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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夏天，毛泽东在庐山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本来是为了“总结经验，纠正错误，调整指标”。 但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讲了老实话，一夜之间，风云突变，会议转为批判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并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打成“反党集团”。1971年，毛泽东又把这定为中共党内的第八次路线斗争。彭德怀因此而被迫害致死，受牵连者更是不计其数。 1959年7月2日，由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庐山召开。 会议开始时，毛泽东在开幕式中提出了19个问题请大家讨论。他把“大跃进”以来党的工作和国内形势概括为“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三句话。 从7月3日到10日，全体与会人员按六大行政区编成小组进行讨论。在讨论会上，围绕毛泽东提出的19个问题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白天开会、读书、看文件，彼此交谈；晚上看戏、跳舞。毛泽东诗意盎然，不时作诗，别人也作诗相和。会议气氛轻松、活泼，被戏称为“神仙会”。 中央领导同志分头到各组参加会议，和各地同志一起讨论问题，交流思想，总结经验，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 7月4日，刘少奇在西南组的讨论中说：1958年出了些乱子，得到了有益的教训，碰到钉子知道转弯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不应当因为碰了钉子而失望、而抱怨，碰了钉子就要转弯。大家注意在转弯的时候，千万不要泄气，而要更好地鼓气！7月6日，朱德在中南组的讨论会上发言说，去年成绩是伟大的，但我们对农民既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这一点估计不够。共产搞早了一点。供给制实际是共产，不能共农民的产。办公共食堂，在生产方面有好处，在消费方面吃了亏。 食堂办不好，一时都垮了，也不一定都是坏事。我们应当让农民致富，而不是让他们“致穷”。农民富了怕什么？反正成不了富农。 彭德怀参加西北组的讨论，从7月3日至10日的8天中共作7次发言和插话。 他说：“1957年反右以来，政治经济上有一连串的胜利，党的威信提高了，脑子热一点。去年忽视了工作方法60条中的一切经过试验的原则。吃饭不要钱，那么大的事，没有经过试验。” 彭德怀批评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说：“从北戴河会议后，搞了个‘左’的东西，全民办钢铁，这个口号究竟对不对？人民公社办早了，高级社的优越性刚刚发挥，还没有充分发挥，就公社化，而且未经过试验，如果试上一年再搞就好了。”也批评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指出：“现在不是党委的集体领导，而是个人决定问题，第一书记说了算”，“党内总是‘左’的东西难于纠正，右的东西比较好纠正。‘左’的一来，压倒一切，许多人不敢讲话，各种帽子压下来，对广开言路有影响。”他强调应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要追责任，人人有一份。 他还说：“毛主席与党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之高，在全世界是找不到的，但滥用这种威信是不行的。” 彭德怀对三面红旗批评的话讲得较多而且坦率和尖锐，达到了他纠“左”的强烈愿望。 当然，由于他鲜明的军人气质，彭德怀在小组发言中也难免有情绪偏激和用词不当之处。如他在小组发言中曾说： “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早就要发生匈牙利事件，要请苏联军队来”。 在中央领导人的带动和启发下，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也纷纷发了言。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在7月4日的发言中说：1070万吨钢不如800万吨；公社一股风，越包越多；工农业总产值增长没有那样快，最多每年增长10％到20％；基本建设搞得太多了；农村办公共食堂不利于节粮、养猪、造林、积肥，而且浪费劳动力，农民也吃得不愉快。 在“神仙会”期间，参加各组讨论的绝大多数人，根据毛泽东提出的19个问题，都发言赞成总结经验，继续纠正“左”倾错误，有些同志还作了自我批评。但是，也有一些同志是护短的。 针对讨论中出现的意见分歧，7月10日晚，毛泽东召集有些干部说去年大跃进“得不偿失”。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同志大都为“左”倾错误没有得到彻底纠正就要结束会议而忧虑，彭德怀更是忧心忡忡。 毛泽东7月10日在组长会议上的讲话在各小组传达以后，彭德怀眼看会议就要结束，而并未采取解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问题的根本措施，“心中十分忧虑”。他觉得“问题如果得不到纠正，计划工作迎头赶不上去，势必要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他认为，如果自己在会上提出这些问题，可能会导致思想混乱，但如果由毛泽东提出，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纠正。于是，彭德怀萌发了给毛泽东写信反映意见看法的念头。 对于“大跃进”中带来的严重问题，彭德怀是有清醒认识的。虽然他过去也曾赞成和支持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也曾在“成绩”面前产生过自己的“思想长期落后于客观形势”的感叹。但当深入农村进行调查后，他对此便开始怀疑起来。 1958年12月，彭德怀到他的家乡乌石、平江等地调查，不少农民找到彭德怀告状申诉。一位红军时期伤残的老战士暗中递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首诗：“谷撒地，禾场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百姓鼓与呼！”这些都深深地印在彭德怀的脑海里，使他觉得自己有责任为群众的疾苦而呼喊。 庐山会议前夕，彭德怀刚从东欧访问回来。在黄克诚的敦促下，他顾不得一路风尘仆仆，赶到庐山参加会议。在西北组的发言中，他尖锐地指出了“大跃进”以来存在的各种问题，对“左”倾错误提出了批评。 彭德怀把自己准备给毛泽东写信的意思跟周小舟说了，周小舟认为这样不好。他要彭德怀亲自找毛泽东谈谈。 按照周小舟的意见，彭德怀决定找毛泽东面谈，头一天夜里他就准备了谈话的腹稿。 7月13日早饭后，彭德怀来到毛泽东的住处。不料警卫告诉他：“主席刚刚休息。”毛泽东入睡十分困难，这是毛泽东周围的人十分清楚的，也是任何人不敢轻易打扰的。 话没谈成，彭德怀决定还是给毛泽东写一封信，陈述自己的看法。 彭德怀的信约4000字，开头语说：“这次庐山会议是重要的，我在西北小组有几次发言，在小组会还没有讲完的一些意见，特写给你作参考。”下分甲、乙两个部分。 在甲部分中，彭德怀一方面肯定三面红旗的正确和成绩，另一方面指出其缺点和失误。并提出解决的办法。他指出： “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政治挂帅与经济工作中的有效措施，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重偏废。”在信的结尾，他写道：“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不去追究个人责任。” 彭德怀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给主席写信阐述自己的观点，这本是正常的事，完全符合党的组织原则。他写信的目的，是希望通过毛泽东本人，向出席庐山会议的同志再次强调纠“左”和总结经验教训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当时特定的政治气候下，敢于这样直言不讳，明确表达自己的看法，更是难能可贵，充分表现了一位老共产党员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 但信中着重强调总结经验教训，这说明彭德怀对“三面红旗”是抱有很大怀疑的。彭德怀认为，只有从政治思想上根本转变“左”的指导路线和方针政策，才能避免今后再犯“左”的错误。彭德怀在这一点的看法是与毛泽东很不一致的，特别与毛泽东7月10日的讲话精神是有很大分歧的。彭德怀主张继续反“左”，毛泽东则认为反“左”已经导致了右倾情绪的出现。 所以，毛泽东对彭德怀信中一些措词比较尖锐的话，诸如：“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大炼钢铁“有失有得”——将“失”字摆在前头等等，明显表示了难以接受的态度。加上彭德怀在西北组发言中说了些用词不当、情绪偏激的话，更使毛泽东感到不满。 毛泽东完全曲解了彭德怀写信的目的，认为彭德怀的信与彭德怀前不久访问东欧各国、会晤赫鲁晓夫有联系，以为彭德怀的信是借纠“左”的名义否定三面红旗，是向他“下战书”。 于是，庐山会议的气氛骤然变化，中共党内一场新的斗争即将开始。 7月14日，毛泽东接到了彭德怀的信。他于16日将这封信加上《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和“印发各同志参考”的批语，发给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同志。此后，毛泽东召集各政治局常委开会，提出“评论这封信的性质”的要求。 常委会作决定，从7月16日起用一周的时间重新划分小组，主要讨论彭德怀的信。由于不理解毛泽东将彭德怀的信冠以“意见书”批发给他们的真实意图，没有领会毛泽东提出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的深刻含义，还由于7月17日又传达了刘少奇在会议前期于西南组讨论会上关于“成绩讲够，缺点讲透”的讲话，与会的大多数同志没有觉察出会议将会急剧转向。 黄克诚、周小舟、张闻天分别在小组会上发了言。 黄克诚在发言中支持彭德怀的意见书，认为彭德怀的信总的精神是好的。他说，公社制度是优越的，但“这样搞好还是不搞好？我想搞也好，不搞也可以。从长远说搞了好，从短期说，不搞更主动些。” 周小舟在发言中表示，他“完全同意彭总的信，认为总的精神是好的，至于某些提法、分寸、词句，可以斟酌。”他说：“各人由于工作方面不同，接触事物不同，因而看法不同。 大家一起讨论，从各方面把问题提出来，经过分析，就可以达到一致。” 张闻天的发言长达3小时，包括大跃进的成绩、缺点，产生缺点的原因，主观主义和片面性，政治和经济，民主和集中，缺点讲透很有必要，关于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等13个方面。他表示支持彭德怀信的观点：“这份意见书提出了一些问题，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本意是好的。” 本来毛泽东对彭德怀的信就感到不满，又看到黄、周、张发言支持，他更为不满了。 7月20日，毛泽东召集各组组长谈话，说耳朵是听话的，口是讲话的，好的就接受，不好的硬头皮顶住。已表露了不满情绪。 晚上跳舞时，李锐坐在周恩来的旁边，他有意问道：你看彭总的信怎么样？周恩来说：那没有什么吧。意思指这是一种正常的情况。周恩来一直在主持国务院会，在抓计委，急着安排好今明两年计划。 大概在北戴河会议以后，张闻天对总路线大跃进这一整套做法，就开始怀疑。他对经济问题有过研究，也深感兴趣。 他曾着意研究经济问题。并用很大精力研究过全国解放后的经济建设方针。他写过《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科学地分析了当时东北存在的5种经济成分（国营、合作社、国家资本主义、私人资本主义和小商品）及其相互关系，并据此提出了党对经济建设应该采取的方针路线。这个《提纲》受到中央重视，其中许多思想被吸收到1949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文件中。他还先后就供销合作社的方针、土改后农村经济的发展方向和对待私人资本主义政策问题，向中央和东北局写了四个文件。 1951年后任驻苏大使期间，张闻天十分关注国内经济建设，一直将介绍国外经济情况及经验，作为使馆的首要工作。 1952年，他曾给中央写过《关于中国工业化问题》的建议书。 其中提出两个重要思想，一是“拿来主义”，即国外于我有用的先进东西都拿来；二是“稳步前进”，不要离开中国现有条件去加速工业化，否则就是急性病。 1956年反冒进后，张闻天就在驻外使馆谈过，国内有冒进，供应紧张，原材料不足，盲目追求高速度，是主观主义。 他对毛泽东讲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准讲反冒进，是有抵触情绪的。对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开始也是拥护的，也兴奋过。但看到一些缺点、错误后，就发生了动摇，以至怀疑总路线，即对毛主席这一套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方法，是否行得通，有了怀疑。“外交部党委开会时，有时也会谈起国内形势，与会者对当时‘左’的错误都不满，陈毅对浮夸风、‘共产风’等批评得尤其尖锐。”1959年3月在两广参观时，张闻天作了很多检查，注意到劳动力的紧张，许多小高炉并未点火，粮食与副食紧张的情况更是触目惊心。他同彭德怀在会前和会议期间，以及各自在东欧访问碰面时，都有交谈，观点比较一致，他是赞成彭德怀写信的。 会议前期，他还找计委和财政部门的负责同志了解情况； 也找周小舟谈过，同样感到会议不能畅所欲言，谈缺点还有压力。张闻天对“三面红旗”有一整套看法，确是为党为国忧心忡忡的。他有经济理论修养、能抓住问题的本质，对苏联建设的经验也比较了解。他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在这样重要的历史关键时刻，自然感到有责任向中央阐明自己的看法。 张闻天发言时，组长柯庆施和好几个人，不断插话，表示不同的意见。他毫不让步，按照自己的提纲，侃侃而言，直抒己见。后来批斗他时，说他的发言对彭德怀的信作了“全面系统的发挥”，是“进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反党纲领”。全文8000多字，而讲成绩只有270余字。用了39个“但”字，“‘但’字以前虚晃一枪，以后便大做缺点的文章”，13个“比例失调’，12个“生产紧张”，108个“很大损失”（或损失），以及“太高”、“太急”、“太快”、“太多”等一大批“太”字。《发言》的最后，才提到彭德怀的信，认为信的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本意是很好的。 促使毛泽东作23日讲话的原因很多，张闻天的这个长篇尖锐的发言，可能是最后一付催化剂。 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个把钟头，可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 我看了同志们的发言记录、许多文件，还跟一部分同志谈了话。感到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跳之势。吴稚晖形容孙科，一触即跳。现在有些同志不让人家讲坏话，只愿人家讲好话，不愿听坏话。因之，有一部分同志感到有压力。两种话都要听。 我跟这些同志谈过，劝过他们，要听坏话，好话、坏话，两种话都要听嘛。嘴巴的任务，一是吃饭，二是讲话。既有讲话之第二种任务，他就要讲。还有人长了耳朵，是为了听声音的，就得听人家讲话，话有三种：一种是正确的，二是基本正确或不甚正确的，三是基本不正确或不正确的。两头是对立的，正确与不正确是对立的。好坏都要听。 现在党内党外都在刮风。右派讲，秦始皇为什么倒台？就是因为修长城。现在我们修天安门，搞得一蹋糊涂，要垮台了。党内这一部分意见我还没有看完，集中表现在江西党校的反应，各地都有。 邵大个（江西省长邵式平）你不必着急，你们搞出这个材料，实在好，今天就印出来。所有右派言论都印出来了，龙云、陈铭枢、罗隆基、章伯钧为代表。江西党校是党内的代表，这些人不是右派，可以变就是了，是动摇分子。他们看得不完全，有火气。做点工作可以转变过来。有些人历史上有问题，挨过批评。例如广东军区的材料，有那么一批人，对形势也认为一蹋糊涂。这些话都是会外讲的话。我们这一回是会内会外结合，可惜庐山地方太小，不能把他们都请来。像江西党校的人，罗隆基、陈铭枢，都请来，房子太小嘛。 不论什么话都让讲，无非是讲得一蹋糊涂。这很好。越讲得一蹋糊涂越好，越要听。“硬着头皮顶住”，反右时发明了这个名词。我同某些同志讲过，要顶住，顶一个月，两个月，半年，一年，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有的同志说“持久战”，我很赞成。这种同志占多数。在座诸公，你们都有耳朵，听嘛！难听是难听，要欢迎。你这么一想就不难听了。为什么要让人家讲呢？其原因在神州不会下沉，天不会塌下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了一些好事，腰杆子硬。那些听不得坏话的人，他那个腰杆子有些不硬。你如果腰杆子真正硬，坏话你为什么听不得？我们多数派同志们腰杆子要硬起来。为什么不硬？无非是一个时期猪肉少了，头发卡子少了，又没有肥皂，叫做比例有所失调，工业农业商业交通都紧张，搞得人心紧张。我看没有什么紧张的。我也紧张，说不紧张是假的。上半夜你紧张，下半夜安眠药一吃，就不紧张了。 说我们脱离了群众，我看是暂时的，就是两三个月，春节前后群众还是拥护我们的，现在群众和我们结合得很好。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点，不那么多。我同意同志们的意见：问题主要是公社运动。我到遂平详细地谈了两个钟头。嵖岈山公社党委书记告诉我，七、八、九3个月，平均每天3000人参观，10天3万人，3个月30万人。听说徐水、七里营也有这么多人参观。除了西藏，都有人来看了。到那里去取经，其中多是县、社、队干部，也有地区干部。他们的想法是：河南人、河北人创造了真理，有了罗斯福说的“免于贫穷的自由”；就是太穷了，想早点搞共产主义。现在听说这些地方搞共产主义，那还不去看看。对这种热情如何看法？总不能说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吧。我看不能那样说。有一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确是狂热。无非是想多一点、快一点。好省那时谈不到，总而言之是多快。这种分析是否恰当？3个地方3个月当中，有3个30万人朝山进香，这种广泛的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只能劝说；同志们！你们的心是好的，但事实上难以办到，不要性急，要有步骤。吃肉只能一口一口地吃，不能一口吃成一个胖子。你吃三年肉也不一定胖；比如林彪同志，我看他10年还吃不胖；总司令和我的胖，也非一朝一夕之功。这些干部率领几亿人民，至少30％是积极分子；30％是消极分子（即地、富、反、坏、官僚、中农和部分贫农）； 40％随大流。30％是多少人？是一亿几千万人。他们要办公社，办食堂，搞大协作，大规模耕作，非常积极。他们要搞，你能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不是小资产阶级，是贫农、下中农、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随大流的这也可以那也可以。不愿意的只30％。总之，加40％为75％，三亿五千万在一个时期内有狂热性，他们要搞。 到春节前后，有两个多月，他们不高兴了，变了，干部下乡都不讲话了，请吃地瓜、稀饭，面无笑容。因为刮了“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提款”。对刮“共产风”也要分析，其中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是些什么人？主要是县、社两级干部，特别是公社干部，刮大队和小队的，这是不好的，群众不欢迎。我们说服了这些干部，坚决纠正。用了一个多月时间，今年三四月间，就把风压下去了，该退的退，社与人的帐算清楚了，队跟群众的帐有些地方也算清楚了，未算清的再继续算。这一个月的算帐教育是有好处的。极短的时间，使他们懂得了平均主义不行。听说现在大多数人转过来了，只有少数人还留恋“共产”，还舍不得。哪里找这样一个学校、短期训练班，命名几亿人、几百万干部受到教育？不能说你的就是我的，拿起就走了。从古以来没有这个规矩，一万年以后也没有这个规矩，也不能拿起就走。拿起就走，只有青红帮，青偷红劫，明火执杖，无代价剥夺人家的劳动。这类事，自古以来是“一个指头”。宋江立忠义堂，劫富济贫，理直气壮，可以拿起就走。那个我看是可以的，他劫什么人？劫土豪劣绅。宋江劫的是“生辰纲”，（按：此处记忆有误。劫生辰纲是晁盖等人干的，此时宋江还没有上梁山。）是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刮自农民归农民。我们长期不打土豪了。打土豪，分田地，都归公，那也取之无碍，因为是不义之财。现在刮“共产风”，取走生产大队、小队之财，肥猪、大白菜，拿起就走，这样是错误的。我们对帝国主义的财产还有三种办法：征购，挤垮，赎买。怎么能剥夺劳动人民的财产呢？只有一个多月就平息下这股风，证明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今年三、四月或五月，有几亿农民，几百万干部受了教育，讲清了，想通了。主要是讲干部，不懂得这个财并非不义之财，而是义财，分不清这个界限。干部没有读好政治经济学，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没有搞通几个月就说通了，不办了。十分搞通的未必有，九分通、七八分通。教科书还没有读，要叫他们读。公社一级干部不懂一点政治经济学是不行的。不识字的可以给他们讲课。梁武帝有个宰相陈庆之，一字不识，皇帝强迫他作诗，他口念，叫别人写：“微令值多幸，得逢时运昌。朽老精力尽，徒步还南岗。辞荣比盛世，何愧张子房。”他说你们这些读书人，还不如老的用耳学。当然，不要误会，我不是反对扫除文盲。柯老（柯庆施）说，全民进大学，我也赞成，不过15年不行，恐怕得延长一点，几亿人口嘛。南北朝时有个姓曹的将军（按：梁朝的曹景宗），打了仗回来作诗：“出师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过路了，何如霍去病？”还有北朝的将军斛律金，这也是个一字不识的人，他有《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罩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按此歌乃敕勒民歌，“本鲜卑语，易为齐言”，是一篇翻译作品）。一字不识的人可以作宰相，为什么我们公社的干部、农民不可以听政治经济学？我看大家可以学。不识字，讲讲就懂了，现在不是农民学哲学么，工人学哲学么；他们比我们，比知识分子容易懂，我们这次议事日程就有读书这一项。我也是个没有学问的人，这个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我就没有看； 略微看了一点，才有发言权，也是怕大家来考我，我答不出怎么办？要挤出时间读书，全党来个学习运动。 他们（指省以下各级地方干部）不晓得作了多少次检查，从去年11月郑州会议以来，大作特作，六级会议、五级会议都要检讨。北京来的人哇啦哇啦，他们当然听不进去：我们作过多次检讨，难道就没有听到？我就劝这些同志，人家有嘴巴嘛，要人家讲嘛。要听听人家的意见。我看这次会议有些问题不能解决，有些人不会放弃自己的观点，无非拖着嘛，一年二年，三年五年，八年十年。无非两个可能，一个可能放弃，一个可能不放弃，两者都可以，何必怕呢？我找大区区长开了一次会，我就是这么讲的，对不对？没有扯谎吧。听不得坏话不行，要养成习惯，我说就是硬着头皮顶住。无非是讲得一塌糊涂，骂祖宗三代。这也难。我少年时代、青年时代，也是听到坏话就一股火气。我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现在也不放弃。现在学会了听，硬着头皮顶住。听他一两个星期，劝同志们要听，你们赞成不赞成，是你们的事。不赞成，无非我有错误。有错误嘛，还是真有错误？假有错误？真有错误，我作自我批评，再来一次；假有错误，那是你们的事。你们弄真成假，本来不错，你们说嘛。 第二方面，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的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据我观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他们也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都是正确的，但要看讲话的思想方向站在哪一边，向哪一方面讲。这部分同志是我讲的四种人里头的第二种人，“基本正确，部分不正确”的这一类人，但有些动摇。所谓四种人是：完全正确；基本正确但是部分不正确；基本不正确但部分正确；完全不正确。有些人在关键时是动摇的，在历史的大风大浪中不坚定。党的历史上有四条路线；陈独秀路线，立三路线，王明路线，高饶路线。现有是一条总路线，在大风大浪时，有些同志站不稳，扭秧歌。 蒋帮不是叫我们做秧歌王朝吗？这部分同志扭秧歌，他们忧心如焚，想把国家搞好，这是好的。这叫什么阶级呢？资产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我现在不讲。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二次党代大会讲过，1956年、1957年的那种动摇，对动摇分子，我不赞成戴帽子，讲成是思想方法问题。也不讲小资产阶级，也不讲资产阶级。如果现在要讲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反过来讲，那时的反冒进，就是一种资产阶级的什么性？狂热？资产阶级它不狂热，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切切的泄气性、悲观性了。我们那个时候不戴帽子，因为这些同志跟右派不同，右派不搞社会主义，那些同志是要搞社会主义，没经验，一点风吹草动，就以为冒了，于是反冒进。（讲到这里，偏过头对坐在旁边的周恩来说）总理，你那次反冒进，这回站住脚了，干劲很大，极大，是个乐观主义了。因为受过那次教训，相信陈云同志来了，他也会站住脚的。那次批周、陈的人，一部分人想取其地位而代之。有点那个味道，没有那么深，但是也相当深，就是不讲冒了。不讲反冒进，可是有反冒进的味道，比如“有失有得”，“失”放在前面，这都是仔细斟酌了的。如果要戴高帽子，这回是资产阶级动摇性，或降一等，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是右的性质，往往是受资产阶级影响，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压力之下，右起来的。 一个高级社（现在叫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好几十万条错误，要登报，一年登到头也登不完。这样结果如何？国家必垮台。就是帝国主义不来，农民也要起来革命，把我们这些人统统打倒。办一张专讲坏话的报纸，不要说一年，一个星期也会灭亡的，大家无心工作了。马克思讲，莫说一年，就几个星期停止工作，人类也要灭亡的。只要你登70万条，专登坏事，那还不灭亡啊！不要等美国、蒋介石来，我们国家就灭亡，这个国家应该灭亡。因为那就不是无产阶级党了，而是资产阶级党了，章伯钧的设计院了。当然在座的没有人这样主张，我这夸大其词。假如办10件事，9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就另外组织解放军。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 这是一方面。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问题要注意，讲话的内容，我看基本正确的，部分不妥。列宁讲，要别人坚定，首先自己要坚定；要别人不动摇，首先自己不要动摇。 这又是一次教训。这些同志现在据我看，他们还不是右派，是中间派，也不是左派。我所讲的左派，是不加引号的左派，是真正的左派，马克思主义者。我所谓方向，是因为一些人碰了钉子，头破血流，忧心如焚，站不住脚，动摇了，就站到中间去了，究竟中间偏左偏右，还要分析，我现在还没有想清楚。他们重复了1956年下半年、1957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他们不是右派，但是他们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我时常讲，你们自己把自己抛到离右派30公里，接近30公里了，因为右派很欢迎这种论调。现在他们这种论调，右派一定欢迎。不欢迎才怪，距离右派不过还有30公里。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我这些话是大庭广众当中讲的，有些伤人。但现在不讲，对这些同志不利。我出的题目中加一个题目，本来18个题目，加一个团结问题。还是单独写一段，拿着团结的旗子：人民的团结，民族的团结，党的团结。我不讲，对这些同志是有益还是有害？我看有害，还是要讲。我们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第一方面的人要听人家讲，第二方面的人也要讲，一条是要听人家讲。为什么只有你讲得，我讲不得？别人讲不得？但是我劝许多人不忙讲，硬着头皮顶住。我不忙讲，硬着头皮顶住。我为什么现在不硬着头皮顶了呢？顶了20天，快散会了，索性开到月底。马歇尔八上庐山，蒋介石三上庐山，我们一上庐山，为什么不可以？ 有此权利。 食堂问题。食堂是个好东西，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赞成那些原则，自愿参加，粮食到户，节约归己。如果在全国能保持1B3，我就满意了。我是讲全国范围。我这一讲，吴芝圃就很紧张，生怕把你那个食堂搞掉。还有一个四川一个云南，一个贵州，一个湖北，还有一个上海（上海有11个县），90％以上还在食堂里。试试看，不要搞掉。不是跳舞有四个阶段吗：“一边站，试试看，拼命干，死了算。”有没有这四句话，我是个野人，很不文明。我看试试看。1B3人口对5亿农民来讲，多少人？一亿五千万，坚持下去就了不起了，开天辟地了。第二个希望，一半左右，如果多几个河南、四川、湖北、云南、上海等等，那么，一半左右是可能的。要多方面取得经验，有些散了，还得恢复。《红旗》登的一个食堂，败而复成，这篇是我推荐的。食堂并不是我们发明的，是群众创造的。并不是公社发明的，是合作社发明的。湖北有个京山县，京山县有一个合作社，那个合作社就办了个食堂。 河北1956年就有办的，1958年搞得很快。曾希圣说，食堂节省劳力。我看还节省物资，包括粮食油盐柴草菜蔬，比在家吃得好。如果没有后面这一条，就不能持久。可否办到？可以办到。我建议河南农民把一套机械化搞起来，如用自来水，不用人挑水，这样可以节省劳务，还可节省物资，节省粮食。 我跟你们谈，你们说可以嘛。现在散掉一半左右有好处。总司令我赞成你的说法，但又跟你有区别。不可不散，不可多散，我是个中间派。河南、四川、湖北等是左派。可是有个右派出来了：一个科学院调查组，到河北昌黎县，讲得食堂一塌糊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学那个宋玉的办法，写《登徒子好色赋》（接着就讲这个故事的原委）。 我讲食堂，走了题了。科学院的调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食堂哪没有缺点。无论什么事都有缺点。无论什么人都有缺点。孔夫子也有错误。我看过列宁的手稿，改得一蹋糊涂，没有错误，为什么要改？食堂我看可以维持，可以多一些，再试试看，试它一年，二年，估计可以办得下去的。人民公社会不会垮台。我看现在这样大风大浪里头，没有垮一个，将来准备垮一半，还有一半；垮七分，还有三分。要垮就垮。食堂、公社办得不好，一定要垮。共产党就要做工作。办好公社，办好一切事业，办好农业，办好工业，办好交通运输，办好商业，办好文化教育。 许多事情根本料不到。以前不是说党不管党吗？计委是计划机关，现在却不管计划。还有各个部，还有地方，一个时期不管计划，就是不管综合平衡。不要比例，这一条没有料到。地方可以原计划指标，等于不要计划。所谓不管计划，就是不要综合平衡，根本不去算，要多少煤、多少铁、多少动力。煤铁不能自己走路，要车马动。这点没有料到。我这样的人，总理、少奇同志这样的人，根本没有管，或者略略一管。我不是自己开脱自己，我又不是计委主任。去年8月以前，我同大多数党委同志主要精力放在革命上头去了，对建设这一条没有认真摸，也完全不懂，根本外行。在西楼时讲过，不要写“英明领导”，根本没有领导，哪来什么英明呢？ 看了许多讨论发言，铁还可以炼。浪费是有一些，要提高质量，降低成本，降低含硫量，为真正炼好铁奋斗。共产党有个办法叫做抓。共产主义者的手，一抓就抓起来了。钢铁要抓。农林牧副渔，粮棉油麻丝糖药烟果盐杂，农中有12项，要抓。要综合平衡，不能每一个县都一个模子，有些地方不长茶，不长甘蔗，要因地制宜。不能到回民地区去买卖猪。党不管党；计委不管计划，不管综合平衡，根本不管，不着急。总理着急。无一股热气，神气，办不好事，李逵太急一点，可以感染群众，实在好，群众很欢迎。 有话就要讲。口将言而嗫嚅，无非是各种顾虑。这个我看要改，有话就要讲。上半个月顾虑甚多，现在开展了，有话讲出来了，记录为证明。口说无凭，立此存照。有话就讲出来嘛，你们抓住，就整我嘛。成都会议上我说过不要怕穿小鞋。穿小鞋有什么要紧。还讲过几条，甚至说不要怕坐班房，不要怕杀头，不要怕开除党籍。一个共产党员，高级干部，那么多的顾虑，有些人就是怕讲得不妥挨整。这叫明哲保身，叫作什么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我今天要闯祸，祸从口出嘛。两部分人都不高兴；一部分是触不得的，听不得坏话的；一部分是危险的。不赞成，你们就驳。你们不驳，是你们的责任，我交代了，要你们驳，你们又不驳。说我是主席不能驳，我看不对。事实上纷纷在驳，不过不指名就是。江西党校那些意见是驳谁呵！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有两条罪状：一个，1070万吨钢，是我下的决心，建议是我提的。结果9000万人上阵，补贴40亿，“得不偿失”。第二个，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推广之权。北戴河决议也是我建议写的。我去河南调查时，发现嵖岈山这个典型，得了卫星公社的一个章程，如获至宝。你讲我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是有一点，不然为什么如获至宝呢？要上《红旗》杂志呢？我在山东，一个记者问我，“人民公社好不好？”我说“好”，他就登了报。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你们赞成了，也分点成。但始作俑者是我，推不掉。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对，苏联也反对。中国也不是没有反对，照江西党校这样看，人民公社还有什么意思。还有个总路线，是虚的，实的见之于农业、工业。至于其他一些大炮，别人也要分担一点。你们放大炮的也相当多，如谭老板（谭震林），放的不准，心血来潮，不谨慎。关于共产要共得快呀，在河南讲起，江苏、浙江的记录传的快，说话把握不大，要谨慎一点。他是唱戏的，不然为什么叫谭老板。长处是一股干劲，肯负责任，比那凄凄惨惨切切要好。但放大炮，在重大问题上要谨慎一点。你说我不放大炮吗？我也放了三个：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炼钢铁，一个总路线。彭德怀同志讲的，张飞粗中有细，他说他粗中无细。我说我也是张飞，粗中有点细。公社我讲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要有个过程，当然那个过程，现在看起来，可能过于短了一点，我讲大体两个五年计划。要进到全民所有制，现在看来，可能要大大的延长，不是两个五年计划，而是20个五年计划也难说。要那么久？还是不要那么久？ 要快之事，马克思也犯过不少错误。我搬出马克思来，使农民们得到一点安慰。这个马克思，天天想革命快，一见形势来了就说欧洲革命来了，无产阶级革命来了，后头又没有来，过一阵又说要来，又没有来。总之，反反复复。马克思死了好多年，列宁时代才来。那还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马克思也有呵！（刘少奇插话：列宁也有，讲世界革命很快就要来了。）世界革命，那个时候他希望世界革命来援助，后头不行了，搞出一个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这在以前讲过吧？ （刘：是一国可以胜利，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没有讲。）一国可以胜利，到这个时候，不建怎么办？巴黎公社起义之前，马克思反对。季诺维也夫反对十月革命，这两者是不是一样？ 季诺维也夫后来开除党籍，杀了头。马克思是否还要杀头？巴黎公社起义爆发之后，马克思就赞成了。他看出这是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哪怕只存在3个月也好。要讲经济核算的话，划不来。我们还有广州公社，1927年大革命失败，等等。我们现在的经济工作，是否会像1927年那样失败？像万里长征那样，大部分根据地丧失，红军和党都缩小到1B10，或者还不到？我看不能这样讲。大家也是这么个意见。参加庐山会议的同志都诱导我例外地说有所得，没有完全失败。是否大部分失败了？我看也不能讲。大部分没有失败，一部分失败了。就是所谓多付了代价，多用点劳动力，多付了一点钱，刮了一次“共产风”，可是全国人民受了教育，清醒了。现在要研究政治经济学，过去谁人去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我就不读。斯大林的书（按指《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我读了一遍，根本没有味道。那个时候搞革命，搞什么社会主义经济。 唉，一到郑州，我就读了两遍，我就讲学，就有资格讲学了，不过刚刚在火车上读了两遍。我讲了两章，没有造谣吧。现在不够，现在要深入研究，不然我们的事业不能发展，不能够巩固，不能够前进。 如果讲到责任，责任在李富春，责任在王鹤寿，其他部长多少有点责任；农业部有责任，谭老板有责任。主要责任应当说在我身上。过去说别人，现在别人说我，应该说我。过去说周恩来、陈云同志，现在说我，实在是有一大堆事情没有办。你们看，“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中国的习惯，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我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我看是没有后的。一个大炼钢铁，一个人民公社。大跃进的发明权是我，还是柯老？我同柯庆施谈过。（柯曾在1957年12月上海党代会作过一个长篇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内容重提多快好省，要15年赶超英国，具有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大跃进”精神，极为毛赞赏，成为南宁会议的先华东1959年钢铁指标为600万吨，引起全国1959年指标全面高涨，也影响到1958年钢铁指标的变化），我要搞1070万吨，北戴河会议发公报，薄一波建议，也觉得可行。从此闯下大祸，9000万人上阵。始作俑者是我，应该绝子灭孙。补贴40亿，搞小土群，小洋群。“得不偿夫”，“得失相当”等等说法，即由此而来。我劝同志们，自己有责任的，统统分析一下，不要往多讲，也不要不讲，都吐出来。无非拉屎嘛，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今天不再讲别的，因为还要睡觉。你们要继续开会就开，我就不开了。讲了好久？不到两个钟头嘛。散会！ 曾经担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在回忆中说，我中午饭吃不进去。下午就开小组会，讨论毛泽东讲话。晚饭后，千不该万不该，又到小舟和周惠的住处去了。这当然是由于思想不通，满肚子意见要发泄，去找他们谈谈，平息一下情绪。小舟同我一样，比较激动。他怀疑毛泽东的这篇讲话，是否经过常委讨论。按照讲话精神发展下去，很像斯大林晚年，没有真正集体领导，只有个人独断专行。这样，终将导致党的分裂。我们都同意这种看法。周惠也感到毛泽东对一些问题的决定，反复变化太快。谈到斯特朗的谈话，她曾当面称赞毛泽东超过马恩列斯，而毛泽东没有答话。感觉多年来的顺境，毛泽东确实骄傲起来了。我认为毛泽东确是喜欢高指标的（这是我这一年多来的接触和个别谈话中，深深感觉到的），只喜欢柯庆施那样一些吹牛说大话、奉承迎合的人（柯是个手拿大棒，随时准备整人的人）。当然，谭老板放炮不准，但勇于负责，还是很喜欢的。黄克诚这样比较偏于稳重、多看困难的人，就很不喜欢。我又说，这样的讲话不是“翻云覆雨”吗？小舟也认为这个讲话，是“一百八十度转变”，使人转不过弯来。他特别激动，想三人一起到毛泽东处辩论一顿，急吵一顿也好。我认为从讲话来看，正在气头上，去也没法谈。于是小舟要去找黄克诚谈。这时，我倒有个心眼觉得这样去谈，不就变成“小组织活动”了？会授人以柄。周惠也不想去。但拗不过小舟。他拨通电话，黄克诚不同意我们去。由于小舟的坚持，黄克诚只好说：“你们要来就来吧。” 于是就发生了非常不幸的“二十三日夜事件”。 当然，黄克诚也是思想不通，心情极为沉重的。开完会回来后，他和彭德怀都吃不下饭，也都没说话。小舟将斯大林晚年的话讲了。说袁世凯称帝前，围着袁的那些人，专门印一种报纸给袁看，意谓毛泽东受了蒙蔽。我说了一句很愤激的话：他不能一手遮天。黄克诚劝我们不要激动，说毛泽东又不是慈禧太后，中央集体领导很好；自己有错误，多想想，可以作检讨。黄克诚最后劝慰我们，有意见还是当面去见主席谈谈。周惠很少说话。这样，我们才平静下来。小舟又谈了些湖南当前抗旱等一些工作问题。这时已经过10点钟了。将起身走时，彭德怀到黄克诚的房间来了。他们住在一栋平房的两头。小舟见彭德怀进来，即说：“老总呀，我们离右派只有30公里了。”彭说，着急有什么用。我见房内无多余的椅子，都站起来了，就催小舟：太晚了，该回去了。我们三人即走了出来。由于住处方向不同，我单独一人走了。回来看见小舟正在路边碰见罗瑞卿，向罗打招呼。 23日上午散会后，周恩来召几位副总理谈话，其中周恩来同彭德怀的对话很能说明问题，周恩来还在谈形势的困难，还在安慰彭德怀。 周：9000万人上山，1070万吨是一个革命。2700—3000万吨则根据不多，现在落实到1300万吨。 彭：我写的“有失有得”，是讲小土群这一点，只讲这一点。根本没讲小洋群。 周：把“失”放在前面是有意识的，应把落实同泄气区分开。 彭：1070万吨，脑子热了一下，他是有一份的，但总的路线不能动摇，而且他比较冷得早，10月底就冷下来了。这次会议，我为什么要写这封信供主席参考？我有个感觉，共产党有不敢批评的风气了，写个东西要字斟句酌，我实在忍不住了。 周：主席说了，基本上是好的，方向不大对。当然，他不指名，要注意，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你还没有反冒进那个情况，有那么个趋势。你到此为止，认识了，就是了，这个批评也很好。 彭：共产党里不能批评，这违反共产党的基本原则。 周：钢、铁、煤的计划不能完成，比较紧，还有运输是个大问题。木材、化肥、粮食继续紧张。更重要的是基建。还有机械、财政、金融、外贸……上海的煤只有7天的储备。6个月的存粮只有310亿斤。去年增加了2080万人。按“一五”经验，1元货币比9．6元物资，市场就正常一点。1956年，1∶8．8就紧张了。 彭：这些情况为什么不到大会上讲一讲呢？ 周：开始就讲这些困难，像诉苦会了，误会成泄气不好。 周：这是方法，不是1956年犯的反冒进的错误吗？当时是冲口而出的，没有准备好，跑到“二中”全会讲了那么一通。应当吸取教训。今年你代替了我了。其实，你有鉴于我，还写了总路线基本正确，没写“冒进”字眼。但我那时说话，也是这样两方面都说了的。 在7月26日的小组讨论会上，张闻天再次做了检讨。他首先还是重申，参加庐山会议以前，“对党的总路线的正确，大跃进的伟大成绩，以及缺点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向来是没有怀疑的”。然后谈到，参加庐山会议后，逐渐有些不满，是因为感觉到：似乎有些同志只是喜欢讲成绩，一讲到缺点，就要讲成绩；一讲缺点，似乎就对“大跃进”的成绩估计不足。经过同志们的帮助和自己反复考虑，才认识到主席提出这个问题很深刻、很重要。”可见，张闻天思想的转弯受着外部的巨大压力和内心的痛苦折磨，但他这时还是没有“上纲上线”地责备自己。只是检讨说：“对某些同志们怕讲缺点，怕自我批评的疑心，是不合实际的，是不对的。”“有些缺点和问题，是有那么一些事情的。但是我片面地强调了或夸大了这些缺点，使人得到印象是问题很多，成绩不大。事实上，我所提的许多问题和缺点，许多已经解决，有的正在解决，有的正要去解决。根本无法解开这些‘为什么’，只好归结：对“大跃进”伟大成就估计不足，对总路线还有某种程度的摇摆，积极支持不够，干劲不够，表现不够坚定。”他承认：“主席说到立场问题、动摇问题，我是有这个问题的。” “看到了我的问题，我也就想到彭总的信，也是有这个问题的。 我认为主席在这方面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张闻天提到错误产生的原因：首先是没有直接参加“大跃进”运动，对群众的思想感情体会不深，对国内当前的主要政治动向认识不清； 其次是由于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教条主义，夸夸其谈的老毛病还没有完全克服。在结束检讨发言时，张闻天表示：愿意撤回在上次小组会上带有错误偏向的发言。 黄克诚（在第五组）作了检讨。他说，自己19日发言的缺点，还不在于多讲了已经过去了的缺点，而在于对当前党内思想的主要危险完全没有涉及，根本原因是嗅觉不灵。听主席的讲话，受到极大的、深刻的启发和教育。 周小舟在第二组，直到27日，他才作长篇发言，他的“觉悟”较慢，他仍较多地回顾去年湖南的具体情况。因此，人们频频插话，柯庆施更不断质疑，追问小舟对彭德怀的信的看法。小舟则讲他对总路线从未动摇，也没有在困难面前低头，自问没有把三句话割裂开来，主席讲话，自己毫无思想准备。对彭总的信，原说总的精神是好的，同意的，某些提法、词句可以斟酌。听了主席讲话，才认识到是方向问题，立场问题，才感到这封信是不对的。最后承认上次发言是错误的。人们对周小舟的发言极为不满。 23日之后，彭德怀就再没有到餐厅同大家一起吃过饭，他的心情自然非常沉重。23日晚上散步时，他遇到聂荣臻，聂荣臻问他对毛泽东讲话的感想，他说：“是非曲直由人断，日久自然明吧。”这是他对过去许多历史误会一贯持有的态度。 聂荣臻劝他认真考虑，要作检讨，对党有利。他反复考虑，毛泽东讲得那么严重，不作检讨是不行的，否则弯转不过来。谈到写信的事：“开初，对把信印出来有点不高兴。我曾想：我与主席是学生和先生的关系，这封信是写给主席一个人看，请他指示的，如要印发作为意见书，我就要仔细斟酌一下。晚上想想，发下来，作为反面教材有什么不好。另一方面，也暴露了我自己，让大家斗一下，把模糊的东西搞清楚一点。争论印不印，是不对的。我的这封信，印出来有好作用，也有坏作用。当然，由于有毛主席的领导，是不会发生这种情况的。信中缺点写得很多，缺乏分析，意思没写清楚，不是因为仓促，是思想方法有问题。”彭德怀还说：“为什么写这信给主席？我这个人是旧军官出身，有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容易犯上。有了那次教育，对此有所警惕，所以有一些想法就写信给主席。” 彭德怀请了两天假，反省过去的种种问题。尽管内心矛盾重重，26日，他还是违心地作了检讨，承认思想方法上有片面性，信中对如何肯定“大跃进”的成绩，以及研究经验教训的看法，是有错误的。他说：“我写这封信时，是希望在这次会议上能够深刻地研究和总结一下经验教训，使我们的建设工作搞得更好一些。这是出发点和动机，因而就过多强调了困难和缺点，对于全国情况缺乏具体分析，提出了一些错误的看法。我的思想落后于实际，对全国情况了解甚少。当时只感到截至13日的小组会中，对经验教训探讨得还很不够。从会议的《简报》上看不到反面的意见。空气有些沉闷。 思想上有点急躁情绪。担心有些缺点可能要重复，不利于今后的跃进。为了提请主席注意这一情况，就在13日写了一封给主席参考的信。那时又听说小组会在15日就要结束，使我心情更加急切。我感谢主席的严正批评，纠正了我的错误。” 他坚持说：“这封信，当时考虑只是供主席参考用的。信中不合逻辑、字句不妥之处甚多，提出了一些问题，也没有交代清楚。如信中的‘有失有得’，‘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紧张，是具有政治性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等提法，都是不妥的或错误的。”他最后说：“这次会议意义十分重大。对我教育很大。现在会议快要结束了，建议会后收回我7月14日给毛主席的信。存入中央档案，作为我今后思想检查的资料。” 彭德怀发言之后，在场的朱德放下心来，宽慰地说道： “彭总发言的态度是好的。我相信他是畅快的。彭总的发言中有一句话，‘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是农民意识。在座的天天向前进，哪有不改的。大家对彭总的批评是对的，彭总今天对大家的批评也比较听得进去了。过去就谈不进去，谈起来就吵。我相信经过这次会议，统一了思想，统一了认识，就不会把错误当成包袱背起来了。” 可以说，当时大家把事情看简单了，都以为只要当事者基本承认了错误，问题就可以告一段落，还以为会议就快结束了。殊不知更大的风暴，更激烈的“阶级斗争”、“你死我活”的斗争还在后面。 彭德怀后来在笔记中追叙了当时的心情：“7月26日。我出席了小组会。对我7月14日信内‘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作了检讨。主要说明这个提法是对革命群众泼了冷水，对浮夸风吹遍了各地区、各部门、‘比例失调’，也讲得严重了些。其实这些检讨是言不由衷的。”“我在小组会上作了言不由衷的检讨之后，心情十分不安，多么难过呵！真像万箭穿心似的。” 他的难过，并非个人得失，而是担心这样下去，对全国经济形势的发展，将会产生更加严重的后果。他真想再去找毛泽东当面辩论一次：当前形势决不是什么一个指头的问题，切不可由于他作了检讨，而放松对缺点、错误的纠正。由于主客观悬殊之势已成，他也只能这样想想而已。这些思想痕迹，他都在后来追忆的笔记中保留了下来。彭德怀万万没有料到的是，26日的检讨如万箭穿心，今后还必须作比这更十倍违心的检讨呵！ 7月31日和8月1日开了两次常委会，两次常委会都由毛泽东主持，参加者：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以及彭德怀、彭真、贺龙，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四人旁听。7月31日上午10点50分开到下午5点，8月1日上午10点开到下午5点，中午没有休息，吃的包子。地点在毛泽东住处的楼上。这两次会议，为彭德怀的“错误”性质定了调，算彭德怀的历史总帐。 前一部分，毛泽东漫淡上井冈山以后，几次历史路线，军事斗争情况。 彭德怀：出乱子时担忧，有个思想方法、立场、屁股坐在哪一面的问题，信中所反映的是局部问题。 毛泽东：失、得之说。反映灵魂深处如何？（又回顾了党的历史上的几条路线。）小土群方针，不伤心。9000万人上阵炼钢，比6000万人要好。有一点损失，我也一点不痛心，横直没有经验。从根本上说，是得多于失。没有失，哪来的得？ 总的失少得大。9000万人上阵，表明了它的全民性，建设速度大大提高了。军队靠纪律化。每个单位都去责备，不能解决问题。总的估计是：胜败兵家常事，尤其是打败仗之后，要鼓励，不能泼冷水。否则官兵都不满。我就打过好几次仗，如水口战役……所谓败仗，就是说没有解决战斗。立三路线，要打南昌、打九江，说要切断长江。长江又如何能够切得断？周以栗来，厉害得很。 彭德怀：王明博古路线，1934年一二月间，我自己就已经转过来了，认为仍旧由老毛领导好。这是过去事实证明了的。这话我同黄克诚说过。 毛泽东：抗战时华北局受长江局领导，你是听王明的话。 李立三多长多大，你也不知道，我是知道的。 在几次路线中你都摇摆，由于挨了整，心里恨得要死，今后也很难说。 （彭德怀插话：我61岁了。） （我的记录本的顶端记有毛泽东以下一句话：杀猪放铳，记忆深得很。〔这大概是指彭德怀当年缺乏建设根据地的思想〕） 毛泽东：你彭德怀不愿去落后地区，不愿上山。1956年跃进很有必要，但同时也必定带来各种不协调。 彭德怀：我对此领会不深。（林彪插话：难鼓易泄，泄了便难鼓。） 毛泽东：虚气要泄，鼓实气；在鼓气之内，前途光明，暂时回家。 周小舟：并不是出气问题。 毛泽东：谁笑在最后，谁笑得最好。不能说湖南没干劲。 彭真：湖南的干劲后一步跟上来。 毛泽东：湖南工作不错。可是政治、情绪上感觉压抑，同大多数省情绪不同。讲点苦水，即被攻击，感觉有压力。不许人家讲话不好，高干会嘛。开会方法要改变，不能压来压去，（昨天大区区长常委会也谈了。大会我只讲了15分钟，没气力了。）这是不正常情况。 彭德怀：批评陶鲁笳有品质问题（指陶在小组发言，支持彭德怀的信，后要求修改发言稿），伤感情。我61岁了，不要紧，耳已顺了。 毛泽东：胡琴拉得太紧，弦要断。文武之道，一张一弛。 弛就是右倾、保守。弓箭时代，弦要解下。开弓如满月，箭发似流星。拉紧不能太久。文武之道，是辩证法。休息两天，换换空气。不要一句话不对，就是什么什么。要容许申辩。思想不通，服从组织，实行党章很不容易。（有人插话：闲谈总有走火的。）要听对方意见。 彭德怀：我讲话都要先写了个稿子，怕讲错了挨整。 毛泽东：（面对着彭德怀说）我同你的关系，合作，不合作，三七开。融洽三成，搞不来七成。31年，是否如此？ 彭德怀：政治与感情，你结成一体，我没有达到这个程度；你提的那么高，我还没有了解。跟不上，掉队远，这种分歧多。许多历史事件，我一生无笔记，文件全烧了。对立三路线我是动摇的，1929年曾向中央写万言报告，主张建立罗霄山脉铜鼓、万载间根据地，向南昌包围。 毛泽东：王首道那么小个，攻得好厉害，那么大神气，要打长沙（第二次打长沙），不赞成的就说是机会主义。 彭德怀：他们要打武汉，我赞成根据地建立在铜鼓、万载之间。 毛泽东：湖南是吴尚，地方武装很厉害，江西是朱培德，你也喜欢江西。 彭德怀：去打武昌，无法渡江，后来转打岳州后，乘虚攻入长沙。上井冈山同红四军会合，我在五军讲话有决定性。 同四军会合后，我当副军长，没有急论。后来三军团，内部不纯，没有经过古田会议整顿。我入党是1928年，原以为党内纯洁，这才知道党内有名堂。当时的争论，使得腾代远哭了。统归一方面军时，三军团内部有分歧，我是少数派。打吉安、九江，我并不太积极。要我负责找渡船，其实军团有人说，过赣江是右倾路线；我说先过了，再急论，我一个人也要过。在平江时，有人问：何时革命胜利？我说：胡子白了总要胜利，因而挨斗。张辉瓒搞反革命布告，散传单，“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我断定是反革命搞的。我没有整套的战略思想和策略方法，现在难学了。主席过去曾经送我两本书，《“左”派幼稚病》和《两个策略》，批语都已记得，一直带着。（接着又谈打赣州事）。 毛泽东：镇压反革命，杀100万，极有必要。1957年右派进攻，反了右派，反造不起来了。打蒋介石10年，打红了眼；抗日一来，蒋介石突然漂亮了。不知道这是暂时朋友、不久以后的敌人。 林彪：平型关吃了亏，头脑发热，是弼时作的决定。 毛泽东：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内有国，蒋、日、我，三国志。三个师只32000人，号称4万八。当时打大战观念转不过来，本应该分散发动群众。 彭德怀：百团大战后，才搞武工队。这一仗是帮了蒋介石的忙，但以后整伪军有好处。华北会议，斗了我，以后对守纪律比较注意。我入党以后是赞成统一的。“张飞”这个绰号是主席取的。在团结知识分子方面，看作关公投降，无礼貌。在敌我竞争中，我是坚决的。思想路线容易动摇，马克思主义没有学通，盲从也不行。我是是非各半的人（同主席关系对半开），有农民的无政府思想，叫“主席”都不习惯。 到北京后，跟主席处打过八九次电话，找不到，面谈机会少，得不到具体帮助。多年养成孤僻性格，无事不登三宝殿。 毛泽东：抗美援朝，如果打败了，哪一天我也可以打过去，这样主动。另一决心，建立在南朝鲜伪军身上，美国军火力量也调查了一下。方针应以大打小，集小胜为大胜，持久战。斯大林反对这个方针，要求大打。我们吃小仗饭，吃伪军饭。 彭德怀：为了打汉城，追向南朝鲜这事，同朝方有很大争论，争了一晚。 毛泽东：抗美援朝，对朝鲜三原则：尊重朝鲜人民，尊重朝鲜党和金日成同志的领导。他们路线正确：打击美帝国主义，建设社会主义，讲国际主义。 彭德怀：这次我向主席写的信，强调了局部缺点。 毛泽东：总路线有所修改，你还满意的。照信的后部分估计，前部分是动摇的。 彭德怀：我对土高炉的损失有点顾虑。 毛泽东：你说发表你的信你不高兴，不一定吧。写这信的目的在于争取群众，组织队伍。（林彪插话，完全同意这个看法。） 彭德怀：《内参》有影响，对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看得较重。 彭真：国际上，兄弟国家不谈公社，就是对我们的怀疑。 毛泽东：多次重要时期，你从没有写过信，为什么这次要上万言书。挑拨性的话要顶回去。一个山头内部说话融洽。 山头主义，旧寨主思想。这一回反映了你对待困难的态度问题。 彭德怀：过去在江西时，对中央也上过万言书。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要有思想革命。 毛泽东：会议交换意见，取得认识一致，要有个过程。 彭德怀：我这次的事，同过去有联系，要搞通。群众起来之后，如何保护其积极性的问题，认识很不够。抗战时华北的群众运动，三次都是反右开始，反“左”结束，冷冷清清。片面性同立场有关，出了点乱子就动摇，要慢慢深入，弄清思想。 毛泽东：别人意见有讲得不对的，要硬着头皮顶住。 彭德怀：重温教训很重要。（接着毛泽东又讲了中国农民容易合作化的道理。） 彭真：去年公社化等不到由点到面。 彭德怀：一定说我代表中农，难以接受。还是对农民，老贫农，9000万人上阵发生的问题，出了点乱子，不可避免的偏差、缺点等，看得过于严重。一定要站在保护的立场，采取保护的态度。这是教训。 毛泽东：罢工失败了，不要批评，不要泼冷水。《内参》不可不看，决不可尽信。有人民大学林希翎事件为证。《内参》是专搞黑暗的。 8月1日常委会，仍然大多数时间由毛泽东讲话，进一步清算彭德怀的历史总帐。毛泽东讲的内容很广泛，从江西到庐山，从军事到哲学，从马克思到列宁，几次路线斗争，等等。彭德怀在谈到一些历史情况特别是关键问题时，有不少对话。周恩来只讲过一件事，他们一起同斯大林谈话后，送彭德怀出门时，斯大林跟彭德怀说过什么话。刘少奇也只问过，长征时在三军团一件不关紧要的事，直到最后才讲了一篇话。彭真解释过延安整风时，平江暴动士兵委员会成员受审查事，表示歉意。 第一个发言的是朱德，态度比较温和，只是就信的内容而谈。当然，没有“击中要害”。还没有讲完，毛泽东即将腿抬起，用手指搔了几下鞋面，说：“隔靴搔痒。”弄得朱德脸一红，就停止了发言，直到散会，只是最后讲了几句。接着是林彪发言。林彪是7月17日上山的，当然是搬来的“救兵”。可能已决定让林接管军委工作，但这次会上还没有同意彭德怀辞职。林彪开始只讲了几句话，可谓“击中要害”。为整个即将召开的全会和斗彭纲领定了调子。 林彪说，彭德怀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冯玉祥。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谁也不要想当英雄。他讲这几句话是声色俱厉的。 毛泽东：无动于衷，不懂世事，麻木（这几句话大概是对朱德发言“一般化”说的）。收那么点材料（指彭德怀的信）。李锐怕“湖南集团”，我加入。（对彭德怀说）老死不相往来，这么多隔阂。结疙瘩要解开，办法是谈开，倾箱倒柜而出。整人，目的是要三五七天睡不着觉，不触及灵魂深处不行。中央苏区整我，也睡不着觉。整我狭隘经验主义，山上无马克思主义，这是第一次反“围剿”后，我们这些人早几天也在城市的，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毛土包子，是毛派。整狭隘经验主义，给我很大刺激，因而读了几本书，到后来说我一贯右倾，机会主义，这是政治结论。 （对彭德怀）交心要交足。你通不通？不通，以后再通，我们不是苏联那一套（指党内斗争），我们有自己的一套。 你这个同志（指彭德怀），经验主义，承认的？我的“狭隘经验主义”称号，是任弼时加的；对我有很大帮助，读了几本书，很感谢他。基础不懂，必出乱子。你是另一种世界观，经验主义也是一种世界观、方法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首先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客观世界决定主观世界。客观世界是第一性的，客观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不受人的意识影响。精神是第二位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用于社会，即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两个对立面相统一，人与工具，劳动力与生产手段，构成生产力；生产力再和生产关系统一。生产关系有三部分：所有制，人们相互关系，分配关系。（对彭德怀） 你这个同志事务繁琐，事务太多。我也如此，读书少，后来养成读书兴趣，一拿就是历史、小说、笔记，这些较柔和。理论书太硬。《政治经济学》我就没读过，陈伯达也没有读过。 要养成读书习惯，各种书都读，包括文学、历史、法学、心理学、李森科、摩尔根。李森科又恢复名誉（赫鲁晓夫吹的），不能不预防它。政治局委员不懂些理论，做工作难。你这个同志，世界观是经验主义，非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又名宇宙观、人生观、社会观，总名历史唯物主义。有社会世界，还有自然世界。辩证唯物主义讲自然世界。物质世界包括人类，统名客观世界。开始从自然世界起，然后形成统一，客观主观对立应用于人类，就有了历史唯物主义。 （谈到这里，刘少奇进来。） 我说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基础不懂，经验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敌对体系。你如果承认是经验主义，那就是同马克思主义敌对，是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现在好像讲经验主义舒服点。但这是宇宙观、方法论，不好随便承认的，但还不知道经验主义是何物，以为做点工作，有点经验就叫经验主义，但在哲学体系上，并不是这样理解了。不懂得经验主义是指马赫唯心主义经验论。 （彭德怀又谈到江西时，主席送他的《“左”派幼稚病》和《两个策略》两本书，至今还保存着。） 这两本书是阶级斗争作品。阶级斗争是历史唯物主义范畴。从古代讲到现在。这是历史唯物主义。推翻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是近代的事，又是一门学问。 马克思、列宁是闹独立性的。马克思从青年黑格尔派分裂出来后，同资产阶级哲学决裂，创造了无产阶级的哲学。列宁领导下的社会民主党从第二国际中分裂出来。这种独立性是必须闹的。第二国际变成资产阶级政党，是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如果我们现在闹独立性，则是同马克思主义政党闹。党即使有错误，也是部分错误；即使有路线错误，也应采取合法态度。历史上党同陈独秀、罗章龙、李立三、王明等作斗争，都是合法斗争。王明路线一定时期在党内占优势，我是少数派，保留意见，服从组织，严格执行组织纪律。 你（指彭德怀）不那么严格，党性、组织观念、纪律观念差。 你有个理论：为了革命。多次听你讲过，井冈山时期，一二三次反“围剿”都听见过；有利于革命，专之（专擅）可也。 如打朱怀冰，不可能请示，没有办法，专之可也。各根据地除重要问题外，次要问题不必事事请示，不必应当统一。特别是发生争论时，领导集团意见不对时，只好自己吃苦。在中央苏区，一个谣言，想开除我党籍，开会时捅进去。当几个月民主人士。写信给中央，开除党籍不对，现在何等时候，讲不清楚，不要开会。后来遵义会议，是合法斗争。四与三之比（指通道会议到黎平会议间的争论），洛甫、王稼祥做了好事。洛浦是理论家，这次犯错误。洛浦那时几次动摇，后来被说服。从遵义会议到七大，用了10年时间，政策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否则转不过来。杨家岭大会，陈奇涵建议不要选王明、博古。还有王盛荣的提民（王明、博古宗派）。但不选王明，势必团结不起来。洛甫、任弼时解除武装，靠《六大以来》、《两条路线》，《两条路线》一摆出，即解除武装，那些文件我许多没有看过。会理时期，华北时期，（对彭德怀）你闹独立性，有电报，重大问题自己干自己的，可执行可不执行。可执行者，自己意见同上级相同的；不执行者，即不相同的。（谈到会理会议时，因当事人面对面，林彪不能不说实话：他当时写信给中央，要毛、朱、周离开军事指挥岗位，由彭德怀指挥作战，事前并没有同彭德怀商量过，与彭德怀无关。这使彭德怀得到安慰：总算澄清了20多年的一个误会。）洛川会议做了决议也不服从中央方针，到华北军委分会另发指示。军委是一个部门，不能闹独立，不服从可以申述理由；何况华北军委分会作的是根本违背中央方针的决定。我对军分会小册子批的话，首先给彭看，后给王明看，讲文件本身责任由军分会负，总而言之不对。解决党内问题，一万年都要讲合法方式。没有铁的纪律，无产阶级的任务不能完成。这是一条规律，写在《“左”派幼稚病》内。如何能形成铁的纪律？列宁讲了三条；一条是政治路线正确，打败仗就难说了。一条是善于联系群众。你跟人的关系搞不好，10个元帅，除自己外，都对你有意见，工作怎能作好？对于元帅，你如此看待：一个也不佩服，不在眼下。哪个在眼下？10个大将更不在话下。这种观点同马克思主义政党、阶级斗争、党的学说格格不入。党的内部关系、党与人民的关系，你没有搞清楚，解决的办法只一条：自己革命。你说：一半对一半（毛泽东说，同彭的关系三七开，彭德怀坚决不同意，说对半开。），总有点功劳。就搞这一条，你多次讲过，为了革命，专之可也：决策不请示。各人都用此理论，那怎么办？现在有无线电、电话、汽车，还可以步行、骑马嘛。封建时代，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因相隔太远，遇紧急措施，专之可也。马援打常德五蛮、水苗，年老了，一定要打，害了病，毫无办法，少数民族厉害得很。汉兵无纪律，内部矛盾，次之间，硬无办法，只好妥协。用皇帝诏书宣抚，讲和，赦免。洛阳太远，假传圣旨。这种事可作，所谓矫诏。对此历史家有各种评论，可以，不可以。没有可能请示时，可以矫诏，用上级的名义。 同在北京城，10年9次电话，1年不到1次。我的责任是官僚主义。比较注意及时或隔一时间答复。9次无下文，我有我的不对。积9次，老子跟你不往来（彭德怀插话：你可以写个条子）。条子也是个办法。黄克诚两次想找我谈（在前两天毛泽东找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谈话时，黄曾谈到，南下湖南前在北京等候，两天请毛泽东约谈话，终于没能如愿。），没有下文，这是我的责任。香山住3天，有些忙，应当通知你再等一下。我毛病不少，警卫员说未起床，睡着觉，你于是拂袖而去。闽西时我有责任，那时个别谈得少，公事公办，好像一切真理都在我手中。别人讲得不多，违反原则事即斗，必须立即当众回答。横直公事公办，那时方式太生硬。后来慢慢学会一条：谈话。现在方法又少了。谈话，小型会议，像这次庐山会议，少了，要么大型会议。华北座谈会几十人，事先没有好好谈谈通。在延安劝过贺龙，跟一些将军搞不来，互不喜欢。向他建议，办法是沿门拜客，如伯承、德怀、林彪、徐向前，他都拜了。灵得很，沿门一拜，是个好方法。我也不沿门拜。延安也拜过，如少奇回来，我拜过。到北京，做大官，不拜了。也有难处，10人拜5个，其他5个不高兴。总司令全拜，10个人都拜。后来就官僚主义，一个都不拜。（彭德怀：我也一个不拜，孤僻。）不交换意见，跟你谈过，孤僻，林彪更孤僻，贺龙好些（彭德怀：贺、叶好，林也好些。我无事不上三宝殿）。积了许多问题、疙瘩，互相不通。许多形式主义，召集开会，由我包办。应开这样的会，有开腔的可能；腔不开，有老办法。人一多，讲问题去了。今天这样的会就好。 韩进（抗战时在华北局工作，作过彭德怀的秘书）跟你写一通，是封建主义思想，用你的名义发表申明。讲统一战线，“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讲自由、平等、博爱，教育宗旨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是旧社会流行的成语，是封建主义骗人的，从古以来未有过的事。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犯法不同，哪有什么同罪？这是不懂历史唯物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也不懂。孔夫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是在同一阶级朋友之间适用，对立集团不适用。原则恰恰相反：己所不欲，要施于人；求生存，扩大，这是己之所欲，难道要资产阶级也扩大？恰恰相反，己之不欲，自己不生存，不扩大，自己消灭，当然不是，要扩大，而且施之于人，不愿国民党扩大，准备条件消灭之。对民族资产阶级亦是如此。公开讲有条件，给定息，让做事。罗隆基听不进去，发火了，1957年发了“五·一”整风指示，“梁上君子，皮已不存，毛将焉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买办官僚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也将灭亡；经过合作化，三大改造，剩下不多了。皮已不存。知识分子靠那五张皮吃饭，毛乱飞，到梁上变君子，栽秧一样栽毛，国有制，集体所有制。天天梁上君，听过之后，右派猖狂进攻。 说未打招呼，我是多次打了招呼啊。 你阶级分析也不会，此次错误，也是不会这一条。如三亿五农民、一亿五老贫农，总数占70％。一亿五较贫苦，9000万人炼钢，也有老小上阵，主要是男女劳力壮丁，牵动人可多了。 昨天讲的有不妥当。讲“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你主要是向着中央领导机关，并非向省，更不是向群众。这是我的观察。讲“得心应手”这话，是指领导机关，其实讲这个，锋芒是攻击中央，你不承认，也可能承认。我们认为你是反中央，是准备发表了，以争取群众，组织队伍，按照你的面貌改造党和世界。我的经验主义、宇宙观、世界观，你的政策，同我们是两个政策：要修正总路线，你想搞另一个，还没有提出来。你的方法是，信的前半部分说总路线正确，其实毫无感情，全部感情在后部分。就是说你这人有野心，历来有野心。你的说法，是说过参加革命做大事。说我是先生，你是学生，这都是客气话，先生，学生，是讲集体、劳动人民是先生。尊劳动人民为先生的思想，你没有建立。华北群众运动三起三落。刘建勋讲的很好，是马克思主义的。小舟的话闪闪烁烁，马克思主义不多。 历来要用你的面目改造党、改造世界。有各种原因，没得到机会。这次从国际取了点经（不能断定）。首先是去年冬天郑州会议你未参加。武昌会议，乱子一出，出去考察，到了湖南。3个月共产风，比例失调，只发现在农业、轻工业。 至于重工业、基建方面的问题，到上海会议才暴露。上海会议重心批李富春，捎了你一句。去年八大二次党代会讲过，准备对付分裂，是有所指的，就是指你。总司令可能闹乱子，但他只是个招牌（组织不起队伍）。我同你历史关系，这么多次，你每次动摇，昨天朋友，今天敌人。根本不认识，就跑过去了。李立三照片都没见过，后来追上来，新来乍到。这回重心是彭，不是总司令，总司令这回态度好。 我66岁，你61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很多同志有此顾虑。 6亿人上最高明的是你，（说我是）先生（你是）学生，是假的。我们的合作是三七开。（一、二、三次反“围剿”，反张国焘，抗战，解放战争合作。）但整个抗战八年，难讲的合作。其它时间你独立自主。个别原则问题，如对朝鲜劳动党关系，有次战役，电报打了（战役已开始），照你的办。（这时彭德怀插话，讲到朝鲜战争5次战役教训是听从主席命令。）总起来看三七开。英雄所见，大体略同，合作大概是这种时候。历来觉得你这人大可改进，能同张国焘比，是劳动人民出身，有阶级基础。立三路线闹别扭，一了解，我们一拍即合。朝鲜战争谈得来。北京军事整风（整萧克、粟裕），找我谈，并没冲突起来。有时互相客客气气。萧克的事合作很好，这因为跟你有利，需要帮忙。（彭德怀：这不是我个人的事。）你是军委负责的。这几个同志犯大错误，应予处理。 这回萧克、粟裕可能有功，他们发言权不多。 基本话这是这些。不能强加于人。你可能接受那些哲学基础，那是虚的。特别是野心家难以接受。以自己的面目改造世界，这是一个侧面；另一侧面是可以改造，要把这一面扩大起来，洗脑筋，错误的东西慢慢刮掉，刮起来不容易，很痛。“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要做到这一条，这句话源于齐景公的一则故事。齐景公70岁了，小儿子七八岁，同他玩耍，学牵牛、拿条绳子。娃娃拉一端，齐景公用口咬住另一端，小孩子摔了一跤，齐景公掉了几颗牙。“孺子牛”故事是这么来的。 彭德怀：出国，实在不想去。国防部长也不想当。说我出国搞了资本吗？（毛泽东：闻了人家对大跃进、公社看法的气味。）在罗马尼亚见了国防部长，我谈了公社是集体所有制，还有少数个体所有制，五保户（还有超支户、分空户）。谈了分配制度，喂鸡属个人。他们了解，但担心共产。罗国防部长来过中国，谈话时大使参加。除此以外，都撇开了，没谈。 在保加利亚谈，说对他们有帮助的，手施人畜肥。他们地多，气候好，有粮，对方也是国防部长。有关政策问题只谈这些。 昨天一谈，心情也不大舒服。出国每天宴会，也不愿讲话。 我那封信，有两方面不成熟：说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工农等几种关系，是政治性向题，并没有把握。写信时，没有同任何人商量过。（7月23日后的小组会，都追问写信是谁帮的忙，主要怀疑周小舟。彭德怀最怕牵连别人，一直坚持说是他一人连夜写成的。）开始是写主观主义，片面性，从哪里来？小组发言也是谨慎的，正需要鼓劲之时，因此信的作用不好。对局势，我是乐观的，信的前一部分也有感情。你看出右倾苗头，我看是乐观派。过去经验，应好好总结。乐观还是悲观两个角度看局势，这是我们之间的距离。（毛泽东： 信公开发表，所有反动派欢呼。）信是交给你的，觉得会议就要结束了，写个信，此件请审阅、批示。我写信原意是，有无参考价值，请斟酌。 毛泽东：此话不真实，张飞是我封的。你认为不好说的，你不交心。一个心交，一个心不交。人们只看到你简单、坦率、心直口快，初交只看到这一面。久了，就从现象看本质。 弯弯曲曲，内心深处不见人。人们说你是伪君子，像冯玉祥。 真伪不矛盾。不能全部假，对敌斗争是真的。心中很严重的东西不拿出来。 彭修怀：上海会议是观察时期。西藏问题一来，搞西藏去了，这是真事。平时琐事多，忙于事务，大事确未考虑听听报告而已。 毛泽东：观察从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开始。 彭德怀：武昌会议我有书面发言。 毛泽东：逐步形成你这些纲领。你不是乐观，是悲观的。 彭德怀：过去的事可检查一下。以守代攻，出师有名。 毛泽东：当前突出矛盾是什么？共产风，指标落空，项目下马，浮夸风，这些都已解决。现在是另一种论点取而代之：越少越好，是新的右倾在发展。言为心声，你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照信的后部分讲，领导与党就不行了。你要打无产阶级的旗帜。 彭德怀：我是直接写信对你讲的，没有搞非组织活动。 毛泽东：有右倾活动。 彭真：你在西北小组讲，人人有责，包括毛主席，个人威信不等于党的威信。毛主席的话乱传一气，盲目服从。说到处第一书记挂帅，削弱集体领导。1070年万吨的指标是个人决定。说下毛毛雨，送材料又不看。这些箭靶子射准？ 毛泽东：你这个人拉拉扯扯，一打一拉。没有看见？小舟，你上了当，搞合股公司，拉过去了。 周小舟：我对彭总说，有意见，应同主席谈，但莫起冲突。讲了三遍，不能起冲突。 毛泽东：你还说不是。散布空气，无民主自由。我们讲了9个月，批判了9个月。你们批判的那些，难道超过了我们讲的？放卫星好，放了许多假卫星，还要放的。大放假卫星，有极大好处，无假哪里来真？有假卫星，才有真卫星。真理与假理比较，才有真理。无谬论，哪有真理？ 彭德怀：百分之九十九你对，也有一回不对。为了带好兵，挨骂，过去了好多年，还记得。（这大概是当年江西反“围剿”打仗初期的事。）小资产阶级意识，黄克诚批评我对主席有成见。华北会议批评，忍了几年。 毛泽东：邓小平在你面前有顾虑，对你并非没有意见。 彭德怀：小平几次不当军分会主席，说我有英雄主义。 毛泽东：是说资产阶级英雄主义。无产阶级英雄主义是好。个人英雄主义很危险。野心即出在这里。拉拉扯扯，一打一拉，要组织队伍。 刘少奇：李井泉也感觉你在拉他。说四川没放卫星好。 彭德怀：问题提出后，先打后拉，先拉后打，旧军阀的办法。 贺龙：对主席成见深，信中有历史成见。 林彪：发泄积愤，市场也不大。 毛泽东：是否小舟永远被拉过去，看小舟的态度，这个人不觉悟，“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紧张”他都接受；“得失相当”，“左难纠”，这就是没有马克思主义观点。小舟，你马克思主义观点少一点。这是对领导，不是对群众说的。有些事你不知道，信的目的何尝不知道，可以原谅；同意纲领不简单，是气味相投；什么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是几亿人民的群众运动，此乃马克思主义。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你不知道？我同省委书记，同任何一个人非议过彭德怀没有？同我讲彭不好的，统统挡回去，要当面讲，不当面讲非英雄豪杰。如罗瑞卿，要当面讲。 周小舟：联系过去那些历史看，我不了解彭过去如何对抗。同意他的信，是我思想幼稚。 毛泽东：重点在此，思想有共同性。 周恩来：方向是以总路线进攻，站在右倾立场，信的锋芒指向总路线。 毛泽东：出18个题目，就是要总结经验。不能畅所欲言，就是湖南派；7月20日组长会议上，反映有同志说，现在不能畅所欲言。有人对彭信，23日前没有表态，只对常委谈。他们对大炼钢铁、公社化、比例失调不满，可能比你们还多。如计委，从不下毛毛雨，四时八节逼着签字，10年改不过来，横直不让了解情况。 林彪：“小权集中，大权不放。”人家就是这样形容军委的。 毛泽东：大权分散。参加中央的会，等于没有参加。周瑜是政治家，程普开始不顺从，他是老将军，同当右军都督。 你为何不能容纳这些元帅，无非乱中求治，（贺龙：元帅老的还交换意见，并不是拆你的台，大家扶起来。）没有周瑜那种气概，年龄比周瑜大，经验也多。其他元帅经验不见得比你多，也没有程普那么老。元帅团结在自己周围，疙瘩解开。8个元帅有意见。也不能搞倾盆大雨，发生逆流。（彭德怀：发脾气多得很）。（周恩来：想用此压服。）对别人要求民主，对自己要求独裁。“共产党不是毛氏宗祠”。（按，此语是毛泽东当年对毛泽覃大发脾气，要打人时，毛泽覃说了。——几天前，同周小舟、周惠、李锐谈话时，毛泽东都谈到过这个故事。）学我1927年，搞彭氏宗祠。要实行民主，这回决定开中央委员会。批评不能接受，可以顶回。论点不能接受，就不接受。交头接耳，扎根串连，都可以。 刘少奇：根本问题，是自己思想上有一种想法，革命要革的，社会主义要搞的。但如何革法，过这个革命关，社会主义如何搞法，脑子所想的社会主义与党是否完全一致，值得考虑。总是有些不同。对我们的搞法，总是不满意，至少不全是像我们这样。积极要求实现自己愿望，批评人，然后也合作。我们长征中认识，认为你爽直，对同志、友邻部队都照顾，也注意政治。一件事感觉不好：会理会议前，批评军委，很不守纪律，我听不下去了。建议打电报，不要这样讲。我要打电报，话都是彭的。写好电报交彭和尚昆，彭不签字。会理杨、刘电报，是彭的意见。不签字不对，并不勇敢。从那以后，觉得此人不简单。（毛泽东：电报张飞会打，曹操不打。）（林彪：有意见向下讲，不向上讲。组织原则问题。）以后想极力合作，求同一性，差别性少提，但搞不好； 同彭这样的人，难搞成朋友。（毛泽东：交不亲的朋友。）一下冒犯了。打击时，是敌对态度；当然也不总是采取敌对。 （毛泽东：对抗性有几种：横直不合作，敌视，有意见不讲； 另一种即敌我阶级斗争。前者意识形态不同，观点不同，谈不来，客客气气敷衍，谈的来的无所不谈。）高岗事件前，对我有七八点意见，有些事同我毫无关系。如一件事，召集华北座谈会，（毛泽东：这是我建议的。因彭要到党校作报告，怕做不好，对他不利。小范围说清楚，使彭得到了解，再去作为好，有人要求彭去党校讲讲，何必去党校作报告。不开会，也势必做不好。华北会应开，人家这么多意见，同中央关系如此恶劣，而你名之曰操40天娘。）帐挂在我身上。另一件事，同去看关向应，关流着泪说：“彭总，你不要反对毛主席，闹派别。我是快死的人了。”觉得我没发表意见，对我不满。高岗事件前，讲了对我很多不满的话。这种话，我沾不到边。（毛泽东：关向应讲中了，你这人是搞派别活动的。） 值得反省。有些不满并没有讲出来。延安整风审干，也不满意我。（毛泽东：这是我的责任，好、坏都负责，九条方针没有照办，相当长时期下面未执行。北京后来审干反右，自杀也几十个。还是犯“左”的错误，罗瑞卿他们负责的。）感觉彭的思想有自己的一套，同意主席讲的有野心，要按自己面貌改造党和世界。根本问题在此。当面讲这些话。 林彪：不少人说你讲假话，有野心。（毛泽东：以真话形式出现的假话。）长征时讲过，入党前，救中国舍我其谁。入党后，情形不同，应该谈出来。在党内也有藐视一切的思想，好犯上。有个东西扛起，有思想、愿望、目的，总觉自己行，有个路线、纲领、世界观，自视很高。（彭德怀：也有自卑感。） 弱点，是腰杆不硬。应利用此弱点，慢慢转过来。你看风使舵，没有张国焘蠢，是聪明人，看到不行，采取主动转弯。六中全会时，你赶快撇开了王明。六中全会你很不愉快。王明船快沉了。赶快上岸，拿石头打船，以示区别。黄老是老实人，你如果变了，为何不在党委干部会上讲，只给黄老一个人说（指拥护主席的话）。一个东西不对，一定要批，统一战线要破裂的。韩进起草的东西要批。疟疾原虫没根绝。根本问题从世界观解决，经验主义世界观，虽无著作，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没有接受。（周恩来：相反，很骄傲，犯上。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辩证法。要脱胎换骨。犯多次错误，认识不全面。难道检讨了就没有骨头？）是另外一个党性、派性。 （周恩来：驯服就没骨头？所有领导同志都要驯服，否则如何胜利？你的骨头是犯上。）鲁迅是马克思主义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两句话合乎辩证法的。你混同了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个人野心，政治方向，灵魂深处，没有脱胎换骨，危险在此。是个不驯服的党员。三七开，如何形成？入党后即独立为王。滕代远是老党员，你说了算，长期独断专行。从平江到长征，党的生活中很大独立性，陕甘支队一年，（毛泽东：出腊子口到岷县，几次想打，急躁情绪，简单概念。）对上级、同级不尊重，对下看不起。项羽封了楚霸王，目空一切。这不是从理性角度看，是直感。组织观念、党的观念一套，你没有建立起来。革命的动机是否全为群众服务？这种成份有；但想在革命事业中成功成名，出风头，也有的。长期笼统印象，是旧内容，新形式，旧的，也有新的。 个人主义是旧的，新的有革命内容。好名，揽权，要指挥全局，大场面掌握在手，换个名词，就是野心，派头气势有的。 形式上有很多迷人东西，说你张飞，实际上并不是张飞；你自己走火说过，老奸巨猾，老于世故。内容、形式不统一，很用心的人，又似乎无心。（刘少奇：不好敞开谈。）前年同我谈话，简直像准备好发言稿，机关枪放了，走了，非同志式谈话，有戒备。（毛泽东：形式主义的，并非征求意见。）平时以二杆子、张飞出现，一句话不走火，并不随便，是假张飞，不是真张飞。一贯跟刘谈不来。利用坦率形式迷惑人。用很没有成见的形式对人，但仇解不开，如对罗瑞卿，实际记仇，实际是老奸巨猾的本质。（毛泽东：内有二心，外似张飞。） 装好意。说信不准备发表，而是准备发表的。这样多的话要说，为何不来谈。信有一二三稿（指有人帮忙起草信稿，当时传得很广），想定案，党内外刮风（彭德怀：就是一稿）。大跃进与副作用，帐没有算清。没有大跃进，没有总路线，领导就成问题了。正面作用与副作用没有弄清楚。国内外都刮风，以为好时机到了。这些（副作用）事情已经过去了，庐山不应再泼冷水。去年全做错了，很着急。（彭德怀：老实话，成绩是肯定的。）（毛泽东：马后炮不灵了。）一方面肯定成绩基本，缺点次要，思想却是缺点基本，成绩次要。矛盾有两面，哪面主要？（毛泽东：挂一笔帐，你们错了。有此一信。 抗战时独立王国，你搞你的，并没有写信；抗美援朝也没有信；北戴河、武昌、郑州会议都没有信。这次抓到一个机会，打着无产阶级旗帜，攻击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以为万无一失。 国内外、党内外议论纷纷，乘此机会。你是个投机分子。）表面似好意，实际要抓辫子。地下档案，控告书，告党状。发表以争取群众、不发则存档。表面似好意，而用意很深，是坏意，表现个人单独政治见解。内容与形式总相反，采取迷人办法。事实证明是右倾，动机是从个人野心出发，捞一笔。 几十年不写信，哪有如此简单（毛泽东：经过小舟造空气，说什么讲话不自由），攻击主席，今后动机搞单纯一些，相信党、相信毛主席，增强党性，把相信自己减少些。作法人家知道的，内容与形式都知道。要靠老实办法，学毛主席著作。马克思主义著作与毛主席著作是联系实际的。政治上不再搞另一套，自以为有正确东西。只有中央和毛主席一套正确，用这一套正确指导革命。不搞理论，兴趣不高，也非嗜好，这不是文化程度问题。哲学、世界观、政治，要学现在一套，自己搞一套不行。加强组织观念最重要。抛掉个人过分自信，抛掉个人英雄主义。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你我离得远得很，不要打这个主意，我没有这个野心，搞大局面，自己一套拿出来。是这样大局面，理论知识、精力、威望，只有毛主席有。（毛泽东：66岁了，随时准备打交道，准备后事。）都是丘八，就是那么个材料，那么大作用。都要注意，最要紧防止自信、个人英雄，否则就不能尊重党，尊重马克思主义，更不能相信元帅。骂儿子样骂干部，似本能，你是这么个人。个人英雄主义，有新有旧，迷惑手段。相处过多少人，总觉你特别，威风气概，不易接近，不平等味道，自负太大，刚愎自用。这些思想根子不去掉，内心根本东西不去掉，就是个特殊人物。 周恩来：一改二帮，那一套都改掉。要交心，你不易交心。 刘少奇：表面讲的不是真心话。要挖一下记仇、记恨事。 高岗事件后，本想找你谈一次，怕扯开一谈，谈不进，没有谈，怕挡回去。 毛泽东：两次声明，要收回信，《简报》上说的，我不相信。 彭真：开始对你信仰高，慢慢感觉不对头，跟中央不对头。抢先思想，组织观念得要。为何要对全国性、世界性的问题讲话？（毛泽东：发了这个指示？）发现闹独立性，动摇对你的信心。1937年开始我逐渐信仰毛主席，感到你那套不对。首先是你的党性，同中央抢先。1937年12月传达王明的东西，我强调夺取领导权。这次在火车上讲匈牙利事变。（毛泽东：思想之混乱可见，我们怎么能同匈牙利比？）信是个纲领，一条路线，重点在后一部分，目标是毛主席。 毛泽东：从打击斯大林后，佩服赫鲁晓夫。 刘少奇：两个歌子，反对唱《东方红》。认为中国也有个人崇拜，中国很需要反个人崇拜。党章中毛泽东思想领导一条，七大有，八大没有。原起草时，就不赞成写毛泽东思想领导那一条。八大决定不要，又反对。 彭德怀：你们这样推测，就难讲话了。阴谋，两面性。每回唱三个歌…… 周恩来：感情问题。 彭真：反对个人崇拜，有无此想法？你有大功劳，但一切功劳离不开党和群众。否则，顶大当个唐生智、程潜。毛主席的路线已得到证明，基本上已证明总路线的正确，也应服从。（刘少奇：彭的功劳也是来自这条路线。）反过来，过去几次路线按照你的办，现在可试验，原来是狂热性，可以设想是什么结果。这样一提，个人东西就去掉了，同主席谈就拗起来。迷惑人，小舟也被迷惑了。同志在一起，应肝胆相照。这么多元帅支持你，是由于主席，但换不出你一条心。 张飞，能换心的。归根结底，宇宙观和党性的根本分歧。 黄克诚：这都是赤胆忠心帮助。我们相处久了。被另外一种感觉模糊了。也看到些毛病，提过意见。今天这样讲，谈及个人品质，使我认识更全面。回去好好想想，非一下子能解决；个人英雄主义有感觉，也感到想表现自己。华北同志意见很多。我们之间谈话交心，扯过很多问题，如历史上中央苏区的问题。关于主席的问题没有谈过。谈过请毛主席出来领导。六中全会放炮，被模糊了。1938年后，觉得对毛主席态度有改变。到北京后，具体表现的对毛主席的不满，也谈过。我要他到主席处谈谈。心是否都对我交了？还不敢说。 对干部关系有成见，对罗瑞卿，我批评过他。对贺老总，没同我讲过好或坏。对干部一拉一打，有些个别现象；是否整个如此，还难判断。交心问题，从前考虑过，不能完全讲出来（林彪：是伪君子）。也可以这样批评，装模作样，并非完全内容与形式那么一致。（毛泽东：全部伪不是，有真有假，寄希望于两面，有一面有希望，有做工作的可能。）常委这样苦口婆心，应当感动，不是主席领导，多少年采取组织决定，怎么能有今日局面，这样教育、帮助，应当感动，是帮助。 毛泽东：历来估计两面。好的一面扩张，可能改。也有可能不能改。（黄克诚：好好检查，虽然60岁了。）不看僧面看佛面，看人民群众，关系好一点，改改，一时改不好不要紧。 林彪：不是打倒，不是今后不信任，工作要你做。要整风、洗脑筋。 彭德怀：改造思想赞成。总路线拥护。工作有消极面。 毛泽东：我们党是三山五岳，是个联合会。 彭德怀：管军队要纯的人。我没提过任何一个人，无任何私人来往，也没有私人信件。了解了为何又不愿干？军委应当掌握在一个得力同志手上。（我下来）这次不公布。提议一人去主持日常事务。国防部同外国不同，外国是一长制。 毛泽东：现在不谈此事，还是你干。 彭德怀：也不是以此来抵抗。朝鲜回国后，就不想干。军队复杂，科学技术，不摸也不行，不好下决心。早有此意，并非不服从，希望谅解。承认要思想改造，学点马克思主义。读书没读通。具体事务一来，学习又放下。32年来，没有真正坐下读过一本书。英雄主义思想还有根源。今天讲的事，好多忘了，当年事，容易忘。军队要培养新人，准备打仗。我这人随便，越熟越马虎。这次会本不想来。个人英雄主义，还加无政府主义思想。华北会议作过检讨。洗脑筋不容易，还要发作的。不守纪律，现在好一点。这次写信，说“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没同别人谈过。是否是备个案，是否如大家讲的如此系统，现在还难接受。说我想发表，不能接受。我是赞成总路线、大跃进的。看到困难，动摇摇摆是有的。讲我不要这两个东西，没有的事。这样说，发展下去就危险了，小资产阶级夺无产阶级的权。主席23日不讲话，会发生混乱（有1B3人动摇）。承认思想混乱，立场不稳，有摇摆。 毛泽东：历来摇摆，直到高饶事件，但能摇过来。这一次又可摇过来，看环境形势。对你寄托希望。 彭德怀：这两天两次谈话，很感谢。不抵触。 毛泽东：可以继续申辩。平时不往来，是一种观察现象。 本质如何，现象不一定准确。会理时，我毫无顾虑。那里靠剑英，不忘记（剑英大功劳）这一条。否则，中央当俘虏。三次反“围剿”战争，我们非常融洽。后来年纪大起来，积累了许多东西。 彭德怀：信中也讲无产阶级，也下了决心的。 毛泽东：你出身劳动人民，感情就在革命方面，对群众有感情。问题是经验主义。 彭德怀：经验主义肯定，靠自己几十年经验办事，林彪同志容易接受新东西。我只读过两年旧书，装的很多东西，都洗尽不容易。是被动地跟着干社会主义建设。没有这次会议的话，走到另一条路，也不会的。 毛泽东：采纳你的意见，会混乱一时期，又要来纠正。 林彪：会出现大马鞍形。 彭德怀：三句话，出在第二句，问题不少。 毛泽东：现在右倾情绪，右倾增长，不是刮共产风、压指标那些问题。我是因你的信才有觉悟。 周恩来：华北又闹独立自主。回延安三年格格不入。解放战争合作。抗美援朝，回到军委，不大靠拢了。 刘少奇：元帅心情，不好合作。我也有此心情。难道都怪这些人，你就那么好？中国有个问题，把你那套丢开，服从党，野心抛掉。是大家的野心，无产阶级改造全世界的野心，不是个人野心。党内好好合作，求同存异。原则问题要斗争。团结——批评——团结。 毛泽东：9个元帅、10个大将，围在你周围岂不好？人少好还是人多好？ 刘少奇：还要一个改造过程。 彭德怀：40天来，有两面，有恨，也接受。当元帅不行。 当副手，刚愎自用。 朱德：顺着无问题，不顺成问题。投降无产阶级，永不反水，但要防止反水。永远跟着毛主席。名利思想，名是要的，正确也是个名的问题。 毛泽东：做真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政治犯错误，成为反党，拥护祖国。将来是好遗产。都可搞错的。心里虽是马克思主义，总有部分不纯，以无产阶级之名引诱彭，不一定行。 朱德：好话，叫骂娘，听不进去，怎能改正？都希望你彻底改。 毛泽东：一下改不可能。洗脑问题，照顾他的特点，不能急于求成，不能急功近利，包括黄老，有缺点，慢慢改。 彭德怀：近几年有些改。意见不合，强迫实行，抵触厉害。主观还想搞什么，则不是。命令时，自己不通，不盲从，执行时动摇；碰死钉子，进步一点。打赣州后，还要向西，中央局合拍，不易那样改变。有人说我投机，很反感。话可以讲，实际问题一来抵触大。打会理也不愿意，伤兵没法处理。 毛泽东：张国焘一条好处，慢。 彭德怀：十一二岁看牛，十三四岁开矿，17岁当兵。40天会议，又感谢又不感谢，一生没吃过亏。 毛泽东：井冈山，中央苏区，枪杆子主义。对我帮助大。 林彪：自信心太高，不合乎客观。伟大英雄，其他看不起。几十年本能反映：自信太高，过分自负，想当个大英雄，个人英雄主义不改。 8月3日起，按照毛泽东讲话精神和常委会定的基调，6个小时进入揭批“军事俱乐部”的新的阶段。4日晚上，常委传达尤其是林彪的讲话之后，当然更深入到“实质性”的问题：“武文合璧”，有计划、有准备、有组织、有目的地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要按照“右倾机会主义”的面貌改造党； 彭德怀这个人是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历史上一贯犯错误，同毛主席三七开，这次要算历史总帐。在8月3日至6日的《简报》上，可以看到这样一些“诛心之论”： ——他反对政治挂帅，第一书记挂帅，并不是对我们的，正是对毛泽东同志的。 ——彭德怀同志否定总路线，就是否定中央领导。彭德怀的信上说一般不追究责任。意思就是特殊的还要追究责任。 既然领导错了，路线错了，就得改组领导。不过这下半句他没有写出来罢了。如果他第一步成功，第二步他就会提出来的。 ——彭德怀不是在会议上而是在各种场合下，常表示对毛泽东同志不满，这是一个组织原则问题。 ——他们意见书和发言都偏偏强调缺点，加以夸大，无视事实，满眼黑暗，是什么思想意识，从什么立场出发的？是不是从个人有什么打算出发来看问题？应该挖挖根子。尤其是彭德怀同志拿匈牙利事件作比，是什么思想？ ——彭德怀同志拿匈牙利作比是严重的，可怕得很。因为他是国防部长，意思就是说：人民起来闹事，我军队就不跟中央，不归中央了，你们去请红军吧。 ——彭德怀同志的信，到处是伏笔，他们是恶意的，是反上的恶意。中国革命历史上，每次大风浪都是毛泽东同志掌舵渡过的。可是现在居然有人对毛泽东同志起不良之心，真不可想像。 ——张闻天同志的发言，和香港报纸及右派言论差不多，什么“困难”、“紧张”、“毛泽东下台”等等，所不同的是，香港报纸及右派是怀疑，张闻天同志是肯定。 ——他们怀有个人野心，企图按照他们的面貌来改组中央，改组党，自然也改组军队。 ——彭德怀同志为什么说过去都错了？实际上是说毛泽东同志错了，总路线错了。 ——彭德怀同志的信与张闻天同志的发言，是一个向总路线进攻的纲领，他们企图以这个纲领来代替党的正确的总路线；他们的锋芒是直接对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其目的是企图分裂党的团结，实现他们的恶毒阴谋。所以，这次党内的争论实际上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彭德怀同志与张闻天同志代表着党内的一小部分具有右倾思想的人和资产阶级思想动摇分子，与党外的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遥相呼应。 ——彭德怀同志的信，不仅不是仓促写成，而是经过周密预谋的，整个矛头是指向毛泽东同志的。 ——意见书是一支箭，是射向党中央，射向总路线的。 ——彭德怀同志这次出国访问中，是否向外国同志透露了他自己的观点，以致赫鲁晓夫在波兰公开讲他对人民公社的看法。 对彭德怀，小组会上人们是诸如此类的分析，上纲上线。 会外，也有人去做他的工作，启发他提高认识：为什么要写这封信？这封信是什么性质的错误？为什么总是在紧急关头都要搞一下？彭德怀急了，说：是不是要逼我承认有什么企图呢？终于他承认：从客观上看，也可以说影响了一些人，起了拉人下水的作用。 第四组是火力最旺盛的一个组。彭德怀同志同大家已经对话、对抗多天。7日下午第四组开会中，彭德怀同批判他的与会者发生了正面冲突。 康生：上午彭德怀同志说我们有片面性，断章取义，我们大家不同意。如果说有缺点，就是没有抓紧对彭的批判和质问。请问彭德怀同志：“计委虽有安排，但因种种原因难于决断”，作何解释？对贾拓夫同志说：“一方面批评你们，一方面支持了你们”，又作如何交代？（贾拓夫就在第四组，他被迫作了许多交代，连去过彭家几次，彭送过他一个照相机这样的事，都如实讲清楚。） 彭德怀：“难于决断”，我是指李富春同志说的，计委虽然作了许多努力，但富春同志（我说他是好人）抓不紧，抓不稳，各部门情况不同，一下又不好决定问题。 康生：那么说这不是讲毛泽东同志？ 彭德怀：是的，我对计委工作不满意，它们没有做好综合平衡的工作，我那个提法是告计委的状！讲毛泽东同志的也有。粮食产量是否有那样多？我那封信是13日晚上写的，很仓促，我那封信是讲错了的，但当时没有考虑周到。 彭德怀接着说：我在西北小组讲粮食去年增产30％是肯定的，“一面批评，一面是支持”，也不是要刺毛泽东同志。我说过不唱《东方红》，那是在常委会上提出的。在朝鲜我也和金日成同志说过，不要修“毛泽东广场”，难道我还不清楚，毛泽东同志不仅是中国人民的领袖，而且是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领袖吗？毛泽东同志一再反对人家歌颂他，党中央七届二中全会也曾就这些问题作过决议，这一点，我们都清楚嘛！ 现在，如果把毛泽东赶走，我上台，你们能举手吗？ 康生、李井泉：你并没有回答对你的意见书中我们提出的问题。 彭德怀：在这封信里，我并不是攻击毛泽东同志！ 康生：你坚持你的看法，我们保留我们的看法。很明显么，这还骗得了人？我问你，你那封信是否给人看过？ 彭德怀：给小参谋抄过。 李井泉：你不是说，赞成你的人，看了你的信，给你帮了倒忙吗？ 彭德怀：我说我是野心家，想把毛泽东赶下台，你们愿意听，我可不能那么讲。 康生：我们也不这么天真，你骗人也不行！ （与会者指责彭德怀，为什么发脾气？） 彭德怀：我的信没有说清楚。第一部分讲工业，把对地方的意见也写了进去，没有骂毛泽东同志的意思。我承认，这封信总的方面是错的。发脾气是不对的，请原谅我这一点。 李井泉：信到底如何产生的？ 有人问：你前天明明说，有人看了改了，为什么今天又矢口否认呢？ 李井泉：大家都听见了嘛！那时感觉你还老实一点，怎么今天连说过的，也不承认了？ 彭德怀：我没有律师辩护，你们像法庭审判。 安子文：你斗争我们的时候，暴跳如雷，大家好心好意地问你，你竟说是审判，讲不讲理？ 康生：一方面说是这次会议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现在又说成是法庭审判，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 众：为什么如此态度？ 彭德怀：我，说错了！你们这样问，我不好答复嘛！ 康生：我们问你：一、信是如何产生的？二、讲讲和高饶的关系。三、出国时讲过哪些关于人民公社的话？你按实讲就是嘛！ 彭德怀：在国外没有谈过什么公社问题，在阿尔巴尼亚会过两次赫鲁晓夫，只谈了些阿尔巴尼亚的重要性和建立基地问题。在罗马尼亚会过崔庸健，谈过10分钟，系拜会性质。 在罗、保都谈过一些农业问题，他们都说要向中国学习……。 这些问题回来我向常委会汇报了。 苏振华：你说你保证同军队中没有任何个人关系，是不是都是一视同仁？ 彭德怀：工作关系是有的，……私人关系没有。…… ………… 贺龙：有些历史问题，不讲也算了，请彭德怀同志谈谈和高饶关系问题，交代一下那封信的问题。 李井泉：请彭德怀同志就贺龙同志说的两个问题加以考虑，老老实实地向党交心。德怀同志今天小组会的态度是不好的。要端正态度。 8月9日第四组继续开会，有人又追查彭德怀出国的事。 萧华说：彭德怀同志在阿尔巴尼亚讲了一段话，说我们的党，在革命时期最大的危险是右倾。当夺取了政权以后，最大的危险是官僚主义，是“左”倾。（有人接着念了彭德怀在出访东欧几国时的谈话记录） 萧华说：我还怀疑他第二次与赫鲁晓夫的谈话，他们在一个桌子上，我们在另一个桌子上，没有大使馆的翻译在场。 李井泉：有同志提出几个问题，请彭德怀同志考虑：一、你与黄克诚在高饶问题上，有不可避免的联系，请说明。二、那封信究竟谁帮了倒忙，请答复一下。三、你说毛泽东同志个人说了算，是指的什么问题？ 彭德怀：我作过两次书面检讨了，我还要再做一次，你们不同意，我再搞一次。我要搞深一点，搞干净一点。这样的小组会上，你一句，他一句，有点气愤，有些事我又没有考虑，一时想不起来。 李井泉：请彭德怀同志说明与干部拉拉扯扯的关系。 形势已经是动员全体与会者揭批“军事俱乐部”了，人人表态，万箭齐发。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都在小组会上作了检查，周惠和李锐也作了检查。 开始，都不承认有一个什么“军事俱乐部”。大家如实说明了这几个人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由于对形势有相同或相近的看法，这也不是有意串连的结果。 黄克诚在小组会上甚至很激动地说：把他说成是彭德怀的走狗，砍了他的头也不承认。刘少奇和周恩来都找他个别谈了话，他终于禁不起大家的耐心帮助，最后还是承认了“我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成为庐山军事俱乐部的重要一员，绝不是偶然的”。他甚至还承认了“我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对周小舟、李锐等同志有较深的影响。……他们卷入军事俱乐部，实际上我是起了桥梁作用的”。 黄克诚在检讨中，不止一次说了“不管我主观愿望如何”这话，表明他的过头的检查是言不由衷的。 张闻天与黄克诚一样，在检讨中几次说过“不管主观怎么想”这类话，他甚至这样说：“第一次检讨说是动摇，同志们说，这样检讨还不够，这是反党反中央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问题。我想了好久，主观上是没有这样想的。后来想，光从主观说是不够的，我开始感到同志们的批评是有道理的”。 “后来想”是批判、逼迫的结果。从他检讨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不承认有什么“军事俱乐部”，只是思想上有共同点罢了。 张闻天坦诚地说清了原因：“为什么同他来往较多？一方面是住在隔壁，更主要的是思想上有共同点：感到为什么不能讲缺点，感到总结缺点经验谈得少了，希望把缺点和经验谈得深刻一点，以后可以不犯。这个思想有共同点。”解释原因的这番话，同样是对着“军事俱乐部”这顶帽子去的。 周小舟也是这样。他在小组会上作检讨，开始只承认“实际上起着给彭德怀同志提供材料的作用。我和他的观点在某些方面有共同之处”，接着还要撇开一笔：“当然，他的另外一套东西是与我无关的”。经过十多天的帮助，他终于承认了“我陷入了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成为这个集团的成员之一”。8月13日他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推论结果，我必然是反党、反中央、反主席的俱乐部成员之一，同时我有许多右倾思想和观点，推论结果，又必然作出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结论。……而解剖我自己，披肝沥胆，又感觉与实际情况确有出入。我想到假若戴上这样两顶帽子，我对主席、中央、全党、湖南党员和人民，甚至对自己的老婆和孩子，都必须说我犯了反党、反中央、反主席、反总路线，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两条错误，然后再说下去，势必泪潸潸下，不尽欲言”。这篇声泪俱下的陈情表，并没有能够感动毛泽东。 由于周小舟这封信中反映了李锐同田家英、胡乔木等接触的情况，毛泽东在这上面批的是：“印发各同志。全篇挑拨离间，主要是要把几个秀才划进他们的圈子里去，并且挑拨中央内部。” 唯有“军事俱乐部”的当然领袖彭德怀，却始终不承认有这样一个“俱乐部”，甚至对于那些“批判”也仍然保留自己的意见。8月4日下午第四组会上的一段对话是这样的： 彭德怀：我不喜欢李白的诗，喜欢杜甫的诗。（他应当知道毛泽东喜欢李白，而不喜欢杜甫的诗，是否以此说明他是不喜欢浪漫主义的呢？）我有我一些看法，我还是要革命的。 人家斗我我受得住。你斗，不开除党籍和杀头就行。就是撤职、开除党籍，我可以劳动生产。 苏振华：百团大战的后果应该想一想。 彭德怀：过去没有了解到中国战争的规律性。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农村包围城市的问题，没有解决。 李井泉：彭德怀同志不老实，总是讲你写给毛泽东同志的信，是不准备印出的，是仓促写的。那信决不是13日晚上写、14日完稿的，许多材料在脑子里积累了很久。（彭德怀： 这是真的，参考消息装得太多了。毛泽东同志讲，参考消息不可不看，不可尽看）因此，你的信是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写的。彭德怀同志讲三种可能性，说要革命，只要不杀头，也不会自杀，开除党籍，还可劳动生产，我是不赞成的。因为这不是积极的态度。 彭德怀：这是过去说的。 康生：我怀疑。这是一种向中央的对抗，完全不是共产党员的态度。请彭德怀同志严肃对待这个问题。我想起延安整风、华北会议，你经常说不会当反革命。当时我是社会部长，对我刺激很大，谁想你会当反革命？这完全是造谣的手段，来拒绝自己改正错误。 康生：毛泽东同志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小组也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精神进行批评。我们的批评只有不足，没有过份。你这样提法是企图堵着别人的嘴，使人不敢讲话。你的想法影响你进步，越走越远，很危险的。 彭德怀在八中会全上发言，虽然也说了“这次错误的严重性，还因为它不是我一个人的偶然错误，而是一种有准备、有组织的行动。毛泽东所提出的‘军事俱乐部’，就是发动这次进攻的‘司令部’。”但这只是在高压之下不得已的表态，完全是言不由衷的。 他接着说“具体事实，就表现在我和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同志的关系上”。从他叙述的这些具体事实中，人们实在得不出一个有组织的“俱乐部”的印象。如果说，在庐山，他还这么应付了一两句，那么，在紧接庐山会议后北京举行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彭德怀就完全不能接受“军事俱乐部”这个提法了。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有人逼他老实交代“军事俱乐部”的组织、纲领、目的、名单，他火了，说：“开除我的党籍，拿我去枪毙了罢！你们哪一个是‘军事俱乐部’的成员，就自己来报名罢！” 后来，彭说过自己的心情：“其实，在庐山会议结束后，我就想把我在军队30年来的影响肃清、搞臭。这样作，对保障人民解放军在党的领导下的进一步的巩固，是有好处的。我就是持着这个态度，赶回北京作检讨的。但是我不能乱供什么‘军事俱乐部’的组织、纲领、目的、名单等，那样作，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我只能毁灭自己，决不能损害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 为了动员有关的人出来揭发彭德怀，会内会外都有人做工作。8月5日，陶铸写信给黄克诚，说：“德怀同志的错误已明若观火，你为何不断然站出来与之划清界线，帮助德怀同志挖掘思想，切实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我以为这种帮助即使你与德怀同志友谊决裂，也并不表示你对德怀同志‘落井下石’，而是‘君子爱人以德’，真正站在党的立场上给他以同志式的帮助。你我都读过一点所谓古圣贤之书，一个人立身于世，不讲求操守是很悲的。尤其我们作为一个党员，对党的忠诚等于旧社会一个女人嫁了人一样，一定要‘从一而终’，决不可‘移情别恋’，否则便不能称为‘贞节’之妇”。 这种要有封建道德所要求于妇女贞节般的政治操守，当时确是绝大多数人的共同心态！为保卫毛主席、党中央，什么事不能做呢？ 陶铸、廖鲁言等问周小舟：你说基本同意彭的信，又说与他基本不一致，彭的信中提到粮食与钢铁的关系；全民办钢铁；人民公社搞早了；不讲缺点，有压力，民主不够；浮夸作风；认识到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纠“左”比纠右难，你同意哪些条？ 周小舟：前五条基本同意，后三条不同意。如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讲一部分干部我同意，讲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我不同意。 周小舟：我说了。23日晚上到黄克诚同志那里，我心情紧张，李锐和我讲的多，周惠讲的少。讲到毛泽东同志这样讲，是什么道理？这样突然，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我认为庐山会议原来提出18个问题，现在不提了，只提反右，并提彭的信是反总路线的纲领，我有抵触。还讲到党有分裂的危险；主席对彭这样的态度，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中间有什么原因？是不是毛泽东同志一时的愤慨？这些事情，中央常委的意见是不是一致的？是常委决定的？还是主席一个人决定的？是否会造成党的分裂，影响毛泽东同志的威信？ 周小舟：我们是想向主席进忠言，觉得主席的批评过份了。 李富春：就是实际上给彭德怀同志打抱不平。 周小舟：是有这个意思。 罗瑞卿：算不算阴谋司令部？ 周小舟：我说不是阴谋司令部。 陈正人：你说不是阴谋司令部，为什么在黄克诚同志那里敢那么骄傲，狂妄，连毛泽东同志都不放在眼里。 8月10日这一天，是揭批“军事俱乐部”中突破最后“堡垒”的一天，在3个临时小组中，都是上午开始揭开所谓“斯大林晚年”这个问题的。 8月10日下午和晚上，临时第二小组组织少数人继续开会，毛泽东同志说是反对派、湖南集团，是毛泽东同志错了，还是你错了？ 周小舟：根本不存在反党集团、湖南派，我不是反对派，我是拥护中央、毛主席的。我也有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对毛泽东同志讲话有抵触情绪，认为批评彭德怀同志的罪名大了、重了。因此，我说毛泽东同志是否到了斯大林的晚年了。 廖鲁言：你犯了这样大的错误，一点不感到良心的责备，不知是什么心情？ 周小舟：我心地坦然，假如把我搞成反党集团的成员，肯定是错误。 李富春、廖鲁言等问：斯大林晚年是什么意思？ 周小舟：直接形成就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毛泽东同志多疑，独断专行，自我批评不够。 有人插话：你讲毛泽东同志读了很多古书，很厉害。 彭德怀：我讲过毛泽东同志提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他在中国革命中是很厉害的人。这个我讲过。张闻天为什么到我那里去？因为臭味相投他才去的。因为我脑子里反动的一面升起来了，加上过去的不满，联系在一起。他还讲毛泽东同志对中国历史很熟悉。 李井泉：他讲的你赞成，你讲的他赞成，这不是共同的吗？ 李井泉：你与黄克诚究竟谈过这些问题没有？你们的关系是否有不正常的地方？ 彭德怀：工作关系多，谈别的很少。张闻天在庐山三次到我楼上来，他讲过毛泽东同志厉害，讲过斯大林的晚年，讲过独裁。…… 8月11日下午开大会，毛泽东发表了长篇讲话，说“他们三十几年的资产阶级立场没有变动过”。 毛泽东说：“彭这次迫不及待，你挂帅，组织派别，进行分裂活动。所提出的问题，就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总路线有问题，大跃进有问题，人民公社有问题。他们提出的批评，据我看，提出的尽是些鸡毛蒜皮的问题。我说他们看错了。” 8月16日，毛泽东作了长篇讲话。 这一天通过了一个公报和两个决议。《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公报》是当时就发表了的，它告诉全党、全国和全世界：8月2日至16日在庐山举行了这一次全会，却不提这以前在此地开了一个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对这座“秀甲东南”的山上一个月里（从7月14日彭德怀上书算起）闹得天翻地覆的中心议题，即对彭、黄、张、周的斗争，在公报中只是含糊其词地说了这样一段话： “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在某些干部中滋长着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他们对于那些根据客观条件和主观努力本来可以完成的任务，不去千方百计地努力完成。他们对于几亿劳动人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在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运动中所取得的伟大成绩估计过低，而对于这两个运动中由于经验不足而产生并且已经迅速克服的若干缺点，则估计过于严重。他们对于在党的领导下几亿劳动人民轰轰烈烈地进行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污蔑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运动’。这是完全错误的。他们看不见党领导下的一切人民事业，成绩是主要的，而缺点错误则是第二位的，不过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而已”。 甚至这种“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彭、黄、张、周的姓名，在公报中也没有出现，可是细心的读者不久就从报纸上关于国庆十周年活动的报道中，特别是这次重新发表的国务院各部部长、副部长名单中，发现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等名字已悄悄地（未做任何说明地）消失了。从报纸上连篇累牍地批判“自由平等博爱”，批判得不偿失论，批判观潮派，批判算帐派等等的文章中，即使不怎么敏感的读者，也能感觉到发生了某种事情。当然，党内是随即作了分级传达的。 《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是这次庐山会议最重要的成果，这个决议当时没有发表，甚至在会议公报中也不曾提到有此一个决议。整整过了8年之后，那时已在“文革”期间，彭德怀已经被红卫兵从西南揪回北京批斗过了，1967年8月16日，这决议才在报纸上公开发表。 这个《决议》一开始就给他们定了性：“以彭德怀同志为首，包括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在庐山发动了“反对党的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的猖狂进攻”，而“来自党内特别是来自党中央内部的进攻，显然比来自党外的进攻更危险”，因此，“坚持粉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活动，不但对于保卫党的总路线是完全必要的，而且对于保卫党的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领导、保卫党的团结、保卫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都是完全必要的”。 《决议》说，彭德怀的信和发言“是代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纲领”，特别指出他是“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举行猖狂进攻”，使“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受到某种威胁，这就是要害所在。《决议》用概括的语言叙述了彭德怀“进攻”的内容，为“反对群众大办钢铁运动，反对人民公社运动”等等，但是有两处引用了彭的原话，就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和“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早就要发生匈牙利事件，要请苏联军队来”。看来这是最触犯忌讳的两点。 《决议》宣称：“八届八中全会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包括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所承认和他们的同谋者、追随者所揭发的事实，证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在庐山会议期间和庐山会议以前的活动，是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而且，“这一活动是高饶反党联盟事件的继续和发展”。 《决议》中还有这样一段彭高反党异同论：“高岗在手法上是伪装拥护毛泽东同志，集中反对刘少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而彭德怀同志却直接反对毛泽东同志，同时也反对中央政治局常委其他同志，同政治局的绝大多数相对立。”你看他，连伪装都不要了，直接反对毛泽东同志，只能说彭德怀比高岗更加疯狂，所以叫做猖狂进攻，不过也还是有伪装的：“由于他的一套伪装爽直、伪装朴素的手法，他的活动是能够迷惑一些人并且已经迷惑了一些人的。”因此，《决议》提出了“揭露这个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的真面目”的任务。 为了揭露，《决议》清算了彭德怀的历史老帐：“立三路线时期、第一次王明路线时期、第二次王明路线时期、高饶反党联盟事件时期，他都曾经站在错误路线方面而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他们“本质上是在民主革命中参加我们党的一部分资产阶级革命家的代表”。 他们为什么要在此时此地发难，猖狂进攻呢？《决议》对此作出了分析，这些分析今天看来特别值得回味：“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胜利，显然注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的最后灭亡。在这样的条件下，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高岗集团残余和其他形形色色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就迫不及待，利用他们认为‘有利’的时机兴风作浪，出来反对党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反对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不是因为决策上的重大失误导致的严重后果引起彭德怀等人的意见，而是总路线等等的胜利使面临灭亡威胁的剥削者蠢动的。这一段文章，也许是从斯大林的“社会主义事业越胜利阶级斗争越尖锐”的公式里得到了启示的。 最后，宣布了对这几个人的处理：“把彭德怀同志和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调离国防、外交、省委第一书记等工作岗位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他们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仍然可以保留，以观后效”。这也就是毛泽东说的“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意思。 全会闭幕的第二天，8月17日，还开了一个中央工作会议，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刘少奇做了主要发言，林彪在这次会议上被决定担任军委第一副主席和国防部长。 刘少奇的讲话，当然一开头就说：这一次全会开得很好，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的胜利。接着他就谈到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待革命群众的态度问题，他说：我想，革命的本身就是乱子。我们现在搞大跃进，搞人民公社，破除规章制度等等，有些人视为乱子，实际上并不是乱子，并不是缺点错误，而是一种革命的正常现象、正常秩序。所有的群众运动，都总会有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问题，或者八个指头和两个指头，或者七个指头和三个指头的关系问题；七分成绩三分缺点错误，或者是八分成绩两分缺点错误，或者是一分、一个指头，总而言之会有的。刘少奇回顾建国以来的历次运动，谈到近两年有人建议不要再搞运动了，彭黄张周就是反对搞运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应该顶住这种议论。 刘少奇这篇讲话最重要的内容是进一步赞扬毛泽东。他说：党中央的领导，毛泽东的领导，是不是最好的领导，最正确的领导？我看是可以这么说的。如果还不满意，还要更正确一点，即在“左”，又不右，那么，请马克思、列宁来是不是会更好一些？我看也许可能更好一些，也不见得，也许更坏一些。 刘少奇的这篇讲话，自然不是他个人的意见，在当时是极具代表性的。因此，也可以说，庐山会议这场惊心动魄的党内大斗争，对提高毛泽东的个人威望，作出了一次新的贡献。刘少奇后来的遭遇，使人们不禁想起两句杜牧的文章： “秦人无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最后，毛泽东也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讲话。 通过了《决议》，还开了17日的会，八中全会各项议程即圆满结束，人们纷纷下山。 8月18日上午，张闻天下山前写信给毛泽东：“我衷心感谢你和中央其他同志所给予我的帮助”。 9月9日，在北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后，彭德怀也写信给毛泽东：“我诚恳地感谢你和其他许多同志对我耐心教育和帮助”。 这正是毛泽东希望得到的反应，他对此感到满意，立即作了批示，通报全党。 毛泽东下山前一刻，8月19日，给“休想挖走的秀才”吴冷西、陈伯达、胡乔木写了一封信，信是这样写的： 为了驳斥国内外敌人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或者不明真象抱着怀疑态度的人们，对于人民公社的攻击、诬蔑和怀疑起见，必须向这一切人作战，长自己的志气，灭他人的威风，为此就需要大量的材料。请冷西令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将此信讨论一次，向各分社立即发出通知，叫他们对人民公社进行马克思主义的调查研究，每个省（市、区）选择5个典型，特别办得好的公社，例如广东省增城的石滩公社、河南省长葛县的坡胡公社（以上均见8月18日《人民日报》）、河北遵化县的王国藩公社，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总之，实事求是，反复核对，跟县委和公社党委认真研究，不适当的，修改而又修改，文字要既扎实又生动，引人入胜。并且要跟地县派下去的有能力的工作组同志们一道去办。 每省5个社，要派5个有政治、经济头脑而又文笔很行、思想很通的同志去，你们认为是否可以办到呢？请你们接信后，即日动员，一个月，两个月，至迟3个月交卷。我希望能于30天、40天内交来第一批，每省先送一个至两个典型公社，其余陆续交来即可，你们看，是否可以办得到呢？办不到，即延迟，总以情（情况）文并茂为原则。文字可长可短，短可三四千字，长可万余字，平均以七八千字为适宜。写好，一律交给我，由我编一本书，例如1955年《农村合作化社会主义高潮》一书那样，我准备写一篇万言长序，痛驳全世界的反对派。 请陈伯达同志立即组织几位熟悉俄国革命初期所办公社的材料、具体情况（要详细材料）及其所以崩溃的原因的同志，一定要加以分析，提出论断。这也是极端重要的。目的在打击同志们中的许多反对派和怀疑派。此书出版及我的文章，国庆节不可能，最快要到秋天、冬天，最慢要待明春，因为准备工作来不及。此信你们看后，如以为可，交尚昆同志立即用电报发给各省、地、县三级及新华社、人民日报，指定从事此项工作的记者们，使他们知道我的意向，好为此问题而向世界宣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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