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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4月16日下午5点08分，我拨通了一个“十元住宿”旅店的电话，自称来深不到一个月，一直住在亲戚家里，牙齿和舌头也有不和的时候，昨日，与亲戚吵架，想搬出来住，余钱不多，只好投宿十元店。对方随口附和说，远亲还不如十元店哩！你过来住吧！他问我的位置，我说在上海宾馆，他想了想，让我坐462路中巴到田心村村口；依旧打这个电话给他，他会来接我。 我之所以要乔装旅客住进十元旅店，是因为这种旅店大都处于非法经营状态，因其价格实在低廉，对外地来深圳的求职者、打工人员极具吸引力。在深圳市的罗湖区。福田区华富路、岗厦以东地段，尤其是宝安北路等几个大型人才、劳务市场四周，举凡公共电话亭、电线杆、公交车牌上，全是信笔涂鸦的手写体，或贴膏药一般地粘贴着巴掌大的印刷小广告，这种广告主要有两大类，一是“办证”，一是“10元住宿”。前者主要帮人伪造各种身份证明、学历、资历证明，后者帮你花最少的钱在高消费的都市里落脚。这种“十元住宿”的广告一般只有一个电话或BP机号码，根本不标明地址。想要住宿的人先要打电话，按照电话里的约定，按时到达指定地点，在那里就会有专人来接你。当然，你事先要说清你的基本特征，不要接错了人。这就像地下工作者的镜头，处于神神秘秘的状态。 打的到达田心村，只花了8分钟时间。我第一步就犯了一个错误，按照路程，搭462路中巴是没有这么快抵达这里的。如果立刻打电话给人家，会被人怀疑。我只好拎着行李包，在田心村酒店附近溜达。我穿着破旧的浅米色大衬衣，黑色长裤，行李包是塑料皮革制成的，有两处已经龇牙咧嘴。知道我来住十元店，母亲考虑到卫生问题，在我的行李包里塞了一床棉线毯和几件换洗衣物。这付行头全是5年前来深圳时在省城购置的。这一刻，我感觉我又回到5年前的初冬，回到了开头，成为一个还没有谋到一个饭碗的求职者，在城市的边缘行走，在生存的夹缝中寻求突围。 这是一个阴雨霏霏的傍晚，田心村内各大酒店食肆喧哗热闹，夜幕将垂，倦鸟归林，路人脚步匆匆，各惴心事朝前赶路。我怀着一点点忐忑不安、一点点好奇，更多的是对即将要探访的十元店的兴奋，独自溜达。不到2分钟，一个黝黑的男青年迎上前来，先鬼头鬼脑地看看周围的人，看看有没有危险，再对我殷勤地摊开手中的一张报纸，报纸上用红笔醒目写着：“十元住宿，带电话、带电视、带热水器……”等字样，每个字足有一个中秋月饼那么大。我笑笑，对他摇摇头。不多会儿，原先在田心村牌坊前逡巡的年轻妇人折转过来问我，住不住十元店？她反复强调她的十元店价格便宜，住了一个月的熟客，可以八折优惠。我窃笑，自认为扮相蛮成功的。 估摸与坐中巴的时间大致吻合，便打了电话给那人，约好了在田心村的村牌下面等。5分钟后，一位高瘦的男青年笑迎上来，这位青年脸庞白净，看得出保养得很好，一点也不像住十元店的住客。后来我才知道，他刚刚来深打工不到三天，住在我要去的那家十元店内。我电话打过去刚巧就是他接的。落脚十元店的住客知道十元住宿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那就是，如果是你带来的客人，你就可以免费住一晚。所以，他趁老板不在，放下电话即过来接我这个客人，几步之劳就让他赚了10元钱。 这位青年问清我是吵架出走的女人后，带领我像进入迷宫一样在田心村穿街走巷，走进一幢多层商品房的501室。 推开单元大门，一股潮湿闷热的气息，夹杂着人体的汗馊昧，热烘烘地围了上来。 一眼望去，约25平方米的客厅，杂乱而热闹。客厅内较宽的一边齐排排三张上下铺铁床拼成了统铺。床铺之间没有留任何空隙，联起来像一张硕大的床铺，只不过比起一般旅店的统铺更脏更乱。下铺有3个男人在就着茶水猜拳，躺在上铺的男青年独自叹气。另一头空间略窄，只放了两张上下铺铁床。一张下铺窝了3男1女在打牌，另一张下铺有3个人在下军棋。大门对着的空地上，大约有14个人，或站或坐，边看电视边吃盒饭。 我对这家十元旅店的总体印象是：一个单元套房，四房一厅，原本住一家五口，现在各个房间都塞满了上下铺的铁架子床，四五十个来自五湖四海的求职或是打工的青年人挤住在一起，将这里权当契入深圳腹地的落脚点、桥头堡，文雅一点说是人生驿站。藏污纳垢与藏龙卧虎并存，脏乱差与人情味共处。 店老板很年轻，蛮和顺的样子，带我走进一间房门上用红漆书写着“女客房”三字的小房间。约8平方米的房间内，三张上下铺架子床占去大半空间，开门时只能开细细的一条缝。房内，一位眉清目秀的女子躺在上铺看书，神情有些忧郁。她斜照了我一眼，目光又扎进书里。怔忡之间，老板拿来一床特别薄的棉胎被，垫在对着门的上铺草席上，指指说：“喏，这就是你的地盘了。” 我舒口气，将所谓的行李放在床下，爬上床稍微一动，床铺就发出吱呀叫唤的抱怨。浅蓝色花的薄棉胎被，感觉湿漉漉的，似乎有点发粘。我下意识地俯下身闻了闻被子，一股腥臭味直刺鼻腔，催人欲吐。恰好老板进来，讨好地笑着，拎起我的被子说准备给我换一床，说完带上房门出去了。躺在上铺的草席上，刚想整理一下思绪，有人有礼貌地敲了两下问，不等房内人的回答，随即一位面色清瞿的青年闪了进来，一身笔挺的西装，毫无住十元旅店穷困潦倒的样子，手拎一只漂亮的密码箱。他对着看书的小姐说：“就这样，再会了啊！我找到工作了！”说罢转身离去。小姐放下书，略带哀怨和无奈地看着他离开，动作近似于机械。这时，老板在门外叫喊新来的旅客去交钱。我从上铺爬下来的时候，已经不看书的女子忽然对我说：“不行，他不能就这样走了，他怎么也得给我留个地址。”说罢，从床上滚下来，狂奔而出，找密码箱青年去了。 我想，在这个十元店的人生驿站上，这两个男女青年一定有恩恩怨怨的故事。 我敲开了登记室的门。所谓登记室，实际上又是一个贮藏室，堆满了房客们的行李。5平方米的房间，放了两张上下铺架子床。上铺堆满了住宿者的行李，大包小包挤满了上铺的空间，还不停地向上发展，使得上铺成了一个不规则的小山包。下铺是一床薄胎棉被，枕头旁还有一架早已不再流行的录音机，几盒邓丽君的翻版磁带随意地散落在床头。这个相当有限的空间内，还塞了一张破破烂烂的小桌子，桌上有个带锁的电话。墙上贴一张《电话使用须知》，一些歪歪扭扭的字提醒我，打一次市话五角，打BP机一元。老板就住在这里。他要了我的身份证去看，所谓看，也只是瞥一眼，随后在一个小本子上登记身份证号码，他将身份证还给我的时候，问我住几天，交待每天晚上交房费。我第一次入住，需要一次性地交付20元押金，还按要求交了第一天的房费。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粉红色的压塑卡给我，是深圳市某设计研究院某某防水工程公司的工作证。老板反复叮咛我时常带着工作证，碰见有人进门查“三无”人员，也有个说法。 所谓的十元店，其实是一个典型的四室一厅的出租屋。房间里放了20张上下铺架子床，可供40个人住。我悄悄点了点人数，今夜的住宿客有32位，住房率达80％。住在这种陌生的地方，我一直无法入睡。说话的、看电视的、冲凉的、打呼噜的、辗转反侧的，各种声音一直在我的耳边交织着盛大的“交响乐”。直到凌晨1点半左右，我才在一片鼾声呓语以及蚊子的轰鸣中，头昏脑涨地睡去。 4月17日早上6点多钟，各种嘈杂的声音搅得人无法再睡个回笼觉。昨天下午躺在上铺看书的女子已经醒了，坐在床头梳头。我友好地对她笑笑，问：“昨天傍晚，你追到了那个年轻人吗？” 她一听这话，眼神中平添了一层忧郁：“有什么好追的？追上了又能说什么？他自己还自身难保呢，怎么能和我在一起……”这个女孩子看上去很年轻，一问才24岁。五官长得很清秀，只是有太多的与她年龄不相称的忧郁。 生活中有这么多的无奈吗？ 我拎着牙刷牙膏去卫生间。卫生间不大，最多6平方米。由于人多，湿气重，满墙洇着水迹，斑斑驳驳的，像是信笔涂鸦画上去的抽象图画。地下淌着水。我穿着拖鞋，小心翼翼地淌水过去，前面有3位男性住宿者在排队等候。好不容易轮到我，男人力气大，他们拧紧的水笼头，我拧了两次才费力地打开。水流倒是很急的，等到我拧紧时，水笼头又出了毛病，再也拧不回去了，我只好抱歉地笑笑，让下一位排队者来处理吧！ 早晨7点30分，我对店主谎称外出找工作，其实是赶往报社上班，直到下午5点半才回到十元店。今天是周末之夜，也许会有更多的事情发生。 正值晚饭时分，一位潮州仔双手拎着大约十几盒盒饭送上5楼。“开饭了，开饭了！”他气喘吁吁地边叫边收钱。看电视的、呆在房中闲聊的人们倾巢而出。原来，十元店内不开伙，只依靠底楼的快餐店送饭。旅客也可以不要，自己下楼去吃。十几盒饭堆放在客厅一角的小桌子旁，空气中即刻蒸腾起一阵饭香，夹杂着十元店挥之不去的汗馊昧和别的什么味道，几乎让人窒息。我顺手拿起一盒饭，饭盒内的米饭不多，几块潮州咸菜与豆腐，还有几片青菜，没有荤，收费3元。我交了3元钱，取了一盒饭，坐在门口边，边吃边和室友们一块聊天。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发牢骚的是“胖子”。 “胖子”看起来其实并木胖，1米70左右的个头，自称有69公斤。投宿十元店的求职人员大多瘦削单薄，他的体积稍为突出一些。他原先是山西某县一个国营饮食店的大师傅，闯深圳已有一个多月。据说，每餐吃饭时他都会抱怨一番。 “是不是没有胃口？”我笑着搭话。 “能有胃口吗？早在家乡，想吃什么就拿什么……”他原先占据“大旱三年，饿不死厨师”的国营伙头军的位置，吃香的喝辣的，现在南下特区餐餐吃咸菜，反差太大，心理一直不平衡。他无奈地笑笑，敲了敲手中的饭盒，塑料饭盒发出沉闷的“噗噗”声，给人一种压抑感。 “要是一直没有找到工作，你会不会回去？”我问。 “回不去了，也没脸回去了，”他有些伤感，神色黯然地告诉我，当初雄心勃勃地要来深圳，以为深圳满地都是金子，谁知道，竞争会这么激烈甚至残酷。再说”临走前，家人、朋友都劝他留下来不要走，他不听，现在落到这个地步，哪里还有脸再回家呢？只要还有点钱维持起码的生活，他就一定不会离开这里，继续找工作。 “你们在这里住了多久？” “我住了一个月，喏，这三个都是两个月，还有几个住了三个月。只有你刚来，才有一天的历史。”有人笑着接我的茬。 “我住了七个月！我所住的那间房的人，都是住宿超过一年的老资格，”一位个头很矮，不足1米50的30岁左右的男人踱了出来，对我打着手势，指一指最里边的那间房，“所以，我们那间房叫‘油条房’。” 一听这话，我们都开怀地大笑起来。 “最长的住了多久？”我笑着问。 “最长的住了……”来自安徽的戴眼镜的刘生刚要说话，一阵清脆的自行车铃声伴着敲门声响起，他马上笑着说：“说曹操，曹操就到，喏，就是他，我们的‘劳斯莱斯’，他在十元店住了10年了。” 一位瘦高个推着一辆半新不旧的车子走了进来。 被人誉为“劳斯莱斯”的年轻人，是十元店中唯一拥有自行车的“大腕”。进得门来，他脸也不洗，就拿起桌上的一盒饭，先吃了两口，再掏出3元硬币，塞到先替他付钱的胖子手中。不到1分钟，饭盒就见了底。 他吃完了饭，我取了墙角的热水瓶递给他，让他倒水喝，自然是为了讨好他，要紧的是下面的这句话：“给我们讲讲你住十元店一住十年的故事吧？” “劳斯莱斯”一脸的沧海桑田。他告诉我们，早在1988年他便来深圳谋生。这些年他一直做厨师，人很勤快，手艺却不精，只能在小小的饭店掌勺。深圳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大家都端的泥饭碗。坐铁交椅、捧铁饭碗的官员不说他，端泥饭碗的好处在于易破也容易再找一个，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深圳人叫“跳槽”，把自己当作马匹。十年来，他换来换去的，这家不行去那家，却一直没有发展。没有钱去租房子，私人小餐馆又不提供住宿，只有继续住十元店。这样一来，光是十元店也换了20多家。每次换工作，也换住宿地，找距他打工餐馆近的十元店住，不知不觉就过了10年。谈起家庭，他神色黯然，一改刚才豁达开朗的笑意。他认为自己谋生尚且困难，怎能拖累别的女子？他笑言住在十元店，倒是看过许多靓女。这些年来，还真有几位靓女分别对他垂青过。她们都曾是十元店内的过客，住过或长或短的一段时间。她们找到工作后，飞出去的凤凰再也不会回到鸡窝里来怀旧，更不会飞回来与他重续旧缘。他很自卑，也自傲，看她们发展都比他好，不敢也不愿去找她们。岁月蹉跎，他也成了一个“钻石级”王老五。 十年岁月，先后在二十多家十元店落脚谋生，他都快成深圳十元店的活档案了。他说，十元店还有好有坏。好的十元店首先是店主好。开明资本家把投宿的人都当人，来去都是客，山不逢水相逢，让同处一室的来自全国各地的求职人员有一种同船过渡的感觉，大家也就十分帮衬，有人遇到难处，大家都尽力相帮。他原先住过一家就很好，那时他母亲突然病故，他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不能千里奔丧尽孝子之心，只有将所有的积蓄都寄回家聊表心意。丧母的悲痛还没有结束，饭碗又丢了，只剩一点点吃饭钱，实在付不起房租。同住一屋的一个朋友帮他付房租，这一付，就付了1个多月，直到他找到了工作。坏的十元店也就坏在店主身上。这种人看不起房客，哼，一个穷鬼饿鬼，把一屋子的人看成洪水猛兽。他也不想想，有钱的人住你的十元旅店？没有这批穷鬼饿鬼涌进深圳，你十元店还开得下去？他仇视投宿者，投宿的人也就互相防备，猜疑，有什么招工信息也就藏在自己肚子里。他坚信“出门靠朋友”的处世之道，在那样的十元店，他待人还是热情大方。说到这里，他有些自得地哈哈一乐，说挺有意思的，时间长了，好多人都成了他的“朋友”，天天吃他的，喝他的，用他的东西还要偷他的东西，等他们找到工作后说走就走了，连个电话号码都没有给他留下。他实在无法忍受就搬了出来，找另一家十元店住了下来。 我问起他的年龄，才知道他和我竟然是同年老庚。他的眼角嘴边都有细细密密的皱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大五六岁。 除了“劳斯莱斯”在十元店住的时间最长以外，安徽来的戴眼镜的刘生也住了两年了。此外来自河南、四川、江西、山西、吉林。广西以及湖北的求职者，也还没有谋到饭碗，还得继续住下去，直到找到工作，有了住宿的地方才会结束这一段人生的旅程。他们当中学历最高的是江西的李生与河南的张生，大专文化，湖北的贺生是退伍军人，四川的涂生与山西的“胖子”都是高中毕业。 “唉，”“劳斯莱斯”回首十年不免有些伤感，说：“我始终没有真正地走进深圳人的圈子。我真地好想和本地户口的真正的深圳人交朋友。” 我的心一热，多么小又是多么浓烈的愿望呀。我对他说：“请你相信，不久后，你便会交上这么个朋友的。”其实，他已经是我的朋友了，只是他不知道我是深圳人罢了。 “有什么用？深圳就是这样，现在人越来越多，真正找到工作才算本事！”女客房内走出一位长发披肩的女子，她睡我的下铺，外号叫“开心果”。她刚刚从冲凉房出来，头发湿漉漉的。她是我找人聊天时进去的，洗完澡看见我还靠在那里和别人东拉西扯，设身处地地为我着想说：“我说新来的，你快点去冲凉吧，现在这些大男人都在看电视，等会儿电视看完了，你再想冲凉就排不上了。不到半夜一点钟，你不要想冲凉！” 我感激地冲她点头笑笑，正想进屋去拿换洗衣服冲凉，十元店中年龄最小的“小不点儿”朝我走来，手上拿了一束花。这束花原先在她的窗台边绽放。她对我说：“大姐姐，你帮我插这束花吧，前两天我过16岁生日，男朋友送的，都快蔫了。” 这事并不难。我将一大束玻璃纸包裹的鲜花放在厅房地上，这束花很大，有红、黄玫瑰，有康乃馨，还有满天星。我将还未枯萎的花朵—一捡出，细心地剪枝、整理，再找来一个矿泉水瓶高低错落地—一插好。不一会儿，一大束行将枯萎的花朵重新又焕发了青春。“太好了！大姐姐，你的手真巧，什么时候也教教我吧？”“小不点儿”欢呼雀跃，给我来了个热烈的拥抱。她的快乐像会传染似地，将这个周末的十元旅店之夜妆点得快乐异常。 “打牌吧！打牌吧！”客厅内一位男生发出热情的邀请。十元店的住客们在周末的晚上似乎都有一种暂时逃避一切的轻松感。“好呀！”正在看电视的几个人积极响应，说干就干，拿来两副牌，6个人准备甩开膀子大干一场。 在牌桌上，安徽来的刘生讲起了他自己的经历。他是先天近视，从5岁起就开始戴眼镜，书却读得不多，仅高中毕业。原先在内地一家机床厂当工人，后来工厂倒闭，到深圳来谋生，是属于盲目南下的那种人。他先是在龙岗台资某大型鞋厂打工，每天的工作就是往鞋帮上打眼，工资计件制，一个月才400元。每天吃饭时必须按照老板划的线排好队去食堂吃饭，吃完后又统一地按照划好的回程线回到车间。车间离食堂仅200米。老板划的长条形双轨线宽度仅够一个人站立，假如有人违规踩出线外，一次罚款5元。打工所有的苦他都忍受得了，唯独受不了这两条线的束缚。收工了，喂肚子，为什么不能放松一下呢？他屡屡犯规，不得不离开了这家工厂。直到现在，他也没弄明白，老板划这条线的目的究竟是统一管理工人？还是希望能够多罚回一些工人从他们那里领走的报酬？ 他先后跳了七次槽。在一家美资厂开机床时，不幸遇上火灾。他命大侥幸逃过，一根房梁硬是不放过他，结结实实落在他的左手手臂上。厂子因违反有关消防条例被迫宣布停产整顿，他没有工作，又找到刚来深圳落脚时的这家十元店住了下来。他心态很好，甩出一张红桃K说：“人有旦夕祸福”嘛，没什么了不起的。如今，他干上了推销这一行，时断时续地推销点小玩艺，从打火机到一次性剃须刀，成天拎着一个大公文包为自己打工，所赚不多尚能温饱。在十元店其他的住客眼里，他算是没有工作的。大家眼中的工作，都是那种正规工，管食宿，不像“眼镜”这样，成天打野鸡一般。 “这不是闹心嘛！谈什么狗屁经历！深圳这个地方，只要有钱，干什么都不一样，人家说的好，‘英雄不问出处’，哪像你们想得那么悲惨！” 一声洪亮的吼声，将我们从“眼镜”的叙述中拉回，来自吉林的“小长春”叫我们莫谈个人，干脆拿来老板的录音机，在客厅里播放邓丽君的情歌。大家都有些讨厌这个北方大汉的霸道，却谁也不敢去惹他。 “你知道吗？他现在不上班，每天的收入还有30多块钱呢？”“胖子”压低声音，在我的耳边鼓捣起来。原来，这位北方大汉挺骄傲的，就是落魄到住进十元店，也决不低头。每天昂首挺胸，谁也不理。只是有一天，他偶尔一低头，发现地上有一角钱纸币，再低一下头，又有5角钱硬币。他通过两三天的观察发现，在闹市旺地，人流量大，硬币与5角。1元的纸钞随地可见。再傲气的人也在金钱面前低头了，他干脆不上班，天天勾着头，拣行人失落在地上的零散钞票。上个星期地拣到了一部手机，卖给一个移动通讯代办点，得到300元钱。前两天拣到了一块旧手表，送给了“小不点儿”做生日礼物。“小不点儿”也不嫌弃，成天戴在手腕上。我敢说，他是深圳唯一的一个拣钱“专业户”，也不出门找工作了，反正是过一天算一天。 这个夜晚，由于和房客们聊得十分尽兴，等我想起要冲凉时，冲凉房内外，已经有20多个大男人在排队，直到夜里1点20分后，才轮上我冲凉。 冲完凉回房睡觉，看见上铺看书的女子，化着浓浓的妆，拎着一个小巧而精致的包正准备出门。这位四川省某县粮食学校的毕业生，来深找工作刚刚一个月。她白天卧床休息，晚间离店出门。这么浓重的夜，她又投宿哪里呢？ 躺在床上，摸摸身上被蚊子咬的小包，数了数，不多不少，整整18个！ 4月18日早晨6点左右，老板开始扯起嗓子喊人起床。这是老板肩负的一个重要任务，喊醒一个长住户早早起床，赶往十几公里外的南头去上班。他是国际贸易专业的本科毕业生，到深圳找工作，先住在十元店内，后来被南头的一家外贸单位所聘用，但是不包住宿，只好继续在十元店住着。住的时间长了，关系又融洽，老板还给他打了8折，每天早上还负责喊他起床。他已经住了半年多了，觉得这帮穷哥们挺义气的，虽然上班远一点，住出了感情，也就不想“见异思迁”了。 其他旅客有的已经起床，大多数继续做睡眠功课。人才市场一般在上午9点才开始办公，这帮从内地来了一些时日的求职客，已经养成了新的习惯，不睡到八九点钟是不会醒转过来的。白天外出求职见工，身体与精神经受双重磨炼，也是够辛苦的。 我被吵醒后睡不着，拿出毛巾、牙刷走出门外。厅堂内男人们的鼾声此起彼伏，梦呓的声音南腔北调，夹杂着铁床的吱呀声、冲凉房里男人响亮的小便声。空气浑浊，气味难闻。脚臭味、烟臭味充塞其间，会使人窒息一百次。我匆匆梳洗了一下，逃也似地到外面呼吸新鲜空气。 天已大亮。因为工作关系，长期做“夜猫子”，常常起得很晚，几乎没有好好看一看早晨的深圳。我大口吞食着早晨清新的空气，伸胳膊摆腿地活动了一下身子，在田心村通往笋岗路的大道上漫步。还没有到上班的高峰期，行人不多，街道显得空旷，快车道上的汽车速度很快。路边饮食店的早餐发出诱人的香味。穿着绿背心的环卫工人在绿化带上捡拾路人丢弃的杂物，给马尼拉草喷水。渐渐地，行人与车辆多了起来，城市更加充满了活力。我想，能够生活在深圳，真是一种幸福！这种幸福，竟因了住过十元店而感觉更加强烈。 8点半，将自己喂饱后，溜达着回到十元店。“胖子”一脸的喜气走过来。看见我笑得更加灿烂，急切地要把喜悦与众人分享。他手舞足蹈，有些语无伦次地说：“我昨天还在抱怨呢，今天早上还在念叨谁请我做事是谁的造化，刚刚盛苑酒店打来电话，让我去做白案师傅啦！真个是天无绝人之路。今天下午，我作东请客，工作有望哩！请大家参加晚宴！” 十元旅店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在那个贮藏室兼登记室兼老板卧室房内的电话，是求职者与外界联络的中枢神经，求职者的福音就是从这里传播出来的。 “劳斯莱斯”握握他的手表示祝贺。大家都很高兴，厅堂里充盈着喜气。十元店内，大家同是天涯求职人，只要有人找到工作，所有的人都会感到高兴。 今天是星期六，不少住客还想去附近的宝安北路人才大市场碰碰运气。在十元店住了1年的“开心果”主动征询我的意见：“我们今天结伴去人才大市场开个‘碰头会’，你去不去？”所谓“碰头会”说白了就是到人才大市场找工作。在那里，在大型电脑屏幕前，在各个招聘摊外，大家随时可以相遇。有时一个上午，两位住客可以打五六次照面，互相交谈几句。十元店内有许多极富创作才能的青年。把在求职现场的不期相遇称作“碰头会”，就是很有意思的调侃。 今天，我还有几篇文稿需要回家去处理，我搪塞说，我要去一家公司见工，就和他们拜拜了。回到报社才发现这里有一个漏洞，一般公司是不会在双休日让求职者上门的。他们相信我是去见工，没有想那么多。 我在下午5点钟赶回十元店。我不想漏掉“胖子”的祝贺晚宴。 十元店的所谓晚宴，也就是聚餐，大都在田心村天桥下的露天餐厅进行。我们一共去了11人，8男3女。“胖子”十分奢侈地点了8个菜，都是些“青瓜肉片”、“炒土豆丝”等家常菜。这个小餐厅，好像是十元店的配套设施一般，每个菜统统5元钱，米饭不花钱，想吃多少都可以。只是口感粗糙，吃了半天，我才明白吃的米饭是深圳少见的一种糙米，也就是内地的早米，它成熟较早，油分不多，入喉的感觉有点涩涩的。 “拿酒来，拿酒来！”我来了兴致，对着店小二大叫起来。可惜，店里没有瓶装金威，我只好买了两扎扎啤，给大家助兴。 酒喝三巡之时，有人问“胖子”找到工作后，会不会回来住？“胖子”说：“那是当然，现在酒店包住宿的不多，再加上我喜欢和你们在一起，我在深圳又没朋友。”胖子说完话，问我：“你一个女人来到深圳谋生，确实需要勇气，以后找到工作不要忘了和我联系。”“有什么了不起的，深圳的女人多着呢！我看涂姐的心情挺好的，才不像你，整天悲悲戚戚的，幸好你找到工作了，要不，早晚我们都得被你烦死。”“开心果”梳了两条朝天辫，说起话来一晃一晃。我有些感动。我已经和他们成了朋友。这些敢在世纪末离乡背井来特区谋生的人，不能不说勇气可嘉，一如当年闯荡深圳的我们。 10点钟，大家喝得十分尽兴地回到十元店，却发现客厅内的空气有点异样。一位来自湖南长沙的小伙子正和另一位也是新来不久的安徽小伙子在粗声恶语地吵架。老板夹在中间，和事佬一般地劝他们“停火”。我们听了半天，才明白吵架的缘由只是为了一支牙膏。原来，长沙人新买的一支牙膏不翼而飞，认定是安徽人今早偷走了的，安徽人脸红脖子粗地辩解，那支牙膏是他今天上午才买回来的。 “胖子”一把拽住逼进安徽人的长沙人，说：“不就是一支牙膏吗？等大家都找到了工作，什么东西买不起，真搞不明白，两个大男人还计较这些？” 长沙人一把挥开“胖子”的手，调转矛头对准前来劝架的他：“别以为你找到工作了，就得意，还带着一帮人去饮酒作乐，你有什么了不得哇！” “没什么了不起的，只是，我找到工作了，我高兴，请大家吃饭喝个小酒，我还不请你呢！”胖子趁着酒劲，一古脑儿地说了一大堆。话音刚落，长沙人更不服气了，指着胖子的鼻子尖，大声叫嚷起来：“我说你有什么了不得的，不请我，就算请我我也不肯去哩……” “好了！不要吵了！”我亮起嗓子吼叫了一声，然后说：“就不能留点精力去找工作吗？” 没有人回答我的问题，大家都不吭声，客厅内静得能听见吵架之后的激烈呼吸声。可是，不到两分钟，湖南人与安徽人还是大吵起来。我怕听人类之间互相指责咒骂的戏剧表演，走到阳台上去透透气。 阳台上，一个孤独的老者正在抽烟。他是十元店中年龄最大的，今年51岁，原是湖北省某市的杂志编辑，独闯深圳为了多赚些钱，去供养他两个在名牌大学读书的儿子。他先在一家企业内部刊物做老总，后来企业倒闭了，他只好选择十元店做一个中转车站，重新去找工作。 “你像个读书人，不像个住十元店的。”老者缓缓地说，吐出口中的浓浓烟雾。 “不，”我笑着撒谎，“书读得不多，所以才会下岗，你看我像做什么的？” “像我的同行，一个记者。” “为什么？” “因为你包打听。” 我开怀大笑：“错！我不过初来乍到，好奇罢了。” 我听见我否认的声音软弱无力，只好微笑着不断摇摇头。我不愿被人识破，对我直面社会底层的隐性采访不利。已是夜里11点，我推托十元店太吵，一个人走出房门，跳上一辆夜行中巴，漫无目的地穿过繁华闹市。中巴行至巴登街附近，突然看见窗外有一个熟悉的女孩子的身影，那是夜夜出门的上铺女子，那张浓妆艳抹的脸上绽开着奇异的笑容，穿着十分暴露，斜倚在一棵树下卖笑。我的心中，掠过一阵悲哀…… 深圳的街市，夜风轻轻吹过，夜凉如水。 4月19日早晨，我早早地起床漱洗，准备告别店主与房友，结束三天来夜宿十元店的生活体验。旅店里的人大概是奔波忙碌了一个星期，今天是星期天，许多人抓紧时间恶补睡眠，梦呓与鼾声依旧不断。 十元店有两个洗手间，一大一小，浊水遍地，潮湿阴暗，气息难闻。我在小洗手间洗脸，老板拎了一桶头天换下来的衣服来洗，边搓衣裳边和我聊天。 老板很年轻，只有25岁。跟他聊开了才知道，这个店是春节之后才开张的。老板刚来深圳不到3个月。他大哥早来深圳4年，最早也在十元店落脚，后来做小生意发了点小财。哥哥见弟弟找工不易，自己花钱顶替这间别人的十元旅店让弟弟来经营。粗粗算来，假如每天按30个人的平均数来算，每个月，小老板的毛利估摸有9000元左右。 应该说，在深圳，这样消费较高的城市，第一个办十元住宿旅店的人，是个很有市场眼光的人。问题是，开办这样无证无照颇似黑店的旅舍，完全违背了城市管理条例，逃避了工商。税收、卫生、消防、治安等等检查，成为一座新城的隐患。这里检查、管理工作松懈，入住的人难免三教九流，什么样的人都会有，难怪我乔装入住十元店之初，我的家人及朋友都十分担心我的安全。 老板介绍说，来这里住宿的客人至少有一半是有学历的求职者。我以自己这几天难找工作的“事例”来问他，一个月内到底有多少人能找到工作。老板想了想，笑了，认为这个问题实在很难回答。每个人的求职标准并不一样，但是总的说来，假如不十分挑剔的话，至少会有20％—30％的求职者会在一个月内找到工作。老板举例说，有一个学电脑的小伙子，将自己的工资定额在6000元，工资低于这个标准，他就不干。两个月来，他挑来拣去，不是他不要人家，就是人家不请他。那个51岁的老编辑，工资标准仅在2000元左右，应该说是很好找的。 “我要是找不到工作，问亲友借一笔钱，也开个十元旅店同你竞争怎么样？” “嗨嗨嗨。”老板笑而不答。 “没有经验，请你当顾问啦！” “你在哪里开？” “我住的地方，景田北。” 他摇摇头：“赚这个钱，又辛苦又担惊受怕的，虽然左右都进贡，还是免不了有人突击检查。在景田那个地方开，只会赔钱。”他的结论是，像这样的十元店，一般都依傍着求职市场，是人才市场的派生物。一个在深圳举目无亲的求职者，也许来深之初，会选择每日30元至50元的招待所住宿，但日子一长，便招架不住，在人才市场上转悠几圈后，自然青睐开设在附近的十元店。 十元店的真正兴起，应该是80年代末。伴随着一浪接一浪的人才潮水般涌入深圳，十元店也确实接纳与送走了一批又一批的求职者。头天夜里，我就曾听“小不点儿”说，她有个女友住在另一个十元店里，因为那个旅店面临拆迁，环境不好，老板自动地给打了7折，每晚住宿只需花费7元。另一位房友告诉我，他听说他的一些老乡们，也都是从十元店内走出，慢慢地走进深圳这个现代都市里，最后成为深圳人的。那晚，还有2个房友告诉我，在田心村的后面，往北走，还有个更大型的5元旅店，所有投宿者，每夜收费仅花5元。 假如没来十元店，我是绝不相信在深圳这个地方，花5元钱便可以住宿的。而今，在住了10元一天的住宿后，我相信了。 九点零五分左右，我告诉老板，今天是星期天，我想回亲戚家去缓和关系。老板走进登记室，将我的行李拿出来，又退给我20元钱，问我要回了登记卡。这个类似工作证的登记卡，我猜想，不是店主拣来的，就是伪造的。 临出门时，老板又递给我一张十元店的名片，笑着说，如果日后有朋友投宿不方便，可以找他，他会帮我打八折。或者这样吧，老板笑得很神秘，对着我的耳根说，假如有朋友来住宿，我可以每晚提成20％，第一晚还可以给我抽成5元钱。 我笑着表示领情，对他挥手说再见。 告别年轻的小老板，告别刚刚起床的“胖子”。“小不点儿”和“眼镜”以及那个看穿我的老编辑，拎着行李包走到深圳的阳光下。抬眼望去，我曾经住过的那幢楼，静静地位立在蓝天白云下，那个我熟悉的铁栅栏阳台上，还有一束我帮“小不点儿”插的花，那花是淡紫色的，它的名字叫“勿忘我”…… 就在我这篇夜宿记在报上陆续刊出的4月22日下午两点，市公安局下令查封处于地下状态的十元店，受到各方的好评。宝安北路人才大市场附近，一共查封与关闭了近300多家十元店。 毋庸置疑，非法经营的十元店，非常不利于流动人口的管理和社会治安。但是，对于出门在外急于住宿的普通老百姓而言，在特区生活水平这么高的地方，一晚只需花费10元钱，就有3尺地方让你安睡，还能洗澡、看电视、接电话，不能不说是相当低廉的，迎合了每天成千上万涌进深圳的求职者的需要。 一个城市必须拥有星级的高档酒店，这是建设国际大都市的需要，同时，也应该有低廉、安全的小旅店，以适应低下水平旅客的需求。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使10元店规范化、健康化、合理化，这是一个值得人们探讨的问题。 记者三天的感受颇多，今夜，当我在电脑上打印出夜宿记的最后一篇文章时，我一直在想，这个夜晚，我的那班房友们，在十元店被取消后，会在哪里投宿呢？我写出三天的见闻，目的只有两个：一是希望规范十元旅店的管理，二是对天涯旅人表达一种世俗的关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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