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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于是毛泽东使用“文化大革命”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炮打司令部”，以打倒并不存在的“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并把这定为中共历史上第九次路线斗争。 关于“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毛泽东在“运动”初期曾几次谈到。他说，“文化大革命”是积累多年的产物，牛鬼蛇神放了多年的毒，主要是在1959年至1962年这4年。 毛泽东的这些话，对于这段历史来说，是错误的。但是，对于他个人的认识，对于“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来说，却是真实的。 1960年至1962年，毛泽东所看到的，是一个形势严峻、但又逐渐好转的局面。 1958年大跃进造成国民经济严重破坏和人民生活的极大困难。经过1961年的调整，困难有所缓解，形势却仍然严峻。 由于1957年反右派扩大化、1958年大跃进、1959年的反右倾，及经济体制和领导体制等方面的弊病，以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特殊风、对生产瞎指挥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干部作风严重问题一再泛滥，破坏了干群、党群关系，加重了农村管理体制上的混乱和经济上的困难，从1958年底开始，党中央和毛泽东就开始领导全党纠正这些错误，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因认识和方法上的局限性，问题并没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而这些运动却逐渐成为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动力。 这时，台湾蒋介石集团也妄图利用我们的暂时困难，叫嚣“反攻大陆”。 在国际上，中苏关系继续恶化。在中印边境冲突中公然支持印度。 各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进行敌视封锁。 然而，毛泽东在1962年左右所看到的最主要的，对他影响最大的还不是这些，而是从1960年底开始，到1962年已取得相当进展的调整，以及围绕着调整在中央领导层中产生的深刻的分歧。 大跃进进行两年多以后，主要不是出于认识上的提高和理论上的自觉，而是由于实在难以为继的困难，实际上被迫停止了。1960年冬，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八字方针为中心的调整。调整是全面的，也是深刻的。虽然整个调整都是在保卫“三面红旗”的口号下进行的。但实质上，它在许多方面是对1958年以来各种“左”的错误部分的、程度不等的否定。例如：大幅度削减指标是对总路线灵魂“高速度”的否定，最终确立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对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否定，甄别平反是对1958年以来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否定，调整文艺、科技和知识分子政策，重申“双百方针”是对大跃进以来这些领域中“左”的错误的否定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调整虽然是从压缩指标、缩小建设规模开始，但它不久就在一定程度上越出了这个狭小范围，开始逐渐接触到当代社会主义发展的主题—改革（虽然当时还没有明确地提出这个概念）。 显然，这些努力已不仅仅限于对1958年以来错误的纠正，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涉及到对来自苏联的僵化模式的改革。尽管由于1957年以后的一些错误，我们在一段时间里离开了当代社会主义改革的主流，但不久，我们却又在艰难的环境中，通过调整重新跻身于这个伟大的行列。虽然这些改革仅仅是初步的，没有充分理论准备，带有难以避免的局限性，有的甚至不久就被否定，但它毕竟是一次卓有成效的尝试。 然而，在当时的条件下，正是调整的这种全面性、深刻性，注定了它将引出一场更为深刻的冲突。这就是：具体政策的纠正和仍然坚持大跃进的指导思想之间的矛盾，已经走在前面的实践和依然困难重重、踌躇蹒跚、步履艰难的理论之间的矛盾，实践中已逐渐昭示的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方向，与直到当时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被触动的带有某些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模式之间的矛盾，如此等等。 深入发展的调整，调整中所发生的矛盾，以及围绕着这些矛盾在中央领导核心中所发生的发歧，这就是毛泽东在1962年所看到的主要问题和“右倾”。这些问题在当时国内外其他因素的作用下，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人们难以预料的“合力”，即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升级。 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指责从1960年下半年以来，大家只说黑暗，不讲光明，使上边受到压力。他又把“单干风”与“黑暗风”联系起来，说大家只讲黑暗，不讲光明，既然是一片黑暗就证明社会主义不行，因而就全部单干。毛泽东从对“阶级，形势和矛盾”三个问题的分析中得出结论是，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有时是相当激烈的，对于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等等。这些思想，比较集中地反映在毛泽东在会上的发言以及全会的公报中。 1957年反右派运动，1959年反右倾，以及1960年至1961年间的“整风整社”等运动中扩大化错误，产生和发展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这是八届十中全会上扩大化升级的直接理论来源和实践依据。 与1957年、1959年两次阶段斗争的严重失误相比，这一次升级，不论是在原因上还是在程度上，都有一些不同之处。 在1957年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重新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确定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其原因在于反右派运动扩大化，以及当时国际共运中的一些严重事件。但是，这里所讲的主要矛盾，是限于“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这样一个特定阶段的。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结论不仅违反在此之前的八大决议，也有悖于在此之后的大跃进实践。 理论与实践的这种脱节、矛盾现象，反映了理论自身的薄弱，以及理论提出者态度上的轻率和思想上的矛盾。 1959年庐山会议上，阶级斗争被扩大到党内。这次党内分歧，已经涉及到对大跃进，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等较深层次问题的认识。但这次分歧的深刻性、全面性及尖锐性，显然不能与调整时期的分歧相比。而且，毛泽东此时关于阶级斗争的论述，也与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论述不相协调，会后不久，就又全力以赴地继续大跃进了。1960年3月中央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在说到会议的13个议题和1960年要在全国开展的“五大运动”时，阶级斗争的观点在他的思想中，也还是不成熟、不稳定、不牢固的。 到八届十中全会时，量变过程中断了，质变发生了。这次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升级，是调整深入及某些改革因素出现的产物，是毛泽东与中央领导核心中多数同志分歧的结果，是当时国内一些重大事件的反映。就升级的原因看，它比1957年和1959年更为深刻、广泛。就其程度来讲，十中全会明确了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要求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这在实际上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 从1957年提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起，中经庐山会议，直到八届十中全会，是一个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及其理论提出并逐步确立的过程。十中会全这次升级，不仅在于它干扰以至中断了在一些领域里初见成效的调整或改革，以及它在理论上所达到的高度，最重要的是，在于它形成了一个可以使阶级斗争扩大化能够迅速发展的结构。 这种结构并不是社会主义基本规律的产物，而是在指导思想上违背了这种规律的要求，社会主义社会正常发展受到某种干扰的结果。这种结构除自身内部的相互作用外，又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规律发生着复杂的联系和作用，正如人体被疾病侵袭时的相互作用一样。 八届十中全会后，党在仍然以主要精力继续贯彻执行“八字方针”，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同时，从1963年起到1966年上半年，在部分城市开展了“五反”和社教运动。1966年初发布的《二十三条》，把二者统称为“四清”。从根本说，“五反”、“四清”等运动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除“单干风”等外，大部分仍然是大跃进以来所遗留下来的各种问题，如干部作风，管理混乱，以及困难时期激化起来的一些阶级斗争。 贯彻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后，各地开始大抓阶段斗争，用阶级斗争观点教育干部。在逐层放大机制作用下，一批夸张的材料很快由各地报到了中央，例如，1963年初，某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各方面的情况表明，当前的阶级斗争是激烈的。一股反革命黑风刮得很大，资本主义和封建势力企图复辟，干部中问题严重的比例越到下面越大，而运动所到之处，“牛鬼蛇神”很快消声匿迹，等等。 诸如此类的报告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他亲自为这些材料写了批语。他认为，这些材料极为重要，写得很好，用触目惊心的事实说明关于阶级斗争的论断是正确的。 在中央的要求和地方的报告互相激发中，阶级斗争扩大化加速发展的特点很快便明显地表现出来。1963年5月中央制订的《前十条》和1963年9月制订的《后十条》中，直到1964年下半年的《（后十条）修正草案》，对形势和运动的性质作出了一次比一次更为严重的估计和规定。从认定“这一场斗争是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前十条）”到明确这次运动“是一次比土地改革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后十条修正草案），运动的重点，斗争的主要矛头所向，从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发展到党内和干部队伍内部，从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到抛开基层组织和干部，由工作队领导运动进行夺权，如此等等。 运动按其内在规律发展着，它越深入，发现敌人就越多，出现的敌情越严重，上面对形势估计得越严重，下面的运动和报告所反映的情况越激烈。 1963年9月，毛泽东根据各地报来的材料断言，在城市和农村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1964年底，某省则进一步提出，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单位，已经不止三分之一。这个说法得到了中央的肯定。 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像自由落体一样加速地发展着。到1966年时，它终于发展到这样一种地步，一方面，人们越来越难以跟上以这样的速度发展到这种程度的“左”的错误，因而矛盾日益增多；另一方面，它已经紧张敏感到很难容得党内外的不同意见，在常理看来很正常的分歧都将被“无限上纲”，它快节奏的发展使它已不习惯于停顿，哪怕是片刻松弛都会使它不安，它为自己造成的动乱振奋，仿佛只有在动乱中才能显示出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它使广大干部、群众逐渐习惯于不加思考地服从，盲目地接受一次又一次扩大化所造成的既成事实，它使整个民族越来越习惯于以阶级斗争的眼光看待各种事物，使人们日甚一日地相信复辟势力的庞大和逼近。与此同时，它还造就出这样一种人：他们从这种紧张的政治运动中得到了在正常发展中所得不到的巨大利益，他们以整人为天职，以制造动乱为己任，渴望着在更大的动乱中，在更残酷的迫害中摄取更多的利益，他们是这种不正常的紧张空气、动乱局面中的“骄子”，在最革命的口号中一天天堕落下去，走向反面。“文化大革命”中种种悲剧，多出于这些人之手。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就是这种人的代表。 总之，“左”的错误已经难以约束，按照自身的规律，像一列制动器失灵的列车那样向前狂奔。 在“左”的错误迅速发展的同时，在党内外一种对“左”的错误的怀疑、不满以至程度不同的抵制，也在逐渐发展，并在中央领导核心中反映出来。虽然这些思想远非系统、自觉、明确和集中，对它们很难简单地用“是”与“否”来评判，但它们已包含着将来发展成为彻底否定“左”的错误的深厚力量的萌芽。而且，就是这种萌芽，当时也对“左”的错误发展造成了相当的威胁。例如：社教运动中的“右倾”，中宣部、文化部、北京市委对江青的冷落；1965年刘少奇对“走资派”提法所表示的异议；1965年3月，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对文化知识界中“左”的错误的尖锐批评；1965年11月北京市对批判《海瑞罢官》的抵制；1966年“二月提纲”对“左派军阀”的严厉批评；直至《五·一六通知》中所说的“绝大多数党委对这场伟大的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如此等等，没有这方面力量的发展，“文化大革命”的产生也是难以想象的。换言之，“文化大革命”就是在“左”的错误不能顺利发展时，为了排除它所遇到的阻力而发动起来的。 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泽东不仅为“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符咒召唤出来的越来越多的“阶级敌人”而震惊和紧张，也为中央领导层内部日益明显的分歧而焦虑。一种危机感使得他更难以听进不同意见，他已经敏感到把许多并不严重的分歧看作是对他个人权威的挑战；看作是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式人物的所作所为，对中央领导同志的不满随之日益增加。 在那一段时间里，中央领导人除林彪外，都先后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危机感产生了一种孤独感。毛泽东所以这样倚重从前并未重用的江青、康生等人，所以允许、支持了林彪、江青等人煽动起来的狂热的个人崇拜，所以抛开中央领导集体去发动“文化大革命”，都是这种分歧，这种心境的反映。 如果说，1957年特别是1962年以来“左”的错误的迅速发展，使得毛泽东有可能发动“文化大革命”，那么，与此同时逐渐发展起来的对“左”的错误的不满和抵制，则使毛泽东感到必须发动“文化大革命”，或者说，毛泽东之所以要发动“文化大革命”，所以把形势估计得那么严重，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左”的错误的迅速发展，另一方面也是分歧、怀疑、抵制增长的结果。“文化大革命”就是这种“合力”的产物。 人们常说，没有毛泽东，便不会有“文化大革命”，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却只说出了问题的一半。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没有谁能像毛泽东那样，给中国历史以那样巨大、深远和多方面的影响。毛泽东个人的风格、气质和特点，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史、建设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50年代中期以后，毛泽东个人的这种作用更加突出，到“文化大革命”时，这种个人作用发展到了极端，以至我们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文化大革命”，忽视毛泽东个人这种偶然因素的作用，这段历史便会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但是，问题还有它的另外一半，而且是更为重要的一半。毛泽东的个人作用是在什么样的基础上才能得到那样的发挥？是什么条件使毛泽东具有那样突出的个人作用，使他在觉得需要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就能够不顾绝大多数中央领导人反对，“亲自领导和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并把它维持了10年之久？这样，我们接触到了“文化大革命”得以发动的另一重要原因—我国的政治体制特别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及其运行机制。 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生时，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及运行机制的状况如何呢？对此，邓小平曾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从1958年批评反冒进，1959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 的确，个人崇拜强化和助长了个人专断，二者结合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1958年以后，毛泽东对个人崇拜的态度，由反对变为默许、欣赏、支持。1970年在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说：“总要有点个人崇拜”，“过去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这是因为当他要坚决推行实际错误而他认为正确的主张时，不能不依靠个人的绝对权威力排众议。在这种情况下，不少人出于维护党的团结和毛泽东的威信，不再坚持不同意见。 正如邓小平所说：“那时大家把什么都归功于一个人。有些问题我们确实也没有反对过，因此也应当承担一些责任。当然，在那个条件下，真实情况是难于反对。”可见，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的发展，使党丧失了约束和纠正自己领袖犯错误的能力。 一个领导一切的政党，一个掌握巨大权力的领导者，一旦失去了强有力的、具体切实的监督和制约，本身就是一种严重的危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进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依靠毛泽东个人的权力和威望才得以实现的。而这种不正常的权力，正是没有监督和制约机制的产物。毛泽东认为，许多问题的解决，光靠法律不行，法律是死的条文，是谁也不怕的。大字报一贴，群众一批评，会上一斗争，比什么法律都有效。这种观点曾广泛流行，成为党和国家领导机制及其运动机制的基础之一。1957年不经过任何司法机关和法律程序去划定“右派”，便是其典型表现之一。“文化大革命”中被列为打倒、横扫对象的“牛鬼蛇神”一类概念，既非科学的政治术语，更不是法律条文的专有名词，而是一个充满主观随意性并带有一些文学色彩的比喻。然而，“文化大革命”中，在这顶莫名其妙的帽子下被名正言顺、冠冕堂皇地迫害、批判的人何止千万！这类概念的出现，精确地反映着当时我国法制观念薄弱的程度。 上述这些给我们描述了一幅总的画面：“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等方面来说，主要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对这个问题没有足够的认识，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 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对这种体制中消极因素的发展，固然起了一定的作用。反过来，体制中的弊病，作为一种直接影响和制约着领导者个人作用发挥的客观条件，又发展了毛泽东思想的作风等方面一些消极因素，“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发展，与领导体制上弊病的积累处于一种同步的状态。我们可以合理地设想，如果我们的体制是比较健全的，那就不会有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更不会有“文化大革命”。 所以，当我们说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文化大革命”时，紧接着就应该补充更为重要的另外一半，没有发展到这种程度的体制，就没有“文化大革命”。过时的领导体制在“上面”产生了自己也无法约束的领袖，在“下面”则不断产生和滋长着自己无法容忍、也无法有效地纠正的官僚主义等不正之风。在中国，由于其他方面的原因，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逐渐成为阶级斗争扩大化发展的动力，导致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升级。经过“文化大革命”的现代中国，对每一个立志振兴中华的仁人志士所发出的呼唤声中，不仅有工农业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而且还有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领导体制的现代化。 在党内，毛泽东虽然有着相当高深的理论造诣，但总的看来，他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尤其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准备仍然是欠缺的。建国以后，他在对待诸如1955年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急燥冒进，1957年反右派运动和改变我国主要矛盾，1958年轻率地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年庐山会议上发动对彭德怀的批判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那样缺少一个大政治家应有的稳定性的转变，那样急促地、大幅度地改变初衷，除其他原因外，在一定基本理论上的薄弱不能不认为是一个重要原因。即使是他晚年提出的“继续革命”理论，尽管曾被认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但严格说来，从理论体系的角度来看，仍然是很粗糙的，而且越到后来越缺乏论证。偌大一个理论体系，却只是靠偶尔“颁布”下来的几条“最高指示”支撑着。 “文化大革命”这颗硕大无比的苦果，就生长在这样一片瘠薄的理论土地上，在这颗苦果的两侧，各有一根粗壮的枝干，一根叫做教条主义，一根叫经验主义。在这些枝干上，生长着许多“固定观念”的叶子。 理论上的薄弱产生出一种粗陋的教条主义。它首先表现为把经典作家的一些个别结论，设想变为一种简单的教条和公式，甚至是被误解的教条。然后，以此为标准，观察国内外、党内外的现实。在大跃进中，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商品生产的一些论述，以及对共产主义的某些设想，急于消灭商品经济，批判资产阶级法权，为供给制等平均主义开道。 “文化大革命”中，马克思、列宁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几段语录，又使人们真诚地相信，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中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经济基础”，如此等等。 另一方面，教条主义更多地表现为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毛泽东的著作和言论。60年代后，这种教条主义凭借着个人崇拜的力量极度膨胀。博大精深的毛泽东著作被肢解为无数条“语录”随意搬用。在1977年2月的一篇社论中，它又被概括为“两个凡是”，所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不会忘记这两种教条主义在“文化大革命”酝酿和进行中的重要作用。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创造、积累了大量科学的工作方法、经验，形成了我党各种光荣传统和作风。这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积建设的宝贵财富和巨大优势。但是，在社会主义时期，如果我们忽视对各种新问题、新任务的研究，盲目地照搬以往的经验或传统，那么，优势也会转化为包袱，传统就会变为框框，经验也会转化为经验主义。 在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发展过程中，我们经常都可以感觉到经验主义的作用和影响。例如，用“民主革命不彻底”、“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狂进攻”来解释农村基层干部中的“五风”，把官僚主义比作阶级敌人的直接同盟军，把社会主义改革说成是资本主义复辟，把“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说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等等。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在一封信中，实际上描述了他心目中的社会主义蓝图。他认为，军队应该是一所大学校，如同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根据地那样，他希望整个社会都应以本业为主，兼学别样，并批判资产阶级。他说，这不是什么新意见和创造，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这种靠以往经验勾勒出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全景，反映出他对新事物的隔膜。 从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文化大革命”是长期经验主义地对待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产物，同时又把这种经验主义荒谬地推向极端。从“大破大立”到“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从戴高帽游街到武斗抄家，从“彻底砸烂”到“全面夺权……”，人们虔诚和惶恐地接受了这样一个现实：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深入发展到必须回到打土豪、分田地时代那些观念、方法的阶段了。 重要的是，我们的经验——主要产生于战争年代的关于阶级斗争和革命战争的经验，如果被盲目地，甚至是歪曲地运用于社会主义社会，那么，其结果不是阶级斗争扩大化，还会是什么呢？ 实际上，从根本上看，毛泽东从来不是一个教条主义者，他不是一个蛰居书斋的学者，而是一个一生都处于激烈斗争旋涡中的，具有伟大理论勇气和巨大创造性的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在他的一生中，从未停顿过探索的步伐，从未止息过创造的热情，即使在垂暮之年，他的创造热情和开拓精神也未因已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年迈而稍减。他身上始终熊熊燃烧的创造之火在古今中外的一切最伟大的政治家中是罕见的。他的悲剧在于，在晚年，当他仍然不停顿地向前迈进的时候，他的目光却越来越多地投向了过去。他从以往的经验中汲取创造的灵感。以过去的语言、方式号召、动员人民，以光荣的传统构筑心目中的理想社会。过去与未来、创新与守旧、传统和理想、前进与后退如此和谐、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是一个伟大革命家在一个深刻的历史转折时期的悲剧。 在毛泽东晚期思想中，有几个特别引人注目的思想，我们姑且把它们概括为“斗争”、“反用途哲学”、“高速度”和不断革命思想，“穷则革命富则修”思想，“大乱大治”思想，“大体平均，略有差异”思想等等。这些思想构成了那个带有某些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模式的重要理论基础，并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精神支柱，它们都是对中国革命历程和经验绝对化的结果，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有利于了解经验主义、教条主义等过时的观念与“文化大革命”的不解之缘，进一步认识“文化大革命”产生的原因。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从而引发了一场是非混淆的政治批判，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会上通过了经毛泽东修改定稿的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这是一个集中反映“左”的理论，方针和政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此次会议成立的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成了凌驾于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之上的发号施令的指挥机构，这次会议标志着“左”倾指导方针开始在中央占据支配地位。 8月5日，在中国政治生活的心脏—中南海大院里，突然贴出了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底牌”亮出来了，毛泽东一马当先，率先垂范，以大字报的形式对刘少奇和邓小平轰了一炮。 党中央主席居然对党中央副主席和党中央总书记采取这样非正常的方式搞突然袭击，大字报虽然没有点名道姓，但联系毛泽东发动“文革”以来的一切，其矛头所向是再清楚不过的。这确是中共建党以来不多见的一举。 顷刻之间，正在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会场哗然，代表们无不大吃一惊。 对于每一个参加会议的人，都面临着一个站队的问题，究竟你是跟着毛泽东走，还是跟着刘少奇和邓小平走？站在刘少奇和邓小平一边，就是跟着资产阶级司令部走，自然就背叛了毛泽东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了；如果是站在毛泽东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一边，就是捍卫毛泽东，坚决向刘少奇和邓小平进行斗争。 毛泽东利用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威，“神化”了的地位，“御驾”亲征，讨伐刘、邓，形势急转直下。与会者终于站好了“队”。原来支持刘少奇、邓小平的人，有的反戈一击，立功赎罪，得到了宽恕；有的则被打入“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从此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一个统一的坚强的党，经毛泽东的大字报，又有林彪、江青一伙推波助澜，终于分成势不两立的两部分了。 毛泽东贴出大字报的消息不胫而走，这等于向全体中国人民宣告，他的大字报就是炮打刘少奇、邓小平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 当然，对刘少奇和邓小平，毛泽东还是有所区别的。他把刘少奇看成头号政敌，把邓小平看成二号政敌。对头号政敌，要彻底打倒，再踩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对二号政敌则先打倒了再说。但却留有余地，以观后效。因为毛泽东知道，邓小平确实人才难得。说不上什么时候，还有启用的必要。 毛泽东与刘少奇本是湖南同乡，早在1922年，他们就共同领导了著名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时期，毛泽东被诬为苏区的右倾代表，刘少奇则被诬为白区的右倾代表，一块受到了无情的打击。遵义会议上，刘少奇坚定地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为我党历史上的这次伟大转折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党的七大上，刘少奇提出并高度评价毛泽东思想。几十年风雨同舟，生死与共，使他们成了革命的战友和同志，以往他们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也发生过分歧，但并没有在老战友之间投下明显的阴影。 1959年庐山会议，本来是反左的，刘少奇也是赞成批判左倾的。但由于彭德怀同志上书主席，批评了“大跃进”中左的偏向，毛泽东认为是右倾，结果，会议中途转向了批右。 刘少奇也只好随着转向。到了1962年，两位伟人之间的裂痕开始加深了。这个裂痕的焦点，便是毛泽东同志视为我党对马列主义重要发展标志的“三面红旗”。这也就是《炮打司令部》中追溯到的“1962年的右倾”。 “三面红旗”是50年代末期的产物。对此，刘少奇是赞成的。1961年，毛泽东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刘少奇返回了阔别40多年的湖南家乡进行调查。农村一片凋零的景象使他感到震惊和伤心。山清水秀的家乡，田园荒芜，人颜憔悴，“卫星”上天，可人们却饿了肚皮。现实使他陷入了深思。 他来到了医院，看望那些因营养不良而患浮肿病的骨肉乡亲； 他得知许多乡亲住房被平调，被拆毁，立即同当地干部一起，研究了解决社员住房的紧急措施，并把几户最困难的群众安排到自己的旧居去住，甚至连陈列用的桌子、凳子、炉、锅等也统统分给了乡亲们……。 在1961年5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是造成目前困难的主要原因。”并认为中央对这些错误要负主要责任。 1962年1月，他提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观点，并特别提出：“彭德怀同志信中说的一些具体事实，不少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这些观点显然涉及到对“三面红旗”的根本态度问题，同毛泽东的观点不尽一致。毛泽东一直认为：“三面红旗”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体现，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是完全正确的。对造成三年困难时期的原因，毛泽东认为是“自然灾害”为主，“三面红旗”是不容怀疑的。他认定刘少奇在“三面红旗”问题上犯了右倾错误，这是一个重大的原则分歧。 此后，党中央着手恢复经济，刘少奇鉴于国家经济上的严重困难，建议成立中央财经小组，由陈云同志任组长，并与周恩来一起采取了一系列非常经济措施以恢复经济活力，其中包括“三自一包”……； 同时，中央还采取政治措施，对自1958年以后历次运动中搞错的干部进行重新甄别，予以平反…… 后来的事实证明，毛泽东对刘少奇等同志在主持中央工作时采取的这些步骤，是不满意的，认为是刮了两个风，一是单干风，二是翻案风，这是带有“资本主义复辟”性质的严重问题。 于是在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发展了他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还批评一些同志：思想混乱，丧失信心，看不见光明…… 此后，“文革”的序幕——“四清”运动开始了。刘少奇对毛泽东的上述举动并没有公开表示过异议。客观地说，在“四清”中，他的一些讲话和指导运动的具体作法也是很左的。 而这只被毛泽东认为是“形左”，那么“实右”呢？这就涉及到“四清”运动的性质问题了。在“四清”运动的性质问题上，他与毛泽东同志又发生了新的矛盾，这一矛盾，在1965年，中央召开的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的工作会议上，终于激化了。 这次会议是由邓小平总书记主持的。当时毛泽东身体不好，许多一般工作会议他并不参加。但这次他不仅参加，并在会上讲了话。在讲到“四清”运动的性质时，他强调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这时刘少奇插了话，说：“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有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有党内和党外的矛盾的交叉，还是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为好。” 在党内民主生活正常时，领导人讲话时互相插话，本是司空见惯的事情。然而，个人专断作风逐渐发展起来的毛泽东，对此却不能容忍了，更何况，他早已认为刘少奇是右倾路线的代表。 第二天，会议继续进行。毛泽东带来了两本书，面容严峻地说，这里有两本书，一本是宪法，我有公民权；一本是党章，我有党员权利。现在，你们一个人不让我来开会，一个人不让我讲话…… 结果，会议通过的“二十三条”提出了“党内资产阶级”的概念，纠正“四不清”作风，变成了党内阶级斗争。 尽管刘少奇后来对不够尊重毛泽东专门作了检讨，但毛泽东却并不认为这是个人之间尊重不尊重的问题，按照他后来的说法：“基本上是修正主义和反修正主义的问题”。他错误地估计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形势，认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已迫在眉睫，于是，他决心要发动一场新的运动，以保住社会主义的“红色江山”。这就成了酿成一场历史大悲剧的一个直接动因。 从1935年遵义会议以后，邓小平就一直担任着重要职务。“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夕，邓小平担任着党的总书记这样一个关键性的职务。这时党的领导核心已存在一定的意见分歧，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斗争、纠偏、“大跃进”、饥饿、调整。其间还有日益尖锐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大论战。最后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爆发。 当时作为党的总书记的邓小平必然处在各种矛盾的焦点上。作为贯彻决议、领导组织工作、处理日常事务的机构—书记处的领班人，他日理万机，执行经常是互相矛盾的决定。 当他想捍卫党，捍卫自己所领导的机构，并用它来抵制“阶级斗争”和正在加剧永无休止的运动时，他必然会“灵活地”执行这些来自于毛泽东的决定。这并非是他想和毛泽东对立，他只是很清醒地看到当时的形势，尽可能地减少和缩小某些错误决定所带来的损失。 这样一来，邓小平便成了“文化大革命”中继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后的第二号靶子，“党内第二号走资派。” 邓小平在“文革”之初被迅速打倒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的有两个：一是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不满，使邓小平失去了这个光芒四射的“红太阳”的照耀；二是林彪对邓小平的嫉恨，“文革”一开始，他就利用各种机会来攻击邓小平。 毛泽东对邓小平不满主要是因为邓小平“不听话”。毛泽东当时需要用足够的人们对他的崇拜来巩固他的地位和威望，而邓小平则极力推行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毛泽东晚年最为得意的两件事就是“三面红旗”和“文化大革命”，而邓小平却在1962年由欢迎“三面红旗”变成反对“三面红旗”（邓小平一贯尊重事实），这对毛泽东来说是无法容忍的； 毛泽东要搞“人民公社”，邓小平却在支持邓子恢搞“三自一包”。 1960年8月9日，即北戴河工作会议结束的前一天，本来已经批准了会议通过的文件的毛泽东忽然唐突地改变主意，点名批评邓小平和刘少奇。4个星期后，毛泽东又把受到冷落的人民公社计划重新提出，收回了包产到户和准备为彭德怀平反的决定，把阶级斗争以及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阶级纳入会议的中心议题。并且撤了主管农村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的职，用以警告邓小平和刘少奇。 1966年10月，毛泽东对人抱怨邓小平说：“尽管邓小平听力不好，但他开会总是远离我而坐。1959年后的6年里他从未向我汇报过一次工作。中央书记处的工作他完全交给彭真。你们觉得他是一个能干的助手吗？” 而林彪对邓小平的嫉恨则源于1953年底邓小平拒绝了与高岗“合作”这件事。1953年毛泽东提出在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当时东北局的负责人高岗在首先取得了林彪的支持后，活动非常活跃。高岗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邓小平谈判，说刘少奇不成熟，要争取邓小平和高岗一起拱倒刘少奇。邓小平当即明确表示，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地位不适当。邓小平当时认为：“高饶集团并不是为维护什么不同的纲领和方针路线，而是为了篡权。” 林彪对邓小平的嫉恨就是从这开始的。 在北大的第一张大字报通过新华社公布全国以后，学生就开始造反、串联，邓小平和刘少奇一心为了维护安定秩序，为了维护党的威信，想把青年学生出了格的“政治热情”纳入正轨，他们向一些高校派了工作组，并向造反的青年呼吁： “一个真正的左派要同党同心同德，相信工作组。”邓小平也对红卫兵狂热的行动发出警告，他禁止游行示威和在街上贴大字报。毛泽东7月返回北京时对邓小平的指示大为恼火： “共产主义者怕学生运动，就不是马克思主义”。随即，毛泽东说工作组是“资产阶级专政”和“白色恐怖”的产物，命令撤销工作组。 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心里有数，此后，刘少奇、邓小平虽然仍是中共中央常委，但实际上离开了领导岗位，处于接受揭发和批判的地位，而“炮打司令部”则成为造反派的大方向。 林彪一伙则推波助澜。10月1日，在庆祝国庆17周年的群众大会上，林彪发表讲话指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也就是说，与刘少奇、邓小平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还必须进行下去。10月6日，在北京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主持召开十万人的“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上，江青讲话说：“我支持你们这种大无畏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英雄行为。”大会通过《大会通电》，呼吁全国各地“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 在中央文革的直接支持、暗中指挥下，再次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了进攻。在北京，以李雪峰为首的北京市委被学生称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遭到揪斗和批判。 各高校学生也冲击学校党委，夺取学院广播权，纷纷起来“造资产阶级的反”。 在造成了一定声势的形势下，毛泽东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召集到一起，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在林彪与陈伯达分别于10月12日和16日在会上发言后，加上由于毛泽东的威信而逐渐形成的会议气氛，迫使刘少奇、邓小平在10月23日作了自我检查。邓小平直言不讳指出：“在十一中全会上，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刘少奇和我两人的司令部。”10月25日，林彪在大会上讲话说：“刘少奇、邓小平，他们搞了另一条路线，同毛主席的路线相反”。“刘、邓路线，就是毛主席大字报上说的，‘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路线”。 11月1日，《红旗》杂志第14期发表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的社论，宣布“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破产”，指出“无论什么人，无论过去有多大的功绩，如果坚持错误路线，他们同党同群众的路线就会起变化，就会从非对抗性矛盾变为对抗性矛盾，他们就会滑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这实际上是有意向群众暗示会议的主要精神。 而中央文革则把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转给了他们忠实的信徒。11月2日，中央组织部贴出的一大批指责刘少奇、邓小平的大字报，天安门前也出现了打倒刘、邓的大字报。“打倒刘少奇、邓小平”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一目标，向全世界公开了。 11月3日，在毛泽东第六次接见红卫兵的活动中，刘少奇、邓小平的表面地位并没有变更。但在宣传这次接见时，报纸上登载了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五人在一起的巨幅照片，敏感的人们马上明白这意味着刘少奇、邓小平的领导地位不过是个虚设。 在“文革”的特殊气氛中，作为社会细胞的每一个家庭无疑都充满了浓烈的火药味，是社会上“阶级斗争”在特殊的家族伦理中的延伸。每一个中国人在“大是大非”面前，都别无选择。作为“党内头号走资派”刘少奇的家庭成员自然面临着更痛苦的选择。 刘少奇结过五次婚，共有九个孩子。第一个妻子何宝珍生有刘允斌、刘爱琴、刘允若两男一女；第二个妻子谢非没留下孩子；第三个妻子王前，16岁时嫁给刘少奇，生有刘涛和刘允真一男一女；第四个妻子王建，结婚半年后就分手了； 第五个妻子就是王光美，他们1948年结婚，婚后生刘平平、刘源、刘亭亭、刘小小（潇潇）。 1966年6月1日，康生、陈伯达等人背着当时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和邓小平，背着政治局，将其一手炮制的聂元梓的大字报突然向全国广播。第二天，各报全文登载。 仅仅两三天的时间，各学校党委和党支部都瘫痪了。运动的对像和目标忽然间模糊了。 6月3日，毛泽东亲自批准派出北大等三个工作组。刘少奇主持召开的政治局党委扩大会后，决定向大中学校派工作组。工作组就代表党的领导。但刘少奇没有捉摸透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实目的，为了“好好控制运动，维持好局面”制定了“中央八条”为指导。这八条规定是：“大字报不要上街”，“内外有别”，“开会要在校内开、不要在街上开”，“不要上街，不要举行示威”，……。 当北京市委把“中央八条”传达给北大师生时，他们哪里听得进去，说“八条”是“框框”、是“压制革命”的大字报很快出现在校园里，这种与工作组相抵触的情绪很快传染给了其它院校。声援和学习北大师生不畏“强权”的队伍川流不息，涌向北大。 6月20日前后，由于学校间的相互感染，北京各校的反工作组情绪高涨，39所高校相继赶走了工作组。当时在京的中央领导人认为“许多单位不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而是牛鬼蛇神横扫一切”，“现在出现了假左派、真右派和我们激烈地争夺领导权的现象。” 从北京开始，逐渐波及到全国的“反干扰运动”在上述思想下开展起来了。 6月19日，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三年级902班学生蒯大富提出赶走以叶林为组长的工作组。当时中央对清华大学的情况非常关心。正是这一天刘少奇委托夫人王光美去清华大学看大字报。 6月21日，蒯大富在一张大字报上批了这样一段话“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过来了。现在权在工作组手中，那么我们革命左派就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也正是这一天，王光美作为工作组成员，正式进驻清华园，并认定“右派学生蒯大富要夺权”。 王光美到清华园，无疑是不同于一般工作队员的，一般人都把她看作是党中央的触角，是党中央和清华大学的联系桥梁。 第二天，工作组得知化九班要召开会议，于是给他们打电话说：王光美要来参加。不知什么原因，王光美没有去，去的是工作组秘书。这使化九班学生顿生疑云，以蒯大富为首的部分学生贴出《叶林同志，这是怎么回事？》的大字报，将事情公之于众，酿成全校轰动的“电话事件”。 大字报责问的是叶林，而实际的矛头却是直指王光美的。 当晚，叶林亲自主持召开了“声讨会”，而蒯大富等人毫不退让，矛盾激化了。工作组为了压下这伙人的“气焰”，在王光美的授意下，于6月26日举行了由清华大部处师生参加的游行示威，呼喊了“无限信赖工作组”、“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坚决打退反革命分子蒯大富的猖狂进攻”等口号。清华园里到处伸出“拳头”，击向蒯大富等人。 这是王光美在清华园取得的初胜，却不曾想，这正踏进了江青、康生的包围圈，引来刘少奇的杀身之祸和一家人的妻离子散。 “反干扰”运动轰轰烈烈地进行着，据不完全统计，北京24所学校，在20余天里有上万名学生被打成“右派”，数千名教师被打成“反革命”，中央文革频频地把消息传递给杭州的毛泽东。毛泽东于7月18日突然返京，第二天在会见刘少奇等人时即不客气地指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于是刹住“反干扰”的命令，立刻又由措不及防的刘少奇下达。王光美所在的清华大学和张承先所在的北京大学首先执行了。 8月4日，陈伯达等人到清华大学参加批判以王光美为首的工作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为蒯大富公开平了反。 “文化大革命”的方向被毛泽东扭转到了自己所希望的方向后，不仅使刘少奇、也使他的儿女们思考和选择自己的命运。一面是从小一直接受的对毛泽东的权威的绝对崇拜，一面是对生身父亲的自豪和热爱。这是要在党和父亲之间或者说要在毛和刘之间划出一道线来。 最早、最鲜明站出来批判的，是女儿刘涛。此时她正就读于清华大学—“文革”中的一个深深的漩涡。她感到了父亲犯了错误，感到了高干子女战友中的巨大压力。每次回家，为了表明要“划清界线”总是和父母讨论“犯错误”的问题，要求母亲检讨关于工作组问题的认识，还给父亲提意见。一向沉默的刘少奇说话更少了，但此时却不得不尴尬地向女儿表明自己的态度。王光美也不得不为自己的丈夫辩解并向女儿解释。终于那令人心烦的话题，使王光美再也忍不住了，她浑身发抖，泪如泉涌，颤抖地说：“涛涛，你不要再强迫你父亲，你父亲是中央的人，有许多事情是不能跟你讲的。请你不要再强迫你父亲了！”她越说越悲，爱夫、恨子之情一齐涌上：“你太没良心了，欺负我们，欺人太甚啊！……如果我们妨碍了你的前途，你就再也不要回到这个家来……” 此时江青更是瞅准机会，钻了进来，她以代表党中央、毛主席的身份找到刘涛，向她透露了打倒刘、邓的某些实情和最终目标，劝她不要“舍后妈，保亲爸”，“要和家庭划清界线”，还说，“你的生母是受压的，我也受压几十年了嘛。应该去看看你们的生母，你们共同揭发嘛。” 刘涛把与生母王前的谈话及他们所揣摸出的一些问题整理成《看刘少奇的丑恶灵魂》的大字报，于1967年1月3日，一式三份张贴在清华大学、中南海职工食堂门口等地，后来辗转传抄，传遍全国，刘少奇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就这样被突然玷污了。 这张大字报对刘少奇的打击是可以想像的。“红卫兵”造反派的“中国的赫鲁晓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辱骂，和自己女儿对其所谓生活作风和道德品格的批判是不一样的。作风问题在中国要比政治问题更让人抬不起头，更何况儿女的批判比群众的批判不知重了多少倍。 与此同时，中南海的造反队也对刘少奇发动了攻势。作为名存实亡的国家主席刘少奇，遭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待遇。 1967年1月1日晨6时，住在中南海的两个人叫开刘少奇家的大门，在院墙上贴了很多大标语。并在院子地上用排笔浓墨写了“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和“谁反对毛泽东思想绝没有好下场”两排大字。…… 1966年12月18日下午1点30分，从清华大学西门驶出一辆黑色小轿车，风驰电掣闯过一串红灯，直奔中南海。 车上坐着的是显赫一时的蒯大富。此刻张春桥正在中南海等着接见他。 差几分钟到2点，蒯大富乘坐的小汽车驶进中南海西门。 张春桥二话没说把他领进一间屋的套间里，随手关上了房门。 这是一次秘密接见，房间里只有他们两个人。 按照张春桥的需要，蒯大富首先汇报了他去上海串连的情况和清华大学的情况。张春桥除了偶尔插句问话，就眯着他那三角眼，不时地点点头。张春桥肚子里尽是鬼点子，没等蒯大富把话说完，就把军大衣往后一甩，向前探着身子，一字一句地向蒯大富交待说：“从全国来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然相当猖厥，现在还是要深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 蒯大富心领神会，他心里十分明白，张春桥所指的他们，无疑就是刘少奇、邓小平同志，搞臭他们，就是要用一切手段，诬蔑刘少奇、邓小平同志，进而打倒他们。所以，蒯大富听到这里频频点头说：“请首长放心，我，我保证照、照办……” 这次秘密接见，从下午2点持续到下午4点。 下午4点，蒯大富接受了张春桥交给他的“特殊使命”，迅速离开中南海，驱车直奔清华园。 当晚，蒯大富结合自己的“深刻”理解，向“井冈山红卫兵”的头头们作了紧急传达，并作了具体部署；19日，按照张春桥的旨意，蒯大富打着大联合的旗号，将清华园其他两个群众组织吞并，并主持召开了“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攻击誓师大会”，公开叫嚷：“彻底砸烂以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司令部！”20日，在清华园航空馆召集他的总部头头开会，蒯大富全盘托出了23日把“打倒刘邓”的行动推向全北京市的计划。他的行动计划引起了会场一阵混乱，有人提出：“刘少奇是国家主席、政治局常委，从来没有人把反对刘少奇的大字报贴到大街上，反对刘少奇我坚决不同意！”“张春桥代表中央文革，打倒刘邓绝不是他个人的意见……” 蒯大富急了，“腾”地从沙发上站起来，一手撑腰，一手拍着胸脯说，“首长把如此重大的任务亲自交给我们，这是中央文革对我老蒯，也是对我们大家的极大信任！由首长直接指点我们，险风恶浪也敢闯，怕什么！我们应该玩命地紧跟……” 有跺脚的，有甩东西的，大伙互不相让，争论不休。不容别人争辩的霸道司令蒯大富，还是强行通过了他的运动计划，所不同的是将行动日期由23日推迟到25日。 这就是1967年1月1日的《清华井冈山》小报鼓吹的“井冈山兵团12月25日大行动”。 12月25日上午，蒯大富带领着5000余人摇旗呐喊着从清华大学来到天安门广场，然后，他们又在蒯大富的指挥下分成五路，由广播车嘶喊着开道，分别到王府井、西单、北京站、菜市口等处演讲，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大标语，进行反革命宣传，对刘少奇、邓小平同志竭尽诬陷、谩骂之能事。刹时间，把北京城搞得乌烟瘴气。“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和刘邓血战到底”的巨幅大标语，铺天盖地而来，贴上了天安门城墙，贴满了大街小巷。同时还宣布声明： “（一）强烈要求王光美回清华作检查；（二）薄一波必须在1966年12月29日以前回清华交待反革命罪行；（三）王任重必须在1966年12月31日以前回清华还帐。” 这个反革命行动持续了整整一天。 打倒国家主席刘少奇，就像晴天霹雳一样，震惊了北京城，震惊了全国，震惊了全世界。广大群众对蒯大富的行动表现出极端的不满。他们气愤地说：“这些乌龟王八蛋是存心要把我们这个好端端的国家搞垮呵！是谁支持蒯大富这么干的？！” 蒯大富的罪恶行动受到了首都人民的谴责！ 序幕由蒯大富拉开了，进一步迫害刘少奇同志的行动就一个接着一个的开始了。 12月30日下午5点钟，得意忘形的江青伙同姚文元等窜到了清华园，对蒯大富的行动很满意，表示坚决支持，并在西操场召开的群众大会上气势汹汹地说：“1967年要在各条战线发动全面的进攻！” 1月4日，康生在人大会堂小礼堂将一卷铅印的刘少奇同志的讲话材料单独交给蒯大富，并叮嘱说：“回去后要组织批判。”此后不久，陈伯达拍着蒯大富的肩膀，阴阳怪气地说： “行百里者半九十。”意思是鼓励蒯大富拿出更大的反革命勇气，充当他们的马前卒。 在整个社会上，刘少奇还维持着一种虚幻的平衡，造反派还不敢对他直接下手。而他的儿女们却在各种不同的地方和场合被迫作检查、挨批斗。王光美更是逃不脱被揪批的命运。 1967年1月6日傍晚，王光美在家中接到电话，说她女儿平平在从学校回家的途中被车压断了腿，需要截肢，正在人民医院急诊室等待家长签字。王光美一听到这个消息，一口气噎在胸间，双眼直瞪瞪地看着刘少奇。刘少奇作为父亲，第一个反应就是“马上到医院去。”王光美想到总理的一再叮咛—不要她离开中南海，有点犹豫。刘少奇却不加思索地说： “你不去我去！这么小的孩子为了我挨斗……”刘少奇、王光美驱车赶到医院不见平平，却看见被扣作人质的源源和亭亭。 原来这是在江青的怂恿下，清华大学的学生设下的圈套，为的是把王光美诱出中南海。但是，当他们看到陪同前来的还有刘少奇，一时竟不知所措了。他们根本没有预计到这种令人难堪的场面的出现。因为，毕竟刘少奇还是国家主席啊！此刻，刘源告诉母亲：“他们是为了抓你。”王光美一听，只身迎上去说：“不是王光美的都走！”独自一人留在了“造反派”中间。当问及何以用如此手段时，“造反派”望着天花板，一字一句地说：“这是江青同志支持我们搞的，嗯！？……” 于是她被带到清华园准备批斗，并被逼写下了四点保证。 整整一夜刘少奇和孩子都在家中等待着她的归来。直至凌晨前，在总理的干预下，王光美才被护送了回来，刘少奇见到她，只说了一句话：“平平、亭亭哭了。”江青终于达到了她的目的—利用家人、父母、儿女间的亲情，来摧残刘少奇和王光美。 这虽是一场虚惊，但想来却叫人毛骨悚然。第二天起，北京各家“红卫兵”小报以醒目的标题刊载了“智擒王光美”的经过。面对着青年学生的骄狂气焰，刘少奇一家犹如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1967年1月13日深夜，一辆华沙牌小汽车悄然无声地驶到人民大会堂前停住了。刘少奇从车上走下来，快步迈进了那熟悉的大门—他是被接来同毛泽东谈话的。 一见面，毛泽东就关切地问：“平平的腿好点了吗？” 刘少奇苦笑了一下说：“根本没那回事，是个骗局！” 两个老战友在这样的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见面，双方都各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他们避开了“工作”这个过去最平常，而今却最微妙的话题。刘少奇承认自己犯了错误，接着，郑重地向毛泽东提出了经过反复思考的要求：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主要责任由我来负，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应尽快把他们解放出来； 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主任的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地结束“文化大革命”。 刘少奇的这段话是不是违心之言，我们无法判明了。但是，在这里，我们想起了他在《共产党员的修养》中讲过的一段话：“他也可能有最高尚的自尊心、自爱心。为了党和革命的利益，他对待同志最能宽大、容忍和‘委曲求全’，甚至在必要的时候能够忍受各种误解和屈辱而毫无怨恨之心。” 毛泽东听罢沉吟不语，只是不住在吸着烟。过了一会儿才建议刘少奇认真读几本书，还介绍了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和法国18世纪哲学家狄德罗的《机械人》。临别时，毛泽东亲自送他到门口，轻声说：“好好学习，保重身体。” 毛泽东的会见，是极端秘密的，但似乎也给这个家庭里的成员和工作人员以一种美好的错觉梦幻。然而，没安稳两天，中南海内的一些“造反派”，在江青、戚本禹的直接指使下，再次冲进刘家，让刘少奇和王光美站在一张独腿的桌子上接受批斗，又一批新的“大字报”糊满了院墙…… 1月16日午夜之后，桌上的电话铃清脆地响了起来。王光美接过话筒，立即听出是周恩来的声音：“光美吗？要经得起考验啊！” 在那雪压冬云的时刻，这亲切的话语，包涵着多大的信任和同情！王光美按捺着起伏的心潮，只轻声说了一句：“总理，你真好！” 谁知，这竟是最后一个打到这里的电话。两天以后，中南海电话局的“造反派”闯进刘少奇的办公室，不容搭话，便把电话线扯断了。从此，刘少奇与毛泽东、周恩来及中央政治局的一切联系都被切断了。从此，刘家成了与世隔绝的“孤岛”。 强权和抗暴永远是一对孪生兄弟。刘少奇或许并不知道，就在20多天以后，在中国的神经中枢里，爆发了自“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的第一场抗击邪恶捍卫正义的伟大斗争，以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为代表的一批开国元勋挺身而出，同林彪、陈伯达、江青、张春桥之流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二月抗争”。这场斗争是对他在道义上的强有力的支持，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和正义力量同黑暗势力的一场殊死搏斗。但是，当时这场斗争却被诬为“二月逆流”。当这场抗争被扼杀之后，那群沐猴而冠的小丑得意忘形，气焰更加嚣张，漫长的所谓“红色恐怖”的可怕历史，进一步展开了。 4月的一天，一辆小车驶进了一条僻静的小巷，这里“隔离”着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两个专案人员是奉命来找他套取“证言”的，如今，“左派”大顾问要把刘少奇扫成“叛徒”，倘若搞到安子文这个干了27年的组织工作的“要害人物”的一句证言，那“威力”可非同小可。 来人找到安子文，对他开门见山地说：“如果你写个能证明刘少奇是大叛徒的材料，马上就可以去钩鱼台和中央首长谈话，车子就等在门口。” 安子文，这个30年代曾在北平草岚子军人监狱同反动派进行过英勇斗争的老布尔什维克，凭着敏锐的分辨力，一眼看穿了这句话背后的“潜台词”，他问道：“这位中央首长是否就是康生？” “是！” “请告诉你们的首长，我在中央组织部工作了21年，从来没有听说过刘少奇是个大叛徒，从未见到有哪一份材料说过刘少奇有过任何叛变行为！”安子文以一种组织工作者特有的准确而不容置疑的语气回绝道。 专案人员没想到会碰这样的硬钉子，他们软中带硬地说： “你可要看清现在的形势，好好想想吧！” 安子文却平静地说：“我还想什么呢？钓鱼台我去过，红旗车我坐过，我现在不想去，也不想见康生！” 两人又磨了半天，一无所获，恨恨而去。这是康生对安子文的第一次失败的“劝降”，也是正义的力量同邪恶势力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展开抗争的开始！ 对刘少奇的迫害正一级一级地升高，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康生第一个把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提了出来。他责令“彭真专案小组”办公室对这件事进行调查，并伙同“中央文革”的其他成员陈伯达、江青等人到处支持某些学校的“红卫兵”揪批这批党员。虽然有许多知情人提供了证据，证明这批党员的清白。但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挑逗“红卫兵”追究“六十一人叛徒案”。1967年3月16日，窃居当时“文化大革命”最高领导权，自认为是太上皇的“中央文革”，借用中央名义，以中发九十六号文件印发了《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据此，将六十一人定为“叛徒集团”。而作为此事件的最高具体负责人——刘少奇，自然就成了“叛徒头子”。 在当时，对刘少奇的任何一点升级，又必然牵连上王光美。这或许是中国封建传统中“株连”的延续吧。 1967年4月9日的午饭，平平带给全家一个坏消息—清华大学的“造反派”要组织30万人大会批斗王光美。 刘少奇一听，震怒了，推开饭碗，激动地说：“我有错误我承担，工作组是中央派的，光美没有责任。为什么让她代我受过？要作检查，要批斗，我去！我去见群众！我是个共产党员，死都不怕，还怕群众？” 王光美急切地说：“清华大学的运动是我直接参加了的，当然应该是我去向群众检查……” “你是执行者，决策的不是你嘛”。刘少奇激动地说，“我绝没有反过党，没有反过毛主席。别人反对过毛主席，林彪反过，江青也反过。我一直是拥护主席的。在我主持中央工作的几十年里，违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有！但没反过。工作错误有！但都是严格遵守党的原则的。我没有搞过阴谋诡计。 工作是大家一起做的，要我承担责任，可以！但错误得自己去改！”仅是几句话，我们可以看到刘少奇同志多么坦荡、磊落的胸怀啊！ 他想到了死，长出一口气，激动的情绪渐渐平和下来，亲切地望着环坐在桌前的妻子、儿女，缓缓地说：“将来，我死了以后，你们要把我的骨灰撒在大海里，像恩格斯一样。大海连着五大洋，我要看着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你们放心，我不会自杀的，除非把我枪毙或斗死。你们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在群众中活下去，要在各种锻炼中成长。……” 4月10日，清华园果然举行了30万人批斗会，是什么力量让王光美能经受住那辱侮人格的凌辱？或许正是丈夫身上的那份坚毅、那份对共产主义矢志不渝的信念吧。 那天，天还没有亮，清华大学的“红卫兵”便驱车直入中南海内刘少奇、王光美的家。载着王光美的小轿车不到清晨6时又离开中南海，直奔清华园。王光美被押进清华大学主楼七层一间屋子里，里面是早已坐满的“红卫兵”。经过一番相持不下的周折，在“红卫兵”发出的一片语录声中和王光美相形之下微弱的争辩声中，王光美被迫穿上了从她家中抄来的丝袜和高跟鞋，套上了显然是瘦得不能穿的访问印尼时穿的旗袍，还戴上了事先特别制作的乒乓球串成的大项链。 当精疲力竭的王光美被“红卫兵”押上会场时，从北京各处闻讯赶来参加大会的人哗然了，大家争相挤看王光美。把看清一下王光美作为好奇心的最大满足。大会实际上是在群众不断移动着以“看清一眼王光美而了结”中进行着。口号声、打倒声、语录声自然是必不可少的音响。尽管王光美坚决抗议这种人格侮辱，喊着：“要文斗不要武斗”，“红卫兵”小将们还是要她承认是“三反分子”，她义正词严地驳斥： “我从来没有反对毛主席，永远不反。”…… 当晚，孩子们把批斗的情景如实地告诉了刘少奇，当说到彭真、薄一波、陆定一也同时挨斗、还有300人陪斗时，刘少奇双眉紧蹙，一句话也没说，一口晚饭也没吃。 毛主席离开北京去巡视大江南北。在这时，林彪、江青一伙的毒手又伸了过来，借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发动起全国性批斗“叛徒”的运动，把刘少奇逼上绝路。 “文化大革命”初起，刘少奇曾蹲点的北京建工学院学生组织“八一战斗团”，为揪刘少奇，在中南海西门外设立了“揪刘前线指挥部”并得到中央文革的全力支持。一时间，中南海墙外，帐篷林立，车水马龙，围得水泄不通。几百个高音喇叭对准中南海日夜狂叫。 7月4日，刘少奇接到通知：中央的意见，要他向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写一个检查。此刻的刘少奇正处于耳闻目睹党被摧毁、国家受难而忧心忡忡、寝食难安的时候，早已是心力交瘁，怎么也写不下去，只好由王光美代写，送上去了，又要回来，刘少奇加了一句：“是党中央、毛主席委托我主持中央工作的。”于是什么《认罪书》（即检查）是“假认罪、真反扑的铁证和宣言书”，“是一支射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射向毛主席革命路线、射向全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大毒箭”等莫须有的罪名，一古脑儿地加到了刘少奇身上。 林彪、江青一伙的魔爪伸得越来越近了，在刘少奇身边工作了18年的厨师也突然被诬陷为“特务”抓了起来，这对少奇身边的工作人员造成很大压力，更不敢与他接近了。 江青早就打算把刘少奇直接交给“造反派”批斗，她曾鼓动中南海的“造反”干将们给当时的中办负责人写信，要求“面对面”批斗刘少奇。中办负责人请示毛泽东主席，毛泽东明确表示不同意，说：“不要这样搞。”如今，毛泽东外出，江青、康生认为时机已到，公然发难了。在一次碰头会上，康生煞有其事地说：“现在需要面对面地向刘、王提一些问题了！”江青随声附和，当即让刚被委任为代理中办主任的戚本禹布置在中南海召开大规模的群众批斗大会（在此之前，对刘的批斗还多是小型的，有人身保障的），她这时正愁诬陷刘少奇的证据不足，便灵机一动，说道：“开会时，让专案组也去，抄刘少奇的家，特别是日记、文件，统统给我清出来！” 戚本禹问，要是批斗会开完了，家还没抄完，怎么办？江青冷笑一声说，抄不完就不散会，主动权在我们手里！ 戚本禹接令在手，立即连续召集各个“造反”组织头头开会：“这回一定要搞个天翻地覆……” 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策划，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7月15日，一份标有“刘少奇批斗大会”字样的文件，递到了自称“小小老百姓”，而实际上却大权在握的“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的案前。他毫不迟疑地提起那支曾炮制过《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那类罪恶文字的红钢笔，刷刷两下，圈阅同意。刚要扣上笔帽，却眉头一皱，又一个鬼点子冒出来，他把“刘少奇”三字中的“少奇”二字勾掉，在后边加上了“邓陶夫妇”四字。真是秃笔似刀，杀人不见血，几字之易，就使两天后挨斗的人数扩大了五倍！ 这天大清晨，刘少奇的几个孩子到中南海职工食堂去吃饭，偶然发现了饭桌旁吊着的一张通知：根据江青、戚本禹指示，今天要召开揪斗刘少奇等人的大会。孩子们立即跑回家去，把这惊人的消息告诉了爸爸。 刘少奇听罢十分镇静，他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天，只是没有想到这一天会来得这么快。 中午，他把几个孩子叫到跟前，郑重地从衣服口袋里拿出了两份文件—这是他第一次让孩子接触中央的文件，也是唯一的一次—一份文件是毛泽东肯定刘少奇去年10月份检查的批语全文；另一份是毛泽东赞扬和推广“桃园经验”的批示全文。在这最后的关头，他不能给孩子们留下也许是终生都无法澄清的疑案。 “你们都看到了，”刘少奇以一种期待的目光望着自己尚未成年的儿女，一字一顿地说道：“这证明爸爸、妈妈从来没有骗过你们啊！” 在这个耻辱的制造者之一——江青的面前，放着一沓“待批”的文件，这会儿，她正在“审阅”一份“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送来的请示到东北查档的报告。 江青此时的心绪，看上去得意非凡，好像万事遂心，其实内心深处却窝着一肚子邪火。按照“先定罪、后取证”这一“江氏法典”的原则，她和顾问本来是就设想好了刘少奇“叛变”的具体情节。其一，刘少奇在1925年被湖南军阀赵恒惕逮捕过；其二，1929年，刘在东北（满洲）又被捕。在康生的“字典”里，被捕就意味着“叛变”，如此看来，把刘少奇打成“叛徒”似乎易如反掌。谁知，专案组出师不利，先是在安子文那里碰了一鼻子灰；近来，新抓的孟用潜又“很不听话”。20多天前，专案组曾写来一份汇报：“孟用潜…… 一个月来根本不交代实质问题，态度极不老实。”江青曾恶狠狠地批示道：“当心孟用潜骗我们的审讯人员，他是在演戏给我们看。”康生也批道：“继续审讯，不要为他所骗。”她知道，眼下这些“批示”正显示着“无比的威力”，但成败如何，尚未可知。看来，只有下更大的本钱，去搜寻“罪证”了。今天晚上的“抄家”，固然是搞到“材料”的一个良机，但江青心里也清楚，根本不存在的证据是在那里也是找不到的。可巧，这天专案组在康生、谢富治这两位“破案大师”的提示下，送来了这份要求到沈阳等地查阅敌伪时期的档案材料的请示，巴望着让敌人来证明刘少奇在奉天“叛变”。这可是件工程浩大的麻烦事，但江青此时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只要能把刘少奇搞下去，下多大本老娘也干！想到此处，她略一思索，便大笔一挥批准了这个报告。 随着江青的这笔头儿一转，400多人的专案大军开赴东北，历时两个多月，发动了几万红卫兵和专案人员，查阅了十五六个档案馆的245万卷档案，却没有找到一件可以证明刘少奇“叛变”的材料。 7月18日晚上，几十万群众把中南海围得水泄不通，刺眼的灯光照得黑影绰绰，上百个喇叭向浩渺的夜空释放着强大的声波，向这个“小小寰球”传播着一个可悲的实况：国家主席刘少奇、党的总书记邓小平、中央常委、副总理陶铸以及他们的夫人，被同时强按着低下了他们倔强的头…… 这是空间的倒转，还是天地的倾覆？是亚洲大陆发生了断裂？还是时间的长河倒流到了愚昧专制的“皇权”时代？ 刘少奇和王光美被分别押到了两个食堂，这是所谓“主会场”，邓小平和陶铸夫妇则分别在各自的院子里遭受着污辱、围攻、谩骂和“触及皮肉”的斗争…… 年近七旬的刘少奇，难以忍受“低头弯腰”的苦刑，他想答辩，却不能抬头；他想掏出手绢擦擦汗，一个巴掌打过来，手绢被打落在地上…… 此时，在刘家的院子里，专案组已开始迅疾而神秘的行动！ 武汉，会议室里，毛泽东、周恩来正同当地党政军负责人一起开会。 北京，中央警卫团来电：刘少奇等人现在正被批斗。 中办负责人立即把这一消息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批评道：“对刘少奇不能那样搞法！”并当即对中办负责人说：“你告诉一下北京。” 当这留下耻辱的一天即将逝去的时候，批斗会散场了。 从这一天开始，刘少奇被单独押在了前院他的办公室里，隔离看管，并加派了岗哨；王光美被关在后院，孩子却被留在中间的一排房子里。一家人被分割在同一所宅院里，咫尺天涯！ 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对7月18日的批斗会并不满足，他们又策划了1967年8月5日这个更大规模的集会—在中南海刘邓陶各家院里“面对面”批斗。 一阵口号声起，只见几个彪形大汉把刘少奇架进会场，王光美被押在旁边。两人立即坐上了“喷气式”，有人还揪着刘少奇那稀疏的头发，强行拍照。 突然，“哇”的一声嚎哭，撕裂了会场上那令人窒息的空气，顿时，全场木然：“谁敢在这里哭？简直胆大包天！”人们寻声望去，是六岁的小小被吓得浑身战栗，嚎啕大哭，拼命向场外跑去，摔倒了，便一下下地向外爬，爬…… “小小，别哭，哥哥在这儿！”正在陪斗的刘源用力挣脱了押解人的双手，向小妹冲去。押解人喊：“你要干什么？”刘源气忿忿地说：“你们没见小小在哭吗？”他抱起小小，吮去那晶莹的泪水…… 批斗会并没有被这小小的插曲所打断。刘少奇尽力挺直身躯，不肯低头，那些人便用小红书拍打他，用力拧他的手臂，迫使他弯腰屈膝。他每一次高声答辩，都被口号声所打断。突然，会场上喊起了打倒十几位老干部的口号，刘少奇却纹丝不动。那些人揪着他问道：“为什么不跟着喊？”他面容严峻地答道：“我负主要责任，要打倒，就打倒我一个人！” 批斗会的组织者别出心裁地安排了一个奇特的议程，要刘少奇、王光美向会场一侧的两幅“红卫兵”巨幅画像鞠躬，他们刚走了几步，就被一拥而上的“造反英雄”团团围住，左推右搡，拳脚相加，眨眼之间，刘少奇被打得鼻青脸肿，鞋被踩掉，只穿着袜子。批斗会结束了，刘少奇被押回办公室。 两个多小时的拼力抗争，加上盛夏的炎热，使他精疲力竭，汗水浸透了衣服。他强忍伤痛，一进屋便按铃叫来了机要秘书，“哗啦”一下拽开抽屉，抓出一本宪法，“啪”地掷在桌子上，气呼呼地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的国家主席职务？要审判也要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污辱我们的国家！”他声音嘶哑了，手指“笃笃笃”地敲击着桌面，“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宪法保障每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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