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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年十月五日 在拜会各国驻奥大使和驻联合国大使大体上结束以后，我今天上午第一个拜会了参加东西方中欧裁军谈判的美国大使。这次谈判是美苏之间继在1979年正式签署的限制战略武器第二阶段条约之后的一次重要谈判，反映了美苏及两个集团的矛盾和参加国的态度，我国虽然不是参加国，但仍是我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 美国大使是一个裁军专家，也是一个很有经验的老大使。他已是第二任美国参加谈判的大使，而且在这里已有三年多了。他说谈判从1973年10月30日开始，原先最保守的估计也不过两三年，不管是否达成协议，可是到现在已7年了，还看不到什么时候能结束。他开玩笑说，也许等不到结束，他就要退休了。他还没有等我开口，就把一厚册介绍谈判情况的材料交给我。他说：“这是从谈判开始到上个月谈判的情况，请你先看一下。不少新到任的大使，还有更多到维也纳来办事、开会和游览的美国参、众议员，学者和记者来找我了解谈判的情况，如果我从谈判开始讲起，可能三个小时也讲不完，而且听的人也不一定懂。因此，我编写了这份材料，每个月再把新的情况加进去，先请来的人看一看，如果还有什么问题，找个时间再谈，打电话也可以。” 他笑笑说，现在只有荷兰大使从谈判开始以来还在耐心地工作着，其他的大使包括对方的大使都已更换了两三任，有的大使已二进宫了。对他来说，二进宫的机会也许赶不上了。谈判了7年，双方一步也没有动。有的大使受不了这样乏味的生活已经辞职了，还有的大使挖苦地说，他现在的工作用不着担心会失业，甚至说他的儿子将来也可以来接班了。我看他工作很忙，不断有电话来，而且我对谈判的情况也不清楚，要看一看他给我的材料，就起身告辞，约定下次再谈。 这个谈判漫长而又复杂，确实不是新来乍到的人能弄得清楚的。谈判的目的是要讨论裁减北约和华约驻在中欧地区的常规军力，正式参加谈判的有北约的美、英、加、联邦德国、荷、比、卢；华约的苏、民主德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双方其他8个国家作为观察员参加。每年进行3个回合，大体上是在3、5、9月份内开始，每个回合约两个月左右。7年的会议双方吵来吵去，实际上只吵了一个题目，究竟华约在中欧地区有多少军力。华约报的数字是81．5万人，但北约不信，说应是96万人，批评华约故意隐瞒了15万人。双方互相指责，吵得不可开交，竟吵了7年还没有完。难怪有些报纸讽刺说，会议如果按照这样的速度开下去，会议参加者的子子孙孙也差不多可以达到15万人。 如果有人以为这些外交官都在吃饭睡大觉混日子过，那就太冤枉人了。他们都把这个“对话”看成是互相摸底、互相试探、互相交易的大好机会。只要国际上一有风吹草动，他们之间的活动就更频繁和紧张。维也纳是音乐之乡，又是游览胜地，他们互相邀请在多瑙河畔和维也纳森林脚下的饭馆和酒店吃晚饭，尝新酒，在华丽的国家歌剧院和音乐大厅内听音乐，看歌舞，后来又从美苏日内瓦谈判中学来了“林中散步”、“河上泛舟”之类，真是热闹非凡，大有当年欧洲君主在打败拿破仑以后举行的维也纳分赃会议的盛况。 一九八○年十月九日 我拜会了奥地利很有势力的联邦商会的老资格的会长萨林格。他在1964年12月10日在维也纳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的代表签订了关于推动两国经济关系并互派商务代表处的协议，并且在第二年中第一次访问了我国。在这一个月前，促进会在罗马也同意大利对外贸易协会签订了互派商务代表处的协议。当时，在西欧地区只有法国已同我国建交，其他国家由于种种原因还没有建交，互换商务处是一个突破。 萨林格对我说，他非常高兴能为促进两国关系作出了贡献。在签订协议的第二年中，他率领第一个奥贸易代表团访问了中国。他受到了周总理的接见，而且还是唯一的奥地利人见到了外交部长陈毅元帅。他对周总理和陈毅部长的印象都非常深刻，周总理问到他为什么奥地利的国营企业很多，而且在国民经济中占很大比例，使他大吃一惊，周总理对一个小小的奥地利的情况了解得这么多。陈毅部长的元帅气度和对国际形势的高瞻远瞩，令他至今难忘。他回国后，还专门出版了一本他访华的画册。他到我拜会他时已访华了7次。 他接着同我谈了他对两国贸易和经济合作的很多意见。他说，自两国1964年签订协议以来，两国经济贸易关系发展很慢，当然在“文革”时也难，但现在进展仍不大，这几年来你们有20多个代表团来访问过，很多个是由部长率领的，提出了30多个项目，有的还签了意向书。可是，到现在连一个都没有实现，我们的企业写信打电传去，也派人去催问，大都没有答复，有答复的也是一些敷衍之词。他有些生气地说，我们的企业已花了很多的钱，不少已根据你们的意见做了项目的规划，甚至翻译成了中文。“过去谈过的30多个项目中只要有一个实现就可以了。” 在这种场合下，我们有外交经验的同志特别是大使都知道是很为难的，对方讲的确实都是事实，而自己心中没有多大的把握，但仍必须作些合理的解释。当然，这是我第一次拜会，还可以向对方作些解释，并且向国内有关部门报告。但如果国内企业仍不答复或者敷衍一番，我这个大使还只是作一般性的解释就很不好办了。在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有许多代表团组到国外参观考察，这是很好的，但由于“文革”的长期闭塞隔绝，我们的同志到国外后看到一切都很新鲜，都想引进，而没有考虑是否可行，有无能力，在没有向国内上级请示报告的情况下就贸然向对方提一些项目，要人家做这做那，甚至同对方签了意向书，从而造成了被动。过去，周总理常说，在对外贸易和经济合作上，我们要重合同，守信用，一定要有严格的组织性纪律性。现在，这样的事情不仅没有减少，而且还有所增加，常常给使馆工作造成困难。外交工作要为国内的经济发展服务，但也要有国内各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合作，才能把工作做好。 萨林格虽然有不少意见，但对我国是非常友好的。他已70多岁，前几年中了风，走路已有些不便，仍去我国多次，接见几乎所有的我国的代表团。他送了我两个有莫扎特、贝多芬肖像的小瓷盆，风趣地说奥地利是音乐之乡，大使要紧张工作，也要听听音乐，才能工作得更好。 一九八○年十月三十日 月底是信使到来的日子。除了国内各部门的公务文件外，还带来了私人的信件。国内有关部门早有规定，为了保密起见，驻外人员的私人信件一律寄到外交部信使科，由他们带到国外，驻外人员的私人信件也由信使带回国内，再送邮局寄发。许多国家的外交部都有信使，但带私人信件的除了我国外，可能还有苏联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有代表团组或者驻外单位的人回国，他们的手提包里都装满了同志们托带的私人信件。随着改革开放，驻外人员增加，私人信件越来越多，大家感到这个规定可能难以行得通了。在“文革”中还闹了一个笑话，忽然规定所有寄到国外的私人信件都要经过本单位的支部书记审查，弄得大家非常为难，特别是正在谈恋爱的年轻同志更不方便，支部书记也不愿意，不久以后就不了了之。实际上，这主要应是对同志们加强保密教育的问题。 在我们这里，信使由使馆的外交官从机场接到使馆常常是半夜了，同志们就一直等着。等信使来到后，负责文件的同志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信使带来的私人信件分发给已等在保密室外的同志们。工作万里外，家书值千金，信使给很多同志带来了好消息：孩子身体很好，读书很用功，听爷爷奶奶的话等。信封内还有一两张照片，因为按规定信件特别是照片是不能超重的。但也给有些同志带来了坏消息，孩子有病或者考试成绩不好，老人有病甚至不幸过世等，引起了很多的不安和眼泪。还有的同志特别是在谈恋爱的或者刚结婚的年轻同志没有收到来信，更是当晚难以成眠。 外交人员的家属问题特别是孩子问题，一直是一个外交人员最不放心的问题。初期，使馆职务高一些的同志可以把孩子带到国外去，到入学年龄时在资本主义国家要回国读小学，在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在当地读完小学后回国上初中，几年后这条规定取消了。大多数同志把孩子放在本单位的幼儿园或者寄宿学校里。北京有几个寄宿学校是从延安搬来的，办得很好，对驻外人员的孩子很照顾，只要本单位开个介绍信去都收，父母出国后很放心。后来驻外人员增多，孩子也越来越多，只能进普通的学校，由爷爷奶奶或者其他的亲戚照管，也有的解决不了，只能妈妈留在国内。当时，一般工作人员不能带妻子，两年休假一次。可是，到“文革”开始时，大批特批这些寄宿学校是“贵族学校”，都改成了普通学校。 信使的工作是很辛苦的，每次出发两人同行，要去好几个国家，有时还要经过未建交国家，不论是在飞机上还是在火车上，都要保持高度的警惕，紧紧拿住装文件和信件的保密袋。他们在路上自己带饮水和食物，不吃人家的东西，也不喝人家的水，到晚上两人轮流睡觉，不能有丝毫的放松。有时还发现有偷窃、抢劫、绑架的企图，就要靠他们的坚定和勇敢来对付，坚决保卫国家的机密。信使一般只住一两天，有时当天就走。使馆同志非常忙碌，刚赶完公家的材料，还要连夜写私人信件。 一九八○年十一月十四日 当地报纸转载了前两天英、美报纸登载的两张有关苏联克格勃间谍在维也纳接受秘密文件时失手的照片，一张是克格勃特务从巴黎到达维也纳机场的照片，另一张是他同另一个间谍在维也纳市中心咖啡馆里坐在相邻的小桌子边的照片。报纸还说明这些照片是跟踪的英国情报人员偷拍的。 这件事是在大约半个月前英国报纸最早透露出来的，但后来又有了更详细的报道。这个克格勃的老手首先到了中立国家芬兰的首都赫尔辛基，然后参加了旅行社组织的欧洲旅游，到了斯德哥尔摩、哥本哈根、伦敦、巴黎，最后到了维也纳。他在一天下午四五点钟快要下班的时候来到了这家咖啡馆，拿了一只手提箱，坐在一个角落里要了一杯咖啡，就拿起一份报纸看起来。奥地利人习惯在下班后到咖啡馆去喝一杯咖啡，并且看看报刊，听听音乐。这个时候咖啡馆人来人往，正是生意最忙的时候。大约一个多小时后，一个人走了进来，拿了一只差不多同样的手提箱，坐在他相邻的小桌子边，要了一杯咖啡，也拿起了一份作为记号的同样的报纸。克格勃特务看了看他，喝完咖啡后站起来要走，拿起了手提箱，但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坐在邻桌边的那个人的。就在这一刻，穿着便衣的奥地利反情报人员一把抓住了他们。另一个人是欧洲一个小国的前外交官，想用这种换箱子的办法把北约的秘密文件交给苏联特务，但失败了。老练的英国情报人员早在克格勃间谍在赫尔辛基办理欧洲旅游的手续时就盯上了他，一直跟踪到了维也纳，一路上还偷拍了很多的照片，人证物证俱在，使克格勃大大丢了脸。 过了两天，苏联报纸公布消息说，西方国家特别是英国的情报机构以莫须有的罪名拘留了正在欧洲旅行的苏联商人，目的显然是企图诽谤和污蔑苏联，制造欧洲的紧张空气。消息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这个苏联公民，并且警告苏联将不得不采取相应的措施来保护苏联公民。果然，几天后，苏联报纸又报道说，苏军逮捕了非法闯入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有明显“不准进入”牌子的苏军基地的两个居住在维也纳的美国情报人员，并且没收了他们偷拍的很多胶卷。美国方面立即提出了抗议，说这两个美国商人正在那里旅游，只是迷路误入了苏军基地，要求立即释放他们。 那几天，双方互相攻击，吵得不可开交。当然，双方的外交活动也在加紧进行，好在他们在维也纳都有三个大使，联系起来是很方便的。双方都不想把事情闹僵，弄得不可收拾，而且奥地利作为中立国和主人，也希望他们尽快和解，免得自己为难。维也纳的政界、外交界、新闻界对这些事情都已司空见惯，不以为奇了，肯定地说再过几天，双方都会偃旗息鼓，偷偷地互相放人了事。这里的一些作家和画家常常把这些间谍故事写成通俗小说或画成连环画在报刊上连载。 一九八○年十一月十八日 我到维也纳已有3个多月了，经过同政界、外交界、新闻界的拜会和接触，对这个国际上有名的城市有了初步的认识。我原先同没有到过这里的人一样，认为这是一个文化名城、音乐之乡，就像奥地利人常说的那样，多瑙河和维也纳森林孕育了许多的音乐家、诗人、戏剧家，而他们的诗篇又使它们更加美丽和可爱。当然，这一方面是肯定的，而且我已经开始欣赏和享受到了。但是，我也看到和感到了另一方面，即这个城市作为东西方桥梁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奥地利地处中欧，介于美、苏两大集团之间，而且在二战中战败后被美、苏、英、法的军队占领，后来作为战胜国军队撤退的条件宣布为永久中立国。由于这个特殊的地位，这里成了一个东西方进行公开和秘密交易、间谍和反间谍活动的场所，又是一个国际上观测东西方关系和国际气候的观察哨和听音哨，也是一个世界上做各种合法和非法的买卖的地方。当地的报刊说，在维也纳的各国主要是东西方的情报人员有十万之众。这个说法未免有夸大之嫌，但长住的，短期的，临时来往的，也不一定相差很大，比二战时某条战线双方结集的兵力也不逊色。一些欧美作家的间谍小说取材于维也纳的不少。 在这个城市里，还有不少国际组织的办事机构，除了迁来不久的联合国机构外，最重要的是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秘书处，只要国际市场上石油价格发生大起大落，这个组织的石油部长们就到这里来开会，决定价格多少，生产多少，到时大石油公司的经理们和记者们便云集这里，打听会议讨论的情况。各种各样的国际会议有一万多次，少至几十人，多至几千人。当然，很多人是“公费旅游”的，但也有许多人是研究学术，交流经验的，还有些是听听行情，看看市面的，或者找个机会做些买卖的。不论是在会议上还是在招待会、宴会上，都有机会见到各种各样的人，有专家教授，学者名流，有经理总工程师，有做各种各样贸易的，甚至做武器交易和禁运物资的，还有做情报生意的，真是鱼龙混杂，应有尽有。 每当华灯初上，也说不清有多少个招待会和宴会，有时一个晚上还要赶两场到三场。而且，维也纳毕竟是音乐之乡、文化名城，还有邀请看歌剧，听音乐会的。多瑙河畔和维也纳森林脚下的宾馆、酒店里，常常是高朋满座，座无虚席，即使碰到经济不景气，开支要削减的时候，也并不减色多少。只要国际上有些风吹草动，这种邀宴请，听音乐，看歌剧之类，更是热闹到了极点，互相摸底试探，做交易订“君子协定”，再向记者透露些什么，制造出一个个疑团来。在这些场合，还会碰到许多陌生的脸孔，有达官贵人、名流要人、名媛淑女，有各种各样国籍的人或者×籍×人，听他们谈看法，说笑话，不管是真是假，姑且听之也是很有趣的。 到维也纳以来，我越来越感到这里是一个国际上重要的观察哨和听音哨，因而受到了许多国家的重视。当然，我国不参加东西方的明争暗斗，也不同别人做什么交易，但同别的国家一样，注意观察和听音，对了解和研究东西方关系和国际气候都是有好处的。我做外交工作时间不长，对裁军之类的问题也不熟悉，应很好安排我自己和使馆外交官的工作和学习，有计划有目的地参加对外活动，提高政治敏感和分析判断能力，把调研工作做得更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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