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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的北伐轰轰烈烈。1926年7月，他又一次与谢荣华同路，出门求学。这次，他们可要走得远了。 他第一步的想法是，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或东南大学，看看那里的教育办得怎么样，然后再决定行止。谢荣华准备到上海去投考。 去南京是因为向履丰的鼓动。这位向浑的弟弟，在成都有名的贵族学校“联合中学”读书时，两人常在安县旅省同学会的聚会上见面。此人老成朴素，与他很是投机。向履丰先他一年毕业，一个人跑到南京寄住，一边在大学听课，一边自学。在他给杨子青的信里，盛赞六朝古都的环境古雅、安静，如何适于读书，考学校或自学又如何方便。这样，凭着对向履丰的良好印象，他决意到南京，去试一试学习文科的前途。专心地学几年社会科学，是他心中朦胧的与革命相联结的一件事情。 从成都到重庆，杨子青初次踏上了这条“东大路”。当时成渝公路没有修好，不能直通长途汽车，但也有几段路，有那种破破烂烂、随时都会抛锚的老爷车，在尘土里颠簸。其余的路程便只能靠坐得你腰酸脚麻的滑竿了。沿着所谓“小川北”延伸的这条路，大约要走十一、二天的样子，这还要看运气好不好。他以后还有三、四次经过东大路的机会，它给他留下的记忆，到1934年写《赶路》这篇阴森可怕的小说时，便全部“复苏”了。 （《赶路》这个故事虽是听来的，但赶路情景、汽车抛锚、上车不易、在偏僻茶馆住宿等等，这都是我出校以后在成渝路上的实际经验。——沙汀1986年11月24日讲） 不仅是小川北一带的破败荒寒，旅栈里面的龌龊，叫人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气。就是旅店的堂倌们一夜罗唣人十多次，一会儿来问：“先生，叫一个么？”或者“女学生也有哩”，也够人受的。而且，正当你在轿竿里，被摇晃得迷迷糊糊，正要催眠的当儿，说不一定在哪个山坳旁，会传来一声：“站住，检查一下！”那客人就会连一条半新的衬裤也保不住。这种狠心的抢劫，用当地土匪的术语，叫做“裤子过笼”，使每个路人不禁谈“路”色变。所幸他和谢荣华一路吃喝、休息、行走，尽管艰苦万分，终于还是平安到达了山城。 在这里，他们会合了早几年毕业、在省师附小教过书的罗晓云，登上赴武汉的江轮，一块东下了。罗是内江一带威远人，他要去北京寻找进修的机会。杨子青与罗相约，如到北京一定去找他。在船上，还新结识了两个朋友：一个是陈序宾，本来在遂宁行医，这次要去协和医院学习，以后与他一直往来。一个叫巫次伦，是遂宁人，去上海求学。这群年轻学子都是第一次离开四川，一路饱览三峡风光，谈论着求学前景。长江上的轮船多半是外籍的，这条航线和船上的生活，以后他多次经历过，并与他的小说发生关系。 船到了武汉，罗、陈两位转乘京汉路车赴京，其余人换船继续南下。在南京下关，他与谢、巫等道别，只身上了岸。 可是，南京没闪出多少新世界的光亮。向履丰安排他在城内鼓楼成贤街的高师寄宿舍一住下，便介绍了这里几个大学的情况。向的口气不像以前信中那么乐观，流露出对南京一派死气沉沉的不满，表示自己不久要到日本去。他本想考高师，看了高师的一些讲义，发现向的感觉是对的。这些讲义透出一股复古的气息，太陈腐了，与四川的一些学校没有什么区别。他便连报名的想法都打消了。既然向都要离开此地，他更无心留恋这里的红墙绿瓦。住了十几天，逛了夫子庙、秦淮河、玄武湖、明孝陵，写信与舅父联系上后，便乘京浦路北上了。 这时是7月末，郑慕周带着几个从前的部下，住在北京石驸马大街太平湖饭店。饭店位于西单附近的市区，嘈杂热闹。他一去，便在旅馆房间里另加了铺，舅甥俩吃住在一起。郑身边围绕三、五个绵竹人。蔺简斋是云南陆军小学出身，对北京很熟。他的女婿和另一个青年，是中国大学学生，京戏迷，都是“读公爷书”，熬资格的。还有一个吴克仇。这些人在北京仍组成自己的四川世界。这是子青从小看惯了的生活，可以相安无事。 他安顿好后，便马上去寻自己的人。先到沙滩北京大学西斋找毛坤。毛坤与罗晓云同班，毕业后也在省师附小教书几年，有了积蓄后，才来住北大的。此人在省师同学中很有点名气，彼此不熟，但他很尊重他。杨子青向他打听罗的下落，才知罗已离京，而北大的考期也过了。毛坤为人很直爽，对这个一时表现出沮丧神情的小老弟说：“考什么大学啊！订一份《语丝》读好了。喜欢听北大的什么课，你就来听。这里好多人都是这样旁听的！” 这个主意正中下怀，他格外听得进去。南京的经历，使他相信再好的大学，课程也不会全如自己的意。它们怎么能抵得上《语丝》、《莽原》这些新的报刊书籍的力量呢。现在，他来到新文化的发源中心，来到华阳书报流通处那些长期吸引他灵魂的书报的产地，来到鲁迅等人的身边，为什么不可以痛痛快快地学一顿，反而非要套上一个学校的枷锁呢。对，太对了，道耕去当“游学先生”了，我就在北大旁听自学，真正掌握一些新知识吧！ 后来，他又去会见了几位省师前几班的校友，像余必达、王光熹、李夏云等。见他们一个个只是埋头功课，对北京刚刚发生的“三·一八”惨案，以及思想文化界的斗争，都很漠然。而且他们不学文科，都是学理工农的，便更觉得没有必要像他们那样被关死在学校里。于是，他便积极地筹备起舅父走后在北大附近租房自学的事情来。 杨子青暂时处于无人交往的境地，只是与郑慕周等人去游过几处名胜，听过高庆奎、梅兰芳、郝寿臣这些名角的戏，进“落子”（评戏）馆，逛天桥和前门外的夜市。他最喜欢的是听大鼓，听了一次，又听一次。北方的大鼓使他想起家乡的摆围鼓、唱善书，感到亲切。他也喜欢城南天桥的游艺场，去这些地方像是赶场，赶梓橦会。 二十年代第一次到北京，曾随我舅父看过当时的杂技表演，印象深的是一位艺名“大饭桶”的小丑，个子很大，功夫也很到家。①这自然使他想起那些河南流浪艺人来了。杨子青在娱乐中，只对北京的民间艺术感兴趣。此外，他便独守旅馆，一人看书。特别是“北新”、“未名”两家所出的新书。鲁迅的书，过去在成都没能得到的书，他都搜罗来看，包括吴稚晖的那本《上下古今谈》。这些书使他感受到一个真实的北京世界，这是他熟悉的，向往的。晚上旅馆里吵闹，他便偷偷溜出去，进书场听书，享受一个平民社会的生活乐趣。到了9月，他感到北京慢慢变成了一块沙漠。鲁迅于8月末南下后，他觉得《语丝》、《莽原》、不如过去吸引人，整个北京不像“五四”、“三·一八”那时敏感，站在前列。鲁迅等大批文化先驱的离京，使北京好象抽空了它最精华的部分。只有南方革命传来的一些简略的新闻，使人振奋。 不久，毛坤去武昌“文华大学”图书馆。他一去，住北大附近的计划受挫。其时，北伐军攻占汉阳、汉口的消息传来，郑慕周手边的钱花光了，便提出要与他一起回川。舅舅不放心他一人在这样战乱的气氛中留在北方，并且认为战局会拖延下去，汇兑必将发生问题，在京的生活将无法保障。他想想也就同意了。 （你知道吗？张天翼也是这年夏天从南方来京的，这时正在北大预科。你们当然无缘相识。但是在同样的历史条件下，张天翼也对那时的大学课程不满，不久退学南返。是社会革命的热情促使我北上求学，北伐战争唤起了社会实践热情，又使我离开课堂，而向往行动，急于投入时代的潮流。这就是我与张天翼不谋而合的经历）10月下旬，郑慕周变卖了一些东西，筹了路费离京。杨子青之外，同行人还有蔺简斋。在武汉一下车，他便被北伐军全部占领这座长江重镇后的胜利情景所激动（武昌为10月9日攻占）。他亲眼看到了宏大的游行及青年学生街头宣传的场面。汉口街上扎着大的彩牌楼，到处是旗帜的海、口号的海、飞扬着传单的海。各色人民团体的旗子，学校的旗子，白竹布或红布写着大的黑字、白字的横幅，写着口号的芦柴杆小纸旗，和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配着军乐声、歌声，和每面旗子下一个个通红激昂的脸孔，使他的身心受到震动。什么是革命？这不就是革命的真实显示吗？这不就是书中预告过的壮阔群众场面的具体体现吗？他的热血沸了，恨不得家乡立时也这样翻腾起来。他体会到，时代需要的是行动，行动，行动。 三天以后，他们搬上了一只开往宜晶的上水轮船，水陆兼程，年底前回到了安县。 第一次远行虽然给他打开眼界，但还谈不上广泛地了解中国。他基本上只生活在南京、北京两地的省师同学圈子里。在与外部世界的接触上，他永远不是个充分开放型的人。最宝贵的是看到武汉革命的实况，虽然只是一掠，使他回家后，再也按捺不住，旧历年前后曾几度折回到省城去探听形势。北伐的成功搅动了四川，各派军阀不断变换脸孔，调整自己的地位。他密切注视着时局。 每次去成都，都住在小福建巷郑慕周旧部萧维斌家中。每天逛书店，坐茶馆，与还没有毕业的省师同学来往。刘尔钰、冯棣很合他的脾胃。他们读恽代英译的《共产主义ABC》、郭沫若译的日本河上肇《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读《人民周报》、《猛进》和《语丝》上关于海陆丰农民运动的报告。周尚明尽管忙，也赶来与他见面，热烈地交谈对政局的看法。 这一次的会面，尚明同志给我的印象和以往没有什么两样。只是那些他原早具备的性格上的特征，更突出了：坚定、乐观和永不枯竭的革命朝气。那时候我刚从北京回来，但我从他那里才真正认清了当时的革命形势。而且在他的帮助下参加了实际斗争。①周尚明告诉他，四川的军阀已纷纷易帜，倒向了北伐军。但内部的争斗愈演愈烈。二十八军邓锡侯的部下李家钰师长出面调停，这一年，终于与二十四军的刘文辉、二十九军的田颂尧三家达成妥协。果然，成都成立了“统率办事处”（几个月后改称“三军联合办事处”）强化了他们的统治。周尚明又帮助他弄清国民党内部的分裂情况。11月，在重庆刚开过国民党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后即分成两个省党部：左派在莲花池，右派在总土地庙。支持国民党左派，成了他们经常的话题。 转眼到了1927年3月，发生了英美军舰炮轰南京的事件。3月31日，杨閛公以左派国民党省党部的名义，在重庆打枪坝召集群众大会。刘湘下手弹压，当场打死打伤七百多人。4月4日，杨閛公被捕，牺牲得十分惨烈。这就是“四·一二”政变前夕，又一次天下未乱蜀先乱的“三·三一”惨案。 这时，他的家乡川西北一带，邓锡侯、田颂尧的防区，比刘湘的川东平稳。军阀们还在高唱“革命”，没有露出杀机。与周尚明在一起，他的眼光变得明亮，知道许多人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的。但对四伏的危机，毕竟没有很多警觉。他具体感受到的，还是高涨的革命形势。 初夏，在同乡萧维斌家里，他又与周尚明碰头。周突然问他：“你如果愿意参加中国共产党，我可以介绍。”杨子青早已从这个亲密朋友身上，隐隐猜测到他的身份，对于这样的询问似乎早有准备。他从与张君培接触到认识周，逐渐抱定只有共产党才是最革命的这个信念，所以，没有迟疑，当即表示愿意加入。 几天后，周在少城公园与他约会，通知他上级已经批准了他的申请，今后便由周直接与他联系。一切是水到渠成，他做出了决定性的政治抉择。 （你是不是觉得，这一段叙述得过于平淡？不，我并不想听你在这里高奏凯歌。一个事后证明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在当时可能发生得平平淡淡。影响是日后显示的） 过了些日子，周尚明通知他，到春熙路孙中山的铜像（现在仍矗立着）附近的一个茶馆来鹤楼会见刘愿庵，周也在场。刘是党的川西特委负责人之一。他在一个报馆写社论，报馆也在这条繁华马路上。 刘中等个子，胖胖乎乎的。听杨子青谈了安县社会情况后，告诉他当前的任务是，要积极帮助国民党左派发展，以抵制右派的力量。然后，便以国民党川西特派员的名义，委派他去故乡筹备国民党左派县党部。这是他最早接受的一次政治使命。 他后来还见过刘愿庵两面。刘在国民党背叛后，负责恢复党组织，不幸被捕，于重庆较场坝遭杀害。赴刑场时，用凉轿抬着，由一个手枪连押阵。下坡路滑，轿夫跌倒，把他甩下来。他爬起来忙把轿夫扶了，连说“对不起，对不起，这个该怪刘湘，不然我怎会要你们抬起走呢！”几分钟后便就义了。他对这个人牺牲的故事一直记得很牢，讲起来总会流露出敬佩之情。①他不会忘记，当年他回安县所持的委任书，便是刘愿庵亲自交给他的。 安县这时上层的斗争十分尖锐。国民党右派势力与军阀的勾结还没有完成，绅士阶层里的分化已很明显。县里的三个劣绅，人称“三个瞎子”的林华卿（县团防总局局长）、罗伯卿（城关团防局长）、萧北垣（县参议员），都是近视眼，争起权力来眼睛却睁得老大。他们与郑慕周有矛盾。1927年初，驻防安县，江油、彰明、北川一带的董长安旅部（属田颂尧之下孙德操师），任命安县知县②仁寿人夏正寅。此公社会关系独特，他的弟弟（留法学生夏仲寅）和几个子女都是共产党人，本人思想进步。他又是董长安的异父同母兄弟，后台有利。夏到任后，便对几个劣绅的横行不法表露不满。林华卿去求见夏，碰过钉子，要他“堂见”。这就增加了安县形势的微妙性。 杨子青回县，抓住这个时机，利用夏正寅与舅父的良好关系，马上去拜会他。夏一口答应支持，经过县行政会议议决，立刻在城医拨了栋房子，给了一笔经费，又物色了一名姓李的办事员，一名姓胡的公务员，很快就推出了县党部筹备处的牌子。 这件事办得顺利。筹备处周围聚拢了县里一些进步青年知识分子，主要是青年教员如史鸿仪、赵槐轩、李爽亭、曾学渊、王行之、刘际唐，还有去上海求学未成的谢荣华。一伙人在场集天上街宣传，向市民讲解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也揭露县里魏道三等人宣扬的国民党右派观点，及他们与外国教士的勾搭关系。不过仅仅是造些舆论。 斗争的焦点，暂时集中在县团务干部学校。这个学校本是为驻防军培养下级干部的，1927年初开办，校址在城北城隍庙。它不收学费，除绅士们保荐的袍哥子弟外，一百多学员中大部分是贫苦青年投奔来谋生路的。夏正寅推举了本地“工专”出身的刘炳（景星）筹备。杨子青与刘在1926年冬相识，还谈得来。刘一任校长，便来邀他作政治教官。他意识到这是发展组织、掌握武装的好机会，即写信给周尚明，请派得力干部参与。上级果然重视，刘愿庵便派了高凌来任专职的政治教官，他也在学校兼课。 高凌相当精干，凡事极有主张。他来后，杨子青觉得在安县有了依靠，大事情都与他商量。团务干校有了高凌，进步倾向很快显示出来。学员的帽徽本来是赤黄蓝白黑五色组成的五角星，被认为是军阀标志，换成了橙黄色的三角形。军训和理论课程也都步入正规。这个学校的变化立即遭到城里劣绅们的反对。只是由于有夏正寅在，斗争尚没有表面化。当时，川西北的军阀，没有立即跟上“三·三一”惨案、“四·一二”政变的步伐，通过夏正寅，还在要求左派人士去中坝（江油）帮助筹备董长安司令部的政治部。夏正寅找到他和高凌，后经请示，组织上派张秋高、姚自若等党员前去。这期间，郑慕周热心地扩充汶江小学，捐资创办县图书馆。他介绍省一师的同学来校任教，并委托省一师的老师张秀熟先生开出书单，买了不少新文化书籍，主要是商务出的“万友丛书”、共学社的翻译丛书，后来又购置了李调元的《函海》、一套汉文版的藏经及旧书，使图书馆初具了规模。由于有了这点政绩，1927年年中，当原来的县教育局长被控告去职后，夏正寅提出让他接任。他起初不愿做，高凌却积极赞同。他在安县教育界的好友马之祥等也鼓动他。后来，组织上也批准了，才正式接受下来。走马上任前，马之祥开玩笑地说：“准备挨‘快邮代电’啊！”这是当时控告一个人的简捷、流行的方式，意思是说，当上了局长难免会遭到各方面的攻击。 他似乎成竹在胸，把县党部筹备处周围的青年积极分子，动员起来做事。让李爽亭当教育局文牍。李是个秀才，曾在地方部队干过笔墨差事。又让唐绍周管财务，自己不沾钱财的边，甚至还拿出局长的薪水补贴李爽亭等人。他着手把故乡教育界的老朽们换下去，干得大刀阔斧。全县设的三个督学中，曾学渊、王行之两人都是青年师范生，杨子青把他们从一般的小学教员提拔上来。各乡镇的小学校长，原先不少是乡长、镇长挂名，或被一些前清有功名的人把持，这时均遭免职，换上一批年轻有为者。县立高小的校长萧伯镛是个拔贡，换上了谢荣华。连他的一位老师蒋品珊，也这样被撤掉了。这些做法引得全县的旧绅士们大哗。而他却被自己施行的新政弄热了头脑，依仗着舅父的力量，一味地推行下去。他在教育局长半年的任上，还力主把城关东面的武庙拆掉，平整了土地，规划了县立公园。这个公园一直存留至今。 正当杨子青的周围，逐渐形成了安县的进步势力，一切似乎可以大有可为的时候，本县的右派势力，发动了监关刘炳的事件。这年秋天，夏正寅外出不在县里，豪绅罗伯卿们设下圈套，唆使团务干校的“收支”（即会计）陈南轩（萧伯镛的舅子）卷了帐簿潜逃，然后买通一个姓沈的司法，逼刘炳清算学校的帐目。但是，在查帐的前一天，突然以刘炳胡乱开支经费做木船在城南汶江供游划为罪名，将他收监。 杨子青得信后，紧急找高凌商量，认为劣绅联名上告刘炳，意在搞垮干校。现在要使他们的想法落空，应防止校长位置受控。等夏正寅返县后，在夏与郑慕周的支持下，他提出推刘巨川为代理校长，夏正寅邀集县机关法团通过了这个提议。当天下午，他便赶往黄土乡请刘巨川出山。刘与刘炳是本家，旧制成都华西中学毕业，在郑慕周手下也做过事。同城区的土劣是素不相容的。接着，他们又提出，团务干校帐目应待陈南轩归案后清查，设法保释了刘炳。 年轻的杨子青究竟缺乏对付恶势力的经验。这次危机虽然度过，但团务干校从此不振。第一批学员并未结业便被迫解散。高凌离开安县。是年冬，军阀倒向国民党右翼的态度明朗起来，派往中坝的人受到排挤，夏正寅调离①，县长换成张琳，形势日渐严峻。 此时，他已开始在自己周围选择可以发展的党员，打算在家乡建立共产党特支。他曾考虑过的人选，在他的“文革”交代材料《我所发展的党员和入党对象》中有所记述：马之祥，秀水人。小工商户出身，家有一座油坊，自己榨，零售，也帮别人榨。他在中坝省二中毕业，考入成都“工专”，中途辍学，回家榨油，直接参加劳动。他是有名的高材生，有人要接济他读完学校，他拒绝了。我在成都读书时就听同乡谈起他。1925年左右认识，他比我大十岁，但像平辈朋友一样谈得来。舅父要办汶江小学，要我帮他找教员，我们不约而同想起他。我去秀水聘他出来，一直教到解放后，当县教育科长去世。我与马之祥，时局、家事都谈。谈过量变、质变、渐变、突变的哲学问题。介绍他看的书，不限于一般人看的进步书刊，还有《通俗资本论》，恩格斯的《家族和财产的起源》、《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等。反帝、反封、反蒋，他态度一直好，也肯钻研问题。毕竟不是青年人，我与他谈入党，他反应比别人冷静。当然是同意的，但后来没有主动提这件事。 （马之祥是你在故乡最好的朋友。他在你的生活和文学作品中的位置可不简单。从你这段客观叙述中，都隐约透露出你的感情。你是个能看到朋友优长之处，而少嫉妒心的人） 袁玉章，塔水人。父亲是旧文人，当地袍哥头子，那时已死。与我1925年在成都读书时认识。他于军阀赖心辉办的军事学校出来，做过团副。袁本人是旧军官，也是袍哥大爷，旧文学基础不错，写得一笔好字，偏偏思想开朗，正派，读进步书籍。塔水属安县、彰明两县共管，我到成都来回经塔水，就在他那里住。考虑他入党是想搞武装，但未来得及与他谈。成都组织上想搞农运，选定的地点也在塔水，曾派人下来，由袁掩护。（你对这个旧军官的看法，体现了你与各种人物打交道时，观察的善意和思路的开阔。当然，我的小说可以证明，我从小就不是生活在“单纯”的人群中的） 1928年2月16日下午，他又一次到达成都，住在郑慕周新近安在省城的家里，就在鼓楼洞子附近的高脚店。稍事安顿后，便出门去找住在不远梵音寺街上的刘尔钰，想约时间见周尚明或高凌，谈谈这几个人的入党问题。但是刘不在家。 黄昏时分，突然刘尔钰闯进郑家来找他，说刚刚发生了大事情，袁诗尧老师等十几个人，在下莲池被三军警团的向育仁杀害了！其中有五名，是他俩熟识的师友，特别有周尚明！川东的白色恐怖终于蔓延到了川西，思想上像有准备，也像没有准备，他当时受到的震动，可以想见。 （你是不是感到极度愤怒？不，主要是难过，难以抑制的悲伤压倒了我，远远超过愤怒。无法想像周尚明、袁诗尧他们已经离我而去，而且，没有了他们，我就象断了线的风筝一样，无所依附了） 成都不能久留，必须马上隐蔽起来。他迅即离开同志们牺牲的地方，连“二·一六”惨案的详情也是以后才知道的。据说，敌人行动前，川西特委曾分头紧急通知袁诗尧、周尚明等撤离。可他们几人都不以为意。袁的性格与张秀熟老师完全不同，是火辣辣的。他说：“不要怕，他向二娃（向育仁小名）敢把我怎样？”周尚明也说：“他们敢！”15日有人见到周，他还邀大家第二天去吃他栽种的油菜。他本已不在学校，唯恐自己保管的党团文件遗失，这天早晨又冒险跑回去。于是落入网中。 （解放后我到三台县一个镇上，这个地方挨近盐亭，袁是盐亭人。我问起袁诗尧，他们还知道，说袁被杀后，尸体运回故乡，群众祭奠的很多。我问是怎样死的，人们说是成都省长、军阀请他去开会，他去了，白天点个马灯。问他白天提这做什么，他说黑暗得很！这是人民知道他敢说敢当的性子，编出来的故事。——沙汀1986年11月22日讲） “二·一六”惨案的事由是这样的：1927年底，刘文辉撤换在全省争取教育经费独立的运动中起骨干作用的省一中的校长、进步人士唐效实，派自己的秘书杨廷铨接任，学生“拒杨”。杨带兵进驻，学生成立“拒杨大同盟”对抗。次年2月14日，省一中开门招生，百多名学生回校要求杨恢复被开除学生的学籍，发生了冲突。杨当场误殴致死。军阀利用“杨案”，在2月16日晨突袭了旧皇城内的成都大学、师范大学，师大附中和五世同堂街的四川法政学校、脚板街的志试法政专科学校以及盐道街的省立第一师范。他们按照各校国民党和青年党反动分子平时密告的黑名单，逮捕了师生一百几十人。当天下午三时多，即将袁诗尧等十四人杀害。袁诗尧当时是师大附中教务主任，中共川西特委宣传部长。省一师牺牲的四名同学均为赤锋社成员，即周尚明、石邦榘、陈选、白贞瑞。①这次惨案使杨子青失掉了党的关系，突然终止了他最初的政治活动。 黄玉颀轻盈地向他走来。这次是真实的。他称这时与黄的相遇为：“我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恋爱”②。他经历了政治的风云聚散，同时跌进感情的漩涡。 去年春上，李增峨在杨家碾房的新屋，生下他的第一个孩子。头胎便遇上难产。产妇长时间的呻吟使他恐惧。母亲召人做驱鬼的法事，倒真安定了他的情绪。这个折磨人的女婴被取名刚俊，生长得很是健康，但这三个人组成的小家庭不能给他带来幸福。政治事变造成的心灵创伤并不能在这个家庭抚平，与李增峨无话可谈，产生不了爱的感情。 从发生“二·一六”惨案的省城回县后，他觉得心里空空荡荡的。就是这个月，郑慕周决定捐田一百九十五亩作为基金，将1926年办起去年正式命名的“私立汶江小学校”由初级小学扩充为完全小学。有了这么一件事，可以寄托心情，他把全部的时间放在建校和延聘教师上面。十间教室、一间成绩室、礼堂、运动场、校内园艺地，很快都兴建起来。省一师的同学杨叔宜来任校长，教员中有郑和他极器重的马之祥。全校六个班，还设了幼儿班，学生达四百余人，教员多到二十五名。学校有了相当的规模。 他与杨叔宜、马之祥为学校制定了校训：“我们要养成为社会服务的精神。我们要养成为社会服务的能力。”校园上空响起了他参与制作的校歌：好哥哥，好弟弟，一块儿同学习。趁一线光明，快些向前去。前途是无量，快些向前去。愿我们向前，愿我们努力。 好姐姐，好妹妹，一块儿同学习。趁一线光明，快些向前去。前途是无量，快些向前去。愿我们向前，愿我们努力。趁小小汶江，快些向前去。 杨子青眼前出现的这条故乡之河，依然充满了生机。他那颗空虚的心，似乎充实多了。他们设计的校徽是个五角星，代表德、智、体、美、群，中间一个圆圈嵌着“汶江”二字。他还为学校选编了补充教材，如《志未酬》、《你何必发愁》等。这两个题目，不能不使我们对沙汀当日的思想情绪发生某种联想。汶江小学永远使他亲切，更重要的原因是在黄玉颀。 在汶小的教员中也有玉颀的母亲黄敬之。她们惹人注目地已从灌县来到安县。黄敬之兼做郑慕周儿子的家庭教师，所以，外籍的母女两人便住在舅父家中。学校与郑宅只一墙之隔，无论在郑家或汶江小学，他都能经常看到已经长成少女的黄玉颀。 我认识黄玉春时（以后才叫玉颀），她是在培英女子小学附设的师范班读书。这个学校在安县北街昭忠祠内。她们住在郑家。她妈喊郑慕周的儿子郑志超叫“宝宝”。 黄玉春爱吃苕菜，活泼，爱唱爱跳，也爱不高兴。她是漂漂亮亮的。① 有点撒娇的黄玉颀在汶江小学进进出出。她只有十五岁，却在安县这样的内地环境里催成早熟。她见到杨子青，总是大大方方的，美丽的黑且圆的眼睛，这么一轮，显然对他已产生一种威慑力量。 他什么时候对她产生异样的感觉，这是个秘密，但已经知道她并不讨厌他。他开始寻找一切机会与她接近，在郑慕周家，在汶江小学，希图多见她几回。有时会无缘由地跑到黄敬之办公的房间外边，呆立许久。当他等到黄玉颀，把燃烧的目光送上去，黄玉颀居然能迎住它，甚至大胆地回视。（关于恋人的目光和发痴的举动，已经有了成千上万种的描写。我只想说，她的目光回答了一切。不躲闪，或躲闪前那么温存的一笑，能从中读出许多含义。但“破译”权，只授与你一人） 黄玉颀在他心中很快占据的位置，部分填补了他在政治上的失落。 这时候，所谓总土地庙省党部，派了魏道三回安县。他虽然早已不去理这件事，但他领导的国民党县党部筹备处曾反对过的魏道三，居然接受任命，大摇大摆来接替他，并正式在北街冯官府的院子成立县党部，这简直就像莲花池左派的省党部，被另一个省党部砸毁的事件在安县重演一遍。所不同的这里是和平接管。他有舅父掩护，人身安全倒有保障。魏到任后，立即着手清党，重新登记党员。他自然不会去填表，从此与国民党断绝了任何关系。 魏道三返县，标志着安县国民党右派正式掌权，并与地方劣绅形成联合。杨子青的政敌骤然增加。魏自认为是国民党的少壮派，清党时实行“党义”测验，其情景后来被写进了他的小说《龚老法团》。那里说，连善良、颟顸的老式官僚龚春官都难逃厄运，竟死于“1928年秋天那场奇异的考试”①。魏道三在他头脑里聚化成一个横行乡里的恶少形象，凡是他作品里出现豪绅、官僚、特务等人物，魏的样子便会在眼前浮现。魏在安县盘踞时间极久，三、四十年代一直任县党部书记长。此人与郑慕周不合，只要杨子青在安县，他便作怪，现在不过是初次交锋而已。 这增长了杨子青不少“合法斗争”的经验。他长期能与各种旧势力周旋，包括四十年代在故乡隐居多年，靠的正是这一手。 大约这年春、夏间，上面派邹璧成来检查工作，在杨子青家住了一夜。邹听完他汇报高凌走后安县的情况，对工作表示不满。邹指出，要发动农民，以待举义。见他有些迟疑，还讽刺了他几句。商讨的结果是，从成都派人去袁玉章的塔水做农村工作。 到了7月，一天，有人跑到汶江校来告诉他绵竹起义失败的消息。隔一天，袁玉章来信叫他立即去塔水，说有朋友在那里等着相见。杨子青连忙风尘仆仆地赶去。一看是个白净脸皮，黄胡子，农民打扮，像个乡下教书先生的人。这是他第一次见到王干青。王也不认识袁玉章，显然是经邹璧成介绍，知道了这一层关系，才在武装起义失利后跑来隐蔽的。会面是在袁的一个佃客家里。王的情绪并不十分低沉。这是个传奇式人物，杨子青早有耳闻。现在当面一见，透出刚直、爽快，果然是条硬汉子。王干青资格很老，清末在“四川通省师范”读书，参加辛亥革命，后接受马克思主义。谈起刚刚失败的武装暴动，还很激动。王是起义的副总指挥，利用民团的枪支，组织了武装人员三、四百人，群众数千，成功后准备成立川西北苏维埃政权。结果却被加入起义的一个旧军官谭尊五出卖，遭到伏击。其中北路军被瓦解，王不得不把南路军遣散，只身潜伏到这里。他很敬佩王干青，两人谈了许久。 在塔水住了两天，杨子青回安县，发现城里空气紧张，到处在谈论绵竹起义。他也成了别人注意的一个目标。王干青在塔水病了一场，不久悄然离去。他再没有什么人可以联络，感到与组织完全失去关系的孤独，便跑到成都找高凌，未果。邹璧成曾安排在成都智育电影院工作的程子健与他联系，这时也不知去向。秋天，董长安路司令部，突然借口教育局长要回避本籍人氏，命他与彰明姓唐的局长互调。他立刻借机辞职，把政界的事务推卸干净。 1928年冬天，又去成都，终于找到高凌。问起工作，高笑笑说：“我现在要读书呵！”声称已与党没有关系。原来他是从“志诚法专”休学搞革命的，这时已经复学，读了一学期。①刘愿庵也早去重庆。他十分失望，只好回县。行前，听说同班同学蓝仁辅在四圣祠医院住院，便跑去探他。才知他的家乡宜宾，也爆发了起义，失败后他大哥牺牲，他一人跑出来的。现在蓝肺病严重，经济非常拮据。于是，杨子青动员他，一起到安县汶江校养病。 蓝仁辅的经历，使他更具体地了解到革命低潮的形势。安县这时候，凡1927年上半年活跃的知识分子，已不能公开活动。他成天泡在汶江小学，交往的是自己聘来的省师同学，加上马之祥，在私下发泄不满。在这样沉重的空气下，1929年开始，他与黄玉颀的恋爱，突然大大增进。 （与黄玉颀的婚姻，我是比较满意的。在灌县认识，那时黄很小，谈不到。后来。在汶江小学关系密切了。我在街上住的时间多，在“汶江”有间屋子，也在郑家住。黄玉颀读中学，母女二人也在郑家住。我们经常见面，产生感情。黄敬之知道，她不在乎。开始瞒住母亲、舅父，有点像地下活动。李增峨已经有所发现，但没说破。——沙汀1986年12月13日讲） （你应当住在杨家碾房新屋，却以帮办汶江小学的理由“在街上住”。你面对李增峨心里没有歉疚？我难道没有受到“五四”影响？我已经服从了母亲一次。老实说我当时已来不及去细味李的心理。如果我一定要找个万全之策，那幸福就会从我身边溜走） 与黄玉颀见面和在汶江小学管教务，代一两节课，几乎变成了同一件事。黄玉颀每天要上学，他空余时间多，把县图书馆通过自己买来的文学书籍，差不多都读了一遍。像往常一样，读书入迷。《东方杂志》刊载新译的高尔基的短篇《书》、《为了单调的缘故》，共学社译的旧俄作品，成了他与黄玉颀常常谈起的话题。他甚至为了抒发恋爱的情怀，写过一些短小的散文。它们只有一个读者，也是黄玉颀。 见面太多，黄敬之也要替他们遮掩起来。她并不因为杨子青已婚而制止这件事。这个社会交往很宽的知识女性，在安县生活得也不易。关于她母女俩的流言就很多。单是黄玉颀的，一会说她要给一个团长做小，一会说郑慕周也看上了她，要不怎么会从灌县把她们接来，她哥哥黄章甫也能当上汶江小学的教员呢？！黄敬之觉得女儿如果能与这个青年结合，倒是一条好的出路。她大概暗中还在推动这件事。 女儿正与她母亲的性格相像，也是火辣辣的，对这件事看得相当爽快。她相信杨子青许下的与她结合的诺言，很自信，很有把握。 他把与黄玉颀的秘密，告诉了密友马之祥。1929年汶江小学成立校董事会，郑慕周是董事长，他与马都是董事，在一起的时间很多。马之祥脸很大，眼睛鼓鼓的，心直口快，透出聪明幽默。奇怪的是他教育学生主张打手板，学生背后呼之为“马阎王”，又怕他，又敬他。他是很有分析力的人。杨子青向他讨主意，他告他要慎重，因牵涉到李家、郑家、杨家的各种家庭关系。他也明白这等于是对舅父、母亲的一次“大背叛”。但他告诉马之祥，自己与黄的感情已不可改变。马便说：“你的恋爱，在安县是决不可能解决的，只有远走高飞才行，以免引起大的纠纷。”郑慕周后来看出，外甥与黄玉颀的形迹不对头。开始只是警告，让他注意。后来看阻挡不住，十分不满，便讲给姐姐听了。两人都表示不许他胡来，李丰庭一家是不能得罪的。他明里不吭声，暗里照常与黄来往。事情僵在那里。这时黄敬之让女儿到成都去读高中，住在浙籍亲友、有名的房地产经纪人梁均平家。他便又往成都跑。1929年阴历二月十一日，安县的清晨是静谧的。忽听南河对面的山边传来惊呼：“包红帕子的来了！拿刀的来啦！快跑啊！”转眼间，数百名在附近杨镇起义的红灯教徒冲到了城下。红灯教组织遍及四川农村，成员都是一些铤而走险的贫苦农民，带有浓厚的“流寇”性质。他们来到安县，城门已被保安队匆匆关上。城内驻军与保安队合起来守城，有步枪、机关枪，火力远比“红灯教”的猛烈。交战中，城外一枪将驻军姓袁的团长打伤。“红灯教”攻了一阵，看攻不进去便撤退了。 事件发生时，他正在成都。回来后，县城里还在闹闹轰轰。听县长张琳和党部魏道三一帮人放出谣言：为什么不迟不早，杨某人刚一离开县里，红灯教就跑来攻城了呢？ 他通“教匪”的莫须有流言惊动了亲友，大家都建议他出外避避风头。连郑慕周也感到这一次来势汹汹，弄得不好，对方会下手加害外甥的，便提出要他再到省外去考大学。杨子青已经被马之祥的计划说服，蓝仁辅去年年末临离开安县时，也狠狠批评过他，认为他不能在故乡混日子，要设法到外面去。无论是事业前程，白色恐怖的威胁，或是克服恋爱前面的重重障碍，都促使他决定远行。他提出去上海考“中国公学”，母亲和舅父暗地里认为，这是解决黄玉颀问题的一条出路，很表赞成，哪里知道这一切计划，儿子都是与未来的妻子商量过的。 这个计划在他离川经成都时，又一次得到确认。他与黄玉颀谈了又谈，说好他在上海几年内要争取独立谋生，然后来接黄玉颀出去读书。送别时，黄玉颀哭了，娇小的身子裹在旗袍里，抽动的两肩更显得娇弱无力。这次分别的时间要长了，将来的日子会怎样呢？他再三地让她放心，相信自己会在上海立住脚，她也一定要在成都等着他。两人信誓旦旦，依依不舍地分了手。 这一回，他再走东大路出川，心里装满的是黄玉颀娇美的纤细的身影。 上海的亭子间，是产生左翼作家的温床。一个人的潜在能力，遇到一种机会被发掘出来，真是幸运。你就是一个。 我怀念德恩里。它能够这样靠近景云里和横浜桥，更是一种偶然。牢牢把握住命运，选定属于自己的事业，我便是一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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