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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贵的家庭挺复杂。他的原配夫人李虎妮1965年因癌症去世，留下一个儿子陈明珠，一个养女陈明花。那一阵昔阳县委的领导人热心帮助陈永贵找对象，当时陈永贵已经出名，县里想帮他找一个有点文化的中年妇女干部，好帮他看看文件，整理整理材料。但没人愿意。于是，因十月事件而被调到原平县当公社书记的王金籽把自己离了婚的嫂子宋玉林介绍给了陈永贵。宋玉林是个没有文化的农村妇女，不过人长得很漂亮。1966年，50出头的陈永贵与比他小十多岁的宋玉林结婚，又生了小儿子陈明亮。再加上宋玉林带过来的与前夫生的儿子陈明善，一家五口就有五种不同的血缘。 陈永贵脾气不好，砸东西摔碗是寻常事，但他不打孩子，在家里也不摆大男人的架子，家务事能做的便做。他到北京后发现北京人两口子互相帮着做饭，回到大寨就大力提倡。 陈永贵在社员大会上连笑带骂地训大寨的男人：“妇女早上给你做了饭，叠了被，刷了碗，你就端了碗吃了下地？人家也下地么，你他妈的就什么也不管？老婆做饭你就不会剥颗葱？你男人就一点家务不做？做饭、洗衣裳，都是妇女的事？男女平等哩！” 陈永贵下令道：“男人以后都帮妇女做饭！不行，他妈的你吃完饭就炕上躺着去了？不行！从明天开始，男人回家帮老婆做饭！不做饭不给记工分！你吃完了躺坑上，妇女还给你刷碗，晚上还让你××？凭什么你坐坑上老婆就该给你端过来吃？侍候你男人？什么叫男女同工同酬？就是这！” 经陈永贵这一通笑骂，大寨的男人居然就干开了家务，而且风气至今尚存，在当地独树一帜。 如果陈永贵见着谁家打孩子，他非闯进去干涉不可。“你为甚打孩子哩？”陈永贵板着脸问，“什么事啦要打？孩子不懂事？你懂事？你大人还不懂事哪，孩子还能懂事了？不许打啦！有话说么。” 陈永贵有一次暴跳如雷，也按捺不住要打孩子。那是1972年陈永贵大儿子陈明珠嫌弃前妻，与一位有夫之妇私通，被陈永贵知道了。陈明珠的前妻花妮是大寨供销社的售货员，经梁便良介绍，由陈永贵做主，已经嫁过来十余年，在家里很是恭谨。陈永贵不能容忍儿子干不仁不义的事，让人叫来了陈明珠要管教管教。数语不和，陈永贵火冒三丈，又骂又跳，把暖瓶摔了个粉碎，扑上去要打。李韩锁叫来一群人劝解，拉的拉劝的劝，有的往外推陈明珠，有的拉住陈永贵请他息怒。陈永贵跳着骂着，大叫：“韩锁！把公安局叫来！抓起他来！关进来！”李韩锁与众人一道苦苦劝解，陈永贵不听，怒骂着非叫公安局的人来。过了一会儿，公安局的人奉命来了，推着陈明珠往外走，陈永贵追出门大叫：“给他关起来！我看你们谁敢放了他！” 公安局的人把陈明珠带到公安局，知道他还没吃晚饭，就给做了一顿饭，让他吃了自己找个地方睡觉。陈明珠当夜吃了五六片安眠药要自杀，半夜被人发现。陈永贵的儿子的性命非同小可，人们赶紧找主持县里工作的李韩锁请示，半夜敲开了他家的门，说陈明珠要自杀。李韩锁问明了死不了，骂道：“让他死去！我不管！” 次日，李韩锁劝陈永贵，说孩儿大了，管不了了，由他去吧。不然将来出了事还要后悔。陈永贵半晌不说话，最后流下两行老泪，叹道：“唉，就是对不起人家花妮！”不久，陈明珠离婚再娶，陈永贵把陈明珠前妻生的两个孩子接到自己家里抚养，直到他们长大成人。 陈永贵到中央工作后很少过问家事。他常从北京往大寨打电话，问庄稼、问工作、问思想，就是不问家，从北京回到来也常常不先进家门，或上地或串门，家里人知道他回了村，却不知他在哪儿。吃饭的时候，陈永贵照例端着大碗走东串西，到支委家转着吃，边吃边聊。吃的仍旧是玉米面做的各种食物，玉米面的（食字旁＋合）（食字旁＋各）和假豆腐。他说这叫土生土长吃土饭，吃在肚里舒服。陈永贵的夫人宋玉林嫌这么吃营养不够，给他弄了些牛油茶和鸡蛋，早上一碗牛油茶，晚上两个鸡蛋。陈永贵就端着这些稀罕物走东串西，走到贾进才和宋立英家，说不定就把鸡蛋分给贾进才一个。端着香喷喷的牛油茶出来就更热闹了，孩子们见了这位有“好吃爷爷”雅号的副总理就围过来叫爷爷，于是陈永贵这个给一口，那个给一口，很少有一人吃完一碗的时候。 宋玉林为此还跟陈永贵变过脸。宋玉林出名出地节俭，剩了面汤也不肯扔，要倒在锅台旁的罐子里，留到下一顿做面疙瘩。她见陈永贵分东西给人吃心疼，发火说：“不是给这个就是给那个，俺这是一片心，你就没有一个人吃完一碗饭的！”陈永贵也不说话，三口两口扒拉完了，把碗一放，说：“我吃饱了。你别管我这事。” 陈永贵节俭，宋玉林过度节俭，走极端的时候竟能把陈永贵带给孩子的衣服和别人送的《毛泽东选集》拿到大寨供销社“代销”。大寨供销社因为宋玉林告状曾挨过陈永贵的训斥，说他们卖的“的卡”是腐蚀大寨人，对副总理夫人当然再不敢怠慢，老老实实地收下付钱。有人看不过，把这事反映给陈永贵。陈永贵能听到这种逆耳之言时已经失了势，他阴沉着脸骂道：“唉，她他妈的就是这么个人！” 宋玉林的前夫王金魁是一个小学校的校长，王金籽的哥哥。1965年因强奸幼女罪被判刑20年，入狱后宋玉林就跟他离了婚。王金籽便给宋玉林介绍了比她大十多岁的陈永贵，宋玉林一口答应下来。她说：“他是个劳模，威望很高，我还有不同意的？我和他离得并不远，他那么大的名气谁不知道？五十年代昔阳就编着一支歌，模范支书人人爱。刚和他走到一起，他待我也很好。”B26陈永贵恐怕也没想到这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能使他的命运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便和宋玉林结了婚。宋玉林婚后很快就入了党，在大寨的地位接近一名大队党支委。大寨大队党支委可是比县委委员、地委委员都厉害得多的身份，喊冤告状的人能见他们一面，得他们一句话，都是极难而又极管用的。 陈永贵当了副总理，一句话就能叫昔阳地动山摇。宋玉林借陈永贵之威，如果出面让县里安排谁谁的工作，县里不敢说一个不字。宋玉林也真背着陈永贵给不少人安排了工作。这些走后门的事，只要陈永贵的亲友出面说话一般都办得成，但是最好别告诉陈永贵。有一次陈永贵的贴身内卫张艮昌想给陈永贵的厨师的家属办农转非，跟当时主持县委工作的李喜慎说了一声。李喜慎见到陈永贵偶然提及此事，反而坏了事。陈永贵不高兴地说：“转什么转？我还是农村户口哩！别搞这特殊化！” 王金籽1974年秋开始主持昔阳县的工作，1976年升任黑龙江省副书记。有一个判了20年刑的哥哥在监狱里，怎么说对仕途也有不良影响。于是王金籽就和宋玉林一起活动为王金魁翻案。这事动静太大，不能不让陈永贵出面说句话。于是他们就活动了一番，做下一些准备，然后告诉陈永贵，说王金魁的案子是冤案，应该重新审查。既然有两个与他关系很近的人喊冤，王金魁关在大牢里于他也不是什么光彩事，陈永贵就表了态，说那就查查吧。他本人也出面找王金魁入狱前的工作单位所在地，杜庄公社的书记和杜庄大队的书记谈了话，说：“王金魁的案子是有出入的。我从来就是救人的，法院要派人下去调查，你们要协同一下。”B27 陈永贵开了口，下边就卖力地干了起来。经过“反复深入的工作”，当年的6位受害人都推翻了从前的证词，昔阳县委常委便据此做出为王金魁平反的决定并上报陈永贵。就这样，一位确实糟蹋过幼女的刑事犯便出狱恢复了工作，并且补发工资1，500元。 这一事件的影响相当恶劣。有人当时就冒着坐牢的危险给中央写信告陈永贵，结果当然是无人理睬。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此事又被翻出来一通张扬，新华社记者还专门写了题为《昔阳县干部群众强烈要求把罪犯王金魁的案再翻过来》的报道。1980年，昔阳县委和县法院认定为王金魁平反错误，决定恢复1965年的原判，再次把案翻了过去。陈永贵听说了，一拍桌子，叹道：“唉，我有口难辩。人说吧，我也没办法。” 陈永贵对家人的抑制显然大于纵容。陈永贵的家属中职位最高的是长子陈明珠，曾经出任昔阳县委宣传部部长，论级别只是正科级。据说这还是当时的县委领导李喜慎一力提拔。告诉陈永贵的时候，陈永贵含混地问：“他能干了这？”李喜慎道：“咋就干不了？锻炼锻炼么。”陈永贵没有再说什么，于是陈明珠就干上了，尽管论才能他远不是一个适当的人选。话又说回来，凭陈永贵当时的地位，提拔一个县委书记或地委书记绝不算难事，而他的家属或在大寨挣工分、或在部队当兵、或在县公安局接电话，或在新华书店售书，说起来都算不上特别令人羡慕的肥缺。 不过陈永贵的家属在昔阳的表现还是给他惹下不少麻烦。且不说因“虎头山下一只虎”的报道而闹得全国皆知的陈明珠的生活作风问题，就连陈明珠的小舅子二苟小的大话后来也上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合记者组的调查报告。他的高论是：“反对我二苟小就是反对俺姐夫，反对俺姐夫就是反对陈永贵，反对陈永贵就是反大寨，反大寨就反对党中央。”“陈永贵倒不了，俺姐夫就倒不了！俺姐夫倒不了，我二苟小也倒不了！”B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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