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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最近各地的报纸，真个叫人心花怒放。跃进的消息一个接着一个，革命的干劲洋溢在字里行间。农村中每天有近一亿人向自然大进军，热火朝天地进行水利建设；城市中千百万厂矿企业的职工，正在敲响挖掘潜力的锣鼓，一而再，再而三地突破原订的计划指标。”这段热情洋溢的话是1958年2月3日《人民日报》社论的开场白。社论的题目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庄严宣告：“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B28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只用七年的时间就跨越了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历史阶段，只用七年的时间就在世界上历史最悠久、人口最多的国家消灭了存在了几千年的剥削制度，建起了社会主义制度，毛泽东真是太高兴了。他说：1949年那样大的胜利，并没有使我高兴，到1955年，当我看到有那么多的农民参加了合作社，接着是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我开始高兴了。B29 毛泽东绝对有理由高兴，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比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共产党干得要漂亮得多。斯大林从农民自发地产生着资本主义这个前提出发，自上而下地用强制手段推行农业集体化，造成了大规模的流血动乱，大片土地荒芜，大量人口和耕畜死亡。而毛泽东则从农民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这个前提出发，搞群众运动，在亿万农民的欢呼声中好象是“自下而上”地完成了农业集体化，到处是增产的消息，到处是敲锣打鼓的欢庆。 现在毛泽东面临着一个新的选择：用什么办法搞社会主义。苏联的经验就在那里摆着：严格的计划、等级分明自上而下的管理体制，在物质刺激下劳动的人们。毛泽东不喜欢这种缺乏革命气氛的万马齐喑的状态，他坚信“人是有一点精神的”，中国革命的那种藐视一切人间困难的革命英雄主义传统和发动群众闹翻身搞合作化的成功经验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主席又浓墨重笔地强调了这一点：“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从来就是很丰富的，过去是在旧制度的压抑下，没有解放出来，现在解放了，开始爆发了。”“我们的办法是揭盖子，破除迷信，让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都爆发出来。”B30 毛泽东主席选择了一条与苏联不同的路，大跃进的路，让劳动人民的积极性爆发的路。的确，中国人民有着奔向美好生活的强烈热情，也有着对毛主席共产党的真诚的信任。在毛主席的号召下，加上各级干部和大小报纸的推波助澜，群众的积极性爆发出来了，这种纯洁的热情和种种不那么纯洁的热情交织在一起迅速膨胀，最终失去了控制，走向了反面。一位英国人评论说：在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北戴河会议之前，中国看来能通过有组织的千百万民众取得更大的经济成就而使全世界感到惊奇。北戴河会议的结果，却使1958年全国取得的真正的经济成就，被中国领导人的灾难性的狂热自负掩盖了。”B31 1958年8月前后，全国各地和各行各业的“卫星”令人眼花缭乱地腾空而起了。下面这几则1958年的新闻报道颇能体现当时中国农村的时代风采。 新华社7月31日讯：湖北长风农业社早稻亩产15，361斤。 新华社8月9日讯：安徽高丰社试验田开放大红花，早稻亩产16，260斤。 新华社8月12日讯：湖北麻城建国第一农业社出现天下第一田，早稻亩产36，956斤。 据《人民日报》8月18日报道：广大农村大办农民公共食堂、托儿所、洗衣组、缝纫组，解放了妇女劳动力，出现了新的生活方式。 新华社8月29日讯：湖北长春社一亩产中稻43，869斤。 新华社9月4日讯：广东田北社中稻亩产60，437斤。 整个中国似乎都疯了。8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刘西瑞的文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作者以极稳健极老到的笔调写道：“这次寿张之行，是思想再一次的大解放。今年寿张的粮食单值产量，县委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三千斤’。但实际在搞全县范围的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运动。一亩地要产五万斤，十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这样高的指标，当地干部和群众，说来像很平常，一点不神秘。一般的社值是八千斤、七千斤，提五千斤指标的已经很少。至于亩产一、两千斤，根本没人提了。这里给人的印象首先是气魄大。 “他们的庄稼也真长得好，一片黑呼呼的要压塌地。……” 9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记者康濯的文章《徐水人民公社颂》，文中的四个小标题如下：“一亩山药一百二十万斤”、“一棵白菜五百斤”、“小麦亩产十二万斤”、“皮棉亩产五千斤”。文章的结尾是极热情的：“唱不尽人民公社的优越性，颂不完人民公社的灿烂前程。徐水的人民公社将会在不远的期间，把社员们带向人类历史上最高的仙境，这就是那‘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王国的时光。” 作为“蕴藏了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的代表人物之一，陈永贵在这段时期似乎也没有落后。据《昔阳农村经济史记》记载：32 “在广大社员提出‘种种作物元帅升帐，样样庄稼卫星上天’的豪言壮语口号的同时，社主任陈永贵，第二生产队长贾成富和副队长贾进才，就以冲天的干劲，采取革命的措施，亲自下手，在后底沟培养了3亩玉米丰产田，……经过了党委和该社卫星田验收委员会监收监打，每亩产到14，436斤。从这个活生生的事实中可以说明，他们真正具备了‘想到哪里，说到哪里’的共产主义风格。” “昔阳县大寨新胜农业社主任陈永贵，第二生产队队长贾成富和副队长贾进才，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光辉耀下，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以大胆想、大胆干的精神，在神土角，干圪梁上亲自种植了二亩谷子试验田，经过县、组监收监打，每亩平均实产14，124斤，超过1956年最高年产量230斤的62，6倍。它打破了部分人生产到顶的思想。树立了谷子高产丰产的大红旗。” “大寨乡新胜农业社，春耕一开始，社主任陈永贵就领导全体社员开展了反保守、破常规……他们的口号是：全党全民搞丰产，干部带头跑在前，队队保证放卫星，争取秋天上北京。……社主任陈永贵为了在高粱上放卫星，他亲自培育了1，2亩高粱，经县、乡验收委员会监收监打，共产高粱7，650斤，平均亩产7，500斤。” “1958年8月他(指陈永贵)从报纸上看到河南新乡专区办人民公社的消息后，马上到武家坪等七个村进行活动，建议共同创办人民公社。他的这个建议获得了周围各村干部群众的赞同，然而，却遭到了大寨本村多数社员的反对。大寨群众说：‘咱大寨骡马成群，猪牛满圈，存款上万，粮食堆成山，和他们合在一起，不是自找亏吃吗？’陈永贵同志当即向本村社员进行了耐心的说服，……创办了昔阳县第一个人民公社。” 陈永贵说服大寨社员甘心情愿地让外村人“共产”的方式是很朴素的。首先他声明：“过社会主义光景，不能只咱大寨过，要全县全国人民一齐过。”接着他又补充道：“事物总是向前发展的，事情既然迟早总得办，倒不如把挨批评变成受表扬”。B33对这种补充，大寨社员大概很难找出反对的理由。 陈永贵创办昔阳县第一个人民公社的场面相当壮观。1958年8月21日，他领着七个村的代表共64人，声势浩大地进了县委大院，请求“立即批准”他们办人民公社。县里的领导人当然高兴自己的治下出现了这种新生事物，马上就同意了。三天后的上午，陈永贵又在武家坪组织了大会，上千位农民参加，会场上锣鼓喧天喜气洋洋，昔阳县红旗人民公社宣告成立了。 两个月后，陈永贵又在大寨办了三个公共食堂，一度还实行了部分供给制，吃饭不要钱，吃粮不定量。恐怕不能说陈永贵办食堂纯粹是为了赶时髦，他好像发自内心地觉得应该这么搞。有一位富裕中农成份的社员说了公共食堂几句怪话，陈永贵就动了怒，声色俱厉地说：“反对公共食堂，就是反对人民公社，反对人民公社，就是反对总路线和社会主义！”那位富裕中农被镇住之后，陈永贵又说：“我们的公共食堂保险搞对了，不然的话富裕中农不会反对。” 在当时，大寨的公共食堂算是办得好的，现在回头看来，食堂的伙食实在不怎么样。县妇联在一份经验总结中写道：“办食堂一年来，总共吃白面饺子八顿；蒸馍四顿；油果一顿；烙饼一顿；拉面一顿；大米干饭四顿；生活吃得好，粮食用得少。” 尽管一年才吃了19顿细粮，日常生活仍然以窝头稀饭为主，陈永贵却真诚地相信共产主义不远了。他坚信不移地说：“这一辈子一定要看到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实现。”说起来也真怨不得陈永贵，毛泽东主席也曾经有过类似的念头。1958年11月郑州会议期间，毛主席接到了一份关于某县“五年进入共产主义”的报告，毛泽东读着读着不由得陶醉了，提笔批道：“美妙如一首诗！我们的秀才伯达、春桥，可否去看一看？” 1958年大寨人的人均年收入只有67元，过惯了苦日子的大寨农民却以为生活很不错了。这种情绪在当时的一首赞美大寨新生活的诗歌中表达得相当动人： “全村吃饭到食堂，花样多种味美香。 七天生活一改善，过节过年宰猪羊。 “家家铺盖叠成堆，每人平均五身衣。 春夏秋冬各一身，还有一套省穿衣。 “群众文盲已扫完，全党全民闹红专。 晚上音乐伴演唱，演唱歌声震山川。” 陈永贵积极，陈永贵兴奋，但是对当时的风尚潮流，陈永贵也不是全盘接受，一切都跟着跑。 1958年年底，陈永贵到太原参加先进单位代表会议。他带了一份讲稿，讲他们大寨怎样鼓足干劲拿下了平均亩产540斤的成绩。按说这个成就已经很可以了，陈永贵在六年前才搞出了15户平均亩产过500就到了太原开会，这次全村的产量都过了500斤。他的自我感觉挺不错，谁知刚到太原，有几个人就私下给陈永贵透了点风，说：“你赶快改文章吧！你们这个540多斤可是上不了榜呀！” 陈永贵当然愿意上榜。他当时着实思想斗争了一番。后来他说：“改文章，就能上榜，很光荣。但是又想到亩产540斤，这是群众一场一场打的，一秤一秤过的，要是改了文章，说成双千斤，回去后怎么向群众交账！”“我说，社会主义贷下饥荒，共产主义也还不完，我不干那事。那次上了榜的人去北京开会了，我没上去。”B34 这次陈永贵顶住了上北京出风头的诱惑。他毕竟生活在大寨，信口开河地胡吹一通，回到村里恐怕不好做人。他对另一位劝他改文章的人说：“出席不了就出席不了，反正你不能改我的文章。” 1958年昔阳平调共产风大盛。大寨所属的城关公社想办一个万头猪场，就占了河西大队14亩地，同时又向各村派劳力修猪场。摊派到大寨头上，陈永贵说：“我们养了360头猪，自己的猪场还没修起来呢！”顶住了不派人。公社支使不动大寨便支使别的村子，调来劳力把猪圈盖起来了，却又没有猪。公社又摊派要猪，大寨派了几十头。陈永贵又顶道：“你别说几十头，一头也不能调给你。”死活就是不给。后来又调粮，陈永贵不是那句话：“别说一千五”，一斤五两也不给。”B35 城关公社的干部窝了一肚子火，又不敢把这位省劳模怎么样了，就向县委反映陈永贵谁的话也不听，骄傲自满，老虎屁股摸不得。县委书记张怀英道：“你们别管他。”不让碰陈永贵，让他平安无事地过来了。 几年后昔阳反“五风”，基层干部们发牢骚，说上边逼着下边刮风，下边不刮怎么办？县委领导答道：“大寨不是顶住了么？陈永贵顶得住你们怎么就顶不住？”呛得这些基层干部气鼓鼓的无言以对。陈永贵听说此事后笑骂道：“甚也是他们有理，该顶还是得顶！”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一书的作者，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麦克法夸尔，在他的巨著的导言中，这样有褒有贬地评论大跃进：“中国领导人的希望是争取达到一个经济上的突破，以使中国走上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毛泽东和他的支持者对自然和经济客观规律的轻率态度以及他们急躁冒险的行为导致了灾难。但是，跃进战略的基本构想是正确的。广泛动员农民群众被经济学家看作是把剩余劳动力转化为资本的发展中国的合理方案。” 的确，中国一穷二白，但是有的是人，有全世界最充足的劳动力，问题是找到一种适当的形式把他们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投入到经济建设之中去。 1958年7月，昔阳县委决定组建一支3.5万人的社会主义生产协作大军。生产大军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野战性质的，以复员军人为骨干，以骨干民兵为基础，吸收一般民兵，编制为一个指挥部，六个科，十一个团四十六个营，共计1.15万人。野战大军干部配备精干，随时准备外调。另一部分是一般性的生产大军，人员18岁至45岁，吸收精干的妇女参加，在本县本乡境内调动。野战大军组建不久，即有2，598名男女劳力调往县境外的汾河水库和白次铁路工地，2.1万劳力调往在昔阳境内同时上马的石门口、郭庄等五大水库工地。 石门口水库是昔阳历史上的第一座水库，水库石坝高12米，长15米，企图拦截蓄积南峪河道中的清流。由于施工盲目，未经勘测，坝成后泉水穿越坝底在坝外侧出露。如今这个水库已经被洪水淤积成平地。当时昔阳境内火爆爆地冒出的许多拦洪、拦河水库，由于施工粗陋基本无法使用，如今已全部不复存在。 唯独郭庄水库，纯碎靠人海战术苦战而成，坝高31米，全长550米，底宽125米，至今巍然屹立，8000亩农田受益30多年，松溪河两岸和昔阳县城免受洪水危害30多年。它是238万个大跃进式的工作日的结晶，也就是一万人苦干238天的成果。 大跃进时期的中国，如《人民日报》宣布的那样每天有一亿人上阵兴修水利，超额十倍完成了1958年水利建设的高指标。超大规模的建设伴随着大面积的报废，中国人民用辛勤劳动的汗水写下了中国水利史上这教训惨痛而又成就辉煌的一章。 陈永贵也随着全中国人民一起发热，一起为共产主义即将到来的前景而兴奋。同时，他又遵循大跃进的原则，利用思想政治工作，凭借行政手段和集体化的生产组织，动员农民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广泛动员农民群众，把剩余劳动力转化为资本”的大跃进战略，在陈永贵手里形成了一套路数，一套可以称之为中国农业发展的大寨模式的雏形的东西。正是由于这方面的根底，大跃进时期那些耀眼夺目的流星一旦陨落，陈永贵便可能作为一颗新的历史时期的新的明星冉冉升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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