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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依靠在建立黄埔军及东征中捞取的资本，在排挤广东实力派人物胡汉民和许崇智之后，又制造了“中山舰事件”。他下令逮捕共产党人，派军警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住所，迫使部分苏联顾问回国，强迫共产党人退出第一军。接着，五月十五日他又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整理党务案”，禁止共产党人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并得到会议通过，从而使许多右派分子占据了国民党中央的要职。 “中山舰事件”发生之后，在广东工作的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张太雷等都主张应立即对蒋进行反击。但因这时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已去北京开会，苏联政治顾问鲍罗廷前往北京，库伦与冯玉祥进行谈判，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同谭平山已去苏联，汪精卫在事发之后的第二天就称病不起，第二、三、四、六几个军的领导人虽对蒋不满，但无一人愿意或敢于率先进行反击，这一主张却未能实现。后来，陈延年回到广州虽又计议过此事，然而情况已经发生变化，特别是上海中共中央已决定对蒋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并赋予张国焘以全权到广州处理此事，因此也未能实行反击。对于蒋介石提出的“整理党务案”，因张国焘多次以党纪相要挟，要中共党员与中央保持一致，强制出席国民党二中全会的中共党员执行中共中央的妥协退让方针，以至在会上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就被通过了。 “中山舰事件”后，汪精卫称病不再视事，国民党中央决定由谭延闿、蒋介石分别代理汪精卫为国民政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由林伯渠、甘乃光代替汪精卫照管国民党中央的日常工作。这时林伯渠的处境非常困难，他明明觉得应对蒋进行反击，可是碍于中共中央的命令，又不得不经常出席甚至主持国民党中央的会议，与蒋介石相周旋，在公众面前维护国民党的团结。有一段时间，他也象当时许多人一样，希望鲍罗廷回来后或者还有些办法，但这种希望也落空了。四月二十七日，鲍罗廷与谭平山、胡汉民由海参崴乘船同时回到广州，他不但未组织力量进行反击，反而多方设法想与蒋介石弥补关系，这不仅使一些革命者大失所望，就连胡汉民也很快去了香港，称病不起的汪精卫亦于五月十一日“秘密离粤”，赴法养疴。所以，林伯渠的这种困难、尴尬的处境，一直延续到“整理党务案”之后。 一九二六年六月一日，国民党中央任命甘乃光为农民部长，林伯渠同时辞去农民部长、中央财务委员、国民政府监察委员的职务。从此，他即集中全力从事第六军的政治工作。 六军的前身是程潜的攻鄂军。广东国民政府举行东征的时候，林伯渠就担任了攻鄂军及该军讲武学校的党代表。不过当时他在国民党中央的工作特别繁忙，并未参加东征，他所作的一些政治工作，还只是指导讲武学校招生、帮助学校建立党团组织、支持进步学生成立“青年军人联合会”等。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日，国民党中央正式宣布将攻鄂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六军，任命程潜为军长、林伯渠为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后，开始一段，林对六军的政治工作仍然过问不多。中山舰事件后，六军第十八、十九两师集中到惠州、博罗、石龙一带进行整训，原由吴铁城部改编的第十七师，因吴被免去广州市公安局长及被逮捕，由广州附近调至石龙参加整编，林伯渠曾于四月初去过一次惠州城，帮助程潜整编部队，建立起六军的政治工作，但那一次时间也并不长，又很快回到广州。所以，林伯渠真正集中全力于六军的政治工作，还是在他离开农民部、第二次到惠州城之后。 六军是由攻鄂军、吴铁城的独立师、广东潮梅军以及收编的陈炯明残部翁腾晖部等杂牌军组成的，内部矛盾重重，如何把这样一支队伍训练成坚强的革命队伍，是相当艰巨的。林伯渠到六军后，经过调查研究和反复磋商，首先协助程潜调整了师、团干部，将原攻鄂军讲武学校第二期学生，全部分配到六军各部担任下级官佐。 为了建立起系统的政治工作制度，有效地开展政治工作，林伯渠在军内整顿和发展了国民党组织，建立了中共党、团组织。由于一时难以在各师的团、营、连建立起党代表制度，配备政治工作人员，他经过调查与李世璋等其他政治工作人员研究，先在各团建立了政治训练委员会，以便尽快地把政治工作开展起来，发现和考察政治工作人材。六军团以下的政治工作，就是经过这样一种过渡形式才建立起来的。 还在一九二五年底，为了解决湘军的编余人员，为二军和湖南培养政治工作干部，在广州曾以“湖南政治研究会”的名义创设了一个政治讲习班，林伯渠与谭延闿、程潜、鲁涤平、毛泽东、李富春同为该校的理事。在通过各种途径招收的四百多名学生中，十分之九都是湘籍的，许多著名的共产党人，如毛泽东、恽代英、肖楚女、邓中夏、张太雷、熊锐等都到该校授过课。林伯渠为了充实六军的政治工作人员，提高政治工作人员的素质，通过政治讲习班班主任李富春和其他中共党员的关系，从政治讲习班和黄埔军校调了三十名学生到六军，并把他们组织起来，开设了一个为期两周的特别训练班，任命喻寄浑（中共党员）、王祯祥为该班指导员，请周恩来、邓演达讲授军队政治工作的内容与方法，还请人讲述了《本军沿革》。这个班的学员，后来绝大多数都成了六军的政治工作骨干。 在开展六军的政治工作中，林伯渠十分重视军队同老百姓的关系。他离开农民部再次到达惠州时，六军正一面进行整训，一面在驻地附近参加剿匪。当时在博罗一带，有一股土匪三千多人，活动十分猖獗，经常从其老巢出来，掳人勒索，洗劫村庄，六军先后出动四个团才将其剿灭。不论是在六军的驻地，还是部队出去剿匪，林伯渠都特别强调要同老百姓搞好关系，注意保护和支持当地的农民协会。 林伯渠与程潜和六军的苏联军事顾问合作得比较好，他所进行的这些政治工作，差不多都得到了他们的积极支持。程潜曾公开下令，禁止在他的部队中建立“孙文主义学会”，可是他却准许成立，“青年军人联合会”。正是由于林伯渠与程潜及苏联顾问等的共同努力，在六军中进行了大量的政治军事工作，迅速提高了部队的政治觉悟和军事素质，调整和改善了军队的内部关系以及军队与民众的关系，才使这支杂牌队伍很快成长为北伐战争中的一支劲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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