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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下中农同志们！毛主席号召你们，党中央号召你们，希望你们认真地抓革命、促生产，动员一切力量，立即为做好春耕生产而积极工作。党中央相信，农村人民公社各级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过错误的干部也应该努力在春耕中将功补过。只要这样做，贫下中农就应该谅解他们，支持他们工作。” 这段语气急迫，散发着农业大国特有的焦虑和担忧的文字摘自中共中央致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公开信。这段话作为黑压压的通栏标题浩浩荡荡地登在1967年2月22日的《人民日报》上。当时，春耕在即，而城里的造反夺权风潮在中央的鼓励下波及农村，中国农村大乱。 一天，当了昔阳县革委会主任的陈永贵坐着吉普车追赶一伙红卫兵。他想把这伙到处煽风点火的学生赶出昔阳，他甚至准备动武。别人不敢惹红卫兵，陈永贵敢。 被追赶的是一些自称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的城里来的学生。他们摹仿着老一辈革命家不避艰险地狂热工作，因此也显得能量极大。1967年上半年，昔阳的大队书记被打倒了多一半，各个村庄群龙无首，你打我斗，种种积怨一齐拥了上来，春耕生产受到巨大威胁。于是陈永贵就动员煽风点火的红卫兵小将们回校闹革命，换句话说，别在昔阳添乱捣乱。实在没有盘缠走不了的，县里给掏。 有一伙红卫兵软硬不吃，铁了心非要在昔阳闹个星火燎原。陈永贵火了，听说这些人正在井沟大队闹，就带上人从大寨赶到井沟。井沟的一位姓赵的大队干部是陈永贵的过继女儿的生父。这位老赵一向佩服陈永贵，曾听说老陈的老伴想领养个女儿，就跟陈永贵说：“老陈，我有好几个女儿，给你一个，咱也攀个亲。”如今这位亲戚也被打倒了，挨了斗。 陈永贵带人追到井沟，得知红卫兵已经跑到留庄闹去了，便又赶到留庄，又追到沾尚，最后在王寨追上了那些红卫兵。这些人果然能闹腾，正在王寨火上浇油地揪斗大队干部，用陈永贵的话说，就是在“捣乱”。B33陈永贵当了半辈子大队干部，最见不得人整大队干部。当下就命人把红卫兵抓住捆了。两位红卫兵不服，挣扎着申辩，陈永贵手下的人也不管三七二十一，老陈下了命令就得执行，把两个革命小将五花大绑押送到省军区处置。B34 处理完此事，陈永贵就要上吉普车回大寨，打开车门刚刚跨进了一条腿，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忽然扑了过来，死死抱住陈永贵的腿，哭道：“我知道你能见到毛主席，请你把我们的情况告诉他老人家，不能这样对待咱贫下中农，这样对待干部。”B35 原来这位老太太的侄子是这个大队的干部，被夺了权，挨了斗，还游了街。这还不算，老太太一家老小也跟着受了牵连，不许参加会议，被说成是保皇派，大喇叭里天天指名道姓地骂。老太太哭诉道：“你能见了毛主席，你给我们代问毛主席，这一个人犯错，这全家亲戚朋友都受连带？”B36 陈永贵本能地感到这个问题非同小可。他太了解大队干部了。这伙人一年到头吆三喝四，没有不得罪人的。上边号召打倒肯定就有人响应，而且必定将家族纠纷连带进去。这么闹下去可就要天昏地暗了。而且农村聚族而居，一旦出了人命，冤仇一结就是几代，不知哪辈子才能有个了结。 陈永贵干脆就下了车，在王寨住下不走了。他把当地的造反派头头召来，以他惯用的提问方式狠狠训了他们一通。你们为什么不能正确对待干部？一个大队干部算个甚走资派？春天他是红人，夏天他是忙人，秋天是穷人，冬天是罪人，他算甚走资派？站着吃饭立着尿，黑夜睡不上安稳觉，什么走资派？给我把人放了！ 昔阳县里没人敢顶撞陈永贵，当下就把关押起来的“走资派”们放了。放了人，陈永贵还不罢休，他还要求贫下中农们支持干部继续革命，换句话说就是继续当干部，有错误检查改正就可以了。 当时举国上下揪斗当权派斗得正红火，刘少奇受到公开批判，邓小平和陶铸等人也纷纷落马。农民们虽然不知政局的内幕，也听得出陈永贵让他们支持干部不太对劲。一位贫下中农小心地问道：“这样做惹不下祸吧？” 陈永贵道：“惹不下。” 贫下中农还不放心，又问：“哪戴上保皇帽子怎么办？” 陈永贵笑道：“冬天很冷，戴上去暖和。” 笑过之后，陈永贵明白他碰到了一个自己绝对无权做主的问题。彻底制止农村基层夺权是一个全国性的大决策，非得由中央发话不可。于是陈永贵再次拿出惯用手段来，向中央领导人反映情况，给中央写信，要求保护农村基层干部。他找了一位记者。请记者代笔，陈永贵口授。他洋洋洒洒地谈了对农村搞文化大革命的五条意见。从十月事件说到两条路线斗争，说到夺权，又从红卫兵串连说到大队干部挨斗，说到那位抱住他的腿不放的老太太，最后又说到革委会的作用，说到斗私批修。说来说去，只有一句话是核心：“绝对不能把矛头对准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对准自己人。”陈永贵要依靠这些人来领导运动，组织生产。他把这叫做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 尽管说得很得体，如果一上来就谈保护干部，未免显得保守了些。陈永贵巧妙地先谈大批大斗，他说运动必须对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他们伸向各省、地、县的一小撮黑爪牙。他说，打击农村的广大基层干部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干的，十月事件整了我们200多干部，四清的桃园经验逼死了我们40多人，昔阳苦大仇深。再由此引出他想说的根本意见；保护和依靠广大干部。 说完保护干部他又想名正言顺地赶走红卫兵。陈永贵把这个意思反过来说，叫做“农村文化大革命必须依靠贫下中农，组织以贫下中农为主体的农村文化革命大军，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有了“自己教育自己”，自然就没有城里的那些红卫兵插手的份了。至于农村中的小学教员这类的知识分子串连夺权，陈永贵说：“要组织贫下中农顶住。” 在谈到这个反对城市红卫兵介入农村的要点之前，陈永贵先在第三条的位置上插了一个正面的主张，即：“已成立革委会的地方，农村文革必须由县、社两级直接领导。”在昔阳，这就意味着陈永贵直接领导。 在最后一条，也就是第五条里，陈永贵建议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斗私批修，使大队干部好好工作。他在这一条里又为自己未来的事业铺平了道路。陈永贵就是靠斗私批修和农田基建这两条把大寨搞红火的。 这样的五条意见，既挡住了城里的红卫兵，又镇住了村里的造反派，既可以仰攻“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爪牙”，又可以稳坐革委会的江山干一番事业，陈永贵似乎是从自己的切身利益出发，开了一份他掌权之后稳定和发展所需条件的清单，而中共中央居然就批转了。 1967年11月7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批转“陈永贵同志谈农村的文化大革命”一文，批文写道：“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省军区：陈永贵同志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谈话，具体地揭露了中国最大的走资派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山西晋中地区犯下的滔天罪行。所提出五条意见也是正确的，供同类情况的地方参考。此件可以发到生产大队。” 这是中发1967年339号文件。尽管这一年的中央文件多得邪乎，一个农民的一个讲话竟成了一份中央文件也该算极难得了。 陈永贵的谈话被作为中央文件批转全国之后，各地被折腾得焦头烂额的大队书记们真是不胜感激。陈永贵后来回忆说：“批转下去，每天来信就根本没法看，不定有多少感谢的。”B37这一回，他名符其实地当了中国数百万农村大队干部在政治上的代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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