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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岗、饶漱石都是参加革命较早的高级干部，却于1953年结成反党联盟，伸手篡权，最后落得可悲的下场。过去，把这次斗争称为中共历史上第七次路线斗争。 高岗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6月当选为中共七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北满军区司令员、东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东北人民政府主席。在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高岗很有工作能力，处理问题当机立断，听下级汇报经常是当场“决断”，或马上责成有关人员办理。在建设东北和抗美援朝战争中，他做出了不少成绩，受到过毛泽东的表扬。 但是，高岗有个人野心，在东北工作期间，他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积极培植宗派势力，想把东北作为其独立王国。 1952年8月后，邓小平、高岗、饶漱石、邓子恢、习仲勋等陆续调到北京，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高岗调任国家计委主任。当时高岗是很受重视的，权力地位甚为显赫，时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的说法。他担任主任的国家计委还有“经济内阁”之称。 高岗自高自大，非常自恃，加之有苏联方面的欣赏，个人野心恶性膨胀，必欲攫取更大的权利，终于与饶漱石纠集在一起，发展到分裂党，夺权篡党，结果身败名裂。 饶漱石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6月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是年任新四军兼山东军区政治委员。1948年后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区政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兼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 饶漱石表面上给人胆小、慎重的印象，实际上却是野心勃勃，且为达到目的不惜在背后不择手段搞小动作。为了取得更多更大的权力，他曾采取骗瞒压的手法。 1949年10月，在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的人选上，按当时一般情况，是由大军区司令员担任大区军政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两次说由陈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毅觉得自己是大军区司令员又是上海市市长，够忙了，谦让说让饶漱石担任。毛泽东指示叫华东局进行研究。饶漱石晓得这件事后对陈毅说，你不担任我担任。根本没有提到华东局会议上讨论，就用华东局的名义报中央以他为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后来，毛泽东问起此事，饶漱石竟欺骗说：华东局几个同志都不同意陈毅担任，只好由我来担任。这样才骗取毛泽东和中央的批准。这样饶漱石既是华东局书记，又是军政委员会主席，就显得比所有大军区司令员、政委高出一头了。 1953年，中央酝酿召开党的“八大”和一届全国人大，还考虑国家体制和党的机构及其人选。具体考虑中共中央是否增设副主席和总书记，政府体制是否像苏联一样，采用部长会议制。毛泽东曾提出中央分成一线、二线的主张。 这时，刚刚调到北京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饶漱石，和高岗狼狈为奸，认为这是一次权力再分配的极好机会，对形势作出了错误的估计，展开反党夺权的阴谋活动，迫不及待地向党发难了。 高岗对其职务处于刘少奇之下，一直心怀不满。他的攻击的目标是刘少奇和周恩来，企图把刘少奇、周恩来排挤下来，自己去当党的副主席或总书记，当政务院总理，以后逐步夺取最高领导权。 这一点，高岗后来在反省材料中写过，他的目的，就是“企图把刘少奇拉下来，使自己成为主席唯一的助手，准备自己将来做领袖。” 这一时期，毛泽东为中央发文件的程序问题，对刘少奇有两次书面批评，在农业合作化等问题上与刘少奇也有一些不同看法。 高岗把刘少奇在工作中的一些缺点错误搜集起来，整理成系统材料，扩大事实地说刘少奇自七大以来犯了一系列错误。与此同时，高岗叫别人写文章，用自己的名义公开发表，使其抬高自己，压制别人。饶漱石因为工作关系，本来和刘少奇比较接近，这时他以为毛泽东信任高岗超过信任刘少奇，于是就向高岗靠拢进行政治投机。 高岗还与党的组织原则背道而驰，对刘少奇大搞小动作。 1953年5月，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捷沃西安来北京，与高岗谈判有关鞍钢工程建设。 当时担任翻译的李越然回忆说，在一次交谈时，高岗小声地问：“你说中国要不要消灭资本主义？” 捷沃西安毫不迟疑地回答：“当然要消灭！” “我就是这个意见”。高岗点点头，然后抱怨说：“但是我的意见在我们党内却得不到支持。” 捷沃西安问：“是吗？是怎么一回事儿？” 于是高岗毫不掩饰地说：“请你回去报告苏共中央，就说在我们的中央有人反对我。” 1953年初，由新税制引起的风波，就使高、饶日益膨胀的野心变成了紧锣密鼓的夺权行动了。 1952年9月，由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薄一波主持召开全国财经工作会议，确定修改税制。接着召开的全国第四次税务会议，提出了修正税制的具体方案，经中财委党组讨论通过，向周恩来作了汇报。1952年12月26日召开的第164次政务会议批准了这个方案。接着向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工商界知名人士征求了意见，于12月31日在《人民日报》以政务院财政委员会主任陈云的名义公布了《关于税制若干修正意见及实行日期的通知》，发表了题为《努力推行修正了的税制》的社论和《全国工商联筹委会拥护修正税制》的报道。 1953年1月15日，毛泽东给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写了一封信，表示了对新税制的不满，信中说：“新税制事，中央即未讨论，对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亦未下达通知，匆率发表，毫无准备。此事似已在全国引起波动，不但上海、北京两处而已，究应如何处理，望你们研究告我。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究竟新税制与旧税制比较利害如何？何以因税制而冲激物价如此波动？请令主管机关条举告我。” 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提议并由中央先后作出了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关于加强对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部门工作领导的决定，并撤销了政务院党组干事会（即总党组），规定政府各部门的党组直接受党中央领导，政府工作中一切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均须事先请示中央，经中央讨论决定、批准后才能执行。另外，对政务院各口的工作，中央也重新作出分工：外交工作由周恩来负责；计划工作和八个工业部的工作，由高岗、李富春、贾拓夫负责；劳动工资工作，由饶漱石负责，等等。对于中央为加强集中统一领导所采取的这一措施，高岗、饶漱石认为，这是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不信任，是削弱周总理对政府工作的领导权。而他们自己就做着权势在日益扩大、地位也在不断提高的美梦，个人野心急剧膨胀起来。 而这时毛泽东为了加强集体领导，考虑大幅度调整党和国家的领导机构及人事安排。高岗、饶漱石认为这是实现他们个人权力野心的好机会，便迫不及待地开始发难了。 1953年6月14日至8月12日，中共中央召开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从7月13日起，领导小组举行有131人参加的扩大会议，由薄一波、吴波检讨税制修正案的错误，与会者进行了揭发批判。 财经会议期间，6月15日，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第一次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并就“确立新民主义社会秩序”等问题，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 高岗、饶漱石认为刘、周倒霉的时候到了。于是赤膊上阵，利用中央开会各大区、各省领导人到会的机会，四处煽阴风点鬼火，造谣生事，夸大中央领导人在合作化等问题上的分歧，借批薄一波，含沙射影地攻击刘少奇等人，高、饶的行动引起中央的警觉。 1953年9、10月份，高岗、饶漱石又利用中央召开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机会，再一次进行反党活动。在这次会议期间，身为中央组织部长的饶漱石，未向党中央汇报就开展了对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的批判，矛头指向刘少奇，企图达到分裂党中央的目的。对此，党中央和毛泽东采取了坚决的措施，终止了组织工作会议的进行，批评了饶漱石的错误做法。 在这场严峻的斗争面前，邓小平始终紧紧站在党中央一边。来中央后，他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财经事务，后又兼任财政部长。国家计委成立后，他又与陈云、彭德怀、饶漱石等人成为计委的委员。由于工作关系，他与高、饶的接触也多了起来。 高岗、饶漱石为了搞垮刘少奇、周恩来，达到其分裂党的罪恶目的，利用各种场合，散布所谓“军党论”。把中国共产党分为“根据地和军队的党”与“白区的党”两部分，说“党是军队创造的”，并且厚颜无耻地自封为“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的代表人物。他们提出，党中央和国家领导机关现在掌握在以刘少奇为首的“白区的党”手里，因此，应当改组中央和政务院。他们企图拉拢中央各大区的负责人。他们先是拉拢了中南军政委员会负责人林彪。紧接着，高岗来找邓小平，企图挑拨邓小平与中央其他负责人的关系，取得他的支持。 在这大是大非的问题面前，邓小平断然拒绝了高岗的拉拢，明确表示不与其同流合污，并且在事后把这件事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时隔20余年后，邓小平于1980年3月再一次回忆起当时的情景： “这个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毛泽东同志在1953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同志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恰当。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 ‘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 邓小平和陈云的行动，成了整个反对高、饶反党阴谋斗争的转折点。 在此之前，中央虽然对高、饶的一些不正常的活动有所察觉，但并未引起高度重视。毛泽东在听到邓小平和陈云的汇报后，立刻高度警惕，密切注视其事态的发展，同时开始削弱高、饶的权力。 毛泽东在1953年12月10日批示的一份文件中还有高岗的名字，到22日批示的一份文件中，高岗的名字就消失了。 这说明，毛泽东已经开始注意高岗的行动了。 1953年12月，毛泽东提出在他离京休假期间由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高岗出面反对，并且私下活动，要求由他担任党中央总书记或副主席，还要改换政务院副总理的人选。12月2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批评高、饶的反党阴谋活动。 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了高、饶反党阴谋活动的性质及其严重性，对高岗提出了严厉警告和批评，同时为了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提出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建议。 在同罗瑞卿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风趣地谈到政治感冒和鼻子不灵的问题，意味深长地说：“睡觉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睡在床上，一种是睡在鼓里。若不是其他同志向我反映高、饶的问题，我还蒙在鼓里哩！” 从全国财经会议后期，毛泽东已经逐步察觉高、饶的活动不正常。针对高、饶散布的所谓“圈圈”、“宗派”等问题，毛泽东在多次讲话中强调重视团结，消除山头。但是，高岗无视毛泽东的告诫，变本加厉地进行破坏团结的分裂活动。 1953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揭露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分裂活动。毛泽东指出，高岗他们“刮阴风、烧阴火”，“其目的就是要刮倒阳风，灭掉阳风，打倒一些人”。 为了消除高岗到处活动的不良影响，1954年1月，正在杭州休养的毛泽东专门约请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捷沃西安和驻华大使尤金到杭州会谈。毛泽东专门向他们介绍了中共党内和国内的一些情况。 毛泽东说：“我们党内，或许也是国内要出乱子了。当然，我今天说的只是一种可能性。将来情况如何变化，还要等等看。这个乱子的性质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有人要打倒我。我们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秦灭六国，秦灭了楚。秦就是他们陕西（毛用手指翻译师哲。师哲是陕西韩城人），楚就是湖南（毛指着自己）。这是历史上的事实。那么现在怎么样？还要等等看。” 毛泽东所说的陕西就是指高岗，但他没有明讲。以至捷沃西安和尤金在听完这番话后，一直嘀嘀咕咕。对师哲的态度也改变了，他们误解为是师哲要打倒毛泽东了。 1991年，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中国问题专家C·冈察罗夫对前苏联援华专家组负责人H·科瓦廖夫进行了采访。科瓦廖夫在其访谈中谈到高岗。科氏所谈，是带着他的立场和观点，肯定是不完全准确的，但可以帮助我们从另一个侧面了解高、饶事件的情况，故照录如下。 C·冈察罗夫：下一个问题与重大政策无关，而与一个人的命运不可思议的波折有关。这里指的是高岗的命运。东北革命根据地是保障中国共产党人在国内战争中取得胜利的主要据点。高岗在领导东北根据地方面起了突出的作用。朝鲜战争期间高岗的作用也相当大。当时他负责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后勤保障。他在中央政府和党内还担任了一系列最重要的职务。在1954年，即斯大林逝世后不久，有消息说高岗被软禁在家，随后得到情报说，高岗已自杀身亡，这使许多人感到震动。官方指责高岗搞“反党分裂活动”，但一直传说真正的原因是高岗同苏联关系太密切、太秘密，高岗想借此巩固在争权斗争中的地位。您是否了解一些实情，能够说明这位活动家为何落到如此悲惨的下场。 H·科瓦廖夫：我在华工作期间同高岗有着最密切的工作联系，我同他有着相互信任，甚至是友谊的关系。在我的记忆中高岗是一位具有领袖天赋的非凡人物。1954年我已不在华工作，因此我也不想猜测那时发生的事情。我想讲一些我亲眼目睹的、能够说明高岗后来命运的事情。 第一件事发生在1949年7月27日那次联共（布）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在这次会议上谈了收回台湾问题。随后情绪十分激动的高岗也发了言。他完全赞同刘少奇的发言，继而表示，他想提出他个人的一项建议。高岗说，他建议宣布东三省为苏联的第17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当时苏联共有16个共和国，卡累利阿芬兰共和国当时也具有加盟共和国地位）。照高岗的意见，这可以保障东三省免遭美国人侵犯，并把东三省变成继续南下、以彻底歼灭蒋介石的更可靠的基地。此外，高岗还建议在青岛驻扎苏联舰队，建议加强远东的苏军，增加苏军人数，并以这些想法证明上述建议是有根据的。高岗发表完意见，与会者响起掌声，但从刘少奇的脸色看出，他已怒不可遏。 这时斯大林站起身来，转向坐在第一排的高岗，说：“张作霖同志！”这种称呼使全体与会者大为震惊，因为张作霖本是土匪，后来靠日本人支持，成了东三省的独裁者，当他企图投靠美国人时，就被日本人除掉了。 会议结束后我同高岗和刘少奇坐上汽车前往住地。上车后刘少奇立刻指责高岗叛变，高岗顶撞了几句。当到达住地时，刘少奇马上向毛发了密电，由于高岗的叛变行为，要求召高岗回国。而高岗到我处，慢腾腾地用俄语说，他想秘密通过苏联翻译将关于中共领导状况的情报告诉我。他认为毛的许多战友都中了托洛茨基右倾的毒。他还说，他想就某些中国领导人对联共（布）中央不真诚和反苏行为发表一项重要声明。 我立刻上二楼，拨通电话，将发生的全部情况报告给斯大林。他认为自己对高的指责是过于激烈了，但强调指出，这是必要的，否则中国领导人可能把情势理解错了。他还禁止我听取高岗的情报，理由是我行将返回中国工作，因此不要介入中国人的内争。据我所知，当时已另派一位同志听取高岗的情报，并将谈话记录交给了斯大林。斯大林还表示，不要马上放高岗回国，要留他呆上几天。 3天后斯大林在自己的孔策沃别墅特意设宴为高岗饯行。宴会上斯大林想方设法试图使高与刘和解，甚至让他们彼此为友谊而干杯。刘干杯显然很勉强，只不过是为了满足好客的主人提出的请求罢了。 次日晨高岗乘飞机回国。他情绪抑郁，中国代表团成员谁也没有前往送行。我清楚，昨晚的和解是表面上的，我立刻把这一情况报告给斯大林，那天斯大林同刘少奇会晤时表示：“关于高同志，我当时言过其实，您也一样，没有任何根据。请把我的意见报告毛同志。” 显然刘报告了毛，不久高岗在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中担任了一些重要职务。应该说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同我交谈时常强调说，他一向支持高岗，前中共中央书记博古企图把他除掉，是高岗救了他。但这并不意味看高岗头上的全部乌云已经散去。 1949年9月，香港的百万富翁代表团来到毛泽东处，请求允许他们前往东北观光。毛同意了。百万富翁们观光回来后再次到毛那里报告观光印象。他们在东北基本感到满意，他们说，与南方国民党地区一片混乱不同，那里很有秩序。 与此同时香港人表示，虽说东北秩序井然，但那里有点不像中国，而更像北方的邻国。最使他们吃惊的是，在东北根本见不到毛的肖像，而只见斯大林的肖像。毛听到此事，非常生气，当天便召高岗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的唯一问题是“肖像问题”。 应当承认，香港资本家讲的是实情，在东北全部机关、企业、房屋的正面都挂着斯大林的肖像，而几乎见不到毛的肖像。斯大林的肖像在多数情况下画得根本不像斯大林，他的脸形被画成东方人，中国人的样子，当然大家都知道画的是谁。 这个问题的经过是这样的。早在1948年底，苏联纪录片工作者小组先访问了阿尔巴尼亚，随后来到了中国。共产党人取得政权以后，在沈阳看不到斯大林的肖像，该小组为此表示很失望。高岗在这种意见影响下，嘱咐画斯大林的肖像，并挂在沈阳等城市的建筑物上。也许他同时以此表示对毛的不满，现在也很难说。 政治局会议持续到深液，大约在凌晨4点钟高岗来到我处，他气愤地讲起了会上的情况。会上首先发言的是刘少奇，他对高岗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提起高岗在莫斯科建议把东北变成第17个苏维埃共和国一事。接着周恩来发言，他指责高岗背叛了中国人民，竭力将东北让给苏联。他建议把高岗赶出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我记得，高岗把周恩来视为至交，周的立场使高特别痛心。毛泽东并未发表个人意见，只不过对决议投了赞同票。决议谴责“高岗路线”，并提议取下中国各地悬挂的斯大林肖像。 高岗离去后，我长时间未平静下来，我的情绪很坏。最后我赶紧把这件事报告给莫斯科。 第二天，中国代表，其中包括刘少奇来到我处，就肖像一事作一番解释。他们说，由于肖像画得不好，决定将其取下。虽然我并不愿意，但最后还不得不向毛泽东说清楚此事。 我与毛说定，苏联军事机构、苏中联合机构以及中国的党委会和团委会还要悬挂斯大林的肖像。 第二天接到斯大林的电报。他支持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路线，并谴责了高岗，这使我大吃一惊。这了一段时间，我才清楚所发生的事情。根据我的经验，我清楚地知道，斯大林把人，还莫如说把仆人看作一群蚂蚁，而不是具有个性的人。 对他来说人只是政治赌博中的工具而已。因此他对忠于他的高岗没有给予丝毫帮助。当时他认为同毛搞好关系对自己更为重要。 我拿着电报去见毛泽东，不过斯大林谴责高岗的那一段话我并未读给毛听。不知谁怎么知道了此事，并报告了莫斯科。过了一天莫斯科责问起此事，我只好再次去见毛，这次把全文告诉了他。毛对补充的内容很满意。很遗憾，肖像一事并未到此结束。 1949年12月初，我们和毛泽东前往莫斯科同斯大林谈判时，毛指示在沈阳停车，并邀我游览市容。我一下子就明白了这未预料到的停车是出于什么原因。他想确证政治局关于肖像一事的决议是如何执行的。在沈阳所有高大建筑物上都挂着斯大林身着元帅服的巨幅画像，没有一处挂毛主席的画像。毛当时显然非常气愤。当我们回到车站时，市委书记向毛报告说，东北各省人民以及高岗同志、林彪同志个人为斯大林70寿辰准备了整整一节车厢的礼物，这节车厢已挂在他的列车上了。毛对此表示说：“把车厢摘掉，把礼物卸下，一半拉到高岗家去，另一半拉到林彪家去。请您告诉这些同志，我代表全中国给斯大林同志带去了礼物，东北现在还属于中国……”。 毛出访莫斯科期间，高岗又一次遭到致命的打击。出访前夕我已着手给斯大林写关于中国的详细报告，并在列车上写完了。我在报告中把毛及其战友的内外政策基本问题的实际活动与斯大林向他们提出的建议作了比较。我对中国领导人提出了相当尖锐的批评意见。1950年2月，即在毛泽东由莫斯科返回北平前不久，我获悉，斯大林把我的这份报告以及其他评论中共中央的密电交给了毛，这不算什么，他还把一夹高岗寄给他本人的情报亲自交给毛。很久以后，米高扬也证实了斯大林把这些文件交给毛一事。1967年7月25日，米高扬同我交谈时，说：迄今为止，还未找到能对斯大林这一行为加以解释和辩护的理由，斯大林的行为成了后来排挤高岗的原因之一。从一开始我就清楚，斯大林这一行为实已注定高岗的命运。 以毛的观点看，高岗并不可靠，他曾企图靠斯大林巩固自己的地位。斯大林在世时，毛还能容他，斯大林一死，毛就和他算账。 1954年2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揭发批判高、饶，一致通过了由毛泽东建议起草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会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分别召开了关于高岗问题和关于饶漱石问题的座谈会，继续揭发和对证他们阴谋活动的事实，同时等待他们觉悟。周恩来主持召开高岗问题座谈会。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召开饶漱石问题座谈会。但是，高、饶只做了检讨，完全没有悔改的表示。高岗不仅不低头认罪，反而以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第一次自杀未遂，第二次又服安眠药自杀身亡。 1954年2月24日，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作总结发言中指出：“高岗的极端个人主义错误已经发展到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以图实现其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力的个人野心。在其野心被揭穿和企图失败以后，他就走上自绝于党和人民的自杀道路。”周恩来详细地揭露了高岗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1）在党内散布所谓“枪杆子上出党”、“党是军队创造的”，制造“军党论”的荒谬理论，作为分裂党和夺取领导权力的工具；（2）进行宗派活动，反对中央领导同志；（3）谣言挑拨，利用各种空隙，制造党内不和；（4）实行派别性的干部政策，破坏党的团结，尤其是对干部私自许愿封官，以扩大自己的影响和企图骗取别人的信任；（5）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看成个人资本和独立王国；（6）假借中央名义，破坏中央威信；（7）剽窃别人文稿，抬高自己，蒙蔽中央；（8）在中苏关系上，搬弄是非，不利中苏团结；（9）进行夺取党和国家权力的阴谋活动。高岗生活腐化堕落，野心权欲极强，骄傲自满，专横跋扈，使他终于从一个极端个人主义者变为一个篡党夺权的野心家。 饶漱石也是一个个人主义野心家。在饶漱石问题座谈会上，讲一步揭发了他大量的反党事实。早在抗战时期，饶漱石就曾在新四军中搞宗派活动。1953年，他错误地认为高岗会进一步夺得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于是与高岗勾结，诽谤攻击刘少奇和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座谈会指出：饶漱石善于伪装，在党内施展阴谋，争权夺位，不到重要关节不伸手，即使在伸手时亦常以伪装面目出现，以各种方法利用别人为其火中取栗，是个党内少见的伪君子。 1954年4月，东北局召开了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进一步揭发了高岗的反党活动。同年6月，上海市召开了党的代表会议，揭发饶漱石在华东地区的反党活动。 1955年3月21日，中央召开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决定撤销高岗、饶漱石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他们的党籍。邓小平作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为了加强对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的监督，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和地方的各级监察委员会，借以加强党的纪律，防止违法乱纪，特别是防止像高岗、饶漱石分裂党、阴谋篡权的这类严重危害党的利益的事件重复发生。会上，选举产生了以董必武为书记，刘澜涛、谭政、王从吾、钱英、刘锡五为副书记的中央监察委员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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