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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代初，昔阳县委和县政府的内部有彼此不和的两派，一派以1961年3月调到山西文水县的前任县委书记张怀英为首，另一派以原阳泉市副市长，接任张怀英当了昔阳县委书记的张润槐为首。据一位昔阳县的前任领导人说，昔阳的地方观念强，相当排外。张润槐上任时又赶上全国范围的纠左反五风，即共产风、命令风、浮夸风、生产瞎指挥风和生活特殊化风，张润槐自然免不了把前任贬低一番。这已经种下了不和的种子。张润槐为人颇粗豪，说话也常有放炮走火的时候，于是前朝大员在怨骂中与他的矛盾日益激化。陈永贵也很快卷入了两边的争斗。 上任的第七天，张润槐带了六七个人去大寨纠五风，查土地和产量是否有浮夸。张润槐问陈永贵：“你究竟整出了多少地来？” “三二十亩吧。”陈永贵说。 “到底是二十亩还是三十亩？”张润槐追问。陈永贵不明来意，揣摹着这位新书记应该喜欢大数，心想十亩二十亩怕碰不上他的心，就看着他的脸色说“三十亩”。⑧ 没想到这位新书记不是来问农田基建成绩的，他把新造的三十往原来的地亩数上一加，再拿粮食总产量一平均，单产六百斤就降到了五百多斤。张润槐吩咐陈永贵：“你以后你不论到任何地方开会，要讲我给你安排下的这个数字。”陈永贵当即点头答应下来。 回到家里，陈永贵越想越觉得窝囊。辛辛苦苦多造了地，反而要把单产拉下来？1961年正是大饥荒的年代，粮食单产是极其引人注目的重要指标。陈永贵咽不下这口气，就找了一位驻晋中的记者贾春太，让他代笔写信告新县委书记张润槐。陈永贵拿出来的理由颇像是村里农民吵架时的攀比：“全县扩大地亩上不上账？全县上我们也上，全县不上我也不上。”⑨ 贾春太代陈永贵写了信，又直接找地委书记王绣锦反映了陈永贵的意见。王绣锦说算啦，就照旧办吧，亩数不变，新土地不加。 张怀英当县委书记时，每年总要开劳模会，会上还要征求陈永贵、王殿俊、张老太等劳模对县委工作的意见。平时贯彻新政策时，张怀英也时常征询陈永贵等劳模的看法。陈永贵对自己能参与上层决策很满足，可是张润槐上任后根本不来这一套。“张怀英在时不断问我，老张不问我。”陈永贵说。他很在意此事，1963年还在一次准备“洗澡”鸣放会上专门拿张润槐与张怀英做比较，给张润槐提了意见。 最大的分歧似乎还是政见不合。1961年昔阳饥荒，张润槐到安坪大队搞调查，发现该大队的小块地开得很红火。社员们在五百亩荒河滩上左一块右一块地私自种了不少东西，一位老汉开了三分荒地，一分种麦二分种菜，解决了缺粮的大问题。张润槐一高兴，也顾不上回县，立刻在安坪公社开了一次现场电话会议，要求各公社推广那位老汉刨小块地的经验，每户要种一分麦二分菜。一个老汉闹单干开小块地倒成了先进典型？陈永贵多年之后提起此事来还恨恨的。 张润槐对大跃进的态度尤其使陈永贵和上一茬昔阳县委的干部仍不满意。“1958年以来主要成绩是主要的，老张把昔阳成绩和缺点颠倒啦。”陈永贵在1963年的准备“洗澡”鸣放上说。 以1959年批判彭德怀的庐山会议为标志，大跃进引起了全国性的党内分裂和党内斗争，昔阳也不例外。 张润槐上任后搞了一次调查，得出结论：“大跃进搞得民不聊生，社员有六大不自由，八大对抗，基层干部47种刑法，大跃进干部比国民党、日本人还要坏。”B10他这是骂谁呢？大跃进政策就是仍然在位的那些昔阳干部具体执行的，陈永贵也算是基层执行者之一呢。 当时，昔阳的上一茬干部，如县长王贵科，副县长王富元，县委常委赵满仓、李韩锁等人私下聚会，一个主要的话题就是骂张润槐。原县委书记张怀英虽然身在数百里之外，也相当积极地通过往来信件参与了反对新书记的活动。他还给陈永贵写信，让他给张润槐提意见。 1963年9月25日，中共昔阳县第五届党代会召开，361名代表出席。一些张润槐不满的人私下商量，联合起来不投张润槐的票，结果张润槐少得了20多票。在习惯全体一致干部们看来，丢了20多票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更何况中国共产党的传统一向是严厉禁止一切派别活动，凡搞派别活动便有了搞分裂和反党的嫌疑。 果然，张润槐将选举结果上报晋中地委后，地委书记王绣锦大怒，说：“共产党不选共产党，这不是反党么？”随即派人来查。 1964年9月，山西省委和晋中地委将昔阳定为四清运动重点县，更感到有必要“纯洁司令部”。1964年9月26日，晋中地委召开扩大会议解决昔阳县的宗派活动问题，要求昔阳县常委参加。陈永贵只是县委候补委员，还不够资格，但是考虑到他是全国劳模，又与此事有些关系，便把他扩大进来了。 这次连开了40多天的会很有点杀气腾腾的气氛，与会者一边倒地批判以张怀英为首的“反党性质的宗派活动”。地委副书记王荣训斥张怀英等人道：“你们不就是仗一个陈永贵么？陈永贵有什么了不起？亩产五百斤的村在全国有的是，多如牛毛！你们想抱这个粗腿？抱不上！” 此时距毛主席请陈永贵吃饭还有三个月，陈永贵的腿还不够粗。结果，一个反党宗派活动的大案定下来，共373人涉入其中，95人被定为“反党成员”，278人被列为“消毒对象”，张怀英被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28名原昔阳的实权人物被调离昔阳。这一场昔阳政界的大地震就是所谓的“十月事件”，B11它起源于大跃进运动，形成于四清运动，后来又发展为文革中的夺权和两派分裂。 陈永贵由于外出接待参观，只参加了十几天的会议，但他仍然深切地感到了会议气氛的巨大压力。从感情上说，他当然是近张怀英而远张润槐，但是他把个人感情深藏起来，在10月12日、13日的两次小组会上当面斥责张怀英，并且声色俱厉。他指着张怀英说：“你写信要他们拉我下水，如果我没有无产阶级立场，这下就完了。我在党代会解决不团结问题时，偏听他们，给上级造下谎状。……这是我受压力最大的一次，我是对不起领导的。你这个反党分子，对昔阳有极大损失！但现在将坏事变成好事，你要彻底交待！”B12 陈永贵对其他人也不客气。10月5日，他责问李韩锁“个人主义究竟发展到什么程度了？”说李韩锁的检查“思想不够痛，危害找得不够”。10月10日上午，与陈永贵有十多年交情的王富元做检查，陈永贵9次插话揭发批判。B13 1965年，陈永贵随晋中地委组织的赴山东参观团到临泊地区参观，全团40多个人里有20位县委书记，5位地委常委和几位劳模。这时与十月事件相隔不过几个月，陈永贵却变成了在中央挂号的人物，动不动就可以扯上别人到中央打官司，说话自然也硬气了许多。 一天在临沂地委开座谈会，临沂的一位领导说到地区的工作所以能搞好，是因为他们把毛主席对厉家寨大队的批示在全地区发扬光大了。陈永贵听到人家对毛主席批示的重视程度，勾起了满腔的不满。十月事件他被迫做检查，四清运动又整他，这算什么事！他忽然站了起来，隔着三张桌子插话道：“你的报告说到了我的心坎上，”说着还拍了拍胸脯，“你们临沂地区高举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主席对厉家寨大队的批语在临沂地区发扬光大，我们昔阳也有三面红旗，也不知道被什么人给出卖了，没有了。”他还嫌暗示得不清楚，特地点出了十月事件发生的时间：“从六四年十月份起，把这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经过艰苦奋斗创造出来的三面红旗一面一面地都砍倒啦。” 陈永贵的举动很突兀，攻击地委的味道也很浓，地委常委们便看着他，陈永贵觉得那神情透着不满。“我还看不出来！”陈永贵后来回忆说，“他们注意我，我也瞅他们，好像是说我出了外省外专啦，没有一点礼貌啦，也就是骄傲自满到极点啦。那有什么了不起，你无非再给陈永贵记上一笔老账，那还怎么了！”B15 过了一会儿会议休息。陈永贵见那五位常委和几位县委书记凑在一块议论着什么。他刚才冒了一回，便觉得众人都在议论自己，干脆就走过去，把话题扯到了十月事件上，“你们每天也不知道干什么哩。”陈永贵说：“你们说张怀英坐在文水反大寨，我和张怀英在一起工作二十多年，就不知道张怀英反大寨，你们怎么就知道张怀英反大寨？”B16 地委的一位领导不想和他争执，劝道：“永贵，你不了解情况，回去了你到地委寻王书记扯扯，你就清楚了。” 陈永贵积聚了许多不满，这时候，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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