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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夏，他一身土气来到十里洋场。 从安县出发，结伴同行的还有刘、谢两家的子弟：刘佑炳、谢荣华。动身前亲友为他饯行，清末出过川的长辈在席间一再提示，到宜昌换湖北佬的船要当心，提防摸上条黑船，说得活龙活现的。他们路过重庆时，正值樱花怒放，煞是好看。搭上华商的平安轮，驶到万县，没有碰到江盗，却遇上了兵。船被抓了军差，没有什么道理好讲，旅客全部赶上岸，要等到运兵折返后才能继续航行。 在万县候船竟候了一个多月。有机会见到省师同班的蒋世询。蒋在部队上做了一段事，染上了恶习，失业后异常颓唐。杨子青待人一向是极重情谊的，便力劝他摆脱旧的生活，答应出路费送他出门，投考外省免费的学校。所以等再上船的时候，就多了个伙伴。 抵达上海，先住一夜旅馆。次日，便由宏县同乡萧崇素安排暂租了法租界菜市路天祥里①的一间前楼。大家挤在一道，每个人忙着投考学校的事②。他曾跑到吴淞探问“中国公学”招考的情况，也问过一些私立新闻专科学校的课程，都感觉缺乏兴趣，没有报名。 同行人散了，他一人独住。常去看望萧崇素。萧家在安县原是大户，杨家老房子卖给萧伯庸，这个买主便是萧崇素的伯父。萧六岁便离开安昌镇，上海大夏大学毕业，这时刚从日本回国，在一些副刊上写东西，是个精力旺盛的小伙子。他们初次见面，萧对上海的进步文化界自然较为熟悉，介绍了一些情况。萧住在法租界西爱咸斯路③南国艺术学院的对面，本想介绍他到这个好客的田汉办的学校去读书，可学校因拖欠水、电、房钱，最近被贴上封条关闭了。对面还住着葛乔，是省师低两班的同学。在校并不熟，但彼此的政治面貌是知道的。葛乔跑来看“杨二哥”，接着就把任白戈、王义林都拖了来。任白戈，矮矮胖胖，大家喊他“任胖子”，非常健谈，见人特别亲热。任、王过去是重庆中法大学校长吴玉章、教务长杨伯凯的学生。这些人清一色是四川南充老乡，“三·三一”、“二·一六”惨案后，相继逃亡出来的。任在成都与周尚明一起，负责过团的工作。他是刘愿庵下级，刘到莫斯科开中共六大，任听他传达过。也认识袁诗尧。所以，一谈起这些共同的熟人，大家不仅在异地是同乡，更有一种说不出的“同志”感。 杨子青刚到陌生的上海，觉得这是个不可理喻的世界：为什么一座学校可以“招顶”卖掉？为什么男女脱离姘头关系还在大报上堂而皇之地登载“启事”？为什么走在街上一碰见巡捕“抄靶子”，就得高高举起手来？从安县到上海，文化、风俗的落差之大，外乡人对大城市的陌生，使他的由山地养成的心自然缩拢。现在他找到了这样一个四川圈子，虽然谁也绝口不谈过去的组织关系，但心里觉得踏实不少。 任白戈对他尤其热情。任和他的老师杨伯凯一道，在招商公学教书，几次单独跑来看他，一谈就是半天。任说：“不要考什么学校了，就自学嘛！”他说葛乔、王义林就准备自学日文，研究哲学、经济学。杨子青一心就想好好地研读社会科学，被任这么一鼓动，在北京下过的自学决心就又“复活”了。 其时，大革命失败后，大批共产党人和左翼青年，纷纷从第一线退下来，隐藏在上海。一部分住在法租界，因这里不像英界巡捕房，动不动就搞“引渡”。更多的是聚在北四川路越界筑路一带地方。这里除了“两不管”，安全，容易找到厢房、亭子间等低廉住屋外，附近宝山路上商务印书馆的东方图书馆，借书方便，很吸引杨子青这样一类的自学青年。不久，他与萧崇素一块迁入的闸北德恩里十三号，正是属于这样的一种地段。 过北四川路的横浜桥，向西北拐进窄小的荣桂路，踏着碎石铺的路面，走到与东横浜路、横浜路交界的三叉路口上，便是德恩里了。①一些三排石库门改造的房子，十三号在中间一排。租给他们房的二房东，是个做西服的中国裁缝，老婆是个日本人。所以，常有日本和尚敲起羊皮鼓，到门前来化缘。 萧崇素住十二号的二楼前楼，杨子青住后楼。按照上海人不知什么时候形成的习惯，平时走的都是后门。与后门相邻的第一排房子，便住着周扬（起应）、周立波（绍仪）、赵铭彝三位。萧崇素正从事左翼戏剧活动，认识赵铭彝，经赵认识了周扬、立波。周立波在上海劳动大学读书，自学英语。他们正在一块搞摩登社②，比较熟了。杨子青在弄堂里碰到二周，周扬身着西服，长长的脸，漂漂亮亮的，与任白戈很相像的一点是，都喜欢主动与人接近。萧从中一介绍，彼此就认识了。不过起初，他觉得这几个文化人的谈吐很有优越感，未便主动接近。 沙汀给我的印象是面目严肃，不讲究穿戴。川北人都朴素，被人称为“苕哥儿”，意思是吃红苕的，土。川北人在中国人当中好比北欧人，苦寒、耐劳，做学问、做人都是实实在在的。他为人仁义，肯帮忙，但不主动交往人，深居简出，戴个博士帽，着灰色爱国布长衫。他那时关在屋子里读契诃夫，读迷了，一个人又拍桌子，又笑，被周扬看见，很有趣地告诉我。①这“又拍桌子，又笑”，说的便是杨子青独自学习的情景。比起在省一师或汶江小学时期的读书，德恩里的自学，是他一生中极为难得的一段集中阅读文学作品的时间。他仍然关心着“我们民族底悲苦的命数”。与任白戈他们商量着办书店、翻译革命理论书籍。但白色恐怖使他与实际活动隔绝，他不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里，这大的苦闷使他一头栽到文学里面。这时，正是蒋光慈的革命文学时代。普罗作品不会不吸引他，但他主要还是读左翼提倡的俄国和欧洲经典作家的中译本。 他没日没夜地读，如他形容的，“终天把自己关在闸北一间破后楼里，便是热天也不肯轻易出门一步，简直像耗子一样。这甚至养成我现在喜欢赤了脚搁在台子上呆想的习惯”②。 （我总在捕捉你的文学才能。有许多作家是以浪漫的喷发力，和随时随地发挥自己的想象，使人感到他们的才华横溢。现在我从你这句“赤了脚搁在台子上呆想”的自白里，一下子领悟到你的气质，你的内在的玄想能力） 在他想象中，普希金、屠格涅夫、果戈理、托尔斯泰、梅里美、莫泊桑、芥川龙之介、契诃夫等的人物就活在他的小屋里。他深爱普希金的《甲毕丹之女》（赵诚之译，即后来孙用译的《上尉的女儿》），能用简洁的笔触，突出普加乔夫的性格特色。梅里美的《嘉尔曼》、《西班牙通信》、芥川的《鼻子》、《罗森门》，用冷峻的笔调刻画富有传奇性的情节和独特的人物心理，使他读的时候，心都战栗起来。他为果戈理《外套》那种冷静的不动声色的讽谕所震惊。而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则令他着了迷。《苦恼》、《凡卡》真不知读了多少遍。凡卡把向爷爷诉说自己当学徒之苦的信，未写清名址便投入信箱的细节，沉重得叫他喘不过气来。他的房里站着《复活》里的涅赫留道夫和玛丝洛娃，仿佛看见他俩在流放监狱里的最后一次见面。两人的矛盾心情，隐秘感情的动荡起伏，被老托尔斯泰表现得毛发毕现！这个章节他读得爱不释手，几乎都能复诵下来了。 （你总提《复活》的结尾。玛丝洛娃的自我牺牲精神，是不是使你想到张君培、周尚明，甚至想到自己与黄玉颀？隔离，使我对玉颀的爱恋更加狂热，更加充满想象。这对我投入感情的阅读或许有关，但你不能把政治、婚恋全搅在一起） 当左翼文学三十年代初期不断介绍十月革命后苏联同路人作家皮涅克、伊万诺夫和巴伯尔的作品时，杨子青一篇一篇都找来读了。像巴伯尔的《信》、《盐》，曹靖华译的《不走正路的安德伦》，伊万诺夫的名著《铁甲列车》，表现革命的传奇性质，采用冷峻的跳荡的印象式手法，突出宏大的场面，以及像雕塑一样刻写群像的新鲜表现方式，使他眩目。在中国文学中，他从未见过这种写法，它们这样牢牢地抓住了他，以至日后成了他最早一批小说的“模式”。 后来流行的才是高尔基、法捷耶夫。不管是哪一类，他觉得这些十九世纪到本世纪初的苏俄文学作品，最对他的脾味。他只注意他感兴趣的，符合他个性的。莫泊桑、福楼拜的小说他读得不少，但并不篇篇喜欢，印象也浅。而对于他钟情的篇章，他会一读再读。精神萎顿了，思想沉闷了，想象力滞涩了，他都会把《猎人笔记》、《复活》、《五月之夜》、《甲毕丹之女》，重新拿起来读它一章 。 对于鲁迅、文学研究会的作家，对于沈从文初期的小说，他也从自己的需要出发，对他们客观的白描写法，为人生的严肃态度，对闭塞农村逼真的、传奇性的风俗描摹，心领神会。鲁迅的《故乡》、《孔乙己》、《离婚》，从省师到现在，真是百读不厌。他像一台只知深掘的钻探机，一生保持盯住一点，不及其余的“笨重”山里人的习惯。 在这样狂热的阅读中，想要像这些文学大师们一样来表现社会、表现自身的愿望自然抬头了。他只是还有怀疑，不相信自己有创作的才能。他迟迟没有动笔，在等待着。在参加辛垦书店的筹备过程中，他还在想搞社会科学。一本辩证法小册子的写作，连提纲都已拟定好了，只是觉得自己外文程度不够，参考书看得少，才不情愿地放下。 经由葛乔他们的介绍，他还到北四川路窦乐安路“中华艺术大学”去旁听夏衍的“戏剧概论”课，听郑伯奇、陈望道、冯乃超的课。这个学校校长是陈望道，教务长是汪馥泉，实际上是党的学校。“左联”在这个学校的一个教室里成立的第七日，即这一年的3月9日，杨子青在这里听过鲁迅先生的讲演。这是他第一次见到自己久久敬爱的导师，一位他的思想的引导者。鲁迅先生站在讲坛上，瘦小的，也是巨大的。清癯的目光在他面前掠过。他在上海已经变得拘谨，他没有借这个机会和鲁迅接近，自动保持了对他敬重的距离。 这一年的5月，他被萧崇素和他的戏剧界朋友拉着去看了著名辛酉剧社演出的《文舅舅》（朱湘译本，即《万尼亚舅舅》）。这出戏的置景、服装、道具都极为讲究，剧场的气氛也很热烈，但场中的杨子青突然感到被契诃夫引到一个无人之境，周围却是沙漠，一切音响都被隔离，他被一种思想深深刺痛了！剧中对俄国当时窒息一切美好事物的环境的剖析，引起他的共鸣，使他清醒地估价自己的处境，和自己为改变处境所做的努力。这样目的不明的自学，应当结束了。应当拿起笔，像契诃夫那样地写作。中外作家在他心中播下的文学种子，在德恩里周围文化环境的影响下，急于要萌发出土了。 1929年冬，葛乔、王义林等几个人，搬到闸北大兴坊十一号，来过自修生活。这里紧邻着与中国现代文学至关紧要的景云里——鲁迅、茅盾、叶圣陶、周建人等都在这里居住过。景云里离德恩里又只有一百米左右，走完横浜路便是了。彼此挨得这么近，年轻人便常来常往。任白戈差不多逢星期日就来探望大家，还是那么热热乎乎。看电影总是他请客，不过只能看二、三轮的“两毛电影”，比如卓别麟的老片子。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他们讨论起办书店的事来了。 在杨子青眼里，这几个同乡都是有组织关系的。在法界住的时候，他们安葬过白戈的堂弟任光俊，一位牺牲在提篮桥监狱的青年共产党人。每逢重大政治节日，葛、王的住处总有一叠叠的油印宣传品。不过他们的态度有些怪，常说：“有什么用哇！”“还是把书店搞起来，多出几本好书吧。”他们经常出门参加飞行集会，谈起话来不大避讳他。当着他的面，他们谈李初梨、彭康，谈“中华艺术大学”，谈与夏衍开会，考虑去苏北搞武装斗争的事，阅读一张张秘密发行的《上海报》，但从来没人与他谈党的关系问题。 葛乔人小办法多。他熟悉这时候在上海突然冒出的许多同人性质的小书店，什么大江书铺、南强书局等等，他们都出青年读者喜读的社会科学书籍。杨子青读过林伯修（林国库）译普列汉诺夫的《史的一元论》，便是这样的书店出的，觉得收获不浅。其他如陈启修、李达，都各自在组织书店或成为一家书店的主要撰稿人。这是革命者在文化、理论战线上的重新聚合，所以，有人一提出办这种书店，大家自然赞成。 经过几次商议，书店的事大体确定。店名“辛垦”由葛乔提出，取Thinking英语“思想”一词的译者，兼有中文“辛勤开垦”的意义。杨子青对出马列理论译著，竭诚拥护。这一段时间与黄玉颀频繁的书信来往，恋情更浓，要违背家庭的意愿，毅然把心爱的人接出四川，必须做好家里随时切断经济来源的准备。所以，不能早一日谋生，便不能早一日实现爱情。他对办书店寄托了几重的希望。在考虑书店资本时，他主动提出认股一千元，答应先拿出五百元，其余以后凑齐，还表示愿意向亲友募集几千元的股份。五百元不是一笔小数目，几乎是他携带出来的大部分生活费用。事情有了这样的眉目，几个人便一起去招商公学找杨伯凯最后议定了。 杨伯凯是这伙人的师辈。他早年留法勤工俭学，这时已是中年，显得老练成熟。“三·三一”惨案后他流亡到武汉，“宁汉合流”又把他迫到上海。他不大参加飞行集合，对盲动主义很反感。杨子青与他熟识后，曾听他议论过大革命时的武汉：“好不容易组织起武装纠察队，说是准备起义，结果规规矩矩缴了枪。”他谈起成都大学一个姓王的职员，留法的，说：“才他妈几条枪也搞暴动，把腿杆搞跛了！”他给杨子青的印象不坏，只是有时觉得他不免神态严肃，不好一下子接近。 杨伯凯听了葛乔介绍筹办书店的情况后，立即表示赞同。杨伯凯约了也在“招商”教书的陈子中（共产党员）入股。他一再鼓励大家学日文，钻研理论。这也是当时一个风气，因苏联的东西从日本介绍比欧美快，可以转译。随后他又两次跑到横浜路来，与大家商定书店的资金、店址、出版计划。杨、任、陈教书稍有收入，各认了二、三百元，葛、王没有现金，只能用将来的版税入股。杨子青认股最多，被推为董事长。第一批书目里，杨伯凯准备由法文转译列宁的《论帝国主义》、拉法格的《经济决定论》（后由刘初鸣译），任白戈提出由日文译《伊里奇的辩证法》，葛要从日文译苏联沃尔加编著的《一九二九年的世界经济》。杨子青英语水平一般，日语初学，自认是个半吊子，同意勉力与王助葛翻译。 杨伯凯也是个说干就干的脾气。葛乔更是活跃，他作经理，总揽一切，张罗租房，办家具，与印刷厂、纸商打交道。五个人又是发起人，又是伙计，便干起来了。 不久，为了方便、省钱，杨子青与萧崇素索性搬到大兴坊十一号去住。这是个二层楼，萧住一间不大规则的三角形偏楼，搞他的戏剧。摩登社发起学校剧运动及“南通公演”，在这里排过《皇帝与乞丐》、《到明天》等剧目。他与葛、王一群人住在前楼，每天学外语，写作，忙着编译要出版的书。萧崇素旁观过这个集体的生活常态：他们七个人轮流弄饭。这间房既是他们的寝室、书房，也是他们的厨房。一间房虽然挤了七个人，却随时都寂静无声，除弄饭的煤油炉的“呼、呼”声外，就只有低语声、翻书声和钢笔在纸上写字的“飒飒”声了。① 四川人办的辛垦书店，就设在北四川路北四川里，可能是个巧合。租的是楼下前后客堂。杨伯凯为了筹集股金，有利著述，年底赴成都大学任教。成都大学校长张澜（张表方）是他南充中学时代的老师。杨子青写不成辩证法的小册子，他可能恍然明白，对社会科学的爱好，是自己由政治探索时代的一种表现，并不能成为终生事业。现在，允许搞社会科学了，反把自己并不适于做理论思维的这一点暴露。结果，他给辛垦编的唯一的一本书，竟然不是社会科学，而是文学。 这起源于《摩登》月刊上周扬译的一篇美国左翼作家的小说。他看到后，便去拉他搞了本《果尔德小说集》。周扬对于日常生活和金钱上的事随随便便，辛垦对文学并无兴趣，但草创时期的拮据，使它接受了不计稿酬的周扬译本。这是两人最初的文学合作。 到了1930年初，预定的第一批书都在大兴坊的小屋里编成出版。杨伯凯到暑假回沪接家眷，提出青锋来辛垦的问题。青锋是杨的同乡，在法国留学时相识，这个时候在成都大学，作张澜秘书，编《科学思想》杂志，用青锋的笔名发表文章。任白戈几人一听便不同意，杨子青这才知道青锋就是叛徒任卓宣，也表示反对。杨伯凯解释说，青锋来沪一事，是经四川省委点头的。这样，几个年轻的发起人，才以青锋来辛垦，不作股东，不参加实际政治活动，只能为书店翻译理论书籍为条件，勉强答应了。 青锋到上海后改名叶青，在大兴坊与辛垦同事会面。他倒很坦率，讲述了在长沙两次被捕的经过：第一次捕后枪决，未击中要害，被群众救出治愈；第二次被捕自首。但他怪组织上不听他的劝告，硬要用他的住处搞通讯联络。然后表示，从此只埋头译书写书。这个人块头不大，面色苍白，说话流畅，带煽动性。那天大家留他用午饭，他对吃食问东问西，临走时硬要付钱，并找补零头。 从此，叶青加入辛垦书店。他在住处整天伏案写作，身边带来个南充青年周绍章，替他料理生活、抄稿。叶青无论吃肉吃菜，都要求与饭一锅煮。对生活要求之简连崇拜他的周绍章都吃不消。他的迂，成为大兴坊人们谈笑的话柄，称其为“老夫子”。叶青很快交出翻译的普列汉诺夫《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及其他论著，他的学问是明显高出别人一筹的。辛恳没有正式编辑，叶青来后，成了书店的总编辑。 看看书店走上了轨道，书源问题不大，杨子青决定接黄玉颀出来，并回家筹集承诺的那一部分股款。这年夏天，他启程回川。在成都与黄玉颀见面后，商定了出川的计划。他又去见杨伯凯，知道这半年募股的情况不佳，只有叶青的总角之交南充人何伯庄，向车耀先募来五百元。杨带他去见过车耀先，车住在祠堂街，一面开“努力餐”，还同别人合伙办了个“我们的书店”。这是个很有趣的人。他曾经是基督教徒，在川军当兵，从丘八升到团长。打伤了一只脚，人称“车口止拜子”。他开餐馆，夫妻俩都上灶，平民作风，一点没有架子，这时大约已经入党。 尽管募款不理想，杨伯凯并不悲观。他寄希望于四川将领中以亲共著名的陈静珊。陈的防区在离成都不远的广汉、新都一带，这时本人正好在成都。杨伯凯便与杨子青一起，到位于现在四川省广播电台的陈寓去拜望他。这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使用辛垦书店董事长的身份从事活动。他向陈谈了书店的出版计划，已出的书，募集股金的主要对象等。当说出也要向自己的舅父郑慕周募股时，陈笑着说：“他能出多少股呢？”杨子青觉得不快，但总算没有随意发作。接下来，陈轻松地表示会全力支持书店，要他们给他一个书面计划，包括需要多少资金，大有倾囊相助的意思。会面结束后，杨伯凯兴奋不已，不住地对他说，“看来大有希望，大有希望。” 杨子青随后便回安县。没想到家里是一副冷面孔。郑慕周根本就反对他在外面办书店的想法，也猜出他要把李家婚姻永远“搁置”的用意。为了断他的生路，不仅自己不入股，还与所有的亲朋好友打了招呼，一致抵制。家里呆不下去了。母亲与李增峨装出的笑脸，也叫他心里很不好受。怀着失败的但也是义无返顾的心情，他很快又踏上了离乡的路。 陈静珊的话，客观上不幸言中。他十分懊丧。只是再到成都时见到夏正寅，却意外募到二、三百元的股金。夏的友谊在这时候的出现，使他欣慰。因为至少，他可以凑成第二个五百元，不会被朋友们笑话了。在成都与杨伯凯又见过两三次，杨对他的失败满不在乎。据说，陈静珊看了计划后已答应做股东了。 杨伯凯本来与他约好一起离开成都。杨去南充过年，杨子青去重庆，都要经过遂宁，这一段路可以同行。但是黄玉颀这时已经放了寒假，中断学业离校后没有相宜的地方可住，两人便提前两天动身，想在遂宁早几天搭上去合川的长途汽车。旅途仍然是那么艰难，但已不令人生畏。实际上，从两人在遂宁住进当地最好的旅馆起，他们的新生活便开始了。好像故意要多多留住那晕人的幸福似的，直到杨伯凯与一个成都大学职员也赶到了遂宁，开够了他俩的玩笑，并且前往南充以后，这一对“新人”还滞留在遂宁等车呢。16“沙汀”这样诞生与黄玉颀到了上海，他与大兴坊的“男宿舍”生活彻底告别。 先是住在菜市路天祥里。又和玉颀躲开人们，到杭州西湖度蜜月，住在“曲院风荷”隔壁的“汪社”。他们迷醉在湖光山色之中，每日在西湖上荡舟，小小游艇上的各色船女，都有乡村气味很浓的名字。其中一个叫乌花姐的，后来被他用在《一个绅士的快乐》的女主人公身上。一个月过得飞快，回沪后又一次搬进了德恩里十三号，不过这次住的是二楼的前楼。 （你想，你还能忘记德恩里吗？不必打趣，我怀念德恩里，应当包括黄玉颀、周扬、周立波、任白戈、艾芜……） 在德恩里建立的小家庭是很简单的。黄玉颀起初还想读书，进了“美专”。他还是一边自学，一边参与辛垦书店事务。杨伯凯给葛乔汇来陈静珊的股金，有两千元，还说可陆续再汇。成都车耀先的“我们的书店”，合川的一家书店，都代销辛垦的书籍。只有南充一个姓廖的青年做葛乔的助手，有时包书、跑邮局，弄不过来，他便跑去帮忙。 辛垦的事业好像很有前途，不久，杨伯凯结束教务，携全家返回上海。他带来成都大学的学生刘元圃、谭辅之，并宣布了一个由书店提供生活费用，来培养一批青年理论翻译者的计划。说陈静珊支持这个办法，愿意出钱。从推荐叶青，到这次未经商议便引进新成员的做法，激起了杨与原来四个发起人之间的矛盾。后来叶青与杨伯凯又提出办理论杂志《二十世纪》，争论更为激烈。但最终还是办了，他还被说服着，用“杨朝熙”的名字，充当了刊物发行人。《二十世纪》的出版，引起了文化、思想界的注意，叶青批判胡适的文章的发表，影响更大。名教授邓初民来过“辛垦”，希望能在他们学校代售这本刊物。周扬转达以讲尼采的唯意志论闻名的李石岑想见叶青的意向。据周扬说，李已开始倾向唯物论，应当用叶青的一套去影响他。为此，他曾与叶青、周扬一起去过李宅。 可是书店立脚刚稳，杨伯凯便以葛乔应专事译述为名，将叶青的同窗、南充一中的教员张慕韩弄来当经理。这引起书店内部的轩然大波。葛、王退出书店。杨子青也感到杨把他们甩在一边，反正他的兴趣已从这个文化事业，渐渐转到文学上来，与书店的关系便一天天淡薄下去。 他在上海的朋友本来不多，葛乔去了北京，王义林离开大兴坊，新识的周扬又从德恩里搬走，时常与他们夫妇来往的只余下还在教书的任白戈。老年的杨子青现在谈起这个老朋友，也是充满了感情。 （任白戈死，周立波死，我哭得最伤心。记得黄玉颀第一次怀孕不愿要小孩，在老靶子路一个姓沈的医生处打胎，身体很虚弱。我天天看护她，几乎要拖垮了。白戈知道后，便在学校请假，把一切事情放下，帮我轮流看护。德恩里房东日本老太太都夸奖白戈。白戈为人随便，他在我们家出入时间长了，有时叫他帮着去买东西，他起身就走。我们看他穿了出门的衣服，迟疑了，说买的是豆腐，他说，买就买，照样西装笔挺地捧着豆腐回来，豁达得很。白戈与我同时退出辛垦后，便去山东教书了。他后来也加入“左联”，做过许多工作。——沙汀1986年12月9日讲） 但任白戈不大谈文学。正在理论和创作的交界线上徘徊的杨子青，在等待一个时机。条件成熟后一切在于一个触发的媒介。1931年4月，在上海的马路上于千万人中竟然与阔别六年的汤道耕相遇，便成了这样一个燃点！ 这是《文艺新闻》周刊刚刚披露“左联”五位成员李伟森、柔石、胡也频、冯铿、殷夫被秘密杀害于龙华警备司令部的惊人消息不久。这一天，子青陪着因病已经停学的妻子，从老靶子路宽仁医院回来。在北四川路的横浜桥上，一头撞上独行的老朋友。他觉得汤道耕简直是从天而降的。汤道耕看着杨子青和他身边的这个小女人，也呆住了。他连忙将汤拖到不远的德恩里家中。刚巧任白戈来访，互相介绍后，这才知道汤道耕是刚从南洋回国，住在宝山县泗塘桥一位农民家里，是一位在劳动大学农学院学习的云南青年王秉心介绍的。他热切地邀汤道耕搬来同住。他几乎立刻意识到，这对于他们两人来说，都是万分必要的。几个月后，发生了“九·一八”事件。《泰晤士报》的英国记者在外滩竖起写着“日本人占领沈阳”的大牌子。入冬，汤道耕搬到德恩里十三号的亭子间，与他们夫妇为邻。安顿好后，老同学详详细细谈起他从云南到缅甸、马来亚、新加坡的飘泊生活。他的经历带着浪漫的热带气息，六年里做过杂役、店小二、家庭教员、仆人、编辑。在仰光病倒，为川籍和尚谢无量先生的三弟万慧法师收留，煮饭打杂，还搞社会活动。因与“马共”发生联系，被驱逐回国。在厦门逗留时，想进入苏区不成，这才来沪。这些以后被一一写进《南行记》美丽篇章里的故事，让杨子青夫妇听入迷了。那时，他（指杨子青——笔者）虽然尚未动笔创作，但已经苦心自修文艺好几年了，听见我有那么多那么奇的经历，且将过去所熟悉的我的性情加以估量，便劝我无论如何也像他似地致力文艺。并把当时穷迫的我，拉到他的家里住着，使我每天都得安心地无忧无虑地从事研究，写作。又在研究和写作的路上，热心地给了我无穷的指示。记得那些日子的晚上，当我已经倦了，头偏向另一边的时候，他却还更加热烈地说了起来，一面伸出手来，摇动着我的膝头，使我又不得不凝聚精神，重新谈论下去。① 半个世纪以来，这两个朋友回忆起共同的文学发端，一个说是那一个启发了他的创作欲望，另一个说是这一个鼓励了他的写作决心。这怎么能说得清楚呢！杨子青已经很长时间朝夕沉浸于文学。这年初，还偷着试笔。现在遇到这样的挚友，越是用劲地说服别人，便越是在催促自己的文学新生，两者是合而为一的。 汤道耕身边这时连一本书也没有。自修写作的生活开始以后，便借了他五、六本赵景深译的契诃夫小说看，借李青崖译的莫泊桑小说看。耿济之译的屠格涅夫《猎人日记》（即《猎人笔记》），省一师时期正在《小说月报》连载，是杨子青一本本买来撕下装订成书，两人一起读的，现在又来一起讨论。他们还谈《战争与和平》里安德烈夫人生孩子一节，气氛写得如何之好。汤道耕觉得中国小说似不必着急看，杨子青却比较宽广，废名的《竹林的故事》、《桥》，沈从文的《灯》，都找来读过。他在构思小说，对创造社的偏爱情绪已经消退。 这样，两人天天聚在一道，晚上读书，白天埋在屋里往纸上涂抹。汤的《太原船上》，他的《俄国煤油》、《风波》等小说，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写成的。 差不多每个作家的第一篇小说都带有自叙的色彩。他一构思《俄国煤油》，在描写他“熟悉的小资产阶级的青年”的时候，便加进了自己困居上海的种种感受：租界和华界的区别，亭子间或几人合住一个前楼的狭窄，二房东的奇怪职业和脸色，晨起弄堂里马桶成列的臭气，打汽煤油炉子的麻烦，在繁华马路上容易迷路，或走路不看脚下，以至常常踩了别人，招来詈骂的窘态，都是他这一年多亲身体验到的。这一段生活给他带来的阴暗心理，与他读过的外国心理小说汇成了一片。 此外，还有整个“左联”初期普罗文学对他的影响，使他在一个琐屑的故事里企图渗入重大的政治意向：有意要反映群众在中苏建交后，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积极看法。他知道，对于这种知识青年的灰色情绪应抱批评的态度。可自己不也是这样的青年么？一种讽刺与自责混合的情绪在笔底自然流露出来。一个做着白日梦的罗模便在德恩里小屋，经过白日梦一样的冥思苦想产生了。 （多少年以后，有些很有特色的作家，批评你的文学是“客观主义”。他们如果知道你的处女作是这个样子，该怎样说呢？从我的道路来看，直露地抒写，像发泄自己情绪一样地写小说，是我的幼稚期，然后进入咀嚼生活、咀嚼情绪，再写出的时期） 写好《俄国煤油》，与流行的小说一比，他感到迷惑。这样一个罗模能有积极意义吗？如果写下层，他想起了家乡的生活。这太熟悉了，一条新公路的建设，会带来老百姓各种各样的惊恐，特别是推鸡公车（独轮车）苦力的惊恐，这是个很好的普罗主题。他想起鲁迅的《风波》，一条辫子引起的故事。想起读过的外国小说，用一件事来展示各种人物反应的技巧。一些片断在脑中闪过，他急忙捉笔，写了“几段乡村生活纪实”，拟题目时干脆写上了《风波》两个字。 随着第一批小说的写出和反复讨论，他与他的伙伴的忧虑加深了。汤道耕写的虽然是下层劳动人民，但与这时“左联”提倡直接反映现时代大潮流的作品仍有距离。他们没有能力写都市的集会、罢工，也没有写农村的反抗、起义，这能有价值吗？他们要从事的是左翼的文学，但稍一实践便感到其中的矛盾性，起码在“写什么”这个问题上感觉无所适从。 讨论中，汤道耕问起了“五四”时代便景仰的鲁迅先生。他在缅甸时，鲁迅正同创造社笔战，南洋的进步文化刊物是上海地下党的人在那里开辟的，他们都赞成创造社，认为鲁迅“落伍”了。现在一问起来，他即告诉：鲁迅就住在附近的景云里，先生到上海后发表的杂文仍有巨大的影响。这样，两人决定共同向鲁迅先生请教他们心中的疑问。费了不少的踌躇，由汤道耕执笔起草了一封信。提出的问题是：我们曾手写了好几篇短篇小说，所采取的题材：一个是专就其熟悉的小资产阶级的青年，把那些在现时代所显现和潜伏的一般弱点，用讽刺的艺术手腕表示出来；一个是专就其熟悉的下层人物——现在时代大潮流冲击圈外的下层人物，把那些在生活重压下强烈求生的欲望的朦胧反抗的冲动，刻画在创作里面，——不知这样内容的作品，究竟对现时代，有没有配说得上有贡献的意义？① 对于人物刻画的方法，提出这样的疑问：虽然也曾看见过好些普罗作家的创作，但总不愿把一些虚构的人物使其翻一个身就革命起来，却喜欢捉几个熟悉的模特儿，真真实实地刻画出来——这脾气是否妥当……② 信的内容和语气都耐人寻昧。两人都还不是“左联”成员，还没有真正发表过作品，了解文艺主要是靠读出版物。他们不是没有看法，在文艺见解上，他们已经十分接近鲁迅，但仍需要通过别人来证实自己。他们不知道鲁迅所住景云里具体门牌号数，便把信寄到宝山路商务印书馆他弟弟周建人先生处转。发了信心里很紧张，怕先生没有时间与陌生人打交道，在不断的盼望和各种推测想象中，谁知很快便收到先生12月8日的简信，说他正在生病，允诺病愈后再来详复。12月28日，鲁迅果然写来了一封相当长的信，这就是那篇《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他回答两人：我以为所举的两种题材，都还有存在的意义。……两位是可以各就自己现在能写的题材，动手来写的。不过选材要严，开掘要深，不可将一点琐屑的没有意思的事故，便填成一篇，以创作丰富自乐。……现在能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必趋时，自然更不必硬造一个突变式的革命英雄，自称“革命文学”；但也不可苟安于这一点，没有改革，以致沉没了自己——也就是消灭了对于时代的助力和贡献。①复信内容的丰富，很难使两个当时的年轻人全部领会，但他们受到了回信这个事实本身的鼓舞。转过年来的1月初，由杨子青执笔又写了一信，并附上《太原船上》、《俄国煤油》的小说稿，向鲁迅再次请教。1月5日，鲁迅收到信，10日便写了复信。这次是先生与许广平一起把信与稿子送到德恩里十三号的。他恰好不在，由汤道耕出来收下。但是汤太粗心了，以为送信稿的必是周建人先生。鲁迅夫妇也不予说破，匆忙走了。汤道耕从此就再没有见到鲁迅先生的机会了。这封信据回忆，对《太原船上》颇为肯定，认为写得朴素、亲切，对《俄国煤油》则下了“顾影自怜，有废名气”的评语。①（这够叫人灰心的。如果你不是选了《俄国煤油》，而是选了《风波》送去，情况会怎样？对已经发生的历史可以做假设性的思考，但历史不可挽回。《俄国煤油》刻写人物的技巧稍好些，也更像是一篇小说，我只能选择它。另外，如果没有鲁迅先生的批评，怎么会有《法律外的航线》这一组作品的产生呢？） 废名的乡村小说他是读过的。“顾影自怜”的毛病大概出在描写小资产阶级身上吧。他想得比较简单，把鲁迅信中说的主要看“作者所站的立场”，不是看写什么题材的重要思想忽略了。他决定不发表这篇稿子，并放弃一连串描写知识分子的计划。另一位显然比他受的鼓励大，把新写的《伙伴》勇敢地投到丁玲主持的《北斗》杂志，并因此参加“北斗”读者座谈会，与“左联”先一步发生了关系。 艾芜的《伙伴》还未及发表，“一·二八”战事爆发。闸北正在交战地带，他们夫妇与艾芜在德恩里楼上蹲了大半夜，只听子弹、炮弹在头顶上乱飞。天放亮后，伸出头去一看，在横浜桥一带布满了荷枪实弹的日本兵，虹口那面更不必说，每条巷道都有哨兵把守。他们等于是住在火线上，困住了。邻居四川老乡的女婿，即《我“做广告的”表兄的信》的原型（此人实际在福建某县做县党部宣传部长，却很幽默，说自己是“做广告的”），出去探路，反被日本兵抓去，更增加了四周的恐怖。这时，任白戈突然一人奇迹般出现了。 白戈是从法租界专门跑来接他们的。他满不在乎，朗朗地说：“既然我能进来，你们就能跟着我出去！”四个人，白戈走在最前面。亏得他那么熟悉，挑着各种大小的街巷兜来转去，有几次一直撞到了日本兵的刺刀尖下面，把黄玉颀吓坏，连叫：“薨凡！我们不要走了，太危险了！”薨凡是白戈的原名。他不灰心，也不说话，领着他们退回来，再找别的路去转。终于被他寻到日兵守卫的空隙，绕过两道岗哨，领出北四川路，逃到法租界吕班路杨伯凯为“辛垦”同事们专租的一间大房子里避难。 这房间是一个前楼，先前已有刘元圃、丁跃诗等逃来，加在一起有十八人挤在一块，办大伙食，吃大锅饭。晚上在地板上睡觉，各自形成自己的角落，还可以互相搭话。战事还在进行，民心也很沸腾，朋友成了难友，比起平时不知要亲热了多少。每天早晨照例抢报看，一张报传来传去。饭后，这些人会跑到北四川路桥的南畔，远眺苏州河北的连天烽火和日本兵的活动。每个人都想自己的心事，久久徘徊、观望。日本一个大将被刺的那个晚上，法租界各条马路都聚集了中国人。他们也像市民一样，去狂欢，去跳，去喊。《北斗》编辑部大概讨论了艾芜的《人生哲学的一课》，引起一片赞扬。逃难期间，叶以群（那时叫华蒂）曾来吕班路约艾芜谈话，后来还经常约他去开会，大概艾芜不久便加入了“左联”。伙伴的进步给他造成不小的心理压力。所以，“淞沪战争”一结束，杨伯凯好意地建议他们夫妇住在他那里，好就近商量书店的事，给他创造研究理论的条件，却被婉言谢绝了。他要搞文学，不是搞理论。搬回战后的德恩里住了一阵，夫妇俩便又一次动身去杭州，仍然住在“汪社”。他一头埋下去创作。当秋天降临，果实熟了，他在杭州写下六、七篇短篇小说，这是他的第二批产儿。他果然不写知识分子，而写起了革命的、下层的和抗日的题材。 1932年4月，写《恐怖》。 《恐怖》是写广汉兵变的。1930年10月25日，距成都四十公里的广汉县驻军陈静珊二十八军第二混成旅之一部发生武装起义。军阀们大起恐慌，便进行“清共”大屠杀。事件发生时，他刚为募款并接黄玉颀从四川回上海，消息传来，成都戒严，部队连夜包围学校，次晨集中学生点名，被叫出的站在一边，就地枪决，每个尸体贴上一张书有“共产党”字样的白纸条，……这些，他都真实地写进了这篇小说。小说没有单独的人物，只有隐约的事件和浓厚的气氛渲染。细节是省一师的，以一个普通青年学生的角度来感受白色“恐怖”。水车的声音也是真实的，这是成都老自来水厂设在百花潭外面的河道里的机械，它上面的巨大竹筒在倾倒水时发出的声响，夜里特别清晰，这是他学生时代非常熟悉的。外国小说教他学会利用它来烘托人们的心理，又有某种隐喻的作用。写大事件却不写大事件本身，而是写侧面，写影响所及，写影响到各阶层，也影响到“我”。所以写来笔法自由，情绪饱满。曹荻秋参加过广汉起义，这是解放后曹任重庆市长时谈起来才知道的。曹当时在广汉一所学校教书，到了兵变发动的预定时间，是他敲钟发出信号。所以曹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沙汀为了纪念他，在重版《祖父的故事》时，特意增补了此篇。 也是这年4月，写了《码头上》。 上海流浪儿童的生活是他亲眼看到的。他们在这个大都市显得人数众多，白天行乞，捡破烂，夜晚东赶西跑地找地方睡觉。苏区红军的新闻，常被小报童们叫卖时当作招引买主的口号，他在上海街上听惯了的，使他在这篇故事的末尾想出流浪儿童向往苏区的情节。对这些，他知道得太少，这个光明尾巴和全作品的概念化，是很明显的。也没有中心人物。 8月，写《法律外的航线》。 他几次出川、回川都乘船，经过贺龙活动的那一带苏区。船上过往客商，散兵游勇，多数乘统舱，大家摆龙门阵，东一句西一句，谈船舷两边地方上的情况。外轮“怡和”、“太古”都是英国人的，水兵架机枪防备红军，靠岸后尽速地离岸，所以称为“法律外的航线”。写这篇小说，有生活感觉，同其他几篇按报上材料加进体验的写法不同。当然有虚构，如查票后将买黄牛票的乘客抛进江中，他并没有见过。此篇像是一个个镜头对接而成，也没有中心人物和完整事件，学伊万诺夫写群众场面，《铁甲列长》的印痕很深。他对这篇的自我感觉稍好。 带着这么几篇小说，他回到上海。但信心仍不足，时时摩挲着这些投入了一部分生命的纸张，却连一篇也没有勇气拿出去发表。艾芜这时与“左联”小说家李辉英，还有一个姓雷的“左联”诗人住在德恩里。杨子青夫妇没能再租到德恩里的房子，便在杨伯凯住的虹口里虹桥一带三角地菜场附近的一个小弄堂里栖身。艾芜好几次拉他喝酒，给他打气。任白戈常来看他，也知道了他的创作情况。一次，在杨伯凯家里，当着杨与他的面，提出让他编个集子在辛垦出版。白戈知道，如果他不提，杨子青既便有这个想法也只会闷在肚里。杨伯凯一直强调理论书籍的重要，先前出周扬译的《果尔德小说集》，就表示过异议，这时听了白戈的建议，虽表示赞同，但口气、神色给他的印象似很勉强。而且又接着说，是否先发表一部分，使书的销路更好些。他一听便火了，拂袖而去，搞得杨伯凯十分狼狈。幸亏任白戈从中解说，杨伯凯过后主动催促，派刘元圃到家里取稿，他才将十二篇小说全部交出。稿子可能是刘元圃看的，后来也是刘通知说书稿已送印刷厂，并让他看过准备刊发在《二十世纪》上的出版广告。 集子付排，艾芜听了比朋友本人还要高兴。两人还把其中的《码头上》、《野火》两篇挑出，由艾芜交《北斗》去发表。后因《北斗》遭查禁，小说是在周扬主编的“左联”另一刊物《文学月报》上登出的。艾芜为这个集子的封面，还托了耶林请野风画社的主持人、“美联”成员郑邵虔搞了幅木刻，刻的也是《码头上》。选择这两篇的眼光，最能说明当年左翼文学的风气。 后来，他把集子定名为《法律外的航线》，而且按写作时序将篇目倒排，把这一篇置于最前面。轮到要给自己起笔名了，他想起了家乡淘金工人的称呼，金厂中的沙班，也称“金夫子”，便取了“沙丁”两字。艾芜说，这不太像一个姓名，建议将“丁”字改成“汀”，被欣然采纳了。（这个笔名取得实在好。农工有扭转历史的伟力，是你当时尊崇的，有历史价值。还有“开掘生活”的象征意味。连笔划、音调都是枯瘦、简约、滞重的，正合你的美学风格） 于是，在1932年年底的中国文坛上，“沙汀”这个崭新而略显古怪的名字，便和他的第一部集子、第一篇刊载小说，同时诞生。 这是你的“左联”时期。由包括你在内的一批艺术上有追求的作家，才构成左翼文学摆脱幼稚、走向成熟的历史。 1936年才是我的年。我写出属于自己的道地的四川故事，我的文学算有了落脚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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