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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底，大寨的富裕中农贾寿元感觉到形势又要变。这些日子陈永贵三天两头地往县城里跑。传说去年上任的那位28岁的县委书记张怀英很赏识陈永贵，要在大寨搞一个试点，土地不算股了，农具和牲口也要作价归社，从此后“黑豆碾了皮儿，光剩下仁(人)了”全靠劳动吃饭。 贾寿元在村里是有名的精明人。凭着这份精明他当上了富裕中农，当上了互助组组长。前年陈永贵的那个初级社向他领导的互助组和其它互助组挑战，秋后陈永贵他们在场上分粮食，他躲在家里远远地看着，人家分一户他记一笔，竟有本事把初级社的总产亩产和各户所得算得一斤不差。经过那一算，再和家境与自己相近的社员一比，贾寿元认定入社有便宜可占，当年就带着自己的那组人马投奔了陈永贵。那一年陈永贵的农业社扩充人马几乎席卷了全村，靠的并不是陈永贵在大会上的神吹和整人，最起作用的还是他贾寿元的私下证实和带头入社。 没想到形势变得这么快，才两年的功夫，土地又不算股了，牲口还要归社。这下他就要吃亏了。占便宜的是贾占元那一伙穷人。自从秋收一完他们就吵吵嚷嚷地叫吃亏，说土地分红不合理，地七劳三，过去受地多的剥削，现在还是地少的养活地多的，这些天贾寿元一直苦心算计着，却怎么也想不出既不吃亏又不惹事的万全之策。他不敢反对陈永贵搞试点，人家来头大。他更不敢说退社，如今的形势由不得他。 毛泽东主席在1955年12月曾这样描述这一年的形势：“1955年，在中国，正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决胜负的一年。这一决战，是首先经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召集的五月、七月和十月三次会议表现出来的。1955年上半年是那样的乌烟瘴气，阴霾满天。1955年下半年却完全变了样，成了另外一种气候，几千万户的农民群众行动起来，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实行合作化。当编者写这几行的时候，全国已经有六千万以上的农户加入合作社了。这是大海的怒涛，一切妖魔鬼怪都被冲走了。社会上各种人物的嘴脸，被区别得清清楚楚。党内也是这样。这一年过去，社会主义的胜利就有了很大的把握了。”B27 在这种大势之下，已经与刀把口、白羊峪并称为昔阳三支花的大寨当然不会落后。折价小组成立了。陈永贵和梁便良算党支部代表，李志福为社务委员代表，李喜庆、贾耕云为贫下中农代表。一看这个阵容，贾寿元就暗暗叫苦。那陈永贵是个什么人？办初级社的时候他就带头给自家的土地压级。梁便良这个后生，李喜庆这位老汉也是陈永贵的老少组的元老，鞍前马后跟着陈永贵跑的。 牲口农具开始作价那天，真所谓苍天有眼，县里来通知叫陈永贵去开会。陈永贵临走前和折价小组商量从谁家开始，一伙农民在一旁听着，各自心里打着算盘。贾寿元最怕的就是从陈永贵家开始，他那头好牛一旦定了低价，以后谁也别想抬起头来要个高价，一头大黄牛在头上压着呢。这个道理谁都懂，穷穷富富的各色人等便七嘴八舌地说出各种话来，局势很微妙。贾寿元也插嘴提了个建议，他提了一位家境不错又很想占便宜的农民的名字。 争了一会儿，陈永贵等不及了，把手一挥打断了众人的议论，说：“先去我家。就这吧！” 于是众人去陈永贵家，陈永贵去县里开会。 陈永贵家有一头正当年的黄牛，一头快下崽的老母猪。陈永贵事先给梁便良等人撂下话了，叫他们只管往低了折。这是一场奇特的讨价还价，与陈永贵关系密切的人压价，家里有牲口的人抬价，经过一番心照不宣的较量，黄牛的价格定为100元，比市面上的价低了三四十块。老母猪折价70元，尽管那一肚子猪崽就可能卖到这个数。1955年大寨村人均年收入为43元，陈永贵一家和他本人在吃穿用方面又极俭省，这一笔损失应该不是无关痛痒的小数。 陈永贵开会回来，一听到这个数马上就去找社主任贾承让，问他咋给折了这么高，逼着贾承让拿出帐本来给他降低牛价猪价。贾承让自然拗不过陈永贵，拿出帐本，按陈永贵的要求把牛价改为80元，猪价改为50元。这一下陈永贵又差不多损失了一个人一年的人均收入。过了不到一个星期，陈永贵那只入了社的老母猪下了一窝11只猪崽，市价77元。 轮到给贾寿元家的老驴作价了。贾寿元将老驴细细地刷了，一身毛看上去又光又亮。只是村里总共才60多户人家，整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一身油光水滑的皮毛又骗得了谁？经过一番暗暗叫劲的讨价还价，折价小组给了18元。按说这个价还算合理，可是贾寿元在土地无偿入社这一块上早已觉得吃了大亏，窝了一肚子气，想在牲口作价上捞回一点损失又未能如愿，一怒之下，便把驴拉到集市上卖了。他没有想到，与他心思相通的人并不少，供多求少，牲口市场不景气，结果一头驴才能卖14元。 贾寿元进退两难。不过气哼哼地把驴拉出来了，总不能再拉回去，再说到手的毕竟是现钱，不是一个几年内还清折款的许诺。贾寿元咬着牙把驴卖了，一路自我安慰着回了村。 刚进村，就有人向他打听卖驴的情况。一向以精明著称的贾寿元丢不起脸，就发着狠报了个数：“二十二块！”他气哼哼地说：“农业社亏人哩！作那么低的价，还不给现钱！” 此言一出，大寨村里立刻大乱。已经作完的价遭到普遍的非议，人人都嫌价定低了，都威胁着要把牲口牵到集市上去卖。有的人当真就把牲口拉走了，还有五户趁着农具尚未作价，扛着家当星夜送往外村的亲戚家，折价小组陷入困境。 这时陈永贵又干了一件后来载入大寨路线斗争史的事。他揣着一笔私人积蓄去了集市，拔着尖买了一头小骡子一般的大灰驴。晌午时分，陈永贵牵着大灰驴回了村，众人见了都觉得怪，问他买驴干甚？陈永贵道：“入社！”众人又问多少钱，“九十！”陈永贵说。 “九十？”贾寿元说，“一百五也买不来呀。为了压价，陈永贵什么干不出来哩！他这是想着点子制人哩！” 感到自己吃亏了的社员都觉得贾寿元说得在理。陈永贵干得出这种事来，立刻就有人推测说陈永贵准备贴上六十块钱，只要能稳住阵脚，顺顺当当地办起高级社试点来。 陈永贵显然早有准备，掏出一张税票摆了摆：“税票上写着哩。” 大家接了一看，果然白纸黑字地写着，还盖了红红的官印。既然这头小骡子也似的大灰驴才会值90块，贾寿元的那头老驴必定卖不到22块。在这方面庄稼人的眼光极毒。于是众人又问贾寿元，贾寿元不说话。陈永贵道：“我替你说了吧，你那头驴卖了14块，我在税务上查啦。” 七十年代出版的《大寨人的故事》把后面的情景描绘得很富于戏剧性。陈永贵话音刚落，一些拉着牲口去了集市的人垂头丧气地牵着牲口回来了。大家异口同声地指责贾寿元骗人，贾寿元也马上低头认错，承认自己骗了人，还承认自己卖了低价是怕拿不到现钱，是怀疑农业社说话不算话。陈永贵则当场宣布：“明年，作价的现金全部还清！”贾寿元听了追悔不已，那些扛走的农具当天又扛了回来。 这一段描绘可能是作者在追求戏剧性效果，按照陈永贵本人的说法，贾寿元表示追悔并承认自己当时怀疑农业社的偿还能力，应该发生在一年之后。那时农业社果然清偿了所有欠款。 1955年12月26日，折价小组胜利完成任务，“新胜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毛泽东主席的生日里宣告成立，陈永贵任社长。 又过了十多年，大灰驴死了，它被做成标本放进了大寨展览馆。见过它那张皮和一对老老实实的玻璃眼睛的人不下百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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