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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9月20日，周恩来再一次做癌瘤切除手术。这正是第一次全农会期间，报纸上除了学大寨就是评水浒，到处是骂投降派的声音。周恩来心里明白评水浒的矛头所向，在护士把他推进手术室之前，周恩来大声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就在这次手术中，医生发现周恩来身上的癌瘤已经全身扩散，无法医治。邓小平当即指示：“减少痛苦，延长生命。” 12月，陈永贵从大寨回京。他每次外出回来，总要写一个情况报告，主席一份，总理一份。每次必定鼓励一番，至少要打个电话来，说永贵啊，你的报告我看了，写得好，又进步了。你说的事我已经批给谁谁让他们办了。等等。对陈永贵的每一点成绩，每一点进步，周恩来总要表扬几句，但是这一次周恩来没有这个力气了，他已生命垂危。陈永贵情绪很不好，老惦着电话，随时准备一听到305有事就往医院赶。 “305”就是周恩来住院之处。周恩来住院期间，卫生部部长也出来亲自顶班。等闲人根本见不着周恩来的面。陈永贵去看望时也被医疗小组挡过一次驾。陈永贵回到家，给邓颖超打了一个电话，邓颖超跟医疗组打了招呼，说陈永贵愿意去随时可以去，不要阻拦。于是陈永贵就有了随时可以看望总理的特权。同样是副总理，吴桂贤与周恩来的关系就比较远，要求了几次也没能获准探望。吴桂贤没办法就求陈永贵帮忙，陈永贵带着吴桂贤进了周恩来的病房，说：“总理，我给您带了个客人来。” 周恩来病重期间，陈永贵有一次去探望，周恩来握着陈永贵的手说了许多心里话，两人相对，都流下泪来。 1976年1月8日早晨，陈永贵刚起来就接到电话，说305有事，赶快去。陈永贵顾不得吃早饭，跳上车匆匆赶到医院，周恩来已经不行了。这一天的上午9时57分，周恩来在连续昏迷十来个小时之后停止了呼吸。政治局委员们全体赶到，大家都默不作声，唯有江青一进门就高声问：“小超呢？小超呢？” 中午，陈永贵蔫蔫地回到住处，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闷坐在沙发上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不住地唉声叹气。 陈永贵对周恩来的感情非同一般。从1965年到1973年，周恩来三次访问大寨，在社员家里问寒问暖，和社员一起吃玉米面窝头，跟贾进才等老熟人亲亲热热地打招呼，使陈永贵和大寨人感到特别温暖和亲切。周恩来提出了大寨经验的三项内容，他代表毛主席在人大会议上号召农业学大寨，他出面让陈永贵当副总理。他熟悉大寨的干部社员，熟悉陈永贵的一家。陈永贵无论什么事都愿意求教于周恩来，而周恩来对他也总是既耐心又爱护。陈永贵想着周恩来，忍不住就哭开了，哭得老泪纵横。工作人员来叫他吃午饭，他说吃不下。又有人来劝，他就发了脾气。 下午在人大会堂开了几个小时的政治局会，晚上陈永贵回到住处，仍旧靠在沙发上闷头抽烟，还是不肯吃饭，左右劝了半天，又把饭菜从餐厅端到沙发前，陈永贵才勉强吃了几口，一转脸又吐了出来。他是真难过了。再没有任何人去世更能叫陈永贵难过了，包括毛泽东。如果说陈永贵对毛泽东是崇拜，对周恩来则是敬爱。一连几天他吃不下，睡不着，增夜就和衣卧在沙发上半醒半睡地眯一会儿，灯也不关。过一会醒过来又接着抽烟。 这样过了两三天，左右的人沉不住气了，请吴阶平等三位名医专家来看。这几位医生查来查去也找不到病，只说是悲痛过度造成的。 大寨和昔阳在这件事与陈永贵完全一致。周恩来去世的消息传出，昔阳立即给省委和地委打电话请示如何安排悼念活动。得到的答复说，中央没有统一布置，各地不要开追悼会，不要设灵堂，要警惕有人利用悼念总理来干扰批邓。大寨和昔阳不听，从1月10日至15日全县降半旗，1月10日召开有2000多名代表参加的追悼大会。追忆周恩来总理三次视察大寨的情景。1月15日，昔阳三万多人再次在人民礼堂和七一广场开会，举行了隆重的悼念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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