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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证不再完全以工作为中心并更多地关爱家庭之后，戈尔又开始完成一项将使其更脱离家庭的目标——写书。早在1988年选举时，他就计划写一本关于环境问题的书，但艾伯特三世发生车祸后，戈尔感情上的波折再加上他的中年精神危机，使这一打算对其个人来说意义更加重大。这已不仅是认真地对待紧迫的政策问题——它将成为戈尔自己心理疗程的一部分。1990年夏，戈尔与休顿·梅夫林签约写作《地球的平衡》—书。 当于11月轻易地再次当选参议员后，戈尔躲在他父母位于卫理教徒大厦的公寓里，并于1991年中写出了711页的草稿(编辑约翰·斯特林将其则减到400多页)。他写作此书的起点很好，过去已写了部分章节，且可引用他以前的讲演稿内容。一名专职研究人员协助他写作，一批优秀的专家、学者也可帮助他，如史密森学会会员洛夫乔尹、哈佛大学地球和行星科学系主任米歇尔·麦克尔罗伊和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化学家舍伍德·罗兰德等。他在其工作计划所允许的空闲时间里，如夜晚和周末写作，其闲暇时间几乎都在卫理教徒大厦度过。亚拉巴马州参议员豪威尔·赫夫林在那里也有一套公寓。一次，豪威尔将戈尔拉到一边，表示对他的关切。他建议戈尔：“我很担心你，孩子。你应回家，并看看你的家庭。” 当一个怀有当总统抱负的政治家写书时，一般总是谨慎从事，以避免在选举时坏事。对谨慎的戈尔来说，《地球的平衡》一书是个了不起的成绩。它既是环境保护主义者对军备控制的呼吁，又是一份中年人的自白书，同时也是对浮华世俗社会中精神贫乏现象的思考。其文字则是劝戒性的，与拉结·卡尔森和杰里米·里夫金的写作风格类似。该书还是他所提供的最为真实的个人自白。在里德·亨德特在其家中为戈尔举行的发行晚会上，大约有40位客人聚集一堂以聆听作者讲话。“我希望你们喜欢它，”兴奋的戈尔说道，“因为那本书就是我。” 《地球的平衡》从本质上来说代表了戈尔：深思熟虑、真心实意、野心勃勃、充满事实、讲求道德、喜欢夸张和追求宏伟目标。书中表现出一种宗教式的、认为一个人可以拯救整个世界的’热忱。“我们必须将拯救环境作为文明世界的核心原则，”戈尔写道。他还号召“投入全力，利用每一项政策和计划、每一条法律和制度、每一个协议和盟约、每一个战术和战略、每一个计划和行动——简而言之，运用各种可能的手段以延缓对环境的破坏”。戈尔提出了一系列环境问题，包括热带雨林的破坏、杀虫剂的过度使用、不加限制的掩埋垃圾、温室气体的增多和臭氧层的破坏等。他认为这些并不仅仅是遥远未来的威胁，而是即将到来的灾难的警告。世界对此无动于衷，使他联想起30年代人们未能认识到纳粹的威胁。“很少有人能预料到种族屠杀会接踵而至，但在一定时候应该能够看清暴行和破坏的方式……再一次，世界各国领导人只是进行空谈，希望危险会自行消失。但是今天即将发生一个生态学上的‘水晶之夜’的证据已日益增多，柏林打碎玻璃的声音已清晰可闻。” 这本书最为出众之处还在于它惊人的叙事技巧和高尚的趣味。并非每部关于公共政策的大部头著作都能够吸引约瑟夫·康拉德和《周六夜生活》节目的注意力。戈尔努力使其行文充满活力，而本来此书可能会像他曾考察过的咸海那样缺少生气、枯燥乏味。他善于将别人的研究成果糅合在一起井使其通俗化，写成引人入胜的关于气候对文明的影响的简短历史故事，如米诺亚王国的消亡等。戈尔还具有记者描述细节和将相关点联系起来的能力，如其以“不超过一小时越野跑的距离”来形容从地面到大气层顶部的远近；或者，描述里根总统以一种亚马孙丛林地区的毒蛇身上提取的升血压药品治疗其枪伤。 但在这本书刻意表现的博学多识的背后，则隐藏着一种不安全感。戈尔知识渊博并且急于确保别人也都知道他是“班里最聪明的孩子”(他在描述地球生态系统内部的相互依存关系时这样写道：“关于固定反馈回路的基本原则很容易理解。我们对所谓的非线性系统都很熟悉”等)。 戈尔很喜欢运用隐喻手法。这本书的主题之一就是将地球的灾难与其个人斗争联系在一起。戈尔在两者中发现了相似的家庭问题和绝望以及心理治疗的必要性： 我犹豫不决地得出结论，我必须进行内省。通过解答一些因难而痛苦 的问题，来确定我在生活中所追求的真正目标及其原因。我在一个政治气 氛浓郁的家庭长大，在那里，我很小就变得对别人所想的非常敏感——也 许过于敏感，对自己的思维方式和周边社会的异同点非常细心：—也许过 于细心。进入中年之后，当重新观察构成我生活基础的知识和原理时，我 不能不注意到这与我生活于其中的文明社会是基本一致的……正因为如此， 我就这一读神的心理危机及对自身精神世界的探索对两者来说有着同样的 意义。 戈尔对他所从事的传统政治作出了一个严厉的判决，并宣称这个星球的未来需要新的政治勇气。“我已对自己在涉及政治领域时小心谨慎的倾向感到非常不耐烦，”他写道： 每个政治家的耳边都时时响起应谨慎小心的劝阻之声，而且往往也很 有道理。但当谨慎发展成为拘谨时，一个好政治家就应改变做法了。对我 来说，环境危机是最重要的问题。每次当我平静下来考虑自己是否有些偏 执时，来自世界各地的新证据又源源不断地出现，从而使我得以继续坚持 下去。环境保护问题并不是又一个为了争取民心、选票和公众的注意而可 以在政治斗争中运用的棋子。长期以来，为环保问题提出更认真、有效的 解决办法要冒越来越大的政治风险，忍受越来越激烈的反对意见，并需经 艰苦努力才可将其付诸实施。 戈尔认为危害环境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资本主义、男权统治以及使人类精神生活趋于窒息的“消费至上”观念等(“工业文明拥有使入迷乱昏惑的巨大发动机，仍然通过对欲望的满足使人类堕落。”)。但是《地球的平衡》一书的核心章节是。机能失调的文明”。这是戈尔对他个人心理治疗经历的一个总结，提出将心理紊乱与环境危机联系在一起的理论。他认为在僵化、机能失调的家庭中普遍存在着的不容置疑的戒律、表面上的平静和辱骂孩子等现象，在环境破坏的过程中也同样存在。“正如父母侵犯了易受损害的孩子的权利一样，”戈尔写道，“我们也滥用了自己在人类发展史上的地位所赋予的合法权利。”戈尔认为西方文明祟尚大家庭，因为按照笛卡尔的理论人类与自然界是互不相关的。但是，这种风气也对环境的破坏造成了影响。正像艾丽丝·米勒的“天才”儿童因害怕遭遗弃而不能向暴躁、冷漠的父母挑战一样，每一代人类都习惯于依赖物质享受和文明社会的消费习惯，“我们不敢想像如何使自己摆脱这些好处”。 戈尔使用同样的逻辑来解释集权政府及其控制公民精神的能力。尽管他竭力使用平淡的语气，但毫无疑问，这里反映了他对自己童年时代态度的一些新观点： 一个机能失调家庭中的孩子在其成长过程中，经常观察父母的面孔， 以发现能够证明自己受关注并与周围环境相适应的信号；当他未能发现此 种迹象时，他即开始感到自己什么地方做得不对。因为他怀疑自己的价值 和可靠性，于是开始控制自己的心理活动，如刻意修饰行为、掩饰思想感 情和将创造性活动转变为一种机械性的例行公事等。 这一章表现了戈尔的一些本质特点。他在得出改变个人生活即为改变整个星球的命运铺平道路的结论过程中，受其个人因素影响很大——正如马乔里·威廉斯所说的，表现出一种“操纵倾向”。戈尔性格中根深蒂固的夸耀作风要求他不论做什么事，既要正确无误，又要出类拔萃。仅仅促使公众将环境保护当成一项紧急而重要的事业是不够的：还必须使公众仿佛听到“水晶之夜”的玻璃碎片就在脚下吱嘎作响才行。 戈尔所制定的政策方针包括在该书最后一章，同样大胆地涉及全球问题。一般来说，戈尔总是避免将自己直接与开支庞大的政府计划联系起来，但在此处他却按照二战后美国协助欧洲复兴的方式提出了“全球马歇尔计划”(戈尔称，按现在的币值计算，“马歇尔计划”曾耗去美国约1000亿美元的资金。新计划将包括日本和产油国等)。它的首要目标有：通过计划生育等手段控制世界人口数量，降低婴儿死亡率，提高教育水平；与发展中国家共享新技术，以帮助其发展经济并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同时为工业化国家制定有约束力的规章制度，以减少其温室气体等污染物的排放量；重新制定“经济规则”，以使各国政府在作出经济决策时考虑环境福利问题。 戈尔就各种问题都提出了不少新奇的观点，包括大量植树、通过新的不信任法案以防止某些公司破坏环境(如造纸公司购买森林等)。戈尔还鼓吹进行“债务与自然交易”：即如一个国家减少其废气排放量，将免除其所欠债务。但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号召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调查，以便在25年内彻底停止使用内燃机。 《地球的平衡》一书于1992年初出版，并成为畅销书。环保主义者将其称为“当今的《静悄悄的春天》”。正如“环境保护选民联盟”所形容的，该书使戈尔成为全球性环保运动的超级明星，“环保领域的保罗·利维勒”。大多数评论文章不是充满敬意便是热情洋溢。《时代》杂志的兰斯·摩罗称该书综合体现了“政治家才能、宗教精神和科学说理”，虽然他也表示注意到“戈尔有时似乎仍或多或少地显得有些幼稚，如认为人类可以易如反掌地改善环境”等。这本书也立刻成为右翼分子攻击戈尔的首要武器，他们将其描述为一个宣扬自由主义、环保主义和世界大同论的怪人。“卡托研究所”的罗纳德·巴雷在《全国评论》上撰文称：“戈尔的作品巧妙地将‘新时代’派作家的心理学胡说与激进的环保主义论调合为一体，是政治完美主义的典范之作。” 但是其他一些较温和的反对派则认为，戈尔在大气温室气体增加问题上所提出的警告有些不切实际，并可能会影响解决更紧急的问题。格里格·伊斯特布鲁克在《新共和党人》杂志上发表文章，记述戈尔在1992年里约热内卢“地球峰会”上的积极活动。他在那里率先攻击布什政府的行为，指责其不应拒绝签署国际条约并制定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明确计划。格里格称：“各国首脑聚集一堂，并就假想中的温室效应问题投人数百亿美元。但却不肯为南半球解决饮水卫生问题，并导致每年有320万儿童因腹泻而死，这似乎有些不大体面。”他说戈尔“似乎越来越喜欢哗众取宠”。 当一些反面的细节问题显露出来并开始动摇戈尔的全球变暖学说时，他迅速采取措施以维护自己的观点。在《地球的平衡》一文中，戈尔对海洋学家罗杰·雷维勒表示感谢。正是他在哈佛大学关于温室效应的演讲，最早激起了戈尔对气候变化的兴趣。《地球的平衡》一书的读者们相信，雷维勒与戈尔同样认为，“全球变暖是我们所面对的最为严重的威胁”。但伊斯特布鲁克在其1992年《新共和党人》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称，在雷维勒于1991年7月以82岁高龄去世前，曾与人合写过一篇文章。在该文中，他对气候变化所可能产生的长期影响提出了更为谨慎的看法。“目前，温室效应的科学基础还不很确定，无法作为采取重大行动的根据。”雷维勒的文章发表在1991年4月份的《宇宙》杂志上。该杂志由华盛顿“宇宙俱乐部”发行，并散发给其3000名成员。有关文章实际上是由S·弗雷德·辛格执笔，他是以前弗吉尼亚大学的教授和环境保护局的官员。文中也包含了雷维勒和乔恩西·斯塔——前电力研究所主任的某些观点。辛格确实说过，对这一问题的争论主要是围绕着”—些事实、大量的不确定因素或未知情况”。他的主要论据是，由于所提出的电脑模式有缺陷，全球变暖趋势的速度被夸大了。该电脑模式未能将云层遮盖等因素考虑在内，而后者可以阻止温度的升高。虽然该文的作者们承认根据目前的证据可以得出“在下个世纪气温将上升一些”的结论，但温室效应的最终后果却是有益的，因为那将使动植物生长期延长，并减少霜冻天气。不过，他们仍然赞同政府鼓励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和发展核能、太阳能的政策。这篇文章刚发表时几乎无人理睬，但在1992年夏却得到了广泛注意。此时，戈尔不再仅仅是一名重视环保问题的参议员，他已是副总统候选人和畅销书作家。不过，最早启发他关注气候变化问题的导师却似乎拉开了双方间的距离。 当1992年夏伊斯特布鲁克的文章登出后不久，戈尔与贾斯汀·兰卡斯特进行了联系。他是哈佛公共健康学院的一名研究人员，并曾是雷维勒的学生和同事。根据兰卡斯特在后来辛格提出的诽谤案中的证词，戈尔想知道曾做过心脏搭桥手术的雷维勒，在写作该文期间的思维能力是否有所下降。兰卡斯特说他告诉戈尔，雷维勒当时仍非常“敏锐”，但他“确实很容易疲劳”。不过，兰卡斯特在其证词中又补充道：“你知道，我不能告诉戈尔关于罗杰已年老体衰的事。” 戈尔随后又问兰卡斯特是否认为雷维勒已在全球变暖问题上改变立场。戈尔问：“罗杰到底怎么想？”兰卡斯特说雷维勒仍然认为全球变暖是一个“重要威胁”，并且其观点与《宇宙》杂志文章的观点并不完全相符。戈尔问兰卡斯特，他是否愿意自己或与雷维勒的同事们合作，给《新共和党人》杂志编辑部写信，以明确肯定他所说的观点。兰卡斯特对此表示同意。在随后的几周里，兰卡斯特就反击伊斯特布鲁克的文章措辞问题，通过电话或传真与戈尔的高级助手、凯蒂·麦克金特进行磋商。这封信最终发表在该杂志的“读者来信”栏目。 事情并未到此为止，并逐渐升级为一场影响更为广泛的学术争执。由于《宇宙》杂志计划就气候变化问题出版一本论文集，兰卡斯特于7月20日写信给辛格，要求将雷维勒的名字从作者名单中删除。他称，评论家不公正地利用了这篇文章，断言雷维勒已改变其在全球变暖问题上的立场。尽管他同意辛格的观点，认为雷维勒“如同80年代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对全球变暖的不确定性的担心日益加深。但是，他对这一威胁的严重性的关切却从未减少”。兰卡斯特还说，他已从秘书那里得知，开始时雷维勒对合写《宇宙》杂志的文章十分犹豫，只是在辛格亲自登门拜访后才表示同意。 辛格不同意删除雷维勒的署名，并辩称雷维勒当初完全是自愿，并未受到怂恿。辛格说，事实与兰卡斯特所说大相径庭。实际上，雷维勒“在气候模式问题上比我更为激进”。辛格费了很大力气才使雷维勒同意一个折衷的说法。然而兰卡斯特仍然坚持其立场，并直接写信给有关编辑，要求将文章撤回，但并末成功。在10月底总统竞选最关键的时刻，戈尔在参议院商业委员会的一个幕僚——安东尼·索奇也写信给有关出版商，指责辛格——甚至也包括乔思西·斯塔——“有意损害戈尔参议员的声誉……在此过程中极不道德地利用了已故的罗杰·雷维勒。当时雷维勒已重病缠身且非常虚弱，辛格等因而得逞”。辛格否认了这一指责。兰卡斯特后来在哈佛举行的“纪念雷维勒专题讨论会”上提出的一篇论文中，重复了与索奇相类似的指责。这就促使辛格以诽谤罪控告他。第二年春天，该案最后以兰卡斯特收回其观点告终。 事实表明，雷维勒在全球变暖问题上的立场与其追随者之间存在着一些差别。“我同意你所说的，即‘全球气候变化可能是我们所曾面。防的最具挑战性的环境、经济和政治问题’。”雷维勒曾于1988年7月18日写信给蒂姆·沃斯。“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别过度夸大其紧迫性，直到全球变暖的迹象显露得更为清晰……我个人的感觉是我们必须再等10年，才可作出有把握的预测。”尽管存在尚不清楚的一些问题，但雷维勒似乎对政府未能对此问题给以足够关注有些不满。他的一个女儿——卡罗琳·雷维勒·霍夫鲍尔说，他父亲在参加完1990年白宫授予他国家科学勋章的仪式后感到非常生气。当时他被安排坐在白宫办公厅主任约翰·苏努努旁边，而后者曾公开反对全球变暖学说。她回忆说，雷维勒非常希望能够就布什政府在环境问题上的无所作为向苏努努提些意见，但他却始终没有露面。雷维勒说：“我曾想告诉他，我对政府的环境政策的印象是多么糟。”雷维勒的亲属和朋友们都说，如果雷维勒能够活到现在并看到过去10年里日益明显的迹象，那么他很可能会支持戈尔，即推动美国参与签署一项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协议。 辛格与兰卡斯特的争执与全球变暖理论之间的关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戈尔在其观点遇到挑战时所作出的反应。并无证据证明戈尔曾指使兰卡斯特和索奇压制《宇宙》杂志的文章。但他们的行为清楚地表明，《地球的平衡》一书已赋予戈尔一种新型的“绿色骑士”的形象，他对任何损害这一形象的企图都怀有深深的戒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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