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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12月下旬，周恩来总理在三届人大的会议上赞扬大寨，毛泽东主席在自己的生日里宴请陈永贵，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把介绍陈永贵和大寨的文章发往国外，而一支四清工作队却像搞土改那样在大寨扎根串连，不屈不挠地搜寻着陈永贵和大寨干部“四不清”的证据。直把那些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大寨干部委屈得要死要活。 陈永贵一回村，就感觉到气氛不对头。时值深冬，天黑得早，他进村的时候社员们已经收工回家做饭了。灯火里到处晃动着忙碌的人影。按常规，听说老陈回来了，干部们就该脚跟脚地到他家聚聚，听他聊聊新闻，再给他汇报汇报村里的情况。可是今天竟没有人来。在他进村的时候，和他打招呼的社员的声调也显得异样。“我从北京回来，”陈永贵后来恨恨地说，“根本没有一个人问我主席接见的情景”。后来他一提起此事就生气，说有些人让修正主义路线吓破了胆，连主席的健康情况也不敢问了。 陈永贵蹲在家里吧哒吧哒地抽闷烟。 四清是毛泽东于1963年发动的，又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农村以清理帐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为主要内容，简称四清。运动深入后，又将四清规定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运动的矛头对准干部。毛泽东和刘少奇都试图通过四清整顿出一支好的干部队伍，不过，对于重点整谁和怎样去整的看法有所不同。毛泽东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豺狼，要擒贼先擒王。刘少奇要全面开花，实行大兵团作战，秘密扎根串联，给干部洗手洗澡，把不清的地方搞清。（注：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三十八章）毛泽东的打击面小，但是打得狠，往死里打，当作敌人来打。刘少奇的打击面大，贪污百八十块钱的，占集体小便宜的，全面收拾一通，但是下手比较温和，整掉了毛病还是自己人。四清运动历时近四年，将于1966年下半年以并入文革的方式宣告结束。 陈永贵上京参加人大会议之前，四清工作队就进驻了大寨。派到大寨四清工作队有七个队员，队长名叫张子仪，是晋中地委组织部副部长。既然四清运动是一个矛头对准干部的腐败行为运动，他们理所当然地要以不信任的眼光打量大寨的领导班子。政治运动的常规就是一刀切，他们要执行上级指示，不能不这样做。在一次又一次的反右之后，干部们更有了宁左勿右的心理，他们的所作所为也是合乎常情的。 陈永贵并不怕四清，他自信大寨的干部一没有贪污挪用，二没有多吃多占，三没有当官做爷，大寨在四清中也能当个先进典型。因此他就让大家协助工作队开展工作。没想到工作队根本就不把他陈永贵放在眼里，只管在下面扎根串连，发动群众，清查账目，寻找大寨干部的毛病。张子仪不信大寨会没有一点问题，就是一面红旗吧，旗杆上也难免生几只虫子，更何况他已经听说过大寨隐瞒地亩、多报产量，骗取荣誉的传闻。于是工作队撇开大队党支部，联络一些挨过整受过气的社员。 数年后，陈永贵多次在大庭广众之上描述了他与四清工作队的冲突，他的描述很有戏剧色彩。 据说，经过一阵热情的工作，工作队果然发现了一些问题，譬如乱记工分。工分账上居然有扫雪工这类在人民公社史上闻所未闻的名目。“扫雪也记工分？”工作队责问陈永贵，“你们乱记工分比落后队还严重哩！”和大多数大队党支书一样，陈永贵很难容忍别人在村里，在他的家门口拆他的台，他憋了一肚子气，黑着脸不说话。偏巧这一天下了半尺厚的雪，虎头山上一片银白，次日晨又从阳泉市来了两汽车参观者。工作队当时接管了大寨干部的部分权力，就叫社员们为参观者上山扫雪开路。社员们不肯动弹，工作队便找到大队长贾承让。贾承让冷言冷语地问道：“我还有权力拨人吗？我们犯一回错误还不行，还让我们犯第二回错误哩？” 工作队的人被顶了出来，又去找陈永贵。陈永贵道：“权不都是你们的吗？你们可以管起来嘛。你们可以都把大寨的事办起来嘛。我们又不会革命。” 工作队的人软了，说：“永贵，参观的同志紧要上山，铲不开路上不去。” 陈永贵不慌不忙地问道：“我们乱记工分不是比最落后的大队还多吗？那么，他们落后的大队今天铲路不？” “唉，人家那里没人参观，铲什么路。”工作队的人明知是圈套也好往里跳。 陈永贵道：“他们不铲路？那我们也不铲路。你不是让我们和他们看齐吗？” 工作队的人着急了，说：“算了吧，我们承认错误还不行么？”见对方服了输，陈永贵才派人上了山。① 陈永贵的对抗把工作队惹恼了。过了几天，陈永贵进京参加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四清工作队则抓紧时间以更高的工作热情发动群众揭发检举，白天黑夜地组织干部们开会学文件，“洗手洗澡”，追问各种充满不信任的问题，走家串户地挖情况。到陈永贵满心欢喜地从北京回来的时候，四清工作队已经抓住几个挺像样的问题了，村里的气氛也闹得挺紧张，社员轻易不敢跟干部说话，好像他们是阶级敌人，需要划清界线。 陈永贵坐在家里一锅接一锅地吧哒着烟，心里一阵阵地冒火。“毛主席他老人家请我吃饭，”他想，“你们在大寨搞破坏！”他有一种受小人欺的愤慨，又有些恨村里的干部胆小窝囊。半夜，陈永贵上炕躺下了，忽听得门叭叭一响。他赶紧起来开开门，贾进才闪了进来。贾进才嘴唇颤了颤，抱住陈永贵就哭开来了，说咱这是最后见一面了，活不下去了。正说着，门又叭叭一响，贾承让也来了，他也说没法活了。这一天夜里，大寨的五位支委都来找陈永贵告别，都说要寻死。说起扛长活打短工闹到现在，几十年最后落得个这，这些庄稼汉子竟哭得呜呜的。 陈永贵劝了几句，又劈头盖脸地把这些干部训了一通，告诉他们不能死。② 据后来的统计，在昔阳四清大会战期间，全县的大队干部自杀身死者共42人。③大多数死者的罪过无非是外出采购化肥时请客送礼，拉下一些说不清的账。 第二天，陈永贵找到工作队，梗着脖瞪着眼睛与他们争辩了一场。工作队揪住的一个问题是大寨分粮食不扣水份。国家收购粮食总是要测水份扣水份的，湿粮食不等于干粮食，不扣水份自然就有多算粮食产量之嫌。 陈永贵年轻时就以能言善辩著称，如今经过大小会议的千百次锤炼，岂有随便认账的道理？他争辩道：“我们过去给地主扛活，他就是秋天产下什么给我们什么粮食嘛，那时候没除过水份，我们也不知道拿水份。那么，为什么我们自己的国家，自己的集体，自己的人民要扣除水份呢？” 这个问题提得怪，而且隐隐然挟着阶级分析的霹雳，工作队的人摸不着头脑，不敢贸然回答。 陈永贵出语惊人：“扣水份的目的，无非是变相的隐瞒，无非是自己多留一点，少给国家拿一点。要是把自己的国家、自己的集体、自己的人民当成是一家人，就不必要扣除水份了吧？我们没有扣除水份是优点，不是缺点，是正确的！要按你们那样大的水份，你们究竟是灭了准的威，长了谁的气？谁是反对哩？谁是拥护哩？” 真是出奇致胜。陈永贵选的这两个攻击角度很巧，又言之成理，工作队的人一时说不出话来。他继续攻击道：“我们一人吃五百斤，你给说成二百三，一亩地打八百斤，你给说成三、二百斤，那只有赫鲁晓夫拥护！你是给赫晓夫供给材料，你们是替赫鲁晓夫办事的！我们不能承认这是错误，你给我平反！” 陈永贵直截了当地威胁道：“你平反！不平反，我们到中央！我们的同志准备了死，回中央死也不死到你们手里！”④ 这个威胁很吓人。全国农业战线的旗帜，毛主席号召学习的大寨大队的干部，要去北京自杀，以死告状。昔阳各村干部自杀的消息传得不少，因此，谁听了这种很可能实现的威胁也得在心里惦量惦量。结果工作队的软了下来，说你们不扣除水份也是有理由的，我们一定把你们的意见向上级汇报转达。 水份问题抗过去了，别的问题并不算完。 一天晚上，山西省副省长王中青来到大寨，四清工作队向他汇报工作。新华社山西分社记者李玉秀和田培植正巧也在，便参加了旁听。汇报中，四清工作队谈到了大寨的耕地面积问题。 大寨上报的耕地面积是802亩，这是土改时的老数字。大寨修地造地十余年，成绩显赫，总不能说地亩面积毫无增加。按照陈永贵的说法，他们造地造了一百多亩，但是都种了果树，可是参观的人们又看不到果树。陈永贵讲究种满种严，种了小果树的土地也难免种上庄稼。太谷农学院一位科技人员根据播种量推算，估计大寨的实际耕地面积为1200亩，比上报的数字多出50%。这就意味着大寨的亩产远不如自称的那么高。 另外，1963年6月中旬，李顺达和郭玉恩等著名农业劳模听说了大寨的高产量之后，曾经到大寨学习取经。这些行家高手问得细，看得全，很佩服大寨的整地造地和精耕细作，同时也得出了一个共同结论，大寨的耕地与介绍的数字大有出入。随同他们采访的新华社记者范银怀把这些看法写成了内参，李玉秀看过这篇内参，心里早存了对大寨的疑心。现在李玉秀和田培植听了四清工作队的介绍，更觉得问题不小，便将大寨的地亩问题写成《记者反映》。《记者反映》是内参中最机密的一种，只有最高级别的领导人能够看到。 国家主席刘少奇看到《记者反映》之后说，这涉及到一个劳动模范的品质问题。周恩来总理看了，当即召见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和山西省长卫恒，周恩来说：“如果确有虚假，《政府工作报告》公布后，外国记者把它捅出去的话，这样国际影响就很不好。”周恩来下令立即派人到大寨丈量土地。于是，由国务院、华北局、山西省、晋中地区和昔阳县五级干部组成的工作组立刻进驻大寨。原来就在大寨的四清工作队也跟着掺合了进去。 丈量大寨耕地面积的时候，据说出动了七十多人。怕大寨的干部把本村的地说成是外村的，他们还把邻村的人叫来指认地界，然后一杆一杆地量了50多天。 “我心里就像刀扎一样，”陈永贵后来说。他感到受了莫大的污辱。他是一个在大饥荒的年代主动多卖余粮的人，是一个宁可得罪本村的社员也不卖高价的人，现在却被工作队当成了骗子和贼。在陈永贵具备了报复的能力和权力之后，他将让李玉秀和张子仪付出惨痛代价。 陈永贵并不清楚大寨到底有多少地。他报的数准不准，会不会背个隐瞒地亩虚报单产的罪名，他心里也没底。他当时做了两手准备，不出问题则已，一旦丈量出来的面积大于大寨所报的数字，陈永贵不但不打算检讨，反倒要咬一口工作队一口。他连反咬的话都准备好了：“党号召我们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大搞土地基本建设，我们响应党的号召，整修出来土地来犯了错误啦？我们跟你上中央打官司、告状！”⑤ 其实，土地丈量队的人员深知大寨的地位非同一般，采取了与大寨干部密切合作的态度。在土地核实工作完成之后召开的碰头会上，陶鲁笳和工作组特地邀请陈永贵参加。山西省农林厅的一位负责人介绍了丈量的标准。他说，五厘以下的地块不算耕地，菜地不算，种了小果树的地也不算。在实际丈量的过程中，很多不规则地块的地边地角也没有算。 陈永贵有不同意见。他说，山地和平川不一样，地块多啦，过去习惯不能上耕牛的地不能算地亩。核实组接受了陈永贵的意见。 据说，按照这种标准，丈量土地最后量出了三个数字，有从庄稼量起的数字，也有从地边量起的数字。大寨的地有数千块，梯田又多为窄长的形状，几千个地边如何量自然是一个关系重大的问题。这三个量出来的绝密数字直接报给了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李雪峰选定了一个796亩，比大寨原来上报的802亩还少了6亩。最后陶鲁笳向周恩来汇报的丈量情况，结论是大寨没有黑地。 山西省在全省通报了这个结论，但是有些劳模仍然不服气，他们更相信自己的眼睛。大约15年后，1980年11月，《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联合组成的调查组进驻昔阳。在涉及土地亩数问题时，这个调查组写道：“据现任大队长介绍，大寨现在分成三个生产队，每个队分得320亩以上。”这就意味着大寨的耕地在960亩以上，比陈永贵在15年前报的802亩多出158亩，与李顺达等劳模估计的数字接近。当然，十五年中大寨的又造了地，耕地亩数又发生了变化。（注：整个事件参见范银怀：《大寨〈内参〉引起的轩然大波》，《百年潮》杂志1999年第3期。） 1965年2月上旬，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李雪峰、河北省省长刘子厚在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的陪同下访问大寨，陈永贵满腹冤屈地告了工作队一状，说工作队有意把大寨整垮。说着说着还哭了起来。李雪峰见陈永贵如此一触即跳，认为他有骄傲情绪，就叫陶鲁笳跟他好好谈谈，帮助他领会毛主席的教导：有了成绩，不要翘尾巴。过了两天，李雪峰和陶鲁笳去昔阳的老典型白羊峪大队，本想中午歇歇，睡个午觉，偏偏白羊峪的大队书记王殿俊也被整得满腔怒火。这两位要员深感问题严重，午觉也不睡了，听了许多四清整人过火的情况。离开昔阳前，陶鲁笳特地告诉陈永贵：“李书记说了，你给他反映的四清问题已经通天啦，不要再反映了。” 所谓“通天”，大概是指这两位中央委员立刻向中共中央打了报告，反映他们发现的这类问题。中共中央果然也修订了自己的政策，规定在先进队搞四清要依靠当地党支部进行。驻大寨的原四清工作队于2月中旬撤出，由中共中央、华北局、山西省委和昔阳县委联合派人组成的工作组进驻大寨。工作组宣布：“一切工作都经过党支部。”工作组的任务只是帮助大寨党支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 三个月后，大寨四清完毕，工作组的结论是：“经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检验，再一次证明，以陈永贵为首的党支部，是一个经得起一系列严重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考验的革命的班子。” 陈永贵大获全胜。这时，他也承认了自己的缺点：“农民意识”，“经不起表扬”，“怕说大寨的坏处”，“不够民主，不虚心和社员商量”等等。⑥ 兴师动众惊天动地折腾了好几个月，结果似乎只是一场误会，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但是陈永贵不这么认为，他四处打探了一番，问道：“全国没有第二个队因为产量高量过土地，那么为什么偏偏大寨产量高就来量我们的土地呢？”“我们一点也忘不了，这账一定要算。”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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