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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发黄的旧照片。背景是起伏的山地，白色的带有角檐的房子。黄玉颀居中，身着短袖旗袍，短发，纤弱而白皙，腼腆地垂下双眼。她是那样的娇小。一侧是沙汀，显得清癯，穿白色的夏布长衫，头发习惯地从中间分开，有一绺总是不太服帖地扎撒着，神情严肃得过份。另一侧露出微微笑意的是诗人何其芳，黑黑胖胖的圆脸，架着眼镜，也穿夏布长衫，左袖捋起，手臂上潇洒地搭件衣服，像个大学生。这张照片是在川陕边境的宁羌（宁强）摄的，当时诗人卞之琳身边带着一只小照相机，他举手拍照的影子清晰地投在何其芳白色的身子上，奇妙地完成了一幅川陕道上的四人同行图。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这张照片居然完好地保存在卞之琳的家中。四人从成都出发北上的日子是1938年8月14日。已经是夏末初秋的天气，仁厚街沙汀家里凌晨四点多钟点燃了灯。岳母黄敬之特意从教书的仁寿文公场赶来。她来回忙着，为远行者收拾行装，弄饭吃。空气是压抑的，玉颀、沙汀不知干什么好，小声说几句不相干的话，又怕惊醒了床上的阿礼。 可是临到动身的时刻，还是叫醒了孩子，黄敬之领着送到了门口。外面的空气凉飕飕的，略显秋意。直到夫妇俩坐上洋车，阿礼还以为妈妈会带他走的。等车子启动，孩子顿然悟到自己已被丢下，便放声大哭起来。车子拉过一条街转了个弯，还能听见那伤心的哭声。玉颀拼命压下随时会爆发的感情，她的耳边从此总留下儿子从远远的巷子深处传来的声音。在她延安的日记里，几次记下了这个离别的早晨。玉颀的多感牵掣了沙汀日后在根据地的生活。 在成都北门汽车站与何其芳、卞之琳会合，乘车经新都、广汉、德阳、罗江、绵阳，当天黄昏时分抵达梓橦。沙汀少年时代最感兴奋的大型流动集市梓橦会的发源地，现在是个荒凉的县城。他们下榻在城内旅店里，隔壁就是汽车站。入夜后，这条唯一的城关大街看不见行人，只有这家旅店和它对面饭馆高高挂起的两盏发着刺目白光的煤汽灯，照着旧城。何其芳把它形容成“像两只闪耀的钻石戒指套在枯瘦的黄蜡色的手指间。”①因为下雨，汽车不通，他们多看了这汽灯两天，沙汀有机会加深认识了这两位他今后的文学伴侣。 之琳是特别的内秀。他在四川大学还保留着教职，一心想到前方写东西。其芳诚朴，说起话来一口气不歇。他批评过去是为了结束过去，连父亲都批评在内，说：“我父亲抗战爆发后，花几百大洋买个寨子，在山坡顶上，修起厚厚的城墙，枪炮也打不进，准备固守呢！” 其芳每到一个地方便给他妹妹频伽写信，然后便满天找邮局投寄。在梓橦，他穿了之琳的雨衣去找邮局，回来说，原来邮局设在一个店铺里，没有挂牌，也没有邮箱。他像是发现了一个神话世界，笑得很天真。 比起沙汀，其芳对社会的黑暗知道得太少了。在梓橦听到十七万人口的县城，竟有八千烟民，旅店里随时可买烟膏，他瞪大了眼睛。夜晚听陪烟女子为了多要两角钱苦苦地哀求。客人和妓女讲着价钱：“六角钱？”“不行。”“七角钱？”“不行。”“八角钱？”“不行。”男子逗着玩似的，女子可怜地低声说：“给我两块钱吧。”其芳第二天说起来，脸被扭歪一样。沙汀只好安慰他似地苦笑一下。 雨住了，17日乘了一辆满载汽油桶的客车上路。四个人被挤在车门的一角，互相开着玩笑，说“要负起保卫汽油的责任。” 车过剑阁，到了嘉陵江的支流白龙江的郭家渡。这里的汽车一律要上木船由纤夫拉过岸去。为了对岸载满故宫博物院古物的几部汽车过河，这天刚刚淹死了一个拉纤的。他们的车子退回到宝轮院过夜。沙汀发现附近一户农家在请神给小孩治病，喊了大家去观看。这类似北方的“跳大神”，只是降神的巫师浑身颤抖抱着一个木制的“琢啄神”，神的手脚是可以活动的。 次日过河，改乘了货车，经广元，穿行大巴山脉，进入陕西境。21日到宁羌。在宁羌车站，他们遭了宪兵检查。其芳手提箱里一本哲学书《观念论》，因为上面印了一行小红字“苏联大百科全书版”，便被“客气”地没收了。之琳在广元买的一本一折八扣的《西游记》倒安然无恙。晚上，另外两个盘查所的宪兵又来查店，翻看了所有的箱子，特别问带没带什么书。一个“丘八”突然问：“你们是不是去延安住‘抗大’啊？”沙汀掏出李家钰的护照正要回答，不料何其芳学着一种玩世不恭的语调，摸一摸自己的下巴说：“都长胡子了，还去读书？！”护照是真实的，其芳的“戏”也演得成功，事后大家畅快地笑了一番。 宁羌是个山城，他们在城外滞留了两宿。进城去看，一条正街被其芳形容“像一件穿在贫穷人身上的破旧然而清洁的蓝布衫”①。就是在城内西南角的山上，有一所带角檐的房子，挂着“宁羌中正图书馆”的牌牌。阅览室里居然有《大公报》、《西京日报》、《新新新闻》。他们已经有八天不知道战争的消息了，便“狼吞虎咽”地读了一通。之琳便在这个图书馆的外面，拍下了那张珍贵的照片。 23日，又继续乘货车到南郑。这里的栈房臭虫多得吓人，晚上咬得只好睡到桌子上去。次日过凤县，翻越秦岭，到达宝鸡。由于陇海路伸到了这里，从陆路逃难进四川的人汇聚于此，宝鸡这个小小的县城在抗战中奇异地繁荣起来。商业街上有漂亮的饭馆、百货铺、理发店和电影院，新建了许多房子，匆匆忙忙凑起了一条条热闹的街市。25日，他们从这里乘火车当天抵达西安。 西安有宽大的街道，留给人们步行，却没有叮叮当当的电车。商业街道是老式的，有帝王旧都的宽大气派。最触目的是澡堂林立，外来的百货奇贵。四人住进一家旅馆，沙汀暗中与八路军办事处联系，交上组织介绍信。其余等待的时间里，便公开地逛街、下馆子。赴延安的前夜，他们得到通知，搬进了七贤庄。在办事处，沙汀把在上海认得的李初梨介绍给其芳、之琳。 8月28日下午，他们搭上办事处租来的敞篷商车，向北进发。办事处的职员交待了路上全车人的集体护照，最后点了点车上的人数，说：“除开那个小孩和小鬼，一共三十二个！”这引得那个小鬼直咕噜：“为什么不算我”。大家逗他，“你是小鬼，不是人”，车在笑声中开出。人们挤坐在自己的行李上面，连车头都坐上了人。划过城门时，他们会机灵地伏下身子，显然都是“老资格”了。车子跑上了扬起黄色尘土的公路，前面的几个人便扬声唱起来：前进，中国的青年，抗战，中国的青年……沙汀感到心里发热。这多么像是上海救亡时的歌声啊，自回到“堪察加”将近一年，不闻此声已经久类。不是没人唱歌，而是唱出来没有这么开朗、激越。自己这次历经辛苦、带着妻子出来，还不是为了摆脱那个沉闷的环境，想要呼吸一下延安的空气，开辟新的写作领地么？这个延安的空气在车上就迎面扑来了。 首先是互相喊起了“同志”。武装人员里，七个是八路军，今年2月从山西前线调回读“抗大”，不久又被送到湖南湘潭学开“二分机关炮”。一个是新四军，要入“抗大”。从湖北、江苏、河南、陕西各省来进“抗大”的有九人，倒有六个是女性。一个坐在汽车司机旁边手抱孩子的妇女，原来是徐海东的夫人。一个农民模样、晕车很厉害的中年人是徐海东的哥哥。这引起沙汀极大的兴趣。被立波的《冀察晋边区印象记》激起创作欲望来的沙汀，在读那篇报告的时候，已经记住了那位英勇而富人情味的徐海东将军的名字。现在他的夫人穿了军服，像一个大兵一样坐在这个车子上，这不是太有意思了吗。 两个“民先队”队员是活跃分子，组织啦啦队拉歌，特别的有劲。其芳很快坐不住了，在车上窜来窜去，休息时爬上爬下，找这些“同志”聊天，热心地搜集材料。沙汀注意到汽车司机是车上唯一一个露出冷漠、倨傲神气的人，大家叫他汽车工人，不称“同志”，这是抗战期间滋生的一个发着不大不小财的阶层，以后更在滇缅路上显出神通来的。好在大家只是一味敷衍他，只望路上不抛锚就行了。余下的时间还是快快活活地唱歌：全国动刀兵， 一齐来出征。 你看那大旗飘扬多威风——这批人马哪里来？ 西北陕甘宁。 杀退鬼子兵， 一齐下关东。 城头上站着两位大将军——威风凛凛是哪个？ 朱德毛泽东。 这个歌是配着陕北粗犷的民间歌调唱的。对这两个人的“英雄崇拜”，在以后的日子里，也是沙汀觉得并不难接受的延安空气的一部分。 车子开过咸阳、泾阳，在三原住了一宿，又休息一上午，然后开往耀县、同官。30日经宜君到洛川。越是接近目的地，能见到的徒步去延安的青年学生就越多。他们的衣服上，头发上、眉毛上沾满黄土，背着背包、书包，三个一伙，五个一群，在公路上不绝如缕。沙汀感到他们更像是一队队的“朝圣者”，比自己勇敢得多。他真想去叩问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探听他们的身世、经历和满脑子的理想。在8月的最后一天，他们的车子滚了满身的尘土，经过鄜县、七里铺、少陵川，远远地看见宝塔山了。 十八天，行程三千余里，从成都到了延安。 四个人一起住进城里的西北旅社，这是边区政府招待所，专门招待外面新来的人。一个临街的小院，平房，土炕，纸糊的有方木格的窗子。第一顿吃上黄澄澄的小米饭，中看不中吃，挂在喉咙上，很难下咽。当时还不大觉得，只感到新奇、兴奋。延安这时还未遭受轰炸，窄窄的城内街道，两边商店的招牌都是蓝底白字，铺板也是浅蓝的，虽不漂亮，却显得洁净。 刚到不久，周扬、苏灵扬就赶来看沙汀夫妇，并结识其芳、之琳。周扬显然已摆脱了上海后期的阴郁心理，脸色红润。他受到毛泽东的器重，主持边区教育厅，也是4月刚成立不久的“鲁迅艺术学院”的领导人之一。诗人柯仲平主持“文协”工作，腰间插根旱烟袋，人称柯胡子，也跑来慰问三位作家。延安文艺界为他们搞了个简短的欢迎式，沙汀代表三人讲话答谢。 才几天，就觉得穿长衫别扭了。何其芳尤其来得积极，见了周扬就要求换装。他把自己的、沙汀的夏布长衫、西服，都拿到南门市场上卖掉，换成卤羊肉、枣糕、蕃茄吃。或者几个人拥到北门饭铺去享用延安的特别菜：“蜜汁咕噜”、“三不粘”。刚从国统区来的人，嘴巴原是吃惯了的，稀奇的是蔬菜很缺的黄土高原上竟会有那么多的蕃茄、黄花菜。 呼吸着延安的空气，沙汀感到了这里的穷苦和自由。踏着麻草鞋的知识分子很少有愁眉苦脸的，起码看上去一个个都很快活。女同志用布条打成的草鞋，还有各种花头。到处都有歌声。一个刚来的电机工程师甚至抱怨说：“这些人花费太多的时间在唱歌上。”可是等到沙汀四人穿上周扬送来的灰布军装，像个延安人似地走在街上，他们的口里也要哼出歌子来了。 周扬满足了他们的另一个请求，9月初的一天，安排好他们去见毛主席。毛泽东住在城西凤凰山下，“光华书店”的上面，一排三间石砌的窑洞式的屋子。他从一张没有上漆的白条木桌边站起来迎接客人，高高大大，穿一套蓝布制服，比较整洁。这时他比以后要瘦些，眼睛有神，看上去精力充沛。沙汀坐在他对面，觉得他平易中气度不凡。等到开口说话，谈吐幽默、生动，牢牢地吸引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寒暄过后，沙汀他们说，这里给他们很深的印象，很想写延安。“延安有什么可写的呢？延安只有三座山，西山、清凉山、宝塔山……”毛泽东微笑着，一边习惯地举起右手来，说一座便弯下一根手指。“当然，也有一点点可写。” 等以后沙汀在枣园听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的演说；观察在柯仲平的诗歌朗诵会上，毛泽东耐心地坐到底听完；看各种场合，包括露天观苏联电影时毛的露面，慢慢地熟悉了他的身姿，说话的语式，知道这句“也有一点点可写”的话，是有相当份量的。 沙汀他们又说，想经过延安到前线去，到八路军活动的地区去生活一段时间，写抗战需要的通讯报告。毛泽东表示赞许。他点着头，从容地说：“文艺工作者应该到前方去！我支持你们！” 接着，毛仔细地与他们攀谈：从大城市来的人上前方去，走路很可能成为一个困难。但不要紧，这很快就可以习惯的。他举着自己的例子。大革命在武汉的时候，也是每天出门就坐车子。后来上了井冈山，没有车子好坐了，只好让两只脚自己走，很快也就学会走路了。大家听得都笑起来。（你是否感到毛泽东的讲话是他身上最有魅力的地方？据说由于毛能运用古语、俗语、笑话，弄出满堂笑声，延安人说话逗趣、诙谐的风气很盛。许多机关、工厂贴有一条别致的标语：“工作时间不得开玩笑”。我初到延安便感到毛泽东的威望无处不在。延安当年演讲成风，王明善辩，周恩来精细、有条理，他们都可以连讲几天。周扬也变得善讲了。不过毛说话大而化之，亦庄亦谐的风格是独特的。）这次会见结束后，周扬便找沙汀谈工作安排。“鲁迅艺术学院”成立时间不久，文学系因缺少教师，招生比音乐系、戏剧系已经晚了一期。周扬主要工作在教育厅，又兼着“鲁艺”文学系的系主任，希望沙汀留下来顶他这个职务。这样，沙汀想很快上前线的愿望便只好搁置了。不过，他为自己留了一条后路，只同意把文学系的事情“代”一个时期。他没料到何其芳痛痛快快也答应周扬留在“鲁艺”教书，这使沙汀对做这个代主任有了信心。玉颀也有了安排，她停顿的学业有了重理的机会，“抗大”成立了女生队，她虽不愿离开丈夫，好在延安不大，还是同意到“抗大”去读书。卞之琳是利用四川大学暑期和四个月的军训时间跑出来的，他没有立即参加工作，就住在城内柯仲平的文化协会。不久，他参加“文协”组织的前方文化工作团访问晋东南太行山区，随着陈赓下面的七七二团辗转了半年。 四个人有了派定，便从西北旅社搬出来。沙汀、其芳立刻到北门外西山山麓的“鲁艺”窑洞报到。 到“鲁艺”的那天，已是傍晚，教职学员们都蹲在席棚底下的饭场上吃晚饭。教务处干部说，那就也吃饭吧。可是他们没有碗筷。接待同志便喊：“从大后方来的作家吃饭没有碗筷，快点吧，谁吃完借碗筷使使，人家还饿着肚皮哩！”几只搪瓷大碗送过来，也等不及竹筷、铝勺，折一枝柳条，搓巴搓巴，交给作家。他们笑了，也学着样子捧着碗面对面地蹲了下来。当然还是黄澄澄的小米饭。每星期才打一次“牙祭”，大米白面。 我是“鲁艺”文学系第一期学员。那时，“鲁艺”院长是毛泽东，副院长是沙可夫。沙汀他们还没到学校来，沙可夫已向我们宣布音乐系要请冼星海，文学系要请沙汀、何其芳、张天翼、陈荒煤来教书。张天翼因病后来没能来。沙汀他们来后，我们曾在文学系窑洞前的小坪上开过欢迎会。沙汀讲话老练、冷静，何其芳讲话热情澎湃。 沙汀给我们讲两门课：世界名著选读和写作实习。我记得他讲过《死魂灵》，他说他读过八遍，记得很熟。讲乞乞科夫，说他做梦都梦见他。我在班里被称为“儿童作家”，意思是年龄最小。沙汀指导我们写作，教我们如何观察，如何记素材笔记，说这些笔记到写的时候并不一定要看，但印象保持深刻的往往是最好的材料。他还讲过鲁迅，茅盾，说茅盾写作如何编制提纲。后来我们写作都是学了他说的一套。①北门外“鲁艺”的窑洞开在一个半圆的山上，中间是块坟地。窑洞门上挂了一块块的帘子。后来有了“等级”，“首长”是棉门帘，学生是单门帘。这里夜不闭户，只怕狼，不怕贼，曾经发生“鲁艺”教师的婴儿被狼咬死的惨剧。学生窑洞，大的可住十人，火炕通铺。作图书馆的窑洞藏有三四千册书，文艺类占三分之二，沙汀的三本小说集这里都有，学生们大部分读过。上课的大洞可装五六十人，但经常不用，在露天讲课。下雨天从窑洞走下来，路滑，常常一个接一个地跌倒。 文学系第一期的学生有五十多个。学制大约一年，入学读三个月书，然后去敌后实习三个月，回来后再学三个月，就毕业了。学生听讲都是自带一个马扎子（折叠小凳），在膝盖上放一块木板记笔记。老师讲课没有黑板可写字，就站在那里，有太阳的天便戴顶草帽。主要还是自己读书、讨论、写东西。 沙汀还教过爱伦堡的《西班牙通信》、基希的《秘密的中国》和其他论述报告文学的著作，都是选读，教材不固定。他并不特别能讲课，只是老练，能把读书心得、生活经验、写作体会融于一炉，讲给学生听。有时还发出趣语，是一种浑厚的幽默。 秋天，“鲁艺”领导采纳了沙汀、何其芳的建议，趁中央号召干部帮助群众生产的机会，以文学系一期学生为主，组织下去劳动，每人同时完成写作任务。 沙汀老师领我们到延安附近二十里铺的农村去参加秋收，事先领我们分了组，耐心地告诉我们观察人物、搜集细节的方法。我当时的水平低，对他讲的还不能全懂，他费了不少心血。 我们分散住在老乡家里，收谷子。每晚，他和何其芳分头到各家来检查，指导如何写农民。我后来写了一个老太婆，写她落后的一面。葛洛也写了一个。十天左右写好后交给他。我过去写过一篇表现小市民、小官僚的东西，他劝我改好送大后方发表，提了两三次意见，反复说体验生活的重要。我当时没把创作当回事，没有全部理解他。① 康濯的习作也是沙汀指导，写一个农民因丧妻而忧郁，自认是真实事件，不服沙汀的批评。这些作品后来编成一本书叫《秋收一周间》，至今没人知道是否出版。 沙汀是个极端认真、拘谨而性急的教师。比较起来，学生更喜欢何其芳，开朗、随便，讲起古典和翻译作品都能引人入胜。为了学生几行的短诗，他会写出上千字的批语。他还是那么天真，露天看苏联原版的电影片子，见旁边有男女在黑暗里接吻，也会大惊小怪地去告诉沙汀。其芳精神愉快流露在外，走起路来足板翻，诉起苦来：“老杨呀，你看咋个做呀？”叫人感到他之诉苦是因为太愉快了。不久，他把这种愉快化成了创作。11月，便写出了《我歌唱延安》这篇轰动一时的散文。 （意味深长。你这个党内作家反而没有先来讴歌延安。这不是政治，这是创作个性。你不妨在这一章 里始终拿其芳与我比较，就可以更了解我了） 后来，其芳还写了一系列这种歌颂延安自由、宽大、民主的明朗之作。他的心地便是如此明朗。沙汀是不会这样快地发表这种感想的，尽管他也有感想。他一直没有动笔，他还要看，还要想。两人的友谊很好，课后常去“文协”看卞之琳，探听文艺界的消息，或到教育厅找周扬，谈组织创作力量反映解放区、办好文学系的事，也提醒他注意有机会别忘了让他们上前线。11月17日，由沙汀和王宗一的介绍，“鲁艺”党组织吸收了何其芳入党。 沙汀不是不想写，他是扎扎实实做他的写作准备。除了去“抗大”看黄玉颀，看在那里做政治教员的老朋友任白戈，与新认识的女作家、在巴黎生活过十年的陈学昭谈天，与后到“鲁艺”的在戏剧系教书的荒煤交往，他特别想了解适合自己写作的材料，这是他在“左联”后期形成的创作个性。延安是个陌生的天地，他是有意要来的。但是他不想简单地歌颂这个“陌生”地。他晚年日记里还记载当年他找陈昌浩搜集四方面军长征经过川北的事。 一次在“陕公”吃饭，陈在座，曾请他们一有时间谈川北苏区事，并半开玩笑，也可说放肆地讲过这样的话：“反动派造谣说你每天要喝三碗人血！”他淡淡地笑道：“人血我倒不喝，爱喝点酒……请吧！”于是举杯喝将起来。① 在延安，他还想写与北川、安县有关的小说呢。不熟悉的环境使他产生一种失落感，调整的方法便是写他能理解、能接近的。他是个能迷醉在人的性格里的作家，所以，他正寻觅着他能表现的人物。就在那次陕北公学席间，谈起去前线的事，“陕公”校长成仿吾便对沙汀说：“你到前线去，就写贺龙嘛！贺龙就值得写！” 不久，“鲁艺”举行名人讲演，贺龙将军来了。这是9月的一天，下午两点钟，有些闷热，讲演起初在一座简陋的棚架底下举行，沙汀坐在后排。可是没有讲到一半，人们被一场暴雨赶进了新落成的四壁生满青草的大教室，沙汀就变成了前排听众。他可以清楚地端详到讲演人的风貌：很威严，高矮适中，厚笃笃的。肉很多，又不显肥胖。宽大的脸上有两道浓眉，似乎细小的眼睛一笑，眼角便布满皱纹。唇上蓄着黑色的短须。这就是贺胡子。 贺胡子一开口讲话，全身充满诙谐，好象脱下那身军装，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一个农民。他的玩笑纯粹是农民式的，粗鲁的，与毛泽东的不同。他说一二○师的战士在山西作战，同蒲路的火车开得奇慢：“我们跳下去解小手，还可以追得上火车。”他操的是湘西口音，与四川话很接近（以后知道，他在四川打过仗，做过镇守使），说话的用词、语气、打手势的方式，在沙汀看来熟识极了。质朴，不做作，述说自己想说的任何事情，浑身洋溢着身经百战磨练出的自信与乐观，又散发出普通农民没有的光彩。 讲到战利品，不是枯燥地报告数字，而是说，去年过河，每支枪只有五排子弹，每人只有三个手榴弹，到太原只打了几仗，就向敌人“领”了十几万。过去师部才有望远镜，现在营以上就有，甚至还有照相机。他用平平常常的语气说，“希望慢慢地在前线把装备换好”。沙汀从这随便的语词里听出了力量。他完全被这种有力量的性格迷住了。 后来，贺龙又在“抗大”女生队做过讲演，讲起他早期的经历，他的大姐贺英。当时毛泽东在场，听得很兴奋，老是在下面叫“好呀”、“妙呀”。黄玉颀曾把这个情形连同自己的感奋都告诉了沙汀，更增加了他的兴趣。 贺龙、关向应，是来延安开六中全会的。在军委机关合作社，沙汀他们与李伯钊一道吃饭，曾碰见过关向应。李做介绍道：“你不是要写政委吗，这就是一个！”关表示欢迎沙汀到一二○师去。 11月14日的早上，按照两天前的约定，沙汀一行去正式访问四十四岁的贺龙。是延安“文协”即将创刊的《文艺战线》出的题目，希望沙汀写一篇访问记。这正中下怀，于是邀了周扬、其芳、荒煤一起去。贺龙住在城里一个招待所，是一连三间窑洞式平房。屋子很大，除了两张木板床，临窗的土炕上还高高支着两张木床，这便是主人和关向应他们的卧室。旁边窑里住着杨尚昆、邓小平。虽然幽暗，简陋，贺龙一讲起话，什么环境都会变得生龙活虎起来。 按照沙汀拟好的提问单子，谈话先是集中在他的革命历史上面。他谈起湖南桑植老家，父亲，六兄妹。从二十二岁起，他就没有一天离开过叶子烟。这天他手里转着一只精巧的柚木烟斗，不过时常忘记抽它，刚刚划燃一支火柴，又忙着打手势，熄了火，接着就有滋有味地讲下去了。谈起长征路过的草地，他说斯诺没把草地好的一面写出来。“草地并不坏”。他做了个否定的手势，“什么出产都有，金银矿产，一望几千里的肥沃平原，麦子人多高，那个草啊……”他半闭着眼，叹息了。他说汉官的杀戮造成民族仇恨。赵尔丰赵屠户一杀就是好几千。所以有句俗语：“蛮姑娘好找，汉官的差难当”。他谈起长征的军事经验，冀中执行了统一战线的成绩，等等。 这种严肃的话题使他激昂，一转入日常生活范围，他又随便起来。他兴致勃勃谈起长征中钓鱼，指着关向应说：“他随便拿根竿子伸在河边洞里就会钓上来，因为看都看得见啦。要是它不吃钓食么，”他巧妙地又比了一个手势，“用竹竿对准它戳一下，它就吃了。” 他讲起劳动经验，八路军和老百姓的关系，真是津津乐道。沙汀突然发问： “你喜欢和农民亲近么？” 话说出口，便失悔自己问得太笨。贺龙马上大声回答：“我本人就是农民！” 他半闭眼睛，满脸堆笑地站起来。“我本人就是农民。到今天我的生活还没有和农民脱离。”是的，他每日六点钟准时起床。一有空闲便干起各种体力劳动。路上见到一个赶驴子的老乡也会聊起天来没完没了。 沙汀悟到这是把握贺龙的一条线索。整个访问过程中，其芳、荒煤帮沙汀记录，沙汀自己只择要记录贺龙的神态动作，和有特色的语言。两个多小时很快过去。在场的人临了走到屋外台阶上透透空气。贺龙挨着一根柱子站着，谈起多少次挫败又卷土重来的武装斗争，沉缅在一种回忆里面。两道浓眉紧蹙，他又像换了个人似的。 “中国的夏伯阳！”“一个从农民群众中站起来的领袖！”“又平凡又传奇的性格！”带着这种兴奋，沙汀以少有的写作速度，一天一夜便把这篇印象记草成了。 荒煤是它的第一个读者，看过后还开玩笑说：“可以，可以打八十五分、九十分！”就在这时，他的心中不知不觉升起了记写这个人的传记的念头。他把贺龙归入他的乡土世界里的一个新人了！ 事情急转直下。贺龙要回晋西北根据地了，他欢迎文化人到他的部队去。他缺少干部，向“鲁艺”要人。“鲁艺”新的一期学员正好读满了三个月书，照规定也应分配去前线实习。周扬积极赞成就由沙汀、何其芳带领一批“鲁艺”各系的学员，以文学系第一期学员为主，跟随贺龙到前方去。 这是一个多好的机会，沙汀实在不能放过。他去“抗大”与玉颀商量，为了搜集八路军奇迹般创立抗日根据地的史迹，同时也为了给贺龙立传，他需要跟着他去转一圈。玉颀不习惯陕北的水土，也不习惯此地紧张的集体生活。她怎么能阻拦丈夫呢，她知道他一向很看重的事业心，甚至有时禁不住埋怨他把写作看得来比她还重要。她日夜想念阿礼，叫他不要忘记半年就该回家的保证。碰到这种矛盾，他就像个大哥哥似的，用好言好语来安慰她，或者也可以说是“哄骗”她。他反复说：“学校实习是有期限的，我住上三个月就回转。跟着司令都走也一定不会有危险，你放心好了。”玉颀伤心地不响了。沙汀把妻子托付给苏灵扬，请她照顾。以后的事实说明，苏灵扬和周扬对玉颀是很尽心的。 他自己也不是不想念故乡。记得在二十里铺参加秋收劳动时，一位广东籍的学员居然在村庄地边发现了一大丛冬寒菜。这种菜，当地的老百姓完全不看重，一向只是拿来喂牛喂猪。沙汀不知道在南国亚热带气候里，冬寒菜能长成什么样子，反正在四川，这是一种普通的，到处长得蓬蓬勃勃的植物。说是野菜，它确实很易生长，很“贱”。在故乡，它是家菜，一丛丛的，发出暗绿的发皱的叶子。 二十里铺的南方人高兴地发现它，大家联合挖菜，在陕北老乡惊奇的目光下，大张旗鼓地煮起吃。那种特有的滑滑溜溜的味觉，停留在舌面之上，使他想起三十年代中期在上海一家湖南餐馆吃到它时感到的温情脉脉。他以后在上海小菜场曾四处找它。这便是身处异乡才能分外体验到的故乡感觉呀，就像一下子听到贺龙打出的那个相近的乡音，看到他的农民的大手所引起的感动一样。 唉，我的冬寒菜！ 他曾经这样解剖自己，虽然有时“拘谨的，顽固的和保守的成分也并不少”，“但在本质上，我却是易感的和浮动的。并且对于一种新的念头总又非常执拗，一定要纠缠下去，弄出一个结果才甘心”。现在，他就实现了一个从上海时期就起意的“多少带点浪漫成分的心愿”①——到抗战的最前线去。 出发的这天，延安在大雪覆盖下一片银白。沙汀、其芳率了“鲁艺”几个系的二十一个学员，随着贺龙一道，动身去晋西北。时间是1938年11月19日。 文学系随军学员九人中有两名女的，黄海、王文秋。王后来是柯蓝的夫人。男学员里面有以后的名作家孔厥，康濯，还有非垢、约瑟、浪淘、艾堤、尤琪。浪淘后来留苏，成为工业家。艾堤从前线返西南联大读书，是冯友兰的高足。其他戏剧系、美术系、音乐系的同学中，出了个名电影导演成荫。戏剧系的女同学莫耶最后成为文学家，是队伍里的第三个女性。其芳还是个新党员，沙汀是这支“鲁艺”队伍的总负责人。 因为机器出了毛病，他乘的一辆汽车迟迟才开出，到达七十里以外的青化砭已是下午三时，这是他们第一个宿营地。贺龙和他的司令部已经到达许久。贺站在村路当中，正与一个青年农民研讨编织羊毛板带的技术问题，甚至自己也试着织了一阵，引起围观人群的欢笑。 “鲁艺”的人找好住处后，贺又过来闲谈。谈轰炸，谈莜麦，特别热心地解答几个女同学对行军作战的种种天真发问。他透露消息说，汽车开到中国古代美人貂婵的出生地米脂以后，便要换乘马了。部队已经分派几十匹马在那里等候。然后他就大谈起生平最喜爱的这种生物，夸奖了他经手的一些良马，又嘲笑了市面上的一些劣马。他比划着那些劣马的样子： “头这样一搭搭起，腿子里这样的，屁股溜尖，你要不打它两下子呀，它就连动都不晓得动。给你们讲，要我是一个文学家么，单凭这一点我就可以写它一两千字！” 他的精彩刻画，让这些搞艺术的听了都心服。沙汀尤其感到他的一切都很动人。这次跟随他行军，有了从极近处观察这位将军的可能。 青化砭的第一夜，与其芳和随军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联络参谋陈宏模一起，在贺龙屋子里吃了面条烧饼回来，他们铺开了本子开始写随军日记。同时，他又设了一个更厚的本子，来记载贺龙。乘着印象鲜明，记下他今日谈马的一切细微末节、动作和每一句情绪饱满的语言。记下他刚刚一再请房主人老太婆吃面，最后让警卫员把两张饼子送过去的场面。他觉得对他又有了新的认识：“不同人接触，在他显然是不可能的”，“什么疑难经他一点醒，人便无须把它搁在心坎上了。”对于老百姓的生活，他与贺龙都有浓厚的兴趣，真是如鱼得水了。 到了米脂，果然把汽车放弃改乘骡马。大家各分到一匹。沙汀从小跟舅父“跑滩”，他是惯会骑的，只要“温习”一下就可以了。其芳和许多学员一时不惯，走着走着会从马上溜下来。其芳的深度近视也妨碍他，便慢慢骑着与学生一起东扯南山，西扯北山的谈得热闹，以分散自己的紧张。沙汀看起来严肃，半夜在老百姓家醒来，会神经质地告诉其芳，好像果戈理的人物入了他的梦。然后，到白天，他又专注地把贺龙谈他的被猴子偷走的大青马，与一位叫做“耗子”的卫生学校女毕业生讨论她的婚姻问题，记在心里。他发现这个粗放的将军与女性接触时有他特殊的亲切。贺龙一定要称“耗子”是“干女儿”。他骑着身下的一匹大青马奔驰而过，会转身嘻笑地对她嚷道：“赶紧跟上来保护老子呀！——有一把小刀子就成了！”“阔大不羁”，沙汀想道。他很得意自己想出这样一个词汇。对于贺的性格，它再适合不过。 第四天上午十时，他们渡过混浊的黄河后，进入山西境内。在克虎塞留宿的晚上，贺龙会见完国民党将领杨爱源回到兵站，大家仍然挤满了他的屋子，听他讲述旧军阀、旧官僚的趣闻。他经历过的太多，讲了湖南的一个浑名叫周铁鞭的“司令”，会“捉龙”看风水，居然吩咐爱妾活葬到那个他看准的“龙脉”上去。贺龙看出沙汀也是富有社会阅历的，便请他也讲个怪人怪事。刚讲了一则，贺便接口道，这是四川内江的赵班若啊。原来他俩相识，贺龙又补充赵的生活细节，说他会把夜壶放在床头半夜当茶壶提起。贺还和一个七十岁的湖南翰林傅英一起搅了三个月的军队，傅更是个昏聩到无以复加的怪物。 这一晚，其芳大开眼界，日后把它郑重地记入了回忆贺龙的文章。对于沙汀，这使他想起幼时在安县周围耳闻目睹的各种人物，觉得是那么稔熟。从旧的制度中走出了贺龙，也走出了自己。他对中国革命家的出身背景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仿佛找到了他的小说据以存在的那块连接新土壤的旧土壤。他想起某些人对现实主义的狭窄理解，所谓现实主义必须跨过旧的现实一步。其实，这不仅应当指直接描写肯定的世界，也应包括“否定的一面”。“不然，这个现实主义将是一般的现实主义，而非立脚于中国目前现实情况上的一种适当的创作方针”。①他心里好像为自己的讽刺作品寻找到了创作依据。 第五天，他们从临县出发，下午抵达了目的地：一二○师师部驻守的晋西北小城岚县。 岚县比延安荒凉得多，街头空空的。这年冬天好像特别冷，一滴水落地就会马上结冰，这对南方出生的沙汀还是个全新的经验。“鲁艺”的同学分配了工作，都到部队与地方的基层去了。副官处划给沙汀、其芳住的房子是一座相当讲究的地主宅第，炕壁上还用油彩绘着封神榜的故事。 他按照原来的计划，天天忙着访问当地的军政干部，了解这块根据地的过去和现在，想在晋西北深入下去。按照自己的习惯，不是浮光掠影地搜集一点材料便写，而是想在知道一般情况后再蹲到一个营、连这样的小单位去，认识一切精微的细节。如果不熟悉细节，他真不知道怎么能够虚构小说。同时，为了写传记也想多多接近贺龙。 贺龙在刚到达岚县三四天后的一个深夜，曾不带卫士，一个人跑来看他们。沙汀、其芳正对坐在黑漆方桌前，就着烛光整理材料。贺龙推门进来，斜坐在炕边，谈起敌人最近的进攻，友军赵承绶部丢失宁武后的仓皇失措及他给赵的建议。他忘掉两个书生是不懂军事的。书生不懂战略战术，却听懂了有他这样一个指挥员不用再惧怕什么。 谈了一会，他又一个人走了。我们站在门外送他。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走了几步他就消失在夜街的黑暗里。 又经过一个小巷子。他走了之后，我和沙汀都有一刹那完成坠入沉默中去了。这是一种对于我们敬爱的人才有的细心的耽虑。①后来贺龙还曾召他们去谈过一次家乡，谈到桑植一带民风的强悍、好胜、讲骨气，以及械斗的野蛮残酷。他谈起边地人民时又自豪又忧郁的语调，让沙汀想到他的川北乡亲们。他们还讨论了辛亥革命前后农村社会关系的变动。但是，这样深入的谈话随着贺龙主持全师干部会议的繁忙，在以后一个月的时间里，难以为继了。上上下下的干部都在学习、讨论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反而比平时更为紧张，访问计划往往落空。沙汀记事本上的几万字差不多都是刚开始的半个月记下来的。 访问的停顿使旧习复活。柯仲平派人到岚县找沙汀他们约稿，就在岚县这样一个离敌占区仅一百多里的前方环境里，沙汀把《堪察加小景》一系列未遂计划中的一个写了出来。这是一个场景描写，先在《文艺突击》发表，后据此写成《联保主任的消遣》。 （你不觉得奇怪吗？一门心里去前方，到了前方却写后方。我不敢这么快便拿敌后题材写小说的，不了解一件事、一个人过去和现在的全过程，我不会动笔。醉心的仍是描写农村人物，这个联保主任便是我心中的一个。从这里可以探索我的创作中心所在，我怎样用前方的感受，来加深对后方的认识，我的心思永远“不可救药”地留给我的故乡） 前方使他对抗战弊政由《防空》中直露的愤怒转向冷静。所以，他写出这个玩弄救国公债的小角色，区区的联保主任，是在悠闲地品尝毛牛肉中，和“四合工尺四合”的胡琴节奏中，不动声色地干着坑骗勾当的。一切“习以为常”，构成此篇内在的惊心动魄。 岚县也在“防空”了。先是附近的普明镇遭到空袭，沙汀的房东主人还曾发出奇语：“如果发明一种可以捉拿飞机的东西就好了。”接着，12月19日，日本飞机终于光顾这里。城内挪威人传教的福音堂被炸，南街的房屋与北门的城门洞被炸，死伤了好几个老乡，给平静的岚县城增添了战争的空气。 躲了几次防空洞，出来看到血肉模糊的尸体，沙汀彻夜未眠。他的神经又习惯地紧张了，兴奋了。同时，他也在去留之间徘徊不定。因为中央命令一二○师的主力赴华北敌后，帮助吕正操急速发展起来的平原队伍进行整顿与提高，以对付敌人的“扫荡”。贺龙已经决定带领七一六团前往。 明天出发，今天才通知下来，要跟司令部开拔，行军一个多月。这种军队式的迅速和保密，让“鲁艺”的师生们陷入了两难境地。一部分学生，包括孔厥、康濯，在地方上干得不错，可能要被留下。其芳一身无牵挂，决定随队走。沙汀的心思就复杂了，如果离开晋西北，深入描写这块土地的计划便会告吹，答应玉颀几个月内回延安的诺言也就作不得数，而他已经十分想念她了。这几天睡不好觉，便常连着喝几台酒（五分钱的酒就算一台），掏出妻子照片看走了神。还有一点，贺龙的军旅劳碌，没有更多的时间谈他的经历，只怕到了冀中仍然如此。但不去呢，更感可惜。在炕上这样辗转反侧，他的优柔寡断弄得他烦躁不安，半夜唤醒了其芳商量，其芳倒很爽快：“那就先留下来嘛！” 很累地想了一夜，第二天午饭后他去司令部找贺龙。他觉得自己留下的决心已经坚定了。贺站在满满贴了二十万分之一的华北地图的墙壁前，被他的下属包围着，对各种请示做出决断。在回答战地服务团和一个技术干部的问题当中，他还有时间讲他最近送给毛泽东的一匹马。沙汀终于抓到了一个机会，插上了话。虽然在接触到贺的蓬勃的性格后，他的决心已经动摇起来，他还是把准备留下继续搜集晋西北素材的打算说了出来。他刚提了个话头，贺龙先是微微惊奇，随后便放声大笑，毫不客气地打断了他的话：“同志，你不要慌嘛！到了铁路那面，还少了你的材料呀？”沙汀开口不得。贺龙忍住笑接着说：“让我告诉你吧，到了那边，就要继续搞晋西北的材料，也并不困难呀。老甘（指甘泗淇——笔者），我，都成。等将来住定了，我们一定有很多时间谈话，至少一星期谈两三次不成问题。同志，准备住十月八月吧！” 就这么几句话，沙汀的决心全面崩溃。 读者是看见过磁石的吧？我是仿佛铁末一样，被他的豪迈和热情吸引住了。纵是一个怎样持重的人，假使他真要劝诱你到天涯海角去，我当你也是不会有半点迟疑的。我不能拒绝他，于是我改变了我的全部计划。①是贺龙的性格力量造成沙汀“背叛”了黄玉颀。世界由此多了一部描写人的性格的发光的书：《随军散记》。给玉颀发了信，去安慰一下。走吧，12月22日，又是大雪纷飞的一天，留下五位“鲁艺”学员，其余的都跟着沙汀、何其芳出发去冀中。两名教师与司令部同行，配了马匹。学员与政治部在一起，三人一匹马。在静乐宿营后，发现山上松树多起来，衬托出北方的荒寒，石头似乎都冻透了。夜行军奔跑着通过同蒲铁路，离据点有五里远，连敌人的影子都没见一个，但大家劳累得连走路都能睡着，像梦游病患者一样。 经过盂县境内的瑶子坪，到牛郎院渡过了滹沱河，进入河北。黑枣、花椒、核桃这些树多起来，山水秀美得让人想起四川的景色。这里是晋察冀边区，老百姓开朗、整洁，有自卫队、妇女会、儿童团的组织。行军途中过了1939年的新年，经平山县境，部队在灵寿县的七祖院停留了七天。起先以为在这里住定了，后来才知道是做通过平汉铁路的准备工作。其芳发现了邮政代办所就要寄信，沙汀在这里发现了一片漂亮的白杨树林。他邀了其芳在白杨林子里走了很久，看到大明川的落日。其芳感到诗意，说他想念北京夏日的槐花与蝉声，沙汀联想到四川的山和树。 这几天，贺龙主动约他们谈了几次。谈了边区，谈了聂荣臻、彭真、朱德、毛泽东和张学良。沙汀、其芳向贺龙叙述了自己的烦恼，行军中只是杂乱无章地跟着吃、睡、走路，不了解敌我情况，不能访问，不能工作，变成了部队的负担。私下里沙汀开玩笑说：“我们是一二○师喂养的两匹牲口！”贺龙好言劝慰他们：“行军当中只好这样，你看我还不是和大家一样！” 随后，部队进入行唐县境，1月15日夜通过敌入重兵封锁的平汉铁路。队伍过了一大半，突然一列日军的巡路车驶来。沙汀正艰难地走在铁路的路基上，觉得碎石叫人恼火，一道强光射来，人们有些慌乱地往远处高坎上跑。沙汀只想躲开那束光芒，好像这样就能躲开幻想中机车射出的子弹。他和其芳掉了队。其芳的牲口连鞍子都落了，沙汀的行李丢失了三次。 沙汀的胆子成年以后比童年小。第二天，日本飞机不断追逐这支队伍，平原上只有找坟堆、土堆躲藏，他感到旷地的可怕：“战争的恐怖把自己简单化了，对于生命和死亡特别敏感”。①这时，他再打量贺龙和他的战士们，有了一种与平时异样的感觉。 1月25日到达冀中军区司令部附近的河间惠伯口。他们遇上了一个相当严重的局面：周围的雄县、霸县、安国、深泽、河间、肃宁相继失守，日军用两个师团的兵力来围攻这个平原根据地。1月27日，贺龙让副官处通知沙汀、其芳，文艺工作团的雷加、宣传厅的干事张兆麟，一起到十里外的李村集中。沙汀紧张地赶去，才知道原来是参加一二○师和冀中军区（第三纵队）的联欢大会。 沙汀进入会场，见贺龙正在人丛中站着，挂着六轮子，军帽掀高一点，神气恰像一个刚从火线上下来的老兵。他将他们一一介绍给身材瘦长的吕正操。这个使敌人闻风胆寒的原东北军将领，穿着整洁，举止利落。会餐的菜，全部装在搪瓷洗脸盆里，吃得够豪放的。晚会主要是看一二○师战斗剧社的演出。在这个文化水准较高的冀中，话剧这个道地的新文艺形式居然能受到群众普遍的欢迎，使沙汀很感意外。（我们忙中偷闲说一句，冀中战争环境下老乡对话剧给予的理解。是否更坚定了你一向坚持的民族化并非单纯拾取旧传统的认识？） 演戏前，贺龙讲演。他被大行军的胜利所兴奋，讲话热情、坚决。只轻描淡写地说到敌人离此只有三十里。散戏时，沙汀听到有人来向吕正操报告，二十里外，发现日军汽车二十多辆。贺龙的神色安详，依然微笑着，全不理会旁人略带焦急的短促的商议，仿佛这个紧急消息完全与他无干。他向头顶掀了一下帽子，关照沙汀他们骑马回去睡觉，说话时眼角浮出一种意味深长的暗笑。 半夜一点钟，沙汀被喊醒开始转移。自此，马不停蹄，开始日夜行军，与敌人周旋。其芳在联欢当晚归途中从马上跌下，右臂脱臼。后来他们去看望也不幸跌伤的贺龙，听他抱怨三天没有跨出门槛之苦。很快，传来一二○师在大曹村战斗得胜的消息。情势没有减缓，敌人扬言要把贺龙的“老八路”赶出平原，一二○师的七一五团也奉命冲过平汉路到达冀中。在这样紧张的战斗间隙，贺龙照旧找沙汀去从容谈话。但究竟不能如岚县答应的那么多。沙汀考虑到新的情况，意识到写贺龙的传记困难太大，随即改变方针，决定主要记录他的日常生活，以及足以表现他的性格、风格的各个侧面，采用谈话、观察的方法，当场摘录一些要点，回来后立即根据提要如实记录下自己热腾腾的印象，以备将来写长篇报告文学所用。 过平汉路那个夜里，沙汀损失巨大，他丢失了一本笔记。当时一个同志前后奔跑，嚷着要白纸头做路标。看看谁都没有，他挤出行列，把一册写了小半本的日记簿递过去，叮嘱他到了目的地一定要归还，但就此没了下落。司令部里刚从苏联回来的周同，帮他四处寻访过，终无结果。为了这本饱含他心血的笔记，他心疼了许久。后来贺龙听说了，苦笑道：“同志，那些武棒棒他们哪管你材料不材料呀！”之后，他仍用这种方法，建立了新的笔记，记贺龙的，记其他将领的，记自己的，共记了六册二十万多字。沧海桑田，五十年过去，现在仅余下一本日记，即1983年出版的《敌后七十五天》。就按这本断残的日记查对，李村联欢之后，戎马倥偬中，从1月31日到3月6日，贺龙与沙汀的谈话便有十次之多。 贺龙谈了自己的家庭和过去当旧军官时的婚姻关系，是那样坦白。他的弟弟和两个老婆为了他被关在上海。弟弟死了。女人放出后，去年他给她们写信，让她们自己去找人，“找年轻的、漂亮的、革命的”。他大姐贺英的儿子、么妹贺满姑的儿子现都在他的队伍里打仗。他谈起一个姓罗的干部队队长，说起贺炳炎这个断臂团长，充满了赞美和自豪。沙汀的观察笔记不断地记下贺龙的新细节。他喜欢孩子，描住一个小女孩彩云让她叫爸爸，并露出慈父一样的柔和眼光。因为看到白求恩大夫动手术的地方堆满截下来的战士肢体，少有的忧郁使贺龙一整夜没合眼，自己叹息道：“人一过四十岁心就慈起来了！”他对于马的喜爱，甚至充满孩子气。一个抗联主任夸口他那匹小红马是冀中第一好马，贺龙用一种绝对行家的口气问道：“跑的是野鸡柳子吗，蝉头？”把这个主任问得莫名其妙。于是他用手势和声响区别着马的种种步法，有声有色地讲起来。 沙汀感到他渐渐接近了这个有着光彩性格的人的心灵，感受到他的坦荡的襟怀，他对人的爱，对战友、亲人、孩童，对一切与人和谐共存的生物的爱。 沙汀的笔记里还记录了贺龙周围优秀的一群。2月，政委关向应从路西赶来冀中，与沙汀有机会单独谈过许多次。话题从贺龙、萧克、彭德怀、朱德一直到街头诗，他很少谈自己。 那个萧克，有健康的身子和轮廓显著的倔强的嘴唇，今年才三十岁。在行军路上，他与沙汀谈过他的家庭，中国革命中各阶层的剧烈变动（知识分子比大革命时期坚定得多了），以至苏联小说《铁流》。萧克理智、精细，知识广博，是个军中的秀才，准备用小说来写贺龙与王震的会师，拟想中的长篇的名字叫《罗霄军的激流》。①还有政治部主任甘泗淇，与他说过老百姓对一二○师制造的种种“神话”。笔记里记下最能说明甘泗淇与贺龙两人性格的一件事：在静乐，因为大家的住处久久不能安排妥帖，贺龙发了火。偏巧屋里一只倒霉的黑色小狗挥之不去。贺龙默默取下墙上的一根马鞭，甘从炕上坐起，装出不以然的神气说：“你这个人太残忍了。”贺嘴上说着，“怎么样，你心痛吗”，怒气却一下子消失了，随即宣布明天他自己去打电话，与地方上交涉宿营的事。 参谋长周士弟，平时少言寡语，是个结实的海南岛人。他黄埔第一期毕业，生就一副一目了然的坦白沉毅的面孔。最著名的青年将领是被贺龙誉为“越打越硬”的贺炳炎。这个小铁匠投奔红军的时候仅只十四、五岁。他的勇敢行为有时近于孩子气。他带着一批“抗大”学生在沙汀部队的后面也过同蒲路，为了让学生听听闻所未闻的炮声，亲自领了警卫员去向碉堡扔手榴弹，消耗了敌人的不少弹药。这件事记入了沙汀1939年2月28日的日记，写散文《通过封锁线》时，又详详细细地作了描述。 像贺炳炎这样的勇士，对贺龙谈起刚到冀中前线的怪老头白求恩来，也语露钦佩之意，说，“开起刀来可蛮呢”。沙汀被他们鼓动着，几次到卫生处所在的东湾里村探望白求恩大夫，亲眼看见他工作起来不知休息，伤员从担架直接抬上他的手术台，锯下的腿、臂堆了一地。诗人见不得血迹，何其芳就始终不敢去看他动手术的情景。 一次，董越千陪沙汀去白求恩的住处拜访。一进院子，见他身穿八路军的灰制服，外面套一件污旧的黄呢睡衣，足踏草鞋，驼起宽大的脊背，正在用一支有柄的小锅煎菜。他见到客人，扬一扬手中的铁锅铲，笑了，说：“你看，我不只是个医生，还是个厨师！” 谈起来，白求恩说他也有写贺龙的计划，但没有多少时间交谈。即使能谈，也是支离破碎的，只好放弃了。这是沙汀第一次听说白求恩也是个作家。贺龙和他的战友们就是这样创立着功绩，并且强烈地吸引了一切有可能靠近他们的人：沙汀和白求恩大夫。 可是“鲁艺”的人在这个军人的世界里并不总感到很好。他们常有某种苦闷，随着军事行动的加剧，他们日益增强了“局外人”的意识。日日夜夜兜着圈子打仗，使文化人感到自己的软弱和无用。部队里营以上的干部才有马骑，而为了这群知识分子就需专门配备一支马队。当马案的战士，往往与他们的关系很僵，认为他们是特殊阶级。 其芳苦闷时，回忆他早期的诗作。沙汀寂寞时便喝上一台酒，吼几句京戏，或者干脆读其芳的手抄诗稿。2月初，何其芳为摆脱没有具体工作的难堪处境，与沙汀商量后，两人分开，其芳搬到政治部与“鲁艺”学员一块协助宣传部门编印《战斗报》和战士教材去了。 文学系的同学终于联合提出回延安的请求。有的特别激烈，认为在这样的战斗环境下已无法从事写作，但是部队将这些一律看成是害怕艰苦的表现。 （关于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的矛盾，原来在这样短暂的军旅生活中，你就碰到了！怕不怕艰苦是最表面的纠纷，我们“鲁艺”师生内部之间，“鲁艺”与部队之间，关于作品应在前方写，写成宣传型的，还是应当在取得体验后回后方写，写成艺术型的，这个争论才是针锋相对，弄得难解难分的） 沙汀站在夹缝当中。做为一个带队的人，他要和一二○师的党组织站在一道。实际上他陷入更深的矛盾中。他不仅渴望创作的条件，还有与黄玉颀的感情牵制。玉颀几次托人带信催他回去，信里的词儿喷发热力，大胆、任性。她住在延安心里很苦，想念老母、儿子，现在又加上想念远行的丈夫。过去她生起气来，沙汀让着她，或轻声轻语安慰她，现在只有对着沙汀离开岚县时照的一张八人合照，在日记里发狠写上： “青与其说是爱我，还不如说是更爱他的事业。”①沙汀1月份刚到冀中时，给玉颀写过信，还说要尽快回去。2月初，听说延安遭了严重的轰炸，贺炳炎讲，炸死的女学生都是结过婚的，沙汀虽然怀疑这位“断臂团长”是有意开自己玩笑，却仍然心烦意乱。玉颀早已从“抗大”转到“鲁艺”读音乐系，这能不让人挂心吗？他马上拟了电文请贺龙代为拍发，之后，还是禁不住胡思乱想。他表面上拼命说服学生，在学生眼里，他的态度比其芳“严厉”，几个党员学生甚至与他吵起来，但是他凭的只是理性，并没有感情的支持。 有一种纠缠不清的麻烦，他也处理不了。就是“鲁艺”的女学员在部队里受军事干部的公开包围。比如一位负责同志就想把一个女学生介绍给周士弟，遭到拒绝。这引起部队的不满，说知识分子有什么了不起。男学员出于气愤大发牢骚。 这却激化了矛盾，使得双方的关系变得复杂了。 关向应提出了解决的方案：愿意留在前方的，像戏剧系的一些同学，就留下。大部分文学系的同学不愿留下，那就送回延安。贺龙他们本希望沙汀能留下，还替他设想，看能不能把玉颀接到冀中根据地安全的地方来。但是曾经那样努力地劝说过学员的他，还是委婉辞谢了。辞谢的话使他心里好不安静，一旦说出口，便觉得轻松许多。他是以不相信妻子会来为理由的。一直到离开冀中，他还不敢正视自己，不敢把留恋故乡的人物，乡土中存在着他的创作生命，做为一个正当的理由提出来。这在当时几乎完全不可能。妻子长期被他，也被别人当作一个理由，来掩盖了潜在的真正的原因。 1939年4月在他们动身回延安的头天晚上，贺龙肩头挂着电筒来看他。贺从身上取下一支日本自来水钢笔，说是滑石片战斗得来的战利品，送他当作纪念。谈话少有的不起劲。后来贺龙懒懒地仿佛自语一样说：“没等到白洋淀螃蟹上市就走了。”刚说了一句，又落在沉默里面。只有谈起将来的局势，才使气氛稍显活跃。 这时贺龙说：“最好把家里的事情弄清楚。”（女人与革命的矛盾，贺龙也是这么想）“你一定来，我们还要捅到关外去呢！” 第二日黄昏，响了一整天的大团丁村争夺战的大炮声和机关枪声刚刚沉寂，沙汀他们得到通知，可以出发了。他赶到司令部去辞行。贺龙手执一段红蓝铅笔，绕过擎着蜡烛、展着地图的参谋们，走到房门边与他握手作别，随即又匆匆退回去察看地图。 “路上当心些呀，老沙！”五个月来紧紧吸引了他的一个人，从地图上抬起身，大声加上这么一句。 附近的几个村子燃着大火，火光冲天，景色是分外庄严。沙汀怀着一种矛盾的心情，离开了他。 这支回延安的队伍，比起来时要小得多。沙汀，其芳，与“鲁艺”七八个学员，冀中军区政治部一些去延安受训的同志，总共四、五十人，由一连武装人员护送。队伍的总领队姓李，当过教师，是三纵队政治部组织部的负责人，是个很有经验的知识型干部。还有一位以骁勇出名的曹大队长，一位姓姚的行伍出身的参谋。沙汀以客人身份参加队部会议。加上其芳，这些人的性格、面影，后来都进入一部叫《闯关》的中篇小说，又名《奇异的旅程》。 这个回程也确实奇异。4月出发，足足走了两个多月。单是过平汉路，在铁路附近的三十里以内的地区，就转了一个礼拜。有三次已经离铁路只有七、八里远了，仍要退下来。 因为情势与来时大变。沿线的碉堡增加了，敌人分区扫荡，日军头目寺内恰在附近阅军。过去的一条交通要道，在友军往路西溃退时暴露，被机关枪日夜封住了。现在全靠“护路村”的村长、乡亲们“护”着这支小队伍，巧妙躲开出击的敌军，寻找飘忽不定的可以依仗的我军和游击队。“强制通过”，怕损失了人。化装成老百姓通过吧，沙汀同意，领队的却坚持要用部队护送，并负百分之百的安全责任。军人的自尊与文化人的灵活，显出了不同。（读你的笔记，觉得你对知识分子与工农出身的军人之间的关系，开始是抱“平等”态度，认为是可以“互补”的。写《闯关》的时候，我还有这个意思，但自省自责已经增加。这条抛物线过了顶点，再几十年一直往下落，直落到认为自己满身是“罪”） 部队终于想出了办法。他们在拂晓前潜伏在离铁路一里半的土岗上，两个钟头里没有声息。男人也不避队伍中的女同志，就蹲在地上撒尿。太阳初升，得到一夜未眠的鬼子已经去睡觉的情报（有比敌人睁得更大更大的眼睛），他们就迅速穿过一条村街直扑铁路。村民们拥塞在村道两旁，照样出来看过兵。一个高身材的老头，张开缺了门牙的嘴，对沙汀笑嚷道：“他们不敢出来的，同志，沉着气走好了！”急促的行走使他咳嗽，钻过铁路桥后，一种紧张后的愉快攫住了他：“鬼子到底是聪明还是傻瓜？他们一个通夜不睡觉为的是什么？”他突然获得了幽默。 然后是重过同蒲路，正碰上敌人扫荡曲阳、盂县及汶水、交城一带。周围成了沦陷区，游击队引导他们在山沟里“混钻”，一夜走一百五十里路。 沙汀看着领路的老乡，思索中国农民的性格、德行和他们在战争舞台上的表现。特别是华北的老乡，像白杨树一样直率、真挚，他们与阎锡山防区的农民，与川北故乡的农民，同样质朴，但又显出经过战争锻炼后的进步。军队找一间屋子住，哪怕是一般的地主家，也不会让你吃闭门羹的。拂尘，敬茶，甚至还有枣子酒、柿子酒吃，像招待新女婿一样。在一定的政治训练下懂得动员起来出担架、募集慰问品、破坏敌人道路，做八路军的耳目。 他还是经常看到此地农民与四川农民一样，有保守、自私、狡猾、贪图实利种种弱点。一个衰竭得也许明天就要死掉的老太婆，还能用一双锐利的眼睛监视他选买桃仁；老百姓不相信台上表演的战士会是女人；房东女主人明明有碗，却支使他们去向她的兄弟借；五十几岁的人，很“明白世事”地问他，四川是不是还由吴佩孚当督军？一个村民，分明房屋后摆着大筐枣子，但抵死说他没有，……他在行军日记里详细记下了所见北方三省的农民，愚昧与诚实同在。由此联想到封闭环境下人的落后品格，如果没有历史带来转机是很难改变、重塑的。而在民族解放战争中，陕北、晋西北、冀中，已经出现这样一支农民，一批贺龙式的农民领袖；在川西北，却仍然活动着联保主任一样的人物。 队伍从山西兴县的黑峪口过黄河，经府谷、神木，兜着圈子，于7月1日抵延安。黄玉颀记下了这一天：要到来的幸福终于到来了！——青同何已于1日上午十时归来——我几乎不相信这是真的，我怀疑我在作梦，我和青走在一块也好，说话也好，总疑心是在梦中。 啊！幸福终于没有拒绝我，终于到来了！现在是放了大半条心，所挂念的就只有孩子和母亲。①沙汀在玉颀的爱恋中感到微醺。不过，一涉及创作，他就变得很固执，坚持一定要在延安乘着印象鲜明，把贺龙的书写完。只有写完了，才能考虑回川的问题。 延安城内已被炸平。一个个单位挂个牌子在那里，组成象征性的街市，实际已经迁出了。“鲁艺”还在北门外。沙可夫、吕骥7月5日带着一批学员去晋东南太行山区建立分院，在乱坟堆边的空场上开欢送会，同时欢迎沙汀等返校。上前方的人拿起一本书喊：“我超重了，谁要给谁！”书是珍贵的东西，马上便有人伸手接过去。 沙汀想起记忆犹新的前方日子，他还沉浸在兴奋中。在没盖好的礼堂，由他报告赴前线经过，大讲了一番贺龙、白求恩。 8月初，“鲁艺”搬到桥儿沟去，何其芳有了长期留下来的打算。他和沙汀的工作对调，由他在萧三之后担任文学系系主任。沙汀一面教“名著研究”课，一面全力写贺龙。 桥儿沟在东门外。过延河，走飞机场，便进沟了。原本是党校校址，后来被工人学校、短训班使用，现在与“鲁艺”对调。废弃的天主教堂早做了礼堂。“鲁艺”周末跳舞，“鲁艺”歪戴帽，这两件在延安都颇享盛名。这里包含搞艺术的人讲究美，也搞自由主义的意思。 东山是“鲁艺”自己开的，文学系、音乐系、美术系的教员都住在这里。一共三排窑洞，沙汀夫妇、何其芳、苏灵扬（周扬住在教育厅所在的安塞）、严文并、蔡若虹夫妇、冼星海夫妇都住在第二排，相依为邻。冼星海表面木讷，不善谈，一指挥唱歌就完全换了个人，热情奔放，能变出各种花样。他把“鲁艺”师生鼓动起来，在运动场上教《青年进行曲》。等沙汀回到延安，他的《黄河大合唱》已经完成，“鲁艺”组成了跨系的大合唱团，来表演这部作品！冼星海曾一连三次邀沙汀去听。 广东人和四川人都出名的讲究吃，陕北人不吃“下水”，冼星海便买来大嚼，沙汀吃过他好几次猪肚儿炖肉。冼夫人钱韵玲还在窑洞前收拾块空地养鸡。据说除了吃，还为听雄鸡啼唱。冼星海操着广东官话常说：“要吃好点才有精神工作啊。”他工作起来几乎是拼命，除了上课，整日伏案作曲。一部大作品，一写七八天不歇气。这时在写《民族交响乐》，告沙汀说到延安以后，已写坏几支派克笔。钱韵玲生他们唯一的女孩妮娜时，东山上的“太太”们，玉颀、灵扬都赶去帮忙。冼星海也在场。钱痛得最厉害的时候，钳子一样抓着丈夫的手臂，冼直喊“吃不消，吃不消”，产妇挂着眼泪都逗笑了。① 沙汀觉得冼星海也是他所认识的一个“天真”的朋友。他从他忘我的工作热情中得到激发，日夜赶写《贺龙将军在前线》。 这部作品的工作方法，对于他也是新鲜的。过去写四川故事，他是凭回忆搜寻、提炼细节。现在有了一本厚厚的贺龙文学卷宗，这里的贺是“活”的，他再编不出比贺龙自我表现来得更好的语言、动作。那些随军记录已经过他的一次选择，现在，他只是按照报告文学表现人物的需要，再加一次精选：对贺龙的言行进行整理和加工，删除不少重复的材料，把他的性格、气质、风度的各个方面，按照一条练子加以组织编排。这条“练”，便是他自己随贺龙去晋西北、冀中两地，从出发到离别的认知过程。这种有作者自己参与的表达方式，对于他来说，是少有的。但在这里很适用：不断地认识一个人就不断地展示一个人，不断地展示一个人便加深认识一个人。这样，“我”便无处躲藏。 我应该极力避免自己以及别人置身其间，但却又得使它不致呆板单调。①他虽然尽量节制，《贺龙将军在前线》的前三章 在《文艺战战》以《到华北前线去》的题目发表，从一开始便逃不掉那个“我”——全书的总视角和叙述者。整个作品也由此洋溢起热情，“我”的热情和贺龙的热情，成为在沙汀作品中少有的感情外溢的作品。 （你说得对，早期的小说与后来的散文，你都不是客观冷静的风格。这时的“我”是比较放开的。五十年代我按照文学要反映“本质”的观念，实际是“为尊者讳”的传统观念，删去许多无顾虑的语言，使贺龙变得“干净”。到了“文化大革命”，又成了为贺龙“树碑立传”） 到10月25日，这部用小说家雕镂人物的深沉笔力写成的长篇散文，终于完工。因为政治上的缘故它有许多名字。在香港《星岛日报》发表时，题目变成《H将军在前线》。1940年出单行本时名为《随军散记》，有个长长的副题：《我所见之一个民族战士的素描——他在前线的生活，他的经历和他的故事》。1958年修改后，易名为《记贺龙》。 这本小书的写作还未结束，玉颀就“病”了。主要是妊娠反应强烈，思乡、思母、思子。苏灵扬也怀了孕，两人都想吃奇里古怪的东西。可是延安没有，便在窑洞前放个小板凳唠，玉颀想吃的是四川榨菜，她变得更娇了，沙汀一不在窑洞，她便四处找、喊。戏剧系的学员很调皮，他们学她找沙汀的样子，表演得维妙维肖，引起大家善意的哄笑。玉颀不断提出回川的要求，沙汀陷入长久的思想斗争：离开延安似乎是一种思想退却，但玉颀的样子实在令他心疼。像她这样非职业妇女跟着丈夫来延安的，当时并不多见。一年的时间已经很难为她了。自己的创作念头多半萦绕在故乡，这很难明说，即使是多年的好友如周扬，也不能全部理解他，这在内心是很苦的。 在文艺思想上，他也觉得与延安的某些主流理论不合。回来不久，中宣部召集一部分去过前线的文艺家谈收获。有人大谈“旧瓶装新酒”，用卖梨膏糖的小调演唱，群众如何如何欢迎。沙汀很不以为然。轮到他发言，他有点故意煞风景地说：“一二○师经常打胜仗，我到前线去只打‘败仗’。为前线写作并不容易。” “鲁艺”文学系在陈伯达来讲演不久，专门讨论了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张庚、萧三强调几千年的文化遗产的精华和民间创作的重要，沙汀、何其芳起而反驳，认为仅仅强调大众艺术，会“降低艺术水准”。结果被扣上“将艺术脱离抗战，脱离政治”，“新的艺术至上主义”的帽子。沙汀的四川脾气上来了，吵得不亦乐乎。 以后，在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的扩大会和“文协”座谈会上，这个争论一直持续不断。何其芳坚持认为“民族形式要以采取进步的欧洲文学形式为主”。沙汀事后整理了历次的发言，以《民族形式问题》为题，在《文艺战线》发表文章。他反复阐发的见解是：不同意把旧形式利用在文艺上的价值抬得过高。……（鲁迅的“写实手腕”）大半是从世界文学来的……现实主义在中国的文艺传统上都非常薄弱，写实的技巧更是简陋的。…… （发展现实主义要学习外国）目前民众的现实生活，已经和旧形式当中所表现的有着相当的距离了。 他对传统的评价，正是对有人认为他的小说“欧化”的一种明确答复。用现代的形式来表现乡土，是他的文学理想。为了这，他显得很固执，以至连周扬也批评他那种激烈的情绪和激烈的情绪表达方式。 贺龙的书一写完，他感觉宽松。这部作品就充分地运用了现代的人物刻画手段，追求人物、环境在客观上的真实性质，叙述简洁明快，坚决摒弃一切飘浮不实的花饰。创作使他得到相当的满足。 不久，他终于正式提出返回四川的请求。周扬和洛甫（张闻天）先后找他谈话，想尽量挽留。洛甫还建议他把小孩交《新华日报》的人带来延安，岳母也可一块来。他时时动摇，推说回去与妻子商量，商量的结果自然还是不成。 随后周扬便同意了，并取得组织批准，安排了他回川的两项任务：第一，让《文艺战线》（他们在冀中时在延安创刊，周扬主编，他也是编委）改在重庆出版发行。第二，帮助延揽文化人去延安，主要是为“鲁艺”和一个剧团增加专业人员。 这个决定使玉颀一扫愁云，却没有解除沙汀的不安。意识到的不能走的道理和自己内心要求返回故土的呼声，是那样不谐调。个人以后被历史证明并无错误的回乡举动，在当时是以一种卑微不足道的形式，畏畏缩缩表达的。他们开始准备行装。临出发前，国统区的北路慰劳团11月抵达陕北，他应邀出席了座谈会和宴会。慰劳团团长张继讲话，他是国民党西山会议派元老，讨好地讲到毛泽东流泪谈延安轰炸中人民受苦之事。会上陈伯达递条子给沙汀，请他发言提出取消国统区书报检查制度。沙汀在条子背后写，他马上要回大后方，不便讲。陈伯达于是自己讲起来。慰劳团的副团长老舍中间把话打断，建议好生地保护文化古迹清凉山、宝塔山，故意把尖锐的话题在这个礼仪性场合插开。 宴会上他与老舍、斯诺同席。毛泽东走来敬酒。老舍小声地对他说，你的小说中学生都在读。谈到团结，老舍说得有趣：都像我们这样，合作就没问题了。这是沙汀第一次与老舍见面，感觉不错。过去他认为老舍是个脱离政治的非严肃作家，从此扭转了印象。后来在重庆接触多了，对这位正直诚恳的人平添了尊敬。 老舍对他创作所说的片言只语，还是叫人振作的。一年的解放区之行，加深了他对中国可能达到怎样的光明的认识，反激起他表现中国的黑暗，表现中国朽坏的农村社会的自信。他成熟、透彻多了。他好像是跟随妻子回头走去。他意识到他将迎来一生中绝大的创作黄金时代了吗？ 对于你，重要的是需终止创作观念上的摇晃。一旦思想“照亮”你的乡土积蓄，接下来便是不可抑止的喷发。 在是不是全力采纳“乡土讽刺叙事”方面，我滞留得太久了。所幸的是我尚能觉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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