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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1月11日接近半夜时，戈尔还待在他参议院的办公室内，为几个小时后即将进行的投票大伤脑筋。最后期限就要到了，他已经缩减了不少日常性事务，但决定是否参战决不是什么日常性事务。几周前，也就是1990年11月29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第687号决议，授权布什总统在1月15日之后可运用任何必要的手段将萨达姆·侯赛因的军队赶出科威特。目前，进驻沙特阿拉伯的多国部队已达40万人，而布什总统正在请求国会批准在波斯湾使用武力。 但这样做的风险以及两党的分歧也是很大的。有专家预构，美国如果与伊拉克展开地面战争，将造成上万人的伤亡。以多数党领袖乔治·米歇尔为首的民主党参议员和军事委员会主席山姆·纳恩正竭尽全力将军事行动至少推迟到夏天，好让经济制裁有时间发挥作用。戈尔常说自己在1988年立场多么多么强硬，绝不是一个思“越南战争综合症”的民主党人，反对任何动用武力的举措。他也曾公开表示反对伊拉克的威胁。1988年秋，他两次呼吁里根政府对萨达姆采取强硬措施，因为伊拉克对伊朗和库尔德人使用化学武器。 在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戈尔发表了讲话，支持对伊拉克采取制裁的同时保留日后动用武力的选择。此时此刻，在昏暗的办公室中，戈尔还是左右为难，拿不定主意。即使制裁有效，萨达姆政权真能倒台、伊拉克军队真能撤出科威特吗？鬼才知道2可能发生的倒是，无论制裁多么严厉，萨达姆在伊拉克人面前的形象将愈发坚强——孤身一人敢与国际社会抗衡，用武力使科威特臣服。更为严重的是，等到8月的话，就必须将目前驻扎在沙漠中的美军撤出近一半，这一举措就更不太可能动摇伊拉克的决心了。 戈尔的政策顾问们对戈尔可能在海湾战争上支持布什感到万分恐慌，以至于有人说这些顾问简直就是“中风”了。顾问们担心这样做可能会给1992年民主党提名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只有利昂·福尔斯敦促戈尔站在政府的一边。尽管福尔斯的观点对戈尔常常是十分有分量的，但戈尔那天清晨回家的时候谁也搞不清他究竟会做出什么样的抉择。 那天晚些时候，戈尔在参院发表演讲，言辞中流露出内省的含意。有几次他的声音听起来不像是在对参议员演讲，而更像是在与他们分享自己的心情。他说：“我今天的决定是思想激烈斗争、甚至可以说痛苦斗争的结果，我尽自己的最大所能寻找问题的真谛所在。我努力面对问题的本质……最终达到一种平衡以明确我的立场。”戈尔进一步解释说，尽管支持制裁对他也有一定的诱惑，但他并不认为制裁会有什么作用。“我希望制裁能够有效，这种方式可能会有作用，但我认为这并不可行。……动用武力将冒很大的险，战争的耗费也将是惊人的。但总统先生，请问如果制裁难以奏效，那么将造成多少损失、冒多少险呢？我认为损失将更大，后果将更严重。”戈尔同其他9名民主党议员一起站到了支持动武的一边，结果参院以52票赞成，47票反对，批准在海湾地区动用武力。 这可是个充满激情的决定，可能是戈尔一生中惟一一次几乎完全出于良心的举动。原以为戈尔会赞成制裁的米歇尔事后十分恼火，几个月不同戈尔搭腔。军事行动刚开始时，局势还不明朗，不知道行动会那样顺利，伤亡人数比预先估计的少，地面战争也迅速结束，戈尔原以为自己已经在仕途上提前画上了句号。他闷闷不乐地对助理史蒂夫·欧文斯说：“我可能已经断送了我在民主党内的前程。” ☆ ☆ ☆ 事实是海湾战争不仅丝毫没有损伤到戈尔的政治声誉，反而是抬升了他的名望。对“沙漠风暴”行动的支持增加了戈尔在1992年总统大选中的筹码，同时其他民主党大人物实力的相对衰弱也帮了戈尔一把。对战争持反对态度的另一候选人山姆·纳思丧失了他原本期盼的来自南部的支持。当戈尔在1990年的选举中以70对30的选票轻松击败来自诺克斯维尔市的共和党议员威廉·霍金斯时，投票结果也显示出其他对手对戈尔来说是多么不堪一击。比尔·布拉德利险些输给克里斯廷·托德·惠特曼，以51％的选票侥幸当选新泽西州参议员。纽约州的马里奥·科莫得到了53％的选票。迪克·格普哈特拿到了57％的选票，数目虽不少，但仅够保住自己的位子。比尔·克林顿轻松赢得第五次连任阿肯色州州长职务，原本承诺不参与1992年总统竞选的克林顿现在也开始有所行动了。但克林顿还是有所顾虑。戈尔的一位密友常常接到克林顿的合作人的电话，打探戈尔未来的打算，给这位密友留下了一种“深深的印象”，即如果戈尔决定参选，那克林顿就会知难而退。 在公开场合，戈尔并没有让大家感到失望。尽管乔治·布什在1991年1月29日的盖格普民意测验中支持率高达89％，但戈尔仍坚持认为，布什并非不可战胜。1991年春天，戈尔在参加有关里根执政期间的经济不公平问题的辩论时，提出为中产阶级减税的建议，这项建议后来演变为克林顿一戈尔竞选承诺的核心所在。戈尔同汤姆·唐尼一道提出了《工薪家庭减税案》，该方案建议为3500万中等收入家庭减税的同时增加富裕家庭的税赋，包括向总收入在25万美元以上的家庭征收11％的附加税。这项议案最终毫无结果，但却有助于提高戈尔作为中产阶级经济代言人的信誉。 然而在私下里，戈尔却苦恼万分。他获得提名的可能性确实存在，但他总觉得无法击败布什。但也存在着这次选举能有几分胜算的问题。如果他参加1992年的总统选举，那么他就可能在45岁之前成为在总统竞选中两次落败的人。再就是他的家庭问题。戈尔的儿子艾伯特三世发生车祸后现在身体才刚刚复原，戈尔夫人蒂珀在儿子出事后情绪一直很坏。以前，戈尔夫人也明确表示过，想让戈尔更多地关心孩子们的生活。在经历了1988年发生的那些事后，戈尔明白了做候选人就意味着放弃私人生活，更别想跟孩子们好好待在一起了。戈尔曾对杰伊·洛克菲勒说，“同所参加过的最困难的竞选相比，角逐总统候选人提名还要难100倍。它占用了你所有的时间”。问题是，戈尔在多大程度上渴望参加竞选呢？ 在那年春天几次重要的政治场合里，戈尔迟缓的言行也反映出他内心的矛盾。在克里夫兰举行的民主党领导年会上，是克林顿发表强硬讲话，吵吵嚷嚷要挑战民主党的正统观念。克林顿说，许多中产阶级在总统大选中“不相信我们能充分保护美国在海外的国家利益、在国内政策方面考虑他们的利益、或是认真对待他们所缴纳的税款”。克林顿说，选民们需要一个“新的选择”，这种选择的基础后来成了他核心的竞选主题：机会、责任和团结。戈尔是最后一位发言人，他的话使与会的人大失所望。戈尔呼吁民主党要摆脱“越战综合症”，但他不像克林顿那样大胆地批评民主党的国内政策，而是回避了这一问题。他的讲话还被人指责为平淡无奇，毫无新意。他的一位前助理说，他应该在开会前一夜做好充分准备。曾和戈尔一起参加过“鹰派克”会议的一些资金筹集人说戈尔的话还是那么单调乏味。 那年春天，戈尔与听众真正沟通只有一次，那是在州的民主党集会上，戈尔发表了一次极具诚意的餐后演讲，对路易斯安那州人1989年他儿子在新奥尔良医院动手术时所给予的帮助表示感谢。但戈尔的朋友说，戈尔给人的总体印象是他已失去了从前的激情。众议员诺姆·迪克斯说：“我觉得戈尔对这种事已失去了兴趣。” 但戈尔仍摆脱不了目前的想法。他内心警告自己要急流勇退，但随着国内经济的日趋衰退，布什也即将任满，总统竞选更加具有吸引力。戈尔的智囊团成员如被得·奈特、强尼·海斯、内特·兰度等人都希望戈尔参选。在7月4日那一周的周末，戈尔和同事们一起在田纳西州他家的农场里野餐，一位助理进厨房的时候看到戈尔单独待在那里，说是要找钦料。其实，一眼就可以看出他有心事。戈尔说，他可能需要对客人说几句话。 “我该说说总统竞选的事吗？”戈尔问那位助理。 “您想说点什么吗？”助理反问。 “是的，我想宣布我要参加竞选，”戈尔开玩笑地说，“我实在是拿不定主意。每个人都问我这个问题。我得尽快下决心了。” 戈尔走出屋外几分钟后，把同事和家人们叫在一起，感谢他们参加这次野餐。他说：“我明白你们中的许多人都想知道我会不会参加总统竞选。”一位客人后来回亿说，戈尔夫人当时站在戈尔身边，似乎楞了一下，“像是她也不知道戈尔会说什么”。她突然被恐惧包围，害怕戈尔会做出令她吃惊的决定，但戈尔犹豫了一下，然后说很快他就会做出决定。 8月份，戈尔带家人到卡西奇附近的中山湖乘坐游艇。十几岁时，他曾和唐娜·阿米斯特德一起在那儿滑水。忠于戈尔的助理们高度戒备。奈特当时正在温哥华和家人一起度假，但他一直都十分注意下榻的旅馆中的电话，只等一旦有事就坐飞机回去。但那一段时间也决不平静。戈尔最后一次检查选举计划和财政计划的那个星期，助理们常常接到他的电话。从他在电话中的声音可以听出他当时备受折磨，有时他还在电话中大发脾气。他常常是不问一声好就开始直人正题，说：“我只是想知道详细的数字。”然后“喀哒”一声就把电话挂了。 戈尔下定决心不参加竞选后，又回到湖边，但整日里不修边幅，脾气也十分暴躁。对家庭的考虑一时也难以确定，戈尔似乎更倾向于他夫人所反对的那种选择。一位助理说：“戈尔情绪非常不好。不参选当然不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儿。要放弃政治机会确实是太难了。” 戈尔表示，他依然认为“如果竞选活动组织得当，明年获胜的希望会很大”。他还补充说，他没有打算参选副总统。 ☆ ☆ ☆ 1992年初，戈尔完全是从局外人的角度观察竞选，他也知道这使他丧失了一个巨大的机会。在比尔·克林顿与杰尼弗·弗劳尔斯的关系以及有关克林顿逃兵役的言论公之于众后，克林顿在民意测验中的支持率仅次于布什，而且他还在新罕布什尔州奋力拼搏。罗斯·佩罗更是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与华盛顿公开对立，结果把竞选变成了一个合法的三方竞赛。佩罗2月3日对美国有线新闻电视网的拉里·金说：“我想要当总统，如果错过了这次选举，我可能就不会再有这样好的机会了。” 戈尔一直坚持认为，做出的决定不能违背自己的心意，但别人不难看出他的想法已有所改变。他想成为总统政治中第一名来自南方且生于“婴儿潮”时期的人。况且看到克林顿后来居上也不心甘。在4月的一次聚餐会上，戈尔充满激情地大胆赞扬佩罗，以至于同桌吃饭的人觉得戈尔简直是要把克林顿的选票拉走让布什成功连任似的。 戈尔与克林顿两人在1992年前并不怎么认识。他们之间仅有的私人交往就是把对方当成潜在的对手，偶尔向对方投去警惕的目光。一位来自田纳西州的戈尔的助理把两个人比做是“篱笆墙内两只抢地盘的大公狗”。名义上讲，两人可谓势均力敌，都是四十多岁，同是浸礼教教徒，名牌大学学历，都出身于南部普通家庭。两人都自称是新民主党人，在民主党最高委员会中扮演积极的角色。但担任该组织主席职务的克林顿似乎更能代表该委员会的精神，再加上他在州议会的坚实基础更使他自然而然地成为该委员会要求地方分权的代言人。戈尔虽对民主党内部的事务也十分熟悉，但他同时也身处中央政府，曾担任过两任参议员。而参议员的骨子里常常代表着更倾向自由的那些民主党议员。 两个人的仕途却大相径庭。两个人虽然都是家族中的佼佼者，在年少时都显得前途无量，但戈尔受到的影响几乎全部来自于他的父亲，而克林顿出生前三个月，他当推销员的父亲就在一场车祸中丧生了。克林顿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时，他家住在阿肯色州的温泉市，那时既是儿子又是家庭的保护者，和他的母亲、脾气粗暴又嗜酒的继父一起生活。身为华盛顿名门之后的戈尔前途早有保证，而克林顿则是美国能人统治的成功典型，他的不懈努力使他走出阿肯色州来到牛津，并在耶鲁大学法学院攻读学位。 在巨大的压力之下，两人都曾撤过谎。但克林顿的谎言多是为了自我保护和生存，而戈尔的谎言基本上是自我吹捧和赞颂别人。就像是克林顿对他在美国后备军官训练队时的指挥官说的那样，两人都努力保持“体制中的政治生存能力”。戈尔参军是为了保住父亲的政治前途，也是为了给自己的前途铺平道路。克林顿不想参军，但同时又害怕逃兵役会毁了自己的前程。他逃避兵役的事实也预示着我们现在所熟悉的他的一些特性：欺骗他人、操纵事物以及只对他自己负责。1969年7月是他参军的最后期限，而他在阿肯色大学时通过欺骗手段得以延期参加后备军队训练队。他最终也没有履行自己的义务，而是想法将自己列人1一A，直到战事明显已基本平息，征兵改为抽签选派时才有机会逃脱兵役。他的生日是在那年12月。当时在366人中的第一次抽签中，他排名第311位。这样，那番赌博就获得了回报。 甚至在两人的政治生涯开始之前，他们的生命历程上已有了重大区别：克林颇有在紧要关头摆脱压力的诀窍，而戈尔却没有。即使戈尔像克林顿那样做出逃服兵役的决定，并在随机抽取征兵名单时碰运气，也不会对戈尔自己有什么好处。戈尔的数字可能是30，除非他在最后一刻设法拖延，否则他肯定还是会被征入伍的。 他们都对政策细节的制定充满激情，但他们内心深处对政治的理解不同。对戈尔来说，政治是每天不得不做的杂事，而政治却是克林顿钟爱的对象。两人一个喜欢孤独，另一个则喜欢与民众相处。两个人的身材都很高大，身高都在六英尺以上，但克林顿魁梧的身躯使他能交游广泛。他从广大的人群中获取维持自己生命的力量，用心揣测民众的心思并在极短的时间内做出合适的反应。和别人单独相处时，克林顿会紧紧盯着那人，让对方觉得自己是那个房间内最重要的人，哪怕这种感觉仅仅只有几秒钟。而戈尔却常常让别人觉得戈尔在夸耀自己是最重要的人。 1987年，戈尔乘飞机抵达小石城，就总统初选的问题寻求克林顿的支持。其实，戈尔此行的真实目的在于劝说克林顿不要支持另一名州长麦克·杜卡基斯。他告诉克林顿只有南部的温和派才有希望将民主党联盟保持下去，还告诉克林顿自己成功后也会拉克林顿一把。戈尔暗示道，他们两人是同盟而不是对手，应该朝着共同的方向而努力。但这些话戈尔或克林顿会相信多少就不得而知了。戈尔最终也未赢得克林顿的支持，但他的这次请求似乎使克林顿对他更为重视了。 那年秋天，在美国田纳西州首府纳什维尔，克林顿在范德比尔特学院发表公共政策演讲之后，当天夜里在下榻的“隐居者”旅馆套房里像平常一样和他耶鲁大学法学院的一位朋友——纳什维尔的律师拜伦。特劳戈组织起来的一些人谈论政治。特劳戈把克林顿介绍给戈尔的助理史蒂夫·欧文斯时，克林顿“紧紧地盯着”欧文斯，整晚都在盘问他有关戈尔竞选的种种细节。据欧文斯回忆：“克林顿当时什么都想知道，包括戈尔是怎么被提名的，怎么被接纳的等等。”他们一直谈到第二天凌晨一点半，那时其他应邀前往讨论的人全都走了。欧文斯离开的时候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即克林顿在1988年时还是一个支持杜卡基斯的家伙，可那时他已经开始盘算他能否和戈尔一起开创未来。1992年冬天，克林顿拿到了《地球的平衡》这本书的早期版本。克林顿看后说，这本书尽管没有把选战中的环境问题提到重要的位置，但留给他的印象非常深。戈尔的一位助理说，这本书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它促使人们对书中所隐含的政策意义进行长期的讨论，还巩固了戈尔在任何一张正式的副总统候选人名单上的位置。 ☆ ☆ ☆ 克林顿对戈尔抱有仰慕之情，而克林顿的总统竞选智囊团成员却没有这种感觉。1992年春天将至的时候，总统候选人提名基本确定下来，小石城竞选总部里的副手们已纷纷开始把自己喜欢的人纳入副总统候选人的考虑之中。科林·鲍威尔高居名单的榜首，当时他的共和党人的身份还不为人知。有人建议说，如果鲍威尔可以的话，那就不用考虑别人了。选其他人的话，就反映了选择竞选搭档的传统方式，即与自己在地理或宗教派别上能有所互补。詹姆斯·卡尔维尔和保罗·贝加拉吹捧他们的一位老相识，宾夕法尼亚州参议员哈里斯·沃福德。沃福德是生于美国东北部的天主教徒，自从肯尼迪政府以来就一直在华盛顿的政府部门工作。乔治·斯特凡诺普洛斯则希望纽约州州长马里奥·科莫和他的老上级迪克·格普哈特出面支持劳工组织和民主党内倾向自由的分支。一名前高级助理说，当时只有波斯特·斯坦建议由戈尔来出任副总统候选人，正是因为戈尔与克林顿在许多方面都很相似。他认识到，竞选的目的在于把克林顿塑造成一个新的民主党人，而目前为止还并不很成功，但戈尔的加入可以使这一目标更容易达到。 克林顿一直在听助手们的意见，但并不是很专心。他把负责竞选程序的权力交给了洛杉矶律师和民主党大员沃伦·克里斯托弗率领的一个调查委员会。4月，克林顿给了克里斯托弗一个多达40个人名的名单，包括意料之中的戈尔、布拉德利、纳恩、科莫以及内布拉斯加州的参议员鲍勃·凯利等，也包括人们不常提到的如记者比尔·莫尔斯和苹果电脑公司总裁约翰·斯古雷。当克里斯托弗问及戈尔是否有意参选时，戈尔一时还拿不定主意，但最后还是同意了。戈尔正准备参加那年6月将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地球峰会”，他并不是十分渴望得到这个位置。但戈尔同时感觉到，如果党内那些公认的被提名者想把他列入名单，那同意应该是正确的答案。 在一个月之内，另一个像鲍威尔那样让克林顿左右犯难的选择——马里奥·科莫也被排除在外。副总统候选人经过甄选很快只剩下五人：在佛罗里达州拥有大量票源的参议员鲍勃·格莱汉姆、卡尔维尔，贝加拉的最爱——沃佛尔德、越战英雄杰雷、印第安纳州众议员雷·汉密尔顿以及戈尔。 对于克林顿来说，做出这一选择的时机非常危险；当时他拼命想要改变竞选态势。他虽然没在与杰尼弗·弗劳尔斯的关系以及逃兵役的事儿上翻船，但在民主党全国大会前夜他已表现出严重的虚弱。格林伯格的民意调查显示，他们三人的支持率一时还难分高低，布什和佩罗的支持率均为32％，而克林顿的支持率为29％，但这些数字却为选民所质疑。在接受调查的民众中，六成的人不接受“克林顿使您感到自信”的说法。六成五的人觉得克林顿“太狡猾”。不少民主党人和反对布什的选民主意有所改变，或是转而支持佩罗。格林伯格在写给克林顿的一份备忘录中这样写道：“必须打破传统……必须给传统赋予新的涵义。” 6月30日。星期一，晚上快10点。戈尔悄悄搭上克林顿的职员马克·吉兰开的切诺基吉普车，从他参议院的办公室穿过市区到华盛顿希尔顿大厦。在那儿，他和克林顿举行了面对面的单独会谈，戈尔是第一位与克林顿会谈的副总统提名候选人。奇怪的是，这和上次他俩在小石城的会面恰好反了过来。但就算当时的场面比较尴尬，也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到半夜的时候，两人在对比他们最喜欢的经济学家，原定一个小时的谈话结果谈了三个小时。。 在以后的日子里，两人都表示对此次会谈感觉良好。两人也借机衡量对方是否达到了自己的要求。尽管每一名总统候选提名人都表示，想要和对方在一场惊心动魄的选战中最后赢得大选的胜利，但克林顿对他的一名高级竞选助理说：“那样我可能会死掉，”他早年丧父的经历使他的这句话产生了特殊的共鸣。 但还有一个更基本的工作动力。克林顿告诉他的一名高级助理，戈尔不仅是一块总统的料，而且戈尔不论是在智力上还是在气质上，都使他想起他最重要的政治拍档——他的夫人希拉里。他看到戈尔具备与希拉里同样的沉稳，在追求理念时一样的果断，还有就是同样都很倔强。尽管克林顿从不把这话明明白白说出来，但他一定意识到这位来自田纳西州的孝子会像希拉里一样忠诚，一样具有耐力和坚毅的潜力，而且决不会招人烦。 克林顿继续和最后名单中其他四人接触，但从他的言行可以看出戈尔已是铁定的人选。在做出决定前的最后几天里，他主动去找那些肯定支持自己判断的人。在7月早些时候，他打电话给马丁·普雷茨，就副总统候选人的最佳人选征求他的意见。普雷茨则平静地回答说，他很愿意看到戈尔能人选，这决不是什么秘密，但戈尔肯定能成为一个称职的副总统。他告诉克林顿：“戈尔决不是一个在背地里对别人使坏的人，他也不是纸上谈兵的人，他的个人荣誉观就可以保证他不会给你惹出什么麻烦。” 戈尔对他的副手们说，他对成为克林顿的副手胸有成竹，因为克林顿主动与他展开真诚的合作。在7月早些时候的一次晚宴上，他对一位密友说：“我和克林顿两个人命运相关。”而且，他相信克林顿打算选他做合作伙伴。这个结论使和他一起吃饭的那位从事政治顾问的朋友觉得奇怪，因为透选副总统候选人的传统方式是考虑年龄、出身地域和意识形态。这个朋友又问，戈尔为什么非要和一个将来肯定会成为全国笑料的人一起竞选呢？ 戈尔相信这项工作会改变他的生活方式，但实际上，却远不止于此。事实上，他在参议院里待得越来越沉闷，还觉得有一些无聊。他的兴趣和敏锐从来就不在立法上，尽管副总统的位置并不是权力的中心，但他可能比一名普通的参议员更有机会来推行自己的环保计划。罗伊·尼尔说：“我从来没听戈尔说过‘我不再喜欢参议院了，我对它失去兴趣了，我已经厌恶他了，我得窝开’这样的话，但这肯定是他的感觉。” 他的父亲也曾努力争取过副总统的位置，如果能成为候选人，那也是家庭的一项胜利，是完成父亲未竟的事业。这将帮助他向最后的成功迈进一步。即使失败了也不是什么不幸的事，那他也会自然而然地成为1996年或2000年的主要竞选人。至于对妻子和孩子们的健康，戈尔最终也做出了决定，他觉得时间能解决许多问题，参选的话也就是从夏天到秋天、再到11月的全心全意的投入，总不像以前的安排那样一点一点地折磨人。 一同吃饭的那位顾问觉得那次晚宴还有一个没讲出来的问题。恰如克林顿发现戈尔是一位忠诚不渝的合作伙伴一样，戈尔也感到他或许能对这位未来的总统施加不寻常的影响，甚至有可能控制他。尽管他十分钦佩克林顿的才智，但克林顿不够严谨、不够果断的缺点还是很难被忽略的。从根本上讲，戈尔可以是克林顿的钢铁后盾，也可以就自己的一些问题与克林顿讨价还价。戈尔的朋友说：“他可能很早的时候就察觉了这一点。仔细打量一个人后说：‘你知道的；我可以说不，但他不行。我可以下最后的决心，但他办不到。’” 7月8日晚上，比尔·克林顿在小石城的州长官邸会议室里和希拉里、克里斯托弗以及马克·吉兰、布鲁斯·林德塞等竞选助理一起商讨副总统候选人最终人选问题。在最后的几小时里，曾有过最后努力将科莫推上前台的一种新激情，但那时已经太晚了，因为他没经过律师们的背景调查，而这是成为候选人的必经之路。当时格莱汉姆的口碑也不错，但戈尔终究是众望所归。戈尔虽也是南方人，但克林顿却不以为然，因为这也是有先例的。1948年，密苏里州的哈里·杜鲁门和肯塔基州的阿尔本·巴克利一起就曾击败了托马斯·杜威。这一回可是三方竞选，佩罗和布什将争夺保守派的白人，因此南方黑人的选票就显得十分关键。 晚上11点半，戈尔在田纳西州农场家的电话铃响起时，戈尔恰好还没睡。克林顿在电话中对戈尔说：“我觉得你一定能成为一名好的总统。”副总统候选人提名的事就这样决定了。按照安排，戈尔第二天早上要乘飞机到小石城。戈尔觉得亲戚们都在睡觉，就没给他们打电话。但在卡内河的另一边，灯光整个通宵都亮着。艾伯特和波林一直坐到第二天凌晨4点多，才看到美国有线新闻电视网上报道了这则消息。 如果说1992年有什么重要时刻的话，那可能要数第二天早上州长官邱阳台上的那一番景象了。当克林顿和戈尔两人以及他们年轻的家人一起走出来时，就算是戈尔的支持者们也没有预料到那一刻竟然如此让人感到振奋，就像是揭开了一个新的时代。让克林顿感到鼓舞的不仅仅是戈尔本身的资本，包括其外交政策背景、参军记录、平静的个人生活以及莫林·多德和麦克·凯利所描述的这场政治联姻带来的“嫁妆”，而且还包括他的负责任作风。戈尔严谨的作风更增添了克林顿成熟的成分，这使克林顿更为放心。克林顿的一位战略专家说，“如果你觉得克林顿是一位60年代的自由主义者的话，那么你可以在他的脸上和他温和的性格上看到这一点”。至于戈尔，“这个人看上去应该是一个保守派”。第二天，克林顿把戈尔同四年前乔治·布什在新奥尔良介绍他的副手丹·奎尔相比时这样说道：“这是我的第一个选择，那是布什的第一个选择。我想如果我们把这两个人比一比，那当选的一定应该是我。” 最高兴的莫过于戈尔的父亲，这位老参议员那时住在位于卡西奇的农场里。戈尔把小石城公布的消息打电话告诉他的父亲时，他的父亲说：“我会接受这项建议。”他给第一次成为副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戈尔进行了简要的评述。“嘿，我的儿子，这简直是太棒了！百分之百的好事！”事情的发展就像他和波林所希望的那样。他们的儿子已迈向了前往白宫的道路。此后几天，老戈尔非常高兴，他说：“我们养育这个儿子就是让他当总统的。” 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像他们一样那么高兴。自从戈尔决定不参选总统这一年来，他的家人已得到了充分的补偿，但戈尔夫人蒂珀看上去还是一副犹豫不定的样子。他们在纳什维尔的朋友约翰·沃内基尽管和戈尔疏远了不少，但还定期和戈尔夫人交谈。甚至在宣布副总统候选人的前一周，他还和戈尔夫人有过接触。沃内基说戈尔夫人在不允许戈尔亲自参选总统上太固执了。沃内基说：“她想让戈尔回家和孩子们待在一起。”戈尔夫人和戈尔在参议院的朋友兼敌人雷恩·沃斯在电话上交谈时声调妥协多于合作，她说：“好的，那就让我们一块去拯救这个世界吧！” 对戈尔的母亲波林·戈尔来说，冬天里出的那档子丑事使她以前对克林顿性格的疑虑得到了证实。但她不会让这件事影响到儿子与那位有政治希望的人共同去打天下的决心。三周以后，也就是7月30日，记者黛安娜··索娅在美国广播公司的《黄金时间现在时》节目中向戈尔提问：“我的一位朋友告诉我应该好好考虑的问题是会不会节外生枝。问过克林顿先生这一问题吗？” 戈尔回答说：“你在问我是否相信他？是的，我相信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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