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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沿着去上清寺的坡路，慢慢上行。这是都市的山路，人恍惚回到家乡，而且，不能像爬“鲁艺”的窑洞那样随意，要时刻留心两旁茶馆和小店铺里一双双可疑的眼睛。因为他要去的地方是曾家岩五十号——周公馆。 从解放区的圣城延安和冀中平原抗战的最前线，一步跨回到当时的陪都重庆，沙汀经历了巨大的心理落差。1939年的11月中旬，和玉颀乘一辆敞篷货车离开延安，他就坐在车上自己的行李和从一二○师带回的笔记本上面。又一次看到路上步行的青年男女，手持雨具，背着各种包包，露出兴奋的神色。不过一年前他与他们是同行，现在是逆行，使他不无感慨。 汽车颠簸中，他无意中听同行者谈话，突然听到白求恩大夫在晋察冀因手术中毒逝世的噩耗，他简直不敢相信。几个月前他在东湾里村的一个小院，还访问过这个不知疲倦的外国老头，两人说了一阵贺龙。难道他那把解救过千百个生命的手术刀救不了自己？悼亡的情绪使他不知道车子何时已经到达当夜宿营地三原兵站。 吃饭的时候，认识了南汉宸夫妇。这个前杨虎城将军的秘书长，西安事变中的著名人物，坐的是驾驶室。他去西安是为延安的文化机构募捐，包括为“鲁艺”募一架钢琴。南告诉沙汀，如果不走，本来已经要选沙汀做新成立的宪政促进会陕甘宁边区分会的理事的。 第二天上路，沿途见到不少“马家胡子兵”（马步芳部队），知道形势究竟与前不同。南汉宸为人诚恳、周到，抵西安后，当夜曾邀沙汀去浴池洗澡。南是公开的身分，上街带着勤务兵。 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是旧地重来，不过，去延安时只临上车前才住进的，这次是三天全都住在这里。沙汀被引导着去见德高望重的林伯渠。林老看了介绍信，知道是去后方，特别嘱咐下面的工作人员要多给一些路费，准备好行装。关于沙汀的笔记本、稿件，林老指示可以留下由军车直送重庆，免得路上生事。第二天躲过一次警报。防空洞在外面，挨着城墙。沙汀看见林老跑得气喘吁吁，却仍询问身边的同志，需要撤离的人是不是都撤离了。那种对人的关切，使他想起解放区来。 （你刚离开一个地方，就怀念一个地方吗？主要就是留恋这种同志间的新型关系。这在当时国内的其他地方是看不到的。七贤庄等于是西安的“解放区”啊） 在这个“解放区”，他还遇到“鲁艺”戏剧系一个相熟的剧团团长王震之，带了一个演剧队刚从晋东南慰问回来。此人多才多艺，话剧、京戏，场面上的活，胡琴、小鼓，样样来得。在办事处的院子里，他为大家组织了一次文娱晚会，使沙汀想起在冀中与“鲁艺”同学多次登台唱歌的情景。 一位精明的车副官，帮沙汀办好了由第二战区返川的护照。找裁缝把一件军用革皮大衣改成中式皮袍。这种老羊皮大衣都是新疆盛世才送的。这个军阀需要装出进步，延安需要一条由陆路指向苏联的通道，两边的关系一度维持在“友好”阶段。茅盾、赵丹都是在那个时候先后去迪化（乌鲁木齐）的。 第三天夜里，沙汀夫妇坐火车到了旅客拥塞的宝鸡。凭了一张车副官给“工合”宝鸡办事处的介绍信，奇迹般在次日凌晨便搭上一辆货车。到成都后，急急把黄玉颀送到几十里外的仁寿文公场文华中学，使她与其老母、幼子团聚。之后，单身一人又转回成都，等候《新华日报》运报的便车，准备前往重庆报到。 一种负疚的心情迫他赶快去重庆工作。其实，他在路上已经执行起为延安招揽人才的任务。从文公场回来，特意在罗江停留一夜，住在国立第六中学李广田那里。陈翔鹤经李介绍也在这里执教。依靠翔鹤以及其芳与这位斯斯文文的散文家在北平时代的友谊，动员他去“鲁艺”教书。与李广田在宿舍里聊了大半夜，李同意去陕北，但后来据说是因路上的困难太大，到西南联大去教书了。 在成都，车耀先一直在替他联系车子。《新华日报》驻蓉的办事机构，车的“努力餐”，沙汀下榻的旅馆三位一体，恰都在祠堂街上，联络很是方便。利用等待的时间，车耀先找来张秀熟等七八位熟人，听沙汀介绍大家关心的敌后生活。座谈完毕，在“努力餐”吃了车跃先的名菜“素什锦”。秀熟老师还偷偷约沙汀到半节巷自己的寓所谈了许久，详细了解延安的军事力量。沙汀尽其所知，向老师陈述了一二○师近期的战绩，特别是敌后军民、军政、上下关系的新气象。从国统区党内同志的殷殷关切，他懂得解放区存在的价值。他终于搭车来到山城重庆。《新华日报》的车子运去的是新报纸，运回来的是嘉乐纸厂的货物。同车的旅伴有在郭沫若的文工会工作的罗髫渔一家。经过路上罗的介绍，对山城文化界的一般情况已有所了解。两天后下车，按罗的指点找到“左联”时期的熟人，安排了住处，随即去红岩嘴南方局接转组织关系。 这里离城较远，过了李子坝、化龙桥，离开大路爬上山坡便进入大有农场地面。他想起昨天见到在上海认识的章汉夫，又名石通，入过监狱，出来时关系丢了，是周扬给他接上。现在他在《新华日报》，曾嘱沙汀如遇盯梢如何在半路拐进农场主饶国华的住所。他意识到回到重庆，就等于处在半地下的状态了。为了慎重，他果真去打扰了一次饶宅。 那天在南方局由博古（秦邦宪）接见。他在延安听过他的讲话。回答了博古详尽的询问，秘书取来由军邮带到的笔记本和记写贺龙的书稿。博古指示他到市内曾家岩找徐冰联系一切。 现在他便是去见徐冰。被称为“周公馆”的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是座三层小楼，叫人起疑的是二楼居然驻有一个水利委员会的办公机构。通向三楼有专门的扶梯，从晒台可以了望嘉陵江的江面。 谨慎的沙汀，一路警惕地进了门。他是第一次见到这个周恩来的助手徐冰，一副文化人的潇洒模样，干练，终日乐呵呵的神情。沙汀想，这才是每日帮助周恩来应付无穷无尽事务的人呢。徐冰告诉他，他的工作就是联系本地原“左联”的成员，了解情况，同时，完成延安交办的两项任务。他要定期到这里来汇报，周恩来同志有时也要参加听的。这就与“左联”时期协助周扬所做的差不多。 等后来与徐冰稍稍熟识，两人发现彼此有个共同点：嗜好杜康。碰上汇报时周恩来不在五十号，徐冰会让勤务员去买几块炸排骨，随手从写字台底下取出一瓶沪州老窖，一边吃酒，一边谈话。董必武很严肃，如果叫他看到，会半开玩笑、半批评地冲着徐喊道：“你一天就吃酒！”大家都忍不住哈哈一笑。 同“左联”作家联络并不难，他的住地华裕农场里便住着一群。到达重庆当天，他就到临江门横街三十三号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会去。一进门，迎头撞见的便是胖胖的宋之的，人称豪放爽快的“宋大爷”。在上海，沙汀编《光明》的时候，读过宋的报告文学《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后来看他们演出《武则天》，戏散后还相约在四马路的高长兴绍酒馆喝过花雕。这个话剧家待人的热情真是少见。他自己12月12日和作家战地访问团的同人刚从前方回渝，一听说沙汀还没有住处，便邀他到长江对岸铜元局的华裕农场住。 华裕农场是胡子昂办的。从菜园坝摆渡过去，沿半人高栽满铁篱笆刺的鹅卵石墙走上一段路，进入农场大门，便见一条上坡（又是上坡）的煤渣路，直通场部的四合院。场部门前有一个水池，四周围满葡萄架。整个农场西面是桃子林、李子林，中部是苹果林、柑桔林，其他还有菜地、奶牛厂。种粮很少，以水果为主，环境很是优美。在这个安静的四合院里，住着一些与农场经营毫无关系的作家：宋之的、王苹夫妇，罗烽、白朗夫妇，章泯、萧昆夫妇，加上葛一虹，最后来了沙汀，组成一个文化集体。 这些作家都是通过我哥哥胡甫章才去住的，我那时在上学，放假回家就能看见他们。我叔父胡子昂本来学农，抗战回川后，向重庆的资本家筹款办了这个农场。但是他很少来，把事情交给我哥哥和一个技师，我们全家也搬去住。 我哥哥学画，并不懂农业，他只是管事。农业全靠陈技师，一个胖胖的中年人。他不是科班，对剪枝有经验，懂得园艺。农场从当时看，算是科学种田，讲究水果、牲畜的品种。周围的农民看农场用纸来包洋葡萄（马奶子葡萄），在池子里养又白又大的北京鸭，都觉得稀奇。我们常年有水果吃。 作家们住在这里写小说、搞翻译。罗烽写《满洲的囚徒》，我抄过稿子。沙汀写作用毛笔，纸是一刀一刀的连史纸，他折成三叠来用，下面放一张带格的稿纸，修透过来。他在整理解放区的印象，《H将军在前线》，我替他抄过。他原稿的字很小，很秀丽。休息的时候，他跟宋之的夫妇打麻将。他们自己开伙。有时躲警报，大家都挤在农场东面的一个防空洞里。 我母亲对他们很热心。她懂中医，只相信自己的中医派别，用药温和。连有名的中医开的方子，她也敢把热药换掉。作家们谁有病，她就开药、熬药，看着吃下去，也不管别人愿不愿意。 四合院里宋之的、沙汀住左厢房。罗烽与我们家住正房。哥哥和技师办公室在右手的南房。后来还住进一个国民党的将军，带着姨太太，为的是起掩护作用。记得哥哥在上海订了一套《鲁迅全集》，运到桂林搁下了，就是靠这个将军介绍军车送到重庆的。这时沙汀是不是离开了农场，我就记不得了。①我二姐在铜元局小学教书，这样我们才搬到华裕农场住。之的的脾气，他住到哪里，文艺界的朋友也到哪里。他们特别能聊。沙汀会摆龙门阵，幽默，指手划脚。讲过延安的事，但不随便讲。我大着肚子（怀女儿宋时），端个凳子听。有时能聊一天，我就为他们服务，做饭。之的的朋友特别能吃。沙汀在我们这里搭伙。①所以，沙汀总是不忘王苹的黄豆红烧牛尾，称她为烹调家。沙汀与宋之的则是大吃家、酒徒。 住在这样一个环境里，他逐渐建立起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每周进城去爬那上上下下的路，参加周公馆讨论文化工作的例会，进行作家间的联络。几天以后便回农场乡下写作。自从1939年“五四”大轰炸后，大部分的文化人都住在南温泉和北碚两处。南温泉较近，过江在海棠溪乘公开汽车可直达。走完南温泉的正街，顺坡进入后面的桃子沟，在河沟北岸搭起一列租金低廉的茅舍，杨骚、白薇、欧阳山、草明都住在这里，简直就是“左联”小说散文组的原班人马。后来“文协”很有先见之明的在这里预备下几间房子，等4月下旬第二次轰炸来的时候，正好派上用场。 北碚很远。从重庆去，有水陆两路。黄桷树有复旦大学、通俗读物编刊社的文化人。胡风住在那里，曾写信给宋之的为《七月》向沙汀约稿。话说得很艺术，说如果“刊载了他（指沙汀——笔者）的稿子，将来在革命法庭受审，判罪会轻一点”，仿佛对将来有预感似的。依他们过去的关系，这种间接托人求文的做法，说明两个口号的往事仍然横亘在两人中间，虽然双方都想把它忘却。所以沙汀决定要给胡风写稿。 北碚附近草街子的古圣寺，有陶行知办的育才中学，在实践着陶从生活出发、劳动与教育合一、全面发展儿童个性的教育思想。学校注意发展学生艺术才能，像大学一样设文学系、音乐系、戏剧系（当然是初学课程）。主要的师资都是有名气的知识分子：贺绿汀、艾青、章泯等等。为“鲁艺”招揽人才，这是个理想的地方。 在市内张家花园范长江的青年记协附近，沙汀拜访过郭沫若、阳翰笙、老舍。老舍住在张家花园上坝黄炎培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那里，不辞辛苦地主持着“文协”的会务。沙汀还到《新蜀报》看望了漆鲁鱼和姚蓬子。他对姚的印象不算好，因为姚办的作家书屋克扣作家们的稿费。老舍为人风趣，为了姚蓬子抽烟乱扔烟灰，准备了一个硕大无比的烟缸，说是“严阵以待”。 这样初步联络过了一巡，沙汀出席了周恩来亲自掌握的汇报会，就在曾家岩五十号一楼周的卧室里。沙汀在延安见过周，听过他的讲演，不看稿子，条分缕析，思路清晰、开阔。周恩来亲切的睿智风格，是他身上最吸引人的地方。这次开会之前，大家欣赏了田汉从桂林捎来送毛泽东、周恩来各位负责同志的条幅。诗文都是这位戏剧家的亲作。田汉不愧风流倜傥。 对于这次汇报，沙汀至今记得：我对白薇大姐在上海的工作和生活谈得较多，还讲过一个故事：她在红十字会医院割盲肠，开刀之后，医生这才发觉，她的盲肠已经自行萎缩消失了！恩来同志听罢，朗然大笑。随即十分关切地问起她当日重庆的生活和健康状况。① 这种可以讲故事的会，有政治家周恩来的人情味和小说家沙汀对人的兴趣在内。会上谈起以群，沙汀说在上海与他只有一面之缘，就是1932年“一·二八”事变逃难到租界，以群来找刚刚靠近“左联”的艾芜。那时他叫华蒂。周恩来截住话头，指示说：以群在监狱里有些问题，但已清楚，只要他自己革命，可以当非党干部使用。周恩来对以群处理自己关押期间妻子梁文若与吴奚如关系的冷静态度，也表满意。 就是这几句话，造成以后沙汀与以群的长期关系。 起初，以群等于是沙汀的助手，并不参加徐冰主持、周恩来有时也在场的文化工作讨论（曾家岩例会还有胡绳、蒋南翔、冯乃超等人出席）。由沙汀把“精神”传达给他，他便去做。以群重新工作，干得很出色。这个人瘦削，外表并不活跃，从事社交总能得到别人的信任。两人关系很好，后来通信也多，以群用的都是“叶灿”的名字。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这个沙汀可以做证早已被补偿了的过失，还是把他压迫致死！ 1939年冬天，我同作家战地访问团回到重庆，与宋之的、沙汀等住在华裕农场。我当时觉得沙汀和以群与党的关系密切，别的身份不清楚。沙汀身着灰布长衫，他的穿戴总是比较土的。以群擅长联络工作，有些我们的稿子审查老爷通不过，都靠他去打交道。 我这时在编《中苏文化》，文艺方面的稿子归我管。 沙汀写过敌后见闻，交我发表。章泯是个老夫子，导演最负盛名。他的夫人是萧三的妹妹萧昆，一度分离，江青曾同章泯恋爱过。“七七”事变后，章、萧两人和好，在农场住，后来搬去北碚草街子。罗烽满“帅”的，在上海已稍有文名，他和白朗同我一起上前线访问。这些住在华裕农场的文化人都无职业，专事写作。①农场的这段日子过得很惬意。沙汀跟着宋之的夫妇当回教徒，嚼牛尾，食永果，神聊天，搓麻将。然后各回各的屋关门伏案工作。从延安带来与其芳一块编好的一期《文艺战线》的稿子，送给胡绳交生活书店出版了。《贺龙将军在前线》这本书，艾思奇在延安就托周扬转告他，一定要交重庆的读书生洁出版社出书。但经出版社的黄洛峰看过后，告诉他，这本书是不可能被审查通过的。沙汀又一次尝到图书审查制度的滋味。他抄了一部分章节（可能就是胡甫臣帮助他），寄给香港的杨潮在《星岛日报》上发表。最后，还是生活书店有办法，他们把全部书稿拿去转移到在沦陷的上海开设的一家小书店去印，改名为《随军散记》出版。这本让沙汀怀着特别感情的书问世以后，作者自己居然一直到1950年初，才从南下的部队同志手中看到它的模样。 在农场一沉静下来，怀念的情绪便来包围他。罗烽在办《文学月报》，需要对解放区的回顾性文章。如果他不赶快写出来，他怕这些究竟只是临时闯入的印象（不像乡土的印象是根深蒂固的）会淡漠下去。按照习惯，坐在场部四合院的屋子里进入冥想，根据地各种人物都跑来与他对话。他的感受也在人的身上，河北的老乡对民族战争的态度，部队里的小鬼和高级首长的友情，北平的大学生在做着民选的游击县长，和日本军队在相距几里地的圈子打仗全靠人民做耳目，敌后战斗间隙演出的洋话剧受到老百姓的欢迎，都一一涌上心头。 他时时拿这种新型的人们，与家乡的人们做比较，不敢讲对新的有多少深入的了解，却因为有了一个参照，对自己乡土在整个民族战争中显出的守旧陈腐，加剧了认识。他写八路军的小鬼，面前不断晃动着家乡的顶一头秃疮、只学会打牌掷骰子的亲侄儿的身影。 最早写的《敌后琐记》里有一篇《过去》，从冀中老百姓中挑出一些代表旧时代阴影的人来描述：一个大财主的独养儿子，一个在北平做过珠宝生意现在卖柴的老人。共同的特征是沦为神经病患者！沙汀说，“往后我却仍然不时会念及这个可怜的存在。虽然我明知道他之所以特别触目，只因为他是点缀在一个辉煌壮美的背景上的缘故”。①这一组主要是写“辉煌壮美”的报告性作品，本来拟了大约有十八个到二十个题目。都有亲自观察后写下的笔记做基础，稍做概括，提供朴素的事实，就能用来表现“一些已经有着新的观念和新的感情的人民”。所以，写得比任何时候都轻松。差不多每篇三五天就写成，以至宋之的笑着对他说：“在上海都说你是难产作家，哎呀，我看你写文章还是满快的嘛！” （你基本上是个爱修改的作家。后一句刚写完，就想改前一句了。哪部作品都愿放在心里酝酿来酝酿去，所以你不可能写得快。已经成熟的东西我就快，这批散文，还有像为以群写的《一个秋天晚上》，都是急就章。后面这篇小说好像还不坏。我从来不会摘生瓜） 前四、五篇《敌后琐记》写得正顺手，这年3月初，玉颀从仁寿接连来信说她小产了，催促他回去一次。这样，经徐冰请示同意，他便与刘披云约好订票一起去成都。可就在出发前一天，刘披云突然跑到华裕农场来告他，成都局势紧张，罗世文、车耀先突然被捕。刘一向在那里是抛头露面工作的，不能前去了。这就是以后才知道的3月18日由戴笠一手导演的成都抢米事件（自买自卖，嫁祸于共产党）。罗、车二人从此被关入贵州息烽和重庆中美合作所的集中营，直到1946年殉难。 沙汀考虑再三，还是决定回家。他乘长途汽车到成都后，一分钟也不停留，高价雇了一架黄包车直奔仁寿。下午四、五点钟上路，车夫和沙汀觉得入夜以前赶四十多里路到苏码头落脚没有问题。苏码头是夏正寅的故乡。夏自离开安县县长、绵阳地区公路局督办的任上后，始终与沙汀有交往。他的女儿夏森入“抗大”学习，在延安还见过。这是一个绝对可靠的与党有很深关系的朋友。到他的宅里住一宿，吃他家一顿远近闻名的焖鳝鱼，岂不又美又安全吗？ 岂料在苏码头一条横街上敲开他家考究的大门，夏夫人睁着通红的病眼告诉他，她丈夫前天外出，连她也不知去向了。沙汀感到不妙，连忙退出，央求那个黄包车继续赶路。 天完全擦黑前，又赶了十几里来到煎茶溪。再也没法往前走了，便住在这个小乡场上唯一的一家客店里。同住一房的还有个青年，闲聊起来能看出是那种有地有房而无势的中小地主家庭出身的子弟，即被称为“老坎”（肥猪）的。派差派款，这种人家也要受豪绅、官府的宰割。谈起当时国统区的“壮丁”问题来，这个青年忘掉自己假报的身份，谈吐愤激，讲了许多本乡的黑幕。这一晚上的谈话，事后成了引起沙汀写出一系列兵役小说的动因之一。 文公场离仁寿县城三十里，名气挺大。因为它“风水”好：潘文华、董长安这两个四川“二流”军阀，都是此地人。沙汀做安县教育局长就是通过董长安的任命。董是夏正寅的同母异父兄弟。潘文华办了这个文华中学，师资、设备比县城中学还好。黄玉颀和她母亲现在都受聘在这里教书。本来母女住校，沙汀临去前，已经通过校长聂生明、校董冯子虚，去冯家祠堂的厢房里安了个新家。冯是潘文华的总角之交，现在替他掌管家乡的产业，对沙汀一家显然客气周到。 文公场到处可以感到潘、董两家的威风。潘文华巨大的住宅里关着两个失宠的“如夫人”。董长安为父母修的祠堂是在一片低洼地里垒起的宏敞殿堂，沙汀曾去参观过。与安昌镇的政治结构一样，这里是“枪”支持一切，人们也尊崇实力，谈起当日董家祠堂落成的盛况，仍然津津有味。 文公场的生活跟安昌镇一样单调，赶场天巡街，看班子唱川戏，便算是最高的享受。沙汀一次看过冯子虚从成都请来的红得发紫的旦角琼莲芳，唱《北茆山》。开场时，有当地的“玩友”下海串戏。虽然人们爱听戏，但是如果有人当戏子或准戏子，还是会被认为是卑贱的。一个唱胡子生的青年，未经家庭允许上场，就被当联保主任的父亲用竹竿从前台捅到后台，引起人们的哄笑，使沙汀仿佛回到童年灵官庙听戏的热闹中去。 4月，日机又开始轰炸重庆。文公场相当安静。他在这里写了回川以后的第一篇小说《磁力》。这还是对延安的回顾，却已经站在乡土的立场上了。在别人去延安的故事中藏进自己的体验，包括对乡场闷气的体验。主人公小袁突然对少有能说得来的小学国文教员张琪沉缅于私情、挣脱不开旧环境的生活，第一次觉得无聊，是不是在加强着自己几次离开玉颀去重庆工作的意志呢？有趣的是，小说写出了小学教员们在休息室里大谈集股挖学校庙后山坡金子的情节，说明《淘金记》的构思仍在沙汀脑里盘旋，有时不由自主会外泄出来。（这你倒看得仔细，我不想置词。确实，《淘金记》的人物、故事，已经在我脑子里“蠢蠢欲动”很久了） 意这个镇名与《淘金记》的关系）。第二日赶到位于内江北面、沱江之畔的大场镇球溪河。这里是成渝公路的一个站口。看到公路上的情景，才使沙汀了解到不久前重庆“五四大轰炸”的严重。好像陪都达官贵人的小轿车全都开了出来，里面塞满了老爷、夫人、公子小姐。卡车上则是皮箱、包袱。开回重庆的车几乎都是空的，而公路局开出重庆的客车就挤满了一般公务人员和他们的家眷。车站售票员听说他还要去重庆，把眼睛都瞪大了，连呼：“哎呀，人家都在逃出来，你还要去？！” 他自然还要去。一路上的惊惶不必说，车一进市内两路口车站停下，扑入眼帘的四面都是烧毁的房屋，像是经过了一次大地震。全市的水电系统遭到破坏，茫茫夜色显得更加深沉。但是他下车刚走了几步，就发现城市没有死，在这遍体残伤的街道两旁，到处亮起了满堂红的蜡烛光和黄黄的亮油壶的灯光，这一片一片微弱的不屈的光亮，让沙汀感到人民的存在。他也镇定多了。 熟人都做了疏散。华裕农场宋之的、罗烽全家去了江北的寸滩。“文协”迁往南泉。当夜沙汀在曾家岩五十号报到，住了一宿。次日好不容易雇划子渡江。汽车站的情形，已经十分可怕。反正自己还有些脚力，便与许多旅客结伴，从海棠溪步行到南温泉去。 桃子沟聚集的文人更多了。欧阳山、杨骚住所的河对岸，就是“文协”具有先见之明租下的房子。梅林、臧云远、陈学昭住在这里，很宽敞。沙汀也分到了一间客房。对面隔河住着章回小说家张恨水。如要上街，需得过一小桥，绕过张的院落，才能到川东银行、福音堂、川东医院、陪都工商学院、冠生园那条街去办事。 南泉的生活是上午每人自管写作、读书。吃饭在文协搭伙。午后天热，如无警报，时常会有人在河坎上吆喝一声，各位朋友便慢慢踱出来相约去茶馆竭茶。谁如果得到一笔稿费，也会在河沟边喊人去饭铺大嚼一顿。好像过着一种战时共产主义生活。 在城里徐冰就告诉沙汀，凯丰在南泉街上的一家私人疗养院养病。住定后，沙汀就去探望他。很明显，凯丰也是五十号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交谈时，凯丰提到在南泉文化人中可以发展哪些人为党员，他当即提出欧阳山、草明。后来就由沙汀找他们谈话。不出所料，他们早就有了这个愿望。凯丰与他们分别谈话后，结束疗养，回到城里办公，沙汀、吴奚如便正式介绍了这对作家一块入党。 白薇大姐是他素来尊敬的，为了能使她与杨骚结为夫妇，沙汀好心地想利用战乱的机会撮合他们。一次，冒冒失失当面向她建议，结果弄得白薇大光其火，虽然不久也就原谅了他。办事处的张晓梅来南泉接凯丰，白薇还把沙汀经济上拮据的情况对张“告发”了，张晓梅马上代表组织硬让沙汀收下一笔生活费用。这是他做文艺界联络工作以来，接受组织的唯一经济资助。 在南泉，大约住了两三个月光景。时常能看见张恨水一个人，抱一把大大的陶茶壶，从容不迫地跑警报。他感到奇怪，他家里的人为什么不和他在一起？对于张恨水，沙汀是在他的《八十一梦》发表后，才全面评价他的。沙汀还跟着杨骚去看昔日上海工部局一位高等法官如何做买卖。他叫应时，在陈果夫主持的中央政治学校任教，却不识相，非要揭陈氏兄弟的老底，结果被排挤出来。此人很有意思，竟在南泉的街面上，与年轻漂亮的姨太太自当店员，毫不羞涩，自得其乐地开了一爿小杂货店。沙汀凭着对喜剧人物的喜好，特意跑去观看了这个人物。 6月到8月，日机的轰炸进入高潮。山城一条繁华的新丰街8月19日这天遭到大破坏，现代化的银行建筑物炸成了断垣残壁。沙汀经过这里，亲眼看到一堆堆废墟在散发热气。进入雾季后，轰炸停止了，大家纷纷进城。经过葛一虹、宋之的的奔走，“文协”从炸毁的临江门旧址搬到了张家花园六十五号，租了“青年记协”留下的一层楼四间屋子。从此，这栋三层楼房和它的院子成了抗战时期进步文学界的一块宝地。 沙汀沿着观音岩的下坎爬上去。家乡的山路和陕北、晋西的高原峡谷练出他的脚板，他走路脚下生风，不习惯慢慢踱步。前面已是“文协”临街的楼房。两扇黑漆门板里面，是一个天井，一边是廖梦醒住的小楼，往左便拐入这个三层楼的底层。右手两间，外面是会议室，里面是“文协”秘书梅林夫妇住的；左手两间，外面一间算是客房，里面靠着楼梯的一间住着以群。二、三楼这时主要住了一些搞电影戏剧的朋友，二楼的宋之的、史东山、葛一虹，三楼的陈鲤庭、舒绣文、盛家伦，后来又有郑君里、徐迟、陆诒等等。至于临时在这里投宿的文化人，就更多了。沙汀从南温泉回城，挤进了以群房里。虽不如农场宽敞，可联系朋友方便，无形中也节省不少的时间。他还是一边写《敌后琐记》的其他各篇，一边搞工作。曾家岩的事情多与以群商量，两人朝夕相处，配合得很默契。 9月下旬，周恩来鉴于半年来英法联军在敦刻尔克大撤退，英国答应日本切断滇缅路三个月的无理要求，苏日有签定一项和约的趋向，局势复杂，人心浮动，一些知识分子思想陷于混乱，决定去北碚和大家座谈一次。他派沙汀、以群先一步去安排。 北碚有林语堂回国后购买的一所院落，一圈平房围着一幢西式洋房。从战时角度看，就满不错了。8月份林去美国，把房屋连同家具都借给“文协”使用。“文协”在北碚的会员比南泉的还要多，这所房子成了正式的分会会址。沙汀他们提前来后就落脚此处，见到住在这儿的育才学校文学系主任艾青。艾青诗人气质，说话幽默，能挖苦人，有股傲劲。沙汀与他谈了此行的目的，并探问他愿不愿意去延安。艾表示可以考虑，要求同周恩来谈一谈。胡风住在附近东阳镇通俗读物编刊社的房子里。东阳镇、黄桷镇都在河对岸，沙汀去与他商量约哪些复旦大学的教师来参加会。第二天上午，又到北碚与北温泉之间的一个山沟里，去拜会了陶行知。 周恩来副主席到北碚来了。决定由陶行知出名邀请一些客人，记得我也附了一个名的。由我请复旦诸人到北碚聚餐一次，到了有二、三十人，都是在北碚的文化人和复旦的教授们。陶行知主持，并请周副主席讲话。① 周恩来徐冰一行，9月24日夜到达北碚。原订下午到的，在城里耽搁了，连晚饭都没顾得上吃。这时候街上好一点的饭馆都已关门，沙汀、以群就领他们随便找了家小馆子用餐。饭后，周恩来执意乘车去拜望陶行知，然后才去北温泉歇宿。 第二天清晨，沙汀约艾青一块去见周恩来。艾青一听说周昨晚就到了，而沙汀却没有按原约马上关照他，便发了脾气，几乎就要因此不赴会了。诗人发脾气，小说家只好劝解，好说歹说，总算把他劝去见了周恩来。可是，等艾青从周的房间出来，脸上的表情大变，异常的兴奋，动着感情对沙汀连声赞扬周恩来的言谈风度。看来，你赴延安的问题不大了。沙汀长出了一口气。 来温泉开会的人真不少，吃饭时坐满了五张大圆桌。座谈会上，沙汀第一次见到青年时代便读过他谈东方文化、哲学的书的梁漱溟，相当矮小，又黑又瘦，有点印度甘地的味道。另一个使他感兴趣的是神情开朗的郭任远。在上海，他读过这位在美国学成的行为心理学家的著作，是用那个学派的观点来论证马克思主义之不科学的。但是今天，他与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坐在一起，热心地发问，讨论时局，表达自己对民族、国家命运的隐忧。 最后是周恩来讲话，他用清楚、亲切的话语，分析国际形势及与国内抗日战争可能产生的影响。他对抗战前途的信心鼓舞起在座的知识分子。 当晚，沙汀、以群、胡风陪着周恩来在温泉住下。26日上午，周恩来一行乘车，沙汀他们坐划子，到三十里外的草街子育才学校参观。古圣寺阔大的庙门石坊，高大的黄桷树，在周围的田野的映衬下，似乎焕发了青春。陶行知亲自率领学生夹道列队，一群群充满朝气的少年用别致的方式来欢迎贵宾。他们高唱着： 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她有无数田野和森林。 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这是一首刚刚流行的苏联歌子《祖国进行曲》。在国统区，可能还没有一个地方能像“育才”这样高声唱它。在夏天日机已经光顾过北碚、黄桷镇的今日，学生把他们对未来理想的寄托，全部灌入到这个歌唱之中，令沙汀不禁眼眶湿润。周恩来进入庙堂改装的小礼堂，登台对师生演讲。沙汀、徐冰用这个时间由章泯领着到他家里去谈话。这是执行为“鲁艺”物色教员的使命。了解育才戏剧系沙蒙、舒强，连同章泯各位的情况，他们一一回答了询问。吃着章泯妻子用过桨粉子做的元宵。徐冰表示欢迎他们到延安去，谈话是很融洽的。起初，沙汀担心章泯与蓝苹（江青）的特殊关系，怕章去不合适，但徐冰大概是经过周恩来的批准，答应章泯时非常痛快。 周恩来回重庆后，沙汀、以群又在这个“小解放区”滞留了四五天，与文学系的同学座谈，继续寻找愿去“鲁艺”教书的对象。音乐系主任贺绿汀后来去了新四军。搞雕塑的王朝闻却立即谈妥了。沙汀在育才还赶写了一篇报导一二○师文艺工作状况的“敌后琐记”。他还去贺绿汀时常散步、产生过作典灵感的一片树林子里捡过菌子。这片林木有一个非常动听的名字：普希金林。 恋恋不舍地离开草街子，他和以群、艾青、韦荌四人沿嘉陵江而下。两岸的青山匆匆过去，迎面而来的仍是重重青山。这些地方除了比家乡清秀一点，山峦的重叠是一样美丽。重庆在小汽轮的前方隐隐出现。半年多来，在这个山城上上下下奔波，延安交给的工作已大体完成。从曾家岩到张家花园，到郭沫若的天官府，进步文化界的团结得到加强。自己的创作成绩如何呢？在抗战大环境下，他的政治认识没有把他对乡土的了解弄得简单化，他积累了创作的冲动，只待寻找一个山口喷发。驶来的山城，显露出它峻峭、挺拔的姿容。 住在张家花园六十五号文协，虽然比乡下来得忙乱，创作欲望却更盛了。长篇小说的写作冲动被耳闻目睹的大后方一件件社会弊政所强化，暂时没有一段相对集中的时间把它化为文字，短篇的题材便来叩门。这时，正遇上茅盾10月离开延安，11月到达重庆，在曾家岩休息了两天，搬到学田湾生活书店的楼上暂住。沙汀听到消息，便和以群一起去看望茅盾夫妇。 从“八·一三”离开上海，他们就没见过面。1938年沙汀在成都协进中学教书，彼此通过信，应远在广州的茅盾之邀写了自己第一篇抗战讽刺小说《防空——在“堪察加”的一角》，登在他主编的《文艺阵地》上，还得到他的赞赏。沙汀反映抗战弊政的小说全部是从《防空》这一篇出发，组成一个系统的。 在学田湾的小楼上见到自己文学事业最早的这位支持者，感到他侃侃而谈的话语、手势、眼神，还和过去一流畅。他们有共同的话题：延安。后来，以群被周恩来安排做茅盾的助手，恢复《文艺阵地》，在香港又共同经历了由华南游击队负责护送的几千文化人大转移的曲折艰险。 现在，茅盾直问沙汀：“你怎么会离开延安的？” 沙汀没有拉扯玉颀，直接谈起了文学上的原因：“我对陕北、冀中的社会和人物，总不如对四川那么熟悉嘛！在那里，搜集或写一点子散文报导是可以的，真正写小说就难了，我就没了把握。” 说得动了情，他就管不住自己的嘴：“你看在我的家乡，哪怕不出门，有人打一个喷嚏，我都能猜到它是啥子意思哩！”（这话太熟了。我听你讲过，说你在北京王府井大街上走，弄不清北京和外地人在想些什么。安县有人打个喷嚏，你都能猜到他的意思，十之不离八九。嗨，尽管是夸口，却实在是我的一句经验谈） 他接着就对茅盾谈起当前四川社会的怪现象。这正是他最注目的事情。茅盾听得津津有味，鼓励他多摆。 我记得，我曾向他摆谈过这样一个故事：由于物价不断上涨，一位略有存款的财主，眼疾手快，赶紧把它拿去买了一箱洋钉囤积起来。很快，洋钉一再涨价，他就把这箱洋钉拿到一家银行作压，借了一笔较大的款项，买了两箱洋钉。一转眼，洋钉价钱又上涨了。于是他又拿自己囤积的洋钉去抵押借款，抢购到更多洋钉！而如此循环往复下去，两三年来，他大发“国难财”，变成暴发户了。茅公听罢哈哈大笑，随即摸来了小本子，把它记上。① 这个蛋变鸡，鸡再生蛋的“神话”，沙汀、茅盾以后都没有把它具体运用到一篇小说里去，但是作为对抗战现实的一种思考，它显然影响了两位小说象，特别是沙汀，帮助他加深了头脑中那个争夺金矿，发国难财的《淘金记》的主题。 重庆生活对于他的另一个刺激是政府对思想、言论行动的钳制，就像明末锦衣卫那样的特务横行。每一次去徐冰那里，都有机会造成和温习一遍这种遭压抑的心理。这一年的中秋节，他在曾家岩五十号楼下会议室度过。叶剑英主持这个全体工作人员的聚会，大餐桌上摆满瓜果月饼，负责军事工作的王梓木讲了“杀家鞑子”的民间故事，谈到元朝“家鞑子”的监视作用，他意味深长地指指楼上水利委员会的办公室，把人们引笑了。 这种情况沙汀感受得多了。一位文学界的朋友谈过自己的经历。一次经成渝路乘长途车来重庆，有个人同他一道上车，路上谈这谈那，歇店也硬要一道，他觉得这个人是在钉他的梢，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最后，他利用车到璧山停下吃饭的机会，索性溜开，步行走回了山城。沙汀还知道一位著名的诗人住在市郊山洞一带地方，神经紧张地感到有“特务”在他家门口成天东漩西漩。有天下午，“特务”的活动似乎格外严重，当夜逼得诗人越墙逃回市区。 这些精神恐怖的故事包围了他，他早就想写篇东西来发泄一下。茅盾、以群忙着《文艺阵地》的复刊，新建立的编委会里也有他一个，所以，当茅盾请他写小说时，自然推托不得。他想起南温泉时期遇到在《新华日报》工作的名记者陆诒，他们“七七”事变在上海就认得。陆诒与他谈起他们的共同熟人傅宇琛。傅是省一师比他低几个班的同学，后来与另一同学的妹妹结婚，翻译过日本山川均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在成都当过记者。国共磨擦增加，国统区的白色恐怖加强后，他突然甩掉了新闻工作，隐藏起来。“老沙，你知道小傅现在在干什么？”陆诒神情忧郁地说，“他变得胆小如鼠，又不能不养家糊口，跑到这里的长江轮渡上在卖票呢！有时见到我，还希望听到一点消息，只要四下无人，便拉到一旁打听。可更多的时间是在防备有特务搞他，成天疑神疑鬼的。” 这个傅宇琛，沙汀已经有三四年未谋面了，听陆诒一讲，那种提心吊胆过日子的模样突然全盘在脑子里活起来。他找到了一个突破口，一个人物，觉得给茅盾的这篇小说已经有了“形体”。这就是《老烟的故事——记L君的一段谈话》。 小说的人物既然是陆诒谈谈出来的，便采用了在他的小说中绝无仅有的方式，由一个叙述者L君给“你”讲故事。他塑造了一个被迫害狂的形象，把其他朋友逃车、跳墙的经历全揉进里面。他想起果戈理的《鼻子》、《外套》，那种神经紧张的小公务员，写下了一句妙语：“他的耳朵，就像果戈理的七品文官的鼻子一样，仍旧在全城逛着，张开在所有的熟人面前”。 他把写好的小说交给茅盾过目，茅盾对它的尖锐性有点吃惊，说：“现在还是打苍蝇吧，不要摸老虎屁股。当然，摸老虎屁股的文章也可以写，写了留起来，等以后时局变了再拿去发表好了。” 听了这个意见，沙汀决定耍些手脚来瞒过图书审查老爷。他在作品里暗示这是云南地方势力干的事情，落款故意标明“写于昆明”。等到《文艺阵地》复刊号审查通过，他在生活书店胡绳那里看校样时，又对小说进行修改，加上只有重庆才经常用得着的“过江”之类的话，删去落款，恢复了结尾叙述者的感想：“不过，就这样带住吧！而且请你原谅，我要收回我先前的同意了，因为无论你怎么样讲，倒霉的神经又有多少错呢？” 胡风每星期都进城来工作，包括办“文协”的事。他与沙汀的关系还是很微妙。上次与艾青几人从草街子育才学校返回，原本答应经北碚时再去探他，正巧两条船衔接十分紧凑，没能顾得上。结果惹起胡风的不快，给葛一虹写信说了一些责难的话。沙汀对比他神经还精细的人，向例的态度是息事宁人。他心里有数，他为《七月》写了题为《游击战》的报告散文，还帮这位老兄审过几篇延安孔厥等投《七月》的稿子，他是对得住他的。 “文协”工作他也支持。老舍敬重周恩来，把老好、善良的国民党艺术家华林团结得不坏。他敷衍王平陵，顶住张道藩。老舍的民族的进步立杨和全力支撑“文协”的工作精神，得到沙汀的尊敬。 11月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节那天，沙汀应邀去枇杷山苏联大使馆参加招待会。沿山的坡路上，宾客们排成长阵，他正好与胡风走在一道。两人像没发生任何不快事件一样地大谈了一通创作理论。 过一天，又在张家花园和这位“文协”研究部主任商量趁着雾季举办一些文学艺术座谈会活跃一下。两人的意见一致，向老舍提出后，又得到赞同，于是便积极筹备起来。第一次决定由沙汀、罗烽、欧阳山先组织一个小说会，请欧阳山做三年来抗战小说的报告。这个报告的内容，沙汀曾与欧阳山到天官府见郭沫若，向“文工会”方面谈过。因为郭沫若时常要接受外国记者的访问，需要了解情况，总是沙汀去爬颤颤巍巍的木板楼梯，登上那个旧三层楼的屋子的。这年6月以来，他参加过几个重要的会。6月9日，《新华日报》的副刊“文艺之页”出面，在一心花园开过一个民族形式座谈会，他的发言与延安那次的一脉相承，也有所发展。他说民族形式不是单纯指作品“章法”，主要是指“创作方法”，即“现实主义”。这个说法有点古怪，但有他的深意。他慷慨陈词了： “一般人反对欧化，其实同‘五四’前后的二十年比较起来，就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前十年用旧形式的很多，后十年在狭义的形式上讲才欧化一点，在反映中国现实的问题上，后十年比前十年进步。” 他大胆地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鲁迅，“用文言文写的《怀旧》，所以那么深刻，就是因为他还是利用于欧洲文艺的创作方法。”一个是冀中的话剧，“战地里，有的地方喜欢旧剧，有的地方就不然，喜欢话剧，各地发展的情形是不平衡的”。①他那根植于为自己的创作辩护的理论发言，倒的确是具有一种开放的民族观念，没有一丝国粹气味。10月8日，《新蜀报》的副刊《蜀报》举行了一次座谈会。他的发言《从三年来的文艺作品看抗战胜利的前途》，为伸张“暴露和讽刺对于抗战不但无害，反而有利”的观点，特别谈到抗战的前途是中国的改革！②这引起他对自己三年来创作活动的思考：关于“堪察加小景”这组计划中的暴露和讽刺作品，描写的是自己熟悉的世界，只写了一篇便陷入动摇。想开辟新的写作领域，跑到前方，虽然写出了报告散文，但因为仍然陌生，他不敢用这些材料写小说。“单用一些情节，一个故事来表现一种观念，一种题旨的方法”，是已经被他抛弃的“创作观念”。他现在已经克服了“不安和动摇”，建立起描写自己的乡土，要采用中国当前最需要的暴露和讽刺的现实主义来进行创作的“自信”。① 经过这番总结，他的新的乡土讽刺的有力作品，在创作思想上已无障碍，快孕育成功了。 重庆中山一路上的中苏文化协会会议室，今夜灯火通明。这是11月17日，第一次“文协”的小说晚会在这里举行。这种晚会以后还开过。12月8日有第二次，讨论“小说中的人物描写”，他发了言，茅盾也参加并发言。还有诗歌、戏剧晚会。这个第一次小说会的消息传出去，到会的人十分踊跃，连一向与文学关系不大的社会名人陈铭枢，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张九如也跑来出席，还有文学青年，一共七十多人，气氛相当热烈。 晚会由沙汀主持。简短几句开场白之后，是欧阳山做《抗战三年以来的小说》的长篇报告。这是鸟瞰式的总结，却颇有文学色彩，它按照小说塑造的各类人物，标示不同的写作倾向，所讲的每一段落前面，冠以“战斗的人”，“昏睡的人”的标题，显得很别致。 讲演引起了在座听众的兴趣，老舍、胡风即席发言，下面纷纷写纸条传到主席台上，提出各种发问。主席沙汀打开这些条子读给大家听，当场解释。有一张条子措辞尖锐，一下子引起了他的注意，大意是：乡下拉壮丁，闹得乌烟瘴气，作家们为什么不揭露？ 他觉得全身被这张条子击中！是啊，壮丁的问题他早就留意了，这是国统区内随处可见的弊政。表面上有人人平等的兵役制度，但大街上军队在强拉壮丁。据说有的假称“送电报”把门赚开，或者假借招考学生骗取壮丁。在煎茶溪客店里遇到的那个“老坎”青年，显然也是为逃避不公正的抽丁跑出来的。记得这个青年说，仁寿一带乡村按户抽签不过装装样子，有钱有势的子弟照旧不服兵役，而“壮丁费”反摊派在无钱无势的人家头上。 他沉入到回忆当中。直到晚会开始了余兴节目，老舍操一口标准京腔，比划着手势，朗诵起《骆驼祥子》里的片断，才使他的心思回到会场上来。 晚上躺在“文协”的房间里，听以群在身旁发出轻微的鼻息，他失眠了。他在想如何表现这个兵役的主题。猛然，华裕农场那个陈农艺师的模样浮现出来。这是农场唯一的农业技术人员，合川人，高高胖胖，三十几岁，不像知识分子，脸黑得完全是个农民。一次，姓陈的忽然几天不知去向。后来“跑警报”，蹲在一起，问他哪里去了，他说：“家乡的侄儿被拉了壮丁，我回去一趟把他弄出来。”“怎么能弄得出来？”沙汀感觉了兴趣。 “那还不容易。”技师笑笑道，“晚上集合起来排队，报数时叫那娃故意把数目报错，收壮丁的那家伙就说：‘这么瓜（粗笨的意思——笔者），还配打国仗？把衣服垮（扒）下来，捶二十军棍，滚！’这不就放出来啦！” 他当时不好仔细盘问买通这个收丁官员的细节，但是放丁的办法之简单易行，而又绝对巧妙，实在不能不让他吃惊。 现在，在听众条子的激发下，这个事件跑出来，像“魔杖”一样，点醒了故乡各种头面人物永远涨红了眼睛你争我夺的场面。他兴奋地从床上坐起。这篇小说有了！ 这就产生了他的短篇小说代表作《在其香居茶馆里》。（平时你写作，往往是故事、环境都有了，独缺人物，等待着人物。这篇东西好像倒过来，一旦独特的故事形式跳出来，邢么吵吵、方治国、陈新老爷就唱出了一台新戏。无论等待什么，小城镇的烂熟于心，它的生活方式、规律和气氛的准确无误的把握，是我成功的必备因素） 几天的时间，故乡的各种“土劣”按照一个有权势人家的壮丁被抓了，又被放掉的格局，一齐涌上脑际来表演。听来的故事就那么一点点，被摆在小说的最后，用来点题。虚构的是几个人物争吵的过程，一次不可开交的吃讲茶场面。这一定是在一个乡镇的茶馆里进行！想象中那是安县的西南乡，桑枣、秀水一带的样子，叫它回龙镇。茶馆定名“其香居”，却是综合所见各种乡镇茶馆的情形的。每人有每人的与身份相称的茶座。尊贵的客人一进来，人人抢着喊“看茶”。闭起眼睛也想得起来那种氛围。 人物呢，安县林白清的侄子叫么吵吵。林做过团正，这个侄子的名被借用，性格并无一点相同处。陈新老爷本是界牌人，也是借用真实姓名，并且与软硬人联保主任搅在一起。俞视学好好先生想说和，说不好；陈新老爷来调解，也调解不拢；终于由吵到动手。正打得难解难分，消息传来，邢么吵吵家的老二已经被新县长放了。他想到果戈理的《钦差大臣》，一个隐形的真正市长躲在幕后，他笔下口口声声要整顿“役政”的新县长，也处理成始终没有出面，却又无处不在。故事波澜起伏，几张几弛，最后突然宣布一个结果，人们陡地“钦差大臣”式地僵成化石。不过他叙述的是中国的故事，表现基层权力社会的一次小波折：一个行之有效的“官官相护”的“规矩”突然被破坏，有钱人的“面子”突然互相撕碎，进入一个非常的时空。一场恶吵过去，才返回到原先的“规矩”所维持的“面子”中去。伟大的喜剧就此确立。 《在其香居茶馆里》写得无论多快多成功，它不过是《淘金记》的预演。中国丑恶政治缩影的一次巨大的描写，千奇百怪的内斗，明的暗的，暴力的和文明的厮杀，就在他心里闹腾着要出台。写“争吵”后来成了沙汀的“绝活”，这个短篇就好像是大争斗中的一场小戏。记得去延安前，家乡一批士绅买了一架抽水机钻到城北山沟里，把一个出色的工程技术人员也引诱进去。当时他就感叹抗战把某些人的私欲搧旺。从前线回来后，发现这种初期的现象在广大的地区，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变本加厉，这才刺激他想把长期酝酿的这部作品一定要写出来。 可是，张家花园集体公寓式的热闹生活只适宜写急就章。他开始考虑把玉颀、孩子从文公场接出来，设法在重庆安一个家，创造一个写长篇的环境。玉颀自然同意。他向曾家岩汇报了这个想法，也得到支持。组织上为他在国际新闻社租了两间空房，从《新华日报》化龙桥分销处借来一些家具，窠巢便算筑成。 从《新华日报》把家具搬运过嘉陵江并不繁难。化龙桥对岸便是鹅项颈，一江之隔。范长江的国际新闻社和青年记者协会的牌子，就挂在一栋西式的两层楼门口。除楼上住了沙汀简单的一家人外，空余的房间里，还经常有待命去延安的人暂住，等候车辆。沙汀在育才学校谈妥的沙蒙、舒强，还有在上海便认识的一位女性王季愚，都曾成为他临时的好邻居。 国新社大部分是青年人。他在他们的伙食团搭伙，参加他们的成立纪念会，认识了马耳（叶君健）、爱泼思坦。范长江与沈钧儒的女儿在学田湾结婚的消息，他是在生活书店校改送审通过的《老烟的故事》时，听胡绳讲起的，便赶去贺喜。但是，他与记者们的交往还是不多的，他把时间都给了《淘金记》。 这部长篇在脑子里已经有了雏型。他草拟了详细的写作提纲，其中包括简要记录每一章 的人物、事件，细节的安排。第一章 他还从茶馆写起。他借用了仁寿附近的北斗镇，让林么长子林狗嘴踱进了涌泉居喝早茶，引出镇上各式各样的人物，引出新发现的金矿筲箕背，引出全书的三角矛盾……小说顺利地开了头。从其香居到涌泉居，一切顺理成章。刚过了1941年的元旦，4日，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开始还不知道。几天以后，周恩来的题词“千古沉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发表在《新华日报》上，周亲自上街散发这一日报纸的消息，也在山城传开。《淘金记》写到第三章 戛然而止。 原来每周只需周六进城去一次曾家岩，现在骤然增多。徐冰让沙汀召集可靠的熟人到曾家岩，听王梓木给大家讲述皖南事变双方的军事布署及发生战斗的情况，以便向各界朋友广泛宣传，打退政府的歪曲性报道。 这是一些令人揪心的日子。项英牺牲，叶挺被俘的消息传来，中央决定迎接更大的分裂。南方局贯彻“荫蔽精干，积蓄力量”的方针，周恩来、徐冰召集沙汀等讨论组织重庆大批进步文化人疏散。疏散的地点主要是延安、香港。欧阳山、草明早已决定去陕北。茅盾、以群将去香港。沙汀建议让杨骚去南洋，可以做那里侨胞的工作，得到组织的肯定。正巧，杨骚在神仙洞街任钧家作客，他便去找他谈话，一说便通。由此，杨骚只身赴新加坡。等到他们再次见面，已是在五十年代初的北京了。 这一段时间不过半个多月，几乎天天进城开会。礼儿赶热闹，患了中耳炎。他每每领着儿子进城就诊，完毕，送回家，还要过江再去曾家岩。一次，就诊后时间已晚，只好带了孩子开会，把他安排在会议室的长椅子上。周恩来最先发现小杨礼已经睡去，吩咐警卫员去取毛毯给孩子盖上。散会后又派车让父子俩随冯乃超到文工会过夜。周恩来细心到无微不至，是别的政治家都比不上的。 这样每日讨论别人的疏散计划，沙汀不能不考虑起自己来了。周扬经常托人给他带信问好，同时不放弃劝他重返延安的可能。重庆组织上似乎也有这个暗示。他冷静地剖析自己，审视自己的全部写作“库存”和发展前景，与玉颀交谈，也与心中跃跃欲出的人物交谈，觉得只有回乡才能加强、焕发自己的文学生命。到了1月底，疏散的问题大体就绪，一天向徐冰汇报后，徐问起他的打算，他便决然地说出想回安县的意思。 徐冰没有提出异议。反倒详细地问起他在故乡的社会关系，隐蔽下来从事写作的安全程度。当知道他舅父郑慕周的地位和开明态度后，就同意了他的计划。只是反对沙汀与地方党发生关系，主张把组织关系保留在南方局。徐冰说：“决定了就赶快动身吧！为了你们老不动身，恩来同志这一向觉都睡不好呵！” 临走前，徐冰突然阻拦道：“不跟恩来同志见见面就走啦？” 这当然是沙汀的心愿。不一会儿，周恩来迈着潇洒的快步走来，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说：“我听徐冰说了你的情况，我同意你的决定。回去以后要多加小心！” 沙汀看着一年来他的这个上级，英武的两条剑眉，事变以后由于日夜操劳显得消瘦的脸庞。临事好激动的他嗫嚅着，说出预先没有想到会说的话：“安家以来，我很少进城跑工作了……” 周恩来爽快地打断了他：“你住在乡下写东西，当然就少有时间进城了嘛！东西写得怎样了啊？” 他的手还被周恩来握在手里摇着，觉得越来越热了。 表现抗战条件下的乡土，他三年多积蓄下的一切绝不该付诸东流。他撤离重庆前，把冀中所写的日记、笔记，特别是一册记录几个军事将领谈话与印象的本子，留在了朋友手里。后来不幸丢失了。这是否意味着沙汀已经懂得，纪实性地反映根据地和前方的报导散文，他已经写完（后写的《闯关》是小说）。所以，他留下原来视如生命的笔记本，以少有的勇敢采取了回乡的方式，去迎接一生只有一次的创作高潮。 这样一个瘦瘦小小的人，有勇气钻回故乡的山沟，一钻就是十年，而且相信这样荒僻贫瘠的土地有无穷的文学矿藏，连历史都感觉惊讶。他的抉择需要以后的时间来证明，他显示出一种成熟，一种远见。你能说他是碰巧成熟的吗？你描写地狱，却走入地狱。在中国最黑暗、最贫困的地方，你几乎被“活埋”，却写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小说！ 这块乡土有我童年、青年时代如许的回忆，有我的父老兄弟，重要的是我能获得新的艺术创造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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