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
在深圳搭乘“的士”，在国内各大城市中，恐怕是最贵的。的士起步价从1984年的6元钱一直涨到如今的12.50元，让许多外地来深公干或旅游的人咂舌。然而，任你有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你也不会想到的是，在深圳却有人打的非但不花钱，反而能赚钱，甚至以此谋生。告诉记者此事的，是我在投宿十元店时所结识的一位朋友。 《女记者夜宿十元店》完稿后，在《深圳晚报》头版陆续推出，有关方面纷纷查封、关闭十元店，我在十元店里认识的那帮难兄难弟们许多人再也找不到收费如此低廉的住处了，有的房友还为此恨我，声称再不与记者交朋友，再不给媒体报料了。被我们唤作“劳斯莱斯”的青年却很喜欢我的工作，特意到报社来找我，主动提供新闻线索。他在深圳的社会底层摸爬滚打，为了生活，除了偷和抢什么都干过，什么苦也都尝过。就像讲故事那样，他将他自己以及一些朋友的生存与“工作”的状况，绘声绘色地说给我听。他讲的最生动，也最让我不可思议的是，他“落难”时也会去“打的赚钱”。 花钱打的变成打的赚钱，真是匪夷所思。 这是深圳才有的现象，而且仅仅在火车站附近。为了维护火车站，尤其是罗湖口岸的交通秩序，交警部门规定，空出租车不许进入火车站。每天乘火车从罗湖进关转往深圳各地甚至东莞、惠州一带的香港同胞人数众多，大都需要搭乘的士。面对这一庞大市场，的土司机们的“对策”是在靠近火车站不足两三百米的地段，花一两元钱拉上一位“乘客”，到火车站的落客区放下，然后堂而皇之地驶入口岸大楼拉载香港客，赚取港币。 为了探其虚实，我涉足了360行之外的这一个独特“行业”。我在火车站附近打的赚钱，三天之内，居然也赚到51元钱。 1998年5月20日上午，我按照“劳斯莱斯”画的搭客线路图，从沿河南路着手找“生意”。我背临金田国际广场工地，倚靠公用电话亭，在穿梭往来的出租车面前，不知怎样才能“空手套白狼”。时逢初夏，但对深圳来说，阳光已经开始变得炙热烤人。此地距离火车站约有250米左右。一家小小的快餐店门口，搁了几张餐椅，坐着4位肤色黝黑、神情紧张的人。热辣辣的阳光下，站着8个手拎背包或夹着文件夹的男人。我注意到他们穿着都十分“内地”，也就是说，他们仿佛刚刚从内地过深，衣着与内地的打工者无异。但有一点相同的是，他们的肤色都十分黝黑，目光专注地盯着驶往火车站的的土，看着的士前窗玻璃亮着红灯，便会斜刺里伸长右手手臂，敏捷地伸出食指与中指两只指头。我猜想，那是这一行的行规，或者就是一种信号，表示我只要2元钱，让你拉我走。 七八分钟后，站在阳光下伸出两根手指的8个人，先后让8辆的土拉走了。他们有包有夹，很像乘客，的士佬愿意载他们。餐椅边小憩的4个人，也走到人行道上。对于通往火车站的要道之一来说，此时，正是交通高峰时期，来往的士很多。不一会儿，有三位年轻人被进站的车子载走了。一位40来岁。面色黑得发亮的中年人，还在辛苦地等待着，每逢有空车开来，便殷勤地向前平伸出那个被外国人用来代表胜利的“V ”字。 我在餐馆屋檐的阴影下，观察了20多分钟，也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动作。但有一点是明白的，像我这样怕晒躲在树荫处，是根本无法与阳光下的人去争一口饭吃的。为了赚今天的“第一枚金”，我只好将手中的阳伞收起，让阳光曝晒，站在马路边，艰难地伸出手臂，亮出两个手指。 几乎是瞬间，七八辆车轻快地驶过，司机们看都不看我一眼，保持原有的速度走远了。不到5分钟，我就晒得头发昏来眼发花，背上的汗奔流而下，大有一碰就会晕倒之势。 这活没法干了，我准备打退堂鼓。那个黑得发亮的中年人走了过来，试探性地问：“你是新来的？”我点点头，擦了擦脸上的汗水。 “你是新面孔，司机当然不认识你啦。过两天，也许明天就好了，你想不想赚钱？”中年人问话的时候，目光前视，不忘在每一辆经过的空车前，作出应有的手势。 “我教你，你伸出一个指头，表示只需一块钱即可，”他见我不解，叹了口气说：“现在竞争激烈，加上你是新面孔，司机们都不认识你，你开工第一天减减价，刚好可以发个市！”他教我手势，“你试试看——” 我伸出一个手指，开玩笑般地。 一辆崭新的士在我面前戛然而止。果然灵，我看着那位中年黑人，笑了。“上车啦！”他催促我，我感激地看了他一眼，打开车门上了车。 司机很年轻，我刚在前座落坐，正犹豫着如何开口素要报酬，话还没说，只是望望他，他便递过来一元硬币。嘻，轻而易举赚一块钱！我主动向他问好，挑起话题，他说，刚才他已晃了一圈，看我犹犹豫豫便没有停车。正巧他没拉上香港客，只好再回来。他问我如何会走到这一步的，我略为迟疑了一下，接下来就是谎话连篇。我说，从内地来深找工已逾两月，住在十元旅店，昨天已经断粮，走投无路，听人说此举可以赚几块钱裹腹，今天只好前来试试看。他半信半疑地望望我，说我不像一个穷困潦倒的人，倒像个斯文的读书人。他告诉我，他叫阿石，广东揭阳人，见我很健谈，希望还能遇上我。 在火车站落客区下车后，我迅速穿过罗湖商业城，只花了不到3分钟时间，又回到原先的出发点沿河南路。 不多会儿，中年黑人打的赚了2元钱也返回来了。为了探究个中情况，我约他在快餐店坐坐聊会儿天。他不干，他说他想多赚些钱，改日再聚吧。他叫老刘，明天去和平路打的，问我是否也去，我说“好的”。 我下车上车，上车又下车，逐渐变得老道起来。我发现这一“行当”也有点小窍门，比如说不能混迹在众多的“打的人”之中，因为我还是新面孔，很容易被别人忘记，要远远地站在一旁，伸出两只手指。或是遵循“三突出”原则，抢占转弯处等有利地形突出自己。我摸索了一点可怜的经验后，先后乘了4部的士。中午12点45分，由于活动量大，我忽然饿得头昏眼花，赶紧在沿河南路的快餐馆内随便买了份盒饭吃。往日的娇气早已没有了，原先无法下咽的饭菜竟风卷残云般消灭了一大半，饭后去罗湖商业城闲逛。下午3点，回到沿河南路继续打的。 大概是4点半过后，沿河南路猛然热闹起来了。半途上杀出一支人马，十四五位年轻女性，三五成群，衣着亮丽地如彩旗招展，向迎面而来的司机大佬展露风情。这一带原只有10多位男士，现在有30多位男男女女打的赚钱。 我不明白的是，居然还有年轻女性在干这种行当。 走近五六位围在一堆的女性旁边，听她们说话就晓得她们是四川人，穿着打扮虽然都还艳丽，看上去都是正宗的农村姐妹。不过，显然也不是刚从穷乡僻壤走进现代都市的“刘姥姥”。她们在城市呆过一些时日，有一点城市生活经验，举手投足虽然缺乏自信，也不至于手脚无措，慌慌笨笨的像正在演农民的赵本山。其中，一位身材高挑的女子，长相不错，只是略显瘦削。我走到她身旁，想和她套近乎聊聊天，对她友好地笑笑。她有些戒备地后退两步，警觉地瞪着大眼睛看我，摇摇头，不再理会我，独自走到一旁向大路伸出两只指头。我讨了个没趣，悻悻然地回到路旁观看。 我发现我已经没有任何优势。我的乔装打扮实在跟不上趟，我穿的是多年前的一条浅蓝牛仔裤，上着一件灰白格子衬衫，朴素得像一个刚出道的打工妹。那些街边站立的女子，一个个身穿色彩斑斓的花裙，裙裾在初夏的微风中翩飞，宛如开放的花朵。她们个个都喷着香水，引来香风阵阵，让人好不垂怜。我十足是个丑小鸭。丑小鸭从上午站到下午，满身臭汗，在众多花枝招展的女子中间，绝对黯然失色。 即便如此，我还是硬着头皮“做生意”。跑上跑下地打了几趟车，倒也小有收获。傍晚6时50分，我早就又累又饿却顾不上休息，只想知道今天赚了多少钱能不能养活自己。坐在火车站与香格里拉之间的人行天桥旁，清点一天的收获，居然也有21元。如果过清贫的日子，一天的伙食费还是足够的。 为了赚这些钱，我累得疲惫不堪。在我的记忆里，自1993年秋南下闯世界至今，我还从未这样疲累过。我决定尽早返回报社休息。老刘只吃了个廉价的盒饭，随即再接再厉干革命，一直干到9点多钟才收工。 深圳的夜色很美，流光溢彩，灯影世界美仑美奂。我无心欣赏美景，只想尽快打的早点回家。走到火车站东广场的士上车点等车，自然思考起花钱打的与打的赚钱两者不同的感觉和心态。一想到今天上上落落的那份辛苦，站在路边伸出手指的尴尬，尤其是回到报社至少要花费35元钱，我就突然改变了主意，穿过马路，走到大巴站台搭乘205大巴。在大巴车厢的颠簸与人声的喧哗中，我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 翌日上午10时左右，我赶到和平路火车站西广场巴土总站，找到了正在等我的老刘。今早开市，他赚了2元钱。我买了一瓶红牛饮料给老刘解渴，向他讨教打的赚钱经验。老刘说，通往火车站有4条主干路线，从东往西依次为：沿河南路、人民路、建设路、和平路，条条道路都可赚钱。在这些路段上，在距离火车站不足两三百米的地方，均是打的赚钱者的地盘。他说：“凡是电话亭，或是小商小贩的摊子或是流动书报亭，都可以作为一种掩护，假如你站在上述地方打的，不容易被公安便衣识破抓走。” 我们边说边走，遇见一个满头黄毛的大小伙子，他斜背着一只硕大的黑塑料包，穿一条紧身牛仔裤，整个头发也染成近似金黄色，看上去，整个人衣着挺光鲜的。老刘认识他，也是“同道中人”，问他：“前面（火车站）情况怎样，有没有去观察一下？”小伙子回答说：“有差佬（警察）！”他说的是白话，面无表情，也许早已见惯了“风浪”，不在乎风云变幻的吧？ “那怎么办？”我有些懊丧，认为今天做不成“生意”了。老刘反倒笑了，认为不过是交警在站岗，恰恰意味着有生意可做。只要交警在口岸交通楼前值勤，监督空车不许进入口岸载客，那么，就有更多的司机玩花样，雇人坐车进站。我们看了一会儿，我什么也没有看出来，老刘却突然觉得，这一带情况不妙，巡警忽然增多了，巡警们多管“闲事”，有时还一车子一车子将人带回局里去。老刘告诉我，对我们来说，巡警就是“天敌”。“看样子，今天和平路不太妙，不如去建设路吧！” 我跟着老刘，穿过车站地道来到建设路。老刘大概想尽快让我融入他们一伙，主动带我去见识他那帮“同行”。原来，这些人一般就聚集在新都酒店的马路对面，春风路的高架桥底下。多是一些没有文化，缺乏谋生技能的内地农民，尤以四川和湖南、湖北的人较多，这帮人并无组织，也无“行规”，虽是散兵游勇，也会按籍贯与居住地结成三五一伙，互相关照。 今天运气不太好，尽管我一见有空车来，立即殷勤地伸出指头，但一直等到11点多钟，才搭上一辆的土，开始进入角色。 刚刚在阳光底下“烧烤”，钻进的士里享受空调的沁凉，我感觉真是好极了。只是，到火车站不过两三百米的距离不到一分钟就到了，我想赖着不从空调车里出来。可是，这是不可能的，为了体验生活，只有下车，顶着毒辣的太阳步行返回原处，足足走了六七分钟。 中午12点过后，正值“淡季”，我到高架桥下找老刘了解情况。老刘正与“同行”们围坐在青草地上闲聊。因为我已开过工，他们不把我当外人，大家说话也就随便了。 这些人中有一个自称黑龙江的人，大约50多岁，1973年来深，原在深市某汽车修配厂当技工，去年与老板吵架，被炒了就鱼。他落户深圳多年，讨了一个年仅26岁的四川妹为妻，还在华侨城买了一套价值27万元的住房。失业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事情干，整日心情郁闷。前些日子，听说有两位老乡来深打工，兴冲冲前去找他们叙旧解闷，找了两三天往返好几趟都没见着老乡人影。后来才听说，他们无以谋生，都到火车站打的赚钱去了，也就无颜见江东父老。这位老头好奇心重，缠着老乡带他来看看“市场”，不料这一看，竟也干上了这一行，与老乡并肩作战。 我饶有兴味地听老头讲他自己的故事，听着，听着，忽然发现他有一只眼是瞎的，眼球很可能是玻璃珠子代替的。我刚想张口问问，老刘拉了拉我衣角，将我叫到一边说：“你别瞎问，他的外号叫‘独眼龙’，与别人打架打掉了一只眼珠子，最不喜欢人家问眼睛的事情。” 看来是一个惹不起的角色，我再也不敢看他玻璃眼珠子了。 “你老人家不觉得累吗？”黑龙江老头谈兴正浓，突然被一位年轻小伙子的揶揄所打断。小伙子显然对他这样大年纪的人还来与青年人同抢一碗饭感到愤怒和不满，说话的调门很高。“唉，我这也是个过渡期，6月1日，我便要去新工厂上班了，还有几天，在这儿混混……”他话没说完，发现一部的士开过来了，隔着老远就伸指头，等车停下来，疾步冲了出去。 “才不信呢？有房有工作的，干这个寻死啊？”小伙子对着老先生的背影，送上一句挖苦的话。 我望望老刘，对于黑龙江老头讲述的传奇经历，我也是不太相信的。不知他有什么看法？老刘似是看穿我的心思，笑着说：“管人家那么多干嘛？自己赚点钱就行了。不过你也要想一想，除非是万不得已，大男人如果有一点点办法，也不会落到这种田地！唉！”也许是同病相怜吧，老刘声音有点悲凉，听那意思，仿佛他也是凤凰，只是落草的凤凰不如鸡。 “老刘，说说你的故事吧！”老刘给人的感觉实在不像个“三无人员”，那种语调勾起了大伙对他落难故事的兴趣，希望他能“坦白交代”。 老刘沉吟片刻，便细细道出“身世”。果然不是盲流之辈，他乃江苏张家港人氏，曾在某国营公司任总经理，得志时可谓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三年前他公司出资与海口一家公司合伙做房地产生意，是他远去海口签订的合约，讲明利益均沾风险共担。但是，张家港公司将款打入海口某公司的帐户之后，该公司党挪作他用，却以海口的房地产市场不景气为由，编造全部亏空的谎言，致使他公司的几百万元投资无法收回。解铃还需系铃人，他只得一人赶往海口讨债。谁知人家早有预谋，那单位人去楼空。他在海口侦察了数月，得知那家公司变更法人代表，迁移到深圳重新开张。他穷追不舍，于去年11月16日从海口赶到深圳来讨债。这间公司早就打定主意赖账，不肯出半毫钱。任凭老刘友一趟右一趟地“骚扰”，他横竖铁公鸡一毛不拔。半年来，老刘一分钱没有讨回，反倒花完了从家中带来的盘缠，落入进退两难的境地。返回张家港吧，无法向公司上下交代。留下来继续催债吧，又怎样能在深圳呆下去？他曾经当过司机，听说一位当司机的老乡得病住院，他就去帮老乡开车，赚了几百块钱。两个月后，老乡病愈出院，他就再次失业了。他想找一份开车的活。深圳的汽车司机比星星还多，没有哪个老板雇他掌握方向盘。为了不致于饿死，听人介绍，他只得屈尊前来打的谋生。 在大家七嘴八舌的议论中，我渐渐得知，这一行业始于1992年初，在1995底达到高峰。那时打的赚钱，一日可赚百元左右。那时，深圳的房地产业如日中天，香港人怀揣港币从罗湖口岸过境采购房置业者，多如过江之鲫。当然，的土车受宠了。的士司机纷纷买来“乘客”往火车站载香港客。如今，城里人到处都在竞争上岗，农村劳力大量涌入城市，在深圳特区的待业人员剧增，这种打的赚钱的无本买卖自然也就竞争日趋激烈，依附司机的“生意”越来越不好做，一般人每日平均最多可赚20至30元左右。至于这支队伍有多大，谁也说不准，只是这一行似“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看来长期工少，来来去去的临时工多。 一位年轻女子说，带她出道的是一位60岁的老者，大概是这一行里资格最老的。说起这位老头，许多人说曾经见过他，是湖南人，独自一人在深谋生，据说在1995年一年，仅靠打的就赚了3万元。在家乡盖了楼房。提起他，一些年轻人感到神秘和敬佩。 聊到下午两点，大家开始分头“工作”。老刘认为沿河南路好，他一人去那儿抢占地盘去了。我见建设路车流量大，便留此地守株待兔。 干了个把小时，建设路“生意”渐渐清淡，决定转战沿河南路。还没走到路口，老刘惊魂未定地走过来。“怎么啦？”我问。他说，大事不妙，刚才有两位便衣抓了两男一女。他判定沿河路不佳，只有再换条路试试。 我跟着他来到车站东广场外围的树篱外面，还未到便先笑了起来。原来，在沿河南路干这一行的全都移师到此。一人高的树篱边，三三两两的闲人散落在马路边的双黄线内，一只手扶住树，一只手平伸出两根指头。这里是弯道，车辆多，车速快，按照交通规则是不准上落旅客的。但是，依旧有的士司机违章停车上客，依旧有“客”不顾自身的安全去搭车，双方都在利欲的驱动下，联手与交警玩弄瞒天过海的“游戏”。 在这危险地段，我如果也去违章拦车，只会添乱，便毅然收兵，并劝说老刘离开现场。我劝他离开的理由是，既然这里人多钱不好赚，不如赶紧走趁下午下班堵在公司门口讨债。他想了一下，便走了。 第三天上午，也就是5月22日，我独自来到人民北路。在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假如你不知道在特区还有这么一群靠打的为生的人，你也许根本不会留意他们和他们不时向空的土打出的那个手势。就算你碰巧发现了他们，你也会以为，那是一帮普通的打工仔，不会知晓，这一特殊行业背后的故事。 9时15分，我斜刺里伸出手臂，向驶往南边的空的士亮出两个指头。 一辆的士“刷”地停在我的面前，我不由分说便拉开车门坐了进去。“你好——”那拖得长长的广东人声调十分熟悉。我一看笑了，原来是前天那位的士佬阿石。阿石这两天没看见我，认为我回老家去了，没想到，竟在这条路上相遇。 阿石对我径直坐在前排训导了一番：“小姐，你这样明目张胆地坐前排，你的饭碗肯定端不长的！”一般打的赚钱者选择后座，原因是到站后，值勤交警看不太清他们的面孔，也不太会去留意他们。“假如你喜欢坐前排，你最多再干两天……”说到这，阿石笑我也笑。我心里说，到了晚间，这次隐性采访任务也就宣告结束。 阿石继续说，打的赚钱的人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脸与手臂晒得特别黑。想想也是，整日暴露在阳光下，伸长手臂等待。我的眼中，晃动着老刘那黝黑发亮的皮肤，还有南国的白太阳。你以为你是谁？你能撑把花伞，悠闲地招手，的士就殷勤地停在你的脚边吗？ 落客区到了，我并不急着下车，询问的土佬对“我们”这一行的看法。他苦笑着摇摇头，告诉我，深圳的的士太多，竞争过于激烈，有时一个上午还拉不到一个客，不如到罗湖口岸拉港客赚点外币。基于这种因素，的士佬们都会花点小钱，买一个乘客，骗过交警进站拉客。 据香港人境事务处统计，今年首季经罗湖口岸出入深圳的港人，高达140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17％。的土佬们瞄准了这个市场。“这样不是扰乱了火车站的交通秩序吗？”我问。“那我们可管不了这么多了。”阿石说，交警与附近派出所盯得很紧，假如被他们发现，他会被罚款高达450元钱。 我下车后，一个年轻的交警正朝这边走过来。我走到他面前，对他表明身份，坦露这些天来的考察结果：“对不起，打扰了，我是《深圳晚报》记者。这两天我一直在这一带调查打的赚钱的事情。你知不知道，正因为你站在这里值勤，那些人才有碗饭吃啊！” 交警听完，笑了起来。他告诉我，在火车站一带值勤，是他们每天的工作。对那些打的赚钱者，他们略有耳闻，一直感到头疼。他们主要管理的是车辆，值勤时不准空车进出火车站落客区，是为了保证车站前这一块黄金地带的车流与客流的通畅。这是规定。无客的士不在站外的士区搭客而挤在这里抢客凑热闹，结果只会塞车，造成混乱局面。交警是管车的，管人也只管司机，管不着那些打的赚钱者。他每天都盯着空车，抓的也是违规车辆进站，对于那帮赚钱者，看着眼熟的，就上前盘查一番。假如是个新手，他们也认不出来。从实际操作上来说，你也真是无法判断谁是真乘客，谁是假乘客。事实上，由于罗湖口岸的出关通道与深圳火车站候车厅近在咫尺，一条路相连，的土到了车站落客，自然拐往口岸载客。交管部门无法制定出那种既不让空车驶入车站也不让载客出租车到站的规章，在这种两难境地中，客就有真假之别了。 告别年轻的交警，我在罗湖商业城外，又遇上了一个干警。我赶忙上前打招呼，说明身份，并问他知不知道打的赚钱一事。他一听就笑了，告诉我，这类“生意”早在几年前就有人干了，他们派出所天大抓，最多将他们当“三无人员”处置，要不怎么办？车站人流多，外来人员多，情况很复杂，这类打的赚钱的行当属于“三不管”行业，主要是没有相应的法律与法规来约束管理，所以，就给这些违规但没有违法的赚钱者钻了空子。 记者向他讨名片，他说没带，只给记者写了一张纸片，写的是车站派出所某负责人。 这是我打的赚钱的最后一个下午。3点钟，我便认真地上班了，一直“工作”到下午6点10分。当夕阳在西天上空火烧火燎地燃烧时，我累得坐在香格里拉大酒店的高架桥上，看着火车站广场的风景，看着那些在桥下树篱边仍不折不挠地“勇敢”打的赚钱者，想起这短短三天也曾与他们为伍，体验另一种生存状态，不禁很为自己的勇敢而感动。 我明白，他们和我们，在同一个空间生存，由于各种原因，他们始终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他们在这个城市，不过是上上落落的“过客”，或者说是“边缘”人物。他们在城市里上上落落地寻找，还没有找到他们自己。 说实话，我刚听“劳斯莱斯”谈起这种人的时候，是多少有些鄙夷这种生财之道的，对这种人也就有些瞧不起。当我实地干了三天以后，当三天就把胳膊晒黑了之后，我觉得也可以换个角度看问题。你尽可以指责他们，但他们有的暂时没有正当工作，有的既无文化又没无技能找不到工作，无奈之中，干着一不偷二不抢的事，又有多大的错呢？治理他们还不如先管理好司机，教育司机按章办事。 我翻开随身带的小钥匙包，数了数三天所赚的钱，一共是51元。 紧紧拽着这一叠纸币与硬币，我坐着大巴回家。车窗外的街市灯火明亮，但也有一些幽暗的角落。在一个意图迈向国际化的大都市里，一定还有我们所不知道的角落，一定还有让我们陌生的人群。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