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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初期的一天，大寨的大队长贾承让带着一拨社员下地干活。打歇的时候，几位年轻社员把镢头往地下一扔，大叫了一声累，便一屁股坐在地上。几位小伙子这个说累，那个说渴，贾承让听了笑道：“累了坐沙发，渴了喝汽水嘛！” 类似的场面本是极寻常的，陈永贵却从中发现了关乎路线的大问题。他抓住这件事专门组织了一次社员会。 在那间挂着毛主席像，墙上贴了七八张毛主席语录的会议室里，胸前戴了个毛主席大像章的陈永贵问面前的社员们：“为什么过去冰天雪地，三战狼窝掌，大家把苦变甜？现在干一般农活就觉得苦？觉得累？为什么有的人见了歪风邪气不批评？”他让大家联系实际斗私批修。于是积极分子们就纷纷发言，联系实际斗私批修。 陈永贵是这样斗私批修的，他把叫苦叫累与私心和修正主义联系了起来：“我们建设虎头山，为的是解放全人类，”他说，“我们多做出一分成绩，就对世界革命多一分贡献。心里想革命，越干越有劲，成绩再大不自满，担子再重不觉重，工作再苦也觉甜，心里想自己，冷不得，热不得，就会沿着修正主义的道路滑下去。”B40 在千千万万参观者的眼里，在大批记者的笔下，大寨的农民们整天埋头干活，吃粗粮，流大汗，不怕苦，不怕累，俨然是一心为工劳动的共产主义新人的化身。这就是斗私批修逼出来的。陈永贵说：“有人说，大寨社员思想好，觉悟高，思想斗争不太尖锐了。这话也说的不对。思想，思想，每天在想。每天在想，不是想公，就是想私。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公私斗争越激烈。改造世界观是长期任务。大寨社员思想好，是破私立公斗出来的，如果放弃了斗争，私字就会占了上风，好思想还会变成坏思想。” 陈永贵为了战胜大寨社员头脑里的私字，创造出一心为公的新农民，确实付出了巨大努力，费尽了心机。 六十年代初，闹洪灾之前，大寨社员还没有住进“大寨楼”，各家各户还有自家的厕所，自家的猪圈和自留地，“私字”还有自己的大本营。那时候，大队需要肥料了，陈永贵得在头天晚上召集支委会秘密决定第二天掏茅厕。次日一早，社员全体集合，陈永贵宣布今天要掏厕所，于是全体出动，分片掏走，颇像是一场突袭。为什么呢？陈永贵解释说：“头一天晚上不敢宣布。如果一宣布，有些社员连夜就把好茅粪担到自留地里去，再掺入黄粘土充好的。猪圈也如此，把真猪粪担到自留地，掺上黑土给生产队。”B41 1963年一场大洪水，地刮了，房倒了，自留地自留树连同厕所猪圈统统冲了个精光。陈永贵心中暗喜。“这一下，人心也齐了，”陈永贵后来说，“我想这回不搞自留地了，要不然矛盾又来了。于是，我们在搞了集体地以后，就搞集体房，……房前屋后的自留地、自留树没有了。修了集体房，盖了集体厕所，也就无法在肥上掺假了，肥料评定的等级公不公的矛盾也解决了，因为都混在一起了，一律二毛钱一担。”B42 可是大寨社员私心不死。有一位日子过得比较宽绰的社员向陈永贵抗议道：“俺们生活好，吃得好，茅粪质量高，多作价才合理。”与他同样认为自己的“茅粪质量高”的社员也附合说，一律两毛钱一担不合理。于是陈永贵就开始糊弄这些人，尽量往复杂了说。“你吃得好，茅粪质量好，这不假，”陈永贵说，“吃得差的人家吃得多，茅粪也多，都屙在一块，又该怎么算？”茅粪质量高的社员一听，老陈说得也在理，确实没法算。这时就有人建议干脆别算了，反正一人一份，全归集体，全上到地里，打下粮食来人人有份，何必再作价算钱？陈永贵说好，咱们趁热打铁，不再算钱了。如此就攻下了一块“私”的阵地。 攻克自留地也是天随人愿。1963年的大水刮走了自留地，陈永贵心里挺高兴。他后来谈到当时的心情时说：“关于自留地，我早就想取消它了，但这是六十条政策的规定，不能乱来呀。现在有人要用政策来整我们，我们就说，这是老天爷干的，也不是我们干的。” 冲掉自留地的责任可以推到老天爷头上，可是地修好之后，划不划出自留地来就要由人来决定了。陈永贵深谋远虑，早为这一天做了准备。他派了种了许多菜和烟叶，收获之后，蔬菜以一分钱一斤的价格分给社员，烟叶以五分钱一斤的低价分给烟民。粮食也是吃多少报多少，按需分配。自留地无非是种烟种菜种粮，如今烟也有了，菜也有了，粮也管够吃，还要自留地么？ 陈永贵发动党员讨论要不要自留地的问题，然后又发动积极分子讨论。他事先在这些人当中做好了工作，获得了不要自留地的支持者，又安排好让这些人在会上发言，最后就胸有成竹地把这个问题摆到了社员大会上。 “大家说说吧，讨论讨论，划不划自留地。”陈永贵宣布道。 出乎陈永贵的预料，一位事先并没有安排下的普通社员首先发言了。他故作生气地质问陈永贵：“自留地已经让大水冲了，修了集体地，你还让我们讨论自留地问题，又想出什么花样？”另一位社员也透着亲切地给陈永贵扣了一顶帽子：“你们到底要把我们往哪条道路上引？想的是自留地、盼的是自留地、靠的是自留地，哪还有时间去想集体地？”众人也七嘴八舌地都说自留地不好，说自留地的庄稼比日本鬼子穿的黄军装还要黄，等等。 陈永贵就喜欢听这样的“批评”。“我听了这一批评，心里可高兴呢，”他后来回忆说，“于是，我们就问大家怎么办？”陈永贵一问，大家便纷纷嚷：“取消！”陈永贵又问：“取消，政策规定怎么办？”众人便喊自愿。自愿不要还怎么办？谁想要谁就要，不想要就不要。 散会后，陈永贵一调查，全大队只有五户说要，而且还是女的说要，男的说不要，陈永贵说这不能算五户，算两户半吧。他又问这“两户半”由谁来种自留地。男的说，我不种，谁要谁去种。女的说：“你不去种，那我也不要了。”于是自留地这块私心的阵地便被拿下来了。 按照陈永贵的逻辑推演，取消自留地显然是合理的。自留地在全国范围内冲击了集体经济，使得农民有了一块多劳肯定可以多得的地方，一块别人无法搭自己的便车，无法占自己的便宜的地方。于是，这块小小的地方吸纳了中国农民巨量的心血和汗水，吸纳量大到了与耕地总量的百分之五远远不成比例的程度。一心要把集体经济搞好人们，自然要把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之类的东西当成对头。这是博弈双方杀急了眼，很容易逼出来的违规动作。陈永贵拼出犯错误消灭了这个对头，他比毛泽东在《六十条》中正式规定的农村政策还要左得多，激进得多。周恩来也认为陈永贵走得太远。1971年11月15日，周恩来曾对美国朋友韩丁说：“大寨是有缺点的，……先公后私就不错了，哪有大公无私？没有私哪来公？没有小哪来大？没有上哪来下？”他对韩丁说：“自留地还是要有，农民总还要补充，自由市场还是要的，肩挑贸易、小商小贩还是要的。”（注：参见冯东书：《“文盲宰相”陈永贵》第19页）但是陈永贵坚持自己的做法，后来还总想着把这项违规动作合法化，作为正规政策推向全国，只不过屡次受挫。这是后话。 大寨的最具全国影响的破私立公手段当数“一心为公劳动、自报公议工分。”常言说：“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陈永贵想从根本上破私立公。 1963年以前，大寨的劳动管理以包工制为主，有“三包一奖四固定”等一套定额管理办法。这套包工、包产、包投资、超产奖、减产罚的办法很有效，但是也有限。陈永贵曾讲过一个故事来说明这种包工制的弊病。 有一天一位年轻的社员在虎头山上深刨玉米，有棵玉米的根部正好有块石头。他用镢头一勾，勾开了石头刨了玉米根下的土，石头仍在地里撂着。旁边的一位老社员看不过去，道：“咋就不顺手甩沟里去？”那位年轻人答道：“你也不看看那石头上号着工分没有？” 陈永贵对这种缺乏责任心，不顾农活需要斤斤计较工分的现象深恶痛绝。“把社员都养成这样的斤斤计较，还怎能跟自然界斗争呀？”他说。他很想纠一纠这种弊病，很想揪住几个偷奸耍滑的整一整。他把这叫“逮典型”。就是看准思想落后，技术不高，好偷懒，就专门去细细地检查他干的活，挑出毛病来在会上臭训一顿，罚他的工分，让他回去返工。结果呢，陈永贵说，质量还是提不高。比如深刨土地，规定刨八寸深，你也不能把人家刨的每一镢头都扒开量一量够不够八寸。怎么办？农活就是如此复杂而模糊，给监督管理造成了难以克服的困难。最理想的境界，就是劳动者本人具备高度的责任心，在集体的土地上劳动就像在自己家的土地上劳动一样。于是陈永贵就从这个责任心下手，他要改造人心，他评工分要评责任心。 1963年洪灾之后，大寨出现了一个空前的忘我劳动的热潮，社员们不分男女老少，不管黑天白日，也不问工分多少，你追究我赶地投入到重建家园的劳动里。一位名叫赵小货的农民，过去以私心大著称，给队里放羊时自己割条编筐搞副业，愣把羊放死了好几只。赶马车为大队从外单位拉铁棍，趁人不备多拉回来好几根。出去买耕牛，把别人在山上放的牛也赶了回来。就是这样一位很会给自己算计的车把式，在1963年的劳动热潮中，主动由一天拉五趟石头增加到拉九趟，由一车拉12块增加到24块。一天马车惊了，赵小货为保护集体财产从车上摔下来被马车压死了。大队为他开了隆重的追悼会，党支部还追认他为共产党员。 借这种高扬精神力量，忽视物质报酬的难得时机，陈永贵彻底取消了大寨的定额管理制度，建立了“标兵工分、自报公议”的评工记分法。这就是在一拨人里评一个标兵，以他的劳动态度、劳动质量和数量为标准，譬如是十分，大家将自己与标兵比较，掂量着报自己的工分，再由众人来评议。工分每干一阶段农活评一次，评的时候，自己报少了众人乐得往上加，落个人情，自己报多了陈永贵或其他干部就请他挨着标兵干几天，比比自己是不是够。“我们欢迎你多报”，陈永贵在介绍经验时说，“多劳多得嘛！还能限制你多劳动？你想多得工分，你就得跟着标兵一起劳动。你不多劳动想多得工分不行。我们还有办法，办法就是每天他干什么，你也必须干什么。这样干了一段，效果不错。什么效果呢？就是投机取巧的，少劳多报的由标兵拉他。能不能干同样的活？他确实干不了。有的干上一天就说，我认输了吧！再也不捣乱了。”B43 这套后来被嘲笑为“大概工”的办法显然比定额包工模糊多了，也更强调了众人对某个具体人的印象，更强调了总体的劳动态度和质量数量。这套办法捎带着还造成了一个好处，就是把干部从监工验收的角色中解放出来，干部们也要下地和社员一起干活了。 陈永贵创造出这套办法之后非常得意。第二年，晋中地区开先进单位代表会，陈永贵就想在会上宣传他的这套劳动管理办法。一位地委领导人问他：“永贵，你准备发什么言？”陈永贵说：“想发发劳动管理。”这位领导听说过这种办法，他把它称为“神仙一把抓”。他觉得这里忽视了按劳分配的原则，便拉着官腔问道：“可发呀不可发？”陈永贵说：“你们考虑吧。” 晋中地委怕这套模糊的办法冲了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定额管理制度，最后决定不让陈永贵在大会上讲。陈永贵老大不高兴，心想你一个晋中的代表会才两千来人，我大寨每天都有上千的参观者，你不让我发言我回去发！看谁的影响大！于是陈永贵得空便对人宣传他发明的这套办法。 陈永贵的发明传到了以党内大秀才、大笔杆子著称的陈伯达的耳朵里。陈伯达给毛泽东当过大秘书，深知毛泽东很欣赏这套突出思想、突出政治的评工记分办法。1966年3月2日，陈伯达向人们推荐说，我没有去过大寨，但我听说大寨有一种简单的办法，我建议你们到大寨去学习。他说：“大寨找到了适合中国农村情况的新办法，是中国农民土生土长的创造性新经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大寨的办法真正体现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对农业发展有好处，对消灭农村的贫富差别有好处。大寨的干部不用群众养活，以普通劳动者的面目出现，能够充分地调动社员的劳动积极性，是世界最好的办法，有普遍国际意义。”他赞扬了“大寨评工，主要评劳动态度”，同时还建议用“标准工分”取代“标兵工分”。陈永贵很快就采纳了陈伯达的建议，把“标兵工分、自报公议”改为“标准工分、自报公议。” 经陈伯达一鼓吹，大寨的劳动管理制度就成了中国农村乃至全世界都应该效法的楷模。1966年3月22日，陈伯达推荐大寨评工记分法的20天之后，《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大块文章，题目是：《突出政治的生动一课——陈永贵谈大寨大队在劳动管理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经验》。专为陈永贵的这篇讲话加的编者按指出：“集体经济的各种制度(包括报酬制度)和办法，必须有利于改变人们的自私心理，有利于发挥集体主义思想。” “文化大革命”的红色风浪大大推动了大寨的报酬制度的普及。1967年9月和1968年1月，农业部两次在大寨召开全国性的学大寨劳动管理现场会。这时陈永贵已经把“标准工分、自报公议”改得更红，更强调人的道德水准，叫做“一心为公劳动，自报公议工分”。来自全国各地的领导干部都是很识货的内行，听了介绍，便一致认为大寨用政治挂帅搞劳动管理，突出了一个“公”字，有利于树立为公劳动、为革命种田的世界观。会议纪要以“一心为公劳动，自报公议工分”为主题发往全国，从此，全中国的农民便抛开工分挂帅物质刺激的原则，随着陈永贵和大寨一起踏上了“改变人们的自私心理”，创造一个新人新世界的征途。 在昔阳境内，陈永贵掌权之后，立即开始奋力清除“私字”的各种阵地。 1967年3月30日，昔阳县革命委员会尚未成立，以陈永贵为首的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和中共昔阳县核心小组就发出了《关于在全县推广大寨劳动管理经验的通知》。 陈永贵就任县革委会主任的第二年，大寨公社收回了自留地。 陈永贵掌权的第三年，昔阳全县除巴州公社外，基本取消了社员的自留地。 陈永贵掌权的第四年，也就是昔阳宣布建成大寨县的1970年，昔阳全县彻底取消了社员的自留地。同年，全县关闭了所有农村集市贸易点，除了国营商业之外的一切商品交换活动一概以资本主义自发倾向论处。 破私还要立公。在陈永贵刚刚掌握县级权力的时候，昔阳的社会主义阵地确实乏善可陈。农民有怪话道：“学大寨，好是好，就是肚子吃不饱”。陈永贵派人调查情况，发现全县社员欠集体储备粮二千万斤，人均一百斤。欠债的比例高达两个８０％——８０％的生产大队中８０％的社员都背着债。 １９６８年春播之后，陈永贵召开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学大寨会议。全县各公社、大队和生产队干部，还有一些贫下中农代表，数千人云集大寨。陈永贵在大寨场院的主席台上扯着嗓子说：“过去年年说丰收，社员年年欠集体的粮，吃不饱肚子。这是给社会主义败兴。这不是群众欠集体的，是领导欠大家的。他们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没有把生产搞好。”也就是说，以前的不好，不是社会主义不好，是前任的修正主义错误路线不好。陈永贵宣布：“今年大家好好干，丰收了，把这笔债免了。”贫下中农代表和基层干部听了大喜，热烈鼓掌。县里的干部听了大眼瞪小眼，都觉得老陈胆大包天。国家的粮食正紧，二千万斤的集体财产又不是他家的东西，说不要就不要了，谁给他的权力？谁有这么大的权力？ １９６８年果然获得了大丰收。到了分配粮食的时候，陈永贵正在北京，县领导讨论如何兑现老陈的诺言。有人提出免债要讲阶级路线，贫下中农全免，中农免一半，地主富农不免。打电话问老陈，陈永贵说：“你们看上去是在贯彻阶级路线，阶级路线不是这样贯彻。社会主义要人人吃饱饭，人人有事干。战犯还要给饭吃。你们开大会宣布，统统免。” 陈永贵的这个决定在昔阳各公社，各大队的大会上宣布了，十几万人身上的沉重债务甩掉了，老百姓的感激难于言表。吃不饱饭的人能特别深切地体会到这一大笔粮食意味着什么。在宣布决定的大会上就有人自发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万岁”。陈永贵试图巩固社会主义阵地，显然大有成绩。 陈永贵后来曾对新华社记者冯东书讲过这么做的道理。他说，他免掉的实际上指使一个空数目字，得到的是大家的生产积极性。免去一个没有用的数目字，有了群众的积极性，这有什么不对呢？这就是说，即使纯粹算经济帐，社会主义集体也没有吃亏。（注：陈永贵免粮之事，参见冯东书《“文盲宰相”陈永贵》第９１页） 在扩大“公字”并攻占“私字”的有形阵地的同时，陈永贵在昔阳境内发起了“两种世界观大辩论”。1967年6月5日，陈永贵在昔阳县学大寨赶大寨四级干部现场会上讲话，要求全县大搞斗私批修，实现思想革命化。“什么叫思想革命化？”陈永贵自问自答道，“思想革命化，就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了自己的头脑啦，那么不可能有什么自私自利呀，私心杂念呀，个人主义呀。”这类强调大公无私，反对个人主义的道德劝诫是长期贯穿于陈永贵的讲话的一个重要话题，也是他长期抓住不放的一项重要活动。 大寨建成大寨楼之后，社员们一般都愿意住在下街，不愿意住上街。大寨楼依山而建，上街就是楼上，社员们怕水上不去楼，担心挑水太远，又觉得住楼上不习惯，便争抢下街。陈永贵立刻抓住这种反映了私心的现象进行斗争。他说：“这又是作为斗私批修的一个问题，抓住不放松啦。这就是活思想嘛。就地取材，取不完的材，抓不完的活东西。这就抓住了，抓住就不放松啦，一直斗私批修。斗，斗，斗，一直斗，那可斗深了，越斗越深。” 社员争住处、青年人戴手表、年轻干部争外出参观的机会、社员干活叫苦叫累，这些都是斗私批修的大题目。就连贾进才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党员也斗私，他检讨说：“毛主席让我们在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文化上也要翻身。我没有抓紧时间学文化，总认为自己老了，一天劳动累了，懒得学。这是我对党最大的不忠实，也是我最大的私。” 七斗八斗之下，大寨人的道德水平和吃苦耐劳的精神看起来是昔阳县各村最好的，其它村里的斗私批修要来得猛烈得多。 三都公社宗峪大队的一位名叫刘金鱼的妇女，借用队里的毛驴给自己家磨面。那毛驴偷吃了刘金鱼的面，她就恨恨地抡着树条抽毛驴，打坏了毛驴的耳朵。队里当天就开会批斗这位私心严重；破坏了集体经济的妇女。在批斗中，干部让刘金鱼和她男人各拿一根树枝互相对着抽打，直打得两口子鲜血淋淋。事后刘金鱼又多次挨斗，刘金鱼觉得没活路了，自杀身亡。B44 有一位党员，一时糊涂偷了队里十几穗玉米，被逮住了。当时在各地农村偷队里几穗玉米实在算不得什么新鲜事，一般也就是罚几天的工分拉倒。可是在昔阳境内，在斗私批修和阶级斗争如火如荼的气氛下，这件事便成了很了不得的大事。私心严重到了挖社会主义墙角的程度，队里连夜组织开会批判。这位党员丢了大脸，觉得再也活不出个人样来了，便跳井自杀。 在苦干实干学大寨的重压之下，社队干部们干不好就无法交账，就无法在昔阳立足。于是全体干部拚命地向社员施以重压。冬天，下地干活讲究的是两头不见太阳。如果有谁晚了，打歇时就可能有地头斗私批修会。一位昔阳农民这样描述那时的标准场面： 队长把来晚的社员叫过来站在中间，念过毛主席语录，便质问道：“你咋就晚了？为什么别人不晚就你晚？你挖挖根子吧，给大伙讲讲。”你还不敢讲怪话，遇到不听话的，蛮横的，大帽子有的是，专政工具也等着。 这一手并不比扣工分罚奖金之类的物质惩罚差，那时候多数人可是真干，真下力气。尽管偷奸耍滑的人也难免有几个。 据统计，自1966年5月至1978年年底，昔阳学大寨12年，造地六万余亩。同期，非正常死亡141人，其中“直接打死2人，上吊62年，投井30人，跳崖6人，跳水库2人，投水池2人，栽水瓮2人，投水窑2人，致病而死14人”。B45尽管这些数字在多大程度上与学大寨运动有关尚存争议，学大寨逼死过人则是公认的。昔阳非正常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年是1968年，大寨模式在昔阳初创的一年。 不能说昔阳农民的苦干精神完全是斗出来的，逼出来的，农民自身完全没有主动的精神和对集体主义道德的自觉追求。陈永贵就指名道姓地表扬过两位与集体经济高度和谐的理想农民。 贫农王柱成，40岁，是皋落公社皋落大队的车把式。赶车拉石头时遇到车翻马亡的危险，为保住集体的四头骡马，他奋不顾身地急刹车，自己摔下车来，一条腿被车轮压成三截，当场疼昏了过去。这位王柱成在医院醒过来，睁开眼的第一句话就是问队里的骡马受伤了没有。 王秦宫大队共产党员王长锁，58岁。打石头建设大寨田，石渣溅起打瞎了他一只眼。王长锁道：“我坏了眼，还有腿，不能打石头还能担。”于是上山割柴熏肥。他干活太拚命，担得太重，而且眼神不好，从坎塄跌下去又摔坏了一条腿。王长锁又说：“我比别人少了眼，少了腿，可是没有少手，还能干！”于是他又喂牲口，兢兢业业，三年中把队里的牲口喂得滚瓜溜圆。据陈永贵说，昔阳县里这样的社员“不是一个两个，而是成千上万”。B46 建设大寨县开始后，昔阳基本上反掉了物质刺激和工分挂帅。在等价交换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是一种新的超经济的约束和激励机制：一方面通过思想道德教育调动起“蕴藏”在农民心中的“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鼓励你，表扬你，给予你较高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另一方面，如果你不好好干，就用批判会、剥夺社会和政治地位的鞭子抽打你，形成一种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的气候。 这套超经济的奖惩机制体现为大大小小的斗私批修会，每年一次的群英会，年年躲不过的整党整风和整各种不利于学大寨的东西的五花八门的运动。这套奖惩制度瞄准的是人的自尊的、荣誉感、安全感和归属感。它们在昔阳的有效性再次证明劳动者不是简单的只能对物质刺激做出反应的经济动物。这一点正是毛泽东主席主张的，利用政治思想工作推动经济发展的独战略的基本依据之一，即：“人是有一点精神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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