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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庄大队离大寨不过三里，土地肥沃，人均亩数也比大寨多，可是产量却不如大寨。更严重的是，留庄从来也不去大寨参观学习，他们热衷于搞副业，大马车整天在外边转悠着捞现钱。陈永贵当了昔阳县革委会主任之后，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解剖麻雀”，细细研究之下，发现了留庄大队的领导班子里存在着激烈的“阶级斗争”。 留庄的大队书记与一位妇女的关系不正常，这位妇女恰恰又曾经是一位外号叫小秀才的富农的小老婆，于是共产党的大队书记就与阶级敌人发生了说不清楚的关系。尽管小秀才本人已经在20年前的土改斗争中被打死了，但是这并不要紧，陈永贵提出了一个很有启发性的问题让各村的干部们讨论：“小秀才死了20年，为什么还没有被打倒？”他很喜欢这个问题，几次亲临会场主持大家讨论。 是啊，为什么？大队干部们津津有味地讨论起来。离大寨三里却不学大寨，这不是小秀才做怪？马车出去捞钱搞副业，这不是小秀才做怪？粮食产量上不去，山河依旧面貌未改，这不是小秀才做怪？小秀才死了20年仍然不倒哩！为什么？大队书记被阶级敌人拉下水哩！丧失阶级立场哩！ 如此生动的讨论进行了多次，并且以此为例类比其它，又发现了8位同样存在着立场问题的大队书记。黄岩大队的支书也被拉下水，不抓阶级斗争，致使村里偷盗成风，一个秋天社员上地烧吃嫩玉米达两万多斤。 1967年11月，陈永贵给中央提的五条建议作为中央文件下发后，昔阳境内瘫痪了的基层党组织迅速恢复，全县的局势很快就稳定下来了。这时，陈永贵反而向各村的领导班子开刀了。与各村自发的造反夺权不同的是，这回由陈永贵主刀，专切那些妨碍学大寨的人。据后来纪登奎概括总结，这些人共有五种。留庄大队书记只是其中“被阶级敌人拉下水”的那一种。 昔阳的“五种人”中最有名的就是当年比陈永贵还显赫的刀把口大队支书张老太。这位1941年入党的“太行区一等劳动英雄”代表了昔阳为数众多的“民主派”。陈永贵说他的这位老熟人“入党早，资格老，白天干，黑天跑，开口想当年，闭口打土豪，没有功劳有苦劳”。说他至今还记着太行区开劳模会的话：“组织互助，发家致富”，没有什么社会主义思想。陈永贵说：“让这种人掌权，根本学不起大寨来，必须进行更换。B38 张老太对学大寨确实不太感兴趣。五十年代，他与白羊峪的王殿俊、大寨的陈永贵，并称“昔阳三支花”，张老太的排名还是在前的。他靠山区牧业起家，当了大队书记后仍然坚持以牧为主，养羊养牛养驴养马，也把村里闹得挺火爆。大寨人在改天换地，他却带人贩卖牲口。 陈永贵对这位老资格有看法。正巧，浙江的一位女知青在刀把口插队，因入党问题与控制了刀把口村要职的张家冲突起来，告状告到了中组部，说张老太不学大寨搞资本主义。中组部把这封告状信转到昔阳，陈永贵高度重视，立刻派工作组进驻刀把口。这位张老太也算祸不单行，这边工作组进村，那边贩毛驴让河北省扣住了，打开了官司。人家学大寨你竟敢到河北搞投机倒把？工作组组长的脾气挺冲，立即组织了批判会，批斗揭发张老太，口诛笔伐之外还动了拳脚。后来，当时的县核心小组组长李韩锁见火候太猛，怕逼死了人，就换了位以老好人著称的粮食局局长去当工作组长，张老太因此保住了一条命。但是，经昔阳一批判，陈永贵又在全国性会议上一点名，这位得到过毛泽东亲手赠送的特制信封的劳动英雄终于也没能再次抬起头来。他的一个儿子把他接到太原郊区住下，1976年1月，张老太戴着走资派、民主派和反大寨的三顶帽子病死。他原来当大队干部的儿子也患癌症去世，剩下孤儿寡母也举家迁往太原郊区。 后来非常出名的南垴大队，原来的党支部书记叫赵忠武。赵忠武为人老实，能吃苦。文革前，村里有人偷偷杀了一只猪，装在棺材里拉到阳泉去卖。这显然是在集体经济之外的另一种经济。党支部书记赵忠武帮着人家杀了猪，还吃了人家的猪下水，显然就是纵容人家走资本主义道路，在整五种人的运动中，赵忠武被打成走资派。 昔阳是个穷地方，文革前虽然也没有少发学大寨的通知和文件，老百姓还是普遍瞄着来钱的几条最现实的门路，瞄着有一座大煤矿的阳泉市。各大队重视的还是运输业、劳务输出和各种副业。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不抓副业，单靠昔阳那些秃山打粮食，在统购政策的盘剥之下又能赚到什么钱？在这种条件下，各大队的书记们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像张老太那样对大寨死抠土地和粮食的路子不感兴趣的人自然不在少数。陈永贵心里明白大寨在昔阳的实际地位，因此文革前除了大寨公社的几个村外几乎就没有去过别的公社大队。“难道我不想去？”陈永贵1968年对他的昔阳部下说，“我想去。想去为什么又不去呢？我去没有好处。去，我就要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大寨精神，走资派反对你哩。”B39 陈永贵夺权掌权之后，立即利用手中的权力频频发出学大寨的各种决定、倡议和通知。在他当选革命委员会主任的那次大会上，通过了“《将昔阳县改名为大寨县的倡议》，同时还做出决定：在大寨开办一个长期性的学大寨实习训练班，轮训全县四级干部，并且在大寨建立一个大寨经验报道站，将大寨每一天的政治活动、生产活动，通过有线广播、小报等宣传工具向全县进行报道，使全县各社队的工作能够天天紧跟大寨，使大寨经验能够对全县工作起到指导作用。 不久之后，以陈永贵为首的昔阳县领导集团更明确地提出了一个奋斗目标：在三、五年内把昔阳建成大寨县。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自1967年冬开始，昔阳县408个基层党支部在陈永贵的主持下开始了大清洗。三年内，全县共撤换不想学大寨或不能学大寨的党支部书记127人，占支部书记总数的31%。其中，以张老太为代表的“民主派”62人；以南思贤大队书记为代表的没能力没胆量学大寨的老好人书记32人；以武家坪大队书记为代表的热心搞副业的“走资派”书记21人，以留庄大队书记为代表的被阶级敌人拉下水的书记8人；以西固壁大队书记为代表的“混入党内掌了权的坏人”4人。对所有这些人，所有的408个基层党支部和支部书记，陈永贵和他的同事们都一个一个地进行了具体的分析研究，真拿出了绝不放过一个的狠劲。 1970年，北方农业会议在昔阳召开。陈永贵在会上介绍了整“五种人”的经验。随后，整“五种人”便作为建设大寨县的重要手段之一在全国农村推开，大小也成了一场运动。 有了整“五种人”的威胁，昔阳408位基层党支部书记中没有被清洗的281位便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各公社的党委书记则更直接地感到了前拉、后推、旁边抽打的威力。每年冬天腊月二十三，社员歇工了，党员干部就开始整党，人人过关。陈永贵把关极严，他要求回答的都是硬问题：参加劳动的天数、粮食产量、工程。就这么几条硬指标，你讲吧，说说你这个共产党的干部是怎么带领群众学大寨的。 每临整党，有点毛病的干部们便愁得不行。别说撞到陈永贵本人手里，随便哪一层干部也不好糊弄，一个个都铁着脸，似乎成了风气。把关常用的语言是：你自己说吧。你是党员吧？是干部吧？你自己检查检查，这一年干得怎么样？不怎么样？你怎么就不怎么样？人家都干你为什么不干？你挖一挖吧。说不出来？干得出来说不出来？说不出来就慢慢说，时间有得是。反正，你说不清楚就交不了账，一个人整整几天几天星期都不算新鲜。 瓦邱公社和另外三四个公社没有上农田基本建设工程，书记们便被陈永贵召到大寨办学习班。陈永贵咬住一个问题非叫这些公社书记回答不可：“你们那里为什么不上工程？” “为什么不上工程？”瓦邱公社的书记满脸痛苦地想。怎么回答才能交账？下边不愿意干，没有钱，调不动人，几次都说不通。可是这话怎么说？别的公社就没有困难？人家能解决你昨就不能解决？你这个共产党的干部是干什么吃的？ 陈永贵最后把问题浓缩得只剩了几个字：干，还是不干？不干就让位给别人干。瓦邱公社的书记急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干吧，真难，穷公社拿什么调人？那些大队书记是好对付的？不干吧，就算你一点事业心也没有，就算你真不在乎那一官半职，不在乎自己的前程，莫非你还不在乎全县通报？不在乎那顶不学大寨的帽子？不在乎“五种人”的头衔？这位书记急火攻心，居然昏了过去，并且从此就落下了一个晕眩的病根。 等到瓦邱公社的书记立了军令状回到公社，整个就像换了个人。他把各大队的书记们召来，脸阴沉沉地宣布：“我今天不是找你们商量干不干的问题。你们谁不干，上来交待一下。” 说着摊开纸笔。所谓“交待”一下，就是辞职交接工作。大队书记们面面相觑，谁敢上去写我不干？谁敢说我不学大寨我辞职？眼前的这位公社书记今天不听任何解释和分辩，只要你一句话：干，还是不干。结果，瓦邱公社也在干河滩上干开了小平原，造地五六百亩，建成了该公社的粮仓，当地农民至今受益。 从抓“五种人”的实践可以看出，陈永贵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绝不是喊喊大口号、摆摆花架子。在学大寨运动中，这一套做法具有重要的作用，它是贯彻推行大寨模式的强制性手段，是镇慑难免存在的不同意见和不同做法的大棒。学大寨运动发展到文革时期，便越来越多地具有了强制色彩，越来越多地强调了大棒和权威的作用，尽管这并不排斥原有的胡罗卜式的榜样作用。大概这一点就是陈永贵反复讲过的“大批促大干”所包含的一部分道理。不过，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理论被否定之后，当大批判失去依据，大棒也因而失去威慑力之后，学大寨运动又会怎么样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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