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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毛泽东把林彪送来的诬告信交给贺龙。林彪在“小
型打招呼会”上说:对贺龙“夺权阴谋”“提高警惕”。
贺龙发脾气说:“告我的阴状,我不怕。”


  我们这些老帅是善良的。他们虽然对毛泽东发动的这场“革命”很不理解,但仍然相信以毛泽东为首的党的领导。不过,他们没有想到,在这场政治大风暴中,我们的党已经发生了一些令人极为担心的变化。有一位作家曾这样叙述说:德高望重者沉默地背过脸去;卖身求荣者的鼓噪淹没了仗义执言者的呼声;心地善良的人被迫缄口不言,或违心附合;反复无常的人则高举风旗,脸上堆满狞笑,血口喷火。实际情况正是这样。
  对党忠心耿耿的这些老帅们,总想跟上他们无法理解的“战略部署”。1966年10月,贺龙在中央工作会议第四小组会上,为此就作了违心的检讨。他说:“北京体育学院的文革运动,体委派工作组,不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而是包办代替,结果,把那里轰轰烈烈的文革运动搞得冷冷清清。……体委本身的文革也搞得不深不透。体委一些领导,怕字不少,框框很多,对这场文革的领导,还处于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情况,……我是有责任的。根本问题是对主席思想学得不好,跟得不紧。”
  然而,那些有权的阴谋者并不满足于他的检讨,而是要逼他走上绝路。一系列针对他的阴谋活动已经在紧锣密鼓中展开了。
  早在7月27日,身居“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康生在北京师范大学群众大会上煞有介事地说:“今年二月底、三月初,彭真他们策划政变,策划把无产阶级专政推翻,变成他们的资产阶级专政。他们的计划之一是把北京大学、人民大学每一个学校驻上一营部队。这个事情是干真万确的事情。”后来,他又造谣说:“贺龙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在北京郊区修碉堡”,“在体育日阴谋组织政变队伍”,以此来陷害贺龙与彭真。
  这完全是一件子虚乌有的事。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1966年初,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北京军区为卫戍区组建了一个团,准备担负民兵训练任务。他们一时找不到营房,恰好北京各大学有部分师生在农村搞“四清”.有些空房。为了应急,卫戍区派人到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去为这个团联系借房。事有凑巧,卫戍区借房的时间和“二月提纲”事件相近。当时,“怀疑一切”的思潮泛滥。北京大学团委有一个干部,即以《触目惊心的二月兵变》为题贴出大字报,提出了借房是要搞兵变的“假说”。
  康生是有意借此大做文章,血口喷人。
  1980年IO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转的《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中指出:“一九六六年七月前后,在北京市闹得满城风雨的所谓‘二月兵变’事件,纯系康生图谋打倒彭真。贺龙同志而制造的谣言”。1982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中也指出:所谓贺龙“阴谋篡夺军权”搞“二月兵变”等问题,“完全是林彪、康生等为陷害贺龙同志而蓄意制造出来的谎言。”
  堂堂一个政治局委员,竟然会公然制造谣言,蒙骗人民,其堕落的程度可想而知。顾问尚且如此,“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是何模样,可想而知了。
  不久,林彪也亲自出马了。1966年8月28日,林彪把吴法宪这位空军政委叫到毛家湾地的寓所,对他说:“贺龙是有野心的,到处插手,总参、海军、空军、政治学院都插了手。”“你们空军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吃。你要警惕他夺你的权。”他让吴法宪把贺龙“插手空军”的情况写个材料送给他。
  吴法宪唯唯称是,回西郊做文章去了。
  9月2日,林彪打电话给海军副司令员李作鹏,对他说:“你要注意贺龙。贺龙实际上是罗瑞卿的后台,拉了一批人来反对我。军委很快要开会解决他的问题。你就这个问题尽快写个材料。”
  李作鹏遵旨照办。
  林彪为什么策动这两个人来诬告贺龙呢?也是事出有因。
  1959年,林彪接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以后,便在海、空军拉拢了一批人,打击一些不愿意盲目跟他走的干部,因此,罗瑞卿被罢官以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这两个单位内部的斗争十分激烈。在海军,李作鹏在林彪支持下大搞地下活动,制造假材料,想把海军的一些领导干部打成“罗瑞卿分子”,以便把海军的权力抓在手里。在空军,吴法宪的种种派别活动,受到了不少干部的抵制,斗争一开始就呈胶着状态,吴法宪一直处于被动地位。为了摆脱困境,他采取了不正当的手段,妄图把不跟他走的干部打成“反党集团”。他们的这些问题,7月初,反映到了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那里。他们指示中央军委去解决这两个单位的问题。
  7月7日;中共中央军委举行常委会讨论海军问题。此时,贺龙已不再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了,但他看不惯李作鹏的不正当的地下活动,仍然仗义执言。在传达刘少奇、邓小平指示的“李作鹏等搞地下活动是不对的”时,贺龙忍不住插话说:
  “搞地下活动是第一位的错误。有问题摆到桌面上来,要搞阳谋,不要搞阴谋嘛!”
  此话使善于搞阴谋活动的林彪大为不快。
  7月11日,中央军委常委又讨论空军问题。贺龙在发言中不避忌讳,严厉批评了吴法宪。指出他在空军工作中“只报喜,不报忧”,“政治思想工作薄弱”,“有许多东西是假的”。空军,是林彪亲自抓的“点”。贺龙的这种批评,能使林彪高兴吗?
  会议对这两个单位的问题展开了讨论,与会的老帅们集中批评了李作鹏和吴法宪。林彪一看,情况不妙。为了稳住自己由阵脚,他匆忙提出:“海空军的问题要解决,海空军现在的班子不要动。”
  但是,贺龙不知深浅,突然针锋相对地说:“根据刘少奇、邓小平同志的指示,个别的可做些调整嘛!”
  林彪一时又陷入了被动,十分恼怒。
  现在,林彪看到时机已到,可以同贺龙算帐了,所以,他向这两位卖身求荣者耳提面命。
  更为恶毒的是,林彪通过叶群,策动了一个叫宋治国的来诬告贺龙。
  宋治国何许人?他是中央军委办公厅警卫处长。此人常在林彪、叶群身边走动。9月5日和6日,有人看见,叶群在人民大会堂把宋治国拉到了西大厅,窃窃私语了很长一段时间。过了一会,宋治国便出来找毛笔和白纸。
  有人问他说:“宋处长,你要练毛笔字吗?”
  宋治国看见问话的人同他关系不错,便悄悄地说:“不,叶主任交给我一个重要任务。”
  朱治国找到了纸和笔,自己端了一张小桌,放在西大厅一个不引人注意的角落,伏案作起文章来了。人们看见他一连忙了两天,因为是“叶主任”交的“任务”,谁也不便多问。
  宋治国写了四封揭发信,亲自送到了叶群办公室。
  叶群是很会做戏的。她当着办公室一些秘书的面,故弄玄虚。
  她问来治国:“你写的这些材料是否都是事实?是,我们送走;不是,我们就不送了。”
  来治国当然知道叶群的意思,忙说:”‘完全是事实,我负责。”
  但是,叶群仍然是心虚的。这是玩弄阴谋者的特有心理,于是,她又让办公室的秘书就此事写个证明。1966年9月27日,三位秘书写了一份《关于宋治国写材料情况的证明》,证明宋治国写的材料完全出自“自己的主动和自愿”。宋治国写的诬告,由林彪办公室里的人来写“证明”,这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不打自招!
  宋治国写的是什么“材料”呢?
  198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在对林彪、江青等十名主犯起诉时,公布了宋治国诬告信的原件。
  宋治国写道:
  “罗瑞卿的家里办公桌玻璃板底下压着一张照片,其中有贺(龙)、薛明、罗(瑞卿)、郝治平四人合影,天天看,但没有主席的照片。”
  “我觉得贺(龙)与罗(瑞卿)、彭(真)、杨(尚昆)反党分子来往很为密切。他们经常密谈”,“常在他(指贺龙)家的人神态不正常。”
  “贺(龙)本人自己房间里亲自保管着一支精制进口小手枪,夜间睡觉时常压在自己的枕头底下,外出带上,不知为了什么?”“这支枪最近两个月又每天放在枕头下,最近外出也自己带在身上。”
  “他对警卫人员的教育不是以政治挂帅,而是业务挂帅,如教育人家如何将枪法练好,并要求每个警卫人员要练得百发百中。”
  “听说体委自动销毁了一百二十部电台,此事甚为可疑。”
  这里抄录的是未治国诬告信的部分内容,你只要有一点分析的头脑,一看便可知晓皆为捕风捉影、无中生有。林彪、叶群利用这样的材料来达到他们的目的,其卑劣程度不言而喻了。
  后来,还有告密说:贺龙把手枪放在家住中南海的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女儿那里,以便贺龙“借到怀仁堂开会之机,用来暗杀毛主席”。这真是二十世纪的“天方夜谭”。
  关于这件事,董必武的女儿董楚青在《我的爸爸董必武》一文中有详细的叙述。笔者在此引述一些有关段落,也许长了一点,但却有许多丰富的内涵,务必请你耐心地读一下。好在董楚青的文字很生动,很好读的:
  1967年春末夏初的一个中午,爸爸刚刚从中央开了会回
  来,走到后院来叫我,我闻声赶忙跑过去。爸爸的精神有些
  不安。……爸爸微微地皱着眉,看着窗外的蓝天,慢慢地问
  我说:“是不是贺老总给了你一把手枪?”爸爸的情绪感染了
  我,我“嗯”了一声承认着。爸爸转过脸看着我,两只手都
  挂在后腰间,又问我说:“这枪是不是叶向真在文化大革命初
  交给你的?说是替贺老总收藏的?”我听了这话,简直莫名其
  妙,但也品出些不对头的味道。我于是先回答了一句:“不是。”
  就赶快搜拢那逝去了十多年的记忆……
  那是我们搬入中南海前的一个夏末的星期日,哥哥约了
  叶剑英叔叔的儿子选宁和女儿向真等一大帮孩子——大部分
  是男孩子,我实在记不清都有谁了,那时我也跟在哥哥的后
  面。我们一起去看望贺老总。贺老总在他的客厅里愉快地接
  待了我们,他手里拿着已和他浑然一体了的烟斗。贺老总豪
  爽的气质鼓励了所有在坐的年轻人,男孩子们纷纷向贺老总
  要鸟枪,贺老总一口答应了,并立即让他们自己去挑选。……
  男孩子们一涌而出,只有我还坐在那里,尽管心里也想
  要一支枪,但我有点胆怯,不是怕枪。心里正盘算着怎么说
  明白女孩子也可以玩枪,也应该玩枪。也许贺老总看出了我
  的犹豫,他走了过来,站在我的面前,把烟斗从嘴里拿出来,
  微微地弯了腰,背过手去,问:“给你什么呢?也是枪,好不
  好?”我高兴得站起来,连连说:“好,好,好!”贺老总笑了,
  回头叫着一个什么人,说:“去把那支小手枪给女娃娃拿来。”
  拿来了,那是一支小巧的手枪和四粒子弹。枪完全象一个玩
  具。……
  回到家里,我们送给妈妈看了……妈妈又教我擦枪,她
  是打过仗、带过兵的人,枪对她来讲并不陌生。擦好枪,统
  一由妈妈收藏起来了……
  爸爸听了我的叙述,精神明显地松快了,说:“今天开完
  会,总理留住我,说:‘你女儿在北京吗?’我说:‘在呀!’总
  理小声地说:‘有人说,你女儿最近从叶向真手里接收了一支
  小手枪,枪是贺龙同志的。那人还说,贺龙同志借到怀仁堂
  开会之机,到你女儿那里拿枪,来暗杀主席的。’”我听了这
  个类似《天方夜谭》的话,感到无限惶悚和愤懑!……
  爸爸说:“你去把枪找出来,交到中南海警卫局。现在就
  去找”
  当天下午,在妈妈的帮助下翻箱倒柜地找到了我阔别了
  十多年的小手枪。那可爱而又可怜的珍品,被几层布包着,因
  为多年没有人动它,它锈蚀了,枪栓都拉不开了。……
  第二天早饭后,爸爸要我立即把手枪送到警卫局。……
  警卫局出来了一位三、四十岁的男同志。他听了我关于枪的
  全部叙述后,查看了枪,先轻轻地拉了拉枪栓,拉不动,才
  又鼓起很大的劲去拉,这样,才动了一点。他笑了笑,说:
  “这支枪根本没法用了。”他收了枪,走了。
  读了这一段真实的故事,人们会有什么感想?董楚青在文章中十分感慨地说:“现在想起来仍然感到十分对不起贺老总!不过,我想,也许正因为它的锈蚀,恰恰倒说明贺老总不可能用它去谋杀主席了!在陷害贺老总的万千个假罪中,该少掉了一桩吧?”
  然而,林彪他们可不管真与假。他们要以假为真,到毛泽东那儿去“告状”。经过如此这般地一番策划,林彪将吴法宪、李作鹏、宋治国以及其他一些诬告,陆陆续续、一份一份地送给了毛泽东。
  林彪为什么要整垮贺龙呢?仔细分析起来,既有突出的现实原因,也有深刻的历史原因。
  贺龙在林彪“休养”期间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同叶剑英。罗瑞卿一道,通过推广“郭兴福教学法”,搞“大比武”’,刮起了一股强劲的军事训练的旋风,同林彪精心谋划的“突出政治”大唱反调,而且,还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这使林彪感到了一种威胁,既怕他那套“突出政治”失效,又怕毛泽东委贺龙以重任而把他挤掉。他不能坐以待毙,必须行动。这是近因。
  但是,还有更深远的历史原因。1943年,贺龙到延安担任联防军司令员,同毛泽东接触甚多。有一次,毛泽东同他谈起了林彪。说遵义会议期间,林彪表面上承认毛泽东的领导,背地里却经常散布不满,甚至骂娘,到了会理,又给中革军委写信,要求更换中央领导人;1937年,洛川会议时,林彪不顾大局,对是否留兵保卫陕甘宁边区默不表态,毛泽东甚为不满,等等。不知怎么搞的,毛泽东跟贺龙的这次谈话,被林彪知道了。他一直很紧张。搞阴谋的人,最怕别人揭发出他历史上不怎么光彩的地方,所你还是过去的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
  接着,毛泽东岔开了话题,同贺龙扯起了民国之初的护国战争、护法运动中的一些历史问题,扯了很长一段时间。其实,贺龙此时此地那有心境谈这些遥远的往事呢!
  毛泽东是有保留的。他只给了贺龙一封吴法宪的诬告信,其他材料没有拿出来。
  处在痛苦和恼怒中的贺龙元帅,实在想不到,毛泽东同他谈话后的第三天,即9月8日,林彪召开了一个没有贺龙这位军委常委参加的常委扩大会,即“小型打招呼会”。他向出席会议的人打招呼说:贺龙的问题很严重,他担心毛泽东百年之后,贺龙会闹事,对贺龙的“夺权阴谋”要“提高警惕”。
  隔了一天,9月9日晚上,毛泽东却让秘书徐叶夫给贺龙打电话说:“经过和林彪还有几位老同志做工作,事情了结了,你可以登门拜访,征求一下有关同志的意见。”
  贺龙放下电话,自言自语地说:“有什么能耐摆到桌面上来嘛!背后摘咕算什么本事呢?”
  他对林彪他们暗地里的活动十分气愤。他坐在沙发上,抽着烟,半晌才冒出了一句话:
  “哼,告我的阴状,我不怕!”
  不过,贺龙是遵守纪律的,他还是听从毛泽东的话,到毛家湾和那几位老同志那里征求意见去了。然而,结果对他很不利。
  在毛家湾,贺龙当面向林彪征求对他的意见。
  林彪说:“贺老总,我对你没有意见。”.
  多么虚伪的一个伪君子!向毛泽东密报的人竟有脸说出这样的话。中国共产党确立这样一个人当接班人,岂非历史的大玩笑?
  贺龙说:“不,林总,总会有一点吧?”
  林彪停了一会,扬起那张死一般阴冷的脸,似乎想起什么似地说:“要说有呢,也只那么一点点,就是,你的问题可大可小,主要是今后要注意一个问题:支持谁,反对谁。”
  林彪话中有话,弦外有音。他把贺龙逼到悬崖上,又给他放出一个信号:你要是支持我,一切好说,问题就小了;要是不支持我,用力一推,你就掉下去了,问题就大了。由你选择。林彪得意地暗暗一笑。
  可是,我们这位元帅不知是未能听出其弦外之音,还是没有看到林彪风头正健、权势正重的特殊地位,或是他故作糊涂,也回敬一个言外之意。只见贺龙淡淡地回答说:
  “林总,我革命这么多年,支持谁,反对谁,你还不清楚。谁反对党中央、毛主席,我就反对谁;谁拥护党中央、毛主席,我就支持谁。”
  林彪没有再说什么。他把瘦瘦的身体理在沙发里一动不动,他在回味贺龙此话的意思。他感到贺龙这是回敬他,也是话中有话。他那两条浓黑的眉毛微微一动,下决心搞掉贺龙,决不手软。
  贺龙坦然起身告辞。他不知道,这次只身来访曾使林彪、叶群如临大敌,他们被自己制造的谎言吓破了胆。据林彪办公室秘书张云生198o年5月18日证实,林彪听说贺龙来访,神经立即紧张起来。叶群慌忙布置了几名警卫人员埋伏在大厅一侧的落地帷幕后面。叶群吩咐说:“你们几个躲在这里,把手枪拿在手上,子弹推上膛,谁也不准咳嗽,不准发出一点声响。我负责观察动静,一有情况,我一挥手,你们赶快冲出去,用身体和生命保卫首长。”
  真是做贼心虚,贻笑大方,可悲可恶!
  贺龙还去拜访了几位老同志,但是,贺龙不知道他们都参加了“小型打招呼会”,因此,或者背过脸去,缄口不语;或者违心批评,附和形势。贺龙有苦难言,悄然回家。到了这时,我们这位元帅已经完全感觉到了林彪的威逼,感觉到了自己极为危险的处境,然而,他不愿束手就擒,所以,在12月28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突然跟他打招呼,请他坐到前排来时,他微微一笑,并不问毛泽东此举有何内涵,竟然毫不推辞,大大方方地坐到了毛泽东的身边。这一举动,使林彪深感不解,如坐针毡;令一些人莫明其妙,呆坐不动。
  一个即将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政治局委员,坐到了发动这场“大革命”的党主席身边。我们的元帅最后一次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竟如此富有戏剧性和讽刺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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