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
不祥之兆1965年冬，中国大地上黑云滚动，风雨欲来。 11月间，全国各大报纸转载了上海《文汇报》的一篇长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是经毛泽东修改并批准发表的。它向人们发出了一种信号：一场政治大风暴即将来临。 六十九岁的贺龙，刚刚从遥远的新疆代表中央出席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成立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后，回到北京，他便听说军委直属机关正在对军委办公厅主任肖向荣中将开展批判。他不知道肖向荣犯了什么错误，但这是林彪的指示，想必是有原因的吧？他不便过问。 事情是非常奇怪的。 贺龙不想过问，却偏要找到他头上来。11月底，批判肖向荣的会议快结束的时候，不知为什么，会议的主持者、总参谋部的一位负责人特地跑到贺龙住所。 他对贺龙说：“贺总，现在军委直属机关正在批判肖向荣。他的性质是敌我矛盾。肖的后台是罗瑞卿。” 贺龙感到诧异，便问道：“你们的根据是什么？” 这位负责人说：“有一次，一个外国的国防部长来访，罗瑞卿听说他不爱看打仗的片子，就说：‘不看战争片，怕见流血，他还是个国防部长呢！’罗说这话，是暗指林总的，说林总不能当国防部长。” 贺龙听了摇摇头。他说：“还有别的根据吗？” “没有了。” 贺龙吸了一口烟，说：“如果你们没有别的根据，就不要胡乱猜疑了。罗瑞卿是杜大旗的，是拥护毛主席，拥护林总的，说他反对林总，这是不可能的事。你们不要再往那方面去想了。” 这位负责人默默地走了。 贺龙坐在沙发上，抽着烟，沉思了很长一段时间。他和罗瑞卿是很熟悉的。罗长子（他总爱这样称呼他）1926年加入共青团，1928年转入共产党，1929年参加红军。长征的时候是红一方面军的保卫局长。抗日战争时期，当过抗日军政大学副校长，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担任晋察冀军区副政委、晋察冀野战军政治委员、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了公安部长。他忠于职守、成绩卓著，尤其重视对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的安全保卫工作。毛泽东每次外出，他几乎都要跟随同行。1959年以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副部长、中央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是毛泽东信得过的人。他和罗长子，一个是主诗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一个是军委秘书长，不仅工作联系密切，而且彼此相知。他对毛主席忠心耿耿，天可明鉴，怎么会反对毛主席呢？贺龙相信自己的判断。 可是，两天以后，这位负责人又来找贺龙了，而且坐下来就哭。 “哭什么嘛！有什么事你就说。”贺龙最看不惯男儿泪轻弹，尤其是一位将军。他有些不耐烦。 “贺总，还是上次那件事。” “怎么啦？”贺龙问道。 “马上要出会议简报。简报里还要写上肖向荣的后台是罗瑞卿。” 贺龙真的生气了。怎么搞的嘛，为什么纠缠不清呀！他大声说：“我上次不是说了，你们不要往那上面想吗对 这位负责人说：“那不解决问题。贺总，我现在听你一句话，你能不能担保罗瑞卿没有问题？” 这是什么话？党内有这样办事的吗？要我担保，好。他生气地说：“我可以担保罗瑞卿不是反革命，他绝不会反党！” “贺总，你这话能不能传达？”真是步步紧逼。 贺龙斩钉截铁地说：“我既然说了，当然就可以传达。” 这件事有些奇怪，为什么罗瑞卿的问题要对一位军委副主席采取这种紧逼的态度呢？这难道是正常的吗？无人知晓。现在，这位当事人已经去世。对于这件事一直未见其提及，也就成了一个难解之“谜”，只能留给人们在适当的时候去“考证”了。 军队中一些敏感的人，为这位元帅理直气壮地保罗瑞卿担心。人们都知道，罗瑞卿得罪了林彪。196O年，林彪经过精心揣磨，抛出了一个“最高最活”的说法。罗瑞卿不敢苟同，直言不讳，说：“‘最高最活’，难道还有‘次高次活’？毛主席知道了也不会同意的。”他又同贺龙、叶剑英一起推广“郭兴福教学法”，搞“大比武”，直接同林彪的“突出政治”唱了对台戏。他还说过：“政治是统帅嘛！政治工作要保证军事任务的完成，否则，天天讲突出政治，业务工作总是搞不好，那就不是真正的政治好。”现在，林彪已经对他开刀了。林彪授意海军副司令李作鹏写了一份关于近年来海军两种思想斗争情况的材料，诬陷罗瑞卿“有野心”“想当国防部长”。12月2日，毛泽东也在一份报告上批示说：“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毛泽东没有指名道姓，这是他一贯的做法，然而，这是他11月末听了叶群的汇报后写的，明眼人一看便知矛头所向了。军队中一些敏感的人，从追肖向荣后台这件事上，已经感到罗瑞卿政治生命之发发可危了。他们不理解，为什么贺龙竟如此大胆，理直气壮地保罗瑞卿。他怎么啦？难道他看不清目前的政治形势？还是年纪大了，有些糊涂了？ 八天以后，贺龙接到通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让他前去参加。 按照惯例，通知开会的同时要发下“安民告示”，告之会议内容，使大家有思想准备。这次却有点反常，除了开会日期，什么也没告之。贺龙有些纳闷。他想起中央最近发出过加强东南沿海战备的通知，是不是研究这方面的问题？所以，当秘书问他带什么东西时，他说带上作战地图。 到了上海，贺龙才被告之，会议是“要解决罗瑞卿问题”。同时，给他们一包材料，其中有叶群到杭州向毛泽东汇报的提纲，林彪给毛泽东的亲笔信。信上说：“有重要事情需向主席报告，先由叶群前去送材料和作口头报告。”贺龙大吃一惊，这才感到此次会议非同寻常，而且，很快联想到自己保罗瑞卿的事。坏了，这次我怕要沾上了。 他的住处被安排在兴国路一号的一座平房里，和刘少奇住得很近。晚上，李井泉来看他，恰巧刘少奇、王光美顺道来访。 刘少奇问贺龙道：“事情真有些突然。贺老总，你是管军委日常工作的，这件事，你应当事先知道的吧？” 贺龙摇摇头说：“我也是刚刚知道。” 刘少奇甚感奇怪，又问李井泉说：“你呢？事先知道吗？” “我也不知道。”李井泉回答说。 彼此沉默，心情沉重。 还是刘少奇打破了沉默。他说：“这么说，咱们大家事先都不知道喽！” 贺龙点点头。他已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第二天开会，连中共中央委员都不是的叶群，竟成了这次政治局扩大会上的主要发言者。真可谓奇闻怪事。叶群在会上，历数了罗瑞卿的“罪状”，指责他“个人主义野心已经发展到了野心家的地步，除非林彪同志把国防部长让给他。他当了国防部长又会要求更高的地位，这是无底洞。”“罗瑞卿掌握了军政大权，一旦出事，损失太大了。” 与会的人，对此，有的极为迷惑不解，有的根本不相信，有片将信将疑，但是，空军政委吴法宪、海军副司令李作鹏等人却在会上发言，为叶群捧场，对罗瑞卿落井下石。 贺龙对叶群的发言甚为不满。开会回来，他便对薛明说：“今天，叶群一个人在会上就讲了好几个钟点，中间还不断插话。” 薛明好奇地问：“叶群发言说什么了” 贺龙说：“她说了罗瑞卿那么多坏话，有的离奇得很。叶群说，罗瑞卿要取代林总当国防部长。罗瑞卿会做得出来吗？不，不会的。我看叶群的话是靠不住的。” 薛明叹口气说：“叶群这个人，唉！” “这都是搞些什么事啊！”贺龙愤愤不平。他为罗瑞卿不平。 谁知，会议第四天的傍晚，叶群突然来到了兴国路，拜访薛明。她们是老朋友嘛！叶群对薛明说：“林总很关心贺总，让我来代他问好。” 薛明说：“不敢当啊！请代我们向林总问好。” 彼此闲谈了一会，叶群客气地告退。 出于礼貌，过了一天，薛明前往林彪住处回访。 叶群似乎甚为热情。寒暄之后，她说：“1965年8月1日，《人民日报》上刊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民主传统》那篇文章，是林总决定用贺总的名义发表的。你知道为什么吗？林总考虑，贺总在群众中威望高，特别近几年来在国防建设上有功。” 不知出于什么目的，叶群给贺龙戴起高帽子来了。 叶群还以自责的口吻说：“过去我多年不到你们家里去，是因为怕贸总骂我。薛明，说真的，我摸不透贺总的脾气。” 薛明一时弄不清叶群说这些话的目的，心存疑虑，她只好敷衍说：“你是贵人，太忙了。” 闲谈了一会，叶群突然说：“过去你说了我那么多坏话，只要以后不再说了，我也就既往不咎了。” 薛明说了叶群什么“坏话”？让叶群为此耿耿于怀。 这已经是抗日战争年代的事了。 叶群，原名叶宜敬，又叫叶瑾。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她在南京国民党控制的电台当过广播员。在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的时候，又与国民党的一个教官关系暖昧。她还参加过三民主义青年团举办的“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演讲比赛，又为国民党CC派办的壁报供稿。从一个人的生活之路来看，当时，叶群年纪很轻，本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无需向组织隐瞒，讲清楚也就可以了。这些事，当时随平津学生赴南京请愿的薛明都知道。延安整风时，要进行干部审查。薛明出于对叶群的关心，动员她向组织上讲清楚，以免不必要的麻烦。关于这件事，薛明是这样说的： “1942年延安整风时，贺龙同志去部队视察工作，林彪也去了重庆参加国共谈判。我曾找叶群谈南京的事。她承认在南京讲演，内容是三民主义，并说过‘只有蒋介石才是我们唯一的领袖’，但我要她自己去向组织上作交待时，她当场耍赖，又哭又闹，满地打滚，说我趁林彪不在，要害她。我觉得问题不好办了，就把她拉到中央组织部组织科长王鹤寿那里去了。” 叶群指的“坏话”，就是这样一件事。 薛明听她说什么“既往不咎”，心里有点恼火，但不便发作，便说：“过去的事，你我都清楚。” 薛明对叶群提的问题没有明确表示，叶群甚为不快。 过了两天，叶群又来找薛明，对她说：“我提醒你一个问题，你们的邻居林月琴的弟弟是军统特务，这样的情况，你门还来往那么密切，还把机密文件给他们看，要说你们通军统，你们就说不清了。” 林月琴是罗荣桓元帅的遗漏。 罗荣桓和林彪虽然长期共事，但对林彪的一些观点和做法常有不同看法。林彪对他亦颇耿耿于怀。林月琴的弟弟并非军统特务，是被人诬陷的一桩冤案，后来被迫害致死了。贺龙和罗荣桓两家同住一院，来往自然密切，可这又有什么不对呢？ 薛明向她解释说：“文件是总政一位负责同志让我给她看的。” 叶群把睑一板，说：“我这是关心你和贺总。” 从叶群的谈话来看，她的来访，显然是有目的的。林彪当然知道，对罗瑞卿的揭发批判，必然会触动贺龙。工于心计的林彪自然不放过这个机会。他让叶群前来，便是要放出几个试探性的气球，探一探贺龙的虚实。 贺龙是看到这一点的。他预感到叶群的主动登门的不良之兆。他对薛明说：“不能小看了叶群的来访啊！叶群说，以前的事情她不记恨，难道她真的是这样吗？如果她真的不记恨，还会这样念念不忘？” 薛明默然。她的心绪很乱，不知道这次会议会出现什么事。 贺龙抽了几口烟，说：“叶群来访不是来问好的。这次会议也不那么简单，整一整罗长子。我看还有更大的目的呢！”’ 他翘首向窗外望去，外面是漆黑的夜空。他心守法茫。 上海会议开了七天，8月15日结束。这一天，林彪召集了一个军委常委会议，罢免了罗瑞卿的一切职务，也不让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了。 林彪的“病”已经完全消失，要出来“收拾残局”了。 林彪复出，罗瑞卿罢官，自己交权，这一切就象一片浓黑的阴云压在贺龙的心上。他感到了一只不祥之鸟已经向他扑来，但又无法预测，无法设防，心里很为烦躁。他想，最好的办法，是努力工作。毛泽东不久前曾让他去看看四川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得怎样。这件事还没有做，不如按计划而行。这样也许可以忘掉这次会议带来的种种不快。他让薛明独自返回北京，自己先到广州，放松一下被搞得烦躁不安的心绪，而后，独自去了四川。 等他再回到北京，已是1966年春末夏初了。毛泽东亲自发动的一场“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5月4日至26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通过了标志着这场动乱全面发动的《五·一六通知》；林彪发表了大讲“政变”经的“五·一八讲话”。他危言耸听，蛊惑人心地说：“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你们经过反罗瑞卿，反彭真，反陆定一和他的老婆，反杨尚昆，可以嗅出一点味道，火药味了。”“他们现在就想杀人，用种种手段杀人。……罗瑞卿就是一个，彭真手段比他们更隐藏更狡猾。“这是一个充满卑劣谣言的讲话。遗憾的是，竟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会议罢了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的官。紧接着，掀起了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狂潮，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在8月份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发表了使大多数与会者感到骇然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不点名地公开批判了处在第一线的刘少奇。毛泽东还写信给清华大学“红卫兵”；对其“造及行动”大加赞赏，于是，一场浩劫遍及中华大地。处处抓“牛鬼蛇神”，各地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文化濒于5民灭，全国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尽管贺龙的党性很强，对毛泽东、党中央忠贞不二，坚信不疑，但他还是不理解这场由他最崇拜的领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他的良知使他不能把美好当作邪恶，把光明说成黑暗；不能接受一贯忠心耿耿、出生入死的干部，一夜之间变成“叛徒”、“特务”、“走资派”这种历史的颠倒。 当他看到，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有人把反对刘少奇的大字报贴到了北京最繁华的王府井大街上，着急地说：“这样做很不妥当。刘少奇是国家主席嘛！把一个国家主席弄成这样，对外影响多不好！” 有一天，李井泉、王任重来东交民巷看望贺龙。他把这个意见说出来，征询他们的看法。这两个人表示完全赞成。大字报是从批判刘少奇夫人、清华大学工作组成员王光美为发端的。他们建议贺龙向正在负责解决清华大学问题的周恩来反映一下。贺龙欣然同意，让夫人薛明去人民大会堂，向周恩来转达他的意见： “请总理考虑，解决清华的问题，应该和北大有所不同。我们要照顾到团结。” 显然，贺龙的意思是，刘少奇是国家主席，在处理王光美问题时，应考虑到这一点。 薛明来到人民大会堂，向周恩来说明了来意。 周恩来问道：“这都是谁的意见？” 薛明说：“是贺龙、李井泉，还有王任重，他们在一起研究的意见。” “他们是这样说的吗？” “是”。薛明回答。 周恩来默默点了点头。 薛明回来向贺龙叙述了见到周恩来的情况。贺龙沉思良久。说：“好，能见到就好。” 他似乎预感到，他的这种意见也许不会起任何作用，有点悲观。 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当时，在天安门举行群众大会，什么人上了天安门，可是一个政治晴雨表。人们可以从某个领导人有否出席，站在什么位置来判断其政治地位的变化。尽管刘少奇、邓小平已经被毛泽东点了名，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但这次接见，仍然安排他们登上了天安门。对此，贺龙感到满意。他认为，人难免会犯错误，但不应当一棍子打死。会后，他听到一个工作人员说：“今天场面很大，效果也很好，就是刘少奇有点灰溜溜。” 贺龙把脸一板，严肃地说：“你这个同志是咋个搞的嘛？一个国家主席，有什么可灰溜溜的？你这样说是不对的。以后不要这样说喽！” 贺龙仍然在维护着刘少奇这位革命家的国家主席地位，其实，他的这颗善良之心，在这场浩劫中毫无作用。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期和会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连续召开“党的生活会”，解决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 由于毛泽东已经发表了《我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于是，在党内斗争中常见的现象出现了；墙倒众人推。会议越开，上纲越高，离实事求是越远。 贺龙忧心忡忡，一言未发。 在一次开会之前，毛泽东在会前碰到了贺龙。 毛泽东问贺龙道：“贺老总，你发言了没有？” 毛泽东这是明知故问。 贺龙回答说：“还没有发言。” 贺龙是如实报告。 毛泽东又问道：一怎么不讲一讲？” 毛泽东似在有所紧逼。 贺龙把身板挺了挺，说：“报告主席，我上不了纲。” 贺龙实事求是，言为心声。 毛泽东看了贺龙一眼，没有说话，径直走上了他的座位。 好心的人见此情景，甚为这位老总担心。你这种态度不是给毛主席难堪吗？谁知，我们的元帅却不以为然，他回答说： “这有什么？在党的主席面前，就是应该有什么说什么。如果人人都不说真话，党的主席不了解真实情况，那么，党怎么好得起来呀！” 话是不错的，可是，老帅啊，当时的政治形势，讲真话是很难的呀！有人为他捏了一把汗。 不久，生活会不开了，很多人不知其因。 有人问贺龙，说：“贺总，你说生活会怎么不开了？” 贺龙说：“我的同志，再开下去不得了，还要上纲呀！” 他似乎答非所问，但其内心世界跃然活中。 他上不了纲，人家却要上他的纲。他哪里知道，正在他全力维护刘少奇、邓小平，考虑党的团结的时候，一只毒手已经悄悄地向他伸了过来。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