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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年八月十六日 我向在维也纳的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总干事汉斯·汗递交了我国政府委任我兼任驻工业发展组织大使的信件。 维也纳联合国机构有两个大的组织，一个是工发组织，我国已参加，我的委任书是由外贸部写报告国务院批准的。另一个是原子能机构，我国还没有参加，机构总干事布里克斯已在纽约向我国驻联合国代表团试探过多次，了解我国是否有可能参加。工发组织主要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制订工业发展计划，训练技术人员，但经费太少，比较困难，而且美国认为工发组织不听话，威胁要退出。 汉斯·汗是阿尔及利亚人，过去在反法战争中在突尼斯边境地区打过游击，独立后长期在国外工作，担任过在维也纳的石油输出国组织秘书处的秘书长，到工发组织工作只有两年。 他曾多次访问过我国，对我国很友好，同我使馆工发处的工作配合得很好。但美国等西方国家却不太满意他，说他偏袒发展中国家。他在谈话中很友好，也很坦率，特别是我谈起过去当过记者，曾到他打过游击的地区采访过，虽然还是初见，但都感到很亲切。他还谈到他有时工作很忙，只能请大使们一起用工作午餐，但经费又紧张，还要大使们自己出钱。 维出纳联合国机构中还有一些小机构，其中重要的是麻醉品管制署。当时吸毒主要是在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毒品的产地大部分在哥伦比亚等拉美地区，亚洲金三角地区也产毒品，但过去大部分在亚洲和大洋洲地区，美国的缉毒工作主要在拉美地区，通过联合国还比较少。还有一个重要的是难民署，当时主要是救济巴勒斯坦难民，经费极为有限。巴勒斯坦难民很大一部分在黎巴嫩南部，我在50年代末曾去采访过这些难民营，他们都住在木棚泥墙的小屋子里，食物很差，用水困难，生活非常悲惨。此外，还有妇女、青年等的组织，都很小。 这里的人们说，维也纳的联合国机构是克赖斯基总理从本国安全考虑连请带拉到这里来的。 奥地利在1938年被希特勒军队侵占，成为德国的一个州。二战结束后，奥地利被美苏英法四个战胜国占领，到1955年奥地利同四国签订国家条约，宣布成为永久中立的国家，四国的军队才撤走。但奥地利仍受到苏联和美国冲突的威胁，甚至有可能成为它们的战场。富有经验的克赖斯基总理一直想使维也纳成为继纽约、日内瓦之后第三个联合国机构的中心。 他花费了57亿奥先令在多瑙河南岸修建了维也纳国际中心，占地17公顷，建筑面积23万平方米，可容3500人办公。大厦建成后，他在1979年8月23日正式交给联合国使用，每年只收一个先令的租金（相当人民币8分钱）。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在交接仪式上代表联合国接受了大厦，并且把象征性的一个先令交给奥财政部长安德洛希。一些联合国机构搬进了大厦，人们称之为联合国城。 奥政府还给联合国工作人员和各国驻联合国组织使馆的外交官特别的优待，在大厦内开设了烟酒和化妆品的免税商店，除总干事和大使不受数量限制外，其他各级人员都有不同的数量限制。我还抽烟，也得到了不少的好处。 一九八○年八月十七日 8月中，奥地利政界、经济界和外国使馆的大使到外地休假的已多起来了。奥地利从8月初开始休假，到9月初结束。我呈递国书后，抽时间拜访了外长和其他两位部长以及少数几位大使，大多数要等休假季节结束后再去了。维也纳的旅游季节也开始了，多瑙河畔和维也纳森林脚下的宾馆、餐厅和酒店游客如云。奥地利曾是一个大帝国，历代帝王特别是塔雷西亚女皇大力提倡音乐歌剧事业，因而一直是欧洲的文化之邦和音乐之乡。因此，每年从欧洲和世界各地来的游客多达2000多万人，等于奥全国人口的3倍，每年旅游收入六七十亿美元，是奥地利一项重要的收入。 今天上午，我应奥地利朋友的邀请从维也纳上船游览世界有名的多瑙河。我同所有初来这里的人一样，受了世界名曲《蓝色多瑙河》的影响，以为这条河流是蓝色的，但第一眼看去却不免有些失望。在我们脚下的河水却是黄褐色的，显然已受到了污染，鱼类已经不能食用，人们早已不敢来游泳了。奥地利朋友大概经常碰到这个情况，微微笑着对我说，过去有人作过统计，多瑙河从来也没有蓝色过。在古老的歌谣里曾有过蓝色的提法，最早见之于出生在多瑙河边的18世纪的匈牙利诗人卡尔贝克的诗歌中，提到“美丽的蓝色的多瑙河”，多瑙河“我祖国的蓝色的眼睛”。过去，多瑙河在城市的郊外流过，有一条运河穿过城内，现在城区已扩大到河边了。多瑙河从德国南部发源，从西北方向进入奥地利，穿过东阿尔卑斯山的最后一批冈岭，到维也纳就是一泻千里的平原了。所以，多瑙河在维也纳最美丽的一段是在上游80多公里的山区。 我们乘坐的白色两层舱的大游船向西逆流而上，山口上水势湍急，船头上发出哗哗的响声。进入山区后，两岸山清水秀，绿意盎然，山坡上是连片的绿色的葡萄园，山脚下是古色古香的村镇和果树园，许多的小酒店已挂出了旗帜和招牌，宣告葡萄酒节已经开始。船行了大约两个多小时，就到了这个山区最古老的小镇狄尔斯坦因。这里是盛产最好葡萄酒的地方，还有一个很古老的酿酒学校。好客的校长邀请我们到他们的同样很古老的酒窖去品尝葡萄酒，而且有当地的民族乐队伴奏。我们的午餐一共花了3个小时，尝了15种葡萄酒，又吃了大肉大香肠的农家饭。校长是酿葡萄酒的能手，每尝一种酒都能讲出一个这种酒的来历的故事，引得大家哈哈大笑。下午日已西斜，我们要回船去了，校长还一定要送到码头。游船顺流而下，速度很快，不断挥手的校长很快就看不见了。在阳光的照射下，我们体内的15种葡萄酒更增加了热力，多瑙河水欢乐地眨着眼睛在我们的船边跑过去，好像在呼喊着要同我们比赛。两岸的山岭也张开了手臂，似乎也要我们尽情地欣赏这大好河山。这是多么美好的一天呀！我终于感到，我已看到多瑙河的蓝色了。 一九八○年九月九日 我从9月初休假季节结束以来抓紧时间拜会了国民议会议长和6位部长，在政府主要的方面，除了克赖斯基总理之外，已经差不多了。使馆已同总理办公厅进行了联系，因为总理要出国访问，拜会的时间要过几天才能确定。我已拜会了维也纳市长，其他8个州以后再去。不过还有很多大使没有拜会，要尽可能在这几天内完成。上任拜会是一件政策性很强的事，搞不好要犯错误，去还是不去，早去还是晚去，反映我国对这些国家的态度，对方对此也很注意。可是在维也纳，大使特别的多。主要的东西方国家有3个大使，一个是驻奥的双边大使，一个是驻维也纳联合国机构的多边大使，这些我都是要去拜会的，还有一个是参加中欧裁军谈判的大使，这个谈判自1973年10月开始，当时估计不会超过两三年，但到我上任时已有7年了，好像还看不到边。我国不是谈判的参加国，本来我是可以不去的，但考虑到今后能够了解一些东西方谈判的情况，也决定要去一趟。不少国家有两个分别驻奥和驻联合国机构的大使，大多数国家只有一个大使。常有人开玩笑说，维也纳除了通货膨胀外，还有“大使膨胀”。奥外交部的外交官名册已是厚厚的一本，听说还有不少美、苏和其他国家的外交官没有列入名册呢！ 奥地利人常说，维也纳有三多，外交官多，情报人员多，商人多。维也纳由于所处的地位，战后以来一直是东西方会议和谈判的理想场所，也是各种国际会议和专业会议的理想地方。据统计每年各种会议有一万多次，参加者有几万人，很多会议参加者比会场的座位还多。奥过去是老大帝国，留下了不少可供开大会的宫殿大厅，听说现在已稍感不足，已在开工修建新的会议中心了。当然，双方以各种面目出现的情报间谍机构更多得不可胜数，情报人员也弄不清有多少，据当地报刊说在奥地利有十万间谍之多。只要国际上一有风吹草动，各种活动就更频繁和紧张，外交市场上谣诼纷纷，一日数惊。双方许多常驻的和临时的记者四处奔走，翻云覆雨，制造一个又一个疑阵来。还有不少两面间谍，待价而沽。从事东西方贸易的公司也多得难以统计，西方有牌有号的不下五百家，东方正式注册的也有几十家，还有很多皮包公司做了几笔买卖后就很快消失。双方搞窃听和跟踪，用金钱和美人计，搞突击和策反，施尽了浑身解数。当然双方也都有失手的时候，被抓住了把柄，好在奥地利是永久中立的国家，不至于闹出太大的问题来。 奥地利成为东西方的桥梁，给它带来不少的好处，也增加很多的麻烦。奥地利主人很好客和耐心，把各种会议和谈判安排得井井有条，对重要的客人也少不得在多瑙河畔和维也纳森林的餐馆和酒店里招待一番。奥外交部的礼宾官员常常很礼貌地用外交口吻说：“我们同他们相处得很好，他们在这里也生活得很愉快。”但音乐之乡的深情厚谊和轻歌曼舞也掩盖不了两个超级大国的明争暗斗，常常为这为那吵得不可开交，甚至把主人也骂了进去，说奥方偏袒对方，对他们“不中立”了。 一九八○年九月十八日 下午3时，克赖斯基总理在总理府接见了我。总理府在总统府的侧面，是一座在17世纪初鲁道夫第二皇帝修建的大宫殿，右边是总理府，左边是外交部。总理府曾是梅特涅在担任帝国首相时的首相府，在拿破仑被打败后，他在1814年10月到1815年6月在这里召开过欧洲大小帝王君主的维也纳会议，为了搞平衡和拉拢，常常举行盛大宴会舞会，因此历史上有“维也纳在跳舞”的讥称。我沿着弧形的白色大理石的楼梯走上二楼，大门内的一间大会客厅就是当年维也纳会议举行大会的地方，现在是内阁会议的大厅。再进去是总理的办公室和会客室，也是当年梅特涅首相起居的地方。 克赖斯基总理已69岁，年龄还不算太大，但可能由于过去的经历和工作，显得很年老体弱，个子矮小肥胖，走路有些蹒跚，可是目光犀利，显出阅历丰富，城府很深。他同西德的勃兰特一样，是国际上有名的老社会党人。他1911年生在维也纳，1936年和1938年由于参加社会党活动两次被捕，1938年希特勒军队入侵时逃亡瑞典，直到战后才回国。他从1959年到1966年担任外长，1967年起当选奥社会党主席，1976年又任社会党国际副主席。他思想敏锐，经验丰富，有决断力，对国际问题很熟悉，在国际上很有名望，因此在国内外有“克赖斯基太大，奥地利太小”的说法。他从1971年起担任了两届八年总理职务，在1979年又第三次当选。 在外交界中都知道，克赖斯基总理在接见外国客人和使节时，从不作一般性的形势估计，而是开门见山就一些重大国际问题提出他的看法，当然人们并不一定同意，但引起深思。对这一点，我印象很深。他在同我谈话中没有说一句在外交界中常有的客套话，而是直接提出了中国印度关系问题，他说为什么两国关系那么紧张呢，中国、印度都是亚洲的大国，对亚洲和平负有很大的责任，应当设法改善关系。他又谈到了美国，他说美国是世界的大国，对美关系十分重要，应当注意搞好关系，不过也不能什么都附和它，都听它的，这样也不能搞好关系。他说话很简短，只谈了不到一个小时，而我不仅对他的谈话，而且对他的性格和作风，印象很深刻。 他自担任总理后，采取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加强了奥地利在国际上的地位，并且发展了奥地利的经济。他一方面加强同西方包括美国的关系，但不附和美国的侵略政策，反对美国侵略越南政策，抨击美国的中东政策，而且由于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并邀请阿拉法特访奥，而同美国闹得很僵。他另一方面改善同苏联东欧的关系，增加同它们的经贸合作，但也抨击苏联的侵略行径，绝不放松对它的警惕。可是，近年来他身体日益衰退，而社会党内对接班人问题也有分歧，引起了普遍的忧虑。 一九八○年十月一日 今天是国庆节。使馆的国庆招待会在昨天中午举行过，因为已有三个国家把10月1日作为国庆节，除了我国外，还有尼日利亚和塞浦路斯，维也纳的塞浦路斯使馆一般不举行招待会，所以我使馆每年要与尼日利亚使馆协商，分别在9月30日和10月1日举行。这次国庆招待会也是我的到任招待会，到的客人很多。我呈递国书后正值夏季休假，到假期结束时离国庆节已没有几天，只能把国庆招待会同我的到任招待会合并举行。我们使馆举行招待会为了节约经费，都要靠大家一起动手，特别是国庆招待会客人多，而且是冷餐招待会，更要忙上很多天。昨天大家大忙了一阵，今天正好休息一天。按部内通知，从10月1日起给大家增加一些津贴，虽然增加得很少，大家这些年来已习以为常，也感到很高兴。我原来每月115元人民币，增加到150多元，最低的工勤人员由50多元增加到近70元。 国内很多的同志以为我们外交人员来回乘飞机，坐大汽车，穿西服，同别人干杯，好像很舒服，很优裕，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在国外工作上是紧张的，生活上是俭朴的。在“文革”开始时，中奥还没有建交，只有商务代表处，奥地利的极“左”派给中央领导人写信，说代表处的工作人员的工作和生活资产阶级化，穿高档服装，坐高级汽车，出入资产阶级场所，专同资产阶级打交道，结果领导同志被批斗，大批外交官被调回国参加运动，造成了许多严重的问题。当然，我们的同志在工作和生活上并不是无可指责的，但这封信是极“左”思潮在国外的反应，所说的事是极端夸大和歪曲了的，严重丑化了中国外交人员的形象。 建国以后，使馆工作人员和其他驻外人员的工资是比较高的，接近第三世界外交人员的水平，但同国内生活水平相差太大，因此很多老大使向部内提出适当减少国外工资。后来，国外工资不断受到国内运动的影响而发生变化，在反右派运动后，降低了60％，几个月后感到降得太多，又回升了10％。当时的工资只比国内多3倍左右，因为在国外吃饭穿衣开支比国内大，家属的费用也要多，不能算高工资。到了“文革”，大批特批高工资，决定取消国外工资，改为供给制，吃饭不要钱，伙食尾子不发钱，只发水果、蛋糕之类实物，供应从洗衣粉到卫生纸等，洗外衣和外出理发按国内价格报销，国内工资照发，国外只发很少津贴。外国人说我们是“小费工资”，实际上比小费还少。我们使馆一年的开支还抵不上日本大使一年的工资。我从1974年担任大使后一直是每月115元人民币的津贴，终于到今年（1980年）10月1日起将增加30多元。同志们虽然感到很拮据，要积一年的津贴才能买一台18英寸的彩色电视机，有一些意见，但仍兢兢业业地工作，说明了我们的驻外人员是能够体谅大局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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