同学赵燕邯等5人去颐和园，议到林彪是“有野心”、“铁腕人物”，“打着毛主席旗号打击毛主席身边的战友”，“许多事搞个人恩怨”，“为了夺权而扫清道路”等等。当时主要是赵燕邯愤激而言，并写到了日记中。这本日记在武斗中，被一派学生得到，并交给了军宣队。我们都为此受到审查，赵燕邯父亲被迫害至死，母亲被关，家破人亡，听说他也被送去华山农场劳改，林彪摔死后几年，仍然在农场不得平反。 说真话不行，真话说早了也不行。 1975年．从宜昌到武汉的火车上，我骂江青“祸国殃民”，“危害民族”，被一个戴墨镜的身穿黄军裤的人报告乘警，将我抓去审查。当时还有一位陆军军官不错，赶去替我说好话。我很希望帮助我的这位陆军军官能看到这段文字，同我联系。 其实，我不过是把真话说早了一点。 当我写《走下神坛的毛泽东》时，有些身份不凡的人又一再指责我“损害了毛主席的光辉形象”，“美化江青”，“替江青说好话”。 我又把真话说早了一点。 我发现了一个规律。那些“敬祝林副统帅”最虔诚，“向旗手致敬”最热烈的人，也是后来骂“林彪一贯”骂“江青生来”就“坏透了”的人。这种人水远正确，永远教训我。 因为我这个人一辈子没“正确”过一次，总是把真话说早了几年。 当我为历史、为民族也为自己负责地写东西时，总有人要求我为政治、为集团，为他们几个人负责。结果，每出一本书，总引来一番热闹。有人喊好，有人骂混蛋，有人想杀我。 你喊好，我也并不是为你负责；你骂混蛋，我也未必真混蛋；你“恨不能杀了狗日的”，杀了我更能在历史留名，我的书会更畅销。 我真正难过的是，有一批我所尊敬的人，他们的历史局限性和时代造成的先天不足是如此令我惊讶伤心；他们听不懂许多话，听不出好坏也分不清好歹。这些“下愚”可以在“上智”的统帅下前赴后继，不动摇，不怕牺牲而成就一番大业，但他们从始至终就没有真正明白自己干了哪些事，在历史上的真正作用和价值，也从来没弄清他们所追随的“上智”究竟在历史上有着什么样的地位和意义。 我曾写毛泽东看《白蛇传》流泪的故事，其深刻的内涵，那些当事者竟没有几个人看出来，不能理解或意识到；他们的水平只看到一条：“权延赤混蛋，写毛主席掉裤子！” 为此，我受到8个月的审查，父亲有病也不许离京探望，说我“给毛主席造谣”，说我“有损毛主席的伟大形象”。 其实，“毛主席掉裤子”有100多人在场，我疯了敢在共产党统治下去造这个谣？他们疯了，把100多人在场的事实用来诬我造谣？ 都不是。根本原因只一条：“无知”，“稀里糊涂”。 由于“愚昧”而演出的“喜剧”，最终也是由于“愚昧”而变成了悲剧。他们总是把毛泽东所讲“卑贱者最聪明”理解成“愚昧者最聪明”，自我感觉良好地教训别人。我这个人比他们都“卑贱”，草民一个，所以我还不算愚昧。 现在，毛泽东看《白蛇传》流泪的一段，连同掉裤子的细节，都成为中学生的语文教材。而一些当事者却仍然无法明白这是为什么？因为按国家教学大纲，这样的内容只有中学文化水平才可能去理解。 我的文章有不少收入中学语文课本和大学中文系的“名人名篇”中，却没听说哪篇收入小学生低年级课本？小学高年级才能作辅助教材内容去看。因为小学低年级的学生看了我的文章也会百思不解，分不清好歹，听不出好坏，更不用说理解什么含意了。 《走下神坛的毛泽东》发表后，“左派”骂我“有损主席伟大形象”；右派骂我“为共产党贴金”，“给毛泽东小骂大帮忙”；敌人说我“该杀”。我能自慰的是3个月收到3000多封读者来信，都说写得好，都说掉泪了。 骂我的人最高兴的莫过于“毛泽东的卫士长与作家权延赤的法律纠纷”。我最感党可笑得能让人喷饭的也是这件事。那些匆忙钻营作文者，那些一惊一乍的可怜的编辑和报刊，吵吵至今也没见到这场官司。我最终会证明报刊上所讲一切都是造谣。 现在，在《走下神坛的毛泽东》被一度禁止，3年未能正式重新印刷的情况下，我又书写了《走下圣坛的周恩来》。 25年前，当我握住周恩来的手，回答他的提问，听他长时间的讲话时，我没想到要写出这部30多万字的文学作品。那时我是学习自动控制专业的大学生，还是个不满20岁的娃娃。 然而，当邓颖超逝世前同意我写关于周恩来的风范一书时，我准备写出的已经不止是这30多万字。 《走下神坛的毛泽东》，我使用了毛泽东几名卫士长中一位卫士长的真名。尽管我在使用前征得了本人同意，尽管我在书的前言里讲得清清楚楚，这个卫士长是加引号的，不是生活中那个真实的人，但实际上社会仍然顽固地认为“卫士长”就是那个人。给他和我本人都造成许多麻烦。比如当事者都说那人“贪天之功，窃为已有”，“不是他做的事，他根本不可能知道，也说成他在场……”而他的亲属呢？又可笑地认为我“盗窃”了别人的“思想素材”，误以为我辛勤奔波采访，从天下得来的宝贵素材，都是他们那位因病而语言都有障碍的亲人所有，所提供，心心所想只是“版权官司”。 我不怕“官司”，但很烦“纠缠”。为了避免再发生类似麻烦，这本书虽然仍是采用了第一人称的自述体形式来书写，但先后任警卫、副官、机要秘书和卫士长的这位“何树英”，已不是生活中任何一位具体的人。他是作者笔下塑造的人。作者要写的是周恩来，所发都是作者本人议论，与其他任何总理身边工作人员的思想、观点、认识都无关。 我在采访中，碰过不少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的许多观点不能为被采访者所接受。我曾经写过的有关领袖的作品，他们保留不同的看法。认为与“真实”有“距离”；或认为“有损伟大领袖形象”；他们只同意搞文献资料，不同意我的纪实文学。这些人我从不勉强去采访，因为我更不承认他们的真实。他们那是掩饰的“真实”，不自觉地经过感情和固有思想水平限定了的“真实”。 也有许多人接受了我的采访。比如： 何谦，走过草地的红小鬼，1940年到总理身边，从延安跟随到重庆，跟随到北京，先后任警卫、副官、机要秘书，也曾代理过卫士长的工作，直至60年代。参加或接触了总理这期间所历经的几乎所有重大活动。 张树迎，跟随总理几十年，历任总理卫士、副卫士长，在成元功调离后，又担负卫士长工作，直至总理逝世。“文化大革命”中护送总理去长沙向毛泽东汇报的总领队是他；总理卧床后日夜陪护的有他；总理停止心跳前后他握着总理的手；总理逝世后，负责撤骨灰的还是他。他提供了总理衣食住行及工作及“文化大革命”中独撑危局及发现癌症到逝世的最详细具体的第一手材料，却又一而再，再而三严厉要求我在书中，只字不许提他。“你写总理，不是写我们，这一条你必须明确”。这是他为我点明的写作前提。 雷英夫和郭英会，都曾是总理的军事秘书；以军人特有的敏锐，用大量事实为我勾画出了周恩来的形象特征、与精神风貌；性格、品德、交往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整体气质。 我还采访了外事秘书陈浩、医护人员郑淑云、服务人员李维信等等三个系统的可以从不同侧面观察、叙述周恩来的许多同志，他们的讲述使我得以充实、完整我所要写的周恩来。 为了事实的全面、准确和完整，我还参阅了《周思来风范词典》、《周恩来传》、《周恩来传略》、《怀念周恩来》、《周恩来和他的秘书们》以及《啄木鸟》、《炎黄春秋》、《中华儿女》等刊物中的有关文章，从中作出比较判断，尽量争取接近真实，但我永远做不到完全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我只能说我有这个愿望，我经过努力了。 任何一件事，1000个人经历了会有1000种说法。在不违背基本事实的前提下，在人物、地点、时间、对话等方面，我尽量尊重已有文章的说法。但每件事所反映出的意义，我多数都与前人有不同思考与见解。请当事者们原谅我与你们的看法不同。 作者再次郑重声明：本文是写周恩来，而不是要写任何一位其他工作人员。我只对周恩来负责，尽量争取接近真实；而“何树英”纯粹是作者笔下虚构的人物。他是集中了何谦、张树迎、雷英夫、郭英会等等为代表的几十名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的形象与经历而塑造出来的一个人物，这个人物的政治观点和对问题的认识、议论，其实全都来自我权延赤，来自我对总理的亲眼目睹及了解。 《走下神坛的毛泽东》我本来也是这样写的，可惜选错了“卫士长”，用了一个真名而引来一场热闹。作家是不敢凑热闹的，热闹多了就无法多写文章。我这人还有点记性，一般说，同样的“错误”不犯第二次。 向所有为我写作此书提供了素材的当事者表示感谢。向所有审阅此书而给我以肯定和鼓励的专家、教授、领导人表示感谢。向编辑此书的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的同志及负责人表示感谢。 请相信，我从心里崇敬热爱周恩来。 属于读者的权延赤 1992年11月12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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