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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伯渠在西安期间，除同时兼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以外，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和次年一月，中共中央还任命他为中央财政经济部部长、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席。所以，他虽然经常在西安，但仍然经常关怀与过问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工作。一九四○年十月，抗日战争即将进入最困难时期，他受命卸去驻陕党代表之职，由西安返回延安，又集中全力领导边区政府的工作。 林伯渠回到延安之日，正是世界法西斯势力猖獗之时。德、意法西斯气焰嚣张，不可一世，几乎吞并了整个欧洲。日本法西斯为了进行太平洋战争，把中国变成它的后方基地，将侵华兵力的百分之七十五，压在解放区战场，对敌后各抗日根据地进行空前残酷的“扫荡”，妄图消灭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而国民党顽固派则停发八路军的军饷，包围封锁陕甘宁边区，配合日寇不断向各抗日根据地发动进攻。国民党还有大批军政要员率部投敌，充当伪军。在敌、伪、顽的夹击下，再加上华北各地连续几年遭受水、旱、虫等自然灾害，这样就使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根据地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为了克服严重困难，坚持长期抗战，中共中央制定了著名的十大政策，即对敌斗争、统一领导、减租减息、时事教育、三三制政权、精兵简政、发展生产、整顿三风、拥政爱民拥军优抗和审查干部。 林伯渠回到边区后的中心任务，就是全力贯彻党的十大政策，克服困难，度过难关。他依据中共中央指出的：“在抗日时期，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①首先抓了三三制政权建设问题。 -------- ①《毛泽东选集》第２卷，第７３５、７３６页。 林伯渠认为搞好三三制选举，是建设三三制政权的基础。一九四一年一月，边区政府发布了关于实行选举的指示，规定了有关选举的各项重要事项。根据这一指示，结合前一年在陇东和绥德两个分区试点的经验，陕甘宁边区开始了普选运动。在选举开始后出现了一些开明的地主、士绅赞成三三制，说“共产党宽宏大量，仁义治国”；部分反动地主则想乘机竞选，以保护自己的利益和地位；广大农民特别是贫雇农，则忧虑“咱们流血搞来的政权，又让地主豪绅们跑进来，敢保不会上当？”就是党员和干部中，也有不少糊涂认识，比如，误以为三三制是“共产党三分之一，国民党三分之一，无党派三分之一”等。因此，在领导选举时便出现了或“左”或右的现象。一九四一年二月，林伯渠在边府召开的专员县长联席会议上，着重论述了三三制政权的问题。他说：“我们总的政策，是统一战线的政策，这个政策的基本内容就是要照顾到各阶级各党派的利益。必须坚定的把握住这一点，才能不因时局的变化而迷失方向。”实行三三制政策，并不是共产党放弃领导，相反，只有共产党员不超过三分之一，使多数的非党人员接受党的政策，才叫做党的领导。他号召政权工作者要有政治家的风度，大公无私，容纳万有，诚恳说服，这才是搞好三三制政权必须具备的工作作风。他还对绥德县县长说：“过去我们搞土地革命，分他们的地，打倒他们，都是对的。而现在我们要发展抗日民主统一战线，联合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共同抗日，选举他们当参议员，也是对的。因为这是形势发展的需要，况且他们是拥护党的抗日政策的。这些人在地主阶级中影响大，出来工作，能起到我们所不能起的作用”。① 为了推动选举，建设三三制政权，一九四一年五月一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中共边区党委发布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五月十八日，林伯渠指出：“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文件，在它的条文中，贯彻着统一战线的与新民主主义的精神。”“我们边区每一个政权工作者，必须根据新的施政纲领，检查我们以往的工作，……进行今后的工作，保证全部纲领正确而圆满的实现。”② -------- ①《李维汉同志的回忆》（未刊稿），１９８２年。 ②《林主席报告新施政纲领》，《解放日报》，１９４１年５月１９日。 经过半年多时间的选举工作，全边区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选民都参加了选举，不仅普遍建立起三三制县级政权，并且选出了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的参议员。 十一月六日至二十一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在新落成的参议会大礼堂隆重举行。新选出的蒙、回、藏、汉等民族的一百九十三名正式参议员和十六名候补参议员，济济一堂，共商边区大事。林伯渠在开幕词中向大会提出了四点希望：第一，希望各参议员，尽量反映各个角落的人民的意见、要求与呼声；第二，希望参议员很坦率的指出政府工作的缺点；第三，希望这次参议会给政府指出今后的大政方针，指出应该做些什么，怎样做，以做政府今后工作的依据；第四，希望政府工作人员，要忠诚的为人民谋福利，以加强政府的力量，来适应目前新的形势①。毛泽东出席了这次大会并发表演说，他批评了某些共产党员在执行政策中的关门主义或宗派主义，强调要以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来清除这些毛病。 -------- ①《解放日报》，１９４１年１１月１９日。 十一月八日，林伯渠在热烈的掌声中，向大会作了政府工作报告。他回顾了陕甘宁边区三年来的工作概况，指出：日本侵略者亡我之心不死，多次炮击和轰炸边区。国民党顽固派紧密配合，发动反共高潮。我们就是凭借着边区各阶层人民的紧密团结，才支持了几年来的艰苦奋斗，保卫了边区，进行了各种建设，获得了极大的成绩。他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也检查了存在的问题，并从边区正在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和处在战争环境这个具体特点出发，指明了边区政府当前的中心工作与方针。 边区二届一次参议会，是边区民主建政的空前盛会。参议员们充分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对林伯渠的政府工作报告进行了严肃认真的讨论。大会接受并通过了著名的《五一施政纲领》，作为边区政府一切工作的准则，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高岗为参议会议长，谢觉哉、安文钦为副议长，以及九名常驻参议员。林伯渠以一百八十四票，连任边区政府主席。陕北民主人士李鼎铭当选为边区政府副主席。高自立、南汉宸、肖劲光、贺连城、刘景范、马明方、柳湜、霍子乐、那素滴勒盖、毕光斗、肖莜梅、高步范、杨正甲、马生福、高崇山、徐特立等十六人当选为边区政府委员，连同边区政府正副主席共十八人，其中，共产党员占有七人，超过了三三制规定，徐特立当即申请退出，经大会通过，以非党人士白文涣递补。 一九四二年，根据林伯渠政府工作报告的精神，陇东分区和延属分区各县，对政府委员会和各部门中，共产党员所占的比例太大，不符合三三制要求的情况，也采用召开参议会的办法进行改选，或用共产党员退出增聘非党人士的办法，进行了调整。从而使全边区县级以上的政权，都落实了三三制的政策。 在政权建设中，林伯渠既坚决贯彻三三制政策，又考虑边区内部阶级关系的实际，把县以上政权与乡政权作了适当区别。他说：“三三制形式，主要在县以上政权表现出来，中间分子在县级政权机关中占三分之一，乃至更多一点的位置，对于争取边区和全国的中间势力有重大作用。”但是，在土地久已分配的老区，中间分子的数量并不太多；在土地未经分配的新区，地主阶级在经济上和社会地位上的比重还相当大，所以在乡政权人员分配上，乡参议会和乡政府委员会中，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却应占三分之二以上，在乡长中，共产党员可以占大多数。“不如此，不足以防止豪绅地主把持乡村政权”①。 在建设三三制政权的过程中，林伯渠还论述了“政体”问题。他主张边区的政权构成应是立法、司法、行政三权统一于一元化的民主集中制。他说：“政体问题就是民主集中制问题，就是政权组织多元化还是一元化的问题。”他认为参议会和政府都应是人民的权力机关。参议会是最高权力机关，而在参议会闭会期间，由参议会选出并对参议会负责的政府委员会，就是该级政权的最高权力机关②。关于边区参议会常驻议员会的工作职能，林伯渠认为：一方面向政府反映人民意见或提出某些建议；另一方面听取政府工作报告，通过政府提出的重要决议和法令。在参议会和政府委员会，都要保证党的领导，对涉及路线、方针和政策性的重大问题，应先在党内进行讨论，取得一致意见，再提交参议会或政府委员会讨论通过。政权工作范围内的具体问题，都在参议会或政府委员会上讨论，按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进行贯彻。这样，可使领导与群众的意见结合，党内党外的政见更好的沟通③。 -------- ①② 参见林伯渠１９４４年３月２５日在边区高干会上的报告。 ③参见林伯渠１９４４年３月２５日在边区高干会上的报告。 建立三三制政权不易，巩固三三制政权更不易。因为，在一部分党员中存在着“主人总是我，他们总是客”的思想；在非党人士看来“枪杆子在共产党手里，基本群众在共产党一边”，也存在作客思想和观望态度。在这种情况下，林伯渠把能否团结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共事，使党外人士在政府中有职有权，视为巩固三三制政权的关键。在这方面，林伯渠堪称团结民主人士一道工作的典范。 起初，一部分党员在和李鼎铭等民主人士相处中，表面上“敬宾以礼相待，骨子里还是讨厌的心情多”，而李鼎铭等民主人士，对是否有职有权，则拭目以待，当感觉到有人把他们当“花瓶”摆设时，就产生了消极和不满情绪。一九四三年上半年，李鼎铭在边区政府政务会上，总是很少发言。他不说话，其他党外人士也就默不作声。林伯渠虽每次都要主动问：“李老，您还有什么意见？”他总是说：“俺没意见”。但到批发行文时，他又不肯划行，反映出他口称的“没意见”，实际上是“有意见”。林伯渠觉察到这是一个严重问题，就把边区政府秘书长李维汉等人找来商量。林伯渠说：“三三制政策能否贯彻，三三制政权能否巩固，主导方面还在我们共产党员”。他让李维汉先找李鼎铭和其他党外人士谈谈，了解一下他们的思想情况，听听他们的意见。李维汉遵照林伯渠的指示，和李鼎铭进行了一次开诚布公的谈话。李鼎铭很坦率，把埋藏在心底的意见谈了出来。他说：“我本来不愿出来做事的，是在毛主席参议会上的演说感召下出来的，在党外人士有职有权的鼓励下出来的。但任职后，政府开会时，只临时给我一个条子，什么都不跟我谈，我怎么发表意见？政府要下达命令、指示，有的内容事先我一点也不知道，我怎么好划行呢？现在同级把我当客人，下级把我当摆设。啥事都是你们党上决定了，我这个副主席也不想当了。”① -------- ①《李维汉同志的回忆》。 李维汉把李鼎铭等党外人士的意见和批评，向林伯渠作了汇报。林伯渠认为，他们的意见还是集中在有职有权这个问题上，于是立即召开党组会议，研究改善关系的办法。大家认为，党外民主人士在抗日问题上和我们党是一致的，这是合作共事的基础。但是，由于他们代表着各自阶级的利益，因此在执行政务中，难免会发生某些原则性的争议。林伯渠指出：遇到这种争论发生时，务期要互相开诚布公，平心静气的商讨，不到万不得已时，不要轻易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表决形式。这是因为党外人士、特别是中间人士，不习惯于在会议上讨论问题，尤其不习惯于在会议上争论问题。这虽然是他们的弱点，但我们还不能不顾及他们这种习惯，重大问题要预先和他们交换意见，经过个别协商，到相当成熟的程度，然后再提到会议上作决定。要尽量避免在会议上进行针锋相对的辩论，那样不但不易解决分歧，往往还会造成僵局，不利于问题的解决，也就不利于团结民主人士一道工作。党组经过认真的讨论，商定了四条改进措施：（１）各厅、处、院定期向政府正副主席和参议会正副议长汇报工作，秘书长参加；（２）每次政务会议前，提交会议的议题，除交党组研究外，还需向李鼎铭副主席汇报，取得同意后再提交会议讨论，如有意见便缓期开会；（３）某些要由李鼎铭副主席签署下达的文件，必须由主管负责人事先说明内容，征得同意，然后再办理划行手续；（４）平时多接近，多谈心，多交换意见。 林伯渠首先带头执行党组关于改善同党外人士关系的决定。他经常亲自去找李鼎铭交换意见，商量工作。这样做的结果，李鼎铭很高兴，态度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再不讲“你们党上”如何，而变成“我们政府”怎样了。有一次，财政厅长南汉宸汇报边币发行数量时，李鼎铭马上以主人翁的态度关照说：“这要绝对保密，不要让其他的人知道。” 由于林伯渠的真诚努力，李鼎铭等党外人士在陕甘宁边区的三三制政权中，和共产党人合作得非常融洽。一九四三年，在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正准备分兵九路“闪击”延安时，一些无耻之徒印发所谓“告边区父老书”，制造谣言，挑拨离间，谎称“副主席也被撤职”。李鼎铭看后非常气愤，当即在报上发表《驳斥关于我被“撤职”的谣言》。指出：“你们的谣言既然造到我的身上来，那么即使你们不愿意拿眼睛对着事实，我也必须拿事实对着你们的眼睛！”“我还是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副主席，我依然受陕甘宁边区二百万人民的重托而正在兴奋的继续工作着。我并未被任何方面撤职。”“如果你们认为我抗日有罪，实行民主有罪，认为我犯了你们的什么法，你们要来撤我的职，那就让你们‘撤’好了！但这不过是你们的一种愿望而已，自然不会发生效力的！” “我身为党外人士，与共产党合作两年，并没有感觉到共产党的任何歧视与排斥，我亲眼看到全边区参加三三制政权的党外人士，同样没有一个人感受到共产党的歧视与排斥。共产党对于民选来的党外人士是开诚相见，崇尚友谊，表现了最高的信任与尊重。”①后来，中外记者团来延安考察时，一位英国记者提出要同李鼎铭单独谈话，我们满足了他的要求。记者问李鼎铭：“你是不是有职有权？”李鼎铭爽朗地笑着回答说：“我是有职又有权。”事后，这位英国记者多次说：“李鼎铭副主席真正有职有权，他在回答我的问题时，面笑心也笑了。”②其他党外人士也以愉快的心情，接待与回答了记者的来访。 -------- ①《解放日报》，１９４３年９月９日。 ②《李维汉同志的回忆》。 林伯渠在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中，既非常尊重他们，又坚持了党的原则立场。有一次，在政务会议上讨论奖励投资条例，其中有一条说：“投资开垦公荒者，其土地使用权属于投资者”。李鼎铭主张把“土地使用权”改为“土地所有权”，并且说：“如果不这样，人家就不来投资。”贺连城主张“有限制的承认所有权”。他们的主张，明显是不妥的，如果土地所有权属于投资者，必然会出现新的土地过分集中，不符合新民主主义的精神。林伯渠知道这件事后，和李维汉、刘景范一起商量，认为原则一定要坚持，但方法可以灵活，建议暂时取消这一条，留待以后继续研究。经过林伯渠做工作，李鼎铭也同意这个办法，就暂时取消了这一条款。当时边区政府有一种制度，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动员大家检查一次工作，采取个别谈心或开小型座谈会的方式，互相听取意见，开展善意的相互批评，共同总结经验教训。李鼎铭、霍子乐、贺连城等民主人士，也常常提出许多建议和意见，大部分都是正确的，边区政府就采用了，并照他们说的办。但也有不正确的，有些是属于误会的意见，就向他们做耐心的说服和解释工作，做到互谅互勉，共同提高。有些明显错误的，就诚恳地指出他们不对。民主人士对这种真正能够以诚相待，很满意。林伯渠对这种生气勃勃的政治局面也很高兴。他经常鼓励大家说：“大家的事，要大家负责才能办好。无论对什么事，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说，也应该说。发生分歧，也是民主政治中的健康现象，常常还是正确决定问题的先导。希望大家把这种好作风坚持下去，发扬光大。”①有一次，林伯渠向毛泽东、朱德、任弼时汇报了边区政府检查工作的情况，毛泽东也赞成这种方法说：“议论和批评对我们总是有帮助的。不符合事实的，可以借鉴。凡是对的意见，我们都要研究解决。”② -------- ①② 《李维汉同志的回忆》。 林伯渠还很注意照顾民主人士的生活。党外人士，尤其是中间人士，由于经济地位的不同，长期来养成了不同的生活习惯。李鼎铭到边区政府后，最初住在山沟的一孔土窑洞里，进出不方便。林伯渠就指示办公厅在他住的那排窑洞下面，修了一排石窑洞，请李鼎铭搬进去住，他非常高兴。李鼎铭在生活上有些特殊的嗜好，与政治没有关系，共产党也不加干涉，他也很感激。对其他在职的党外民主人士的生活，也尽可能的给予关照，他们都很满意。 蒙古族爱国民主人士那素滴勒盖，自二届参议会被选为边区政府委员后，在林伯渠的领导帮助下，为革命作了贡献，因积劳成疾，医治无效逝世。林伯渠深为悲痛，他在追悼会上以主祭人身份致词说：那素先生曾说过，“中华民族的解放与蒙族解放，今天已有了方向，这个方向就是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在边府委员任内、他是生产与教育两大政策的实践者，他曾亲建农场，号召蒙胞生产，同时并亲自参加，身体力行。”‘他号召蒙古青年来延安学习，并亲任教授”①。林伯渠号召大家，学习那素委员一息尚存同恶势力斗争不止的革命精神。林伯渠这种对待少数民族爱国民主人士的态度，影响很好。 -------- ①《解放日报》，１９４３年８月９日。 李丹生是陕北的一位知名人士，八十高龄时被选为边区参议员。林伯渠、谢觉哉等同志经常关照这位老人，他们成了亲密的朋友。李丹生逝世后，林伯渠对李老先生的爱国精神作了高度评价，他在挽联中写道： 以吕尚之年，辅导建新基，方期大成百世留芳垂典范； 为边区所重，周详达民意，文星遽陨万人挥泪吊延 川。① -------- ①《解放日报》，１９４５年７月１２日。 林伯渠并亲自率领延安各界五百余人，把李老先生的遗体安葬在光华农场。因为李老先生家境贫寒，林伯渠还指示，对他住在延安的遗孀和两个女儿，一个孙女的生活，仍由政府照顾和供给读书。诸如此类，都使党外人士深受感动。 为了加强边区的三三制建设，林伯渠除注意团结政府中的党外人士一道工作外，还重视广交社会上有识之士，以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他倡议组织的“怀安诗社”就是明显的一例。 一九四一年九月五日，林伯渠和谢觉哉、高自立等邀集宴请民间的诗人墨客，其中多系六、七十岁的老人，有前清秀才五人，拔贡一人。林伯渠取“老者安之，少者怀之”之意，定名为“怀安诗社”，并推举边区高等法院院长李木庵主持诗坛，荟集佳作。与会者畅谈甚欢，称此会为“延水雅集”，以与晋朝王羲之的“兰亭雅集”媲美。林伯渠致词，号召大家多写诗，写好诗；借古体诗有平仄协韵的特点，用旧瓶装新酒。他并提出了两条希望：（１）不要咬文嚼字，文字力求通俗；（２）不要用典，提倡明快诗风。林伯渠还即席吟成《延水雅集·赋呈与会诸君子》。 其一： 目送征鸿远，秋笼延水深。 朱颜何可驻，华发漫相侵。 寰宇风云会，高台长短吟。 会文信有托，今古事同钦。① 其二： 十年挟策费调停，待整金瓯拱宿星。 抗敌计无分畛域，匡时论共契兰馨。 边城重寄期安堵，盛会嘉宾喜满庭。 田野风多秋气健，及时樽酒慰遐龄。② -------- ①② 《林伯渠同志诗选》，第３０、３１页。 许多老人也即席唱和，当场就产生了不少佳作。自此以后，参加这一诗社的人员甚多，有中央和边区各部门的领导，有来延安学习的各根据地的干部，有边区参议员中的地方耆老，还有民间能诗善赋之士。诗友们以诗词为工具，披襟述怀，吮毫抒愤，交流感情，宣传政策，酬唱赠答，互相勉励，一时蔚成风气。诗社历时八年，收藏了大量讴歌中国共产党、赞扬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军民斗争业绩的光辉诗篇，同时也团结了许多党外人士。 在边区政权建设中，林伯渠十分重视培养妇女和青年干部。还在一九四一年“三八”妇女节时，林伯渠就提出“要发动广大妇女参加政权工作”。此后，他身体力行，推荐边区妇联二十三岁的邵清华为安塞县县长，并在边区政府民政厅和边区妇联举行的欢送会上，鼓励邵清华说：“你做妇女工作时很有魄力，对搞好县长工作也应有勇气。中央领导同志很关心和支持你，你更要以实际行动努力工作。”“过去你只是做妇女群众的工作，今后是一个县的‘父母官’，男的女的各种人的工作都要做，这就要更广泛的联系群众，深入实际，多做调查研究。到了新的岗位上，在各方面都要严格要求自己，特别要注意和当地干部搞好团结，才能担负起党交给你的重任。”①在林伯渠的关怀教育下，邵清华在实践斗争中得到锻炼，成长很快，她至今还十分怀念和感激林老对自己的培养。 -------- ①《解放日报》１９４１年７月１０日。并参见《访邵清华谈话记录》（未刊稿），１９８４年。 对于青年干部，林伯渠非常注意让他们参加基层工作的锻炼。一九四二年的一天，他对边区政府秘书处青年干部陈昌林说：“毛主席提出知识青年到前线去，到基层去，到农村去。你是知识青年，缺乏实践斗争的经验，应该到基层去工作。”①并且把他安排到绥德分区的农村。陈昌林到了绥德以后，专员袁任远要留他在专署当秘书，陈昌林把这一情况写信向林伯渠汇报。林伯渠马上回信说：“青年要深入实际，最好还是去乡政府当文书。因为乡政府是边区政府的缩彰，工作千头万绪，会遇到许许多多头痛的事，才能真正受到锻炼……”②。袁任远看了林伯渠这封信，也深受启发和教育，便让陈昌林到绥德分区最苦的佳县去工作。佳县安排陈昌林当了区长，林伯渠还经常给他写信，要求他多做具体工作，艰苦奋斗，少说大话空话。抗战胜利后，陈昌林被派往东北当县委书记，临行前林伯渠还对他说：“你姐姐、姐夫都是‘马日事变’中为党牺牲的烈士，你要向他们学习，走他们的道路，坚持革命到底。”③ 在林伯渠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在建设三三制政权中，做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从政治上团结了各抗日阶级和阶层，调动了积极因素，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党内外广大干部精诚团结，心情舒畅，尽职尽责地为抗日救国、建设边区而辛勤工作。当时毛泽东就赞扬说：“陕甘宁边区的三三制搞得好。”④ -------- ①《访陈昌林谈话记录》（未刊稿，１９７９年。 ②③ 《访陈昌林谈话记录》（未刊稿），１９７９年６月。 ④《李维汉同志的回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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