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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第二位“舵手”瞿秋白醉心于暴动，其推行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给革命造成了重大损失。瞿秋白成了王明夺权的障碍，王明必欲去之而后快。 过去，把这称为中共历史上第二次路线斗争。 “四·一二”后的第6天，蒋介石在南京成立了一个国民政府，与武汉的国民政府唱对台戏。 于是，国民党一分为二。国民党右派集结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麾下，拥戴南京国民政府；国民党左派集结在国民党中央主席汪精卫的大旗下，拥护武汉国民政府。 宁汉分庭抗礼。蒋介石和汪精卫各霸一方，加上北京的张作霖北洋军阀政府，中国一时间有着三个政府，演出了20世纪20年代的“三足鼎立”。 面对着这三足鼎立的错综复杂的社会政治局面，共产党人思忖着该怎么办。 共产党人们刚踏上武汉码头，随处可见“打倒蒋介石”的标语。 街上还贴着各式各样的声明、通电，痛斥蒋介石。 中共中央4月20日的宣言，斥责蒋介石“业已变为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业已变为帝国主义的走狗”。 由国民党左派邓演达、宋庆龄、何香凝及共产党人恽代英、林伯渠、董必武等联名发表的《讨蒋通电》，责骂蒋介石为“民众之蟊贼”。 由毛泽东领导的全国农民协会，也发表《讨蒋通电》，斥责“此贼不除，革命民众无幸存之理，国民革命亦无成功之望。” 在武汉，蒋介石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一时间，报界称武汉为“赤都武汉”。 从上海白色恐怖下逃出来的“赤色人物”，一到“赤都”，顿时扬眉吐气。 就在“四·一二”后半个月的4月27日，武昌第一小学热热闹闹。校长王觉新穿上毕挺的西装，站在校门口迎接贵客。 来的是一大群“赤色人物”。陈独秀来了；出席过中共“一大”的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张国焘来了；蔡和森、瞿秋白、罗章龙、罗亦农、邓中夏、任弼时、方志敏、项英、杨匏安、王荷波、向警予、恽代英、蔡畅、苏兆征……也来了。 忽地，五辆黄包车徐徐而来，车里坐着共产国际的三员大将和另外两个外国人。 首席代表、40岁的印度人罗易，于两个多月前受斯大林的指派前来中国。他在共产国际担任很高的职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共产国际主席团候补委员。 共产国际代表、43岁的苏联人鲍罗廷，前来中国已经4年。他当过孙中山的顾问，不论在国民党或共产党内，都享有极高的威望。 共产国际代表、33岁的维金斯基，更是一位“中国通”。 在共产国际的三位正式代表之后的那辆黄包车上，坐着一位年仅二十有六的俄国小伙子，名叫米夫。此次，米夫是以“苏共（布）宣传家代表团”的身份，于1927年初来中国。 先到上海，然后去广州，再来到武汉。 在第五辆黄包车上，坐着俄国人罗卓夫斯基，他是红色职工国际的代表，是老牌子的工运领袖。 小学里主席台上挂着留着络腮胡子的马克思和留着小胡子的列宁的画像。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是大会的主席，他大声宣布：“中国共产党全国第五次代表大会现在开幕！” 在陈独秀致开幕词后，共产国际三位代表讲话，徐谦代表国民党中央致贺词。之后，还有工会、学生会、共青团以及童子军代表致贺词。湖北的织布工人、京汉铁路“二·七”罢工领袖之一项英，领着一队湖北工会纠察队入场，向大会道贺。 大会秘书长，是蔡畅之兄、毛泽东的亲密朋友蔡和森。 湖北代表团的主席，则是罗章龙。 开幕式十分热烈，陈独秀脸上一直挂着笑容。可是，那笑容看来有点不自然。 次日，大会代表们转移到汉口近郊的黄陂会馆开会。陈独秀代表中共中央作了长达5小时的政治报告。从那天起，直至5月9日大会闭幕，陈独秀一直愁眉苦脸——这位中共的建党领袖，受到了空前未有的猛烈谴责。38位代表在大会上发言，一致强烈批判陈独秀，批判他的政治报告！ 6年以来，陈独秀长期是中共领袖： 陈独秀没有出席中共“一大”，但被一致推举为“中央局书记”，成为中共最早的最高领袖。 在1922年的中共“二大”上，中央局改称“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依然是至高无上的领袖。 在1923年的中共“三大”上，陈独秀连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1925年初召开的中共“四大”，改设总书记，又是陈独秀当选。 这次，陈独秀的领袖地位受到猛烈的冲击，并彻底动摇了。代表们对陈独秀的批评，总结起来，就是以后由大会通过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中一句结论性的话：“我们的党，却只注意于反帝国主义及反军阀斗争，而忽略了与资产阶级争取革命领导权的斗争。” 陈独秀的错误，被认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因为他在国共两党结成统一战线时，只求团结，不论斗争，对蒋介石一味无原则的退让……。 就在陈独秀难为情的时候，一位21岁的瘦弱青年，成为大会上最活跃的人物。他叫瞿秋白，正忙着向代表们分发他在1927年2月著述的小册子，书名叫做《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以后改名《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这本书批判的是“彭述之主义。”彭述之其人，在中共“四大”上，经陈独秀一手提拔，当选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他成了陈独秀的亲信。 瞿秋白的小册子批的是：“彭述之主义”，其矛头所向，乃陈独秀！写这本小册子时，党内尚未公开批判陈独秀，碍着总书记的面子，瞿秋白便把彭述之问题作为突破口。那时，瞿秋白称病，称自己肺病复发，实际上躲了起来，埋头写这小册子。如今，他在会上分发小册子，无疑给陈独秀重重一击。 在小册子里，他揭露了彭述之（也就是陈独秀）17条错误。并尖锐指出，对于党的病症，“在必须快施手术，暴露其病根”。 随着陈独秀在共产党内声望的急剧下降，瞿秋白的影响日益上升。 一天，黄陂会馆主席台上的马克思列宁像从正中移到两侧，中间挂起了孙中山像。在一片热烈的欢呼声中，在贴身警卫簇拥下，一个西装革履的人物登上主席台。他便是国民党主席兼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专程前来祝贺中共“五大”。陪同汪精卫登上主席台的，不是陈独秀，而是穿了一身中山装的瞿秋白。这一历史镜头使人们预感，瞿秋白即将取代陈独秀，成为中共领袖。 不过，共产国际的代表们反复考虑后，建议还是由陈独秀担任总书记。于是，在中共“五大”上，陈独秀再度当选总书记——他连任了五届。 中共“五大”选出了29人为中央委员，11人为中央候补委员。 在中央委员会上，选出7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陈独秀，蔡和森，李立三，李维汉，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周恩来、苏兆征、张太雷、陈延年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又选出4人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后又增补李维汉）。 瞿秋白没进入常委！ 毛泽东只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仅在数月后，情况发生了急剧变化。 蔡和森在《党的机会主义史》一文中说： 不知道是初几，老鲍（指鲍罗廷）提议独秀、平山去莫斯科与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秋白、和森赴海参崴办党校，新指定国焘、太雷、维汉、立三、恩来五人组织政治局常委。 自此独秀不视事。 陈独秀不愿到莫斯科，又躲起“不视事”，中共的第一位“舵手”就这样不光彩地下台了。 1927年7月12日，鲍罗廷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宣布新组成的中常委后，即在瞿秋白陪同下上了庐山。 鲍罗廷，1884年生于沙皇俄国。共产国际组成后，鲍罗廷成为它派往美国的第一个密使。1923年9月，他不但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国共产党的密使，还是派驻孙中山身边的苏联代表。从此，鲍罗廷在中共与国民党联盟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自国共两党分道扬镳后，蒋介石宣布取消鲍的顾问职务并下令通缉他。鲍打算联络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等国民党左派，组成国民党新的左派，迎战汪派。没料到汪精卫突然靠向南京，邓演达一气之下离开武汉，陈独秀则闭门不出，而汪精卫也解除了鲍的顾问合同，并缉拿他。鲍见孙中山三大政策成为泡影，中共也到了危难地步，更使他痛心的是共产国际把中共的失败，蒋、汪的叛变革命，全归罪于他的领导无能。他本想回国，可妻子范娅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他不愿孤身而回。正当他焦急之际，7月12日，他从苏联驻华使馆的电报中，得知范娅被释，他的心情才略平静些。之后，他想找个安静地方，冷静一下头脑，于是，选中了庐山。便带着瞿秋白，一起上了庐山。 瞿秋白，江苏常州人。1899年1月29日出生于常州城东南青果巷八桂堂瞿家。五岁入学时名瞿双，后改为“爽”“霜”，后又改为“秋白”，意为秋天之霜，像秋天霜后，草木凋零，田野一片白。 秋白五岁入塾学，一年后转入寇英小学。毕业后入常州府学堂预科。他成绩优秀。但家境贫寒，两年后缀学。后到北京，于1917年考入不收学费和膳费的俄文专修馆。 “五四”运动爆发，瞿秋白与郑振铎创办了“新社会”旬刊，宣传“新的人生观”，此时，他参加了李大钊等发起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1年初，他以《晨报》特邀记者身份，抵苏俄考察。并出席了共产国际会议，见过列宁。第二年，经张太雷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之后，瞿秋白很快成为中共的一支笔，他写了《赤都心史》等大量反映苏联人民生活的著作和报道。 1923年6月，他参加了中共“三大”，主持起草党纲，并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负责中央宣传工作。12月，瞿受中共组织委派，到广州参与帮助孙中山筹备召开国民党“一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委，并担任《民国日报》的编辑工作。 1925年，他在中共的“四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共“五大”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瞿秋白在苏联呆了三年，不仅对苏联了解，而且与共产国际关系不错。瞿反对陈独秀的立场非常坚定。由于当选的中共领袖，在当时先要得到共产国际的信任和支持，所以鲍罗廷挑来选去，认为瞿秋白最合适，因此要瞿秋白同自己一起上庐山。 鲍认为：中国革命是失败了，但这个责任问题要有个交待，中共的失败，虽然事实上是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进行，但不能让共产国际负这个失败的责任，如果这样，对莫斯科的威信影响太大。鲍罗廷认为应由中共中央负起这个责任。 瞿秋白自然同意鲍的意见。 于是瞿秋白成了中共第二位“舵手”。 7月21日，鲍、瞿又秘密回到武汉，当天，鲍宣布：瞿秋白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7月23日，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新代表罗明那兹秘密抵武汉。7月27日，原先的共产国际三位代表奉调回去。结果，斯大林拒绝接见鲍罗廷，后又将其逮捕，1951年5月29日，他惨死在流放地——西伯利亚伊尔库获克，时年67岁；罗易是印度人，被开除后遣返回国，1954年1月25日病逝；维金斯基也于1953年逝于莫斯科。 新任的共产国际代表一到武汉，便同瞿秋白、张国焘长谈。罗明那兹当年29岁，细高挑个儿。 罗明那兹于1898年出生于俄国高加索格鲁吉亚，1926年当选为共产国际主席团成员。他来武汉，是执行共产国际在中共全权代表的使命。 罗明那兹是少壮派，根本不把瞿秋白放在眼内。他对瞿秋白等说：“我现在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全权代表，奉命纠正过去共产国际人员，还有中共中央在中国革命上所犯的错误。 同时，来指导中共的工作。”他滔滔不绝地说：“由于中共中央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违反了国际的指示，现在，共产国际决定要改组中共中央的领导，陈独秀不再任书记，甚至要受到开除党籍的处分。如果你们两人摆脱机会主义，仍可参加中共的领导工作。”他又说：“中共中央的主要错误，是对共产国际的正确指示，很久以来，都是机会主义的理解。” 罗明那兹的话，瞿秋白听来很刺耳，暗想：“这罗明那兹哪里像个共产国际的代表？简直是沙俄时代的钦差大臣。下车伊始，什么情况都不了解，就夸夸其谈。” 因为是国际代表，又初次见面，瞿秋白没和他争辩，而是提出另一个问题，南昌暴动——中共已决定发动南昌暴动，一切准备工作就绪。瞿秋白说：“当前有一个紧急的情况需要我们立即讨论，不久前，新的中央作出决定，决定在南昌举行暴动。目前，暴动正按计划进行准备，我们很需要苏联方面对暴动给予支持。” 瞿秋白一说完，罗明那兹说接着：“这是大事，要请示莫斯科后才能决定。” 瞿秋白见罗明那兹不支持起义，急说：“事情已迫在眉睫，不能再拖了。” 罗明那兹质问道：“为什么一定要举行暴动？我今早会见张发奎的顾问加仑将军。据他讲，他前天曾同张发奎讨论过军事的问题，张将军同意加仑将军的意见，将他的部队集结在南浔线上，不再东进，向南转移，回到广东。”罗明那兹说： “加仑将军认为，张发奎如果同意回师广东。而且不强迫叶挺等人退出共产党，我们就可以同张发奎一起回师广东。这样做，在军事上极为有利，如果在南昌与张氏分家，在优势敌军阻击下，恐难取胜。” 罗明那兹说完后，瞿秋白急说：“我们不能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张发奎身上，从目前种种迹象看，张发奎和汪精卫已形影不离，张汪协谋已成定局，并在庐山开了诱骗叶、贺的黑会。并指示人炸毁涂家埠铁路大桥，妄图阻叶、贺两部南下，所以说，南昌起义，势在必行。” 瞿秋白这么一讲，罗明那兹呆了，过了一会儿，他说： “这么办吧，我请示一下共产国际。” 很快，共产国际回电：“南昌起义，如毫无胜利的机会，则可不必举行。” 共产国际这封电报，就是说：起义如果胜利了，是执行了电报指示；失败了，是没有执行电报指示。 当下，瞿秋白立即组织召开了中共中央常委会议，在武汉的中共领导人罗迈、张太雷、张国焘参加了。罗明那兹与他的两个助手洛蜀莫娃、纽曼也参加了。会上讨论了共产国际的电报，瞿秋白、罗迈、张太雷态度很明确，坚决地主张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 瞿秋白说：“共产国际在电报里用了‘毫无’二字，目前看，南昌暴动，不是毫无把握，而是成功的把握很大。” 张国焘在一旁默默地吸烟。罗明那兹见他也不开口，问： “国焘，你的意见呢？” 张国焘慢慢地吸了一口烟说：“我同意大家的意见。” 瞿秋白见众人都同意后说：“要迅速派人到南昌，向南昌的同志们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谁去好呢？” 罗明那兹看看张国焘，说：“是不是由国焘同志去传达？” 张国焘听了，没表示同意与否，罗明那兹又问了一句： “国焘同志，可以吗？” 张国焘实在不愿去，迟疑了一下说：“武汉要处理的事情很多，是不是派王若飞去。” 罗明那兹问：“王若飞是什么人？” 瞿秋白说：“王若飞是中央的秘书长。” 罗明那兹摆摆手：“不要换人了，即使王若飞能干，可他还要了解我们会议的精神，要完成这样的使命，仓促之间，很难办到。” 张国焘见罗明那兹一定要他去，只好说：“好吧，我就动身了。” 1927年8月1日，中共在南昌发动了武装暴动。接着，暴动队伍南下直奔广东潮汕。 8月7日，中共“八七”会议在武汉召开。 会议只开了一天，中心议题有三项。一是共产国际代表报告与议定告全党党员书；二是临时中央常委代表瞿秋白报告与讨论通过会议决议案；三是改组中央政治局。 会议听取了罗明那兹就召开这次会议的重要性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的报告，瞿秋白代表中共中央临时常委会所作的工作报告。邓中夏、蔡和森、毛泽东、罗亦农、任弼时等人先后在会上发言，纷纷批判揭发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在统一战线问题、农民土地问题、政权问题、武装问题上的错误。 陈独秀右倾路线对中共的统治到此结束。 会议选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九人，为：向忠发、顾顺章、王荷波、彭湃、瞿秋白、苏兆征、罗迈、任弼时、罗亦农；候补委员计七人，为：李立三、周恩来、张太雷、邓中夏、毛泽东、张国焘、彭公达。 8月9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由瞿秋白主持，会上，选出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三人为常委。瞿秋白兼管农委、宣传部，并兼任党报总编辑，罗迈兼管组织部、秘书厅，苏兆征兼管工委，周恩来负责军事部。 8月11日，中共中央又决定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和中共中央北方局的组织人选及任务。 中共中央南方局由周恩来、张太雷、彭湃、陈权、恽代英、黄波、彭述之、张昆弟、刘伯庄组成，王荷波为书记。 这次会议，周恩来、张国焘、李立三、蔡和森被取消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 9月底至10月初，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由武汉迁往上海。 罗明那兹一面批评中共路线上的右倾，一面极力主张搞暴动。 瞿秋白对罗明那兹的主张唯命是从。 1927年11月9日至10日，瞿秋白在上海召集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 瞿秋白这位中共新的“舵手”，把中共这条航船一下从右拨向“左”，全党的中心集中到了“暴动”上，暴动成了革命和不革命、反革命的分界岭。 暴动成为盲动，也为中共以后接二连三的盲动主义的错误种下根苗。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决定： 一、谭平山任国府农业部长，脱离党而自由行动，联络邓演达组织第三党，反对中共中央，未得中央许可，向汪精卫请假，与汪代表陈春圃谈话时攻击本党政策。党派其赴俄，不遵守命令而赴九江、南昌，宣传第三党，对于清算土豪及没收土地政策尤为反对，应予开除党籍。 二、张国焘受中常会之托，指导南昌暴动，可是至九江后，即不执行命令，甚至反对。南昌暴动后，主张联络张发奎，反对一切没收土地的政纲。由于他如此违反中央政策的结果，使全体同志受很大影响，革命委员会亦随之动摇，其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执行委员均予除名。 三、此次前敌委员会犯了重大错误，所有委员一律予以警告。……南方局广东省委指导农民暴动的错误，在于不了解标语，不发动群众，只知道用军事行动，应全体予以警告。 湖南省委彭公达、毛泽东、易礼容、夏明翰取消现任省委资格，彭公达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之资格取消，并予以半年之监视。毛泽东在“八七”紧急会议之后，奉派至湖南改组党部及指导秋收暴动。事实上他就是湖南省党委的中心，所以湖南省党的错误，毛泽东应负重大责任，其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予以罢免。 四、鄂北特别委员会违反中央命令，全体予以警告。陆沉时任特别委员会的书记，而其主张行动均出自军事投机的心理，根本不做农民运动的工作，应取消其中央委员的资格。 五、鄂南行动委员会傅同志应予半年的监视。 六、王若飞指导错误，应予警告。 七、杨鲍安取销中央监察委员会资格。 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使中共的暴动成为家常便饭，任何行为离开了暴动，就好像是机会主义。其暴动政策也走到了“强迫暴动、命令暴动”的道路上。 结果，暴动不仅未能推翻敌人，反而把自己的地下力量暴露，实是一种“自杀行为”。 盲目暴动在城市的损失更大，中共中央常委令几个或十几个同志，在某家工厂散工时，混在工人中，起哄突然喊几句武装暴动的口号，结果遭敌人逮捕杀害。 瞿秋白认为在陈独秀任总书记期间的重要领导干部，都有严重的机会主义遗毒，这股机会主义遗毒，应当在暴动中清洗，因而，使一些重要领导干部在冒险行动中牺牲。 广州暴动、武汉暴动、长沙暴动、上海暴动、北方顺直暴动以及其他各地的大小暴动，都遭惨败。 暴动的一次次惨败，使中共的力量遭巨大损失。瞿秋白这位中共的第二位“舵手”也从此威信扫地，陷入困境。 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给中共造成新的混乱，引起了中共内部很多人的批评和抵制。1928年初，各地的暴动相继停止。同年2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批评了中共的“左”倾错误，否定了罗明那兹对于中国革命的“左”的主张。 罗明那兹很快奉调回国，不久，被调离共产国际，前去高加索。1930年12月，又被打成“反党集团”分子。1934年，罗经不住打击，自杀身亡。之后，被联共（布）中央开除出党。 4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瞿秋白、李维汉、周恩来及邓中夏、项英等，在上海讨论共产国际的《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 共产国际的决议案，明确反对中共的盲目暴动。 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央通告第四十四号》，即“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二月会议中国问题的决议案”。称： 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讨论国际执委二月会议的中国问题决议案之后，接受这一决议案之一般方针，并且认为在最短期间，于本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之前，必须切实执行这决议案必要的具体步骤。中央政治局认为自己过去的工作，正是一面与机会主义余毒奋斗，一面即尽自己过去的力量指正党内各地所表现出来的盲动主义。——这种盲动主义的倾向，不但表现于无产阶级的工商业中心之玩弄暴动，而且反映着小资产阶级式的农民原始暴动的情绪，如杀烧主义，忽视城市工人阶级的倾向等等。——国际的决议亦就是指导我们努力继续战胜这些盲动主义以及青年团之先锋主义倾向，在艰苦斗争之中锻炼真正布尔什维克的思想，彻底肃清机会主义的流毒。 4月28日的会议之后，瞿秋白动身去莫斯科。5月1日，周恩来、邓颖超离沪赴俄，接着，许多中共领导人都赴俄，参加中共“六大”。罗迈、任弼时、罗登贤留在国内主持工作。 中共“六大”于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郊区兹维尼果德镇银光别墅召开。 大会按斯大林的调子，重点批评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瞿秋白也在会上作了深刻检查。 大会取消了瞿秋白的中共“舵手”地位，但仍保留其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 由于两名知识分子出身的中共“舵手”把握的航向出了偏差，使中共这条航船先右后“左”，因而，共产国际决定中共第三位“舵手”，应由工人成分的人担当，因而选中了向忠发。 “六大”上，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仍然主张中共的任务是准备暴动。提出“必须反对对于游击战争的溺爱，反对沉溺于散乱的、不相关联的、必致失败的游击战争”。要中共必须坚持“城市中心论”。 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这个指导思想，于1928年2月9日至25日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扩大会议上通过的《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中即提出，王明于是根据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理论，写了一本《武装暴动》的小册子，其长达万字的序言发表在当年4月1日出版的《布尔塞维克》上。“六大”间，王明把这小册子塞到供代表们阅读的材料中。 由于瞿秋白、邓中夏等人的反对，王明在“六大”中没爬上来，从此，对瞿秋白、邓中夏等怀恨在心。特别当他得知瞿秋白向共产国际负责人库西宁建议撤销米夫的东方部副部长的职务时，对瞿简直恨之入骨。 王明深知，瞿秋白有知识，有实际斗争经验，在党内外有极高威信，是他夺权的障碍。王明决心斗倒瞿秋白。于是，他制造了“第二条路线联盟”，矛头直指瞿秋白。 1930年7月16日，共产国际政治秘书处召开扩大会议，吸收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周恩来、瞿秋白、张国焘等人参加，讨论中国问题，于23日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会上批评了中共犯了严重错误。并指派周恩来、瞿秋白迅速回国，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纠正“立三路线”错误。 周、瞿回国后，于9月24日至28日，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会上一面批评“立三路线”，一面对何孟雄点名批判。 三中全会对李立二的批判，王明自然双手拥护。但是，他对会议的主持者瞿秋白，却耿耿于怀。尤其使王明生气的是，王明因反立三路线受了处分，如今应是英雄了，可瞿秋白不仅不对他加以褒奖和重用，而且连处分都没撤掉。 王明对瞿秋白更加怨恨。 当时中共中央决定王明到江西苏区工作，王明更是气恼于心。正当他叹自己时运不至、要动身前去苏区之时，夏曦、沈泽民、何凯丰、陈昌浩、李竹声等人回到了国内，给王明带来了一个天大喜讯：共产国际在收到六届三中全会的文件后，很不满意，认为李立三的错误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瞿秋白、周恩来主持的三中全会“抹煞两条路线原则上的区别”。批评三中全会没有揭发立三路线的实质，犯了“调和错误”。 去年10月，共产国际写了《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即“十月来信”。但共产国际的信还没到中共中央时，沈泽民、夏曦、凯丰等人从米夫处得知，这些人回国后，没向中共中央报告，却暗里告诉王明，王明听了，喜出望外，马上就精神起来，他拒绝去江西苏区，还和博古一起写了两封信。中共中央接到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后，十分重视，立即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经过五天的讨论，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最近国际来信的决议》，即“十一月补充决议”。决议完全接受共产国际的批评。但是，对王明等知道共产国际十月来信的内容却不向中央报告，而采取向中央突然发难的作法，进行了批评。 瞿秋白在报告中指出： 沈泽民的方式与精神是离开政治局的领导……他们知有国际来信，但不公开说已知国际来信，请求政治局如何办，反而突然在工作会议中提出来，这可使一般同志很惊奇与发生其它倾向……使同志们惊慌不明。……这不是帮助中央，而是进攻中央。 政治局的扩大会上也讨论了王明、博古的两封信，认为王明、博古同李立三的立场基本一致。王、博要求将他们与立三的争论公布于党，是从个人成见出发，与国际来信的意思没有相同之处。因此，会议否决了王、博等人要在党内挑起争论的要求。12月1日，周恩来在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会上对王明、博古等不服从组织分配，违反组织原则，在党内犯自由主义的行为进行了批评。 王明自恃有共产国际的支持，对瞿秋白、周恩来及中央的批评，不放在心上。他继续摇动反六届三中会会的大旗。12月14日，他在《实话》上发表了《立三路线与战后资本主义第三时期》的文章，再次攻击三中全会。 王明还向中共中央上送了《两条路线》的意见书，即《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 在王明、博古、何孟雄、罗章龙等起劲攻击六届三中全会间，中共中央面对共产国际的压力和王明等人的一片反对声浪，只得接受王明等人的意见。于12月11日，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召集中央紧急会议的决议》，并决定将这《决议》和共产国际十月来信等四个文件下发生党。但王明等仍要求召开紧急会议，说要“从根本上解决政治上组织上诸问题”。 就在三中全会风波趋于平和时，米夫于1930年12月10日左右由德国秘密来到中国，身分为共产国际的代表，来指导中共的工作。 米夫到了中国后，不是去见中共的高层领导人瞿秋白、周恩来等人，而是先见王明。王明添醋加油地向米夫讲了他受到的种种“迫害”，米夫暗暗告诉王明，他此来的目的是赶瞿秋白下台，要王明做好“上台”准备。接着，米夫又在王明安排下，接见了罗章龙、徐锡根等反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方面的人。 米夫了解了中共内部各方争斗情况后，对王明提出的召开紧急会议的主张持否定态度，他决定亲自主持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把王明推上台。 米夫决心下定后，才同瞿秋白等人会面。一见面，米夫就提出召开四中全会。 瞿秋白对米夫深有了解。对米夫来华后不先与中共领导人会面，而先找王明等人，瞿已知晓，但因米夫是共产国际的代表，如同“太上皇”，瞿秋白虽一肚子不高兴，也只有吞在肚内。 12月16日，米夫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瞿秋白在米夫的高压之下，再三检讨，直到把三中全会说的一无是处，并同意公开向全党承认、检讨自己犯了“调和主义”严重错误，米夫才松口，周恩来也本着顾全大局的原则，同意米夫的主张。 在米夫的高压下，中共中央被迫发出了《中央紧急通告——中央通告第九十六号》，其副标题题为“为坚决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与调和主义号召全党”。内容不仅夸大立三路线的危害，还把三中全会说得一无是处。虽然众人不服，也只得屈服。 米夫对瞿秋白、周恩来等实行高压手段，但对向忠发却另眼高看。 米夫把王明捧成“国际路线的忠实代表，反立三路线的英雄”。12月25日，米夫到达中国后不到10天，就把王明提拔为中共江南省委书记，博古被提拔为团中央宣传部长。江南省委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数省。原江南省委书记李维汉被派到苏联学习。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米夫扶持王明爬上了中共的高位——成了实际上的中共中央负责人。 四中全会以后，米夫、王明利用把持的中共中央大权，“借刀”将何孟雄等置于死地，将罗章龙等开除出党，同时，也对瞿秋白进行了无情打击。 四中全会上，王明、米夫对瞿秋白采取了决不相容的态度，撤销了瞿党内的职务。 当时瞿秋白身患肺病，心力交瘁，已无力再与王明、米夫争个高低上下，于1月17日写了《声明书》，书中把自己骂了一番。瞿秋白已看透了米夫和王明，一个是中共内的“小人”，一个是“洋小人”，自己虽有与其相争斗之心，无奈重病缠身，只得长叹一声，于1月28日，再次写了份《声明书》。在这份声明书中，再次往自己脸上抹黑，说自己在莫斯科时就支持反王明的“中大”学生李剑如等，回国后也没把王明看在眼里，这更是绝大的错误，表示： 今后一定要站在共产国际路线的立场上，拥护四中全会，在中央政治局的领导下来为党为革命而奋斗。 瞿秋白在《声明书》中称自己是“一个在病中不能多写的人”。他再反复表态后，又在《声明书》中称： 一、我完全抛弃自己的一切错误和离开国际路线的政治立场——三中全会至四中全会间之调和主义立场，而站在共产国际路线的立场之上，拥护四中全会。在中央政治局的领导之下，来为党为革命而奋斗。二、反对立三路线及其调和主义的斗争，反对罗章龙等右派小组织及其调和主义的斗争，揭破并打碎立三主义者和右倾小组织的联合企图，是现在为着党的布尔什维克及真正执行国际路线所万分必须的。三、我的调和主义的错误，是与在莫斯科代表团对于“学生问题”的错误相联系的。当时对于莫斯科学生中反对“中大”支部局的李剑如等同志，对于这个小组织，我采取了保护的态度，以至不但不能反对派别斗争，反而自己陷于派别斗争的泥坑。 但王明、米夫依然对瞿进行无情的打击。 2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专门作出了《关于1929—1930年中共中央驻国际代表团行动问题的决议案》称： 当中共代表团还在国际的时候，秋白同志曾以“中大”学生中反支部局的派别行动来影响过去的中央政治局，所以当时中央政治局在立三路线的领导之下，对于陈绍禹等四同志所施的压迫制度，完全是站在代表团多数的派别观念上做成的错误。……秋白同志对立三路线的调和态度，对国际路线的两面派态度，对国际代表的极不尊重的态度，决不是偶然的，和他的右倾政治意见有密切关系。 王明、米夫一伙在政治上将瞿秋白打倒，还在经济上卡瞿秋白，当时瞿重病缠身，王明却停发了他的生活费，每月仅象征性的给十几元钱。这些钱瞿只能糊口，无法治病。但瞿对共产主义信仰仍坚定，抱病投入文化战线斗争。当时瞿主要翻译苏联的文学作品，住在冯雪峰的好友谢澹如家中。谢爱好文学，也同情革命，在一钱庄做事。瞿秋白与妻子杨之华就住在这里——上海南市紫露路68号。 在此，瞿秋白不仅翻译了大量文学作品及许多重要的论文和杂文，还同“左联”发生联系，并与鲁迅先生建立了亲密的战斗友谊。瞿秋白以“史铁儿”等笔名于“左联”办的《大众文艺》等刊物上发表了许多文章，并提出了革命作家要向群众去学习。 1932年11月间，瞿秋白和妻杨之华住在鲁迅家。不久，由于敌特追踪甚紧，瞿不敢多停，又转移了数处。瞿与鲁迅关系，愈发密切。杨之华在后来撰写的《忆秋白》中称： 由于鲁迅的关怀和帮助，秋白在被通辑的上海没有被捕，在逃难时不受饥饿。鲁迅亲自替秋白找房子，送书籍文具。最令秋白感动和喜欢的，就是从鲁迅那里获得外国文艺作品，其中有些是曹靖华同志要鲁迅转秋白的。《海上述林》译文的原著，是鲁迅送他的礼物，鲁迅自己的作品，也给予秋白极大的安慰。但由于反动的国民党的压迫，使秋白连看书的自由都没有，往往使他最宝贵的书来不及从敌人破获的住所中拿出来，一批又一批地失去。 后来，到1934年1月间，瞿秋白奉王明主持的中央之命，从上海到江西的中央苏区工作。2月抵达瑞金，被任命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并担任人民教育委员，即教育部长，并兼任苏维埃大学校长。 同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因王明“左”倾路线的指挥而失败，只得离开江西根据地，向西转移。瞿秋白要求随队西行，但王明在中央的代理人博古、李德坚决不同意，瞿不得成行，而被留在了江西。 长征甩下了瞿秋白，这是王明、博古一伙人有意借刀杀人。 1935年2月，在福建省长汀县的山间小道上，踽踽着一支队伍。队伍里有三男二女，他们是中国共产党在红军长征后留驻苏区的负责干部：瞿秋白、何叔衡、邓子恢以及项英的妻子张亮和时任中央妇女部长的周月林。他们是根据中共江西分局的决定，准备转移到香港和上海去的。 2月24日，队伍到达长汀县濯田区水口镇小径村附近，大家刚歇下，突然村头响起枪声，原来，长汀县地方反动武装保安团得到此地有小股红军的报告，便一举包围了小径村。 红军护送队长胆小怕死，枪声一响，就跑得无影无踪。这时，邓子恢挺身而出，担负临时指挥的重任，他带队伍左冲右突，激战一小时，仍不能突围。 敌人越逼越近，何叔衡遭敌枪击，英勇牺牲。患重病的瞿秋白不断奔跑，但未能冲出去，已精疲力竭。这时，邓子恢过来，拉着他跑，他实在无力了，便对邓子恢说：“我病到这个样，实在走不动了，你别管我，快点走吧！” 邓子恢急说：“你走不动，我背你。” 瞿秋白坚持不走说：“你快点走吧，不然，我们都跑不了，我藏在这里，敌人是不会发现的。”这时，四面枪声更急。无奈，邓子恢只好带着其他战士边打边跑，终于冲出重围。藏在灌木中的瞿秋白被敌人发现俘获。 瞿秋白被捕后，受到审讯，敌人对他施以酷刑，强迫他说出共产党机密，但瞿秋白坚不吐实。他编了假供，说自己名叫林琪祥，现年36岁，肆业于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在上海经营旧书店，然后又入医院学医半年，1932年因病到福建游历，恰逢红军攻打漳州被俘，送往瑞金充当医生，1935年1月携款逃离瑞金，不意被国民党军队俘虏。敌人对此不相信，多次对瞿秋白拷打逼供，但瞿都不改原词。 敌人无任何证据证明瞿秋白的真实身份，便以为瞿秋白是个一般医生，准备将他释放，但要瞿秋白写信到上海索要证明，或在当地找铺保，以证明和共产党无关系。于是，瞿秋白用“林琪祥”之名，分别向上海的鲁迅和周建人去信，请他们帮忙保释。鲁迅、周建人和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得知后，立即筹集款项，准备进行营救。 就在鲁迅等人积极奔忙之时，不幸的事发生了。4月10日，国民党抓住了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万永态的妻子，供出瞿秋白等人在濯田区被俘。接着，张亮叛变投敌，供出：“那个医生‘林琪祥’是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瞿秋白。”之后，曾到苏区教育人民委员会工作的郑大鹏也被捕叛变，并到狱指认瞿秋白。在叛徒出卖下，瞿秋白无法隐蔽真实身份了，他坦然而诙谐地说：“我就是瞿秋白，我在上杭笔述的供录，算是作了一篇小说一样。” 瞿秋白知道国民党决不会放过自己，为了认真总结自己的一生，他以关切党的事业，怀念同志的真挚感情，写了一篇自传性文章《多余的话》。 敌人的严刑拷打，使瞿秋白的身体越来越差，他在给友人的信里说：本来“身体孱弱，积年肺病，……狱中困顿，又多侵蚀其体力，……现觉日就衰惫，手足乏力，头晕眼眩，时发潮热，秽气熏蒸，似饥似饱，似此久羁不决，势将瘐毙。” 虽然如此，瞿秋白已作好思想准备，抱定必死的决心，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最后的斗争。 1935年4月25日，瞿秋白被解送到国民党三十六师驻防地长汀县城，关押在长汀中学。 瞿秋白被捕，使国民党从上到下很高兴了一阵，认为：像瞿秋白这样的共产党大人物，如果能使他改变信仰，对于国民党的统治，对于破坏共产党的组织大有好处，因此，用尽种种办法，企图使他就范。 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是蒋介石的亲信，过去读过瞿秋白的著作，听过瞿秋白的演讲，也很仰慕瞿的学问。他认为像瞿秋白这样身份的人物，酷刑是不起作用的，必须以软化办法，磨砺其革命意志，以收劝降之功。 于是，瞿秋白受到了完全不同于濯田的待遇，他住进了一间一丈见方，并砌有地板的房间，还有一张书桌，两条板凳，一个洗脸架，伙食按师部工作人员标准，有时还安排几两酒。瞿秋白在房里可以看书，写字，刻图章，宋希濂见了瞿秋白总是笑容满面，十分客气地以“瞿先生”相称。但有长期对敌斗争经验的瞿秋白透过优厚待遇的纱幕，早已洞悉了敌人的阴谋。他摆出不卑不亢，亦刚亦柔的态度，与敌人周旋。 宋希濂一方面在生活方面实行软化政策，另一方面也用各种方式提审瞿秋白。有时还邀请瞿秋白赴宴。但各种办法用尽，宋希濂始终一无所获，他们又使出一招，让瞿秋白写一份供词，要求写得长一些，他们以为，可从中搞到某些机密。 瞿秋白一眼看穿敌人的用心，但他答应了。他以笔墨为武器，进行对敌斗争。在狱中，瞿秋白写出了一篇4000多字的供词，以极大篇幅全面、热情地宣传和颂扬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驳斥了国民党对苏区的攻击和污蔑。 在正气凛然的瞿秋白面前，宋希濂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无能与失败，他电告国民党最高当局，说瞿秋白毫无动摇之心，请中央定夺。 国民党最高当局蒋介石、戴季陶、陈立夫等人对瞿秋白恨之入骨，决定将其处死，但仍不放弃最后的幻想。在陈立夫安排下，国民党中央派中统特务骨干分子王杰夫以“中央组织部特派福建党务视察委员”的身份到福建劝降瞿秋白。 临行，陈立夫特别召见王杰夫，说：“如能说降瞿秋白，那在国内国际上的号召和影响都是很大的，你将为党国立一大功。”王杰夫向陈立夫保证：“我们有办法，比他顽固的，我们都做成功了，我们好好干，一定要瞿秋白俯首归降。” 在一间布置考究的房里，瞿秋白和王杰夫见面了。一场特殊的战斗开始了。 王杰夫紧盯着瞿秋白，细声慢气地说：“瞿秋白，我们很尊敬你，今天与你见面，只是希望你能认真考虑你的问题。” 瞿秋白礼貌地答道：“谢谢你的好意，我的问题没什么考虑的。” 王杰夫摆头说：“不、不，你的问题，你自己没有兴趣考虑，你的朋友，你的亲戚和家属，倒是希望你好好加以考虑，你可不能使他们失望。” 瞿秋白笑笑说：“我自己的问题，从来都是由自己考虑，不劳朋友、亲戚，甚至家属来考虑。特别是政治问题，过去是我自己考虑，现在不可能也无必要要亲友代劳。” 王杰夫仍不甘心，又从另一个角度提出问题。“瞿秋白，我们从南京到长汀来，是因为你是一个非凡的人才，你的中文特别是俄文程度在中国是数一数二的，你生存下去，可以做翻译工作，翻些托洛茨基最近有关批判联共的著作，这对你来说是轻而易举的……” 瞿秋白打断他的话说：“我对俄文固然懂得些，译一些高尔基等人的文学作品，自己觉得还可以胜任。如果译托洛茨基反对联共的著作就狗屁不通了。” 王杰夫实在恼火，但仍假惺惺地说：“朋友、亲属关心你，中央挽救你，也是爱惜你的才学，才派我们远道而来，哪料同你谈了这么多，你却无动于衷？” 瞿秋白很平静地说：“王先生，谢谢你的好意，我问你们，这种关心和陷害有什么区别？我知道，你也知道，事实上没有附有条件是不会允许我生存下去的。这条件就是要我丧失人性而生存。我相信凡是真正关心我的亲友家属、特别是吾妻杨之华，也不会同意我这样毁灭的生存，这样的生存只会给他们带来耻辱和痛苦。” 瞿秋白坚定的革命意志及坦荡胸怀，使王杰夫等中统特务无可奈何，只好草草结束谈话。 此后，王杰夫等又多次和瞿秋白谈话，但瞿秋白毫不屈服，王杰夫毫无办法，准备回南京复命。在离开长汀前一天，他仍不死心，又去威胁瞿秋白说：“瞿先生，我们决定明天离开长汀回南京，这一回去的后果，你应该知道，所以我希望你在我们走以前，最后表示你真正的态度。” 瞿秋白坚定地表示：“劳了你们远道而来，几天来费尽心机和口舌。我的态度已谈得一清二楚，任何改变都是不可能的。” 王杰夫又说：“你如果决心生存下去，不一定叫你作公开的反共工作。瞿先生，你学识渊博，现在国家正用人之际，所以我们才爱惜你的生命。你看顾顺章转变后，南京对他的优待。他杀人如麻，中央都不追究嘛。” 这时，瞿秋白霍地站起来，厉声道：“我不是顾顺章，我是瞿秋白。你认为他这样作是识时务，我可不愿做出卖灵魂的识时务者，我情愿做个不识时务的笨拙人。” 王杰夫的劝降彻底失败了。 1935年6月17日中午，宋希濂接到蒋介石处决瞿秋白的密电，即派师参谋长向贤矩通知瞿秋白。 向来到狱中时见瞿秋白正专心伏在桌上写字。向对他说： “瞿秋白，你多次说，从被捕后就没有打算活下去，现在可以成全你了。遵照委员长的命令，决定明天上午执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瞿秋白听了向贤矩的通知后，连头也没抬一下，继续边写边说：“我早就等着这一天了，这样做才符合蒋介石的为人。 我没有什么要说的了，话早已说完了。”向默默退出。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很早就醒了，起身换了一件新洗的黑褂、白裤、黑袜黑鞋，认真漱洗完毕，泡上一杯茶，点了一支烟，坐在窗前，翻阅唐诗。他刚好翻到韦应物所写的《寄府县僚友》一诗，颇有感慨。瞿秋白为了党的事业，可以抛弃一切，但又留恋人世间美好的事物。为了表达自己的心情，他将韦应物的诗句和其他几位唐人的诗句，拼成一首诗： 夕阳明灭乱山中（韦应物），落叶寒来听不穷（郎士元）。 已忍伶俜十年事（杜甫）。 心持半偶万缘空（郎士元）。 刚写完，三十六师军法处处长带着全副武装的士兵来到监狱催促。瞿秋白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他又拿起笔，匆匆写了几行字： 方欲提笔录出，而毕命之令已下，甚可念也。秋白曾有句：“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此非词谶，乃狱中方志耳。 写完，瞿秋白昂首凛然走出牢门，这时，宋希濂及三十六师大部分军官共约100多人齐集外面大厅，瞿秋白很蔑视地扫视了他们一下，便步履从容地走出大门。在匪兵押送下，瞿秋白来到长汀县中山公园，按宋希濂的安排，先在此照相，瞿秋白坦然整理了衣履，双手背向后，威然挺立，拍照完毕，凉亭内已安排好酒菜，秋白旁若无人地走进凉亭，端坐上方，拿过酒杯，呷了一口酒，道：“人之公余稍憩，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也！”说罢哈哈大笑。 餐毕，瞿秋白在匪兵刀枪环护之下，走向设于长汀西门外罗汉岭下的刑场。瞿秋白手夹香烟，缓缓行走在青山绿水间。 他边走，边用纯熟的俄语唱起了《国际歌》和《红军歌》，声调低沉，却雄浑有力。 刑场终于到了，这是一块草坪，瞿秋白盘膝坐下，然后抬起头，对刽子手微笑点头说：“此地很好，开枪吧！”随着罪恶的枪响，中国人民优秀的儿子、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瞿秋白饮弹洒血，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享年36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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