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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的开展，需要组织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林伯渠领导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运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巨大威力，为中共八路军、新四军运送革命同志，招收进步青年，领取、购置和转运抗战物资和生活物品等，做了大量工作。 他到西安任驻陕党代表后不久，即营救了一千余红军失散人员返回了自己的部队。那是一九三七年底，青海省的马步芳，准备将俘虏我西路军一千五百余人编成的“新兵团”，拨交河南国民党卫立煌部。当时，中共驻兰州的代表谢觉哉得知这一消息后，一面派人与国民党军方交涉放人，一面派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处长彭加伦等到“新兵团”驻地，找他们谈话，要他们坚定信心，随时准备回到革命队伍。不料国民党军方佯称要请示军令部批准，暗地里却命令这个团偷偷地提前开拔了。谢觉哉立即将此事电告了林伯渠。林伯渠马上与办事处的同志研究，准备向有关方面交涉，并作好一切准备。当“新兵团”一到西安时，伍云甫处长便前往驻地看望他们，并向他们发表了讲话，这些红军失散人员心情十分激动，纷纷要求归队。后来，经过林伯渠等同志的多方努力，这一千余人终于回到了自己的队伍，开到三原县安吴堡，分别编入了八路军各部队①。 -------- ①《谢觉哉传》，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１１８—１１９页。 西安办事处既肩负着招收和输送进步青年去延安的任务，又担负着将延安的干部转送到全国各地的任务。仅据一九三八年五月至八月的统计，办事处为延安输送的青年就有二千二百八十八人。一九三九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国民党说共产党、八路军活动得太厉害，提出了“以组织对组织，以宣传对宣传，以行动对行动”的口号。中共在陕西有什么学校，他们也成立什么学校。双方开展了对青年的争夺战。如中共有个抗大分校，他们就搞个中央军校第七分校；中共有个陕北公学，他们就有战时干部训练第四团；中共有安吴堡青训班，他们就搞西北青年劳动营。林伯渠十分重视青年工作，他说：“青年是我们时代最优秀的力量，也是人类未来的希望，然而在目前全世界已卷入了第二次大战残酷的屠杀浪潮里的时候，青年是首先感受痛苦遭到迫害的一群。”他号召：“中国的青年应当更紧地守在自己的岗位上，配合着全世界的弟兄，为了世界的永久和平与人类幸福的将来，支持着艰苦英勇的斗争！”① -------- ①林伯渠：《全世界青年团结起来》，《新华日报》，１９３９年９月７日。 他在八路军办事处，亲切地接待过许多来访的青年，根据不同的情况，安排他们的去向，指导他们的工作。广东中山大学战地服务团方少逸等，热心救亡，曾募集药品给八路军，他们辗转来到西安后，林伯渠介绍他们去延安参观，并嘱延安有关部门好好招待。牺盟总会常委兼牺盟会宣传部长黄玠然，由于阎锡山反共，他跑到西安找林伯渠要求去延安，林伯渠得知他曾是周恩来派去山西的，经与周商量后，安排他去重庆工作。一九三九年，林伯渠派党的地下工作人员王超北（庞智），去香港采购电台、医药、通讯器材及二十多辆汽车，并把华侨、港澳同胞、国际友人赠送给八路军的物资和救护车运回来。当王超北经过许多艰辛，取道越南、广西、贵阳、重庆将这些车辆和物资运抵宝鸡，到西安找林伯渠时，林伯渠一方面称赞他胜利完成了任务，同时又指示他暂时留在宝鸡，利用香港灿华公司代表的公开身份，掩护和处理这批车辆和物资，了解国民党的反共活动。不久这批车辆和物资终于运到了西安“八办”和延安。后来，王超北的父亲死了，留下一笔相当可观的财产，他拟交给党作活动经费。林伯渠说他继母尚在，不便处理，但必要时可移作他的秘密活动经费。随后，王超北便利用这笔钱兴建了地下室，继续进行秘密工作，向党中央提供了大量有关国民党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情报，为党和革命作出了许多贡献。翁世武从山西到西安，要求去延安抗大学习，林伯渠得知他与国民党孔祥熙处有关系后，指示他运用这一有利条件，在国民党统治区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不久，翁世武与在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非常时期服务团做赈济工作的丁毅忱，一道去见林伯渠，林开导丁毅忱说：“单纯救济工作是消极的，还要做政治宣传，作社会调查，做群众工作”①。 -------- ①张协和；《回忆宋绮云同志与难民服务团》（未刊搞）。 在此期间，林伯渠还安排过一个欧洲记者去延安。那是一九三八年五月，瑞士《新苏黎世报》记者瓦尔特·博斯哈德，为了去了解那时青年人十分向往的延安的真实情况，他特意结识了美国人艾格妮斯·史沫特莱，通过她见到了在汉口的周恩来，周恩来介绍他去见林伯渠。林伯渠在与延安联系以后，派了一名十八岁的战士为他作向导和警卫，前往延安。博斯哈德在延安访问了许多地方，专访了毛泽东，回国后写了许多报道，成了第一个报道延安情况的欧洲记者①。抗战期间，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柯棣华、巴苏、马海德等去延安，林伯渠也都给予许多帮助。 -------- ①李逵元摘译：《第一次出现在欧洲记者笔下的延安》，《新观察》，１９８３年第２０期。 林伯渠对来访的进步青年，绝大多数都帮助他们实现了奔赴延安的愿望。他非常重视知识分子，满腔热情地帮助他们发挥聪明才智，为抗日战争、为陕甘宁边区的建设出力。一九三八年四月，岭南大学学生陈凌风、朱明凯这一对年轻夫妇，到西安办事处要求去延安。林伯渠得知他俩是农学系毕业的，异常高兴，把他们接到七贤庄说：我们边区正需要你们这样的人才。一个星期后，他亲自带他们到了延安，让他们去三十里铺办农场。以后，他还不断从外地给他们寄来农业科技书籍。他们是广东人，爱吃糖，林伯渠回延安时，还常给他们带些糖果，鼓励他们刻苦钻研，办好农场。 进步青年从西安前往延安，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林伯渠领导办事处的同志，与国民党顽固派的种种留难进行了坚决斗争。一九三八年由重庆来的一批进步青年，已经参加八路军，办事处介绍他们前往延安，途经离西安不远的草滩时被扣押。林伯渠与伍云甫立即派联络副官王荫圃挂起中校徽章，带上两个警卫，乘坐小汽车前往营救。王荫圃对国民党连长说：“他们是我们八路军的人，你们为什么要抓？现在我要把他们带走。”话声刚落，没等对方回答，转身对青年们下令说：“跑步！七贤庄办事处。”青年们跑走了。国民党连长见他是中校，不敢发火，只说他们回去不好交差。王副官说：“不要紧，我把你们送回西安行营，说明这事与弟兄们无关就是了”①。后来这批青年终于安抵延安。 -------- ①《八路军驻陕办事处一号院旧址说明》。 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领取、采购和运输抗战物资或生活用品到前线或陕甘宁边区。 当时，从国民党统治区无论是采购军用物资还是民用物资，都是非常困难的事。如购买棉纱，就很棘手。当时西安只有一个大华纱厂，老板是广东的一个大资本家，为了使日本飞机不轰炸他的工厂，每月给日本人交三万元的“保险费”。他不卖纱给延安，我们也拉不上关系，怎么办呢？林伯渠借重李敷仁在西安创办的《老百姓报》把这个资本家交“保险费”的事揭了出来，他再也不敢给日本人送钱了。后来他的纱厂被炸坏了一些机器，开工困难，工人们扬言要去延安种地。资本家慌了手脚，惶惶不安，找省政府，省政府也没法。最后请林伯渠去给工人做工作，纱厂才开了工。自此以后，老板也开始卖纱给延安了。后来王首道到西安，林伯渠请他给工人讲过一次话。王首道对办事处的同志说，统战工作就是有统有磨，纱厂事件，林老处理得很巧妙。 购得了物资，要将它运到目的地，在很多情况下要利用国民党控制的铁路。为了开辟这一交通渠道，林伯渠指示办事处的同志，要千方百计让铁路也能为我们服务。办事处的同志了解到西安铁路局不少人对陕北的羊毛筒子很感兴趣，林伯渠即从贸易处调来了一批给他们，以争取他们为办事处运送物资。铁路上有一个姓毕的运输科长，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为我们办了一些事情。他母亲去世，林伯渠亲自书写挽联，派处长伍云甫和副官王荫圃携往吊唁，这位科长十分感动。一次，朱德总司令要去太行山前线，毕给他安排了专车。八路军在洛阳买了一批土布，他让马上装车，安全运抵西安，连国民党控制得十分严格的汽油，他也为我们大量运来，因此办事处从未发生过油荒①。 -------- ①王荫圃：《统战工作的模范》（未刊稿），１９８０年。 在一九三八年十月以前，西安汽车只要三天即可到达延安，可是在这以后就不行了。国民党顽固派在西安、咸阳等地设立的检查站，经常扣留到延安的车辆。为了突破这一封锁，林伯渠利用一切机会，接触那些主张抗日、同情革命的各界人士，以争取他们的支持。 当时西北有个国际红十字会医疗大队，总部设在西安，队长万福恩是北京协和医院有名的外科医生，他不赞同国民党的消极抗日政策，赞同共产党艰苦奋斗一心抗日的主张。林伯渠得知这一情况后，亲自登门拜访，并多次邀他至办事处作客。万福恩对此非常感动，曾说：“共产党并不象国民党宣传的那么可怕。林老德高望重，没有一点架子，我十分钦佩”①。有一回，办事处在洛阳购得一批奶牛，费了许多周折运至临潼时，国民党武装特务捣乱，打伤了警卫排长白天顺，阻止通过。林伯渠请万福恩设法帮助，万立即与该大队延安医疗队队长薛培基商量，决定由医疗大队出面，给我们一个路条，说这批奶牛是英国大使馆给在延安工作的印度援华医疗队买的。这样，就顺利地通过了边卡。 -------- ①王荫圃：《统战工作的模范》。 为了解决边区人民和军队的被服问题，边区政府决定发动农民广种棉花。为了解决购买、运送棉种的问题，林伯渠派人拿着他的亲笔信，去同国民党西北农本局局长杨亦周联系。杨亦周是武功农学院教务长，抗日战争一开始，林伯渠就同他交朋友，不断鼓励他，赞扬他团结抗日的精神。他每次到西安，林伯渠都盛情接待，促膝交谈。一次，他告诉林伯渠，说国民党委任他为西北三青团总干事长，他不大愿意担任这一专门同共产党作对的职务。林伯渠说：“人家跟共产党作对，你不作对就是了！”后来，国民党认为他反共不力，撤了总干事长职务，让他当了农本局局长。当他收到林伯渠要求在三原县购买三十大车棉种的书信后，就让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写一个正式报告，由他批复。后来这批棉种购齐运到边卡时，国民党的检查人员也只好放行。 林伯渠在西安渡过了几个酷暑严冬，为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他在中国西北的这个大城市里，生活却是很俭朴的。他吃穿和大家一样。由于身材高大，公家发的军被他盖上去短一截。冬天睡觉时，他便用麻绳将被头的一端捆起来，以便使脚不致露出被外。会计室按规定每月给他五元钱津贴费，他只签个字，就让把钱转到救亡室，买些书籍和文化用品。 他非常关心办事处工作人员的学习，将全体同志分成两个班，初级班指定文化教员教学文化，他自己还动手制作看图识字教具，手把手地教战士们学习。高级班则由他亲自辅导学习《联共（布）党史》、《政治经济学》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著作。当时，办事处的环境十分险恶，一个不到五十万人口的西安，竟有四千五百余国民党职业特务，他们监视办事处的活动和来往人员，经常跟踪盯梢。为了加强组织纪律性，提高革命警惕，林伯渠亲自给办事处的同志逐条讲解毛泽东的《反对自由主义》。他还针对国民党特务以金钱、地位、美女为诱饵，企图拉拢、腐蚀办事处工作人员的情况，给大家讲解文天祥的《正气歌》、岳飞的《满江红》，以及屈原的《桔颂》等，对同志们进行革命气节教育，以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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