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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三推行“左”倾盲动主义路线，命令各地举行暴动，把“左”倾思潮推向了高峰。这就是过去所说的中共历史上的第三次路线斗争。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李立三也是一位很有名望的领袖人物。他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为党的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当然，也曾犯过名叫“立三路线”的严重错误。 李立三（1899—1967）原名隆郅，湖南醴陵人，曾是毛泽东的“半个朋友”。 1915年夏，正在长沙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当学生的毛泽东，化名“二十八画生”，张贴《征友启事》征求志同道合之友。 第一个响应的是家住浏阳来长沙读书的罗章龙。那时的李立三叫李隆郅，从醴陵来长沙读中学，认识罗章龙。于是，罗章龙便把李立三介绍给毛泽东。 毛泽东的回忆是这样说的： “我这时感到心情舒畅，需要结交一些亲密的同伴，有一天我就在长沙一家报纸上登了一个广告，邀请有志于爱国工作的青年和我联系。我指明要结交能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我从这个广告得到的回答一共有三个半人。一个回答来自罗章龙，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接着又转向了。两个回答来自后来变成极端反动的青年。‘半’个回答来自一个没有明白表示意见的青年，名叫李立三。李立三听了我说的话之后，没有提出任何具体建议就走了。我们的友谊始终没有发展起来。” 李立三说，他那时候“没有明白表示意见”，是因为他才16岁，又从小地方来到长沙，见识少，一下子答不上毛泽东的提问，所以只成了毛泽东的“半个朋友”。 李立三参加中共后，长期领导工人运动。1922年，他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 1923年，李立三任中共武汉区委书记。第二年任中共上海区委职委会书记。1925年他在上海一个工厂参加选举，李隆郅三字笔划太多，工人不好写，刘少奇建议他改名。恰巧迎面站着三个工人，刘少奇说：“就叫李三立吧！”李立三思索了一下说：“叫李立三吧！”从此他就以“李立三”这个名字传世。 这年，李立三任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到苏出席赤色职工国际大会。1927年任中共中央工人部长、全国总工会武汉办事处主任，以后又兼任中共湖北区委书记。后来，他参加了南昌起义，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 1928年到1930年期间，向忠发、周恩来、李立三成了当时中共领导集团的“三驾马车”。 “八七”会议后不久，中共中央接到共产国际的电报。称苏联的十月革命纪念日将至，世界各国共产党都派团朝贺，要中共派团前往。 收到莫斯科的电文，中共组成了一个“中国工农代表团”前往朝贺。既然是工农代表团，自然要工农出身的人带队，这样，便选中了向忠发，又派李震瀛为向的副手。 向忠发和李震瀛于1927年10月来到莫斯科，向时年47岁，一副老工人模样。这时共产国际正打算在中共中央选派一名工人出身的领袖，向忠发的出现，使共产国际找到了合格的对象。于是，当向忠发和李震瀛参加了十月革命十周年庆祝会后，共产国际就又派他们到德国和比利时，出席“反对帝国主义大同盟”理事扩大会议。向忠发不但在大会上作了关于中国革命的报告，还参加了组建在“反对帝国主义大同盟”领导下的“反对中国白色委员会”。1928年2月9日至25日，向、李又出席了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全会。斯大林和布哈林出席了这次会议，会上，斯大林和布哈林都接见了向忠发和李震瀛，听取了向、李关于中国革命的汇报，接着，又以联共代表团和中共代表团的名义，联合起草了《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由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通过。 由于向忠发得到了斯大林和布哈林的接见，又得到共产国际的高看，顿时身价倍增。于是，在中共“六大”会上，当选为中共的第三位“舵手”。 对于中共的屡次失误，共产国际自身也进行了反省，最后，认为对中国革命的指导，还是不派代表为好，因为派了鲍罗廷，使中共犯了右倾错误，派了罗明那兹，又使中共犯了“左”倾错误，便决定不派代表，而是要中共派两名代表去莫斯科，通过这两名代表指导中共的工作。 这样，张国焘、瞿秋白被留在莫斯科，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邓中夏、余飞、陆定一、王若飞也以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中国农会驻农民国际代表、中国共青团驻少共国际代表的身份，留驻莫斯科，中共的这些代表，组成了中共代表团。 共产国际声称不再往中共派驻代表，事实上没有做到，而且事隔不久，即又派了米夫前往。 向忠发担任了中共“舵手”，而实权却落在了李立三手中，“左”倾的路线。向忠发的大权为何旁落呢？而当时的李立三既不是政治局常委，也不是政治局委员，而只是政治局候补委员。 说来很有戏剧性。 中共“六大”后，向忠发、蔡和森、李立三，先后回国，周恩来、项英、苏兆征因事留在莫斯科。 向忠发年近50，理论水平低，工作能力差，本不适宜担此重职，完全是共产国际捧上去的。这样，中共的实权开始落在了蔡和森手中。 蔡和森“五四”运动后率一批青年赴法勤工俭学，并组织工学互助社，因其在留法期间曾依靠一本字典的帮助，勤奋钻研攻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得到了“小马克思”的誉称。1921年，他在法国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被法国政府以宣传共产主义的罪名驱遂回国。年底在上海加入中共，中共“二大”至“六大”均被选为中央委员。1922年后主编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1925年参加领导“五卅”运动，同年冬，代表中共出席共产国际第五届执委第六次扩大会议。 1927年回国，中共“五大”后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他具备领袖之才，不料他时运不济，回国不到半月，即被顺直省委的一些问题牵扯。接着，旧病复发，只得离开中央养病，不久，他又被指责为右倾而被撤销了政治局常委及中央宣传部长职，到了1929年1月，他奉调至莫斯科，参加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 如此一来，中共的实权落到了李立三手中。 李立三在领导安源工人大罢工时，路矿两局头目为瓦解工人意志，买通当时的官报，登了一条消息，说李立三为罢工事到长沙，被湘省督军赵恒惕部捉住，腰斩于长沙市北小门外。这个消息传到法国，旅欧的党团员们即在巴黎郊外的戈隆勃·卡纳莱·浦安特街39号的华侨协社内，为李立三举办了追悼会。 在1925年的“五卅”运动中，李立三是总负责，“五卅”运动遭上海帝国主义走狗虞洽卿破坏后，帝国主义和反革命分子便撒开逮捕李立三的阴谋大网，8月的一天，李立三正在上海总工会执行公务，一个被开除会籍的工贼带着一群流氓冲进了办公楼，李立三从楼顶跳到邻家屋脊，躲到一位老太太家，之后，李立三从上海到了武汉。 当时武汉的吴佩孚政权为了杀死他，还雇用了江湖上飞檐走壁的刺客。 这刺客见李立三日夜与劳工谈话，知他是个正义好人，为他的行为所感，反而把吴佩孚要他刺杀他的阴谋相告，使李立三迅速转移。那刺客非常聪明，为骗吴佩孚，编了一个李立三被刺死的谎话。吴信以为真，次日就在报上登出消息。报上一登，工人们听说李立三遇难，悲痛万分，纷纷举行追悼会，悼念这位工人运动的领导人。 1927年8月1日南昌暴动后，李立三被指定为革命委员会委员兼任政治保卫处长、工农运动委员会委员、战时经济委员会委员等职，政治保卫处的主要任务是镇压反动派，负责筹款和运输等。保卫处里设立两个科，有一个连的兵力。直属起义军总指挥部领导。 这天，周恩来正与刘伯承、叶挺、贺龙等将领研究南下的军事计划。突然，张国焘闯进来。周恩来抬头一瞅，见张国焘脸上显出很悲痛的表情，惊问道：“特立，出了什么事？” 张国焘悲痛地说：“李立三牺牲了。” 周恩来又追问了一句：“哪个见到了？” 张国焘说：“他的贴身勤务兵，刚才赶到汀州，亲口对我讲的。” 周恩来立刻对门外的一个勤务兵说：“把李立三的勤务兵找来。” 一会儿，李立三的勤务兵来了，这是个20岁左右的小伙子，长得虎头虎脑，叫于柱儿。周恩来平心静气地问他：“小于，你们李处长怎么了？” 于柱儿眼含热泪说：“我们李处长牺牲了。” 周恩来问：“是你亲眼所见吗？” 于柱儿说：“是我亲眼看到的。” 于柱儿揩了一下眼泪，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 经过是这样的：李立三不是保卫着伤病员转移吗？从瑞金到汀州，全是山路，而且路上人烟稀少，到处是野草荒坡。 这伤病员队伍，行动起来更加缓慢，一天也行不了四五十里路。 李立三身为保卫处长，既要负责行军事宜，又要负责伤病员的安全。行军第四天，走到一个叫黄蜂岭的地方，李立三接到报告，说有一个重伤员快死了，想见见他。李立三急忙赶到这个重伤员身边，一看，这个伤员和他老相识，名叫王长发，原是武汉汉阳兵工厂的工人，起义时当个连长，作战非常勇敢。李立三握着王长发的手，眼看这位勇敢的战友将要走了，他心里十分悲伤。过了一刻，王长发从昏迷中醒了过来，他轻轻睁开了眼，嘴唇动了动。李立三连忙伏在他耳边，难过地问：“长发同志，你还有什么话交待吗？” 王长发声音十分微弱，他用力颤动着双唇，李立三隐约听到他说：“采些野果带着……伤员们吃……” 李立三知道，因为喝田沟水，伤员们生病的太多，山里行军，有时连水也喝不上，采野果能救急啊！他淌着泪，感激地朝王长发点了点头。王长发已经再不能说话了，他轻轻晃了晃头，就慢慢合上双眼，李立三和同志们一起，将烈士的遗体抬到了路边的一个小山堡上掩埋。 安排好这一切，李立三和小于便追赶先头部队去了。 他俩走到一个山塆的时候，李立三看到树丛中，露出了一串串红红的山果子，王长发的话又在耳畔回荡，他便停住脚步，招呼小于：“咱们采点山果子带着吧。” 小于不让他去。 李立三说：“你脚上满是泡，在路边等我，歇下吧。”说着向树丛中走去。 小于坐在路边，等了一会儿，不见李立三回来。又等了一会儿，还是不见，他着急了，刚要起身去找，忽然听到李立三去的那个地方响起枪声。小于知道有了情况，他急了，三脚两步地朝那个山坡跑去。刚走了几步，一下惊住了，原来，他看见李立三倒在地上。 小于一连喊着，不顾一切地跑去，可是，当他到了那里一看，只见那红红的野果，乱撒地上，地上还有一摊血迹，再一看，人影没有。这时，掩埋烈士的那些勤务兵也都赶到了，大家听说李立三出了事，都很着急，顺着血迹寻找。找来找去，找到一个悬崖陡壁，没了路，再往下一看，只见从悬崖壁上生长出一棵树来，那树上挂着一具尸体。几个人站在悬崖顶上，看了半天，只能模糊地看出是个人。衣服和李立三穿得一模一样。 悬崖如刀切的一般，没有办法下去。大家望了一会儿，越看越难过，特别是小于，哭得死去活来觉得自己没有尽到保卫李立三处长的责任。既然李立三已死，几个人只好奔向汀州。 小于把情况说完，周恩来皱眉问道：“小于，这么说，李处长是什么人杀害的，还不知道。” 小于摇了下头说：“没看见。” 贺龙说：“不用问了，八成是遇到土匪民团，或是敌人的散兵游勇。” 贺龙讲完，谁都不说话了。好一会儿，周恩来沉重地说： “我们党又失去了一位好同志啊。”他又对张国焘说：“国焘同志，开个追悼会吧，你来准备一下会场。” 张国焘若有所思地说：“立三拣了多少条命呀，那么多险情都一个个过去了，没想到竟这么窝窝囊囊地死掉了。” 那天，追悼会在长汀城中正德中学操场举行，除悼念李立三外，另外，还悼念南昌起义以来牺牲和病故的同志。由于一时找不到李立三等烈士的照片，便在围着黑纱的镜框里写上英雄们的名字，李立三的名字居于正中。 会场放着许多花圈，都是党政军各界送的。悼念会开始后，不少人痛哭失声，正当大家悲痛之时，不知谁惊喊一声： “李处长回来了！” 大家一看，果然是李立三走进追悼会会场。 他又黑又瘦，后面还带了10多个人，这些人都是农民打扮。周恩来一看李立三，激动地迎上去，抱住他的双臂，高兴地说：“立三，以为你牺牲了，正为你开追悼会呢！” 李立三哈哈大笑：“我到阎王爷那儿报了个到，阎王爷说南昌起义正需要你，你要立即赶回，我就又回来啦。” 当下，贺龙、刘伯承等人都走过来，问长问短，问他是怎样的遇了险。李立三笑着说出了一段故事。 原来，李立三正在摘采野果子时，忽然从树林丛中窜出个人来，一下将他拦腰抱住。李立三从小习过武术，就势一揹，将那人摔倒在地，接着，掏出手枪朝那人开了一枪，没等他子弹再上膛，又过来几个人，一下就把他架走了，其中两个见被打倒的那个还在喘息，便抬着中弹人一起往深山里跑。当他们走到悬崖不远的小路时，中弹人已死了，那几个一合计，就将这中弹者的尸首顺悬崖扔了下去。 这几个人是土匪。领头的就是被李立三打死的那个家伙。 这个家伙姓孙名英，带着10几个土匪，在黄蜂岭一带打家劫舍。黄蜂岭归江西管，为武夷山中的一个山头。这赣东的土匪，分别占着武夷山顶大小42个山头，归武夷山主峰玉华峰山主紫面昆仑张道然总管。张道然平常是老道装束。干的却是土匪勾当。共产党“八一”南昌起义，队伍向赣南出发，江西省主席朱培德手下第一号参谋江开远，在朱培德耳边出了个主意：“主席，共产党要南下广东，途中必经武夷山，我愿凭三寸不烂之舌，给他共产党下道绊马绳，虽不能给他个全军覆灭，也能搅它个不安宁。” 朱培德往鼻子里抹了一撮鼻烟儿，说：“开远，你有什么法儿？ 江开远说：“武夷山玉华峰三清观中老道张道然，是我的结拜兄弟。张道然管着武夷山四十二峰的大小寨主，只要他发个帖子，这些大小寨主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要干。叶、贺叛军恰恰走的是这条路。我让张道然下个帖子，命令他手下四十二峰的山大王，抓叶、贺叛军中的头目，回头按捉到的官儿大小给赏钱，官儿越大，给的钱就越多。古语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些山中土匪，地形熟悉，又在暗中，定把叶、贺叛军搅个人心惶惶。” 朱培德听了，很喜欢，命江开远去玉华峰。 江开远很快见到了张道然，张道然立刻下了一道绿林帖子，要各路山主，捉拿共产党的官儿，而后按捉到的官儿大小给赏钱。也算是吉人天相吧，会昌之战以来，起义军改了行动路线，由瑞金转向东，踏上福建地面。这路上只经过一个黄蜂岭。那黄蜂岭的山大王孙英，打听到起义军路经黄蜂岭，就带着几个喽罗，埋伏在路上，妄图抓几个共产党的大官儿发财。 大部队走过时，他们见人多不敢动手，这些土匪见大脚的妇女们抬着伤病员过路，他们断定不会是大官儿，也没动手。只有李立三同勤务兵于柱儿单独地走来。孙英看李立三的模样、派头，断定是个官儿。 恰好两个人停了下来。孙英要动手，又见李立三要去摘野果儿，勤务兵小于脆生生地喊了句“处长”。孙英高兴了，他对手下的喽罗说：“要把这个抓住。”说着，便悄悄地往路边儿移动。李立三却朝着他走来，而且竟走到了他面前，他开始吓了一跳，以为李立三发现了他。后来他见李立三是摘野果子的，高兴了，趁李立三不防备，也没和身后的喽罗打招呼，就扑了上去。万没想到李立三也练过武功，结果呢，反被李立三摔倒在地，李立三又趁势一枪打中他前胸。 李立三开枪后，怕有人打他主意，立即翻身倒地，小于听到了的枪声，就是李立三放的，他见到的李立三倒地，也正是这一时候。这时候，那些喽罗见山主被打倒，便一拥而上，捉住了李立三，他们怕起义军大部队追了过来，绑着李立三，抬着孙英就往深山里跑，后来见孙英没了气，就丢下了悬崖，没想到孙英尸体被树枝挡住。小于看到的血迹和尸体，就是孙英的。 李立三被这些喽罗带到一座破庙里后，觉得口干得要命，便跟喽罗们要水喝。一个20出头的小喽罗给他端来了一碗水。李立三喝过后，觉得心里痛快了许多。这时天已黑，那几个喽罗倒头睡得死了过去，由给李立三送水的小喽罗站岗。 李立三和他慢慢谈了起来。谈着谈着，小喽罗把内心的话都端了出来。原来这些人也都是受苦人，实在活不下去了，才当了土匪。李立三听了，暗自点头。 第二天，几个喽罗又押着李立三在山里的小道上走。休息时，李立三问：“各位兄弟，请问你们要把我押到哪里去呢？” 其中一个小个子说：“这你就不要问了，到时候你就明白了”李立三出了口粗气说：“可惜，实在可惜。” 那大个子问：“你有什么可惜的呢？” 李立三说：“我手中有一大笔财产，只是，我一离开，这财产就全完了。” 李立三这么一说，几个土匪站住了脚，说：“你说的这财产在哪里呢？” 李立三说：“就在汀州城里。” 大个子从头到脚打量了一下李立三，说：“你跟我们说实话，你在共产党里究竟是多大的官儿？” 李立三笑道：“要说小也不算小，要说大也不算大，万两黄金从我手中过，百万兵马我指挥。可在穷苦人面前，我又是条老黄牛。” 几个喽罗直着眼说：“你说句痛快话吧，你到底是个什么人？”李立三说：“和你们一样，是个受苦人，在家里种过田，后来被财主们逼得活不下来了，才逃了出来，投了这共产党的队伍。” 那几个人听后，问道：“敢情你是到了共产党的队伍里，才发了财呀？” 李立三说：“共产党的队伍，是穷人的队伍，专打土豪劣绅，杀富济贫，为穷人撑腰出气。” 大个子考虑了一下说：“共产党的队伍，能要我们吗？” 李立三懂得他们的意思，便说：“如果各位愿意参加共产党的队伍，我来引荐。如果各位要光洋，到了汀州，别的不敢说，5000元可以奉送。” 听李立三这么一说，几个喽罗动了心。那个大个子同其他几个商议了一下后，说：“我们也都是穷人，是逼到山上当匪的，在这山中为匪，也不知何年何月才是出头之日。不如同你一起，一刀一枪地干个事业，我们愿跟你到共产党队伍里干功名。” 李立三说：“那没说的，我一定引荐。” 当下，几个人给李立三解了绳索。之后，便随李立三一起直奔汀州。一路上，李立三给他们宣传了许多革命道理，直讲得这些人连连点头，对参加共产党的队伍，更是信心十足了，经过两天的赶路，终于到了汀州。李立三没想到众人正为他开追悼会。 李立三叙述这段危险经历后，大家都为他庆幸。之后，李立三将那几个随他来的人编入了叶挺的部队。 李立三三次大难不死，大家都说他必有后福，向忠发也很迷信，认为李立三命大，便把一切权利都让给李立三，自己只当个空名了事。 但是，到了1929年11月上旬，周恩来从莫斯科回到上海，中共的实际领导者是周恩来。 1929年11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由周恩来制定新的中央的工作计划。从这时起到1933年的3月初，中共中央的许多通告、文件，都出自周恩来之手。李立三只为周的助手。向忠发依然是挂牌领袖。周恩来的思想比较温和，因而，在中共“六大”后差不多近两年时间，中国的革命力量是长足发展的。说明周恩来领导的中共这条航船的方向是正确的，是有成绩的。到了1930年3月初，周恩来到莫斯科汇报工作，周一走，李立三便成了中共的主持人。李急于求成，一下就把中共引向了比瞿秋白盲动主义还“左”的航向。 从1928年至1930年，在中国国内，新老军阀混战没有停止过，蒋介石虽然率领国民革命军进行了第二次北伐，东北易帜南京，北洋系统的老军阀们靠边，但新军阀又开始了相互的拼杀，先是蒋桂之战，接着是蒋唐之战、蒋冯之战，到了1930年，又爆发了中原大战。军阀们频繁的混战，无力顾及中共，如果中共能正确的估计和利用新老军阀混战的形势，可以最大限度地发展革命力量。但是，以李立三为实际领导的中共领导们，在共产国际的节制下过高估计了革命力量，错误地判断了反动统治危机，结果，形成了冒险主义路线，把中共自“八七”会议以后所产生的“左”倾思想和情绪，推向了高峰。 从1930年3、4月起、李立三的“左”倾思想倾向就日益扩大。3月26日，李立三撰写了《准备建立革命政权》，在《红旗》上发表： ……就全国范围内看来，革命的群众斗争，工人、农民、士兵、红军，确实是一个普遍发展的形势。从哈尔滨、唐山、天津以至武汉、上海、厦门、广州、香港都是平衡地向前发展。……在这样的形势下，怎样去建立革命政权将要成为策略路线的中心问题。……革命政权或许不能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而要首先建立一省或几省的革命政权……一省或几省的革命政权，虽然不是全国范围内的革命胜利，但他已经是有了全国范围内之革命高潮。 之后，在两月之内，李立三又接着写了五篇文章，为： 《准备建立革命政权与无产阶级的领导》、《怎样准备夺取一省与几省政权的胜利条件》、《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论革命高潮》、《建立政权与革命转变》。这些文章，都全部发表在《红旗》杂志上。文章着重突出城市武装的重要性，是推翻国民党政权建立革命政权的主要手段。 李立三在几个月之内所撰写的六篇文章，是他提出“左”倾政治路线的基本思想。按照这个思想路线，4月在上海召开了中共湖北省第四次代表大会，紧接着又召开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 在这两个会上，李立三布署了一系列的“左”倾政策。6月11日，在上海召开了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内称： 在产业落后的中国，一般的说来，尚没有形成可以完全支配全国产业的经济中心，而且在几个与帝国主义通商的商业中心支配下（如上海、香港、天津、武汉、大连），造成政治上军阀割据的局面。因此，全国的统治阶级，动摇与崩溃形势是一样，动摇崩溃的程度却有差别。所以在全国革命高潮之下，革命可以在一省或几省重要省区首先胜利（在目前的形势看来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客观条件更加成熟），在新的革命高潮日益接近的形势之下，准备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成为目前战略的总方针。……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是与全国革命高潮不可分离，“没有革命高潮的条件之下，这种胜利没有可能实现”（六次大会决议案）……争取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无产阶级的伟大斗争，是决定胜负的力量，没有工人阶级的罢工高潮，没有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决不能有一省与几省的胜利。不特别注意城市工作，想“以乡村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城市”，是一种极错误的观念。……在革命的急剧发展，伟大的革命巨潮已经接近的现在，党不只是要注意到夺取广大群众，组织广大群众的争斗，以促进这一革命巨潮更快的爆发；尤其要注意到革命巨潮爆发时，组织全国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任务。因此，加紧组织群众的政治斗争，加紧宣传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必要。注意促进全国革命高潮，注意武装暴动的组织上和技术上的准备，注意布置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首先胜利，是目前党的策略的总路线。……红军的战略与战术，不只是要坚决进攻打击敌人的主力，向着主要城市与交通道路发展，根本改变他过去的游击战术，而且要在变军阀战争为消灭军阀的革命战争，准备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总的计划之下，有配合的，有组织的实现他的军事作战任务。这一任务的总的目标，便是与主要城市的武装暴动配合，夺取政权，建立全国革命政权。过去的游击战术，已经与这一路线绝对不相容，必须根本的改变过去。……执行这一总路线的最大障碍，便是与这一总路线绝对不相容的右倾观念。党必须坚决的与各方面的，一切动摇的右倾观念，特别是尾巴主义的倾向斗争，是执行这一总路线的前提。系统的取消主义思想的取消派，已经在事实上，从党内的反对派发展成为阶级的敌人，需要党在党内特别在群众中更坚决的斗争。可是暗藏在党内的右倾思想，因为他表面赞成党的路线，而在每个实际的策略上都发生怀疑、动摇、怠工、不积极执行，的确同样的成为目前莫大的危害。不克服一切右倾的思想，党的路线与策略决不能充分的执行……如果因组织上的弱点而怀疑现在革命形势，怀疑党的路线，是极严重的右倾观念…… 李立三“名正言顺”地动用中共中央的名义，对各地下达暴动计划： 组织武昌暴动！ 组织南京暴动！ 组织上海总同盟罢工！ 李立三甚至天真烂漫到了异想天开之程度，他要把侨居苏联西伯利亚的10万华工武装起来，投入战斗！甚至“蒙古在中国暴动胜利时，应在政治上立即发表宣言，与中国的苏维埃政权联合，承认蒙古是中国苏维埃联邦之一，紧接着大批出兵进攻北方！” 1930年6月9日，李立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关于目前政治任务决议草案时，对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他说： “在全国军事会议中发现了妨害红军发展的两个障碍，一是苏维埃区域的保守观念，一是红军狭隘的游击战略，最明显的是四军毛泽东，他有他一贯的游击观念，这一路线完全与中央的路线不同。他以为江西是革命首先胜利的区域，条件是：一、资产阶级弱；二、无地方军阀；三、帝国主义的力量弱。他对红军的发展，则完全是游击战争的观念。这一问题必须要根本解决。游击战争的战术已不适合于现在的形势……” 对于毛泽东来说，李立三本来是个“小弟弟”。现在，李立三把持了中共中央，批评起“四军毛泽东”来，一点也不客气。 李立三挖苦攻击毛泽东的“游击战争的秘诀”是“逃、跑、走！” 确实，毛泽东有着一条“完全与中央的路线不同”的特别路线。他的游击战争经验，是近四年红军作战切切实实的总结。然而，脱离实际的李立三，却要对毛泽东进行“根本解决”！ 6天之后的1930年6月15日，李立三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给红四军前委，亦即毛泽东，下达了命令式的一封信。信的措词异常激烈： “你们固执过去的路线，主要的原因是你们没有了解整个革命的形势转变。这的确难怪你们，因为你们处境太偏僻了。 …… “你们应当深刻地了解自己的错误，按照中央的指示转变你们今后的路线。…… “如果前委有谁不同意的，应即来中央解决。” 还在1930年4月间，毛泽东带领红四军继续转战赣南闽西从寻乌一带开始，经过福建的东流、武平、河田，最后到汀州。每到一处，都认真地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工作，使得革命根据地不断巩固和扩大，革命武装力量不断发展和壮大。那时，赣南的游击队、赤卫队组建成为红军第三军；闽西的游击队、赤卫队发展成为红军第十二军。 在汀州，红军住了20多天，6月，红四军前委在汀州召开会议，党中央特派员涂振农参加会议传达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和红军代表会议的决议，指出红四军的发展路线是夺取武汉。 会后，依照党中央指示，红军进行了整编，由红三军、红十二军和红四军合编为红军第一军团。 同时，红五军军委在鄂东南大冶召开扩大会，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组建了第三军团。彭德怀任前委书记兼总指挥，滕代远任政委，邓萍任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下管第五、第八两个军。以后编成的第十六军也归属第三军团建制。 红三军团成立后，依照党中央的部署，先后攻占通山、崇阳、岳阳，立刻又进入平江、浏阳一带活动。 红一军团没有和红三军团那样依照执行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攻打南昌的错误决定。毛泽东一开始就拒绝执行，但他没有硬顶。 李立三错误地攻击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是“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李立三觉得：“农村是统治阶级的四肢，城市才是他们的头脑和心脏，如果不斩断他们的头脑和炸掉他们的心脏，就不能置他们于死地。” 怎样对待这一“左”倾机会主义瞎指挥呢？毛泽东为此陷入了沉思：敌强我弱，放弃根据地去打大城市，有全军覆没的危险。退一万步设想，即使打下了南昌这样的大城市，也不可能巩固，因为敌强我弱嘛。因此，他不仅认为打中心城市的计划是行不通的、错误的，而且，在目前形势下也是不可能的。不执行吗，这可是党中央的命令…… 终于，毛泽东想出了一个两全齐美的策略，既不公开与党中央对抗，又能争取像彭德怀这样受立三路线影响的同志，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使红军立于不败之地而又能顺利地向运动战发展。 在向长沙进军之前，毛泽东就决定了这样一个高明的战略：“进攻樟州，窥袭南昌。” 1930年7月，在从汀州向长沙进军途中，毛泽东填了一首词《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 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 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 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 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 这首词虽以《从汀州向长沙》为题，但内容却完全不提攻打南昌、长沙等大城市，而写红一军团坚持在江西广大农村动员千百万工农群众，扩大革命根据地，从而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显然，词中明显表示毛泽东对立三路线的不满和批判。 李立三仍然只坐在办公桌旁狐假虎威发号施令。他按照自己的需要解释六大决议。整个1929年，他发出的指令是： 把城市作为中心；不要建立根据地；不要进行土地改革，因为条件尚未成熟；把红军分散成游击队。他还命令毛和朱离开军队到上海接受批评。 朱怒气冲天，毛则神色不变。两个人都违背了李立三的政策精神，不过他们尽可能对信件表示遵从。过去的一年，他们都是这样敷衍过来的。 红一军团在毛泽东率领下，从长汀出发，经瑞金、兴国、吉水、永丰、新干，在樟州打了一个大胜仗。 一到樟州，毛泽东立即召集各军首长开会，讨论行动问题。当时，毛泽东已从缴获敌军的作战文件（包括电稿）中，了解到江西省内主要敌军的配置情况。其中，南昌及其周围敌军的布置是：南昌地区一个旅（只有两个团）、抚州（一个旅旅长乐耀华）、吉安北阜田地区一个旅。以上3个旅都属于张辉瓒的第十八师，在战时都是能够机动的部队。 会上，毛泽东和朱德分析认为，根据当前的敌我形势和力量对比，红一军团如集中优势兵力打只有两个团守敌的南昌，付出一定牺牲，或许有可能占领南昌。在南昌外围的朱耀华、戴岳两个旅必将抄我后路。 因此，毛泽东、朱德不想打南昌，于是审时度势、权衡利弊，决定全军团西渡赣江，既不乘胜北上打南昌，也不在樟州等待。 7月30日，一军团总部进驻万寿宫，离南昌只有30里，为了纪念八一南昌起义3周年，红一军团各部队都开了大小不同的会，又派出一支小部队到南昌北面牛行车站，隔江向南昌射击示威，敌人未敢还枪。红军完成“八一”示威任务后，遂散向奉新、安义一带，宣传发动群众并筹款。 关于是否打大城市问题，在党内和红军高级将领中一直是有争议的。据说，甚至连彭德怀在这个问题上也与毛泽东存在意见分歧。 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彭德怀，不顾毛委员的反对，率领红三军团执意孤军攻打长沙。 红三军团在接到中共中央攻打长沙的命令后立即出兵，趁长沙城敌人空虚，于7月28日一举攻占长沙，但仅占领长沙11天。 李立三在上海得知毛泽东佯攻南昌，彭德怀退出长沙，气得暴跳如雷，跺脚大骂毛泽东、彭德怀等人犯了“右倾错误”，急令毛泽东的红一军团会和彭德怀的红三军团组成红一方面军，再打长沙。 毛泽东只得服从，和彭德怀部队一起，又攻长沙。 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联合组成红一方面军后，虽然声势甚壮，但国民党军明显占上风。当时长沙城内敌人有31个团，而且有大量坚固的防御工事；攻城的红军兵力号称13个师，红军编组为正规部队，才开始由游击战转向运动战，装备、技术和经验跟不上需要。 关于打长沙的问题，一、三军团态度各不相同，这一矛盾在总前委会议上充分暴露。朱德总司令说：“红军的装备和训练都不宜打阵地战，如果攻长沙，今后就要完全打阵地攻坚战，其后果可能导致红军的毁灭。”彭德怀不说话。 三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说：“三军团一个军团也能打下长沙，现在两个军团会合了，还怕什么？！你们一军团不敢打，就站在一边看，我们三军团单独打。你们既不打南昌，又不打长沙，还执行不执行中央命令？” 朱德是个务实的军事家，他反对打长沙，是他知道红军的武器装备、战术训练完不成这样的任务。毛泽东虽然并不赞成攻打长沙，但是为了遵守党的纪律和顾全大局，表示坚决服从中央，准备下一步夺取武汉。他在给赣西南特委并抄转中央的信中说： 三军团士气很壮，有七千条枪，和一军团来前方者相当，明日即向长沙前进，大约经过一度剧战之后即可占领长沙。 望中央指示夺取武汉意见，并准备组织政府机关及红军总司令部，派一负责人到鄂南来。 8月24日，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在永和市发令说： “本方面军以消灭何键部队进占长沙之目的，决定三路向长沙推进。”29日，各路红军分别进到长沙东南郊约30里的大圩铺、龙头铺、菱中铺、枫树河、亲桥一线，对长沙形成包围态势。9月1日，抓到一个敌军传令兵，缴获作战命令一份，探得知敌军拟集结10个团的兵力自长沙南铁路线上的猴子石出击。当天晚上，红军调整部署，红三军团监视对面之敌，红一军团3个军布置在敌出击的侧西，准备迎击。 第二天等了一天，敌人不敢出来。晚上红三军团和红一军团的四军、十二军向长沙发动进攻。 9月3日，敌人出击了。敌陈光中旅在易家湾偷渡，企图侧击红军，红军早有准备，趁其半渡而击之，有七八百敌人当了水鬼，俘敌千余人，共歼敌约两个团，敌人缩了回去，从此，长沙守敌凭藉工事顽抗，按兵不动，战事陷于僵侍状态。 9月10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再次下达总攻击命令，为破坏长沙外围的电网，彭德怀令部队买了千余头水牛，在水牛尾蘸上煤油，点燃牛尾冲阵，但遭敌人机枪扫射，水牛回头奔逃，冲乱了自己的阵脚。 因为红军缺少强大炮火，未能突破敌人阵地。 如旷日持久，敌援军到达，红军有陷入腹背受敌之险。这时毛泽东认识到朱德的主张是正确的。红军尚不具备攻打阵地战的条件。毛泽东和朱德商量，找个什么理由撤离长沙外围呢？这时得到一个情报，说敌人的援军已到湘潭。 毛泽东提出：先打援军，再攻长沙。这当然是无可非议的。 9月12日晚，总前委命令撤离长沙外围，转战萍乡、攸县、醴陵、株州一线待机。13日，前委在株州开会，毛泽东又提出：一、三军团给养业已成问题，当时每月需款40万元，必须在萍、醴、攸三县筹款20万，只够支持半个月的军费。 这当然也是无话可说的。于是决定从9月14日开始，以12天时间在3县筹款。对于下一步作战方案，就不再打长沙了，而去打南昌。打南昌是中央决定的，自然也无异议。但毛泽东在发出的命令中留下了一点余地：“……夺取南昌的第一期方案，以第一军团攻取吉安，三军团攻取峡江、新干。”夺取南昌只提一笔，落实的是打吉安、峡江、新干各县城。就这样把部队带回了江西。 9月29日下午，朱德、毛泽东发出“照原计划拟于明（30）日由此地袁州出发，经分宜向吉安前进”的命令。部队正准备行动，晚上中央长江局军事部部长周以粟来了，他拿着长江局的命令，要毛泽东、朱德回师三打长沙。长江局管辖的范围是湖北、湖南、江西、河南、四川五省。 中央通告有关方面：“湘、鄂、赣的红军及士兵运动过去为中央军委长江办事处指挥者，今后统归长江局军事委员会指挥。”所以，长江局是朱、毛的顶头上司。毛泽东热情接待周以粟，对他带来的命令，采取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从”的态度。毛泽东与周以粟秉烛长谈，陈述不能再转回去的理由。他说：“此次围困长沙16天，大战数昼夜，终不能克，其原因有三：一是未能消灭敌之主力于工事之彰。敌共有31个团，我在文家市、猴子石两役虽已消灭敌人5个团以上，但大部分主力尚未消灭，即退入城壕，因此敌有余力守城；二是群众条件不具备，城内无工人暴动，无士兵暴动以为响应，粤汉路、株萍路及对河群众没有起来，不能断绝敌人之水陆交通，不能封锁敌人之经济及军事运输；三是技术条件不具备，敌之工事是欧式的重层配备，铁丝网、壕沟等计八九层，我们只有肉搏而没有重炮破坏敌人之工事，交通器具如无线电等我们也没有，以致两个军团联系不好，因而失机。以上三点是没有打进长沙去的原因，而以第一点为主要原因。现在拉回去再打，这些条件改变了没有呢？没有。敌人以逸待劳，我们劳师远征去攻坚，你想打得下来吗？”周以栗本是立三路线的坚决拥护者，他来的任务是传达命令、督阵、监军，把一方面军调回去打长沙，可是他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 第二天，总前委召开了袁州会议，请周以栗参加，统一了思想，决定一、三军团分别向吉安、新干转移。 10月初，红军总部离开宜春城由西向东顺大路前进，走到隔吉安不远的一个十字路口时，从北面走来一个人，他就是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李文林。毛泽东上前招呼，问：“从哪里来？” 李文林答：“从中央来。” “中央有什么指示？” “中央还是要我们打南昌。” 毛泽东向他介绍了袁州会议的决定，说：“我们准备打吉安。你看，队伍已向吉安开过去了。” 李文林看到行进的队伍，说：“那也只好这样。” 二人边走边谈随大队上路。 轰轰烈烈的第二次进攻长沙之战就这样宣告结束了。 攻南昌，战长沙，毛泽东耸动了视听，成为国民党报纸上的“热点新闻”，连篇累牍加以报道。 于是，红军名声大振，毛泽东也名声大振。 毛泽东成为街谈巷议的传奇性人物，正如他所忆： “我听到一个故事，说当地（指毛泽东家乡湘潭）的农民相信我不久就会回到家乡去。有一天，一架飞机从上空飞过，他们就断定飞机上坐的是我。他们警告那时种我地的人，说我回来看地了，看看地里有没有树木被砍掉。他们说，如果有砍掉的，我一定会向蒋介石要求赔偿。” 毛泽东成了知名度很高的人物，“湖南农民都知道我的名字，因为悬了很大的赏格不论死活要缉拿我、朱德和其他红军领导人。” 共产国际驻远东代表罗伯特不赞成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后，李立三觉得罗伯特思想右倾，妨碍和干扰中共的领导工作，就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名义向共产国际远东局提击抗议，要求共产国际把罗伯特撤走。共产国际政治秘书处研究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几个月的工作，作出了一个决议，对中国革命一系列问题表示了正面的意见。比较含蓄地指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错误，也批评了中共对远东的态度。 李立三对远东的批评很不满意，他再次以中央政治局的名义向共产国际远东局提出抗议，并进行辩解。 接着，李立三又以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名义，写信、打电报给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吹嘘中共的革命力量、革命形势和所取得的战绩。李立三要求苏联放弃五年计划，筹备战争，要求共产国际批准中共在全国建立苏维埃政权和在全国全面武装起义的计划，要求世界保护、援助中国的革命运动。 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于中共公然反对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又不接受共产国际的批评和对苏联、对共产国际的无理要求，大吃一惊，立即发电给中共，命令中共马上停止各地的冒险暴动行为，同时派瞿秋白和周恩来回国，责令李立三速至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共产国际的态度非常严厉，停发了给中共中央的活动经费。 8月底，周恩来、瞿秋白动身回国。瞿、周回到国内后，立即给李立三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李立三在周恩来、瞿秋白的帮助之下，对自己所犯的错误有一定的认识。 9月24日，在瞿秋白、周恩来领导之下，中共中央于上海秘密召开了第六次三中全会扩大会议。有中央委员14人，审查委员2人，还有北方局、南方局、满洲省委、江南省委、C．Y及全总党团代表20人。议程共计四项：第一项，接受共产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1930年7月23日的中国问题决议案的问题；第二项，组织问题，同时一并讨论共产国际东方部对于中国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第三项，职工问题；第四项，补选中央委员及选举政治局。 总书记向忠发主持会议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作了工作报告，向忠发在报告中对冒险主义错误作了自我批评。 瞿秋白、周恩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七月决议的精神。 而后，周恩来说：“国际的批评，完全是正确的，近三个月来，立三同志的冒险主义已经给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立三同志在思想上应多负一些责任，但也不能说已经形成了李立三主义，在检查工作中，应以集体精神来执行自我批评。” 会上，与会者以血的事实、惨重的代价对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进行了指责批判，损失是无法挽回的，他们举了如下的事实： 7月13日，李立三在中央政治局作《关于南京问题与全国工作布置的报告》，强调南京兵变必须以占领南京为目的，以建立苏维埃政权为中心，谁反对这个部署谁就是右倾逃跑主义，必须予以党纪制裁。 为此，江苏省委、南京市委遵照中共中央的指令，在南京发动暴动，近100名中共党员牺牲。发动兵变的党团员也因身份暴露，有40余人被捕后惨遭杀害。…… 在两个多月的时间内，李立三推行的“左”倾盲动主义，使中国革命遭受全局性的重大损失。 与会者强烈的批评，血的代价，使李立三受到震动。他难过地说：“在不到六个月的时间内，中央的许多政策和决定，主要是我起草的，中央犯了错误，我应负主要责任。” 三中全会作出了题为《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决议案》，其副标题为：“接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秘书处一九三○年七月的中国问题决议案的决议”。 三中全会改选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增补了中央委员，李立三被撤销了中央常委和宣传部长、秘书长职务，但还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实际上没有实权。 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告别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使中共全党改正了“左”倾政策，但是，改变不了“六大”以及共产国际关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问题上的一系列“左”的理论和政策，所以，在纠正李立三错误方面，自然也无法彻底，不但这样，对于执正确意见的同志，还是遭到无情的打击。如何孟雄，其意见本是正确的，他最坚决地反对“立三路线”，但由于三中全会的基础是“左”，所以何的思想与三中全会的精神发生了不一致。何遭到李立三路线的无情打击，而在三中全会之后，还是遭到打击。 何孟雄被批判之后，其江苏省委侯补执行委员的资格也被撤销。 由于何在党内多次遭批判，其身份也得不到保护，于1931年1月在上海被敌方逮捕。何在狱中表现十分坚强，2月7日被敌人杀害于龙华。年仅33岁。 解放后，周恩来回忆这段历史说： “三中全会在组织上也有些错误，例如批判了何孟雄，……三中全会补了一批中央委员，就是没补何孟雄，其实那个时候，他的意见还是对的居多。” 李立三被撤职之后，心情很沉闷，11月的一天，他到了上海的四马路瞿秋白住处，去看望瞿秋白。李立三刚进门，瞿秋白见了他，神情异样。 李立三是性急人，忍不住问道：“秋白，出了什么事了。” 瞿秋白让李立三坐下，长叹一声，说：“共产国际来电了。” 李立三立即问：“有什么新的指示？” 瞿秋白又叹了口气说：“共产国际指出你的错误是反共产国际，反马克思主义严重的路线错误，还批评了三中全会对你的路线采取了调和主义态度，没有坚决的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 李立三听了，如五雷轰顶，半晌没说话。瞿秋白又说： “立三，你要有思想准备，中央准备马上开会，研究共产国际的电令，你的错误性质看来要升级了。” 李立三难过地说：“我犯了错误，给党和人民造成了损失，可我决没有反共产国际，反马克思主义的动机。” 瞿秋白说：“总而言之，你要勇于接受共产国际的批评。” 共产国际于10月份给中共中央发来了《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信中批评三中全会对“立三路线”批判不力，全会的调子温和，对李立三持“保护态度”。信中斥责了李立三的路线，称： 用虚伪的左派空谈，来遮盖了自己的消极心理。……站在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反共产国际的立场上，产生了他的敌视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敌视共产国际的行为。……公然运用共产国际的“左”、右叛徒所爱用的，而且已被打碎了的理论，就是说共产国际不知道的情形，说中国的情形是例外的，说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革命发展的趋势。公然敢于把共产国际的忠实态度和对中国革命的忠实态度对立起来。 11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补充决议》的会议，李立三在会上被迫接受“错误路线”的上纲。 共产国际为什么咬住李立三不松口呢？是因为李立三在执政阶段，没把共产国际放在眼里，不但不尊重共产国际，甚至与共产国际“唱反调”，还反对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并说共产国际不知道中国的情况。更不得了的是他胆敢“指挥”斯大林，要斯大林放弃五年计划准备战争等言行，惹得斯大林“龙颜”大怒。 尤其是1930年6月1日李立三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之后，李立三公然不顾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罗伯特的反对，不等共产国际的批准，就擅自将6月11日决议公布。李立三的各种对抗共产国际的行为，引起了共产国际的恼怒。因而，对三中全会对李立三的处理不满。 同时，也由此对瞿秋白和周恩来产生了不信任，感到需要用共产国际培养的信任的人来更替领导人。于是，就给中共中央发来了《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 共产国际命令他立即必须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交待”问题。 巧逢李立三的妻子李崇善身怀六甲，李立三料想自己此去凶多吉少，短时一定不会回还，于是对妻子说：“生下孩子，不管是男是女，都送人吧。” 1930年12月5日，李立三告别了妻子和两个女儿，匆匆上路赴苏联。 李立三走后不久，其妻生下一个女孩，按李立三的安排，将女孩送给了老工人谢庆斋，李崇善不久被捕入狱。 后来，李立三四下寻找那个女孩，却一直未找到，直到1982年才由党组织协助找到。 李立三到莫斯科后，即受到了“残酷的斗争，无情的打击”，反复检查了七年。到了1938年，斯大林发疯地在苏联大搞肃反扩大化，李立三被捕了，以后受尽肉刑，被转移了几个监狱，生活条件极为恶劣，一年零九个月后，李立三无罪释放。 因他没有户口和工作，只得请求共产国际红十字会救济。 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后，李立三参加了卫国战争，挖战壕，参加防空警戒。 一直到1945年8月，历尽艰辛的李立三才得以回国。 他在苏联整整呆了15年。全国解放后，李立三常对共同过来的老同志说：“我曾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办法收拾过那些不同意见的同志。等我离开领导岗位，决心重新学习，从头做起的时候，王明把这个办法用在我身上，使我吃尽了苦头，我犯错误时间不到半年，他们却叫我在苏联没完没了地检查了七年，那时，我就像小媳妇一样，不敢多说，不敢多走，一天到晚，提心吊胆，谨小慎微，这种办法不好，使人丧失信心，不准人起来革命。” 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李立三又被戴上了“三反分子”、“老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遭到了比在苏联还更残酷的批斗和无情的折磨，在万般无奈之下，于1967年6月22日下午，服用安眠药含冤去世。他在写给毛泽东的遗书中说： 我现在走上自杀叛党的道路，没有任何办法来辩护自己的罪行。只有一点，就是我和我的全家决没有做过任何里通外国的罪行。只有这一点请求中央切实调查和审查，并作出实是求是的结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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