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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贵在批邓的问题上有点为难。毛主席号召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按说就应该坚决批，坚决反，可是邓小平是周总理拉出来的，周总理说邓小平干得好，按说就不应该批，不应该反。陈永贵对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话绝对服从，这下又该听谁的？ 另外，陈永贵对邓小平的印象也不错。在昔阳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时候，邓小平说的话很够劲，逼着各级干部真学大寨，不是假学，也不是半真半假地学。真学，回去就要老老实地干。邓小平还跟外宾说过，全国只要有三分之一的地方赶上大寨和昔阳县，中国的粮食就没地方搁了。这些话很对陈永贵的心思。 陈永贵了解内幕情况，知道批邓是江青集团挑起来的，而他——张文宇——与江青集团的诸位在感情上并不融洽。张春桥统治下的上海对大寨不感兴趣，全国各地都到大寨参观学习，惟独上海郊区不去。这帮人批邓小平搞国民经济，陈永贵也本能地反感。农民不种地吃什么？工人不做工花什么？抓生产也能反么？但是，说起以阶级斗争为纲，不能“以三项指示为纲”，陈永贵又是完全赞成的。大批促大干么，不狠批资本主义，不抓阶级斗争，能管得住么？能大干得起来么？不斗行吗？ 在矛盾之中，陈永贵采取了与华国锋大致相同的立场，该传达就传达，该动员就动员，该开大会就开大会，批起来却不如四人帮及其追随者那么上劲和热心。当然也绝对不反对批邓。陈永贵给昔阳县委的常委们打了招呼，让他们慎重小心，不要随便讲话，随便搞材料。陈永贵说：“材料问题，一多，我就很担心。有些问题已经涉及到我们这里。讲话闹材料最好慎重。……周荣鑫（注：邓小平当时重用的教育部部长，被毛泽东点名批判）在这里接触过谁？我们不知道。你不能随便表态度，谁知道他们搞什么。我们今年一律不外出参加他们的各种邀请会，一下子顶住。非常困难的，一定要注意。B29”他私下嘱咐郭凤莲，让大寨在批邓问题上绕开走。因此，昔阳和大寨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中相对沉默。 但是当时中共中内指导工作似乎已经形成了一种常规，无论干什么，总要先从大寨和大庆这两个典型推开去，大寨因此成了各种运动和活动的样板和推广站。风向一变就有记者追着问，追着写文章。结果，一篇大寨批邓的文章，就在《人民日报》上捅了出来。 华国锋见到报纸，立刻给陈永贵打电话问这是怎么回事，口气很不高兴。陈永贵说他也不清楚，就往大寨打电话责问郭凤莲。郭凤莲尚末见到报纸，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陈永贵就叫她追查，问问县里是怎么回事。查业查去，原来是一位记者末经许可就写了篇稿子发出去了。 类似的事情经常发生。１９７６年北京闹“四五”运动，这个运动后来被说成是邓小平指使的，成了将邓小平撤职的一个由头。当时陈永贵就在北京，他坐在车里，到天安门广场周围看了。他认为这是群众悼念周总理，没有错。可是“四五”运动被暴力镇压的那天晚上，记者找大寨党支部表态，大寨党支部也就得按照上边定的调子说：“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是痴心妄想，白日做梦。” 批邓期间，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策源地，清华大学的校园里铺天盖地贴了无数大字报，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去不去看大字报也是一种政治行为。四人帮动员大家去看，大多数人也去了，可是陈永贵犯了倔脾气。“不去”，陈永贵说，“不是大字报说我是投降派吗？”有人劝陈永贵去小靳庄看看，陈永贵更上了火。报纸上整天都在吹小靳庄，邓小平说了，现在是“学小不学大”，看起来老邓说得对哩，有人拿那个整天赛诗唱戏的小靳庄压大干苦干的大寨哩。陈永贵对进言者怒道：“有什么好看的？不去！我挣的是工分，户口是农村的，有功夫去大寨劳动哩！”结果他到底也没去。倒是小靳庄的代表去大寨参观，由县委宣传部长陈明珠出面接待。 陈明珠请小靳庄的客人讲话人家没讲。陈明珠怒形于色，说小靳庄看不起大寨人。 １９７６年６月６日至１７日，在批邓运动横扫中国的时侯，昔阳县委召开了有４００多人参加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联系实际汇报会”，陈永贵亲临会场讲话。他要求大家联系实际批邓。在昔阳，这个实际就是原昔阳县委书记，当时的运城地委书记张怀英和他的“三个六年”理论。昔阳县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稀奇古怪地搞成了声势浩大的批张、批“三个六年”的运动。陈永贵是这个奇特转化的总导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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